與病毒共存：日本人能為何我們不能

 

  

         日本神奈川縣一間公立逾千人的大型小學打破傳統，早於二○二○學年爆發新冠肺炎時，不懼時勢風向，決心廢除成績表，希望學生不再互相比較，學得快樂，更在意自己的表現，而非名次，亦希望老師有更多時間關注學生。政策實施兩年，成效有目共睹，引來世界關注。當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日本也有停課問題，學校沒有充足的時間與空間向家長說明有關政策的用意，令不少家長都抱怨。在廢除成績表一年後，學校透過問卷調查家長的想法，雖然仍有家長質疑沒辦法看清楚學生平時有多努力，感到可惜，但意外地有多數家長支持學校廢除成績表的決定。

        眾所周知，日本是個精益求精的強國，生產的電器及汽車世界聞名，教育改革不斷與新世界接軌，大家可有想到，日本從小教導孩子的自律生活態度，竟然成就今天與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示範國家。

日本如何走到與病毒共存的康莊大道

         日本一貫採取「軟性封城」政策，政府的角色偏重在「勸導」和「籲請」，全心信賴國民有充足的防疫自律性。二○二○年四月，全球多國陷於疫情快要滅頂的高峰期，時任日本總理安倍晉三認為要避免感染擴散，發佈《新型流感對策特別措施法），向全國發出「緊急事態宣言」，呼籲民眾商家自律，「籲請」國民配合，並無列出任何具體規定和相應罰則。

        「籲請」即「強烈請求」，要求 KTV、夜店、酒吧等場所配合「暫時」停業，餐飲業則「縮短」晚間或假日的營業時間。另外，宣言也籲請電影院、展場、百貨公司、旅館飯店、體育館、博物館、圖書館、夜店、駕訓班、補習班等，建築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以上的公共場所籲請休業，之後亦「強烈要求」各式活動公演必須暫時中止。政府維持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如電力、自來水、天然氣、電信公司等基礎建設單位將正常營運；超市與供應食品、醫藥品、生活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商家得繼續營業。看起來，當天的日本政策很像今天的澳門，但是，日本的大眾交通如巴士、電車、地下鐵及航空不會停駛或減班，高速公路亦將維持正常通行，反觀澳門好像一切都要停擺，還動用了大批警力在街上巡邏，流連在街或遛狗都會被檢控。

        到了二○二一年初，日本再次遇到疫情逆襲，感染人數不斷增加，時任內閣總理大臣菅義偉根據新制訂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發佈第二次「緊急事態宣言」，著重挽救經濟、放寬限制。真的讓人摸不著頭腦，日本不但沒有收緊經濟，反而大力倡議要挽救經濟，只是「籲請」餐飲店提前到每晚八 時打烊，酒類提供時間限制在每天上午 十一 時到晚間七時止，但外送及外帶的餐飲業者不在此限；針對公開活動也逐步放寬，各項活動開放進場觀眾人數部分，政府要求以 五千人或容納人數 的一半作為上限。第二次宣言同第一次宣言，「籲請」對象地區民眾「自肅」（自我管理），避免不必要及不緊急的外出行程，並「特別籲請」民眾在每晚八時後徹底落實。政府亦承諾會維持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有關基礎設施、民生提供、交通服務等都滿滿足國民之所需。

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就提出修法，通過實施罰則，並開始執行。

        二○二一 年三月三日，日本國會通過新版「防疫三法」（新冠病毒對策特別措施法、傳染病法與檢疫法），並於當月十三日零時正式實施。規定如果確診患者拒絕住院，或擅自離開住院醫療機構，將被處以最高 五十 萬日圓罰款；如果民眾拒絕接受篩檢，或對病情進行不實陳述，則可能被處三十萬日圓以下的罰金。至於第三次緊急宣言的管制措施方面，提供酒類以及卡拉 OK 設備的餐飲店被要求停業，超市等連鎖商家「除生活必需品銷售區」外部分也必須停業，公共交通工具將在周末大幅減少班次；各類型體育活動將採用無觀眾模式。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為日本黃金周假期，政府為了不影響七 月份舉辦東京奧運，菅義偉內閣發佈《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進一步解除限制，輿論評估疫情再次逆襲，菅義偉內閣和自民黨政權難以招架。經國會修法，對於違反政府防疫「籲請」的商家和個人，政府將可依照新修訂通過的「新冠病毒對策特別措施法」、「傳染病法」等條文，課以罰金或強制停業等處分。

         二○二一年六月Delta變種病毒大舉入侵日本，確診人數逐漸攀升，民眾焦慮不安，醫療體系幾近崩潰，確診者求醫無門，有染疫者在家延誤失救死亡。到了二○二一年二月，日本Omicron疫情爆發，確診人數最高峰每天是十萬人，一個月有將近死了五千人。剛開始，確診人數暴增的確造成混亂，大家覺得政府指示不夠明確、無所適從。但隨著疫情發展，大家逐漸發現Omicron的中重症人數不像Delta那麼多，患重症通常都是有長期病患的中老年人，染疫死亡率大幅降低。

         目前，有懷疑確診者，可以在家進行抗原快測，如果症狀輕微，只須通報有關當局，自律在家五天隔離，然後就自由。如果病情較嚴重，就主動去醫院求醫。

 

日本人能「自律」抗疫  為何澳門人就必須承受「他律」之苦

        筆者先拋一下書包，講一點簡易的道德理論。著名道德發展心理學家皮雅傑（Jean Piaget，1896至1980）長期觀察自己的兒子及其他孩童，得出人的道德發展階段有三個，第一階段是無律，無律有三個意義，一是嬰幼兒心智太小，無足夠的認知能力管理自己，如餓就哭鬧；另一個是自我中心，就算已經長大，心智還是很自我；三是遇上大喜大悲的意外事件，一時無法控制情緒，如家人遇上車禍，又或是中了六合彩頭獎。第二階段是他律，是幼兒到小學高年級，事事都要他人管理及提點，如上課聲響才回教室，被罵才停止吵鬧等。第三階段是自律，即是說不受外在威逼利誘，不必懲罰與獎賞，樂意找到意義與價值，就能自律。皮雅傑呼籲家長及教師，甚至政府都必須創造充裕的條件與機會讓孩子及國民從他律走向自律。    

