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兩地「暫」不適宜實施社會信用系統

    近月，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指出廣東省今後三年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任務，其中包括「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系建設（即是大灣區社會信用體系），並稱將推動與港澳開展信用資訊共用、信用評價標準對接、信用產品互認、信用服務機構資質互認等合作，探索依法對區域內企業聯動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措施」。」港澳市民反應嘩然，有媒體就此訪問了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米健，他書面回應說：「澳門不會實施內地社會信用評價體系。」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亦澄清措施與香港無關，社會信用體系「只適用於廣東省，絕對不會在香港實施」。換言之，按照兩地官員的說法，港澳兩地都不適宜實施社會信用系統。今天絕不會，不等於明天不會。所以，《信用中國》網站上「地方信用」一欄有香港、澳門及台灣，只是無法進一步了解具體狀況。

社會信用系統的來龍去脈

    一九五六年，美國數據分析公司 FICO 創辦人William Fair和Earl Isaac研發了一套數據預測借款人違約風險的方法，發現「好」的貸款對象，是有固定電話和住址、工作相對穩定的人。他們於是成立顧問公司，為銀行製造顧客的計分卡，以分數作準則，決定顧客分數是否低於可接受的水平。

    中國建立的社會信用系統，靈感亦是來自信用評分，為了更好維穩政權及監控人民，所以，將所有公民都納入系統，通過社會表現和經濟能力，進行獎懲。雜誌 WIRED分析，上至企業，下至個人，每個單位都有一個信用代碼，永久記錄所有評分活動，換言之，每一個中國人都背負著一個可加可減的分數。

    社會信用系統應該包括經濟實利層面與倫理道德層面。經濟實利層面針對市民的經濟活動中履行該有的權利與義務，其中包括出行、營商、負債及守法等等。透過經濟實利層面的表現與調控，試圖達到道德倫理層面的誠信果效，其中包括道德操守、人文修養、文明作為。

    加拿大「環球郵報」曾經報道，中國記者劉虎因報道審查制度和政府腐敗，二○一七年試圖出國尋求政治庇護時，才發現自己被評為「不合格」，不夠分數買機票或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後來，更發現自己被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據報導，評分較高的居民，可以在醫院賒數代支醫藥費，租樓可付較低的押金，免費使用校園的健身設施等優惠。相反，低分者享用公共服務的次數大減，乘搭公車不可使用先上後付的系統，租共享單車要付更多押金，禁止借貸、買機票及高鐵票，甚至影響子女無法升讀大學。最可怕的一點是——他們紛紛透過捐血和做義工來提高自己的分數。單單是二○一八年，大陸就有一千七百五十萬人次因分數太低而被禁買機票，而禁買高鐵票分別為亦超過一千一百萬人，中國法院累計公布失信被執行人超過一千萬人。

    社會信用系統依靠大數據科技監控系統來收集市民的行蹤及數據，其中包括人臉及步姿辨識技術，準確度超過99%。天羅地網的監視，市民如赤身露體，誠如歐威爾在其小說《1984》說的「總是有個大佬在睇實你！」人，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變成一束束等候被收集的數據，被大數據所圈養。你不知道你何時被扣分，亦不知道何時你會榮登街上大型電子屏幕，失信表現在公眾前被「示眾」。

一套用他律鉗箝制自律的維穩系統

　　著名道德教育學家皮雅傑（Jean Piage）說：「人是由自我中心的無律，慢慢透過他律學會應該遵行的法律與規範，最終要成為自律的人。」換言之，他律只是手段或一道門，目的是要培養懂得自律及獨立思考的人。換言之，社會信用系統是一套透經濟實利作為「他律」手段，捨棄培養自動自覺的公民教育，強迫市民成為表面「自律」，實際已經自我馴化的「他」律良好公民。

    美國學者富勒（Lon L. Fuller）認為道德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願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另一種是義務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顯然，我國傳統的道德誠信是願望的道德，內化於心才能外化於行，強調的是修身及遵行約定俗成的道德倫理、是內心的自我約束，一旦失信雖然可能會受到親朋的鄙視、內心的愧疚，但不會在社會活動中受到太多的限制與懲罰。義務的道德則是指有秩序的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規則，例如，不可殺人、不可偷竊的宗教誡命，一個人如果違背了義務的道德，便可以對其行為加以譴責，甚至繩之於法。若是做到了義務的道德，也只是該做的，沒甚麼好稱讚的。

    願望的道德比較接近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而義務的道德比較接近法家的以法治世之道。換言之，儘管今天社會信用系統還不是法律，但已產生最低道德要求的法治阻嚇作用。

威權政權製造白色恐怖及自我馴化

    社會信用系統是一套沒有經過全民參與的管治系統，是擴張國家權力的機器。澳門立法議員蘇嘉豪接受訪問時說：「內地現行以至任何形式的社會信用體系，理念與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規定、精神和核心原則不相容，再者，透過這種違反平等原則、人格尊嚴、侵犯私隱，以及含糊武斷的獎懲制度，去『震懾』市民『安份守紀』，是將人視作達成某種特定目的而對之施予規範的『工具』，而非將人視為具有內在價值而應給予最低限度尊重，這種管治態度從來不是，亦不應成為本澳遵循的理念價值和生活方式。」蘇嘉豪促請政府交代有何具體措施，避免類似社會信用體系的專制式監管價值觀在政府體系及民間散播。

    內地現行以至任何形式的社會信用體系，國家機器整個滲透到私德領域，國家決定甚麼是道德、甚麼是美、甚麼是好；人人口都是潛在的不道德、不倫理、違反社會、缺乏責任的人。面對白色恐怖，人民「為了」獲取更高評分，而不擇手段做更多好的行為，去討好政府所定下的道德標準。血庫存量的確會上升，但這些血很多不是發自內心去幫人救命的血，而是為了一己贖罪而流的血。當一種道德行為降格為一種手段時，即使可帶來好的結果，都是屬於違反道德。例如，做好人，是道德的，但「為了」得到經濟實利而努力做好人，動機不純，令好人失德了。
    被逼加入了這個系統，人民還會非議政府嗎？還敢上街示威嗎？還敢上訪嗎？還跟朋友亂說話嗎？說算你敢，你的親戚朋友都會群起制止你，因為你會「陀衰家」。

    多年來，中國一直透過威權政治思想教育及數碼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管治社會人民，輕易就掌握國民一切生活動態，現在一部手機中的定位、可以曝露個人的大部份資訊，方便監控。中國密鑼緊鼓發展個人識別系統、5G高速傳訊等，亦是有著協助監察及控制的強烈政治企圖。而這個「馴化」國民的系統已成功建構出來，且在十多個城市成功試行。

 

    大灣區社會信用系統步步進逼，今天港澳台還是很桀傲不馴，所以暫時不宜實施，明天當大家都自我馴化時，就會變得很適宜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