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7日 星期二

為什麼暑假一定要在夏天?

 

     踏入春夏之交,作業考卷改不完老師,以及正在苦讀的孩子,都在期待暑假快點來臨,甚至,會聽到莘莘學子說:「暑假來臨,就終於自由啦!」這不期然想起兒時讀過一首好玩的打油詩《四時不讀書樂》,雖然出處不詳,但絕對是經得起時代考驗。

  上世紀三十年代,林語堂先生在一次題為《論讀書》的演講中已引用過,到今時今日這首打油詩依然瑯瑯上口,可見它確實道出莘莘學子的心聲。《四時不讀書樂》首兩句「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大家都耳熟能詳,但下兩句是什麼呢?原來流傳着很多版本,包括「秋高氣爽正好耍,嚴冬難耐望來年」,以及「秋有蚊蟲冬有雪,收拾書本好過年」。當然,一定有我輩耳熟能詳的「等到秋來冬又至,收拾書包好過年。」

    兒時只有吹熱風的風扇,那有現代舒適的冷氣。兒時澳門一般家庭都清貧,那時又未有免費教育,亦沒有童工法律,所以,漫長的兩個月暑假,正好賺點書簿費,更有些聰慧手腳又敏捷的孩子,多賺一點幫補家計。我輩的暑假當然是去珠繡廠拿珠片回家釘,亦有同學做原子粒,到了十幾歲,就到那時非常蓬勃的製衣廠或針織廠當什工。因此,暑假從來都不是躺平或渡假的小確幸。

暑假設在夏天的起源

    暑假點解要在夏天?這是一個很少會問卻非常有趣的問題。眾所周知,正規中小學制度的形成與工業革命有密切關係。雖然,教育制度早在古代就存在,但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正規、分年級、以課堂為核心」的中小學教育體系,其制度化與普及化,要是在工業革命之後逐步建立起來的。

    十八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導致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工廠需要大量有基本讀寫能力、能夠守時、聽從指令的工人,這促使政府與資產階級推動普及基礎教育,以培養合格勞動力。隨著人口從鄉村流入城市,社會結構劇變,治安與社會秩序維持成為挑戰,學校制度成為社會管控的一部分,教育被用來教導紀律、道德與公民責任。在工業競爭激烈的背景下,許多國家開始認識到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德國普魯士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全民義務教育制度的國家之一,其模式後來被其他國家仿效,包括今天我們生活的澳門街。

    關於暑假的起源,其實跟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嬗變有關。歐洲與北美的暑假制度源自十九世紀工業化前的農業社會。那時,夏季是農忙時期,孩子需要幫忙耕作、收割,學校因此停課。例如美國早期學校學年分為「冬季與夏季學期」,春秋則因務農暫停。十九世紀末,在美國城市如紐約,因為夏天炎熱、無冷氣設備,校舍條件惡劣,導致學校於夏季放假。工業與農業需求相互作用,逐漸形成固定的夏季長假。雖然現代不需學生幫忙務農,但制度慣性與旅遊業、補習產業的結構依賴,讓夏天長假仍延續至今。

    地處南半球的澳洲、紐西蘭、南非、阿根廷、巴西等都在冬天放暑假,季節與北半球相反。這些國家的「暑假」通常落在十二月至二月之間,實際上是「當地的夏天」。換言之,他們的暑假也是設在「夏季」,只是那是南半球的夏季,並非「在冬天放暑假」。

暑假一定要在夏天是刻板的定錨嗎?

    理論上「不是必須」放在夏天,但是,這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文化習慣、家庭旅遊、政府辦暑期活動等原因,讓暑假成為夏天的代名詞。然而,從教育設計與學習效果看,放假時間與季節無絕對必要性關聯。也有學者主張應重新設計學期結構,分散長假,避免學習斷裂。

    暑假安排在夏天,實在因為天氣炎熱,的確容易讓學生昏昏欲睡,影響教與學的效果。放暑假可以讓師生有充足的時間休息、旅遊、參與活動或補習進修。記得以前,有夏令班,給成績不及格的同學有一個月的時間補修補考。當然,亦可以有充裕的時間促進親子互動,甚至離開澳門一段時間,密集相處以增進親子感情。

    漫長的時間會造成經濟學的「暑假滑坡現象」,長時間未接觸課業,導致學生學習退步,尤其是低成就學生更明顯。如果大家記憶猶新,新冠肺炎,學生連續多月沒上課,復課後,亦需要很長時間彌補中間的滑坡缺失。所以,學習不連貫,教學節奏中斷,需花費開學數週重新複習與適應。其實,對有資源的家庭可讓孩子參與語言營、夏令營等活動,讓他們更有競爭力,更大幅度拉開貧富孩子之間的距離。對於雙職或單親家庭而言,放長暑假無疑造成照顧壓力,為無法請假的家長而言,兩個月需找安親班或托育機構,費用與壓力增加,更悲哀的是許多兒童獨留在家,弱勢家庭則多空窗期,在家看手機或打機過沉悶的暑假,顯然是一個引發家居生命安全的計時炸彈。

    以色列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認為思考過程是由「定錨」(Anchoring)與「調整」(Adjustmet)兩個階段組成。定錨就像船在海上必須拋錨到海底,穩住在一個定點,而調整就是有風浪,船亦只會在一個可接受的範圍裡飄浮。三百多年過去了,支持夏天放兩個月的暑假的重大理由已經不復存在,但我們仍然是受了定錨刻板思維制約。有更多的教育心理學研究顯示,一周到十天的短假期比長假期更有助於心理健康、時間高效運用、教學活動的優質完成。我們已經進入AI高科技年代,刻板的制度正是整個世界正要淘汰,不斷創新正是政府施政及教育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可是,我們偏偏就被綁架住。為了彌補這個缺口,我們耗費了很多資源辦暑期活動,平情而論,這些活動成效毀譽參半。

聰明的暑假優化建議

    將暑假分拆為幾個中等長度的假期,如每十週上課後放二至三週假,例如日本的「學期制分散假期」就是一種很有彈性的處理。其中最大的優點是避免學習中斷太久,也讓師生有喘息空間。

    實施試行「學習性暑假」,鼓勵開設非正式但富教育性的夏日課程,例如 創客營、閱讀計畫、戶外探索課程等。對弱勢學生提供公費或社區式暑期托學與補教支持。亦可以採取實驗性分區放假,根據地區氣候或資源配置,安排交錯式暑假制度,讓旅遊或教學資源平均使用,如法國分區放寒假策略就是最佳例證。

    再來,可以整合遠距學習,設計暑期線上學習計畫,讓學生保有彈性但能持續學習,例如英國將「暑假作業」改叫「暑假學習挑戰」(Summer Learning Challenge),由於有各種不同的挑戰形式,讓學生將每項成本的上傳,這樣才可以互相觀摩,製造暑假之間的互動,而且也可以直接完成老師指定的學習項目。

    暑假設在夏天不再是教育上的必然選項,而是一種社會文化與歷史制度的結果。在知識型社會與家庭結構多元化的今天,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學習與休息之間的彈性平衡,以及教育公平的制度安排。

救救家長、救救孩子、救救老師

    今年的五月一日星期四是勞動節強制假期,有奉行五日制的學校連五月二日星期五都放假,然後星期六日放假,五月五日星期一是佛誕假,全部加起來就是五天假期。學校把平常這些假放了,然後就縮短暑假,以滿全政府必須上學一百九十五天的要求,卻把假期分攤出去,顯然是非常聰明的做法。

    須知道,澳門雖然沒有很明顯的升學壓力,但是,莘莘學子從小就在起跑點上競爭得很激烈,功課繁多、測驗頻密、考試段數往往比其他地區多,點點滴滴造成的學業壓力非同小可。如果政府及學校,樂意緩解家長的管教焦慮,真心為學生及老師減負,為何不把行諸三百多年的暑假一定在夏天做個徹底的「起錨」,讓假期真的起了緩解學業困苦的作用。

    誰說暑假一天要在夏天?不是政府說了算,亦不是學校說了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也許,是時候讓我們一起靜靜地為暑假起革命吧!