         綜觀日本的抗疫政策，有點反理論，從「自律」到「開罰」，但政府所有措施與市民態度都非常刻制自律。整體而言，日本人多半還是靠社會中長期的「自動、自發、自律」、「不要造成他人困擾」等特質「自我管理」。根據日本媒體報導，截至目前為止，遭到政府開罰的商家或個人按比例來說均極低，同時社會既未出現恐慌，市場上亦無搶斷民生或醫療物資的亂象。

      

        防疫要靠「政府嚴管」或是「公民自律」？政府要防的是疫情，還是有額外的防民的任務呢？澳門自六月下旬發現有新冠肺炎病例後，已進行沒完沒了的全民核酸檢測，一天無法清零，一天所有市民都要被插鼻插喉，有評論嘲笑說：「難道日日驗孕就可以避孕？」真是一語中的，而政府帶頭勞役市民，又真是無的放刺，還天天在記者會說已經很有成效。

        再者，澳門從家庭到學校，都過度保護孩子，一直讓孩子處於他律狀態。我們的教育目標是要培養能從無律，走進他律，進而能自律的公民。自律生自主，自主就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就會產生異見及批評，這是常理，亦是一個社會永續發展的必要能力。

    

全民核檢無限輪迴 再讀成語鑑往知來

 

      

    澳門自六月下旬發現有新冠肺炎病例後，市民已聽話接受不知多次的全民核酸檢測，然後每天出門前又要在家做抗原檢測，還是沒達到政府的動態清零目標前，市民鼻孔的鼻屎鼻涕早已清零。當特區政府官員很亢奮說，在全民檢測找到七個陽性個案，達到預期的效果，看電視新聞直播的市民，相信有同感，政府真是「小題大造」，是一眾高官在大學考試時練就出來的本領，亦是不少官員應對疫情記者會回答提問的慣常伎倆。特區政府對中國大陸的研究與抗疫專家採取照單全收，看看上海復旦大學的最新研究，Omicron常人重症率近乎零，而對老人、長期病人等高危人群重症率只有0.28%。

       三司長同台開記者會，行政法務司張永春司長宣佈行政長官批示，由七月十一日至十八日，除了必要的民生物資、超市及食肆外，一切工商業停業。除了繼續進行多輪市民很討厭，但幾近盲目的全民核酸檢測外，市民還要佩帶政府發的N95口罩出行，如不遵行長官批示，有可能被判最高兩年徒刑。一句說到底，一天不清零，市民一天都沒有好日子過。

       疫情一家大小憋在家，甚麼解悶的法寶都出齊，家人間多年積累的恩怨情仇都拿出清算過。大人可以躺平，天真好動的孩子困在狹窄的家，除了逼他們做一些簡單運動，狂做補充練習，真的江郎才盡。一天，在電視櫃底找到多年前買的《成語動話廊》，看到八十年代熊貓博士及YY機械人說成語故事，沒料到孩子很喜歡看，筆者就越看越有體會，原來，看成語故事對今天疫情下的政府愚政，順民平庸之惡很有警醒和參考價值。

 

「杯弓蛇影」及「杯水車薪」下的抗疫愚政

         東漢時，一名叫杜宣的人正要喝長官給的酒，剛好懸掛牆上的弓投映在酒杯裡，看似杯內有蛇。杜宣喝後不適，食慾不振，身體日漸瘦弱。後來，長官來探病，杜宣一五一十將那天喝酒的事說一遍。長官回府後發現原來是壁上的弓投影進酒杯，明白心病還需心藥醫，長官向杜宣重新示範一次當晚的情景，他才恍然大悟，也不藥而癒。後來，「杯弓蛇影」故事借用來比喻及諷刺為不存在的事情枉自驚恐疑惑。

        二○二○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至今，累計全球有五點五億人染病，因病死亡有六百三十五萬人，數字的確很嚇人。七月九日，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表示：「本澳現時應對的是『OmicronBA.5』，上海面對的『OmicronBA.2』不及『OmicronBA.5』強，需要「封城」超過兩個月，才能達到社會面清零。政府決定下星期進行第七至第十輪『全民核檢』」。換言之，澳門市民要學識長痛不如短痛，要接受「封城」、「禁足」才會有好日子過。

       有新冠病毒專家說，病毒突變產生新的變異株時，通常會分裂或開枝散葉成不同的亞型，例如，德爾塔變異株就有高達兩百種不同的亞型。Omicron

變異株也是這樣，已經有的亞型包括BA.1、BA.2、BA.3。世衛組織新冠疾病反應小組的帕弗林（Boris Pavlin）表示：「從那些BA.2病例超越BA.1病例的國家來看，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重症住院顯著增加的情況。」變種BA.5，傳染力跟致病性都更強，正在快速擴散中。據瞭解，新冠病毒確實不會消失，會像流感病毒一樣，假以時日，會像流感那樣溫和。事實Omicron病毒比較溫和，新冠肺炎應該會逐漸演化成高傳染力、低致病性、低重症及低死亡率病毒。目前。澳門的情況就是如此，觀乎許多國家，仍然強調要做好個人與社會預防工作，但為了經濟復甦，更重要的是關顧市民的身心情緒健康，逐步邁向與病毒共存，澳門卻因為杯弓蛇影，竟然與世界先進文明抗疫趨勢背道而馳。

      「杯水車薪」講一個樵夫上山斬柴，聽到救火聲就去幫忙，後來他的柴車也著了火，正好看到路邊有一個杯子，就拿杯子跑到河邊去盛水救火，但火勢猛烈，一杯水根本無濟於事，一整車柴全部被燒毀。

