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裝的偽術

     明崇禎皇帝曾經喬裝打扮，走進民間，找人為國運算命。有人拿著寫上活神仙三個大字的旗竿，吸引崇禎的眼球，便前去問算命先生是不是世事預知曉？算命先生說無論姻緣、事業都能算準。崇禎隨意在桌上寫了一個「有」字，算命先生說「有」字是「ナ」和「月」組成，分別是「大」和「明」的一半，大明失去一半，這就代表大明江山快要亡啦！崇禎不想面對現實，回應說我寫錯了，於是另給一個「友」字。算命先生一看，眉頭一皺便說，不好兆頭，它是「反」字出頭，意味著有反賊倒戈，恰巧李自成攻進兆陽，殺了皇叔。崇禎更心虛，向算命先生說一時糊塗，再另給「酉」字。算命先生顯得無奈，大呼大明必亡啊，因為「酉」字是「尊」字去掉頭和腳，身為皇帝的九五之尊，無頭無腳就是亡國？崇禎聽後很動怒，咬了自己的長袍，算命先生說，算了，今日就當是免費算卦。崇禎不肯，算命先生說：「別激動，剛才見你口咬衣襟，口下一巾，不就是吊字嘛！很可能皇帝是是上吊尋殉國。崇禎更被氣得差點暈倒，再抬起頭來時，算命先生已無影無蹤。

比《無間道》更荒謬的喬裝真實故事

    二○○二年，由劉德華與梁朝偉主演的電影《無間道》上映，引來很多爭論，故事主角是兩名臥底，分別喬裝身份混入警方和黑社會。當兩人的身分一下子將近暴露，他們要儘快把對方揪出對除掉，以解除自身危險。本為警探的梁朝偉混入黑幫多年，情緒爆發到以為自己真的是黑社會；而喬裝警隊高層的劉德華亦經常以警方身份與黑社會週旋。當年，為許多人而言，只是為搞搞新意思的創意橋段，沒想到，今天，比《無間道》故事更荒謬的劇情天天下午可以在電視屏幕的警方記招上演。

    翻開字典，喬裝原意為改變服裝以隱瞞自己的身份，引申為假裝或裝作的意思。近三個多月，香港反送中示威接二連三爆出警方喬裝示威者，甚至被傳媒踢爆喬裝暴徒掟汽油彈。在每日下午四點例行記招會，就「速龍小隊」闖入車廂打人的，發言人余鎧均竟然拋出一句說：「示威者喬裝市民」也不遑多讓。換言之，示威者可以扮市民，點解警方不能扮市民或示威者。後來，警方直言無諱證實，兩名喬裝警員的確有開槍示警，因示威者意圖搶奪警方的電話和槍枝，並指開槍決定正確且合理。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發聲明譴責示威者，宣稱「有暴徒刻意換衣服打扮成附近居民」。當然，有到過示威現場的人都知道，的確有示威者會離開時「換裝」，不過這主要是為了避開警方追捕，而非偽裝街坊。

齊來認識警方的喬裝論

    從種種警隊的濫權、濫捕及濫暴來看，顯示香港警隊「只許周官放火」的歪理邏輯，警方可以肆意喬裝市民，甚至暴徒，而市民就不能是示威者，邏輯是示威者本來就是市民，不用「喬裝」。

    為何要喬裝？如故事中的崇禎皇帝喬裝平民，只是不想張揚，亦因為怕算命先生得知自己是皇帝而不敢說真話。故此，喬裝的目的是避免因為自己本來的身份影響要辦的事情。同樣的原理，在電影《無間道》裡，無論是喬裝成警察的黑社會份子劉德華，抑或是喬裝成黑社會份子的警察梁朝偉，都是因為只能喬裝，才能避開一切耳目，或是要拿到情報，或是要把罪犯繩之於法。

    若從演化生物學來看，喬裝只有三個目的，方便攻擊、確切穩守及容易逃走。竹節蟲及蜥蝪透過變色喬裝，方便偽裝隱藏，或是突擊，或是躲藏。同樣，喬裝都離不開上述的目的，管他是警察還是特首。

    喬裝只能在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的情況下採用，又或是在非常緊急的狀態下才能使用；再下來是要完全基於公眾利益，不得不透過喬裝；亦可能違反某些可以接受的法律。可是，從喬裝倫理來看，不能假借喬裝誘使對方犯法，不能因為喬裝成另一個身份就可以濫權。更重要的是，當喬裝的目標達成，就必須馬上卸下裝扮的身份角色，而且必須給予對方一個情理法兼顧的抗辯機會。  

    如果按照上述的喬裝論去分析批判，香港警隊除了喬裝示威者或市民以外，真的沒有其他途徑去處理示威抗議嗎？警察當然不能喬裝成罪犯，如投擲汽油彈，藉此誘使示威者仿傚，而又突然變身成為正義凜然，剛正不苛的警員，馬上追捕兇徒。當然，喬裝黑衣人進行無差別打人更是法理所不容。可是，當下香港政府警隊的喬裝論。所以，重點不在於那些街坊、乘客事實上是否「示威者」喬裝，而是讓警察可以心安理得地暴力對待面前的人——因為他們是示威者、暴徒，所以就要用「最低武力」驅趕。

林鄭月娥是一直在喬裝

    反修例以來，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一直在喬裝成不同的角色，想藉此完成其特首任務。首先，自六月以來，雖然有超過三百萬人次和平上街，仍然對五大訴求嗤之以鼻。其實，那時，其實已林鄭已惹怒了中央，卻喬裝成中央非常支持她的一貫做法。林鄭一早知道自己已是一個必須聽命中央的傀儡，卻一直在喬裝成仍然大權在握的香港特首。

    更甚者，林鄭在哭訴自己都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聲淚俱下，一時博得很多不知袖裡的市民同情。原來，慈親是喬裝，是劇本角色的安排，但真正的身份卻是窮追猛補年青人的冷血政客。林鄭錄音頻頻流出，哭訴自己連辭職都不能自主，卻喬裝香港有高度自治，意在擺中央上檯，自己及家人後來免受美國制裁。林鄭一邊擺出喬裝與年輕人對話的姿態，一邊就說要嚴厲緝捕年青人，真是爛戲連場。