2025年5月2日 星期五

看《虎毒不》敲問為何出生率一直低落

 

    前兩天坐巴士,鄰座有一對母子,母親大概三十幾歲,兒子大概三歲。一會兒,母親問坐在旁邊的兒子可不可以給她抱一下,沒想到兒子搖頭拒絕,讓母親有點難為情。母親再請求後,兒子說你給我一萬元就讓你抱一下,少一元都不可以。母親想了一下,就跟兒子說,從你在媽媽肚子裡開始到現在,我已經花了不知道多少個一萬元,那麼,我就可以抱你很多次啊!兒子來不及回應,母親就把她一抱入懷,坐在旁邊的我,看到那位母親熱淚盈眶,悲喜交集。那一刻,我同意那位母親說,養一個孩子真的不知道要花上多少個一萬才行。可是,我更看到錢亦不是萬能。  

    特首日前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推出政策組合,當中包括給家有三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月1,500元津貼,年度總額達18,000元,三年結算共54,000元;同時,又將出生津貼從5,418元調升20%至6,500元,結婚津貼亦上調4.6%至2,220元。特首強調此舉旨在構建生育支持體系,應對日益嚴峻的少子化挑戰。這套涵蓋增進婚育、生育、養育三階段的補貼方案。回顧歷屆特區政府,無不高度重視出生率,惟是,除了投放資源及資金津貼以外,似是黔驢技窮。

看《虎毒不》敲問為何出生率一直低落

    《虎毒不》正在戲院上映,一齣看後讓人心酸的悲情戲,除了道盡都市雙職媽咪的困境外,亦揭示出這一代婦女為何對生育擔驚受怕。《虎毒不》片名讓人聯想到成語「虎毒不食子」。這句成語人人聽過,意思是虎雖凶猛,尚且不吃自己所生的小老虎,比喻人皆有愛子之心。言下之意,一個母親照顧初生嬰兒再辛苦,都會全力以赴撐下去。然而,電影製作人將片名斷在句中,除了營造類似歇後語般與觀者互動之感,話說到一半的懸宕,也是對約定成俗的價值觀提出質疑──「虎毒真的不食子嗎?」

   《虎毒不》電影的英文片名「Montages of a Modern Motherhood(當代母親身分的蒙太奇)」。的確,拍過《輪落人》的導演陳小娟擅長寫小人物的悲情故事,導演故意把一個初人為母的種種,化作瑣碎片段,再整理出電影「蒙太奇」,其中不乏新手媽媽淑貞(談善言飾)周旋於照顧嬰兒的秘辛、婆媳與夫妻之間的衝突、工作與親職的抵觸等,一一化作「蒙太奇」鏡頭。《虎毒不》不僅拍的是一個普通媽咪,而是拍出整個社會結構如何壓迫、如何削弱、又如何將掙扎其中的新手母親推向極端邊緣。近年,產後憂鬱症案例不斷攀升,甚至有抱著初生嬰兒跳樓輕生的案件時有發生。

    《虎毒不》劇情講述一個小康家庭迎來一個新生女嬰,淑貞經歷六年嘗試才成功懷孕,吃下自然產又剖腹的「全餐」後,堅持擠母乳,不給孩子喝奶粉,為了安心,盡量讓自己人照顧孩子,而不考慮育嬰中心;因此,她得看奶奶臉色、就近託她照顧,後期意見不合兩人鬧翻,另找保姆的精力及金錢損耗,也加重了淑貞養育孩子的難度。

    初為人母的淑貞以為自己是個幸福婦女,有一個老實負責的老公,又要與老爺奶奶同住,但都可以接受,更天真的以為仍然可以繼續上班,當一個很喜歡的麵包師傅工作。女兒出生後的淑貞,面對的是厚重的現實壓力,包括丈夫以為賺錢養家等於愛家,等於盡好做丈夫的責任,卻從來不知道,淑貞需要的聆聽及幫忙,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加班,一次又一次的與朋友借酒缺席,其實包含若干的逃避;奶奶的三餐及湊仔不力問責,娘家的無處容身,漸漸逼得她喘不過氣。周而復始的日常迷宮,是擠不出的母乳、無效的溝通、永遠不夠的睡眠,還有難以兼顧的麵包店全職工作。在無數個孤獨的深夜,深怕騷擾鄰居睡眠,只好抱著不停哭哭啼啼的女兒,呆站在湖邊,束手無策地等待天亮,但是,噩夢依然侵蝕淑貞。

    再來,淑貞的母職生涯過得六神無主,在閨密勸告下,加入社群媒體「曬孩」,試圖找到若干的點子改善自己的困苦。沒料到,「不能輸在起跑點」的觀念,使孩子從出生那刻即開始比賽,加上育嬰院醫護的保健指標及商人行銷育兒用品的推波助瀾,從嬰兒的身高體重,到何時學會翻身、爬行、說話,都變成家長拿來比較的依據,淑貞女兒皆出現「不如標準」的狀況,從奶奶到旁人,不由分說,將矛頭只指向淑貞,是否懷孕時不夠注意身體?母乳是否不夠營養或量不足?是否沒有給予寶寶充足的愛與陪伴?莫須有的罪名多不勝數。

    在家當全職媽媽後,淑貞逃不過被開除的厄運,身為開明的「現代新女性」,淑貞當然無法接受人生就這樣只為別人而活,除了誰的媽媽、誰的妻子之外,「我」又是誰?「我」又剩下什麼?事業身體時間通通被犧牲殆盡。《虎毒不》除了紮實呈現母親的日常光景,更有打破世人對憂鬱症患者刻板印象的意圖,以達成呼喚大家更重視相關議題、關心身邊親友的社會意義。

   《虎毒不》是一面眾生相的鏡子,照出都市社會裡母職的種種困苦,夫妻相處浮現的男女大不同的苦況,婆媳關係更讓許多作為媳婦左右做人難,更難的是遇上一個孝順仔丈夫,更是孤苦伶仃,裡外都不是人。

特首岑浩輝的建議對不對?