        澳門自疫情開始，到目前為止可能花上超過千億以上，務要動態清零但就犧牲經濟，特別無視低收入工友的生計與家計。看看上海封城七十天，民不聊生，自殺及兇殺頻生，離婚率激增。清零不幾天，又爆出四五十個病例，這不是「杯水車薪」的現代版本嗎？澳門經濟已進入寒冬，政府依然「洗腳唔抺腳」，一於政治正確到底，是不是要庫房掏空，財散才罷休呢！

 

「刻舟求劍」及「緣木求魚」的愚政悲歌

        「刻舟求劍」講一個人正坐船渡江，船到江的中央，他不小心把隨身攜帶的一把寶劍掉到江裡。同船的乘客都替他惋惜，反而，那人胸有成竹，立刻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上一個記號。船終於靠岸，那人立即在船上刻記號的地方跳落水，打撈掉落的寶劍，但就找不到。同船的人紛紛大笑。眾所周知，寶劍掉落在江中後，劍就沉在江底附近，船繼續前駛，寶劍不會順勢前移。

        誠如前述，新冠病毒已不斷變種，就像船不斷前行。特區政府強勢執行中央交下來的抗疫硬任務，與病毒誓不兩立，誓不甘休，誓要動態清零，即是等於當年坐船人刻舟求劍一樣。

        「緣木求魚」講戰國齊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孟子勸他放棄武力，採用仁政，並批評齊宣王此舉好比緣木求魚，必定徒勞無功。齊宣王覺得孟子的話很有道理，便聽從了他的勸告。緣木求魚原義是爬上樹去找魚，有常識都知道是沒有結果的。

        特區政府出盡九牛而虎之力，都想達致清零，其誠意與努力是值得敬佩的。可是，我們做事，切忌「精神可嘉，行為愚蠢」。緣木求魚就是方法不對頭，事倍功半、勞民傷財。印度聖雄甘地曾說：「如果你的方向錯了，那麼速度一點都不重要。」特區政府身陷「刻舟求劍」及「緣木求魚」的愚政深淵中，特區官員中不乏財經專家，一定讀過甚麼叫做「沉沒成本」，換成另一個成語就是「騎虎難下」的意思。如此抗疫清零，只會讓逼市民陪政府一同沉沒。

 

「始作俑者」及「平庸之惡」的順民悲歌

      「始作俑者」的「俑」本是用來陪葬的人偶，孔子認為雖然用假人陪葬，在意念上實在仍與用真人陪葬無異，所以指責最初發明俑的人，一定會得到報應，絕子絕孫。後來，「始作俑者」比喻罪魁禍首。

澳門政府抗疫初期，天天都喊要找出病毒源頭，阻斷傳播鏈，始有清零的日子。可是，到了今天，病例已破千，日內可能超過兩千。不但找不到源頭，更阻不了傳播鏈，清零之日遙遙無期。官員對於病毒的始作俑者非常在意，但對為何一定要堅持清零的始作俑者豈敢說半句真話。

   猶太籍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在探討極權的邪惡本質時，提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她發現成就極權的，通常是一群沒有思想、沒有個性，甚至很有狂熱服務犧牲精神的民眾，他們只懂唯命是從，卻從不問始作俑者，更遑論批判是非得失。鄂蘭另一個身份是記者，目睹執行集中營死刑的主犯艾希曼，在法庭上毫無悔意，還聲稱只是忠實執行上級交落的任務，鄂蘭批評這些群眾犯下後果極為嚴重的「平庸之惡」罪。

   忠實的特區政府官員，在抗疫政策無發言權，清醒的澳門市民都看在心裡。抗疫曠日費時，動用了很多官員、教師、市民大眾的力量。每次去做全民核檢，還沒有進站，已經被執行不同職能的工作人員好好招待，予人感覺非常親切，但又讓人質疑是否動用過多人力。社交媒體上，還有不少人發帖，自言能為全民核檢做義工很光榮，很有存在感。筆者非常敬佩所有為抗疫出心出力的志願工作者，但是，一樣還一樣。須知道，這跟前幾年天鴿風災不一樣，同心抗天災是應該受到鼓勵與嘉許的，但是，當特區政府把苛政包裝成良政，抗疫劣績糖衣化，不斷浪費人力物力時，善良的市民還要順應，甚至力撐嗎？

 

    最後，著名的「父子騎驢」及「殺君馬者道旁兒」也許都值得大家禁足時好好讀的成語，正所謂鑑古之今。特區政府如果願意以民為本，請認真考慮「改弦易轍」！

 

填鴨式教育長大的老師 如何能教出未來社會棟樑

 

   

    工業時代教育經常被尖刻批判，就是教師用過去所學的知識，教導現代的學生，但就無理據確信所教的學生能應付明天的挑戰。同樣，一代又一代受著填鴨式教育長大的老師，又如何能教出充滿創意解難能力的未來社會棟樑呢！據未來學家研判，目前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工種在未來二十年消失得無影無蹤，而相信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新工種會陸陸續續面世。人工智能已逐步且很快取代刻板、重覆、無創意的工作，甚至進佔充滿情理兼創意思考的工作。如果填鴨式教育仍然雄霸教育界，終有一天，我們的孩子就被機器人取替了。

 

填鴨式教育的原理原則

    養鴨人家最清楚，填鴨是指鴨子在關鍵生長期，經常把魚等飼料塞進鴨嘴裡，且要減少鴨子的運動量，使牠極速增重，儘快拿出市場賣個好價錢。填鴨式教育由前蘇聯教育家伊．安．凱洛夫發明，指教育者用盡能掌控的權威，向受教育者施以單向灌輸式培訓，透過聽說讀寫等傳統教學技術，要學生囫圇吞棗所教的知識，不考慮他們是否學以致用。教育者還深信這套方式最能培養最高質素為工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填鴨式教育在中國歷史悠久，自科舉以來，為了達成考試公平，考生須背誦經典詩文，又能引經據典寫出優秀評論政事的文章，高中狀元的機會就更大了。今天，雖然中國已現代化，但仍然用科舉思維去辦教育及各種公開考試，包括高考。每年，應屆考生就像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誰的腦袋記得更多更強，誰就更容易登上名牌大學的殿堂。我們訓練出一群考試的巨人，但就同時訓練出創新解難的侏儒。

