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愛心座」遽變成「遊客座」

 

    幾個月前，在香港一輛巴士上，一名港女發現沒有座位，所以便坐在「最後一個」關愛座上。不久，一名年約六十多歲老婦上車，疑似因為無位坐而站在事主面前「自言自語」，抱怨道：「乜而家啲後生女唔識讓位畀啲老人家嘅咩，要啲老人家企成個鐘，腳痛㗎嘛。」不過，事主聞言並未讓座，更開口反駁說：「你畀兩蚊我畀足全費，我一陣仲要返九個鐘，而且都要企係度呀，要有位坐搭的士啦！」

    該名港女事後在社交平台發文，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不少人認同事主做法，留言大讚她「做得好」。筆者看到這則新聞，不論真假；不論名為愛心座、博愛座、抑或是優先座，表面上，後生仔女都應該讓座。不過，別忘了，很多事不能只看表面，對方或許有你不知道的隱疾，例如膝蓋受傷開過刀、生理痛、外表「看似正常」的視障者都是需要博愛座的人，如果對方真有需要向你開口，或者你自己發現對方有需求，不妨主動讓座，讓這種美德用最貼切的方式傳承下去吧！

看看世界各國特有的「愛心座文化」

    日本人從小就教育小孩「不要為別人帶來困擾，自己的麻煩自己解決」。這樣的觀念也融入整個社會，從語言用詞、做事方法、社交文化等等無所不在。日本老人要嘛不出門，要嘛感謝讓座者但通常不會坐下，而是選擇繼續站著，否則就「害陌生人失去位置」、為別人帶來困擾了！

    在英美無論你是老人、孕婦或身障者，大家都覺得你就是個「一般人」，走在路上不會被用奇怪眼光看待，因此也不需要特別讓座。而且老人往往自認身體還算硬朗，不需要你特別讓座，如果你看見老人立刻跳起來禮讓，對方還可能會生氣！有趣的是，美國人喜歡讓座給小朋友，男士也通常願意主動讓座給女生；而英國人不分階級高低、年齡大小，只要是真正有需求的人，他們都願意讓座。

    韓國是一個深受中國儒家長幼有序文化影響的國家，相當重視年齡，根深柢固的輩分文化徹底融入家庭、校園到職場。套句知名作家「人渣文本」說的，韓國就是「全國學長學弟制」，四處都能見到囂張的老人家倚老賣老、耍權威。所以，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時，不讓座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老人再不講理，老人最大，老人說了算，不管是不是博愛座，老人出聲要求禮讓你就得乖乖讓座！

    法國奉行「自由、平等、博愛」也體現在讓座這件事上，要讓座可以，但是坐不坐由被讓座者自由心智決定，他開心就跟你說謝謝，不需要就拒絕你。巴黎地鐵、巴士也有博愛座，他們的讓座優先規則如下，乘客必須按先後順序禮讓：1.受軍事和戰爭所害之榮民；2.盲人；3.因公受傷造成的傷殘者；4.苦於站立的傷殘人仕；5.孕婦；6.有四歲以下兒童陪同的人；7.難以站立但未明示的傷殘人仕，或拿著卡片表明難以站立的人；8.七十五歲及以上的人。

    另外，法國人的公民教育原本也是讓老弱婦孺優先坐，但除了考慮當事人的自尊、傲氣外，另一方面說法是「我們也不應該在公共場所多讓位給老年人」。至於這個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假設背後的原因是為什麼？因為曾有專家說「保持直立可以讓我們的長輩維持體型」。換句話說，讓他們坐反而會加速其健康的惡化。筆者在葡萄牙地鐵上，沒發現有愛心座，亦沒有人主動讓座，要座位的人必須主動提出，通常都不會遭拒絕。