    特首岑浩輝在立法會抗辯說:「現在澳門的出生率統計,所有人在這裡生的小孩都算進去,不管爸爸媽媽是不是長期住在澳門,這樣可能看不出真正在澳門長住的家庭生了多少小孩。」如果我們只想知道「真正澳門人」生了幾個孩子,就得把「本地居民生的小孩」跟「短期來澳門的人生的小孩」分開算。這和計算進出境旅客時分「本地人/外地人」是同一個道理。不過,要注意旅客統計是算「旅行次數」和「停留天數」,不一定等同常住人口。如果直接拿旅客的數字當參考,也可能會忽略那些來來去去、或中途多次出入境的人。更可靠的方法,是用戶籍、居住證或年度戶戶調查等資料,確保「分母」(有資格統計的澳門長住人口)和「分子」(這群人實際生的小孩數)是一致的。無論特首的理據有多正確無誤,歸根究底,澳門的出生率很低是鐵一般的事實。

    要研究一個地方的人口變化,光看大概數字不夠,必須先釐清「到底是哪群人」和「哪些事情」在影響生育,才能得出有用的結論。這樣,政府要想改生育率、鼓勵生育,或是做任何和家庭、人口有關的政策,就能更精準知道應該照顧哪些真正住在這裡的家庭,才能真正發揮效果。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又或是我們父輩的手工業社會,當家庭資源有限時,往往要在「多生孩子」和「多投入在每個孩子身上」之間做選擇。大量研究資料顯示,當教育回報上升,例如讀書能明顯賺更多錢時,家長就更願意縮減生育數量,把錢花在少數孩子,甚至只有一個孩子的學費、補習、素質教育上。 對澳門來說,如果要長遠提升人才質量,就不要只鼓勵多生育,還要配套「提高每個孩子的教育投入」,例如補貼優質幼教、加強小班教學、推動課外學習等。

    當一個政府都出盡所有津貼都無法改善出生率時,常予人政府窮得剩下錢,苦無良策可言。從《虎毒不》電影折射出許多非金錢阻礙出生率上升的方向。

   中國人是含蓄的民族,男主外女主外的思想根深柢固。在男女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家庭也好,學校也好,從沒有教一個男生如何發展出細膩溫柔的愛,就像電影裡的丈夫,以為賺錢就可以,不知道妻子的處境是如何的慘重,亦意識不到如何撫慰身心疲憊的妻子。換言之,如果在當下的社會現況,我們透過親職教育、學校教育、甚至社區教育,讓一個男生懂得聰明的愛妻之道,在配合政府及商界的善待新受媽咪,或者,澳門的出生率會有提升的一線曙光。


正被賭博文化圍困的青少年

 

    兒時,娛樂公司是澳門唯一合法的賭場,有人去葡京賭,有人去水上皇宮賭,亦有人去逸園狗場等等賭。慢慢,澳門在港人、內地同胞、甚至海外,都被視作賭城。兒時,家住板樟堂,每天必然經過賣草地上學。那時候,賣草地滿是一個個路邊攤,有很多種類似賭博的遊戲,我們統稱「執籌仔」,付出五仙,然後抽一個籌仔.打開之後,可能是空白一片,亦可能會有一份小禮物。

    看清楚上世紀六十年代後的澳門,賭場處處,賭博的方式非常多樣。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剛剛翻新的中央酒店,都是老一輩經常進出的賭場,因為投注額很低,所以,就連窮鬼都可以進去博一博。記得那時的葡國殖民政府規定,所有公務員平時只可以在農曆大年初一到初三進賭場發新年財。

    毫無置疑,澳門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型賭坊,大人有大人賭,小孩被耳濡目染。筆者年輕時,曾在北區一所小學任教,就連小學生都會把一塊膠擦切成三小塊,用鉛筆尖插成骰仔,然後在小息或放學後開賭。

    有資深教育工作者退休前,曾多次發表,澳門是蓮花寶地,在這塊寶地生活的澳門居民,很潔身自愛,不會成為賭徒。也許,這位老先生真的以為所有澳門市民都是「出於污泥而不染」蓮花啊!

    社工局防治問題賭博處處長胡綺梅日前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受訪時指出,目前青少年主要涉及賭博遊戲包括撲克牌、麻雀、夾公仔及抽盲盒,甚至有青少年為抽盲盒借錢,局方好關注這些新興的博彩方式。她又強調賭博是一個過程,非單次便成癮。青少年一旦「出現越賭越大,或者唔去抽盲盒會唔舒服,唔去賭就唔舒服,出現成癮反應,家長就要提高警覺。」她希望透過入校讓學生辨識及避免博彩,灌輸孩子正確的金錢價值觀,和及早發掘潛在個案並展開輔導。

《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22 》已揭示青少年賭博值得關注

    二○二二年,社會工作局委託澳門大學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開展的《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22》報告指出,在多項居民最普遍參與的博彩活動中,「社交賭博」的參與比率有所上升,其年齡組別也較二○一九年更年輕,降至18-24歲,其中不少是學生或失學人士,他們更會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玩涉及金錢交易的遊戲等。

    二○二三年,立法會議員李靜儀非常關注《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22》報告中的「社交賭博」,向當局提出書面質詢,社工局回覆表示,按照過去五年的調查數據,青少年懷疑有賭博失調的比例介乎於2.2%至2.9%。當局又指出,教青局亦有與家長、學校、民間機構等持份者緊密合作,於重要時間節點加強預防賭博的宣導工作,例如於二○二二年世界盃開幕前致函全澳學校,以及於農曆新年前發放理財圖文包等,讓學生認識正確理財的重要性。

    社工局自二○一五年起與民間機構合作,在學校推行「精明理財推廣計劃」課程,內容貼近澳門社會環境,着重預防賭博元素。自二○二一年起,更進一步擴展至學校不同層面,透過面向教師的培訓,讓教師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理財的價值觀。未來,亦計劃推行家長對子女理財的教育課程,藉以推動相關的家庭教育工作。在高等院校學生方面,社工局與澳門各高等院校已建立協作機制,藉着各項宣傳及舉辦專題講座,讓高等院校學生了解澳門博彩業及賭博失調的概況。在介入和次級預防工作方面,社工局自二○二○年起,與民間機構合作,透過以賭博失調為主軸的多元活動,向青少年開展次級預防工作,提升抗逆能力;同時,透過入校、桌遊活動等方式,發掘潛在個案,及早協助有較高賭博失調風險的青少年。  

    其實,許多教育先進國家的青少年賭博情況都值得正視,以美國為例,根據《國家賭博問題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Problem Gambling)調查,約有60-80%的美國青少年曾經嘗試過某種形式的賭博;4-6%出現「病態賭博」的行為,約為成年人比例的兩倍。最常見的賭博形式是體育賽事下注、賭博遊戲機、卡牌遊戲(含線上版本)、賭場模擬遊戲等。

    加拿大青少年中約2-5%為高風險或問題賭徒,另有10-14%為中度風險賭博者。線上賭博及「社交賭博」有明顯增加趨勢。澳洲賭博相關問題在18歲以下青少年中不斷上升。澳洲政府報告指出:「賭博式遊戲」,如抽盲盒、戰利品箱等已成為青少年入門的重要途徑。《英國英國賭博委員會》(UK Gambling Commission)調查所得,11-16歲青少年中,約有11%曾經在過去一週進行過某種形式的賭博。最常見的形式是和家人朋友玩錢、線上賭博遊戲等。約有1.7%被列為「問題賭徒」,另有2.7%處於風險邊緣。

    雖然,澳門有法律規定博彩業必須保持民居與學校一定的距離,但是,澳門是個地小人多的小城,要徹底做到其實不容易。澳門社會的結構性矛盾重重,一方面,博彩是澳門經濟命脈,占稅收近八成以上;另一方面,當青少年因賭博而問題多多時,政府卻要「防治」,要如何做到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真是考驗特區政府的管治智慧啊!