    在最新流出給路透社共二十四分鐘的錄音裡，林鄭誠惶誠恐說：「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香港已被顛倒過來，我的生活也被顛倒過來。但這不是自我可憐的時刻，雖然現在我出去是非常困難的。我不能逛街，不能逛商場，不能去理髮店，不能做任何事情，因為我的行蹤將傳播到社交媒體、Telegram和連登，你可以期待一大群穿着黑色T恤和黑色口罩的年輕人在等我。」真好笑，當年，崇禎面對國破家亡邊緣，尚且喬裝平民去找算命先生問卜，林鄭卻置個人逛公司與理髮在香港安危之上。再者，冷血與無恥的林鄭，至少該喬裝，最好能易容，喬裝成善心人士去探望被警察打爆眼的少女，去安慰在新屋嶺飽受摧殘的市民。可惡的林鄭，卻跑出來關心沒有生命的廢鐵，還「禮義廉」地說：「不能因港鐵設施無生命就肆意破壞，這教人非常痛心！」 終於，林鄭不再喬裝，這就是她的本性。香港出此特首，怎能不堅持要她下台，還香港一個不必喬裝的安寧社會。

《引力邊緣》與《火星任務》的孤身走我路

    生命的奇妙可貴之處，在於其偶然與緣份，像我與妻子住得很近，都上同一個教堂，亦有共同認識的朋友，但就互不相識，一直到了大學以後才邂逅，這一股「有緣千里能相會」的引力真的難以言說。

    最近，跟一個讀生物的朋友閒聊，說到引力，又是另一番見解。男人每次射出1億以上的精子，每條精子都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要穿越重重關卡，與女性的卵子結合成新生命，他說精子與卵子之間彷彿存在著股「引力」。說來也是，一億多條精子當中，只有千份之一能夠通過子宮頸，能夠抵達輸卵管的只有幾百條，再能夠遇上卵子的只有數十條，最終只有一條最強壯的精子能夠鑽進卵子完成授精。當筆者觀看完《引力邊緣》(Gravity)與《火星任務》（Mission to Mars）這兩齣電影之後，即時聯想到生與死的掙扎在在需要一股強大的引力，而這股引力原來就是一股助力，讓你從孤獨的邊緣地帶重返世界及人群的中心。

引力從各個邊緣拉進來

    《引力邊緣》英文片名為《Gravity》，中文的意思是「引力」，在物理學上，是指有質量物件之間互相吸引的現象，亦即是萬有引力。英名片名中「引力」一詞，可比喻女主角Ryan與死擋隊友Matt在航天之旅到返回地球的緊密情感連繫的引力。

   《引力邊緣》是一齣太空災難片，更好說藉天空災難訴說人如何在孤獨中求存的哲理片。故事由一連串發生於太空的連環不幸事件說起，女主角Ryna與隊友在太空執行任務途中，被俄羅斯炸毀了一顆人造衛星，其碎片與其他太空垃圾擊毀探索者號穿梭機，只有主角Ryan與Matt兩人倖存。Ryan與Matt與侯斯頓太空總署失去了聯絡，唯有自行求生，並決定利用太空衣上的推進器前往國際太空站。很多次，Ryan險些喪命，幸得Matt多次出手相救。怎知道，在關鍵時刻，即只能有一個人可以存活的兩難處境下，Matt不得不自行解開與Ryan連繫的繩，要不然兩人都會在太空飄流至死。

    Ryan獨自在太空艙裡，幾近崩潰，意欲放棄，滯留在銀河，幸運地出現幻覺，看見已死掉的Matt坐在身旁，給予無限的鼓勵與支持，即時從崩潰的邊緣被一股求生的引力拉回來，因為眼前還有緊接的任務要做，要在有限時間內，與中國研發的天宮國際太空站接上，才能重返地球。Ryan上了太空站將閘門關上，脫去太空衣，身體捲曲，啟動返回地球的程序，返回艙穿越大氣層的過程中，Ryan感到痛苦的表現，結果，返回艙沉在大海裡，Ryan逃離返回艙，並游到岸邊，濕著身的她，幾經辛苦終於站起來，深深吸進一口久違的地球氧氣。

一個人在火星，如何活下去？

    心水清的觀眾一定會跟《火星任務》主角麥迪文玩笑，點解連續在《雷霆救兵》、《星際啟示錄》和《火星任務》三齣戲，都講美國政府願意花那麼多錢去拯救他。麥迪文經常扮演被救的人，但看《火星任務》，他更多的扮演一個自救的英雄。

    一如《引力邊緣》，《火星任務》一樣，只有抵得住孤軍作戰的煎熬，一個人的求生意志，才能無限發揮。麥迪文一個人在火星獃上一千多天，沒有火星朋友，沒有可呼吸的空氣，儲備的糧水又在倒數，該如何自處？

    滯留在火星的麥迪文，又似乎比《引力邊緣》的Ryan不那麼容易受情緒左右，更顯得沒有甚麼懼色，甚至是個萬能太空人。麥迪文為了能夠在火星生活四年，必須利用一些小小的零件，配合化學、物理學，甚至是植物學、生態學原理，竟然可以製造出水分，在居住艙內種薯仔。另外，他又懂得替自己急救，替受傷的身體施手術，縫合傷口。又可以修理太空艙，利用太陽能發電。後來，又懂得在火星不知甚麼地方，尋回昔日探索火星用的通訊車，修理好，再用抽象的十六進制模式，以拍攝照片的方法，嘗試跟地球太空總署聯繫。最厲害的，還是太空艙爆炸，連艙門都毀掉，氧氣流失，他又懂得拿大膠布把艙門封好。爆炸後，他種植的薯仔田毀掉了，糧食不繼，他必須把食量減半，才能熬到同袍來救他。

    面對生死邊緣，麥迪文只能做兩件事，一是進食保命，而是維修太空艙。火星的另一邊廂，即美國太空總署，正面臨三個重大決定。第一個場景是探火星隊伍的太空艙遇上太空風暴，麥迪文被雜物擊中，被吹走了，在危急關頭，隊長決定放棄搜索或營救看來好像沒有生命跡象的麥迪文，命令一行五人即時乘太空船離開火星。後來，他們才之知道麥迪文尚在人間，卻非常懊惱當日沒有好好追查他的下落。第二個決定，是當太空總署署長得知火星上的麥迪文未死，本想立即命令太空船立即折返救人，但署長不敢，因為可能連其他隊員都葬身太空。幸好，有太空物理學專家想到一個簡單折返的路，讓太空船可以接回麥迪文。終於，麥迪文熬過五百多天，亦能成功克服孤獨的歷練，重返地球。

