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自己」是科普教育未上的一堂課

 

「人啊，認識你自己。」——蘇格拉底

    在古希臘德爾菲神殿門前，這句話像一面鏡子，千年來映照著無數思想家的心靈。然而，這項看似哲學性的追問，其實也有一門我們從未真正修過的課：神經科學中的「自我認識」。

    我們很少問：「那個會害怕的我、會決定的我、會記得過去的我，到底住在哪裡？」從來，學校總是把認識外在世界的知識硬塞進學生的腦袋裡，卻很少從孩子的內心出發，去教導孩子認識自我、接納自我，然後好好愛己愛人。於是，充滿功利主義的教育佔據了教育場域裡的絕大部份版圖，那剩下的少許空間，就是學校勉為其難地提供的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甚或是靈性教育。

    隨著腦神經科學的飛速發展，今天的小孩都會說，左腦管理性思考，右腦管感性情緒。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哈佛大學教育學者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多元智能理論」，他的理論挑戰了傳統的智能觀點，並提出至少八種不同的智能，包括語文、數學邏輯、音樂、空間、肢體動覺、人際、內省和自然等智能。到了二○○○年，又陸續增加「靈性智能」與「存在智能」，但最終只承認自然智能的存在，並將靈性智能納入存在智能。

    教育學家也好，教育工作者也好，甚至家長也好，受多元智能理論影響，不得不承認每一個孩子的智能都有差異，也不得不拜服至聖先師孔子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對教好學生的重要性。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多元智能的發現其實佐證對小孩子的自我認識教育是無比重要。如果小學生都恰當地接受因智教育，或者藉較強的智能去幫助提升較弱的智能，肯定能大大提升個體的教育效能。

    剛剛發表於《英國運動醫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的最新研究揭露：超過千項臨床試驗的「傘式回顧」結果顯示，規律運動能有效減輕憂鬱、焦慮與壓力，其改善幅度在多數研究中與藥物治療相當，甚至在部分族群中更快見效。

前額葉、鏡像神經元是理性學習、解他人、建立同理的神經基礎

    若說大腦是一座城市，那前額葉便是市政廳。它位於額頭後方，是人類進化中發展最晚、也最複雜的區域。這裡負責規劃、判斷、延遲滿足、道德思考，是你下定決心減肥時的你；也是你在盛怒中忍住不爆發的你。沒有前額葉，人類無法「考慮後果」、無法「為自己負責」。換句話說，前額葉是「我思故我在」的執行者。

    前額葉是大腦中負責理性思考、自我控制與決策規劃的重要區域，與高效學習密切相關。當我們專注學習、設定目標並堅持完成任務時，前額葉正發揮著關鍵作用。它能幫助我們延遲滿足、排除干擾、組織思緒，讓學習更有方向與深度。此外，前額葉也參與錯誤修正與經驗整合，使我們從失敗中成長。訓練前額葉的方式包括良好的睡眠、運動、冥想與時間管理，這些都有助於提升學習效能。理解前額葉的功能，就是開啟高效學習之門的第一步。

    當我們知道前額葉是我們主管學習的大腦重鎮，就要好好保護，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創傷。與此同時，專家告訴我們，過度學習不但效果差，反而會讓我們的腦袋不靈光，甚至失眠讓我們的學習素質更差。所以，剛剛好的睡眠，就能發揮清洗腦袋垃圾的功能；恰當的運動讓血清素與多巴胺取得平衡，達到身心悅樂，讓情緒不易失控；適時的發呆冥想，都有擴充前額葉的空間，大大增進學習效能。

    當你看到別人打哈欠，也跟著打哈欠；看到朋友受傷，不自覺皺起眉頭，這些共感現象，來自一群被稱為鏡像神經元的特殊細胞。這個神經元最早於一九九二年被提出，並於一九九六年被正式發現命名。這些神經元讓我們「模擬」他人的動作與情緒，是人類社會互動、學習與同理心的基石。從神經學角度來看，人我之間並沒有那麼「分明」，我們其實是彼此的一面鏡子。

    早在大唐盛世，唐太宗李世民悼念諫官魏徵時所說的「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以人為鏡」就被流傳下來，意思是將他人的成功與失敗作為自己的借鏡，用以反思自身的言行，從而明辨是非得失。我們幸得有這一套神經元，才能模仿，才能學習，才能同理。

基底神經節是習慣的形成與自動導航的重大力量泉源

    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不假思索的行為，從綁鞋帶到開車換檔，這些自動化的動作背後，離不開一個重要系統：基底神經節。基底神經節位於大腦半球白質的深部，靠近腦底，不僅僅只是生活的副駕駛，往往也是學習中最被低估的學徒。當我們在重複某項技能，如背書、彈琴、打籃球、寫字等，大腦會從前額葉主導的「刻意練習」逐漸過渡到基底神經節主導的「自動化流程」。

    正所謂熟能生巧，不只是練多了，而是讓腦子練熟了。換句話說，當知識已經透過精熟練習，轉移到基底神經節，就表示已經做到熟能生巧了。教育現場常談「反覆練習」，但少有老師告訴學生，這種重複的意義，不只是記憶強化，而是讓基底神經節接手，把技巧內建到神經迴路中，從而減少認知負擔。當基底神經節成功內化這些操作時，學生可以把有限的注意力資源，從「怎麼做」轉移到「為什麼做」與「做得更好」。這也是為什麼高手看似輕鬆，其實不是代表他們比較聰明，而是讓大腦在對的地方「偷懶」。

    注意一點，基底神經節對好習慣有效，對壞習慣一樣忠誠。它不會分辨是非，只會記得你重複了什麼。所以教育的任務，不只是教會知識與技能，更是幫助學生在早期建立正確的操作模式，否則錯誤練習一旦內建，再改就難如登天。中國人說，學好三年，學壞三日。所以，善用這個基制從小培養良好的習慣是非常有用的。

杏仁核是恐懼與情緒的警報器，海馬迴是記憶與人生敘事的編輯室

    想像你深夜獨行，突然聽見腳步聲加快，心跳也跟著加快，這時啟動的正是你的杏仁核。位於顳葉深處，杏仁核負責處理恐懼、威脅與情緒記憶。它是原始但高效的求生系統。問題是，它有時會「過度反應」，讓你對某些小事也產生過大的焦慮反應。我們常以為自己的情緒「合理」，但若沒有意識到杏仁核的存在與運作，情緒很容易駕馭我們，而非我們駕馭情緒。