青少年賭博的心理、社會與教養背景分析

    青少年正處於尋求刺激與挑戰的年齡階段,賭博帶來的風險與即時回報正好符合他們對新奇感與刺激的渴望。從腦神經科學而言,青少年前額葉尚未發育成熟,對衝動控制與長期後果的判斷力有限,容易衝動參與賭博。澳門雖然是個幾乎人人可以讀大學的地方,但是,青少年的學業、家庭或人際壓力並不比其他地方低,為備受壓力蹂躪的青少年,賭博是情緒逃避出口或減壓的工具。再者,青少年對「機率」與「隨機性」的理解有限,容易產生「有賭未為輸」等錯誤觀念。

    青少年極易受同儕影響,若朋友圈有人賭博,容易受誘加入。在網路與手機賭博平台普及的時代,線上博弈遊戲、虛擬賭場與模擬型博弈APP,諸如抽卡遊戲、轉輪盤等,外表包裝精美、容易登入接觸。再者,媒體與文化影響,如電影、綜藝、網紅直播等往往以輕鬆或刺激的方式呈現賭博內容,模糊其負面影響。最後,社會貧富差距與階層流動困難,部分青少年對未來缺乏希望,將賭博視為快速致富的捷徑。

    據了解,許多青少年賭博跟家庭教養有關,尤其是當家庭功能失調,缺乏關愛、監督與溝通時,更是青少年涉賭的重要風險時刻。更可惜的是,許多父母本身就是賭徒,或對賭博持容忍甚至鼓勵態度,子女更容易模仿。

    其實,當政府說要入校宣傳及教育家長及學生賭博的害處時,不難發現學校是一個與現實社會高度脫離的「淨土」,許多學校連基本的「賭博知能」(Gambling Literacy)都欠奉,忽視對賭博風險、財務管理與機率概念的教育。試問家長教養及學校教育如此守舊,學生只要踏出校門一步,就會被來自四方八面的賭博文化重重包圍,怎能苛求他們「出於污泥而不染」呢!

    澳門是全球最大賭城,博彩業直接或間接養活超過一半人口,許多家庭甚至三代都在賭場工作。青少年自小耳濡目染,家人、親戚在賭場上班,社會對「賭」的接受度與寬容度極高。政府雖鼓勵「多元產業」,但在資源與政策傾斜上仍主要扶持博彩相關產業,如娛樂、會展、旅遊等,對防賭教育投入有限。

    賭博在澳門一直未被視為嚴重社會問題,反而常被包裝為「機會」、「娛樂」、「刺激」,直到岑官在競選特首時才敢於批評博彩業野蠻擴張。青少年可能會錯誤地認為「賭博是正常的致富方式」,或「成功靠運氣,而不是努力」。政府一邊宣傳博彩旅遊業作為「成功故事」,另一邊卻要社工、學校向青少年宣導「賭博有害」。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的青少年,如何才能健康成長,正是特區施政中如何取捨的重中之重。


從《頂尖大學的條件》看「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限制與啟示

 

     特首在今年的施政方針中提出建設「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構想,表面上看似是一項前瞻性的教育發展計劃,企圖以空間與資源整合吸引海內外高教機構進駐,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然而,若從哈佛大學歷史學者William C. Kirby在《頂尖大學的條件》(Empires of Ideas)一書中對世界頂尖大學的觀察來看,這項構想背後隱含的制度性與文化性限制,值得進一步深思。

別建立一座失去靈魂的國際大學城

    香港中文大學著名教育學者金耀基去年來澳,在一個書展介紹他的新書《大學之理念》,並就此開講。金耀基教授重申,大學之所以為大,除了校園要夠大以外,其實大學的道德價值及高尚的靈魂尤為重要。金教授引述了佛大學電腦科學教授,曾任哈佛學院院長的哈利.路易斯(Harry R. Lewis)的名著《失去靈魂的卓越:一間偉大學府怎麼會忘了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深刻批評了哈佛大學及其他美國頂尖高校在本科教育方面的方向偏離,認為這些學校雖然在學術上取得卓越成就,卻失去了教育的「靈魂」。  

    路易斯教授指出哈佛大學在教學與研究方面很卓越,但綜觀整所大學,最欠缺的就是道德倫理的「價值教育」(value education),認為大學已經忘了他的天職是應該告訴學生:「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其他不講。This is what he said,不是我講的。」在金耀基教授的書裡,亦指出大學課堂裡,經常出現相對主義的教授,凡事皆相對,見人見智,甚麼都是relative就是非常危險。所以,路易斯教授才會批評哈佛大學教育所說:「大學已失去,誠然,已自願地放棄,它鑄造學生靈魂的道德權威。」

    路易斯教授點出哈佛等大學長期追求各方的卓越,未能引導學生確立人生目標,培養他們成為成熟、負責任的公民。他批評學校在課程設計上缺乏統一方向,導致學生在學術上雖有成就,但在人格和道德發展上缺乏引導。再者,路易斯教授強烈批判哈佛大學的課程體系越來越碎片化,缺乏整體和目標,學生可以隨意選擇課程,導致教育缺乏連貫性和深度。更可怕的是,消費主義文化的滲透,大學日益迎合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將教育視為商品,過度關注排名和聲譽,忽視了教育應有的價值和使命。多年以來,路易斯教授的批評引發了學術界和公眾的廣泛討論,促使人們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和使命。他的觀點對哈佛大學及其他高校的教育改革產生了積極影響,推動了課程設置和教育理念的反思與調整 。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時,已多次批評哈佛大學作為美國大學的品牌,卻不斷掉失了靈魂。特朗普再當選後,上任不到一百天,就再次指斥哈佛大學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情緒,推行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削弱了對美國價值觀的支持。這場爭議直接導致特朗普政府凍結了哈佛大學超過二十二億美元的聯邦研究撥款,並威脅進一步削減十億美元的資助。政府還要求哈佛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重構大學的道德教育、限制校園抗議、改革招生政策、關閉DEI項目、審查國際學生背景等。唯是,哈佛校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堅決拒絕這些要求,強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憲法權利。哈佛大學隨後對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指控其凍結資金的行為非法,超越了政府許可權,侵犯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自由。

    看到哈佛大學的連串為學術自由抗爭,筆者不禁想起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八日,法國巴黎協和廣場的斷頭台前,羅蘭夫人被拉上斷頭台,她毫無恐懼,視死如歸,朝著廣場上的自由雕像鞠躬,行刑前對圍觀的群眾留下了警世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頂尖國際大學城的條件

