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填鴨式教育」到真正的理解力培養（二）

 

如何從填鴨式教育轉向理解力導向的教學

　　也許是正在受苦受難的莘莘學子的最後希望。要登上理解學習的殿堂，必須先從課堂教學與教材設計方面改革著手。首先，要引入探究式與問題導向學習，教師可以從真實生活情境或學生熟悉的問題出發，讓學生提出問題、自己去尋找資料、分析、推敲不同可能性，再在課堂上分享與討論。這種方式能讓學生在探究過程中理解背後的原則與邏輯，而不只是被動接受知識。

　　再來，設計有深度的題型與討論題，教材或習題冊中應包含讓學生解釋原因、比較不同觀點、預測如果某些條件改變後會如何、反思自己的解題過程或思考方式的題目。教師應鼓勵學生在解答後，不只是正確或錯誤，更看重思考過程的進步。

 　接著，注重文本多樣性與閱讀質量，這不僅限於教科書內容，也引入文學作品、新聞報導、報告、論說文章、科普文章等。這些不同文本的風格、目的、讀者對象與作者立場各有不同；讓學生透過比較與分析增進理解力。

　　然後，要讓寫作與表達練習常態化，與理解力結合，學生應有定期寫作機會，不僅寫應試作文，也寫反思日誌、觀點闡述、小論文、案例評論等。寫作時教導學生如何構思、組織論點、支援論據、反駁異議、使用合理結構與邏輯。口頭表達亦應被重視，如報告、討論、小組分享等。

 　最後，締造創造反思與時間空間，在課程中安排時間供學生思考「我剛才學的是什麼？」「為什麼這樣？」「如果改變條件會怎樣？」這類反思性活動。教師也可讓學生撰寫學習筆記或心得，以整理知識、察覺自己理解的不足處。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文化建設

　　教師培訓聚焦理解力教學技巧，在師資培訓或校內研習活動中，加入講解理解力的理論基礎，設計促進學生理解與批判思考的教案，並提供實際觀摩課或示範課，讓教師見到理解力教學如何在現實課堂中運作。

　　再來，要促進教師合作與反思，學校應鼓勵教師之間共享教案與教學經驗，分享哪些教法促進理解力，哪些題型與活動有效。教師們可組成教學研究小組，定期反思學生的理解狀態，通過學生作業、課堂觀察或學生訪談來檢視理解上的縫隙。

　　接著，致力改變教學評價與教師表現指標，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在評估教師績效時，不僅看學生分數或考試結果，也要觀察教師是否設計理解性教學、是否促進學生批判性思考與探究性學習。這樣教師才有動力投入理解力的教學設計與實施。

考評與制度的徹底改革

　　眾所周知，考試通常產生領導教學的效果，所以，徹底改變考評與相關制度是理解力教學改革的最大推動力。所以，考試題型與評分標準的調整，考試中應增加開放性題目、論述題、案例分析題與跨學科題目。評分標準要看重學生的思考過程與解釋邏輯，而不僅僅是結果是否正確。這樣可以鼓勵學生在答題時展現理解力，而不是只追求快速做題。

 　其次，要推動升學制度與選拔方式的多樣化，升學考試不能只以單一筆試分數為主導，可以加入專案報告、口試、作品集或學生深度閱讀／研究的成果展示等。這些方式能夠讓不同能力與興趣的學生都被看見，不只考記憶強者。

　　接著，要認真考量作業質量與工作量的平衡，作業應減少重複性、機械性的練習，提倡具有思考性的作業——例如讓學生解釋自己的答案、比較方法、預測變化後的結果或提出改進方案。作業量不必多，但重在質。讓學生有時間反思與消化所學。

政策支持與整體教育環境營造

　　要徹底推倒填鴨式教育，單靠學校是難以成事的。所以，政府與教育部門制定支持理解力培養的政策。教育政策層面應將理解力明確寫入課程目標與教育指導綱領。教育部門可提供補助或獎勵制度，支持理解力教學的試點學校與教材開發。監督與檢查制度中，也應有理解力培養的相關指標。

　　再者，資源投入特別是對欠缺資源地區，在學生人口很少或資源不足的學校，學生可能缺乏圖書、教學輔助工具、電子資源或教師專業發展機會。政策應確保這些地區也能獲得足夠支持，以減少教育資源不均所帶來理解力培養的落差。

　　還有，社會與家庭教育觀念的改變亦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家長與社會普羅大眾的教育期待需要從「分數／排名」轉向「學生是否懂／能思考／能應用」。學校與教育機構可以舉辦講座、公開課與家長會，說明理解力的重要性與長期價值，使家長理解這種教育方式帶來的益處並支持之。

　　最後，成效追蹤與持續改進亦是艱巨的改革。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設置定期追蹤學生理解力發展的指標，例如閱讀理解測試、寫作質量分析、學生的思考性問題表現等。根據這些資料來調整教學策略、教材設計與教師訓練。這樣的反覆迭代能確保理解力培養不只是理想，而是實際有效。

可能的阻力與對應策略

　　在推動理解力教育的過程中，會遇到多方面的挑戰，也需要具體策略來克服。最大的阻力是升學與考試壓力仍然強大。即便理解力教學被倡導，若考試制度仍然極度重視標準答案與記憶再現，許多學生與家長仍會偏好傳統填鴨式補習與刷題。對應策略是，政策制定者需同步調整考試與升學選拔方式，例如讓學校或政府試點新的考試形式；讓高分不再是唯一入學或評價標準。

　　另一個龐大的阻力是教師負擔與慣性教學方式。許多教師課外工作繁重，班級學生多、課時緊湊，改變教法需要投入更多備課時間與設計時間。教學慣性也不容易改變。對應策略包括學校給予教師設計理解力課程的時間與資源、透過教師合作與共備減少單打獨鬥；提供教學範例與示範課，讓教師看到實際操作的樣板。

　　更可能出現的阻力是教材與資源的滯後，許多現有教材依賴舊有題庫與習慣設計，不包含理解力題型。對此可以推動教材出版方或教育局牽頭編寫或採購新教材，讓理解力題型與活動被標準納入教科書與作業本中，同時提供教具與電子資源來支持多樣的教學方式。

