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快走入歷史，功能盲隆重登場

 

    論及文盲，筆者的父母皆是文盲。他們自小在大陸窮鄉長大，一九四九年因為戰亂從逃到澳門。母親真的盲字都唔識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所要簽名時都只能用圖章。父親深感文盲之害，決心將所有子女都送去學校讀書。父親是一名手作仔，靠雙手搵食，但不甘心一輩子目不識丁。所以，每天買兩份報紙看，遇不識的字句就問我們。後來，父親終於擺脫文盲的困境，甚至會寫信給鄉下的親戚朋友。

    隨著澳門免費教育延長至十五年，在這個世代，要找一個文盲已經不太可能。儘管世界各地的文化差異很大，在地球某些國度裡，文盲仍然非常普遍。別以為世界先進富裕的國家地區文盲逐漸走入歷史就值得額手稱慶。資訊科技及人工智能飛躍的年代，功能盲已瞬間隆重登場。顯然，我們每一個人，也許在某些知識領域，都很可能是個功能盲，尤其是長者，頭頭碰著要上網才通行的牆壁，真是苦不堪言。

從文盲走到功能盲時代

    文盲，傳統上被定義為「不能閱讀與書寫某種語言中基本句子」的人。這種定義強調技術性能力的有與無。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教育制度建立初期，這是一項基本迫切的指標。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一九六○年全球成人識字率約為56%，到二○二○年則已達到86%。例如，中國大陸的成人識字率從一九四九年的約20%迅速上升至今天的96%以上；印度從一九八一年的41%提高到二○二○年的77%。聯合國制定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及後續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均將基礎教育列為關鍵指標，並透過國際援助、義務教育制度與女性教育普及推動識字率的大幅成長。

    全球在識字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統計，全球成人文盲率從一九七○年代的約35%下降至二○二○年的13.7%，尤其在東亞、南亞與非洲部分地區，識字率的提升更是教育政策成功的明證。教育已幾乎成為每個國家的基本人權標準，文盲正在逐步走入歷史。根據美國國家掃盲研究所的數據，二○二四年美國出現21%的成年人是文盲，54%的成年人識字低於十一、二歲的六年級生。新一代不少吃鴉片長大了，耐性及力集中程度越來越弱了，現在還利用AI請槍做功課，這樣長年累月不用腦，已可以預見，未來的世界必有更多功能盲。

    然而，隨著傳統文盲問題的改善，「功能盲」（functional illiteracy）卻隆重登場。所謂功能盲，是指一個人雖然具備基本的識字能力，但卻無法在真實生活情境中有效運用文字、數據與資訊來處理問題、做出判斷與作出適應社會的行為。這些人能閱讀文章，卻難以理解電費單，能書寫字詞，卻無法清楚撰寫工作報告或申請表。

    誠如教育社會學家巴斯特（Basil Bernstein）所言，識字教育是現代社會公平與流動性的根本條件之一。然而，當全民識字逐漸成為常態，我們卻發現，能讀不等於能用。知識的解碼與應用，遠比識字更為複雜，也更與社會結構有關。

    一個人雖然識字，但卻無法應付日常生活及工作所需，例如不能填寫申請書、看懂說明書、讀報紙、查字典、讀懂巴士時間表等。簡言之，功能盲就是那些識字能力異常低下的人。研究發現，這些人的經濟表現通常顯示健康，也沒有能力推進民主，為公民社會做出貢獻。功能盲的問題不限於發展中國家，在已發展國家也很嚴重。所以，別看美國是個超級大國，但是，從前述的文盲數據仍然非常嚇人，更遑論功能盲者，也許多不勝數。

    掃盲固然重要，但在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掃除功能盲或許更是當務之急。徹頭徹尾的文盲，對社會畢竟為害有限，而功能盲在某些地方的官場、議事殿堂、商場、甚至號稱教育下一代的學校，竟發現比比皆是，遺禍人間，莫甚與此。

功能盲的崛起：看得懂，不代表用得好

功能盲一詞最早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用以描述那些在教育上取得基本識字能力，但在真實世界中無法有效處理資訊、解釋資料或運用數字思維的人。這不只是語文問題，也涉及數學、資訊素養、批判性思維與邏輯推理等「跨能力整合」的缺乏。