    看完其他先進國家的狀況，你是否也覺得民族性對讓座文化影響很大？台灣最美的風景絕對是人，正因濃厚人情味才會讓座，也才會道德標準高到變「正義魔人」，嚇得大家都不敢亂坐。近年，台灣成為澳門市民短線旅行的熱點，坐巴士及捷運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會發現，尤其在捷運車廂裡，深藍色的博愛座不是坐著老弱婦孺就是空著，台灣後生仔女習慣，寧願站著都不會坐在博愛座上，不論他們的倫理考量如何，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當「愛心座」遽變成「遊客座」

    據《澳門電台》報導，澳門治安警公布，內地五一黃金周假期首日，澳門全日各口岸錄得73.1萬人次出入境，其中旅客超過33.3萬人次，入境旅客逾17.6萬人次，主要經關閘、橫琴口岸及港珠澳大橋通關。近年，窮遊澳門的旅客激增，即是說不再搭的士。在巴士車廂裡，發現後生旅客肆無忌憚地坐在愛心座的大有人在，雖然很讓人側目，不過，一向含蓄的澳門市民，敢怒不敢言，很少會出聲叫他們讓座。

    筆者天天坐巴士，前述情況越來越嚴重，甚至「愛心座」遽變成「遊客座」啊！近年，窮遊澳門非常興盛，三個遊客吃一碗麵屢試不爽，搭巴士到澳門金沙及漁人碼頭，又或是路氹城的賭場更是普遍，加上政府大力推動多種巴士付費支付系統，更鼓吹遊客坐巴士遊澳門。

    窮遊搭巴士的確讓本來已經非常擁擠的車廂更添煩添亂，市民已經百般忍耐兼無奈。更讓許多長者怒火的是看到許多後生仔女遊客，一上車就一屁股坐在愛心座上，完全無視紅色座位上刻著的「愛心座」三個黑字，更遑論要他們看到旁邊玻璃窗窗上標示著關於愛心座的種種說明。他們沿途或有講有笑，或拿著手機拍窗外風景，至於旁邊是否站著手揗脚震的長者，抑或是手抱嬰兒的婦女等，均旁若無人。

看看先進國家從小教孩子讓座

    其實，多數國家設有《公共交通設施無障礙條例》，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例如美國《ADA法案》明文要求設置優先座與無障礙設施。香港與新加坡也有專門法例要求運輸公司提供博愛座及提醒服務。台灣曾推動「愛心座應取消」的討論，反映社會對道德與制度之間的張力，但最終都儒家孝道與敬老文化影響，維持博愛座措施，禮讓長者顯然成為文化期望，容易出現「形式主義」與「道德壓力」。新加坡則大量使用廣告、標語與地鐵廣播，強化公民意識。

    日本是個講究集體主義與制度內化的國家，使用極為婉約的宣傳，例如動畫、詩意標語來傳達讓座精神。日本從幼稚園就教導他人優先，學校教育強調「體貼別人」、「察言觀色」，這種文化內化從小養成，不需用規則強制。日本學校的道德課與實際生活密切結合，如有模擬讓座、關懷弱者等課題。教師與家長以身作則，孩子模仿行為成為習慣。

    北歐國家非常重視平等與尊重教育，公民教育強調「尊重每一個人」而不是特別標籤弱勢群體。雖然沒有明顯的「特別讓座」措施，卻非常強調「看到需要就要幫助」。

科技與人文的介入

    社文司柯嵐在施政辯論是指出，本澳現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齡人口佔百分之十四點六，二○二九年將增至百分之二十一點四，超出超老齡社會的標準。到了二○四一年增至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差不多佔人口的四分一。換言之，不久的將來，澳門巴士就算全部座位列為愛心座都不應付不了實際的需要。再者，政府希望在全澳門打造十五至廿分鐘的社區長者服務圈，希望做好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或老有所為。政府要達成這樣的施政理想，可有想到如何貫徹執行長者搭巴士都能有一個位置坐下？