    你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部分取決於你的記憶。而記憶的大門匙，就掌握在海馬迴手中。這個捲曲狀的結構負責把短期記憶轉為長期記憶，是我們對人生經歷編織敘事、建立自我身份的關鍵。如果說人生是一本書，海馬迴就是那位記錄者，忠實但避恐就樂地選擇性地書寫。

    嚴重的恐懼會導致短期甚至長期的失憶，可是，大腦從未忘記童年的愛與傷，都在海馬迴神經裡刻下印記。神經科學家發現，我們童年的經驗會慢慢改寫大腦的結構。那些被重視、被指責罵、被迫早熟的片段，不只是回憶，而是成為我們情緒反應的「設定預設」，這就是所謂的「童年逆境經驗」。這些過去的經驗，其實還存在於我們的大腦裡，影響著我們如何愛人、如何面對壓力、甚至，如何看待自己。

    「認識你自己」不是一個單純的哲學命題，它同時也是一個神經科學的實驗室命題。本文只略略介紹與學習有重大關係的神經元，其實，我們的腦袋裡，實在還有很多腦神經與學習有關的，都需要努力科普。再者，近年，醫學發現人的另一個腦袋就是腸道，醫學上將腸道稱為「第二個大腦」，因為它擁有一個獨立運作且神經元數量龐大的腸神經系統，與中樞大腦進行雙向溝通，影響情緒、記憶、免疫力甚至飲食習慣，並且透過腸道菌群製造的神經傳導物質與荷爾蒙來調節身體功能。可惜，今天的孩子不斷被垃圾食物及廢水蹂躪腸道，實在是一個非常無知作法，這又回歸到認識自己的重要，唯有認識自我，才會順理成章的愛護自己。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從來都不是口號，而是我們一生的職志。我們應該努力學習腦科學知識，能增進自我認識，甚至提升學校教育效能都很有裨益。

24小時運轉的澳門，為何Z世代需要學習「發呆」？

 

    十月十三日的《力報》，刊載一篇〈年輕人掀「發呆排毒」風潮，用「躺著發呆」對抗數字焦慮〉的文章。在被手機、社群與資訊轟炸包圍的時代，年輕人開始用最極端也最簡單的方式反抗——什麼都不做。近來在歐美社群媒體上，Z世代年輕人掀起一股名為「心理排毒（Mental Detox）」或「發呆挑戰（Doing Nothing Challenge）」的新潮流，參與者透過「刻意無所事事」來重啟大腦，擺脫數位干擾與焦慮，重新找回對生活的主導權，成為一場反數位時代的自我覺醒運動。

    現任韓國明知大學未來融合經營學科兼任教授、韓國國家報勳部政策顧問委員林洪澤在一次與Z的會面上，問了在場的後生仔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結果有很多人回答說是最想做的是「什麼都不想做」。這應該是全球的共同現象，澳門都不例外。

    在這座被霓虹、娛樂與經濟推動不眠不休城市澳門，節奏從不慢下來。白天是旅客的觀光熱點，夜晚則是賭場與夜生活的戰場。作為亞洲知名的「賭城」，澳門的生活步調似乎從不允許我們停下腳步。然而，對Z世代來說，這樣的節奏不再是象徵效率與進步，而是一種無聲的壓力來源。

Z世代比我們這一代更忙、更焦慮

    所謂的Z世代是指兩千年或以後出生的新世代。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資訊科技從無到有的轉變。而Z世代，則是出生在數位世界已然全面滲透的時代。他們從小就活在「線上」，無論是學業、交友還是娛樂，幾乎無一能脫離手機與網路。這樣的成長背景，讓Z世代比我們這一代人面對更多元卻也更密集的壓力。

    在澳門，這樣的壓力更是顯而易見。Z世代不僅要應付學校的競爭、家長對前途的期望，還要同時應對資訊爆炸、社群媒體的比較文化，以及疫情後經濟環境的持續變化。澳門雖小，但卻是一個過度緊湊、運作密集的城市，缺乏真正的「放空空間」。

    不少Z世代的年輕人可能早上補習、下午打工、晚上經營社群，甚至連睡前都還在滑手機「收集資訊」，彷彿永遠無法停下來。而這樣的生活模式，正是導致焦慮、注意力缺失與情緒疲憊的溫床。

發呆，為什麼成為一種「反叛」？

    心理學家指出，「無聊」其實不是負面狀態，而是大腦重組與自我反思的起點。當Z世代開始自發性地挑戰「一小時什麼都不做」，其實是他們嘗試從過度刺激的日常中抽離，重新找回內心的安靜與自主。

    Z世代，很多人成為內容創作者，這是指在數位平台創作和分享各種內容（如文字、圖片、影音等）的個人或團隊。 他們透過建立個人品牌、吸引受眾並與之互動，來達成娛樂、教育或傳遞特定訊息的目的。 常見的內容創作者包括部落客、YouTuber、直播主和Podcast主持人等。當然，Z世代亦是不同內容創作者的受眾，一天到晚被疲勞轟炸。

    紐約著名內容創作者羅文（Rowan）在自己的頻道上分享這項挑戰時提到：「什麼都不做，是我做過最困難的事之一。」而這句話，也許正反映出現代生活對「靜止」的恐懼。澳門的年輕人，會不會也正面對著同樣的掙扎？當我們習慣了被通知聲、進度條與時間表填滿，是否還能接受一個沒有任務、沒有回饋的空白時刻？但也正因為困難，發呆才更值得我們去實踐。這並不只是休息，而是一種「心理排毒」的過程，是把自己從「必須做點什麼」的強迫性思維中解放出來。

在澳門，發呆運動能否落地？

    發呆也許就是人稱發白日夢，心理學家又稱走神。根據心理學研究，適度的發呆能有效降低壓力與焦慮。當我們什麼都不做時，大腦會進入「預設模式網絡」，就像是重新開機的電腦。在這種既清醒卻也在休息的狀態下，大腦會大規模整合最近的生活經驗，因此許多人可能會在放空幾分鐘後，突然冒出靈感或解決問題的好主意。許有人會說，在澳門這種高密度、講求效率與經濟效益的城市，發呆聽起來太奢侈。但正是這樣的城市，更需要學會「發呆的藝術」。    