受過孤獨的磨練才能真正重生

    兩齣戲有很多共通之處，都是以太空災難為題材，都講一個孤獨英雄如何走出一般人承受不了的折騰而重生，都講團隊合作勝於一個人的英雄主義。不得不承認，人面對大自然，無論你多厲害如麥迪文，總歸要在無邊無際的大自然面前謙卑匍匐。看看在《引力邊緣》最終一幕，Ryan從浮在水面的太空艙出來，費盡氣力游水上岸，亦要匍匐於泥土上，再慢慢站起來。從演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即是說人是從海裡往陸地發展的生物，千萬不要忘本啊！

    兩齣戲最大的共通點，亦是最重要的是，人是承受不了絕對的孤獨。記得在著名小說拍成電影的《魯賓遜飄流記》裡，主角都要找個排球做朋友，要不然可能會瘋掉。在《引力邊緣》裡，Ryan在幾近彌留崩潰狀態，產生Matt與她對話良久，Ryan才能撐下去。同樣，麥迪文在火星的日子，不停對著電腦屏幕自言自語，及後，靠十六進制能與太空總署連繫後，才能重燃麥迪文超強生存意志。可以說，所謂的引力，說穿了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換言之，引力就是連結，連結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動力，人才能找到要活下去的意義與勇氣。

    當然，為了讓電影能在中國賣座，必然要刷一下中國航天科技鞋。即是說，沒有天宮太空站，Ryan必死無疑；同樣，沒有中國輸出航天科技，麥迪文亦註定性命不保。

    不知道，中美貿易戰開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兩國領導人可有想起，打破僵局之道，不如一起坐下來，看看這兩齣電影後再說。

澳門堪稱世界掘路中心

     早前，賀一誠不停落區聽民意說政綱時，有網民在有關報導留帖說：「邊個做特首都好，最緊要唔好成日掘路。」看起來很好笑，那只是一個很日常的訴求，但就很能夠代表澳門的民意。    

童年路難行但知足；今天掘路，路更難行、奢侈、荒謬

    童年時住議事亭前地，印象中只有1至5號巴士路線，還記得1號線開去青洲，5號線開去關閘。當時，路面上車輛不多，佔多數的是單車，佔最少數的是私家車。那時，澳門許多路段都鋪上充滿歐洲特色的龜背石，石屎路不多，路面總是凹凸不平，甚至殘破不堪。也許，當時的澳葡政府經濟並不豐裕，極少看到有修路工程，更遑論重鋪路面。澳門經濟繁榮後，政府庫房財政穩健後，掘路開路工程越來越頻繁，慢慢，澳門市民就要被逼要接受一套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邏輯，就是澳門越有錢，巧立名目的道路工程就越多。

堪稱一絕的世界掘路中心，審計報告揭四宗罪：冇標準、冇協調、冇紀錄、冇監督

    掘路儼然已成為澳門的「風土病」，而且病入膏肓。試看二○一七年五月審計署發表的《道路工程的協調管理》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道路開挖工程遍地開花，世界罕見，批評相關當局對於亂象「視若無睹」，道路工程協調小組「如同虛設」。審計署發現，二○一四及二○一五兩年內曾進行開挖路面的道路工程總數達三千四百五十八項，其中私人道路工程（包括提供電、水、電訊、電視及天然氣等服務）的管線施工佔九成四，其餘為公共工程。而在抽查的三十六個超出首次批出工期的個案中，最高的延誤日數達七十二日，總延誤日數更高達一千日。

審計結果顯示，道路工程協調小組並非權限機關，其功能定位只屬溝通平台，但小組會議既不能掌握過去兩年的所有工程，也不會產生正式的協調結果供小組成員落實執行，所以即使投入了不少資源，亦有不少人參與，並沒有產生實質的成果，尤其是沒有嚴謹的機制為避免出現兩年內重複開挖道路把關。

    審計署又指，部門解決問題的能力及魄力固然是協調道路工程的關鍵，但是次審計卻反映相關部門無論是前線人員還是管理層均在工作崗位上得過且過，敷衍了事，未能充份展現服務公眾的擔當和誠意，於是在不同層面、不同環節都接連出現於理不合的失誤和偏差，令道路工程變成整個社會的沉重負擔；又指上述問題的癥結除了主事者的承擔不足和積極性不強，更突出的狀況是漠視自身工作不善對廣大居民正常生活的影響，如不從根本上改變管理和行事作風，加強責任感和執行力，從道路使用者的角度設身處地審視影響公眾的情況，即使設立更多委員會，最多也只能起輔助作用，未必能妥善解決問題。

越多道路工程越顯繁榮進步，還是越顯利益輸送更猖獗？ 

    本來，一個問責有為的政府，理應好好汲取審計署的報告，致力改善問題。問題是意見未必接受，態度很可能變本加厲。筆者住慈幼小學附近，半年來，重鋪學校巷、西坑街及和平斜巷的大小工程波及家門一小塊地段重覆開挖四次之多，既浪費人力物力，又給附近居民添煩添亂。

    自二○○七年開始，澳門使用建築廢料堆填區處理建築廢料，沒想到，十二年就爆滿，嚴重超負荷。政府急忙增加一百萬立方米的堆填空間。建設發展辦公室更推出堆填區地質改良工程美名，透過土木工法將堆填區的底層淤泥固結沉降，以穩定底層的淤泥及創造更多的堆填空間，完成地質改良後將繼續建設惰性拆建物料跨區再利用項目在澳門方面的篩選設施及其配套設施。

    今年，澳門仍然遍地開花，最為市民關注的是美副將大馬路的公交專道工程，工期約五十天，會是大塞車的重災區。單單這個暑假，有關當局就安排涉及學校周邊的道路工程，涉及主幹道的工程有二十一項，數量與去年差不多；有四項為跨年度工程包括內港雨水泵站和箱涵建造工程，而在七月陸續開展的工程共九項；道路工程無止盡，尚有一百七十九項未開工；部分大賽車跑道也將在八月上旬重鋪，面積約一點五萬至一點八萬平方米。

    從來，澳門道路工程的透明度不高，市民亦只能從啞忍到被逼不聞不問，就算問亦沒有滿意的答覆。市民每每走在街上，只看到有關中標的工程公司的名字懸在鐵碼上，都是大公司，熟口熟面，不難讓市民猜疑為何都是那幾家公司中標，當中是否存在利益輸送亦成疑問。儘管澳門有大亦有小社團不停發聲批評，但成效幾近零。