　　最為人忽略的阻力是家庭與社會觀念的保守。家長可能會質疑：如果孩子少刷題，多討論與思考，是否會落後於同儕？是否會在升學競爭中吃虧？為克服這點，學校與教育機構要做說明與示範工作，向家長展示理解力強的學生在解決問題、創造力或長期學習中的優勢；也可透過公開課、成果展示、學生作品等來具體展現理解力教學的成效。

　　山口拓朗在《理解力》中提醒我們：真正的教育不該只是把知識塞進學生腦中，而是要幫助他們學會理解、學會思考。這種能力不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更是為了能在變動的世界中生存和發展。中小學教育如果一直只重應試、重記憶，而忽略理解力的培養，那麼學生即使分數很高，也可能無法靈活運用所學、無法面對未知挑戰、甚至失去創造與批判的機會。

　　教育改革需要時間，需要政策支持，需要教師、學校、家長與社會的共同努力。當我們真正把理解力放在教育核心位置、不斷實踐與反思，學生不僅會學聽說讀寫背默，更會理解、會思考、會表達、會創新。那時，中小學教育才能真正履行為未來準備的責任，為培育有用的人才，也為培養有思想、有擔當、有自由思考能力的公民。

　　要成功推動從填鴨式教育轉向理解力導向的教學，除了制度改革與教學轉型外，建議進一步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教師與學校應設計具彈性與開放性的學習任務，讓學生有機會規劃自己的學習進度與目標，並進行自我評估與調整。同時，引入數碼工具與學習平台，輔助學生個別化學習，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節奏中深化理解。

　　此外，也應強化「跨領域素養」的融合，例如結合語文、數學、科學與生活議題，培養學生整合知識與靈活應用的能力。最後，應建立學生、教師與家長三方定期溝通的制度，讓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過程與成長，並能共同參與學習支持，打造一個促進理解力發展的整體教育生態。

淺談愧疚式教育的誤區與替代之道

 

    據內地《新民晚報》綜合報導，十月六日，河南某中學舉辦的一場「感恩教育」活動，在網絡上掀起極大爭議的「人橋事件」。活動中，學生被要求蒙眼行走，並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從跪地家長背上踩過。有女學生在途中揭開眼罩，發現自己「踩」的竟是父母，當場情緒崩潰，淚如雨下。主辦方聲稱，此舉意在讓孩子「學會感恩」，體會父母的辛勞與付出。然而，這種將羞辱與情緒衝擊混合包裝成「教育」的形式，不僅引發家長和輿論的譴責，也暴露出某些教育者對「感恩」與「教育本質」的誤解，真是好心做壞事，得不償失。

    事件令人不安，不只是因為場面荒謬，而是將愧疚與羞辱被誤用為教育孩子品徳修養的方式。這種所謂「愧疚式教育」，長期以來在許多家庭和學校中潛行，其危害不容忽視。

犧牲不是美德─孩子不需要過度犧牲的母親

    有從事家庭教育多年的專家說，犧牲有三種：第一種是白白犧牲，即是徒勞無功，毫無價值可言；第二種是虧本的犧牲，換成方程式來解說，就是犧牲了A，還要賠上B，甚至C、D等。第三種是壯烈犧牲，即犧牲得很有價值，換成方程式來解說，就是犧牲了A，能換來更有價值的B，甚至C、D等。說真，很多父母都誤以為凡是犧牲都一定有回報。其實，美國著名教養學家卡琳．魯本斯坦（Carin Rubenstein）在其扛鼎名著《犧牲不是美德》（The Sacrificial Mother）中一語道破了傳統中國父母的所謂美德，其實是含金量極低的犧牲，可能是無謂犧牲，甚而是弄巧反拙的虧本犧牲。

    魯本斯坦驚天動地的言論，是針對數千名女性的生活和情感而做出來的大規模研究成果，清楚地說明犧牲症候群對母親所造成的危害，並告訴母親們如何避開它。魯本斯坦運用多則動人的婦女生活範例，揭露自我犧牲讓女人和她的家人付出什麼代價，這導源於女性自欺欺人，認為犧牲會讓她們成為比較好的母親。筆者不經意想起早前放映的港產片，由談善言主演的《虎毒不》，就很淋漓盡致地描繪當母親要面臨的犧牲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且被社會規範要求是理所當然。  

    許多父母誤以為，養育孩子就只能犧牲自己，包括時間、嗜好、事業、朋友等，更誤以為這樣才是稱職的母親。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尤其是母親，一直深陷犧牲的泥淖中，一點一點被滅頂吞噬。許多女性一旦成為母親，生活的重心就完全轉移到孩子身上，一切以孩子的需要為優先考量。她們犧牲自我來換取孩子的快樂和幸福；殊不知母親的辛勞、妥協與過度犧牲，換來的往往是自身的疲憊與沮喪，家人的輕蔑與奴役，不但直接傷害了真實的自我，間接也剝奪了孩子與丈夫學習與付出的機會。

    魯本斯坦本揭露犧牲症候群對母親所造成的危害，也清楚地描述自我犧牲讓女性和她所關愛的人付出什麼代價。母親角色也許是許多婦女最深、最重要甚且引以為榮的人生經歷。母親是犧牲奉獻的專家，有時候，母親並沒有認清這是一個輕易掉進去的陷阱，這陷阱不僅危害她們的身心健康，也危及孩子們。分擔責任、尊重自己、停止無謂的犧牲，女性和家人的關係會更健康、更快樂。

    魯本斯坦告訴讀者，習慣犧牲如何毀掉自尊，讓女人不成人樣；她同時建議女性，如何把挪些時間關心自己。她讓讀者曉得，多一點兒自我、多照顧自己的自我、不過度犧牲有什麼好處。她還透露令人震驚的消息，告訴讀者，少犧牲些其實會使自己和丈夫及孩子的關係更健康、更快樂。

愧疚式教育的根源與錯誤邏輯

    愧疚式教育，是一種利用父母或教育者自身的「犧牲」、「辛苦」來換取孩子聽話與服從的情感操控方式。家長常說：「我省吃儉用，就是為了你能好好念書」、「我一輩子都沒為自己活過，全都給了你」；老師則會說：「你不好好學習，是對不起父母的養育恩情」。這些話語聽來充滿情感，但本質上是一種將個人責任轉嫁到孩子身上的方式，意圖讓孩子產生愧疚感，進而壓抑自我需求與情緒，改變行為來取悅他人，是徹頭徹尾的道德情感勒索。