    發呆大賽最早由韓國藝術家Woops Yang在二○一四年發起，原本只是一場對抗高壓都市生活的行動藝術，沒想到迅速爆紅，成為全球化的非體力運動。參賽規則雖然簡單，卻非常嚴格，參賽者要在九十分鐘內必須保持清醒，不能說話、睡覺，也不能撥手機。主辦單位甚至會透過監測參賽者的心跳，來評估誰最能真正放鬆。

    澳門每年都舉辦各類帶有旅遊性質的運動比賽，其實，發呆運動亦是充滿賣點的。首先，我們需要創造條件。澳門的公共空間原本就不多，但是否可以在現有資源中開拓出「靜心角落」？比如在圖書館設立無手機區域、在公園設置發呆椅、甚至在校園中推動「數碼沉靜日」。這些都是不需要太多經費、但能讓年輕人有意識與世界斷線的設計。

    其次，我們需要文化的轉變。在澳門，「不做事」常常被視為懶惰、無所事事，但我們是否能開始重塑「空白」的價值？讓年輕人明白，發呆不是逃避，而是重啟。也許可以透過社群活動來推廣，例如舉辦「發呆馬拉松」、「無聲聚會」等，讓這件事變得不再奇怪，而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除了發呆，Z世代還有什麼可以做？

    發呆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它揭示了一個核心需求，就是人人都需要好好停下來，照顧自己。除了發呆，還有許多實際可行的方式可以幫助Z世代減壓。根據統計，我們每天上網或撥手機的時間超過四個小時，而且還在不斷增加。也許，要重新過著不焦慮的生活，首要是對付手機或相關的電子產品。率先要做的是數碼減量生活（Digital Minimalism），試著在每天的某段時間裡，完全不碰手機或社群媒體。這不一定是全日禁用，而是像設置「無手機時段」一樣，刻意讓大腦從資訊過載中解脫出來。也可使用App追蹤自己的使用時間，逐步減少不必要的滑動。

    其次，是增撥時間做更多身體活動與冥想練。在澳門，雖然空間有限，但仍有不少自然與戶外活動空間。例如松山步道、黑沙海灘、路環郊野徑等，都是進行輕運動的好地方。冥想APP如Headspace、Insight Timer也能幫助年輕人學會放鬆呼吸、專注當下。再來，澳門是個像齒輪不停在轉的城市，休息越來越被視為奢侈品。所謂「休息」，不一定是什麼都不做，也可以是做那些沒有壓力的事。對Z世代來說，創作是一種療癒的出口。可以透過塗鴉、寫日記、編輯Vlog等非功利性的創作來轉換焦點。

    Z世代越來越離地，越來越依賴在網絡上交朋結友，但是，越交就越孤獨，而焦慮往往因孤獨而加劇。Z世代也許花很多時間在線上互動，但真正的面對面連結仍然重要。學校、社區可以多推動減壓工作坊、心理健康講座，讓年輕人知道自己不是孤單面對焦慮，也能彼此成為支持網絡。

    最後，Z世代必須懂得重新定義「成功」與「價值」。最根本的，其實是我們整個社會對價值的定義。長期以來，「越忙越成功」、「多工才是效率」的觀念，深植在教育與職場中。但當Z世代開始反思這樣的價值觀，我們是否也該給他們更多空間？成功不必等於忙碌，價值不應只來自產出。

    在這個資訊爆炸、節奏失控的時代，Z世代的焦慮並非單一個人可以解決，而是整個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現象。澳門，作為一個不斷運作的城市，也需要給年輕人一個喘息的空間與理由。「發呆」不僅是對數位過度刺激的反抗，更是一種自我照顧的起點。它提醒我們：有時候，真正的成長，不是在做更多事，而是在學會與自己安靜相處。或許，在這個快得令人窒息的城市，我們最需要的正是——慢下來的勇氣。

    世界進入工業革命之後，腳步突然變得非常急速；資訊科技革命之後，速度更加倍。我們像是生活在一個中秋節懸掛的走馬燈裡，不停地循環旋轉，快要連走馬看花都來不及。於是，自原始時代開始習慣慢生活的我們，變得快而不樂，我們的身體內一個又一個健康紅燈亮起來了。也許，發呆是一條救命良方。

從「填鴨式教育」到真正的理解力培養（二）

 

如何從填鴨式教育轉向理解力導向的教學

　　也許是正在受苦受難的莘莘學子的最後希望。要登上理解學習的殿堂，必須先從課堂教學與教材設計方面改革著手。首先，要引入探究式與問題導向學習，教師可以從真實生活情境或學生熟悉的問題出發，讓學生提出問題、自己去尋找資料、分析、推敲不同可能性，再在課堂上分享與討論。這種方式能讓學生在探究過程中理解背後的原則與邏輯，而不只是被動接受知識。

　　再來，設計有深度的題型與討論題，教材或習題冊中應包含讓學生解釋原因、比較不同觀點、預測如果某些條件改變後會如何、反思自己的解題過程或思考方式的題目。教師應鼓勵學生在解答後，不只是正確或錯誤，更看重思考過程的進步。

 　接著，注重文本多樣性與閱讀質量，這不僅限於教科書內容，也引入文學作品、新聞報導、報告、論說文章、科普文章等。這些不同文本的風格、目的、讀者對象與作者立場各有不同；讓學生透過比較與分析增進理解力。

　　然後，要讓寫作與表達練習常態化，與理解力結合，學生應有定期寫作機會，不僅寫應試作文，也寫反思日誌、觀點闡述、小論文、案例評論等。寫作時教導學生如何構思、組織論點、支援論據、反駁異議、使用合理結構與邏輯。口頭表達亦應被重視，如報告、討論、小組分享等。

 　最後，締造創造反思與時間空間，在課程中安排時間供學生思考「我剛才學的是什麼？」「為什麼這樣？」「如果改變條件會怎樣？」這類反思性活動。教師也可讓學生撰寫學習筆記或心得，以整理知識、察覺自己理解的不足處。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文化建設

　　教師培訓聚焦理解力教學技巧，在師資培訓或校內研習活動中，加入講解理解力的理論基礎，設計促進學生理解與批判思考的教案，並提供實際觀摩課或示範課，讓教師見到理解力教學如何在現實課堂中運作。

　　再來，要促進教師合作與反思，學校應鼓勵教師之間共享教案與教學經驗，分享哪些教法促進理解力，哪些題型與活動有效。教師們可組成教學研究小組，定期反思學生的理解狀態，通過學生作業、課堂觀察或學生訪談來檢視理解上的縫隙。