    目前政府可以做到的，起碼是交通事務局跟巴士公司合作，在交局網站、巴士報站系統、巴士車廂裡透過不同語音的廣播，讓旅客知道愛心座是優先給有真正需要的人士。在歐美，有不少國家開始用「動態優先座」，當偵測到老年人或孕婦上車時，座位燈光變色提醒其他人讓座。隨著技術的進步，未來有可能開發出能夠識別需要關愛乘客，並提醒其他乘客讓座的AI系統。這樣的系統可能結合影像識別、語音提示和車內顯示等技術，進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友善程度，讓我們更深入理解各國在公共道德與社會共識上的差異。

    綜觀特區政府新的施政，尤其在社文司範疇，似是極力打造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也許，從家庭教養、托兒所保育、學校教育、社區終身教育都大有可為，而倡導巴士讓座文化是其中一個踐行以人為本施政的有為施政。

講談錢得感情 亦會失感情 更會失性命

 

    巴掌圍斜巷五月十六日早上十時許發生一宗疑墮樓事件，報案者報稱現場有人墮樓。消防到場後接觸一名二十四歲、持往來港澳通行證的男子，無呼吸及心跳，送山頂醫院搶救。治安警到場調查。今年首錄得十三男五女共十八宗自殺死亡個案，亦較去年同期減少四宗，其中十六人為本地人，兩名外地人，而去年則有二十一個本地人自殺身亡。衛生局指出，根據資料分析，首季自殺死亡的原因「主要與賭博或財政問題、精神病，以及慢性或生理疾病有關。」換句話說，當中有部份自殺者的死因與錢有密切的關係。

    常言道，錢不是萬能，沒有錢就萬萬不能。原來，錢不僅跟賭博及財政失能有關，更跟一個人的自尊、自信、家庭、社交都有緊密的關係。到本文脫稿時，今年的現金分享及醫療券仍未有明確發放的日期。或許，為一眾高官又好、身高糧準的打工仔也好，這些福利遲少少到真的沒什麼大不了？但為長期收入不穩定，又或長期失業的朋友而言，這些都是救命錢。

    五月十六日上午，這個快被市民定性為「無感」的政府，終於舉行跨部門與相關社團和機構舉行「關懷身邊人，齊做『生命守門人』交流會」，盼望各界齊心面對可怕的自殺浪潮。從過去一個又一個甚麼四級聯防到目前的交流會，市民真的盼望政府有心有能阻止自殺發生。

錢非萬能，貧窮卻讓人喪志失智

   「錢非萬能，但缺錢就萬萬不能」，這句看似庸俗的俚語，在當今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卻顯得異常真實。戰爭、通脹、失業、房價飆升、醫療開支與教育負擔，壓得無數人喘不過氣。金錢雖不能買到幸福，但對於每天為三餐而煩惱、為貸款而焦慮的人來說，金錢是維繫尊嚴與生存的最後屏障。在這場全球性的經濟低潮中，不少政府選擇「派錢」作為短期紓困之策，藉此緩解基層民眾的經濟壓力，避免社會出現動盪或心理健康危機。這些補貼方案固然不能根治結構性貧困，但對許多陷入絕境的人而言，可能正是一線生機。

    連串的自殺案，無論耳聞，甚或目睹，除了倍加同情惋惜外，更會自然生成的好奇。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要決定跳橋、跳樓、甚至上吊？真的是錢作怪，財困到只有死路一條嗎？每次看到特區的新聞公告，無不以「屍體發現案」處理真感無奈。別以為這就是最公允妥當的做法，以舉鄰近香港為例，上週西貢中心一名四十一歲小學教師在學校跳樓死亡，報章都會略為報導原因是不勝工作負荷，亦有情緒病紀錄。起碼，市民都會略知一二。在澳門過去但凡有自殺案，傳媒馬上收到通知，甚至比警方更早到達現場採訪，市民很快就略知自殺因由。