    為何這樣的教育方式屢見不鮮？首先，它見效迅速，能迅速激起孩子的內疚與自責，使其短時間內「變乖」，於是父母或教師誤以為這樣有效。然而，這種方式所帶來的情緒傷害，會在孩子心中佈下深遠的陰影。其次，愧疚式教育往往披著「孝道」的外衣。中國文化歷來重視孝順，強調「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但若將這份孝心簡化為無條件的服從與情緒勒索，那麼感恩就變成了一種道德負擔，而非自由而真誠的情感流露。

愧疚與羞恥的誤用

    心理學上將愧疚（guilt）定義為對特定行為感到不安，是一種促進反思與修正行為的健康情緒，有「知恥近乎勇」教育功能。但羞恥（shame）則是一種對自身整體價值的否定，讓個體覺得「我不好」、「我不配被愛」。愧疚式教育最常見的錯誤，就是將這兩者混為一談，讓孩子不僅為行為感到內疚，更為「自己」感到羞恥。

    當孩子被告知「我這麼辛苦都是為了你，你怎麼能讓我失望」，實際上傳遞的信息是：「你的行為不只錯了，你這個人本身就使我痛苦」。長期處在這樣的情緒操控下，孩子很容易產生影響一生的心理問題。首先，這種作法顯然會導致孩子非常自卑，然後相當自我否定，覺得自己永遠不夠好，無論多努力都無法報答父母。進而，這種錯誤教養使孩子產生過度內耗與焦慮，將外界壓力內化，不敢說「不」，壓抑情緒，產生自我攻擊。最嚴重的傷害是形成孩子對於親密關係障礙與疏離，不相信無條件的愛，認為所有關係都是以犧牲與回報為條件。最後，孩子無法分清「愛」與「控制」，容易在成年後也遭遇情感操控關係。教養不應成為舞台劇式的情感操控，也不應是成人情緒發洩的出口。當「愛」變成「放債」，將「感恩」變成「還債」，悲劇一定會發生。

感恩的真義，從來不靠淚水與跪地

    教育的本質，是引導與啟發，而非壓制與羞辱。真正的感恩教育，應當是讓孩子在生活中自然體會愛與關懷，進而從心中產生理解與回應。感恩，不是用來綁架孩子的道德工具，更不是換取行為服從的籌碼。

    在親子關係中，最有效的感恩教育，是「讓孩子參與愛的流動」。與其強迫孩子「感謝」，不如創造機會，讓孩子看見愛、感受到愛，並學會表達愛。在平常的生家生活裡，讓孩子參與日常家務，從買菜、做飯、打掃，到照顧年幼弟妹或祖父母。透過這些互動，孩子才能具體理解到父母的辛勞，進而自然而然地生出感激之情。

    中國人是非常含蓄但又是非常愛面子的民族，往往忌諱直接表達情感，但情感需要言語的滋養。父母不妨在日常中對孩子說「謝謝你幫我按摩」、「我真的很愛你」，「媽咪辛苦一點沒關係，你要懂得欣賞我會更快樂啊！」慢慢，讓孩子學會用語言表達感受，無論是喜怒哀樂，既能增進親子關係，亦能減少情感誤解與壓抑。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若父母總以「我為你犧牲一切」的語氣示人，孩子會認為愛必須帶著痛苦與委屈。反之，若父母樂於付出、也享受生活，孩子學到的將是健康、正向的愛之樣貌。

    我們培養孩子，是希望他成為一個懂得服從與討好的工具人？還是希望他成為一個有情感能力、能自信表達愛與感謝的人？真正的教育，不是讓孩子記住「誰為他跪過」，而是讓孩子記住「誰曾陪他走過」，誰曾用理解與尊重，給他力量與溫暖。

    讓孩子學會感恩，的確是教育的重要課題。但感恩從來不該建立在羞辱之上。真正有力量的感恩，是源自孩子在理解愛、體會愛之後，自願做出的選擇，是一種內在成熟的情感回應。

    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一個完整的人，而非一個服從的孩子。願我們的教育，不再以愧疚為橋，而是以愛為路，引領孩子走向一個健康、自主而有情感深度的人生。

從小漁村到大都會 澳門究竟走了多遠？

 

    當強颱樺加沙仍然在澳門八百公里的遙遠之處，政府已經密羅緊鼓，作了多方的超前部署，不斷提醒市民這個強颱風不亞於天鴿及山竹，要做好防風措施。於是，全澳市民瞬間成了驚弓之鳥，又或是熱鍋上的螞蟻。聽聞海水會倒灌，低窪地區會停水停電，於是，四出搶購樽裝水成了市民的當務之急；沒想到，蔬菜、水果、麵包都搶購一空；還有，近年，許多家庭都放棄用石油汽爐而改用電磁爐，在可能停電的情況下，強購手提石油器爐及樽裝汽油變成市民要做好的大事。

    幸好，樺加沙遇上北方繼季候風，加上路線偏移，沒有為澳門造成嚴重的災害，當然，沒有人命喪亡是官民最欣慰的。樺加沙襲澳超過三十多個小時，單單懸掛十號風球已經超過十個小時。強颱風遇上天文潮，內港一帶海水倒灌水深達一點五米之高，街道成了河道，一時間，居民紛紛湧向被海水覆蓋的街區撿魚、撈魚、抓魚，甚至有人拿著網具大肆捕撈，彷彿置身漁港而非現代城市。有人調侃說：「澳門還是那個漁港，什麼也沒變。」當然，這一幕歡天喜地的「捕魚」為教人膽戰心驚的強颱風添上鬆一口氣的景觀。

    這場笑話乍看之下充滿災難中的幽默，但當我們靜下心思考，它背後隱藏的現實卻不那麼可笑：在很多制度與政策上，今天的澳門，離現代城市的標準還有一段距離。

從歷史看轉型看澳門曾經有過的漁村之路

    澳門，現今是一個繁華的國際旅遊城市，但在歷史長河中，它的起點卻是一條不起眼的小漁村。早在明朝以前，澳門只是珠江口一帶的一個小島，當地居民主要依靠打漁、曬鹽、種植等維生。這裡海產豐富，漁民每天出海捕魚，日落時分歸來，把漁獲販賣或自用，生活雖簡單卻自給自足。