    在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無論是流水作業式的工廠，抑或是企業組織，都非常崇尚管理級大師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所發展出的理論，而且貫徹運用，且運用在培訓工業社會需要的人才，填鴨式教育就應運而生。

    泰勒在其扛鼎巨著《科學管理原理》，透過工廠佈置、物料搬運、生產計劃和日程安排等，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泰勒提出新的管理任務：第一、對工人的工作、工序及工時進行精細的科學研究，深信這樣的科學管理才能培訓工業社會所需的熟練工人。第二、從底層無專業到頂層菁英的工人施以分門別類的教育，使之成長，且收到不同的經濟效益；第三、與工人建立協作關係，保證一切工作都按步就班完成，為工廠賺取最大利潤。第四、資方和工人們之間在工作和職責上存在不平等，資方有較大的話語權。

    看看，泰勒的思想備受批評，人們指責他不顧人的情感，把人當成機器，過度傾斜資方的利益。雖然如此，仍無阻泰勒的管理理論引進工業革命後的大規模學校教育。今天，學校就像一家知識生產與複製的大工廠，美其名是因材施教，實質上是在將學生分類，從一般學生到菁英，按教育行政部門及辦學實體的教育方針完成教學任務，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所需要的人才。

 

填鴨式教育的優缺點

    還沒有資訊科技前，甚至說在印刷術還沒有發達前，填鴨式教育實在是最佳的教育，老師單向式口述講課，將濃縮知識高速傳授給學生，再者，亞洲大多經歷過強人威權統治者並不希望國民會思考、會批評、能表達不同意見。當老師上課時，叫學生閉嘴，不讓學生發表意見，這種教室風景跟威權者的高壓統治沒有兩樣！老師關起教室的門來，居然成為教室裡的獨裁者！

    填鴨式教育隨著社及科技發達，出現的缺點越多，主要包括四點：

第一、學生的學習意願低落：誠如前面介紹泰勒的管理思想，與威權政府和學校管理一拍即合。所有的教育宗旨、教學目標、教科書選取、教學法運用、甚至評核標準都是由政府及學校單方面設計好，學生完全沒有發言權。很奇怪，我們已經活在消費主義高漲的年代，可是，家長及學生仍然很懼怕政府及學校的權威，對學校安排的一切都順應，不哼一聲。這樣，試問做為學習主體的學生，怎會有意願學習呢？ 

第二、學生的學習成效低落：也許，很多家長都認識「學習金字塔」，當老師進行填鴨式教育時，就很快出現許多缺點。首先，傳統的老師講學生聽的學習成效只有百分之五。老師運用現代的教學技術，加上了精美的簡報，學習成效可能躍升到百分之二十。從學生的專注學習生理規律而言，最佳的學習時間只有十五至二○分鐘，澳門一堂課通常是四十分鐘。如果老師有用簡報，過了二十分鐘，學習效能就開始倒數，學習效能就堂堂遞減。

第三、老師完全不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態：澳門學校天天都在趕進度，學校通常採用填鴨式教育，學生到底聽懂了沒有？老師按章教學就可以，考試就成為確認學習狀況的最佳憑據。泰勒的科學分工主義與學校的分數主義合拍下，自然而然就成為老師和家長獲悉學生學習成果的唯一方式；升學率也就成為學校自身績效與其他學校之間競爭的憑據。澳門自從開始了變相的聯考，即四校聯考後，更讓填鴨式教育橫行，考試就成為推動學生讀書的強大動力，準確來說，是強大壓力，這不是倒退呢！ 

第四、破壞學生多元海量學習的機會與能力：活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教育時代，網絡上各種資訊與學識都有，如果把老師上課四十分鐘講詞寫成講義，打印給學生自己看，老師的存在價值成疑了。換句話說，當老師上課講愈多，純粹聽說讀寫背默老師指定的範圍，一定會大大削弱學生的多元海量學習能力。仿傚歐美教育先進國家，好好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與發表能力，給他們海量多元的閱讀與討論，甚至爭論，就能讓他們自主吸收知識，解難能力亦慢慢形塑起來。

 

填鴨式教育成長的老師如何進化成有創意解難能力的老師

    填鴨式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延續至今，今天在教育崗位的老師都經過填鴨式教育的歷練。要去蕪存菁，甚至浴火重生，當然要認清前述填鴨式教育的來龍去脈、背後的原理、甚至要覺醒，深深明悟這套方法已經受不了時代的考驗。

    與時並進，栽培學生創意解難能力的方法很多，當代的教育思潮首推翻轉教室，到底甚麼是翻轉教室？如果傳統的教室等於媽媽一力承擔所有廚務，從買菜、洗切、烹煮、到擺上桌上吃，然後清洗碗筷。那麼，翻轉教室就是所有步驟都容讓學生一起參與，由選取教材、訂定教學目標及評核標準、一起備課、師生互動學習，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引起學生的興趣、教給他們能力，持續保有自學的熱情與方法，如結合藝術、音樂、多媒體、分組報告、流行文化、戲劇或桌遊等，教育效果更明顯。

    今天，北歐教育強國如芬蘭、丹麥及挪威，都採用翻轉教室，他們的教育競爭力一直走在世界前端。法國更厲害，自拿破崙立國以來，就大力推動哲學教育，高考必須哲學科及格才能進大學，致力培養能用哲學思考解難的人才。

    其實，近年澳門已經有一兩所傳統名校靜靜地起教學革命，大力引進翻轉教室，成效顯著。更可喜的是，有老師離開教職，創立翻轉教室學會，到學校推廣翻轉教室的理念，甚至做示範教學。更有老師運用「學思達」方法來推動翻轉教室，透過學生自學、思考問題、小組討論、學生表達及教師統整等步驟，讓課堂更精彩，學生學得更好更快樂。