    一直以來，澳門傳媒都很自律，很少炒作新聞，違反新聞倫理的狀況更少之又少。可是，驚弓之鳥的政府，無差別地將自殺消息全部被封鎖，市民一無所知。事實證明，警方的處理既沒能遏阻市民的自殺情緒，也沒有起到不被模仿的效果。說真，這樣對政府的威信無無助益，嚴重損害市民的基本知情權，更讓澳門時刻置身在懸疑未決的自殺陰霾。

經濟寒冬：數據揭示的困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二四年的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降至2.9%，低於長期平均水準。歐美多國面對高通脹與高利率的雙重壓力，家庭支出萎縮，企業投資保守，導致失業率攀升。亞洲部分地區亦受到出口疲弱與消費不振的衝擊，尤其是青年失業問題日益嚴重。以英國為例，二○二三年底的官方統計顯示，已有超過20%的家庭難以負擔基本生活開支，包括取暖、食品與交通費用。在美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若突然需支付四百美元的緊急開支，將無力應對」。而在亞洲的香港與台灣，儘管物質條件看似富裕，卻依然有不少低薪族、兼職者與中年失業者陷入「有工返無錢剩」的生活循環。

    回到澳門，表面上澳門一月至三月總體失業率只有1.9%，而本地居民失業率上升至2.5%，別小覷好像微不足道的失業率，但就有很多打工仔天天陷於快要失業，甚或長期失業的煎熬之中。這些數據背後不僅代表經濟壓力，也暗示一場潛在的心理健康危機，久而久之，就在許多看似硬漢或女強人的脆弱心底，埋下一個一觸即發的自殺炸彈。

紓困金政策：緊急紓壓還是權宜之計？

    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民生壓力，全球多國政府選擇了直接派錢、能源補貼或現金券等方式，作為快速應變之道。以下是幾個具代表性的案例：美國自二○二○年起實施多輪經濟刺激方案，包括一次性發放一千兩百至一千四百美元給大部分成年人，並延長失業救濟金與租金補助。日本自二○二三年再度推出家庭現金補助，對低收入戶每戶發放五萬至十萬日圓不等。

    澳門其實很進取，早在二○○八年開始派錢，多年來持續推行「現金分享計劃」，每年向居民發放現金，以刺激內需與維持民生穩定。不過，今年，新政府上台，銳意改革，但是，千呼萬喚還未出來的錢，還在政府庫房，許多市民已經非常焦灼不安。目前，政府推出的消費大獎賞，只是九牛一毛，不痛不癢。民意很清楚，是希望政府再推出「消費券」，唯有如此，才能安頓民心，亦能提振本地經濟。當然，這些政策在短期內確實產生了「止血」效果，使許多低收入者能夠渡過困境。然而，問題在於，當補貼用盡，困境依舊，該怎麼辦？那就要看政府是否有決心及能力高效處理提出外勞不再能搶澳門市民飯碗的根本政策。

缺錢與輕生：貧困的心理代價

    錢能不能救命？答案是有時候，真的可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經濟困難與心理健康有高度相關性。研究顯示，經濟危機期間，自殺率普遍上升。二○○八年金融海嘯後，歐洲多國的自殺率比危機前上升了6.5%；而希臘在實施緊縮政策的二○一○至二○一二年間，自殺率更飆升了35%。在亞洲地區，亦有類似趨勢。根據韓國統計廳二○二二年的報告，自殺已連續多年成為該國青年死亡主因，而經濟壓力、債務與就業困難是最常見的誘因。台灣與日本亦有相似情況——許多中壯年男性在失業後感到自責與羞愧，最終選擇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

    對這些人而言，金錢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種社會價值的象徵——「我有能力供養家庭」、「我可以成為有用的人」。一旦失去這些經濟能力，便彷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此，一筆及時的補貼，雖無法根治困境，卻可能在關鍵時刻挽回一條生命。