    澳門地理位置優越，三面環海，海港天然，適合停泊船隻，因此成為海上貿易與漁業的理想據點。村中大多是茅屋與簡單的石屋，街道狹窄，生活節奏緩慢。村民信奉媽祖與觀音，祈求出海平安，因而興建了像媽閣廟這樣的重要廟宇，成為當地信仰與社區凝聚的中心。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來到澳門，逐漸將這個小漁村發展為中西貿易的重要樞紐，也開始了澳門從漁村走向城市的轉變。儘管今日高樓林立，澳門依然保留著昔日漁村的痕跡與文化，例如路環、氹仔的老街、漁民畫、傳統美食等，都訴說著那段質樸歲月的故事。透過這些歷史印記，人們仍可感受到澳門由漁村崛起的過程與韌性。

    早於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殖民之前，澳門主要依賴漁業、貿易與簡單農耕維生。居民生活樸實，對外交通阻塞，與中國沿海的其他小城無異。隨著歷史的演變，澳門從殖民地到回歸特區，從落後港口到人均GDP全球前列的地區，外在光鮮亮麗，但內裡的「治理結構」、「官僚邏輯」及「鄉民心態」就是典型的小漁村風貌。誠如股神巴菲特所言：「只有潮水退去時，你才知道誰在裸泳。」 經樺加沙的沖刷，澳門又好像重返小漁村的世界。

澳門小漁村靠賭博成世界首富

  　二○○七年的英國《經濟學人》曾用「哇，澳門」（Macau, Wow），驚嘆澳門從小漁村變成世界賭城的灰姑娘傳奇。澳門在博彩業的帶動下，其人均GDP確實曾位居世界前列，甚至在二○一三年時曾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人均GDP高達十四萬美元，排名世界第一。 然而，近年來，儘管澳門人均GDP仍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但已非世界第一。 例如，根據《福布斯》雜誌在二○二四年十月引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澳門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森堡。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業，使其經濟波動性很高，疫情期間的衝擊尤為明顯。 

　  澳門回歸，成為中國唯一可以合法經營賭場的地區。最初，澳門大學和北京大學聯手合作，研究打造澳門經濟競爭力的新出路。結果並不出人意外，兩地學者確定，博奕是澳門唯一能夠和世界競爭的比較優勢。
  　有從事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調侃說：「大陸是製造中心，香港是金融中心，澳門有什麼條件當中心？除了深耕博奕專業，澳門沒有其他路可走。」單看先天條件，澳門的確不出色，三個島加起來，也比曼谷的新機場要小。澳門本來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一百多年前，還不到三平方公里，能膨脹到今天33.3 平方公里，是不斷填海造地的結果。近年，特區政府銳意擺脫只靠賭維持現狀，很想背靠祖國及經濟適度多元化重振澳門經濟。唯是，越是如此，越是受政經環境及澳門地理形勢的阻礙，而難以達成其崇高的願景。

澳門「漁港式政策」的六個現代翻版

    今天的澳門，看似已是國際都市，實則仍在多方面維持著「小漁村思維」的治理模式。

1.家長式管理：歷任政府皆以「父母官」自居，認為自己最知道市民需要什麼。在危機時可能反應快速、集中決策、事事皆能「超前部署」，連誰有資格成為民議代表都可以一錘定音。問題根本在於缺乏民主參與、透明度低、容易過度保護或控制政局。

2.只聽取鄉紳或菁英的意見：政府決策的諮詢主要由地方有權有勢的人，如鄉紳、家族、商界等主導，這些代表通常有資源、有影響力。問題是普通市民聲音被邊緣化，利益分配失衡。今天，政府事事只諮詢大社團及商界領袖，又或是御用學者專家，這種狀況不是跟小漁村的場景很相似嗎？

3.災防系統似仍在原地踏步：雖然，近年，澳門政府實施了很多治水工程及建設，可是，成效仍然被一個樺加沙夢碎。澳門依然海水灌年年，對策年年落空。內港海水倒灌早已不是第一次。每逢風暴或天文潮，內港一帶居民就得自備沙包、自行安裝擋潮閘、自行升高電器及貴重物品、提早被撤離。政府的應對措施多年來幾無進展。歷年提出的「內港整治」、「海水倒灌防治計劃」，要麼流於紙上，要麼效率極低。與香港、新加坡等地建立多層次防洪系統相比，澳門依然停留在「等水退了再清理」的階段。這難道不是漁村思維的現代翻版嗎？不過，政府強制低窪地區市民撒離是很不錯的德政。

4.欠缺中常期的扎實短視城市規劃：綜觀政府諸多政策如捕魚撈蝦般隨機，作為世界旅遊城市，澳門的城市規劃竟然還缺乏一個全面的、前瞻性的總體藍圖。新城A區開發十多年仍未完整交付，橫琴合作區方向搖擺不定，交通建設雜亂無章。像是一艘沒方向的漁船，今天撈到什麼就吃什麼。這種「補哪裡漏哪裡」的政策模式，只會導致資源錯配、效率低下，對城市長遠發展毫無幫助。

5.像是停在等候碼頭開等船的年代：澳門公共交通停滯不前，公共交通規劃仍嚴重落後。輕軌開了十年只跑一條線、巴士路線擁擠重疊、的士服務混亂、網約車遲遲未能合法化，這與現代城市所應具備的便捷與高效相去甚遠。市民每天為逼車塞車勞心傷神，還不如漁村居民划船來得自在。

6.教育仍停滯在小漁村學堂的填鴨式教育：小漁村的私塾，一個穿長衫馬褂，搖頭擺腦的夫子，拿著四書五經，照本宣科，然後要求學生熟讀默寫，繼續千年不變的填鴨式教育。其實，今天的情況沒怎麼變化，只是換上資訊科技的手段而已。

我們需要的是現代城市的治理視野

    當市民在風災中拾魚為樂、將災難視為收穫，這固然展現了澳門人樂觀與韌性的一面。但若政府也把這視為正常，那就真的出問題了。真正的現代城市，應具備以下幾項基本特徵：1.風險預警系統有效，能減災於未然；2.基建與規劃具前瞻性與可持續性；3.資訊公開透明，決策參與民主化；4.政策回應社會現實，不再以部門本位為主；5.教育培養理性創意的公民。澳門不是沒有資源，也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治理模式尚未「轉型升級」。我們已經不再是漁港，卻仍在用漁港的思維治理城市。

    從漁港到特區，澳門確實走了很遠。但若要真正成為現代城市，我們不能再只是撿魚過日子，而必須真正揚帆啟航，走出那個看似熱鬧卻早已落伍的老港口。

從台北捷運「腳踢阿婆」事件談博愛座的荒謬

 