　　接著，致力改變教學評價與教師表現指標，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在評估教師績效時，不僅看學生分數或考試結果，也要觀察教師是否設計理解性教學、是否促進學生批判性思考與探究性學習。這樣教師才有動力投入理解力的教學設計與實施。

考評與制度的徹底改革

　　眾所周知，考試通常產生領導教學的效果，所以，徹底改變考評與相關制度是理解力教學改革的最大推動力。所以，考試題型與評分標準的調整，考試中應增加開放性題目、論述題、案例分析題與跨學科題目。評分標準要看重學生的思考過程與解釋邏輯，而不僅僅是結果是否正確。這樣可以鼓勵學生在答題時展現理解力，而不是只追求快速做題。

 　其次，要推動升學制度與選拔方式的多樣化，升學考試不能只以單一筆試分數為主導，可以加入專案報告、口試、作品集或學生深度閱讀／研究的成果展示等。這些方式能夠讓不同能力與興趣的學生都被看見，不只考記憶強者。

　　接著，要認真考量作業質量與工作量的平衡，作業應減少重複性、機械性的練習，提倡具有思考性的作業——例如讓學生解釋自己的答案、比較方法、預測變化後的結果或提出改進方案。作業量不必多，但重在質。讓學生有時間反思與消化所學。

政策支持與整體教育環境營造

　　要徹底推倒填鴨式教育，單靠學校是難以成事的。所以，政府與教育部門制定支持理解力培養的政策。教育政策層面應將理解力明確寫入課程目標與教育指導綱領。教育部門可提供補助或獎勵制度，支持理解力教學的試點學校與教材開發。監督與檢查制度中，也應有理解力培養的相關指標。

　　再者，資源投入特別是對欠缺資源地區，在學生人口很少或資源不足的學校，學生可能缺乏圖書、教學輔助工具、電子資源或教師專業發展機會。政策應確保這些地區也能獲得足夠支持，以減少教育資源不均所帶來理解力培養的落差。

　　還有，社會與家庭教育觀念的改變亦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家長與社會普羅大眾的教育期待需要從「分數／排名」轉向「學生是否懂／能思考／能應用」。學校與教育機構可以舉辦講座、公開課與家長會，說明理解力的重要性與長期價值，使家長理解這種教育方式帶來的益處並支持之。

　　最後，成效追蹤與持續改進亦是艱巨的改革。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設置定期追蹤學生理解力發展的指標，例如閱讀理解測試、寫作質量分析、學生的思考性問題表現等。根據這些資料來調整教學策略、教材設計與教師訓練。這樣的反覆迭代能確保理解力培養不只是理想，而是實際有效。

可能的阻力與對應策略

　　在推動理解力教育的過程中，會遇到多方面的挑戰，也需要具體策略來克服。最大的阻力是升學與考試壓力仍然強大。即便理解力教學被倡導，若考試制度仍然極度重視標準答案與記憶再現，許多學生與家長仍會偏好傳統填鴨式補習與刷題。對應策略是，政策制定者需同步調整考試與升學選拔方式，例如讓學校或政府試點新的考試形式；讓高分不再是唯一入學或評價標準。

　　另一個龐大的阻力是教師負擔與慣性教學方式。許多教師課外工作繁重，班級學生多、課時緊湊，改變教法需要投入更多備課時間與設計時間。教學慣性也不容易改變。對應策略包括學校給予教師設計理解力課程的時間與資源、透過教師合作與共備減少單打獨鬥；提供教學範例與示範課，讓教師看到實際操作的樣板。

　　更可能出現的阻力是教材與資源的滯後，許多現有教材依賴舊有題庫與習慣設計，不包含理解力題型。對此可以推動教材出版方或教育局牽頭編寫或採購新教材，讓理解力題型與活動被標準納入教科書與作業本中，同時提供教具與電子資源來支持多樣的教學方式。

　　最為人忽略的阻力是家庭與社會觀念的保守。家長可能會質疑：如果孩子少刷題，多討論與思考，是否會落後於同儕？是否會在升學競爭中吃虧？為克服這點，學校與教育機構要做說明與示範工作，向家長展示理解力強的學生在解決問題、創造力或長期學習中的優勢；也可透過公開課、成果展示、學生作品等來具體展現理解力教學的成效。

　　山口拓朗在《理解力》中提醒我們：真正的教育不該只是把知識塞進學生腦中，而是要幫助他們學會理解、學會思考。這種能力不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更是為了能在變動的世界中生存和發展。中小學教育如果一直只重應試、重記憶，而忽略理解力的培養，那麼學生即使分數很高，也可能無法靈活運用所學、無法面對未知挑戰、甚至失去創造與批判的機會。

　　教育改革需要時間，需要政策支持，需要教師、學校、家長與社會的共同努力。當我們真正把理解力放在教育核心位置、不斷實踐與反思，學生不僅會學聽說讀寫背默，更會理解、會思考、會表達、會創新。那時，中小學教育才能真正履行為未來準備的責任，為培育有用的人才，也為培養有思想、有擔當、有自由思考能力的公民。

　　要成功推動從填鴨式教育轉向理解力導向的教學，除了制度改革與教學轉型外，建議進一步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教師與學校應設計具彈性與開放性的學習任務，讓學生有機會規劃自己的學習進度與目標，並進行自我評估與調整。同時，引入數碼工具與學習平台，輔助學生個別化學習，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在適合自己的節奏中深化理解。

　　此外，也應強化「跨領域素養」的融合，例如結合語文、數學、科學與生活議題，培養學生整合知識與靈活應用的能力。最後，應建立學生、教師與家長三方定期溝通的制度，讓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過程與成長，並能共同參與學習支持，打造一個促進理解力發展的整體教育生態。

淺談愧疚式教育的誤區與替代之道

 

    據內地《新民晚報》綜合報導，十月六日，河南某中學舉辦的一場「感恩教育」活動，在網絡上掀起極大爭議的「人橋事件」。活動中，學生被要求蒙眼行走，並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從跪地家長背上踩過。有女學生在途中揭開眼罩，發現自己「踩」的竟是父母，當場情緒崩潰，淚如雨下。主辦方聲稱，此舉意在讓孩子「學會感恩」，體會父母的辛勞與付出。然而，這種將羞辱與情緒衝擊混合包裝成「教育」的形式，不僅引發家長和輿論的譴責，也暴露出某些教育者對「感恩」與「教育本質」的誤解，真是好心做壞事，得不償失。