看看奧地利為何不停掘路及大塞車

    上世紀八十年代，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因為塞車問題嚴重，展開了一系列交通整治計劃，曾經有過不錯的成績，但塞車依然。時至今日，市政府反其道而行，將塞車視為一種控制交通的手段，透過設置單行道、禁行區、市區限停九十分鐘，甚至刻意窄化車道、定時封閉馬路、還不定期來個掘路等，花樣多多，但目的只有一個，透過製造行車不便、迫使人們放棄在市區開車，改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這一系列舉措，竟然收到預期以外的成果：市內交通滿意度升至89%，市空氣滿意度升至78%；維也納居民有40%透過公交出行，而透過自行車及電單車出行則降至27%。連維也納政府都沒料到，這些舉措引來鄰近國家的艷羨目光。

    當然，政市交通成功的關鍵在於有完善的公共交通運輸計劃，而其核心理念是：讓大眾交通運輸對市民而言變得無可代替。近年，歐洲多個國家爭相推行免費公交，試圖增加市民對乘搭公交的吸因引力及信心。為奧地利而言，便捷的公交遠比票價低廉甚或免費更有價值。

    維也納的公交以區間火車、地鐵、輕軌及巴士組成， 一般走路三至五分鐘就可以乘搭到公交車。在這個完善配套基礎上，市府再下一城，推出市區年票。在維也納市區內，單程車票一律為二點四歐元，約等於用澳門通搭車的收費金額。但年票一張只售三百六十五歐元，即一天一元的車資，但就可以在同一天無限次搭乘上述的所有交通工具。年票一年售出八十萬張，對增加使用公交產生積極正面的果效。市府此舉亦帶豐厚的回報，有更多的資源擴充交通網及提昇公交品質。

    澳門公交一直為人詬病，塞車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輕軌快要通車，但又能真正舒緩交通擠塞嗎？ 

建構以人為本的掘路中心

    維也納藉掘路打造善用公交的美好城市新面貌，澳門如此多掘路工程，又是否曾參考奧地利的經驗，試圖遏止車輛不斷飆升，逼市民無可奈何地搭公車。

    維也納交通政策規劃操刀人是科技大學教授克諾夫拉克（Hermann Knoflacher），他在接受德國傳媒訪問時說：「一個人性化的大都會應以人為本，著眼於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共同生活；而私家車及電單車是破壞都會生活的，因為那讓人只專注自我，而罔顧其他行人。」

     澳門只有四十四點二平方公里，居民六十七萬，外勞超過二十萬，機動車輛有二十三萬多架，真是人車爭路之都。撇開上述的利益輸送猜疑，新任特首將於十二月就職，可有想到澳門市民活在一個很非人化的道路網上，如何師法亞洲及歐美先進諸國，優化道路工程效能，先要優化有關官員的辦事能力，更重要的是優化整個政府的以人為本的施正思維，澳門才是宜居宜遊的都會。

    賀特首可有勇氣率先解決這個老問題，當我們環繞澳門一圈，發現無任何掘路工程，澳門市民的快樂指數肯定馬上飆升。     

港澳兩地「暫」不適宜實施社會信用系統

    近月，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指出廣東省今後三年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任務，其中包括「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系建設（即是大灣區社會信用體系），並稱將推動與港澳開展信用資訊共用、信用評價標準對接、信用產品互認、信用服務機構資質互認等合作，探索依法對區域內企業聯動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措施」。」港澳市民反應嘩然，有媒體就此訪問了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米健，他書面回應說：「澳門不會實施內地社會信用評價體系。」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亦澄清措施與香港無關，社會信用體系「只適用於廣東省，絕對不會在香港實施」。換言之，按照兩地官員的說法，港澳兩地都不適宜實施社會信用系統。今天絕不會，不等於明天不會。所以，《信用中國》網站上「地方信用」一欄有香港、澳門及台灣，只是無法進一步了解具體狀況。

社會信用系統的來龍去脈

    一九五六年，美國數據分析公司 FICO 創辦人William Fair和Earl Isaac研發了一套數據預測借款人違約風險的方法，發現「好」的貸款對象，是有固定電話和住址、工作相對穩定的人。他們於是成立顧問公司，為銀行製造顧客的計分卡，以分數作準則，決定顧客分數是否低於可接受的水平。

    中國建立的社會信用系統，靈感亦是來自信用評分，為了更好維穩政權及監控人民，所以，將所有公民都納入系統，通過社會表現和經濟能力，進行獎懲。雜誌 WIRED分析，上至企業，下至個人，每個單位都有一個信用代碼，永久記錄所有評分活動，換言之，每一個中國人都背負著一個可加可減的分數。

    社會信用系統應該包括經濟實利層面與倫理道德層面。經濟實利層面針對市民的經濟活動中履行該有的權利與義務，其中包括出行、營商、負債及守法等等。透過經濟實利層面的表現與調控，試圖達到道德倫理層面的誠信果效，其中包括道德操守、人文修養、文明作為。

    加拿大「環球郵報」曾經報道，中國記者劉虎因報道審查制度和政府腐敗，二○一七年試圖出國尋求政治庇護時，才發現自己被評為「不合格」，不夠分數買機票或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後來，更發現自己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據報導，評分較高的居民，可以在醫院賒數代支醫藥費，租樓可付較低的押金，免費使用校園的健身設施等優惠。相反，低分者享用公共服務的次數大減，乘搭公車不可使用先上後付的系統，租共享單車要付更多押金，禁止借貸、買機票及高鐵票，甚至影響子女無法升讀大學。最可怕的一點是——他們紛紛透過捐血和做義工來提高自己的分數。單單是二○一八年，大陸就有一千七百五十萬人次因分數太低而被禁買機票，而禁買高鐵票分別為亦超過一千一百萬人，中國法院累計公布失信被執行人超過一千萬人。

    社會信用系統依靠大數據科技監控系統來收集市民的行蹤及數據，其中包括人臉及步姿辨識技術，準確度超過99%。天羅地網的監視，市民如赤身露體，誠如歐威爾在其小說《1984》說的「總是有個大佬在睇實你！」人，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變成一束束等候被收集的數據，被大數據所圈養。你不知道你何時被扣分，亦不知道何時你會榮登街上大型電子屏幕，失信表現在公眾前被「示眾」。