 

    填鴨式教育是工業社會的產物，這家知識工廠企圖培養出能用固有知識去維生的工人。但是，教育不是工廠，孩子不是生產線上的產品，好的產品送出去市場，次貨及壞的就被淘汰。其實，自孔子以來，翻轉教室就存在，只是被工業化的龐大體制吞噬。今天，身受填鴨式教育其害的老師，理應奮發圖強，擺脫填鴨式教育的羈絆，好好善用自主學習的教育方法，為下一代創造美好的教育園地。

抗疫批判思考大哉問

 

   

   

    澳門是個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名城，既有佛教觀音大使，亦有天主教免疫主保聖羅格聖人（St. Roch）保佑這片蓮花寶地。從二○一九年底開始的COVID-19新冠病毒大流行至今，已經感染了超過五億人，並造成超過六百萬人死亡。從最早出現的武漢病毒株之後，期間產生了許多的變異病毒株，其中包括：Alpha、Beta、Gamma、Delta、Omicron，甚至很少聽聞的Kappa、Mu、Zeta等。自二○二○年伊始，新冠肺炎席捲全球，澳門靠著祖先、神仙及聖人庇蔭，加上全城居民決心封城，全民核酸檢測奏效，免於病毒大舉入侵小城，保住全民生命安全。不過，今年六月中，Omicron無源頭靜悄悄攻入濠江，新的病毒株是BA5.1，不是從中國大陸傳過來，是英美留行的病毒株，官員說可能透過急凍肉製品或其他貨物進入澳門。

    兩年多的防疫一夕破功，全城又再次進入半封城狀態，筆者發文時已完成一個多星期以來的第三次全民核檢，政府發出停擺公告，呼籲市民無必要盡量留在家中，確保不被傳染。澳門已經連續三輪全民核酸檢測，動用了龐大的人力、財力及物力資源，深信普羅市民都衷心感謝所有為抗疫盡心盡力的官員、醫護人員、工作人員及義工，他們的無私付出都看在眼裡，記在心理。澳門政府及銀行機關不對外開放快兩週了，市民很聽話，都盡可能留在家中避疫。

    澳門市民真的很可愛又善良，一直非常配合政府的抗疫措施，聽話到讓人覺得是疫下被溫水煮蛙的順民。也許，遵行各種防疫政策時，誠如胡適話齋，常持不疑處存疑的態度，提出具批判思考教育價值的問題，應能幫忙促進防疫，讓全澳市民生回復正常生活。

 

問題一：請告訴全澳市民OmicronBA5.1病毒株有多大殺傷力？

    特首賀一誠於二十三日親臨記者會，說到這個病毒株時說：「不要把病毒視為『洪水猛獸』，病徵又不嚴重，又不用呼吸機，不用進深切治療部（ICU）。」可是，就一直沒有提及是否有重症及死亡個案出現。衛生局局長亦就記者提問這個病毒的殺傷力時，非常玄妙地用了同一種病毒落在不同人身上都有不同反應來回答，即是答了等於沒答。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於六月二十四日發佈消息說，今次的病毒株屬於OmicronBA5.1，傳染力強，以首名感染者為例，與她同住的十三名人士均全部染病，鄭重提醒居民要做好個人防護，戴好口罩，經常清潔雙手。由於突變是隨機發生的，所以很難預測未來的變異株會朝哪個方向改變。然而我們可以跟據病毒與宿主的交互關係來預測大的改變方向。但是，從第一天到筆者脫稿時，感染人數已增加至接近四百人，由八個月大的嬰兒至八十九歲的長者，有打針的亦有沒有打針的。

    既然官方一直迴避OmicronBA5.1的殺傷力，只好在網絡上搜尋相關知識。首先，所有病毒賴以生存必須找到感染宿主，慢漫，病毒會隨著氣候及地理等因素產生變異，會增強病毒感染機率，病毒累積就可能產生新的變異株。因此，目前的變異株會具有較強的「感染能力」。

    有趣的是，所有病毒都必須寄生在宿主，如果宿主染病而死，對病毒繼續感染其他人一點好處都沒有。羅局長其實說得對，往往是宿主的抵抗能力弱，產不舒服、甚至死亡，醫學專家說其實是「意外」的結果，並不是病毒的主要目的。所以，「與宿主共存」才是病毒的最佳解方，而病毒最能明哲保身之舉就是朝著較為「溫和」的方式改變，向「溫和病毒」的路發展下去。

 

問題二：為何澳門不能仿傚先進國家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呢？ 

    既然攻進澳門的不是最初殺傷力強的病毒株，而是一直變種的OmicronBA5.1病毒株，雖然感染力強但殺傷力大減。普遍醫學專家認為，新冠病毒的演化方向會朝向較為「溫和」的方向演化。但又有另外一種醫學理論說，感染人數越多，病毒洗牌效應亦多，有可能變異成較殺傷力強的病毒，目前澳門的清零政策就是源自這種醫學理論，才會採取連番全民檢測，檢測時間不斷縮短，更要出行檢測前先在家做快篩檢測，結果是陰性才能出行。

    其實，病毒與宿主之間的拔河是從有細胞以來就不斷上演，宿主必須不斷的改變，如增強抵抗力，或者是連續接種加強疫苗，才能逃避病毒的入侵；相對地說，病毒也必須不斷的變異，才能一直感染新的宿主。如果「和平共存」指的是新冠病毒對人類社會的傷害到達「可以忍受」的範圍內，那我們應該是有機會達成的。目前，新加坡、台灣、歐美諸國感染人數雖多，但重症及死亡人數下降，為了恢復經濟，必須果敢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

    澳門是個外向型經濟的社會，特首都很坦然說要與內地通關，澳門經濟才能好轉。再者，澳門雖然奉行一國兩制，但在許多政策必須緊跟中央，動態清零政策就是明顯例證，所以，特首才多次說要依賴鍾南山團隊的指示進行抗疫。換言之，要在政治正確與經濟振興之間取得所謂的平衡，澳門不得不走清零之路。