    事件令人不安，不只是因為場面荒謬，而是將愧疚與羞辱被誤用為教育孩子品徳修養的方式。這種所謂「愧疚式教育」，長期以來在許多家庭和學校中潛行，其危害不容忽視。

犧牲不是美德─孩子不需要過度犧牲的母親

    有從事家庭教育多年的專家說，犧牲有三種：第一種是白白犧牲，即是徒勞無功，毫無價值可言；第二種是虧本的犧牲，換成方程式來解說，就是犧牲了A，還要賠上B，甚至C、D等。第三種是壯烈犧牲，即犧牲得很有價值，換成方程式來解說，就是犧牲了A，能換來更有價值的B，甚至C、D等。說真，很多父母都誤以為凡是犧牲都一定有回報。其實，美國著名教養學家卡琳．魯本斯坦（Carin Rubenstein）在其扛鼎名著《犧牲不是美德》（The Sacrificial Mother）中一語道破了傳統中國父母的所謂美德，其實是含金量極低的犧牲，可能是無謂犧牲，甚而是弄巧反拙的虧本犧牲。

    魯本斯坦驚天動地的言論，是針對數千名女性的生活和情感而做出來的大規模研究成果，清楚地說明犧牲症候群對母親所造成的危害，並告訴母親們如何避開它。魯本斯坦運用多則動人的婦女生活範例，揭露自我犧牲讓女人和她的家人付出什麼代價，這導源於女性自欺欺人，認為犧牲會讓她們成為比較好的母親。筆者不經意想起早前放映的港產片，由談善言主演的《虎毒不》，就很淋漓盡致地描繪當母親要面臨的犧牲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且被社會規範要求是理所當然。  

    許多父母誤以為，養育孩子就只能犧牲自己，包括時間、嗜好、事業、朋友等，更誤以為這樣才是稱職的母親。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尤其是母親，一直深陷犧牲的泥淖中，一點一點被滅頂吞噬。許多女性一旦成為母親，生活的重心就完全轉移到孩子身上，一切以孩子的需要為優先考量。她們犧牲自我來換取孩子的快樂和幸福；殊不知母親的辛勞、妥協與過度犧牲，換來的往往是自身的疲憊與沮喪，家人的輕蔑與奴役，不但直接傷害了真實的自我，間接也剝奪了孩子與丈夫學習與付出的機會。

    魯本斯坦本揭露犧牲症候群對母親所造成的危害，也清楚地描述自我犧牲讓女性和她所關愛的人付出什麼代價。母親角色也許是許多婦女最深、最重要甚且引以為榮的人生經歷。母親是犧牲奉獻的專家，有時候，母親並沒有認清這是一個輕易掉進去的陷阱，這陷阱不僅危害她們的身心健康，也危及孩子們。分擔責任、尊重自己、停止無謂的犧牲，女性和家人的關係會更健康、更快樂。

    魯本斯坦告訴讀者，習慣犧牲如何毀掉自尊，讓女人不成人樣；她同時建議女性，如何把挪些時間關心自己。她讓讀者曉得，多一點兒自我、多照顧自己的自我、不過度犧牲有什麼好處。她還透露令人震驚的消息，告訴讀者，少犧牲些其實會使自己和丈夫及孩子的關係更健康、更快樂。

愧疚式教育的根源與錯誤邏輯

    愧疚式教育，是一種利用父母或教育者自身的「犧牲」、「辛苦」來換取孩子聽話與服從的情感操控方式。家長常說：「我省吃儉用，就是為了你能好好念書」、「我一輩子都沒為自己活過，全都給了你」；老師則會說：「你不好好學習，是對不起父母的養育恩情」。這些話語聽來充滿情感，但本質上是一種將個人責任轉嫁到孩子身上的方式，意圖讓孩子產生愧疚感，進而壓抑自我需求與情緒，改變行為來取悅他人，是徹頭徹尾的道德情感勒索。

    為何這樣的教育方式屢見不鮮？首先，它見效迅速，能迅速激起孩子的內疚與自責，使其短時間內「變乖」，於是父母或教師誤以為這樣有效。然而，這種方式所帶來的情緒傷害，會在孩子心中佈下深遠的陰影。其次，愧疚式教育往往披著「孝道」的外衣。中國文化歷來重視孝順，強調「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但若將這份孝心簡化為無條件的服從與情緒勒索，那麼感恩就變成了一種道德負擔，而非自由而真誠的情感流露。

愧疚與羞恥的誤用

    心理學上將愧疚（guilt）定義為對特定行為感到不安，是一種促進反思與修正行為的健康情緒，有「知恥近乎勇」教育功能。但羞恥（shame）則是一種對自身整體價值的否定，讓個體覺得「我不好」、「我不配被愛」。愧疚式教育最常見的錯誤，就是將這兩者混為一談，讓孩子不僅為行為感到內疚，更為「自己」感到羞恥。

    當孩子被告知「我這麼辛苦都是為了你，你怎麼能讓我失望」，實際上傳遞的信息是：「你的行為不只錯了，你這個人本身就使我痛苦」。長期處在這樣的情緒操控下，孩子很容易產生影響一生的心理問題。首先，這種作法顯然會導致孩子非常自卑，然後相當自我否定，覺得自己永遠不夠好，無論多努力都無法報答父母。進而，這種錯誤教養使孩子產生過度內耗與焦慮，將外界壓力內化，不敢說「不」，壓抑情緒，產生自我攻擊。最嚴重的傷害是形成孩子對於親密關係障礙與疏離，不相信無條件的愛，認為所有關係都是以犧牲與回報為條件。最後，孩子無法分清「愛」與「控制」，容易在成年後也遭遇情感操控關係。教養不應成為舞台劇式的情感操控，也不應是成人情緒發洩的出口。當「愛」變成「放債」，將「感恩」變成「還債」，悲劇一定會發生。

感恩的真義，從來不靠淚水與跪地

    教育的本質，是引導與啟發，而非壓制與羞辱。真正的感恩教育，應當是讓孩子在生活中自然體會愛與關懷，進而從心中產生理解與回應。感恩，不是用來綁架孩子的道德工具，更不是換取行為服從的籌碼。