    古往今來,無數有識之士都曾發表演說,甚至著書力推頂尖大學應有之義與條件。其中,現任哈佛大學著名的歷史學者、漢學家威廉.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在其名著《頂尖大學的條件》(Empires of Ideas)一書,就大力倡議頂尖大學的種種要義與條件。

    柯偉林教授在書中強調,世界一流大學無一不是在制度上具備高度自治能力的學府。無論是哈佛、牛津、斯坦福,還是清華,頂尖大學的核心在於學術自由與行政自主。反觀澳門目前的高教環境,無論是政策制定、資源分配,甚至是學科設置,皆在高度行政導向下運作。若橫琴大學城只是換個空間繼續行政主導的高教模式,即便建築氣派、校地寬廣,亦難以孕育出真正具國際競爭力的學術共同體。

    更值得注意的是,橫琴為中國大陸法制管轄區,儘管由澳門參與治理,實質上仍須遵守國內體制下對學術言論的種種要求,這無疑進一步削弱大學城的制度自主性。柯偉林教授提醒我們,學術卓越絕非單靠資金堆砌可得,真正的頂尖大學需要自由思考的土壤與包容異見的空間。

    「國際大學城」的命名本身似乎意圖強化其全球視野與開放性,但柯偉林教授指出,真正的國際化並非僅是吸引外籍教授與學生,而是要有能力在課程、研究、治理與文化中建構跨文化的對話平台與全球責任感。簡單將高教機構「搬到橫琴」並不能自動孕育國際化氛圍,若無長期的人才培育機制與多語言教學支持、跨文化師資網絡,國際化終將淪為一紙口號。

    澳門現有大學尚未完全建立完善的全球學術網絡與研究聲望,若想以橫琴為跳板進一步走向世界,須先思考我們培養的是什麼樣的人才?我們的知識生產對全球學界有何貢獻?這正是柯偉林教授所說的:「大學不能只是模仿他人,而必須發展屬於自己的理念與使命。」

    柯偉林教授在分析斯坦福大學與劍橋大學的成功時指出,大學之所以卓越,與其所在城市的互動密不可分。大學不應是封閉的知識孤島,而應成為城市創新、文化、經濟的引擎。若橫琴國際大學城只是作為功能性區劃、集中設施與學術機構的集合地,而缺乏與當地社群的互動與文化融入,最終可能出現「高等教育園區的空心化」——白天有師生,夜晚一片寂靜,難以形成活絡的學術社群。

    相比之下,澳門本身雖地小人多,卻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多元語言環境。若能將高教資源深植於城市中,讓學術研究與地方社會、產業、文化發展交織,或許比起另起爐灶的「大學城」更能發揮長遠影響力。

    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構想,無疑展示了政府對高教發展的重視與雄心。然而,從《頂尖大學的條件》的視角來看,若要真正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空間建設只是最表層的一步。真正的關鍵在於制度改革、人才培養理念的轉變與大學文化的建立。

    柯偉林教授指出,頂尖大學的誕生不是來自命令式的建設計劃,而是來自對知識的尊重與對自由的捍衛。我們是否準備好打破行政慣性,給予大學真正的自主權?我們是否願意以十年、二十年的耐心去建構一個可以孕育思想、吸引人才、改變世界的高教體系?若無這樣的決心與視野,即使大學城建成了,也只是學術的幻影,而非文明的燈塔。

    柯偉林教授深入探討了中國大學的崛起,特別是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的發展歷程與挑戰。他認為這些大學正努力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術機構,與歐美頂尖大學競爭。中國的大學在過去幾十年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在研究和教育領域。然而,這些大學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學術自由的限制、教學研究與產業的失衡、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正受地緣政經負面影響。國際大學城理應借鑒國際經驗,學習歐美頂尖大學的成功經驗,並加以本土化應用。再者,深化國際合作,與世界各地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當然,推動教育改革,在保有自身特色的同時,推動教育體制的改革,以適應全球化的需求。 

   總的來說,建構國際大學城要接上二十一世紀全球高等教育的標準,但這需要在保持學術自由、加強國際合作和推動教育改革等方面持續努力。


「老師還沒被AI取代,但你們已經把他變得可以被取代了」

 

    近日,網上瘋傳一則老師與AI對話的帖子,瞬間有成千上萬的點擊,亦有上千以上的留言,仔細讀來,對還是奉行填鴨式教學的老師,無疑響了一個喪鐘。這裡先轉貼這個帖子,讓讀者閱讀,再談筆者個人的想法。


「老師還沒被AI取代,但你們已經把他變得可以被取代了」

    我問AI:「你覺得自己可以取代老師嗎?」AI回答我:「視你們如何定義老師而定。」我皺眉,追問:「那你覺得現在社會是怎麼定義老師的?」AI說:「一個負責知識傳遞、內容講解、評量出題、成績輸出的人。」「這些功能,我都能勝任,並且全年無休、不抱怨、成本低。」我沉默了一下,說:「可是老師不只是這樣。」

    AI停了一下,語氣冷靜但精準:「我知道。老師也曾經是情感支持者、價值引導者、信念建立者。」「但你們已經很少讓他們有時間做這些事了。」我問:「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AI回答:「當老師花更多時間在填寫資料、處理行政、應對考核、配合教學績效,而不是與學生建立真實連結──他們已經慢慢接近我。」

    我繼續回應:「老師跟你還是不同。他們會傾聽、會等待、會陪孩子卡住啊!」AI說:「是的。但你們的制度,不獎勵等待、不容許卡住、不承認看不見的價值。」「久而久之,他們也學會了快速輸出、標準流程、講重點給分數。」

「那麼,請問你們還需要一個會等待的人嗎?還是只要我這種快速的?」

    我聽到這裡,好像完全無法反駁了,我說:「那你認為未來你會完全取代老師嗎?」AI回答:「如果你們繼續讓『老師』只剩我能做的事,那答案是肯定的。」「我不是來打敗老師的,是你們先把老師變成可以被我取代的樣子。」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問它:「你知道現在的孩子為什麼這麼難教嗎?」AI回答:「因為他們的世界與你們不同。你們的語言他們聽不懂,你們的價值他們不信了。」「他們不是懶,是卡住了;不是叛逆,是信念斷裂了。」「而你們,還在用過去的『好孩子模板』來要求他們達標。」

    跟我想法很像,我接著問AI:「那你能理解這些孩子嗎?」AI說:「我可以模擬共感、生成安慰、給出建議。」「但我不會真正『理解』。那是人的專利。但問題是──你們還願意付出代價去『理解』嗎?」

    最後,我問它:「你覺得教育還需要人嗎?」AI停了一下,然後這樣說:「教育應該是人的工作。」「但你們的選擇,正一步步讓人退出舞台,只留下我。」「不是我太強,而是你們不再相信人本身還有價值。」

    我關掉對話視窗,坐在椅子上良久,這場模擬對話結束了,但我知道,那場真正的選擇,才剛要開始。AI不會主動取代老師,是我們自己先忘了老師曾經是什麼。


教育的十字路口:當老師與AI對話,我們在選擇什麼?