  

問題三：請問我們可以滅絕家裡的蟑螂、外面的麻雀、還有新冠病毒嗎？

    最近，家家戶戶都有很多蚊子及小蟑螂，無論用何種強力的殺蟲水都殺之不盡，甚至說你看到一隻蟑螂，背後的巢穴可能上千隻。其實，早在人類演化之前，蚊子及蟑螂已活躍在整個地表。可是，亦在歷史上出現要動員舉國之力滅麻雀，雖然，最後知道滅絕麻雀，整個生態，尤其農作物會受到很嚴重的損失，決定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黑格爾說得好，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不懂得汲取教訓。今天，澳門已超過四百個陽性個案，年齡由八歲到八十九歲，絕大部份都是無症狀，其餘皆輕症，只有一位六十歲已接種了三劑國藥疫苗的長期病患變重症，但所謂的重症只是呼吸困難，肺部雙側有肺炎，正接受對應治療，情況穩定。這個個案是否足以打臉特區政府，因為官方一直強推打針能有效預防重症。再者，到目前維止，官方都沒有清楚告訴全澳市民這四百多病例有多少人真的沒有打針呢？實在，官方都表態說目前疫苗無法有效防治Omicron，說專家正研製相關疫苗，一旦研發成功，特區政府將盡速引進。

    內地多個省市疫情此起彼落，持續延燒，當局堅守動態清零政策，已耗資一點四五兆人民幣，用在常態化核酸檢測開銷；澳門經財司李偉農亦說抗疫期間，庫房已消耗接近一千億儲備。雖然，澳門尚未進入網格化管理，但是，就是因為奉行清零政策，旅遊、餐飲、消費等皆蕭條。相較之下，歐美諸國如荷蘭及美國，就連亞洲的新加坡、泰國、韓國等國家，因為接種率高，染疫康復後免疫的人也多，病毒威力大減，跟病毒共存已經是常態，經濟及民生已日趨正常。

    問題是，廣設紅黃碼區，不斷把全民核酸檢測，且把檢測時間縮短，市民日曬夜排長龍，還有重點人群加強檢測，沒有全民檢核的日子，不要以為歲月靜好，市民必須天天在家自行做的抗原檢測，再上傳到健康碼，如果要出行做檢測，必須要在同日先在家做抗原檢測，如果沒有，只能望門輕嘆，返家再做快測然後再去預約做檢測。如此這般，也許就是澳門的抗疫日常化。

    今天，當我們只著力推銷防疫，卻一直沒有致力提升澳門市民強身健體才是最佳的自然疫苗，似是本末倒置。當全世界都往與病毒共存這個方向推進，澳門該如何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而又能同時緊跟中央，真的是考驗官員解難智慧及普羅市民批判思考的時候了。

 

拿免費義務教育津貼 辦挑選菁英學校教育

 

      

         在澳門，大家會經常看到義務教育與免費教育兩個詞彙同時出場。一般社會人士及家長們通常關心的是免費教育而不是義務教育，但是，若辦校實體與學校領導對兩者持偏廢的觀念與態度會很影響孩子的教育福祉。義務教育是義務教育，免費教育是免費教育，兩者有若干異同，義務教育肯定是免費，且必須實施普及基礎教育；但免費教育跨越義務教育的年級，不少學校拿實施義務教育公帑，但就從低年級開始大力推行菁英教育，有違義務教育的總體要求。

 

從義務教育的歷史看教育的本質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孔夫子開受薪教師的先河，他帶領學生週遊列國，邊遊歷邊教學，收取的學費也只不過十串風乾牛肉，此後，教育是私人辦學及收取學費。西方古代斯巴達時代，每個年滿七歲男童必須離家，強迫接受國家給予的軍事訓練，可以算是人類最早的義務教育。一直到了一五二四年，發動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在他的文章《An die Ratsherren aller Städte deutschen Landes》（致德國所有城鎮的議員），呼籲市政當局建立義務教育好使信徒能夠自己讀聖經，而不必假手神職人員。很快，數個屬於新教的神聖羅馬帝國地區和德意志地區都先後仿效，慢慢，借助義務教育來達成自學聖經在歐洲普及起來。後來，義務教育去宗教化，進展成培養身心健全與快樂國民的義務教育。到了一七一七年，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國王建立義務教育制度，一七六三年，腓特烈大帝頒布《普魯士邦立學校通則》（General Land-Schule Reglement），又稱《普通學校規章》或《一七六三年邦學校法》，正式實施具有現代化特色的義務教育。最後，受教育權的概念與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基本人權概念整合，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的普遍認同，並於一九四八年併進《世界人權宣言》，成為普世人民都有受教育的義務與權利。

        目前，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中已有一百七十多個實施九年到十五年不等的義務教育。當然，必須正視的是，目前仍有一億兩千萬兒童失學，有兩億五千萬年輕人尚未掌握基本識字和算術技能，至少有七億五千萬青少年和成年人不會寫字，無法融入社會。

 

義務教育的意義與原則

         義務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是指政府有權利亦有義務運用公共資源，包括財力、物力、人力及法律等保障適齡兒童接受普及教育，受教育者有權利有義務享受政府給予的普及教育。換言之，義務教育由兩個權利於兩個義務組成，第一個權利是指政府有權要孩子接受帶有強迫性的教育，另一個是家長是納稅人，有權要求政府給孩子提供基礎教育。第一個義務是政府有義務善用資源讓孩子放心上學，另一個義務是孩子有義務接受政府所提供的強迫基礎教育。