    日前，台北捷運「腳踢阿婆」事件，成為港台，甚至 BBC 等國際媒體熱切報導的新聞焦點，在YouTube的點擊竟然超過兩千萬人次瀏海。究其原委，不僅因畫面荒誕，更因其折射出「博愛座」制度的存廢困境。一名年逾七旬，在學術界被稱為「白髮魔女」的婦人，手持物品，目睹車廂內有其他空位不坐，偏要針對一位坐在博愛座的年輕女子要求讓位，甚至以物擊人，最後被起飛腳，如電影動作畫面般被踢到對面的座位上。後經揭發，該名阿婆原來是一名慣犯，更是通緝在逃的竊盜犯。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讓座爭執，而是一場文化與規範的滑稽真人秀。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是否讓座」，而是「誰有資格要求讓座」，以及「讓座是否可以變成一種道德勒索」。從這場戲劇化衝突，我們得以重新審視公共空間裡的潛規則，尤其是華人社會深植人心的「敬老博愛座文化」。

博愛座制度的初衷與變質

    設立「博愛座」，又稱「優先座」或「愛心座」，原意極好，是社會對老弱婦孺殘障群體一種已經約定俗成的制度化同理心行為，為孕婦、傷殘者、體弱者、長者等在搭乘公共交通時能有更多保障。問題在於，當同理心一旦制度化，它也容易變成可惡的工具。一部份人開始將這樣的座位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尤其似老賣老的長者視之為「專利」，甚而是「特權」，瞬間，這慷慨的善意變成「道德勒索」。

    在台灣、香港、乃至澳門，對博愛座的道德期待特別高，導致兩種現象：其一是空座無人敢坐，其二是被要求讓座時可能要承受高壓審判。即使車已經開出，人擠人到快無立錐之地都好，車廂裡的博愛座仍然空無一人。正所謂「物盡其用」，但這些座位卻彷彿成了道德地雷陣，一旦坐下，便被怒目成「被審判者」，須時刻準備辯解：「我今天腳扭傷了」、「我剛做完化療」、「我昨天加班到凌晨三點」等等。   

西方世界不是「老」就有特權

    筆者幾年前到葡萄牙旅遊，在里斯本坐地鐵，就親身體驗過沒有「博愛座」仍然天下太平的局面。在那裡，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個座位，理應主動開口，通常都會被接納，但亦有被拒絕的可能。這種文化下，沒有人因「年齡」而自動擁有優先權，也沒有人因「年輕」而被道德壓迫。

    再舉一個例子，法國奉行「自由、平等、博愛」也充份展現博愛精神，要讓座可以，但是坐不坐由被讓座者自由意志決定，他開心就跟你說謝謝，不需要就拒絕你。巴黎地鐵、巴士也有「博愛座」，他們的讓座優先規則如下，乘客必須按先後順序禮讓：1.受軍事和戰爭所害之榮民；2.盲人；3.因公受傷造成的傷殘者；4.苦於站立的傷殘人仕；5.孕婦；6.有四歲以下兒童陪同的人；7.難以站立但未明示的傷殘人仕，或拿著卡片表明難以站立的人；8.七十五歲及以上的人。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列出的讓座順序，七十五歲以上的長者竟然排在第九位，他們的共同特徵不是年齡，而是「站立困難」。這種制度設計不訴諸「道德高地」，而是實際需求。它提醒我們，不是因為你老，就一定應該坐；而是因為你「弱」，才應該被優先照顧。

    與此相比，日本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卻極少有讓座的爭議。原因之一，是老人自許「老而彌堅」，不輕言需求幫助；更重要的是，整體社會氛圍尊重「自立」。在日本，許多年長者反而堅持站立，甚至主動把座位讓給比他們更虛弱的人，這種風氣與華人文化中對「年齡」的過度尊重形成強烈對比。

    儒家倫理中，「敬老」是天經地義之事，但若敬愛來自強制壓迫，而非內化情感，那就不是尊重，而是壓迫。當「敬老」變成「威脅」、變成「動手動腳」的正當性工具，那麼這整套文化倫理就走偏了。

當車上大多數人都是老人，「博愛座」不是變得更荒謬？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人口快速老化，日本高齡人口佔30%高居榜首，其實，其他國家亦不遑多讓。當大部份人都已經成為長者時，請問一輛巴士只有六到八個「博愛座」，又如何滿足大部份人的需要呢？那麼誰該讓座？誰該坐「博愛座」？年齡的特權還能成立嗎？況且，許多病弱的狀態並不明顯，難道要當事人舉牌，甚如像歐洲某些國家要在地鐵辦事處出示證明，然後在胸口貼一張明顯的標籤，才能安然就坐嗎？這凸顯出一個事實，用「身份」劃定讓座資格，在老齡化社會中，注定失效。只有回到「需求導向」，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合理、長久的優先制度。

後Z世代與旅客不讓座，代際衝突的新火藥庫

    隨著後Z世代（一九九五年後出生的一代）的過份以自我為中心的現象非常普遍。筆者每天坐巴士，經常在上學及放學時段，很多學生都一屁股坐在「博愛座」位置上，或是專注撥手機，或是馬上補眠，管你用甚麼目光或語言教訓他們，一於懶理。後Z世代成長於數位化與社交媒體的世代，對於「道德壓力」的警覺性越來越薄弱，也更加不理傳統價值觀。他們傾向以個人實際需求來判斷是否讓座，而不是跟隨社會規範行事。但當這樣的觀念與老一輩「見到老人就讓座」的文化碰撞時，衝突自然產生。

    澳門近年這類衝突尤為明顯。特別是在國慶黃金周、大型節慶期間，每天約有十六萬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其中不少旅客為省錢、體驗在地文化而大量搭乘本地巴士。由於澳門巴士現已可以透過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工具付費，進一步鼓勵旅客使用公共交通，使本地居民與旅客在狹小車廂中頻繁碰撞。

    許多後Z世代澳門年輕人表示，即使他們已經工作一整天身體疲憊，坐上「博愛座」也常遭遇外地長者旅客怒目看待，甚至直接開口要求讓位。特別是一些旅客將「博愛座」理解為「老人專座」，動輒以「你這麼年輕還不讓位給我？」質問之時，讓許多本地年輕人苦不堪言。