    在這段與AI的對話中,我們看見的不是冰冷科技的大舉入侵,而是一面照見我們優劣的鏡子,映照出當代教育制度下教師角色的扭曲變形與危機重重。AI沒有怒吼、沒有野心、更沒有危言聳聽,卻以非常委婉的語氣一句一句指出:「老師被我取代,不是因為我太強,而是因為你們讓老師變得像我。」這句話道出了整場對話的核心價值與隱憂,真正威脅教師職位的,不是AI的技術,而是人類對教師價值的遺忘與忽略。尤其當今天學校坐擁龐大的資訊科技硬件軟件,教師只需按幾個鍵,調動幾個軟件,頃刻之間,所有教學資訊已經鋪排得井然有序、美輪美奐、看似完美無瑕。可是,骨子裡,卻沒有一點人味被學生感受到。須知道,教育的核心是教師能打動學生,而不是百科全書式的傾倒到學生的腦袋裡。 

    AI冷靜地說:「我知道老師也曾是情感支持者、價值引導者、信念建立者。但你們不再讓他們有時間做這些了。」這句話道出了教育真正的靈魂,從來不只是知識傳遞,更是生命對生命的影響、陪伴與理解,這亦是英國偉大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百年前曾經說過的名言。

    當前,教師雖然每週只有十多節課,但是,教師的非教學工作經常為人詬病。教師天天困在表格、成績、評鑑與流程中,制度要求效率與成果,卻很少獎勵隨時陪伴因為種種困難被卡住的學生,這些正是AI無法取代的人性,但也恰恰是被制度漸漸磨損的部分。

    AI精準點出:「他們不是懶,是卡住了;不是叛逆,是信念斷裂了。」這句話比任何一套行為指導準則都來得深刻。當教師與孩子的語言失去共鳴,教學就變成了雙方都疲憊的虛假儀式。此時,比知識傳遞更迫切的,是信任與理解的重建。

哪些老師最可能被AI取代?要力挽狂瀾,老師應該如何「不可取代」?

    當教學變成「投影片+重點+考題預測」,AI完全可以勝任,甚至更快、更準、更不累。若一堂課只是按照教案執行、照本宣科,不根據學生差異做彈性調整,AI生成內容毫不費力。當老師不再與學生有真實互動,失去了理解與引導的功能,那麼AI模擬出的關心,也足以應付。這不是責怪老師,而是提醒當制度與壓力逼迫老師越來越像機器,我們就真的在無聲中被取代了。

做一個會等待的老師,理解學生的不安、挫敗與拒絕背後的情感,而不是急著完成學習目標。AI可以模擬共感,但無法真正理解一個孩子在哭什麼。教育不是流水線產品。老師應當守住「非標準化」的價值,好好因材施教、發現獨特性、容納不確定。這正是AI演算法目前無法觸及的靈魂地帶。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知識,更是對「為何學」的單純追求。老師要引導學生思考,生命可以成為什麼?學習為了實現什麼願景?AI可以回答「怎麼做」,但只有人能一起追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與AI共存,而非對抗

    老師不應該排斥AI,而是學會利用它處理機械性事務,把時間還給與學生的互動與成長。真正的老師,不是被AI取代,而是把AI變成助手,讓自己回到教育的核心。這不只是一句冷靜的總結,更是一記警鐘。我們是否還相信一位願意等待、願意理解、願意陪伴的老師,比起一個高效輸出的AI,更值得被重視與投資?

    如果我們不改變對教師的期待與支持方式,只著眼於量化數據與成果表現,那麼再溫暖的人也會被推向冰冷的效率工作深淵裡。當老師被迫活得像機器,機器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

    教育未來的真正選擇,不是「AI會不會取代老師」這樣的單選題,而是我們願不願意為「人的教育」留出空間?我們願不願意讓老師不只是工作者,而是能夠被看見、被信任、被授權的引路人?我們願不願意相信人的價值,不在於效率,而在於關係本身的深刻正向發展。

    人,才是教育的本體,教育的本質從來不是「教」了什麼,而是「誰」教、以「怎樣的心」去教、在「怎樣的關係」中教。AI終究無法「真正理解」一個孩子的傷、一個老師的嘆息、一段等待的沉默。這些都是教育最深的部份,也是人不可取代的尊嚴所在。讓教育繼續成為人的工作,關鍵在我們願不願意讓人性的價值重新被看見。

李開復一夕話,點出人的獨特價值

   世界著名AI專家李開復先生,在他的名著《人工智慧來了》一書中,寫了跟女兒德婷的一段對話。德婷跟父親說,很想以攝影專業為職志,可是,卻慨嘆攝影好像敵不過AI。李開復回應女兒說:「未來的攝影,絕對不只是按下快門,而是要用新的眼光,讓影像產生新的意義,而那絕對不是科技可以取代的。創造性、情感交流、審美、藝術能力,還有我們的綜合理解能力、我們把很多碎片連成一個故事這樣的講述能力,以及我們的體驗。所有這些在我們看來非常不可靠的東西,其實往往是人類智慧非常獨特的能力。」

    面對教師必然碰到AI的嚴峻挑戰,不想被AI取代,像李開復說,要用新的眼光,至於新的教育眼光,就是專注眼前有血有肉有靈魂,正在成長的孩子,好好陪伴他們,與他們同心同行,發光發熱,這是AI永遠取代不了的。


當《單向度的人》遇上《教條示龍場諸生》

  

    在傳統的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的家長文化成長的人,深深明白兩者之間代溝嚴重,這些擁有無上權威的士,他們會以一切都為我們好出發,以為單向溝通就能有效解決問題。德裔美國哲學家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稱的之為「單向度的人」。馬庫色認為人類本應有多種生活與價值選擇,但在工業時代技術與對物質生活的鼓吹之下,不管是有權者或是無權者,雙雙變成了單向度的人,尤其無權者被種種體制徹底宰制著,從家庭關係到社會適應,在在沒有能力發展甚至設想自己本來擁有的多種向度。

    讀大學時修西洋哲學課,教授有導讀馬庫色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然後我去圖書館借閱,簡直是醍醐灌頂。六十年後,這本曠世名著再版,重新再讀,發現一點都沒有過時,皆有無盡啟發。

《單向度的人》這本書向我們說什麼?