    根據OECD的「成人技能調查」（PIAAC），功能盲可分為以下幾類：

1.語文功能盲：無法閱讀與理解報紙文章、醫療指示、政府公告等日常資訊；2.數學功能盲：無法解讀報表、預算、票價計算、稅務資訊等基本數據；3.數位功能盲：面對網路、程式、應用軟體難以理解與操作；4.批判性思維缺乏：無法辨別資訊真偽，容易受假新聞與網路謠言誤導。簡單來說，功能盲不是無知，而是「無力應對複雜社會資訊」的現代無能。根據二○一六OECD對三十三個國家進行的PIAAC調查，在語文理解與數理應用的五個等級中，有超過50%的成年人口只達到一級或以下，即僅能完成最基礎的任務。以美國為例，約20%的成年人在閱讀理解與數據分析能力上被歸為功能盲」；在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比例甚至高達28%-30%。在亞洲，儘管識字率普遍較高，但功能性文盲的現象亦不容忽視。二○一九年一項針對台灣大學生的調查顯示，超過35%的學生無法正確理解三段以上的報告摘要或政策說明。澳門政府亦曾指出，學生即便在筆試中取得不錯成績，卻在實際工作場域表現出理解困難與應對無策的「落差現象」。

教育的盲點：應試文化與技能缺口

    功能盲的問題，不能單純歸咎於個人能力，而更應關注整體教育制度的「應試導向」。亞洲國家特別重視筆試、標準答案與分數競爭，學生從小就學會「解題」而非「理解」，在課本以外的生活情境中反而手足無措。

    哈佛大學教育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曾批評當前教育系統過度聚焦於語文與數理智力，而忽略其他實用智能（如人際溝通、實務處理、科技操作等）。在功能盲問題中，這種單一智力導向正是根本病灶。英國《衛報》二○一九年報導指出，數百萬英國成年人雖有學歷，卻無法完成求職申請表，或無法理解銀行合約條款。OECD批評這種「文憑通膨但能力貧乏」的現象，正是教育制度未將讀寫與生活結合的結果。

    在數碼資訊發達的社會裡，知識的產量遠超個體吸收與辨識的能力。每分鐘YouTube上傳超過五百小時影片，X（前Twitter）新增三十五萬條貼文，資訊過載的結果不是知識更普及，而是迷失與疲乏。許多功能盲者無法判斷資訊來源的真偽，不知如何檢索可靠資訊。哈佛大學與史丹福大學的研究指出，即使是名校學生，仍有近一半無法正確辨別新聞與廣告、事實與評論的界線。

    功能盲也與科技焦慮密切相關。中老年族群、弱勢社群、基層勞工常因資訊技術落後而更難適應數位生活。例如，疫情期間的線上預約系統、電子疫苗護照，對某些人而言是一場惡夢。

應對策略：從識字到素養的再起步

    當前教育改革必須將目標從「會讀會寫」轉向「能理解能應用」。這包括加強閱讀理解訓練，不只讀文字，還要懂圖表、流程圖、數據報表；推動素養導向課程，如批判性思考、媒體識讀、數位素養；鼓勵PBL（Problem-Based Learning）與情境學習，讓知識與生活接軌。

    功能盲往往發生在學校教育結束後，因此建構全民終身學習體系至關重要。政府與企業可提供成人進修課程、實務培訓與數位技能提升計畫，降低知識與科技之間的斷層。政府與企業亦應反思資訊呈現方式：使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圖示輔助與互動式平台，可幫助更多人突破功能障礙。例如，設計「一頁式說明書」、用圖說教學代替密密麻麻的文字說明。

    告別文盲，不代表文明完成。我們或許可以慶祝文盲的終結，但卻不能忽略另一個陰影正悄悄壟罩而來。功能盲不是無知，而是一種制度性與結構性的資訊無能，它的存在提醒我們：教育的目的從來不是讓人「讀得懂書本」，而是能「活得好人生」。唯有正視這一現代社會的新型識字危機，並以跨領域、跨年齡的素養培養策略應對，我們方能說自己真正走出了文盲時代，而不是掉進了功能盲的新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