        義務教育有三個基本原則，分別是強制、普及與免費。強迫指按法律要求家長強迫孩子接受普及教育，如果不送孩子上學讀書，無論是何原因皆視違法，會被制裁，如罰款或坐牢等。普及意指普遍與平等，一般國家都會規定適齡學童，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義務教育的權利與履行相關的義務。另一個普及是指納入免費或義務教育體制學校，提供基礎且非菁英式的普及教育。於是，國家地區會制定具普及要求的課程標準、教學標準、經費標準、校園建設標準、學生經費標準等等。所謂免費指不能收取任何學費及雜費，保障孩子不受任何經濟的因素而不能順利上學。　

 

澳門官方版本的義務教育與免費教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其中特區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依法推行「義務教育」。另一方面，根據第九／二○○六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的規定，除義務教育外，本澳亦設有「免費教育」制度。
   　 義務教育為使居民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的規定推行義務教育，即對年齡介於五至十五周歲的未成年人強制實施的普及教育。按照規定，家長有義務每學年為義務教育範圍內的未成年子女，辦理入學或就讀註冊手續，政府和教育機構亦有責任，保障義務教育範圍內的未成年人完成義務教育。原則上，子女就學的義務從年滿五周歲後的首個學年起，直至年滿十五周歲的學年終結，但是，如子女在上述期間能夠合格完成初中教育，則對他的義務教育亦可於他年滿十五周歲前終止。

    　免費教育法律規定，父母有義務安排適齡的未成年子女就學，不過，當子女入學後，父母要面對的便是子女的學費開支問題。這方面，法律上有關於免費教育制度的規定。免費教育學校系統包括「實施正規教育的公立學校」和「提供免費教育的私立學校（入網學校）」，在該等學校接受正規教育的學生，只要是澳門居民，均可以獲豁免學費、補充服務費和其他與報名、就讀及證書方面有關的費用。其中「正規教育」，是指幼兒教育三年、小學教育六年、初中教育三年，以及高中教育三年，共十五年。至於就讀「非入網」學校的學生，雖然未能豁免相關費用，但亦可根據法律規定獲發學費津貼。學費津貼的涵蓋範圍同樣包括幼兒、小學及中學教育各個階段。

        簡要而言，澳門的義務教育是指五至十五周歲的孩子必須接受帶有強迫性的教育，義務教育其實不包括高中階段。免費教育則從幼稚園一年級到高中三共十五年，當然，澳門政府財政充裕，亦非常慷慨，就算留級生仍然獲得免費。

    

明明十五年免費內含十二年義務，但就掙著辦悖離普及的菁英教育

          澳門是個以私立學校為主體的教育制度，本該容讓學校因其辦學理念實施多采多姿的教育，給家長有更多的選擇，給孩子適性快樂的教育，但是，私校又在法律上擁有辦學、行政、財政、課程、教學及評核的自主權。自一九九一年頒行11/91/M《教育制度法律》後，澳門政府試圖透過法律給予的財政與行政干預與私校及角力。從澳門《基本法》到《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一直提供十五年的免費教育，一切收費皆免，都應遵行普及教育要求，各校可各司各法，現實是良莠不齊。但是，由於澳門學生人口少，私校佔大多數，形成或明或暗的惡性競爭，於是，義務教育的普及、基礎及素質要求就因校而異，名校過高要求會逼迫學生自殺，中間水平的學校往往但求無過，不負責任的學校就會讓學生放任自流，澳門教育就是如此與別不同。

        其實，《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的總目標很清楚，說明澳門學校教育的目標培養身心靈健康，學以致用、有良好品德的個人與奉公守法好公民。但是，目下澳門，從幼稚園到高中，幾乎全部學校都只教工業革命時代的零碎知識，充滿升學導向，與現實生活脫節。孩子在學校沒有學認識自我、愛護別人、懂得哲學思考，學習金融理財、熱愛環保與世界和平、在解難生活中領略快樂自在等等，這些正是一個參與現世生活的個體與公民所必需的能力，但都欠奉。

         每每有學生發生校園欺凌、淪為水客、又或是自殺時，行政當局總搬出有關指引做擋箭牌，用個別事件淡化事件的嚴重性，呼籲同學潔身自愛云云。執行義務教育，政府有責任敦促，甚至要求參與學校必須按著教育總目標實施，而必須杜絕學校鑽空子，走法律空隙，拿辦義務教育的公帑大搞菁英教育，置普及基礎教育的宗旨於不顧。

         澳門由免費教育邁向義務教育的路上總是跌跌撞撞，進退維谷！

 

官僚黑白對立思維 比OmicronBA.5.1更可怕

 

 

      

    澳門自六月下旬發現有新冠肺炎病例後，已進行三次全民核酸檢測，官方試圖透過這三次檢測能找出病毒的源頭及控制擴散。可是，美夢成泡影，本週疫情繼續升溫，案例一天增幾十個，特區政府來個加強版，六日連續三次全民核酸檢測，務要找出所有在社區感染個案，從而達致社會面清零。

        近月，香港疫情全面爆發，每天有上千宗確診。七月三日，新任特首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稱：「應該要『壓低』現時疫情確診數字，但未必要用全民強制檢測。」被問到這樣會否演變成為全民強制檢測時，李家超表示：「這又未必需要，全民強制檢測的目的是甚麼呢？真的在疫情開始或是結尾的時候，是嗎？現在我們看到，強制檢測做到我們的目標，亦都有其他配套。」

       同樣都是特區政府，同樣都要切實執行動態清零，以達致社會面清零。澳門全民檢測無限輪迴，香港特首就說全民核檢只在疫情開始或結束時進行。如果李家超說對，不禁要問，澳門是在疫情開始還是結束階段呢？如果李家超是言不及義的話，豈不是有違中央動態清零的硬任務嗎？

 

抗體有時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兩年多，疫情仍在擴展，死傷慘重，全球有四億多人染病，有六百萬多人染病死亡，當中大部份是長期病患的中老年人。一向有媽祖及免疫主保聖羅格庇佑澳門這片蓮花寶地，終於失守破功，澳門政府與全澳市民陷於OmicronBA.5.1抗疫有時的輪迴與倦怠中。政府大力推銷說，只要有打針，就能預防重症及死亡。即是說，只要保持抗體有時，就能捱過這個疫情，歲月靜好。