一套用他律鉗箝制自律的維穩系統

　　著名道德教育學家皮雅傑（Jean Piage）說：「人是由自我中心的無律，慢慢透過他律學會應該遵行的法律與規範，最終要成為自律的人。」換言之，他律只是手段或一道門，目的是要培養懂得自律及獨立思考的人。換言之，社會信用系統是一套透經濟實利作為「他律」手段，捨棄培養自動自覺的公民教育，強迫市民成為表面「自律」，實際已經自我馴化的「他」律良好公民。

    美國學者富勒（Lon L. Fuller）認為道德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願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另一種是義務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顯然，我國傳統的道德誠信是願望的道德，內化於心才能外化於行，強調的是修身及遵行約定俗成的道德倫理、是內心的自我約束，一旦失信雖然可能會受到親朋的鄙視、內心的愧疚，但不會在社會活動中受到太多的限制與懲罰。義務的道德則是指有秩序的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規則，例如，不可殺人、不可偷竊的宗教誡命，一個人如果違背了義務的道德，便可以對其行為加以譴責，甚至繩之於法。若是做到了義務的道德，也只是該做的，沒甚麼好稱讚的。

    願望的道德比較接近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而義務的道德比較接近法家的以法治世之道。換言之，儘管今天社會信用系統還不是法律，但已產生最低道德要求的法治阻嚇作用。

威權政權製造白色恐怖及自我馴化

    社會信用系統是一套沒有經過全民參與的管治系統，是擴張國家權力的機器。澳門立法議員蘇嘉豪接受訪問時說：「內地現行以至任何形式的社會信用體系，理念與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規定、精神和核心原則不相容，再者，透過這種違反平等原則、人格尊嚴、侵犯私隱，以及含糊武斷的獎懲制度，去『震懾』市民『安份守紀』，是將人視作達成某種特定目的而對之施予規範的『工具』，而非將人視為具有內在價值而應給予最低限度尊重，這種管治態度從來不是，亦不應成為本澳遵循的理念價值和生活方式。」蘇嘉豪促請政府交代有何具體措施，避免類似社會信用體系的專制式監管價值觀在政府體系及民間散播。

    內地現行以至任何形式的社會信用體系，國家機器整個滲透到私德領域，國家決定甚麼是道德、甚麼是美、甚麼是好；人人口都是潛在的不道德、不倫理、違反社會、缺乏責任的人。面對白色恐怖，人民「為了」獲取更高評分，而不擇手段做更多好的行為，去討好政府所定下的道德標準。血庫存量的確會上升，但這些血很多不是發自內心去幫人救命的血，而是為了一己贖罪而流的血。當一種道德行為降格為一種手段時，即使可帶來好的結果，都是屬於違反道德。例如，做好人，是道德的，但「為了」得到經濟實利而努力做好人，動機不純，令好人失德了。
    被逼加入了這個系統，人民還會非議政府嗎？還敢上街示威嗎？還敢上訪嗎？還跟朋友亂說話嗎？說算你敢，你的親戚朋友都會群起制止你，因為你會「陀衰家」。

    多年來，中國一直透過威權政治思想教育及數碼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管治社會人民，輕易就掌握國民一切生活動態，現在一部手機中的定位、可以曝露個人的大部份資訊，方便監控。中國密鑼緊鼓發展個人識別系統、5G高速傳訊等，亦是有著協助監察及控制的強烈政治企圖。而這個「馴化」國民的系統已成功建構出來，且在十多個城市成功試行。

 

    大灣區社會信用系統步步進逼，今天港澳台還是很桀傲不馴，所以暫時不宜實施，明天當大家都自我馴化時，就會變得很適宜實施。

台灣的不平等人文景觀

    哲學家湯瑪士•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維坦》中說了一句曠世名言：「人生而平等。」自此，許多國家領袖都愛把這句話寫進獨立宣言、法律、甚至憲法裡。人生而平等的確讓人嚮往，亦是許多政治家笞矢志追求的理想，亦被現實主義者揶揄為過於天真浪漫。一九四五年，喬治•歐威爾繼《一九八四》後，推出另一本諷刺所謂人生而平等的名著《動物農莊》，書裡有另一個與人生而平等對著幹的名言，就是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不過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千百年來，平等與特權不斷博弈。

    也許，人在某些層面真的生而平等，如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時。但是，有人快樂不知時日過，有人卻度日如年。香港自六月開始，警民衝突連連，影星杜文擇在其網路時事節目說：「警察打市民叫執行職務，市民打警察叫襲警。」平常，大家都覺得這兩句話沒問題，但當警察濫權時，這兩句話就更顯得警察與市民權力處於不對等而非常憤慨。

    八月與妻子帶著兩個孫子去了台灣，在原住民聚居的南投春陽，男孫子跟一位賽德克族的張媽媽學織布工藝。察言觀色，總感受到比比皆是的不平等人文景觀。

計程車司機快樂哲學人文景觀

從桃園機場出來，上了往南投的公車，再轉車到埔里，還要上一輛計程車，方能到達我們的去處春陽天主堂。司機是一位六十歲姓賴的長者，專門開夜班，即傍晚到翌日清晨，也許是長年熬夜的關係，人顯得比較蒼老。賴司機說開晚更車主要有三種客人，第一種就是喝醉酒不能自行回家的，有平地人亦有原住民；第二種是突然有急病的，因為山區離醫院很遠，晚上又沒有公車開出的原住民；第三種是因為家人生病或發生其他意外必須馬上回去探望照顧的原住民。賴司機一副看透世情的態勢說，曾經月入過百萬台幣，但亦可以很快花光了。現在，妻子及兒子住台中，留兩百萬給妻子旁身，一個人住埔里，晝伏夜出，無事泡茶聊天。碰到人不會問你賺多少錢，只會問對方快樂與否。人生就是要快樂，錢足夠，生病有便宜的台灣健保，還怕甚麼。錢已經不重要，煩惱亦逐漸丟光，最要緊吃得飽，睡得好，對自己好對別人好，其他都不重要。如果你不快樂，你怎能讓人快樂呢？

下車後，突然想起孟子說的名言「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賴司機享受的是獨樂樂，兩百萬台幣的安家費真的能抵得上與妻兒一起的眾樂樂，難道，私樂與齊家的眾樂真的可以等量齊觀嗎？