    這其實是多重文化觀念與代際差異交疊的結果。一方面，旅客對當地公共交通規範理解有限，容易套用自身家鄉的習慣與道德標準；另一方面，年輕世代則希望以平等、理性、需求導向的原則來互動。這場對座位的爭奪，其實是文化自信與權利理解的試煉場。

法律無法解決的，靠什麼補足？

    我們當然可以通過法律列明「博愛座不是強制讓座」，但真正有效的從來不是法條，而是社會規範的共識。法律是底線，道德是天花板，規範則是中間那張「無形之網」，是要透過教育、文化傳承與媒體輿論形成的社會共識，遠比法律強制更能促使人行善。

    例如，若社會能普遍理解「讓座基於需求而非年齡」，那麼哪怕站在「博愛座」前的是一位白髮蒼蒼但健步如飛的阿公，沒人會指責坐在座位上的青年。同樣，如果社會能接受一位疲憊青年理直氣壯地坐在「博愛座」上，也許長者就不再覺得「尊嚴被剝奪」。

    讓「博愛座」回歸人性，而非制度。讓座的本質，是看見彼此的困難。台北捷運事件或許荒謬可笑，但它戳破了我們長久以來對「善」的幻想：不是每個長者都值得尊敬，也不是每個坐著的年輕人都冷血無情。

    讓座，是出於理解而非恐懼；是出於關懷而非壓力。當我們把「博愛」還給人性，而非制度與標籤，那一張椅子，才不會成為格鬥場，而是真正的避風港。社會最終不是靠「讓座制度」來定義善良，而是每個人能否靜靜地問自己一句話：「我是否有能力，讓世界多一點體貼？」也許，這就夠了。

澳門尚欠一個最重要的搭車小貼士

    經常坐巴士的朋友，一定聽過巴士上經常播放的搭車小貼士，就是如果想坐那一路巴士，請提前揮手，好讓司機能及時靠站。筆者天天坐巴士，發現有比這個小貼士更重的貼士，就是呼籲所有乘客拿出善意，慷慨讓座給更有需要的人，那怕不是「博愛座」也可以讓座。這個呼籲可以提醒後Z世代的學生，亦可以善意提醒來自四方的旅客。持續推動這樣的宣講，將有助於推動充滿善意與慷慨的讓座文化，亦讓人與人之間的善意交往更添美麗色彩，何樂而不為呢！

   

九個姊姊管教一個弟弟的哀歌

 

    上月，參加了一個心理暨精神健康的研討會。一位精通感動治療法的心理專家談如何治療童年創傷。期間，斷斷續續播放了一段影片。首先，畫面出現一個四十多歲戴口罩的男社工，他有九個姊姊，整個人生都活在她們的操控下。瞬間，筆者思緒飛揚，借題發揮，憑空杜撰，談談個人對十姊弟的想法與感動治療法的力量。

一個社工的哭泣

    阿志坐在心理輔導室的沙發上，他是一名資深社工，平日替人排憂解難，卻發現自己才是個更需要幫助的弱者。腰板硬撐的他眼神疲憊，聲音低微如絮：「我好像從來沒真正快樂過，亦從來沒有感受過真正的愛……」

    阿志排行第十，前面有九個姊姊。家庭經濟不是富裕的父母，仍然堅持要個男丁才罷休，可想而知非常重男輕女。阿志的出生代表父母「目標達成」，卻意外成為九個姊姊負面情緒的發洩對象。父母把所有資源、期待與希望傾倒在他身上。也許，父母為口奔馳的壓力比一般家庭要沉重得多，所以，只好照顧與養育這個全家之寶的責任分派給九個姊姊，各司其職：早上誰送上學，誰負責洗澡，誰教功課，誰陪睡，誰檢查書包……

    這個分工細微的照顧安排，表面看很周到，實則冷酷無情。因為父母從未問過姊姊們的願意，更沒有問過阿志是否想要九個「母職代理人」。更深的傷口在於，這些姊姊，表面上被賦予「照顧者」的身分，實則是父母對自己多年「追仔」失敗與身心疲憊的受害者。她們的童年早被剝奪，長年累月目睹父母渴望男丁的焦躁與失望，當第十個孩子終於誕生，只看到父母展現出遲來的喜悅，卻無視她們的酸澀與嫉妒。

    這個男嬰不只是父母的最愛，更是父母長年冷淡她們的原因與證據。他代表了一種資源的不公平分配，是一種「你有，我們失去」的現實。於是，姊姊們的照顧，在父母眼中是責任與成全；但在現實中，卻往往是控制、怨恨，甚至家暴的表現。

為什麼三姊及四姊讓阿志膽戰心驚

    在九個姊姊中，阿志說他最怕的是三姊及四姊。她們從小對阿志很兇惡，動不動就打罵。有時只是因為我吵著要喝水，或想再玩五分鐘，父母在時，只是疾言厲色；父母不在時，就拳拳打腳踢。所有「照顧」都變成了一種變相的懲罰與報復。阿志漸漸學會在家中察言觀色，如履薄冰。他學會隱藏情緒，不敢表達需要，甚至不敢說「不」。

    回想當年，大姊及二姊出生，慢慢長大，看著父母還是要生孩子，都覺得可以接受。可是，到了三姊及四姊出生，乃至於逐漸長大，耳聞目睹父母就算頂著沉重的生活壓力，還是一個又一個小女孩生下來，會發現自己原來只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一直到了十弟出生，三姊四姊的怒火就全會發洩在這個萬千寵愛在一身的十弟了。家庭中的這種隱性暴力，在日常的飯桌、功課檢查、洗澡與哄睡中層層上演。但是，那份被怨懟、操控、壓抑的童年，像毒液般滲入他的性格，讓阿志日後的人際關係始終困難重重。

    傳統重男輕女，男孩象徵傳宗接代，是家族的「火種」，是財產的繼承人，是光宗耀祖的希望。而女孩，則常被視為「潑出去的水」。這樣的價值觀，把性別與人價值綁在一起，把一個男孩的出生當成「里程碑」，卻無視其他孩子同樣擁有被愛與被尊重的權利。阿志就是這種制度下的產物，他不是單純被愛的孩子，而是一個符號、一個獎盃。而姊姊們呢？她們從小被灌輸「你們是為了弟弟的誕生而存在」，在犧牲與被忽視中成長，怎可能真心愛護那個「搶走一切」的嬰孩？