       事實上，筆者撰文時，有兩名長者搶救無效後死亡，她們都身患慢性基礎疾病，分別是一百歲及九十四歲女患者，前者是一位居住在院舍的百歲老人，沒有打預防針，後者已接種兩劑國藥滅活疫苗。到目前為止，所有患者中打三針得病的大有人在，也有為數不少的沒打針，通常屬於輕症，有正接受對應治療，有的已痊癒。筆者不是醫學專業，只憑常識看，相對於COVID-19在二○二○年在歐美爆發，變種成 OmicronBA5.1的病毒株雖然感染力強大，但殺傷力已銳減。其實，普遍醫學專家認為，新冠病毒會朝向較為「溫和」的方向演化。但又有另外一種醫學理論說，感染人數越多，病毒洗牌效應亦多，有可能變異成較殺傷力強的病毒，目前澳門的清零政策也許就是源自這種醫學理論，才會採取連番全民檢測，檢測時間不斷縮短，令到大家非常奔波，政府務必達到動態及社會面清零方休。試看今天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做到清零，就連剛剛號稱已清零的上海，又有個案出現，最新狀況，安徽有上千個案例，且不斷擴大。

       自古以來，除了天花之外，很多流行傳染病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最多只能靠注射預防針減少死亡及減輕苦楚。目前，很多國家已放棄清零，尤其考量到成本昂貴，代價沉重，反而學會與病毒共存。病理學家還認為過一段時間後，這個病會慢慢弱化成普通流行感冒，不必大驚小怪。其實，感染季節性流感的死亡率約 < 0.1%，Omicron與流感重症死亡率差不多？時間往前推前估算，有一天可能低於流感。

 

抗黑官僚黑白思維二元對立思維有時

        我們的腦袋其實很懶惰，當我們學會貓這種家畜後，大腦就像會拍下貓的圖像，下一次貓再出現的時候，我們就不用想就能說出眼前的是貓。可是，有一天，我們看到一隻老虎時，腦袋就覺得牠很像貓，但無論體形、兇猛及速度都遠比貓厲害，於是，困惑就出現，這時候，非黑即白的爬蟲時代的思維受到嚴格的考驗。我們只能從貓與老虎的異同出發，在黑與白之間建立灰階思考。很簡單，我們從一個世界最黑的人一直排，排到最後一個是全世界最白的人，中間要經過多少人，可能上百個，你就知道我們必須迎接非黑即白的灰階思維時代已經影響我們每天的生活。

         我們的腦袋還經常用史前原始森林的叢林法則去思考，其中包括：

一、戰鬥或逃走：活在原始叢林，天天與大自然及猛獸搏鬥，面對眼前的危險，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拼命抵抗，二是逃之夭夭。二、我們與他們之別：原始部落社會，一定是敵我分明，很容易分出這是我們部族的人，對方是另一部族的人，不管怎樣，都先會界定對方是敵人，甚至是壞人。三、我正確你錯誤：人雖然好奇，願意學習，可是，一旦學會，就很懶惰。我們會把所學的，甚至運用過有效的知識或技能視為正確無誤的真理，而別人的道理就會視為異端邪說，歷史上的悲劇例子不勝枚舉。

       疫情下，普羅市民非常關注疫情最新進展及市民該如何應對，每日下午五點，很多市民都會收看澳廣視最新新聞報導及直播記者會。但是，所有新聞及記者會看似成為政府防疫宣傳機器。就如七月四日澳廣視十三點的新聞，訪問市民對於第四輪全民核檢有何意見時，電視上看到的訪問一面倒說「市民表示理解，非常樂意配合」等等。當聲音只有一把的時候，就暗藏二元對立，即是說市民不理解不配合是不能接受的。

       六月二十九日，衛生局局長羅奕龍稱：「疫情記者會並非『清談節目』，讓大家可討論個案。當局舉辦記者會的目的是釋出相關防疫的系統性信息，並傳達抗疫措施，唔好浪費時間去討論個案。」原來，談個案就是清談，清談就被標籤為與政府對立。稍有常識都知道，每一個病例對政府一直緊張兮兮要追查的源頭有密切關係，怎會被判斷為清談呢！

      按照黑白思維，大家想當然知道有打針跟沒打針會遭到不同的對待。幸好。她打了針，會列為我們自己人，如果沒打針就會被視為其他人。如果樣樣事情都只有黑白、對錯、你我的二元對立思維，這個世界就只會爭論及衝突不斷發生，只會回到原始叢林法則的。

       更嚴重的是，誰主張澳門應該走與病毒共存，誰就是異見份子，馬上招來謾罵。 歐美及亞洲許多國家都走過了清零的路，漸漸接受與病毒共存的現實，且成為全球的發展趨勢。惟是，澳門仍在最開始要動態清零的階段。我們不單只要學習如何聰明地對抗疫情，還要學習對抗不利於澳門居民同心同德，這種黑白分明二分法的荒謬思考。

 

抗疫有時

           抗體其實有兩種，一種就是研發出的疫苗，據說，現在還在研發針對Omicron疫苗，特區政府說，一旦研發成功，會馬上引入給澳門市民注射。另一種是大家都不容易聽進去，就是健康飲食、運動及好好休息所產生的自身免疫力。前者是一門大生意，後者可以很便宜，理應視作相輔相成。

       看到特區政府抗疫非常努力，雖然有黔驢技窮的跡象，但亦願意不斷努力抗疫。七月五日，衛生局傳染病防控處處長梁亦好回達記者提問，六天做三次核酸檢測，會否引起群體感染呢？突然間，政府跳脫二元思維，回答記者說，我們要在風險與清零間取捨平衡。換句話說，針無兩頭利，只有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顯然，要徹底奉行二元對立思維，非常不現實，唯有揚棄黑白二元對立思維，慢慢過渡到灰階思維，抗疫才能真正露出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