霧社事件後的春陽人文景觀   

    來到這裡，終於明白山地人為甚麼會如此安逸。南投被台灣中央山脈這天然屏障擋住，大颱風打到南投亦只能下一場大雨。晚上天氣有點潮濕清涼，夜裡睡覺要蓋上一張薄被。清晨四點半太陽就跑出來了，日間氣溫雖然有點高，但山區涼風陣陣，既不需要風扇，更不見家戶有裝冷氣，陽光充沛，不消幾個鐘頭，晾曬的衣服就乾透了。

    六點多原住民都起來，一邊吃早餐，一邊抽煙喝酒，跟三五知己把酒同歡。生活的確無聊透頂，喝帶有提神的藥酒保利達，就像是注射進體內的麻醉劑，已慢慢侵蝕原住民本有的強悍生存鬥志。真的沒錢時，就到處打零工，換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零錢；肚子餓了就會獨自或聯群結隊上山打野豬，甚至在山上過好幾天才下來。

    從埔里到春陽大概四十公里，沿途都是原住民的部落，有很現代化予人安居的磚瓦屋，亦有方便興建亦方便拆卸的鐵皮屋，但仍然有少數喜歡住在山上，過著狩獵的生活。按目前台灣的法律，允許原住民合法持有槍械。但是，平靜的生活卻因為日本入侵而爆發了霧社事件起了劇烈的變化。本來，原住民就保守住「男狩獵、女織布」的傳統。不過，現代化都市生活給南投的原住民很大衝擊，男獵女織的傳統快要退出時代舞台，許多原住民無一技之長，只好變賣家園來換取現金，但是，坐食山崩的日子終究會來臨，只剩下生鏽的獵槍及封塵的織布機，何以維生呢？更遑論保住其傳統生活及工藝呢？

    根據維基百科的報導，1930年，臺灣處於日治時期，發生的原住民武裝抗日事件，地點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霧社，離春陽只是五分鐘車程。事件起因是賽德克族原住民不滿日本統治當局長期以來苛虐暴政，頭目目莫那•魯道率領德克達亞群各部落，發動襲擊由日方建立的樣板聚落霧社，趁霧社公學校舉行運動會時襲殺日本人。事發後立即遭日方調集軍警，以飛機、山炮、毒氣等武器強力鎮壓；而起事的賽德克族人雖在襲擊成功後即回撤備戰，但仍不敵日方的強大武力，身為起事領袖的莫那•魯道飲彈自盡，參與行動的各部落幾遭滅族，數百位族人在寧死不屈下集體自縊，餘生者則被日方強制遷至川中島（今南投縣仁愛鄉西北端的清流部落）集中居住與管理。2011年，由著名香港導演吳宇森監製，台灣著名導演魏德聖執導的寫實悲情電影《賽德克•巴萊》，就是把當年的事件搬上銀幕。

    想來真的很諷刺，現代都市人以為自己很了得，其實就是個工作狂，更好說是個工作奴隸。南投原住民沒工作的觀念，就算有都只是餐搵餐食餐餐清的生活哲學。到底，今天原住民被牢牢困在春陽真的是平等的對待嗎？   

埔里住的大部份是平地人，他們最怕原住民從山上移居成為鄰居，因為他們大多數放浪形駭，經常會叫一大群原住民朋友來大吃大喝，都會滋擾鄰居，最慘就是房價馬上下跌，顯示族群間難以平等和睦相處。

春陽有鄧麗君《甜蜜蜜》的叫賣車的人文景觀

    今天的霧社是個小市集，能補充春陽部落沒有市場各種需要，無論是坐車經過，抑或是置身其中，似乎只剩下美麗的景點，至於當年的歷史傷痕，好像已拋諸腦後。

    我跟妻子及兩個小孫子住在春陽天主堂，中午之後，幾近找不到吃的地方，要去霧社又太遠了。所以，只好在天主堂的廚房煮吃。鄰長說除了週日及週一外，每天上午十一點多，就會有一輛小貨車路過，用揚聲器播鄧麗君的《甜蜜蜜》，人們就會出來，選購菜、肉及水果。沒想到，鄧麗君的歌會成為叫賣車的文宣，亦成為心理學交替反射的媒介，大家一聽到歌聲就知道要去買菜做飯，一如康德一出門散步，附近的婦女就知道日落西山要煮晚飯。

也許，只有我這個外人才會從平等角度去看賽德克族的傳統與現代，目睹他們要走上現代化的都市生活舞台，平等到底為他們是好還是壞事呢！

暴政•暴力•暴徒

    七月二十一日晚，香港元朗發生無差別打人事件，一群穿白衣的疑似鄉黑份子在港鐵站內見人就打，不管是大人小孩及孕婦，都無一幸免。有評論認為這是林鄭月娥政府試圖透過警黑合作，恐嚇市民，藉此讓市民活在恐懼中，不敢再舉辦各種大小形式的示威。按照香港法例第 575 章「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訂明，只要「作出或恐嚇作出行動」，有「導致針對人的嚴重暴力；導致對財產的嚴重損害；危害作出該行動的人以外的人的生命」意圖，而且為「威嚇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基本上都可以落入恐怖主義的定義。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科系助理教授Lynette H. Ong說：「國家需要依靠第三方暴力，是因為它們根本就是十分虛弱：不與違法力量合作，根本無法推行日常政策與打壓工作。」一個由官、商、警、鄉及黑五個「暴徒」組成的暴政天天在侵害香港的安寧、自由及民主。

先有暴政才有暴徒

    滿清末年，民不聊生，暴政連連，孫中山發動革命，意欲推翻滿清，建立民主國家。當時，孫中山被滿清政府揶揄為「四大寇」，所以被暴政說為暴徒。可是，今天，從日常訪問市民到歷史教科書，孫中山會被稱為「國父」或「革命家」。 

2014年，台灣爆發反服貿學生突然攻佔行政院事件，暴徒成為爭論熱點，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李筱峰於立法院外指出：「每一個暴政都會稱他的反抗者為暴徒。」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清華大學教授呂忠津則強調：「學生是為了重新建立民主理想，才到行政院展開和平非暴力的抗爭行動，同學們都很單純，但不清楚社會存在很多陷阱，包括有一些民眾疑似故意衝撞或進入行政院大樓，但是不能抹煞同學在此次追求民主過程的努力和貢獻。」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中國評為最安全的城市，但今年的評分跌到十三。眾所周知，就是因為林鄭政府強推「逃犯條例」這個暴政，引發一連串的抗爭，由兩百萬市民和平遊行到勇武人士衝擊立法會。七月二十二日，林鄭開記招，仍說一個多月來深切思考暴力的根源。說來奇怪，證諸歷史，暴力的根源就是暴政。