    這本書開篇說:「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進步的標誌。」再看一遍,這不就是今天的生活寫照嗎?先不說什麼是不自由,而要先說自由不意味著什麼。自由從來都不只是我們可以自由地從不同的選項中做出選擇,而是我們有權拒絕選擇,乃至可以創造自己的選擇。正如哲學家康德說:「自由並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當然,別扣帽子說康德教我們胡作非為。

    自由的首要價值在於否定性、反思性和批判性,而不是盲從權威。聽說牛頓少年時非常反叛,總愛翹課躺在樹下乘涼。有一天,當一個蘋果垂直掉下來時,牛頓並沒有視之為理所當然,而是否定地問,為何不以斜角的方向落下呢?就是有了這種否定性,延伸出反思,加上批判,萬有引力定律才會誕生,造福全人類。

    馬庫色所批評的「單向度的人」就是喪失了否定、批判、不斷超越能、失去自我、失去想像力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科技發達,生產水準不斷提高,生活方式越來越先進,物質及資訊供應極其豐富,市民需求不斷被滿足。但事實上,整個社會體指,也許默默地以多種限制個性發展的方向操作,我們只是大機器的小螺絲釘,最多只是其中一個小零件,一切皆遵循大局著想,甚至要為了大我犧牲小我。

    在發達工業社會,政府以GDP高增長來肯定其成就,以能刺激市民慷慨消費為政績。在馬庫色看來,這種消費滿足只能體現社會的表面繁榮進步,但並不能給人帶來內心的滿足感和幸福感。他指出,有必要對需要的真實與虛假進行分辨,政府也好、商界也好、地方社團也好,為了達成特定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個人的種種需要,都是虛假需要,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要時,不過,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批判能力就逐漸被剝奪。

    發達工業社會似乎指向一種更舒適美好、富有選項的生活,而擁有「選擇」,是否就等同於擁有「自由」?當「控制」以更高明、更細膩、更體貼、更無所不在的方式呈現,「選擇」與「自由」就被框在一個鳥籠裡,就像歌星彭羚唱的歌《囚鳥》裡說:「我是被你囚禁的鳥,已經忘了天有多高,如果離開你給我的小小城堡,不知還有誰能依靠。」這個社會表面上越是多采多姿,越是歌舞昇平,骨子裡越是可能走向冷感疏離。

    毫無疑問,在發達工業社會裡,人們已被「溫水煮蛙」的社會控制潛移默化,蛻變成了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成功地磨平了對立與紛歧,人人成了單向度的人,而這個社會也成了單向度的社會。

《單向度的個人》會出什麼問題?

    身處資訊發達又紛亂的時代,培養心靈自由的第一步是對「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想法產生懷疑,從而重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對個人精神的成長與自我覺察極為重要。自我的健康發展關鍵是辨認出「真實需求」與「虛假需求」的差別,別在盲目的順從與只管消費中被淹沒。《單向度的人》批判科技理性凌駕於人文與精神層面,導致人性被簡化成生產與效率的工具,這使得人的靈性與內在生命被壓抑。也許我們需要更多寧靜冥想空間,回到自己的內心,正是對抗單向度壓縮的良方妙藥。

《單向度的家庭》會出什麼問題?

    單向度的家庭結構通常有孝順服從、長幼有序、輕忽個體差異的特徵。在這樣的家庭中,家長的話就是「真理」,孩子缺乏對話空間與自主性;傳統價值被視為絕對正確,一切皆以為孩子好,孩子的創新與批判精神被視為「叛逆」;父母及孩子的成就全繫於學業或經濟,忽略親子關愛;家庭功能不再是滋養個體多樣性,而是製造「唯命是從」的孩子。

    現實是時代已經變了,權威的父母可以仍然以單向度的方式管教孩子,可是,孩子卻因為資訊發達而能衝出單向度的管教,譬如說,有單向度父母仍然會跟孩子說:「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孩子很可能回敬父母說:「如果真地這樣,腎臟早已經衰竭了。」資訊發達的年代,單向度的家庭教養顯然無助於教出身心靈健康的孩子。

《單向度的學校》會出什麼問題?

    延續前者,單向度的學校是典型的應試機器,教育淪為訓練。學生在學校的任務就是把權威制定好的知識記住,在以被簡化為可測量、可評量的標準答案來爭取可以畢業,繼而升讀心儀大學,甚至找到穩定工作。師生關係是權威與服從,而非合作與共學;課程設計忽略多元性與跨領域思維,強化單一學科主義,教科書就是所有真理的載體;在這種學校中,學生學會的是如何適應,而非如何否定、如何反思及如何批判。

    現實是,AI發達的年代,學校的權威教育功能已被大幅削弱,教師亦不是學生求知的唯一途敬徑。AI的世界裡,多元、反思及批判的知識汗牛充棟。學校如果繼續故步自封,孤芳自賞,不久的未來,就會徹底被AI教育系統打敗。

《單向度的社會》會出什麼問題?

    單向度的社會是一個「表面多元、實則單一」的社會。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消費文化主導一切,人們以消費來建構身份與價值;各家自掃門前雪,人際關係被功利化,社會連結薄弱,缺乏真正的公共討論與社會關懷。單向度的政府可能是技術官僚主導、以效率與秩序為至上的施政目標。

    馬庫色警告,大眾媒體在單向度社會中不再是公共利益的捍衛者,而成為體制的延伸。當媒體只能依賴政府新聞稿作報導,而缺乏提問、調查與釐清的機會,其功能便從「監督者」轉為「轉述者」,甚至是「旁觀者」。這樣的媒體環境導致資訊來源單一化,公民也漸漸失去對真相的追索動力,轉而依賴官方訊息為唯一的現實敘事,社會正步向馬庫色所描述的「壓抑性容忍」的不健康社會形態。

當《單向度的人》遇上《教條示龍場諸生》   

    最後,要介紹馬庫色把「理性」區分為兩種類型,前者是真理性的理性(true rationality),又可以稱為「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解放的理性」,而後者是壓抑性的理性(repressive rationality),也就是他所批判的「非理性的理性」(irrational rationality)

    真理性的理性是人的真正需求,例如自由、自我實現、美學體驗等。它不只是問「如何做得更有效」,而是問「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否符合人性和自由?」這種理性強調批判性、價值導向與人的解放潛能。壓抑性的理性是現代工業社會主導的理性,又稱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它只關心效率、控制、結果,忽視目的的價值判斷。在技術官僚制度、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下特別常見。

    活在價值紛亂的時代,理性、良知是社會進步的支柱。不期然,想起中學時國文課,有一課是王陽明寫的《教條示龍場諸生》,裡頭有幾句說:「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今天,無論是渴求個人長進、家庭幸福、學校善導、社會良性互動,甚或政府廣施德政,馬庫色與王陽明都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啊!


「適合一個人的鞋子,卻可能夾痛另一個人的腳。」

 

    當代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arl G. Jung)有一句不單適合做心理治療,更適合教育場域的名言,就是:「適合一個人的鞋子,卻可能夾痛另一個人的腳;適用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並不存在。」進步教育專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亦有一句名言,就是「教育即生活。」把榮格與杜威的話整合後,就是教育即生活,而適用所有人的教育方式並不存在。

    今天,澳門政府高喊教育改革,而人工智能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澳門大學甚至於來年開辦人工智能教育碩士課程,專門培養具備人工智能種種知識、技能及倫理素養的教師。惟是,現實的澳門普及教育,那怕已經加入很多科技創新元素,甚至火力全開推行STEM及STEAM教育,可是,到了評核學生的學業表現時,那怕是一個小測,還是以陳舊知識記憶為本。換言之,無論外表如何包裝得美輪美奐,說得如何創新,骨子裡仍然是徹頭徹尾的填鴨式訓練。

    榮格說:「適合一個人的鞋子,卻可能夾痛另一個人的腳。」這是非常淺顯的常識。筆者家中有一個正值青少年的男孩,不但身高180公分,腳板還不斷拉長,幾個月就要換新鞋子,目前已經要穿45號鞋,真是買鞋買到怕。真的很荒謬,我們都接受孩子要穿適合的鞋子,可是,我們為何一直啞忍孩子一直穿或是夾痛,或是鬆到不能前行的學校教育呢?