    在親子關係中，最有效的感恩教育，是「讓孩子參與愛的流動」。與其強迫孩子「感謝」，不如創造機會，讓孩子看見愛、感受到愛，並學會表達愛。在平常的生家生活裡，讓孩子參與日常家務，從買菜、做飯、打掃，到照顧年幼弟妹或祖父母。透過這些互動，孩子才能具體理解到父母的辛勞，進而自然而然地生出感激之情。

    中國人是非常含蓄但又是非常愛面子的民族，往往忌諱直接表達情感，但情感需要言語的滋養。父母不妨在日常中對孩子說「謝謝你幫我按摩」、「我真的很愛你」，「媽咪辛苦一點沒關係，你要懂得欣賞我會更快樂啊！」慢慢，讓孩子學會用語言表達感受，無論是喜怒哀樂，既能增進親子關係，亦能減少情感誤解與壓抑。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若父母總以「我為你犧牲一切」的語氣示人，孩子會認為愛必須帶著痛苦與委屈。反之，若父母樂於付出、也享受生活，孩子學到的將是健康、正向的愛之樣貌。

    我們培養孩子，是希望他成為一個懂得服從與討好的工具人？還是希望他成為一個有情感能力、能自信表達愛與感謝的人？真正的教育，不是讓孩子記住「誰為他跪過」，而是讓孩子記住「誰曾陪他走過」，誰曾用理解與尊重，給他力量與溫暖。

    讓孩子學會感恩，的確是教育的重要課題。但感恩從來不該建立在羞辱之上。真正有力量的感恩，是源自孩子在理解愛、體會愛之後，自願做出的選擇，是一種內在成熟的情感回應。

    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一個完整的人，而非一個服從的孩子。願我們的教育，不再以愧疚為橋，而是以愛為路，引領孩子走向一個健康、自主而有情感深度的人生。

從小漁村到大都會 澳門究竟走了多遠？

 

    當強颱樺加沙仍然在澳門八百公里的遙遠之處，政府已經密羅緊鼓，作了多方的超前部署，不斷提醒市民這個強颱風不亞於天鴿及山竹，要做好防風措施。於是，全澳市民瞬間成了驚弓之鳥，又或是熱鍋上的螞蟻。聽聞海水會倒灌，低窪地區會停水停電，於是，四出搶購樽裝水成了市民的當務之急；沒想到，蔬菜、水果、麵包都搶購一空；還有，近年，許多家庭都放棄用石油汽爐而改用電磁爐，在可能停電的情況下，強購手提石油器爐及樽裝汽油變成市民要做好的大事。

    幸好，樺加沙遇上北方繼季候風，加上路線偏移，沒有為澳門造成嚴重的災害，當然，沒有人命喪亡是官民最欣慰的。樺加沙襲澳超過三十多個小時，單單懸掛十號風球已經超過十個小時。強颱風遇上天文潮，內港一帶海水倒灌水深達一點五米之高，街道成了河道，一時間，居民紛紛湧向被海水覆蓋的街區撿魚、撈魚、抓魚，甚至有人拿著網具大肆捕撈，彷彿置身漁港而非現代城市。有人調侃說：「澳門還是那個漁港，什麼也沒變。」當然，這一幕歡天喜地的「捕魚」為教人膽戰心驚的強颱風添上鬆一口氣的景觀。

    這場笑話乍看之下充滿災難中的幽默，但當我們靜下心思考，它背後隱藏的現實卻不那麼可笑：在很多制度與政策上，今天的澳門，離現代城市的標準還有一段距離。

從歷史看轉型看澳門曾經有過的漁村之路

    澳門，現今是一個繁華的國際旅遊城市，但在歷史長河中，它的起點卻是一條不起眼的小漁村。早在明朝以前，澳門只是珠江口一帶的一個小島，當地居民主要依靠打漁、曬鹽、種植等維生。這裡海產豐富，漁民每天出海捕魚，日落時分歸來，把漁獲販賣或自用，生活雖簡單卻自給自足。

    澳門地理位置優越，三面環海，海港天然，適合停泊船隻，因此成為海上貿易與漁業的理想據點。村中大多是茅屋與簡單的石屋，街道狹窄，生活節奏緩慢。村民信奉媽祖與觀音，祈求出海平安，因而興建了像媽閣廟這樣的重要廟宇，成為當地信仰與社區凝聚的中心。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來到澳門，逐漸將這個小漁村發展為中西貿易的重要樞紐，也開始了澳門從漁村走向城市的轉變。儘管今日高樓林立，澳門依然保留著昔日漁村的痕跡與文化，例如路環、氹仔的老街、漁民畫、傳統美食等，都訴說著那段質樸歲月的故事。透過這些歷史印記，人們仍可感受到澳門由漁村崛起的過程與韌性。

    早於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殖民之前，澳門主要依賴漁業、貿易與簡單農耕維生。居民生活樸實，對外交通阻塞，與中國沿海的其他小城無異。隨著歷史的演變，澳門從殖民地到回歸特區，從落後港口到人均GDP全球前列的地區，外在光鮮亮麗，但內裡的「治理結構」、「官僚邏輯」及「鄉民心態」就是典型的小漁村風貌。誠如股神巴菲特所言：「只有潮水退去時，你才知道誰在裸泳。」 經樺加沙的沖刷，澳門又好像重返小漁村的世界。

澳門小漁村靠賭博成世界首富

  　二○○七年的英國《經濟學人》曾用「哇，澳門」（Macau, Wow），驚嘆澳門從小漁村變成世界賭城的灰姑娘傳奇。澳門在博彩業的帶動下，其人均GDP確實曾位居世界前列，甚至在二○一三年時曾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人均GDP高達十四萬美元，排名世界第一。 然而，近年來，儘管澳門人均GDP仍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但已非世界第一。 例如，根據《福布斯》雜誌在二○二四年十月引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澳門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森堡。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業，使其經濟波動性很高，疫情期間的衝擊尤為明顯。 

　  澳門回歸，成為中國唯一可以合法經營賭場的地區。最初，澳門大學和北京大學聯手合作，研究打造澳門經濟競爭力的新出路。結果並不出人意外，兩地學者確定，博奕是澳門唯一能夠和世界競爭的比較優勢。
  　有從事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調侃說：「大陸是製造中心，香港是金融中心，澳門有什麼條件當中心？除了深耕博奕專業，澳門沒有其他路可走。」單看先天條件，澳門的確不出色，三個島加起來，也比曼谷的新機場要小。澳門本來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一百多年前，還不到三平方公里，能膨脹到今天33.3 平方公里，是不斷填海造地的結果。近年，特區政府銳意擺脫只靠賭維持現狀，很想背靠祖國及經濟適度多元化重振澳門經濟。唯是，越是如此，越是受政經環境及澳門地理形勢的阻礙，而難以達成其崇高的願景。