    五月初，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中文版。來得非常及時，讓我們可以深層了解暴力的根源來自暴政。提摩希在《暴政》一書中，引用一九三三年德國國會縱火案，務求利用普羅大眾的恐慌情緒，逼使德國人臣服於獨裁情況之下，讓人民認為政府的行動來得理所當然。話說回來，七警打曾健超案輕判、警察無理開槍、元朗黑幫無差別打人，政府都是輕輕帶過，事事想不了了之，就是暴政，市民已充份覺得過去擁有安寧不再，警察不再是保護人民，政府亦不主持公義，所有建言都不被接納，當一切和平理性的工作都無法讓政權改變，暴力就出現了。可惜政權還指責只破壞立法會設備、中聯辦國徽，毫無傷人的情況下，仍然被污名化成「暴徒」。

解構真正的暴力

    世界衛生組織對暴力的定義是：「蓄意運用物質武力或權力，威脅或傷害自身、他人或社群，導致或極有可能導致受傷、死亡、精神損害、不良發展或困苦。」（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依據這個國際公認的定義，市民短暫破門攻入差不多空無一人的立會、用鐵馬佔領道路，比起150個催淚彈、平射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警棍扑頭、胡椒噴面，哪一種行為更容易「導致或極有可能導致受傷、死亡、精神損害、不良發展或困苦」？試問一個有民意基礎選出來的立法議員如游蕙禎、梁頌恆、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等被立法會秘書長DQ；警隊封鎖示威者離場的通道、高調攻入商場、政權強行通過壓抑自由、漠視民意的法例，哪一種行為更可能「威脅或傷害自身、他人或社群」？這些制度上的不公義暴力比言語及身體的暴力更具殺傷力。研究暴力的專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對暴力和權力的理解。她指出暴力（violence）本質上的是一種命令與服從的關係，只能是工具性的，需要建構一個目的，以合理化其使用或執行。由於暴力本身缺乏認受性，因此單以暴力作為統治手段，自然無法為政權提供合法而穩固的力量（strength）或權力（power）。
根據阿倫特的分析，暴力不僅無法為權力背書，本身缺乏合法性，因此需要一個師出有名的藉口。然而，當其服務的對象自身也缺乏合法性，例如是強推條例、謊言管治、偏頗執法的香港政權，又或是不守警例、選擇性執法的警隊，採用暴力只會進一步失去民衆的認受。而當管治者缺乏民意的支持，就只能採用更大的暴力去打壓反抗，也就是阿倫特所指「政權無能（缺乏權力）是孕育暴力的溫牀」（impotence breeds violence）之意。

令人髮指的第三方暴力　

    七月二十一日晚香港元朗多名白衣男子在元朗西鐵站手持木棒追打市民，對現場人士拳打腳踢超過半小時才散去，賊過興兵，始有警察來，且說沒有發現持有武器，事件轟動全香港，有不少聲音懷疑這些惡煞與政府有關。原來，早有歷史佐證上海黑幫頭目杜月笙曾協助國民黨政府維穩而出動惡煞。在學術界，早有不少研究分析政府與「惡煞僱傭」的關係。

    過去曾有不少學者研究政府與第三方私人僱傭暴力的關係。二○○六年至二○一五年間，有Alvarez 、Carey、Colaresi 與 Mitchell皆研究提及，這種方式對政府來說，最明顯好處就是「否認性」，也就是政府能夠否認暴力事件與他們有關。元朗恐怖襲擊事件，林鄭馬上回應犯事者與政府毫無關係，警務處長更強烈說與他們勢不兩立，但在一般市民心中，鄭盧是此地無銀三百両。其中，近期與香港關係最密切的研究之一，可說是多倫多大學政治科學系助理教授 Lynette H. Ong 的論文「惡煞僱傭﹕中國的國家高壓管治與『日常鎮壓』(Thugs-for-Hire:State Coercion and Everyday Repression in China)」。

     Ong 指，極權政權如中國經常動用第三方暴力（如黑社會）打擊示威者與請願者，目的都是一樣，就是達到鎮壓效果。暴力對實踐不受歡迎及違法的政策十分有效用、有效率。因為這方式可以令國家逃避責任，維持合法性。然而這種形式亦有其代價﹕國家體制的合法性及人民對國家的信任，勢必受損。她說，借用暴力的管治手法只能支撐體制的專制統治，對強化其管治基礎毫無幫助。「惡煞僱傭」是有組織罪案　目的是助政府鎮壓公民

    為何國家會使用「惡煞僱傭」？Ong說主要是因為政府認為暴力對某些問題，是最有效果和效率的解決方法。一般來說，若政府要推行非法或不合理的政策，而公民不妥協；又或政府要打壓公民運動時，就會使用「惡煞僱傭」。然而，Ong指出，僱用惡煞也有極大惡果，其中之一是，市民會對政府失去信心，進一步動搖政府的合法性。此外，許多研究亦指，惡煞的行動往往違反人權，如使用過度暴力。

    香港大學退休教授周永新在報章撰文說：「懇請特首不要用「暴徒」來形容曾使用暴力的示威者，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使用暴力是否違法，自有法庭裁決。但「暴徒」一詞，指的是那些目無法紀、但求破壞、危害他人財物和性命的人。我們的年輕示威者是這樣嗎？形容他們為「暴徒」，只會進一步加深政府與年輕人的對立和仇恨。」

先有「人本教育」後有「人本善治 」

     一九四三年年六月，中國文豪朱自清先生在昆明《大國民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人話〉的文章，大概一千多字，既風趣幽默又不失現實地討論北平當年的一個地道用語。話說在北平生活過的人都會懂「人話」是甚麼意思，人與人口角時總會動氣，然後沉不住氣破口問對方：「你懂人話不懂？」或者說：「你會說人話不會？」這是指對方講話「離地」，亦可能是冷酷無情。可見「人話」雖只二字，卻是鏗鏘有力地敲問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朱自清是謙謙君子，文字精練，即使講到「人禽之辨」，語氣都還是又客氣說：「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這叫拐著彎兒罵人，又叫罵人不帶髒字兒。」那個感嘆號隱約看到一點斯文的朱自清都有點火氣了。
    全世界一樣，天下官員愛打官腔，十居其九都是帶你遊花園，甚至憑著不是人話的「廢話」脫身，進而搶佔道德高地。自六月起，香港警民衝突頻繁，官員無能，每每透過無聊的記者招待會重覆說「予以最嚴厲的譴責」。須知道「譴責」一詞，其英語為Condemn，意指呼渴停即將發生的不公義事，而不是事發後的假惺惺，說來「譴責」詞已被香港政府濫用到毫無力量可言。