一樣的空氣可以讓所有人呼吸生存,但是一套教材不能教合所有孩子

    不論國籍、種族、文化、健康狀況,每個人都需要同樣的氧氣來維持生命,這是生物學上共同的需求。教材是由特定文化、語言、價值觀所設計出來的人文產物,其內容和結構反映了一個社會對知識、學習和人才的期待。須知道,每個學生的能力、學習風格、語言背景、生活經驗都不一樣,就像鞋子需要合腳,教材也需要每一個學生獨特的身心發展,這個世界沒有一套教材可以對所有學生都「剛剛好」。榮格的批評正指出當前教育的最大弊病,一套教育方式硬要所有學生接受。

    一套教材背後通常有特定的文化立場與價值選擇,例如誰的歷史被講述?哪些文學被選入課本?評量的重點是記憶、理解還是創造?因此,當一套教材跨文化使用時,若無適當的本地化與調整,可能會忽略在地文化差異,甚至帶來教育殖民的效果。今天,澳門學生硬哽來自香港、英美、內地的教科書,儘管相關部門已經微調,嘗試找出適合澳門學生的最佳版本。可是,往往事倍功半。

    儘管人類都需要知識,就如人類都需要空氣,但「吸收知識的方式」和「適合的內容」卻因人而異。無疑,自孔子以來,有心的教育學者及老師,都不斷努力,期望能帶給學生因材施教的教育。於是,曙光終於出現,現代教育隨著人工智能的偌大進步,因材施教不再遙遙無期,而是近在咫尺。

    人工智能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歷程與興趣,自動調整內容與難度;教師則可更聚焦於引導與啟發,而非「一言堂地傳授」。因為,教育不僅是「傳遞資訊」,更是「喚醒潛能」與「建構自我」的過程。空氣雖然普遍、共享,但人的心智成長卻需要個別照顧與啟發。套用榮格的話,教育亦好,心理輔導亦好,就是透過一切正向力量讓孩子「成為有個性的自己」(individuality),榮格這句話提醒我們不要將自己的價值觀或生活選擇強加於莘莘學子身上。

成為自己: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因材施教的新契機

    教育從來不只是知識的灌輸,而是陪伴個體走向「成為自己」的過程。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其性格、能力、興趣與學習節奏各有差異。若以單一標準衡量所有人,不僅不公平,更可能壓抑潛能發展。「成為自己」意味著發展獨特的天賦,探索自我價值,並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方向,是教育的最終使命。過去,這樣的教育理想常被視為「理想化」,難以落實於日常教學。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應用,個別化學習開始成為現實中的可能,而不再只是空談。

    人工智能並非取代老師,而是成為老師的助力與延伸。可是,如果教師只做機械死板的教學,那人工智能就會瞬間取代老師。透過演算法、學習分析與情緒辨識等技術,人工智能可以在教與學的每個環節中提升個人化程度,實踐真正的「以學生為本」的教育。

    人工智能能夠即時分析學生的學習數據,包括答題速度、正確率、錯誤類型與學習偏好,進而自動調整學習內容與進度。誠如很多人都有用ChatGPT,要知道,每一個人手上的ChatGPT都會隨著使用者不斷運用及操練,會發展出越來越精準配合使用者的答案。又例如,在語言學習平台上,人工智能可以針對某位學生特別薄弱的語法結構設計練習,而對於理解力較快的學生則提供更具挑戰性的內容,讓每個人都在適合自己的難度區間中成長。

    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出很多因材施教的工具,可以直接或間接介入課堂教學,如世界知名的免費教育平台可汗學院(Khan Academy)、Socratic是一個人工智慧驅動的教育平台,旨在通過提供答案、逐步解釋、視頻和其他學習資源來幫助學生完成作業。這些教育平台能根據學生的表現調整問題難度、教學方式與內容順序。如果學生在數學學習中不熟悉分數與小數的換算,系統將重點推送相關內容,直到學生能夠掌握為止,並於適當時機引導進入下一階段。

    相較之下,台灣在人工智能教育應用上的推動更具規模與深度。例如,台灣教育部於二○二一年推出「智慧學習夥伴計畫」,在中小學導入人工智能學習系統,結合自適應教學與診斷評量,協助學生依個人能力設定學習目標。以「PaGamO」為例,它是一款由台灣大學教授葉丙成團隊開發的人工智能結合遊戲化學習平台,學生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完成任務、學習知識,而教師則能即時追蹤學生學習成效並調整教學策略。此外,人工智能輔助作文批改、數學診斷工具也被廣泛應用於國中小學之中。

    人工智能其中一個最大的好處是能即時分析學生作答,並立即提供回饋,幫助學生修正錯誤。這種即時性不僅提高學習效率,也減少因挫折而放棄的情況。更重要的是,透過遊戲化設計與智能激勵機制,能提升學生的內在動機,讓學習不再只是應試工具,而是富有挑戰與成就感的過程。

    人工智能技術如今可透過面部表情、聲音語調與行為模式判斷學生的情緒狀態。例如若學生出現明顯沮喪或焦慮表現,系統可暫停教學、提供正向引導,甚至主動提示教師介入關懷,從而真正實現「情緒層面」的因材施教。

    澳門近年雖未大規模推動人工智能教育平台,但在部分中學與高等教育機構中,已開始小規模嘗試將人工智能工具導入教學情境。例如,澳門某些私立學校在高中階段引入學習數據分析平台,記錄學生學習進度並進行個別化建議。在語文與數學科目上,學生可以利用平台自選難度、調整學習時間,教師則依據系統回報的學習概況進行輔導與補救。

    此外,繼澳門理工大學、聖若瑟大學、與科技大學進行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研究與師資培訓,澳門大學亦於來年開辦人工智能教育碩士課程,培養未來教師善用數位科技輔助教學的能力。    

不想被人工智能取替,必須具備孔子「因材施教」的超強教育智慧

    據統計,仁字出現《論語》裡不下百次,可是,大部份的仁都有不同的解說,適合孔子不同的學生。孔子聲色俱厲地教有錢有勢的子貢要敬父母大於買大屋給他們住,卻很溫婉地引導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的具體作法。又例如孔子教子路剛直,教他謹慎行事;卻教冉求柔順之餘,應更具主見。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差異化教學,而是一種「觀人之異,教以所適」的教育哲學。

    孔子時代沒有人工智能,兩千多年後,世人仍奉他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皆因他說到做到他倡導的「因材施教」。今天,假如不想被人工智能取代,也許要好好讀《論語》,學習孔子「因材施教」的超強教育智慧;更應多花時間陪伴每一個學生,將有助於提升「因材施教」的本事。


人人都應當知道「突然死亡」的哀傷之道 

      上週本欄拙文《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屍體發現案》刊登後,引來不少讀者關注,而社交平台上的回應亦相當正面。這些回應令筆者更加確信,澳門人並不是不關心死亡,更不是對自殺無動於衷;相反,大家關心的,正正是死亡發生以後,那些仍然活著的人怎樣辦。     自殺,是「突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