澳門「漁港式政策」的六個現代翻版

    今天的澳門，看似已是國際都市，實則仍在多方面維持著「小漁村思維」的治理模式。

1.家長式管理：歷任政府皆以「父母官」自居，認為自己最知道市民需要什麼。在危機時可能反應快速、集中決策、事事皆能「超前部署」，連誰有資格成為民議代表都可以一錘定音。問題根本在於缺乏民主參與、透明度低、容易過度保護或控制政局。

2.只聽取鄉紳或菁英的意見：政府決策的諮詢主要由地方有權有勢的人，如鄉紳、家族、商界等主導，這些代表通常有資源、有影響力。問題是普通市民聲音被邊緣化，利益分配失衡。今天，政府事事只諮詢大社團及商界領袖，又或是御用學者專家，這種狀況不是跟小漁村的場景很相似嗎？

3.災防系統似仍在原地踏步：雖然，近年，澳門政府實施了很多治水工程及建設，可是，成效仍然被一個樺加沙夢碎。澳門依然海水灌年年，對策年年落空。內港海水倒灌早已不是第一次。每逢風暴或天文潮，內港一帶居民就得自備沙包、自行安裝擋潮閘、自行升高電器及貴重物品、提早被撤離。政府的應對措施多年來幾無進展。歷年提出的「內港整治」、「海水倒灌防治計劃」，要麼流於紙上，要麼效率極低。與香港、新加坡等地建立多層次防洪系統相比，澳門依然停留在「等水退了再清理」的階段。這難道不是漁村思維的現代翻版嗎？不過，政府強制低窪地區市民撒離是很不錯的德政。

4.欠缺中常期的扎實短視城市規劃：綜觀政府諸多政策如捕魚撈蝦般隨機，作為世界旅遊城市，澳門的城市規劃竟然還缺乏一個全面的、前瞻性的總體藍圖。新城A區開發十多年仍未完整交付，橫琴合作區方向搖擺不定，交通建設雜亂無章。像是一艘沒方向的漁船，今天撈到什麼就吃什麼。這種「補哪裡漏哪裡」的政策模式，只會導致資源錯配、效率低下，對城市長遠發展毫無幫助。

5.像是停在等候碼頭開等船的年代：澳門公共交通停滯不前，公共交通規劃仍嚴重落後。輕軌開了十年只跑一條線、巴士路線擁擠重疊、的士服務混亂、網約車遲遲未能合法化，這與現代城市所應具備的便捷與高效相去甚遠。市民每天為逼車塞車勞心傷神，還不如漁村居民划船來得自在。

6.教育仍停滯在小漁村學堂的填鴨式教育：小漁村的私塾，一個穿長衫馬褂，搖頭擺腦的夫子，拿著四書五經，照本宣科，然後要求學生熟讀默寫，繼續千年不變的填鴨式教育。其實，今天的情況沒怎麼變化，只是換上資訊科技的手段而已。

我們需要的是現代城市的治理視野

    當市民在風災中拾魚為樂、將災難視為收穫，這固然展現了澳門人樂觀與韌性的一面。但若政府也把這視為正常，那就真的出問題了。真正的現代城市，應具備以下幾項基本特徵：1.風險預警系統有效，能減災於未然；2.基建與規劃具前瞻性與可持續性；3.資訊公開透明，決策參與民主化；4.政策回應社會現實，不再以部門本位為主；5.教育培養理性創意的公民。澳門不是沒有資源，也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治理模式尚未「轉型升級」。我們已經不再是漁港，卻仍在用漁港的思維治理城市。

    從漁港到特區，澳門確實走了很遠。但若要真正成為現代城市，我們不能再只是撿魚過日子，而必須真正揚帆啟航，走出那個看似熱鬧卻早已落伍的老港口。

從台北捷運「腳踢阿婆」事件談博愛座的荒謬

 

    日前，台北捷運「腳踢阿婆」事件，成為港台，甚至 BBC 等國際媒體熱切報導的新聞焦點，在YouTube的點擊竟然超過兩千萬人次瀏海。究其原委，不僅因畫面荒誕，更因其折射出「博愛座」制度的存廢困境。一名年逾七旬，在學術界被稱為「白髮魔女」的婦人，手持物品，目睹車廂內有其他空位不坐，偏要針對一位坐在博愛座的年輕女子要求讓位，甚至以物擊人，最後被起飛腳，如電影動作畫面般被踢到對面的座位上。後經揭發，該名阿婆原來是一名慣犯，更是通緝在逃的竊盜犯。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讓座爭執，而是一場文化與規範的滑稽真人秀。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是否讓座」，而是「誰有資格要求讓座」，以及「讓座是否可以變成一種道德勒索」。從這場戲劇化衝突，我們得以重新審視公共空間裡的潛規則，尤其是華人社會深植人心的「敬老博愛座文化」。

博愛座制度的初衷與變質

    設立「博愛座」，又稱「優先座」或「愛心座」，原意極好，是社會對老弱婦孺殘障群體一種已經約定俗成的制度化同理心行為，為孕婦、傷殘者、體弱者、長者等在搭乘公共交通時能有更多保障。問題在於，當同理心一旦制度化，它也容易變成可惡的工具。一部份人開始將這樣的座位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尤其似老賣老的長者視之為「專利」，甚而是「特權」，瞬間，這慷慨的善意變成「道德勒索」。

    在台灣、香港、乃至澳門，對博愛座的道德期待特別高，導致兩種現象：其一是空座無人敢坐，其二是被要求讓座時可能要承受高壓審判。即使車已經開出，人擠人到快無立錐之地都好，車廂裡的博愛座仍然空無一人。正所謂「物盡其用」，但這些座位卻彷彿成了道德地雷陣，一旦坐下，便被怒目成「被審判者」，須時刻準備辯解：「我今天腳扭傷了」、「我剛做完化療」、「我昨天加班到凌晨三點」等等。   