怎樣走出悲歌的陰霾

    阿志很幸運，因為他是一個助人的社工，深知道自己從小到大不是被愛灌滿，而是被愁恨掏空。滿身創傷的他，明白如果不走出這可怕的童年陰霾，不正視創傷，只會永遠都不快樂。阿志選擇來進行心理諮商，跨出勇敢的第一步。他願意正視自己童年的創傷，而非繼續壓抑與合理化。過去那些「我只是被嚴格教育」、「他們也是為我好」的說法，正在被重新定義為「我曾被不公平地對待。」療癒的第一步，不是指責，而是承認傷口赤裸裸的存在。

    阿志開始思考，如果我不是為了「成為家族男丁」而生，那我為何而活？什麼才是我真正的價值？他開始探索自己的興趣與熱情，不再活在父母的期待下。這是徹底的新生活解構，從「我是被追出來的兒子」轉變成「我是有選擇、有主體、有獨立人格的人」。

    對部分姊姊，他選擇修復，嘗試用成人的方式談論童年，尋求理解與釋懷；對另一些姊姊，他學會設定界線，不再無條件地接受責備與控制。他不再試圖扮演「和解者」，而是成為自己人生的主導者。

「感動治療法（Emotion-Focused Therapy, EFT）」把阿志救回來

    阿志是一個很理性的社工，但他知道這是生存的必然選擇，唯有理性，才能壓住一切悲哀及不幸。慢慢，阿志明白「知道」不等於「療癒」；理性懂了，但情緒沒被深深擁抱過。這正是感動治療法所關注的重點。不是先解釋創傷，而是陪伴當事人再次經驗那個創傷時被壓抑的情緒；在安全的關係中，給予不同以往的回應與情緒經驗。

　　治療阿志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安全的情緒空間。對阿志來說，心理治療師的第一步不是問：「你小時候發生了什麼？」而是溫柔地告訴他：「你今天願意坐在這裡，我已經感受到你很努力想面對了，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舉措了。」這句話不是安慰，而是情緒的共感與接住。

　　接著，要做的是喚起與擁抱阿志受傷的童年。感動治療會逐步引導阿志回到那個受傷的經驗中，不僅是回憶，而是再一次「活在」當下的情緒裡。治療師會輕聲地說：「如果我們能回到那個你五歲時的晚上……那次你想喝水，卻被姊姊打，你還記得你心裡是怎麼感覺的嗎？」阿志或許會先用理性回答：「我知道她也有壓力，她是被父母強迫照顧我的。」但治療師會說：「不是說她，而是你。那時候的你，是怎麼感覺的？你記得自己是不是很害怕？是不是想哭？是不是想有人來保護你？」

　　再來，要重構阿志負面情緒轉化為正面力量。感動治療法強調將原本被壓抑或扭曲的情緒經驗，轉化為具療癒力的新情緒經驗。心理師可能會進一步說：「如果你今天可以站在那個五歲的你身邊，你會對他說什麼？」阿志可能一開始說不出口。但在治療師的支持下，經過十次的唔談後終於說：「我對不起你，我應該早點來找你……你是值得被溫柔對待的。」治療師也會回應：「謝謝你為他說這些話。你今天已經成為那個他從來沒擁有過的大人。」這時候的淚水，不再是委屈，而是轉化與釋放。從此，他心中那個躲起來的小孩，開始敢走出來了。

　　緊接著要做的是，重建「界線感」與新關係模式。在接觸到內在真實情緒後，阿志開始擁有自我同理與情緒權利。他開始學會設下界線，不再默默承受姊姊們的冷嘲熱諷。例如：當某位姊姊再提起：「你從小什麼都不用做，最幸福。」阿志會回應：「你知道嗎？其實我從小就很怕你。我不是幸福，是很孤單。」這不是指責，而是回到真實自己的真實站立位置發聲。治療師會幫助他分辨哪些關係可以修復，哪些則應保持距離。他不再追求坑人的「全家和樂」、又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幻覺，而是追求內在平靜與坦誠的關係。

　　阿志走出來了，不是因為姊姊們變好了，也不是父母認錯了，而是因為他敢面對自己的傷痛，接納過去的無助與憤怒，並允許自己活出快樂的樣子。感動治療的力量不在於改變別人，而在於讓當事人感受到：「原來我一直在等待有人懂我、接住我，而我現在也能夠這麼做。」

    阿志的故事，是千千萬萬亞洲家庭，在傳統與現代拉扯中留下的隱性傷痕。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但可以選擇理解自己的過去，好好活在當下，重新定義未來。從這些破碎的家庭中，若能長出理解、反思與愛，哀歌也可以轉化為一首療癒之歌。

 

只會讀書的孩子將被AI取代？

      

    日前，閒逛書店，無意中找到一本小書，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博士的韓國學者安宰賢的新作，名為《哈佛不喜歡模範生：只會讀書的孩子將被AI取代！未來型人才的教育養成思維》。書名已經非常吸引，看到序言更是愛不釋手，其中末段說：「我希望不管是我自己的孩子或教過的學生，都不要只只在意眼前的成績，而是要能夠獨立、自主、踏踏實實地開拓未來。現在的孩子要學的不是如何多背一個英文單字、數學公式，那些都只是過好生活所需要的片面知識，他們真正要面對的未來，是技術發達、同時也存在著各種問題的時代，例如氣候危機、環境問題、低生育率、高齡化社會。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是能夠以創造性和道德倫理兼具的方式解決問題的人。」

    嘩！真是一針見血，切中目前澳門教育的要害。目前，澳門學校教育仍然停滯在填鴨式教育的窠臼裡，教育官員及學校辦學者好像內地歌手陳柯宇的歌曲《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照樣把過去且陳腐的知識技能教給活在天天在變動世界的孩子，卻奢望他們要用這些舊知能去應付到明天的挑戰。唉！何時，大家才醒過來，真心誠意去改革這已經病入膏肓的填鴨式教育呢？

「模範生」為什麼不再受哈佛大學青睞？

    安宰賢不客氣批判說：「模範生只擅長考試、背誦書本知識的學生。」面對 AI時代面對挑戰，未來社會所需要的是「翻轉者」、「創新者」、「具備軟實力的跨域人才」，而不是只是擅長考試、應付教條的「模範生」。隨著人工智慧與自動化技術的發展，許多以重複性知識、標準化考題為主的任務可以被機器完成或輔助完成，唯有那些難以被機器複製的能力，如創造力、批判思維、跨界整合、韌性與意志、溝通與協作等，才能成為未來人才的核心優勢。