新聞女神利君雅的「請講人話」論及CCTVB新聞小花何曼筠的「人本論」

    香港元朗七月二十一日爆發恐怖襲擊，真的是人神共憤。警方涉嫌串通新界鄉黑，讓無差別傷人事件在文明大都會香港發生，引起市民及全世界的極大反響。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特首林鄭月娥率領導班子召開記者會，由於特首講的都不是「人話」，記者們都按捺不住，港台利君雅義正詞嚴又直截了當地爆seed說：「特首！尋晚成晚你去咗邊呢？尋晚你瞓唔瞓得著？尋晚係咪大龍鳳？講人話呀你！999打極唔通呀！警署點解會閂閘呀！」最精彩的一句說︰「講人話呀唔該你。」利君雅是香港出生的巴基斯坦人，會考中文拿A，一句「人話」，一針就戳穿高官權貴用以遮醜的所謂「官腔」或「語言偽術」，最難能可貴的是要求特首「講人話」，還傳神地加上「唔該你」三字，十分地道鏗鏘。在電視屏幕上看到林鄭被利君雅等記者撕破特首的新衣，狼狽憤怒，但在鎂光燈照射下，不得不硬著頭皮上回答：「我以為我已經答咗」。「以為」二字就不是「人話」。
    在同一個記者會上，有一名TVB記者何曼筠質問林鄭說：「頭先一開頭譴責中聯辦行動後先講元朗襲擊係咪覺得塗鴉國徽緊要過元朗人身安全？另外你會唔會定性元朗事件為暴動？」林鄭指，定性對日後檢控工作沒有意義，以免再引起焦慮和誤會，每一個案件應由警務處調查，然後再經律政司不受干擾研究及決定是否檢控。至於為何記者會先交代中聯辦被損毀後，才談及元朗事件，她表示希望公眾不要這麼大焦慮，解釋「香港的治安好緊要，香港作為商業金融中心是好緊要，香港市民日常生活受到保障好緊要，但我相信每一位市民都認同，香港能夠繼續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亦非常緊要重要，甚至至為重要」，所以有些激進人士污損國徽，已踐踏「一國兩制」中一國原則，對香港傷害非常大。看完林鄭的言論，跟七月一日示威人士撞破立法會三塊玻璃一樣，都是所謂國體及立法會三塊碎玻璃遠勝於人命尊嚴。

會講「人話」源於接受過優良的「人本教育」

    多年前，在香港明報看到一個外婆投稿的文章，標題是：遲了三十年的醒悟。三十年前，即這一位婆婆初為人母，有一個三歲的女兒。有一天，女兒在客廳玩耍時，不小心把父親的一具名貴古董打碎，母親看到，馬上前去，不是先看女兒有沒有受傷，而是看那具古董是否可以修復。之後，才一邊指責女兒，一邊幫她包紮傷口。沒料到，三十年後，這位媽媽成為婆婆，竟然歷史重演。有一天，小孫女在客廳玩耍，亦是不小心打碎了一具古董，當年的小女兒已經是媽媽了。身為外婆，很想第一時間上去看看小孫女有否受傷。可是，就看到女兒已上前，又是用三十年前自己的話責罵外孫女，正要上前勸止女兒別再罵，怎料女兒跟媽媽說不要管怎樣教女，且說三十年前亦受過如此的指罵。頓時，這為外婆痛心疾首，非常後悔。

    婆婆把遲來的醒悟化成文字，警惕世人錢財乃身外物，一定要以人為本，把人生命尊嚴放在第一位，人們才能真正快樂；筆者多加一句，社會才會得到長治久安。

        人本教育是把人從生物本能的狀態出發，發現自己的自然性、人性、群性、靈性，甚至是宗較教信仰裡神聖的學與教過程，所以又稱為人文教育。人本不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內容，而且影響到物質文明及宗教文明的建設。它是構成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化個性的核心內容；是衡量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個國家的國民人文修養的水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準。

    人文素養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學科是集中表現人文精神的知識教育體系，它關注的是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由自然生物性到靈性信仰的進路發展里程，人有血有肉及私慾偏情的軟弱人性，亦具備能超凡入聖的靈性，所以才堪當萬物之靈。據此，人文素養就是從自然生物蛻變成愛人如己的，回歸熱愛自然大地，進而敬天愛人的生活態度。

        現代「人文精神」一詞英文為humanism，通常譯作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其核心思想為：（1）關心人，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值，重視人神兼融；（2）張揚人的理性，反對物化及神化；（3）主張靈肉和諧、既立足於塵世生活，又嚮往超越性精神。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有三個層次：（1）人性，對人的幸福和尊嚴的追求，是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2）理性，對真理的追求，是廣義的科學精神；（3）超越性，對生活意義的追求。簡單地說，就是關心人，尤其是關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價值，尤其是尊重人作為精神存在的價值。

    此外我們也必須在公私生活當中，以體諒之心，持續避免造成他人的痛苦。以下的行為違反了我們共同的人性：出於惡意、沙文主義、或是自私心態，而產生暴力的行為或言語；削弱、利用，或是否定任何人的基本權利；煽動仇恨情緒或是詆毀對方──即使是敵人也不可以。我們也承認，我們已經不再以仁愛之心生活，而且有些人甚至由宗教之名，造成人類更多的不幸。

    林鄭政府至今仍然傲慢、死不認錯，甚至涉嫌出動鄉黑恐嚇市民不敢再出來抗爭，試圖逆轉民意。林鄭月娥是天主教徒，一定讀過聖經所說：「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或者，人還能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的代價？」

    筆者深信，林鄭從小所心領神會的教育，只如何是考第一，在她的視野裡，只有成王敗寇，只有成敗得失。就是欠缺人文精神及人本教育的滋養。換言之，證諸先進民主國家，能善治的為政者必然是一個或一群深受人文教育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