西方世界不是「老」就有特權

    筆者幾年前到葡萄牙旅遊，在里斯本坐地鐵，就親身體驗過沒有「博愛座」仍然天下太平的局面。在那裡，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個座位，理應主動開口，通常都會被接納，但亦有被拒絕的可能。這種文化下，沒有人因「年齡」而自動擁有優先權，也沒有人因「年輕」而被道德壓迫。

    再舉一個例子，法國奉行「自由、平等、博愛」也充份展現博愛精神，要讓座可以，但是坐不坐由被讓座者自由意志決定，他開心就跟你說謝謝，不需要就拒絕你。巴黎地鐵、巴士也有「博愛座」，他們的讓座優先規則如下，乘客必須按先後順序禮讓：1.受軍事和戰爭所害之榮民；2.盲人；3.因公受傷造成的傷殘者；4.苦於站立的傷殘人仕；5.孕婦；6.有四歲以下兒童陪同的人；7.難以站立但未明示的傷殘人仕，或拿著卡片表明難以站立的人；8.七十五歲及以上的人。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列出的讓座順序，七十五歲以上的長者竟然排在第九位，他們的共同特徵不是年齡，而是「站立困難」。這種制度設計不訴諸「道德高地」，而是實際需求。它提醒我們，不是因為你老，就一定應該坐；而是因為你「弱」，才應該被優先照顧。

    與此相比，日本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卻極少有讓座的爭議。原因之一，是老人自許「老而彌堅」，不輕言需求幫助；更重要的是，整體社會氛圍尊重「自立」。在日本，許多年長者反而堅持站立，甚至主動把座位讓給比他們更虛弱的人，這種風氣與華人文化中對「年齡」的過度尊重形成強烈對比。

    儒家倫理中，「敬老」是天經地義之事，但若敬愛來自強制壓迫，而非內化情感，那就不是尊重，而是壓迫。當「敬老」變成「威脅」、變成「動手動腳」的正當性工具，那麼這整套文化倫理就走偏了。

當車上大多數人都是老人，「博愛座」不是變得更荒謬？

   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人口快速老化，日本高齡人口佔30%高居榜首，其實，其他國家亦不遑多讓。當大部份人都已經成為長者時，請問一輛巴士只有六到八個「博愛座」，又如何滿足大部份人的需要呢？那麼誰該讓座？誰該坐「博愛座」？年齡的特權還能成立嗎？況且，許多病弱的狀態並不明顯，難道要當事人舉牌，甚如像歐洲某些國家要在地鐵辦事處出示證明，然後在胸口貼一張明顯的標籤，才能安然就坐嗎？這凸顯出一個事實，用「身份」劃定讓座資格，在老齡化社會中，注定失效。只有回到「需求導向」，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合理、長久的優先制度。

後Z世代與旅客不讓座，代際衝突的新火藥庫

    隨著後Z世代（一九九五年後出生的一代）的過份以自我為中心的現象非常普遍。筆者每天坐巴士，經常在上學及放學時段，很多學生都一屁股坐在「博愛座」位置上，或是專注撥手機，或是馬上補眠，管你用甚麼目光或語言教訓他們，一於懶理。後Z世代成長於數位化與社交媒體的世代，對於「道德壓力」的警覺性越來越薄弱，也更加不理傳統價值觀。他們傾向以個人實際需求來判斷是否讓座，而不是跟隨社會規範行事。但當這樣的觀念與老一輩「見到老人就讓座」的文化碰撞時，衝突自然產生。

    澳門近年這類衝突尤為明顯。特別是在國慶黃金周、大型節慶期間，每天約有十六萬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其中不少旅客為省錢、體驗在地文化而大量搭乘本地巴士。由於澳門巴士現已可以透過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工具付費，進一步鼓勵旅客使用公共交通，使本地居民與旅客在狹小車廂中頻繁碰撞。

    許多後Z世代澳門年輕人表示，即使他們已經工作一整天身體疲憊，坐上「博愛座」也常遭遇外地長者旅客怒目看待，甚至直接開口要求讓位。特別是一些旅客將「博愛座」理解為「老人專座」，動輒以「你這麼年輕還不讓位給我？」質問之時，讓許多本地年輕人苦不堪言。

    這其實是多重文化觀念與代際差異交疊的結果。一方面，旅客對當地公共交通規範理解有限，容易套用自身家鄉的習慣與道德標準；另一方面，年輕世代則希望以平等、理性、需求導向的原則來互動。這場對座位的爭奪，其實是文化自信與權利理解的試煉場。

法律無法解決的，靠什麼補足？

    我們當然可以通過法律列明「博愛座不是強制讓座」，但真正有效的從來不是法條，而是社會規範的共識。法律是底線，道德是天花板，規範則是中間那張「無形之網」，是要透過教育、文化傳承與媒體輿論形成的社會共識，遠比法律強制更能促使人行善。

    例如，若社會能普遍理解「讓座基於需求而非年齡」，那麼哪怕站在「博愛座」前的是一位白髮蒼蒼但健步如飛的阿公，沒人會指責坐在座位上的青年。同樣，如果社會能接受一位疲憊青年理直氣壯地坐在「博愛座」上，也許長者就不再覺得「尊嚴被剝奪」。

    讓「博愛座」回歸人性，而非制度。讓座的本質，是看見彼此的困難。台北捷運事件或許荒謬可笑，但它戳破了我們長久以來對「善」的幻想：不是每個長者都值得尊敬，也不是每個坐著的年輕人都冷血無情。

    讓座，是出於理解而非恐懼；是出於關懷而非壓力。當我們把「博愛」還給人性，而非制度與標籤，那一張椅子，才不會成為格鬥場，而是真正的避風港。社會最終不是靠「讓座制度」來定義善良，而是每個人能否靜靜地問自己一句話：「我是否有能力，讓世界多一點體貼？」也許，這就夠了。

澳門尚欠一個最重要的搭車小貼士

    經常坐巴士的朋友，一定聽過巴士上經常播放的搭車小貼士，就是如果想坐那一路巴士，請提前揮手，好讓司機能及時靠站。筆者天天坐巴士，發現有比這個小貼士更重的貼士，就是呼籲所有乘客拿出善意，慷慨讓座給更有需要的人，那怕不是「博愛座」也可以讓座。這個呼籲可以提醒後Z世代的學生，亦可以善意提醒來自四方的旅客。持續推動這樣的宣講，將有助於推動充滿善意與慷慨的讓座文化，亦讓人與人之間的善意交往更添美麗色彩，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