    全球教育趨勢正發生變化，名校不再想要模範學生！美國大學入學試SAT 滿分也進不了常春藤名校！只為累積升學條件而做的「學習歷程」，再優秀也不一定有用。名校不想要模範學生！

    其實，這個時代，所謂的「模範生」跟「書呆子」與「高分低能」學生已經難以分清。通俗而言，這類學生通常具有以下特徵：1.擁有高分、高排名，並能在標準化考試，如校內段考、國家考試、學科考核中反覆取得優異表現。2.擅長背誦、理解教科書知識、解題套路等。3.在面對非標準問題、跨領域整合、實際應用、創新思考、逆向思維、團隊協作、模糊情境下的判斷時表現較弱。4.為了升學、為了取得分數、為了補習與考試成就，而將「學習」工具化，缺乏對學習本身、興趣探究、問題心態的培養。5.若遇到失敗、挫折、不確定性，他們容易失去方向或抗壓能力較差。6.在溝通、團隊協作、人際理解、領導力、情緒調節方面相對較少訓練或實踐。

    這些是我們常見的「高分但能力不均衡」的學生類型。從「模範生」這個詞，也常帶有「應試機器」的隱含意味。從這個類型出發，我們就可以討論為什麼在AI世代，他們的優勢可能被削弱、被替代。當我們說「被AI取代」，其實是指某些認知性、知識性任務被AI完成得比人類更快、更準、更有效率。

高分優勢消減、創造性與軟實力成為關鍵

    在傳統教育制度中，高分常被視為「具備知識、理解、應試能力」的指標，這類所謂的尖子常在目下的教育制度獲得高度認可。然而，在AI時代，這一指標的價值被日益削弱。要改變「高分就是優秀」的錯誤觀念，並非一朝一夕，而必須從教育理念、制度設計、教學落實、家長培育與社會認知多層面協同進行。

    重塑「優秀」的定義是當前教育改革必須馬上面對的重要課題。學校與家長應轉變思維，優秀不只是知識與分數，而是能夠應對不確定性、終身學習、跨域融合、創新應變、與人協作、具有自省與批判思維。優秀學生是在不同情境下都能有表現與成長的人。

    成績只是指標之一，但學習中如何思考、調整、反省、把握困難、整合資源，這些歷程才真正反映學生的潛力與能力。教育者與家長應學習欣賞這些過程，不把考試分數當唯一尺度，而是把興趣探索、專題能力、多元表現、領導力、社會參與、創意能力、跨域整合能力等納入對未來人才的評價。改變那種「錯就是丟臉」的文化，讓學校與家長願意容許孩子犯錯、冒險、挑戰。真正的成長是在失敗情境下學習如何調整與改變中茁壯起來。

    雖然，政府已推出多元評量機制的法規，不過，上有對策，下有政策。學校當然「依樣畫葫蘆」，透過各種專題研習，讓學生有機會展示跨領域能力、創意與整合能力。甚而，亦透過口頭報告、辯論、展示、設計思維過程展現，讓學生在公開情境下表現思維與溝通能力。亦開始記錄學生在專題、課外、社團、服務、創作等多元面向的成長歷程，片面滿足法規及大學收生的要求。惟是，到了最後，仍然以一紙筆試決定學生的主要成績表現。

    須知道，當前大學的入學申請，已經不會只看筆試成績，已經增加書面申請、作品集、面試、義工服務、潛力評估比重。名校錄取重視潛力與個性，鼓勵大學採用綜合評估、動態評估制度。亦多方設定激勵制度與資源配給，給有多元表現與創新能力學生更多機會，如獎助學金、特色課程、跨域專案資源，以鼓勵多樣發展。

與家長及學生重塑共同成長的文化

    近十多年，學校按教育法規成立了家長會或家長教師會，直接間接引入家校合作，亦有不同程度的家長參與。所以，理應好好善用家長教育，發展出與家長同行共議的文化，如舉辦研討會、說明會，讓家長理解AI世代能力需求的變化與「高分不等於全面能力」的事實。邀請低分但成就傑出的校友、職場成功者到校分享案例，讓家長看到「非高分路徑也能成功」的模範。協助家長重新設定對「優秀」的期望，不只是考試成績，而是孩子是否能自主學習、面對挑戰、適應變化、保持好奇與創新、還有就是擁有崇高的同理心。

     引導學生反思自己學習方式與興趣，不單以成績為目標，而要有探索與興趣導向。給學生機會參與跨領域專案、社團、創作、服務、比賽等，讓他們在不同情境中練習多元能力。鼓勵學生培養元學習，即如何學、如何思考、如何學習學習的能力與批判思維、元認知能力。讓學生有機會挑戰、犯錯、調整，而非只追求零錯誤。

     家長、師長、學校應形成支持生長的文化，而不是競賽文化。讓學生在探索過程中感受被尊重、被理解，而不是只有分數壓力。鼓勵跨班、跨校、跨年級的學習社群、創意團隊、講座、工作坊等，讓學生接觸多元觀點、激發合作與互動。

避免走向另一極端

    改革並不意味要徹底否定分數、否定考試。分數與考試在某些基本知識、學科基礎訓練中仍有其用途。關鍵在於「均衡」與「權重配置」。若多元評量制度設計不當，可能變成標準化與主觀評價的混雜，導致評價混亂、不公平。多元能力評估的教師培訓、時間、人力成本很高，若缺乏制度支持，學校可能難以落實。社會與升學制度如果仍然以分數為主導，改革會陷入兩難，學校、老師、家長仍要「拼高分」才能應付制度壓力。學生可能因多元制度不清楚、壓力轉移而迷失方向，或因為評價方式不擅長而受挫。若過度強調創新、專案、作品等，可能造成「表演式創造」的風險，學生為了作品而作品，缺乏內在深度。

    以安宰賢《哈佛不喜歡模範生》為起點，我們可以看見一個時代的警示，當AI與自動化技術快速進展、社會結構與就業需求重塑時，那些只擅長讀書、考試、熟練套路的「模範生」，可能面臨優勢萎縮甚至被邊緣化的風險。為了避免這樣的風險，我們必須從教育理念到制度設計、從家長期望到學生行動，多面向地推動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