    然而，單靠錢能否長遠地救人？未必。因為，真正摧毀一個人的，往往不是「沒錢本身」，而是由此引發的絕望與孤立感。這提醒我們，金錢是救急，但社會支持與心理照護才是救命。政府若僅止於派錢，而忽視了傾聽、陪伴與重建尊嚴的系統性設計，那麼救濟終究只是杯水車薪。

從派錢到陪伴：政府的下一步

    面對當前的經濟與心理雙重危機，政府與社會應從三方面出手： 1.及時紓困，但也要長遠規劃：派錢可以緩解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創造就業、提升技能與保障基層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利。 2.整合心理健康服務：應將經濟援助與心理支援結合，例如提供免費心理諮商、設立「經濟焦慮支援熱線」、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深入社區。3.重建社會連結：讓弱勢者感受到「不孤單」，鼓勵鄰里守望、社區互助與公益參與，使人在貧困中仍保有人際連結與希望。

    錢當然不是萬能，它買不到真正的快樂，也無法解決一切問題。但在極度不公平與無助的社會裡，錢卻是許多人最後的選擇題。當「沒錢」成為活不下去的理由，那麼這個社會便到了需要深刻反省的時候。

    經濟政策不該只是計算GDP與赤字的工具，更應是一種對「人之脆弱」的理解與回應。在這個越來越多人成為邊緣者的時代，能否讓每一個人即使在最貧乏時也不感到被遺棄，才是考驗一個文明社會的真正指標。

文盲快走入歷史，功能盲隆重登場

 

    論及文盲，筆者的父母皆是文盲。他們自小在大陸窮鄉長大，一九四九年因為戰亂從逃到澳門。母親真的盲字都唔識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所要簽名時都只能用圖章。父親深感文盲之害，決心將所有子女都送去學校讀書。父親是一名手作仔，靠雙手搵食，但不甘心一輩子目不識丁。所以，每天買兩份報紙看，遇不識的字句就問我們。後來，父親終於擺脫文盲的困境，甚至會寫信給鄉下的親戚朋友。

    隨著澳門免費教育延長至十五年，在這個世代，要找一個文盲已經不太可能。儘管世界各地的文化差異很大，在地球某些國度裡，文盲仍然非常普遍。別以為世界先進富裕的國家地區文盲逐漸走入歷史就值得額手稱慶。資訊科技及人工智能飛躍的年代，功能盲已瞬間隆重登場。顯然，我們每一個人，也許在某些知識領域，都很可能是個功能盲，尤其是長者，頭頭碰著要上網才通行的牆壁，真是苦不堪言。

從文盲走到功能盲時代

    文盲，傳統上被定義為「不能閱讀與書寫某種語言中基本句子」的人。這種定義強調技術性能力的有與無。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教育制度建立初期，這是一項基本迫切的指標。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一九六○年全球成人識字率約為56%，到二○二○年則已達到86%。例如，中國大陸的成人識字率從一九四九年的約20%迅速上升至今天的96%以上；印度從一九八一年的41%提高到二○二○年的77%。聯合國制定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及後續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均將基礎教育列為關鍵指標，並透過國際援助、義務教育制度與女性教育普及推動識字率的大幅成長。

    全球在識字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統計，全球成人文盲率從一九七○年代的約35%下降至二○二○年的13.7%，尤其在東亞、南亞與非洲部分地區，識字率的提升更是教育政策成功的明證。教育已幾乎成為每個國家的基本人權標準，文盲正在逐步走入歷史。根據美國國家掃盲研究所的數據，二○二四年美國出現21%的成年人是文盲，54%的成年人識字低於十一、二歲的六年級生。新一代不少吃鴉片長大了，耐性及力集中程度越來越弱了，現在還利用AI請槍做功課，這樣長年累月不用腦，已可以預見，未來的世界必有更多功能盲。

    然而，隨著傳統文盲問題的改善，「功能盲」（functional illiteracy）卻隆重登場。所謂功能盲，是指一個人雖然具備基本的識字能力，但卻無法在真實生活情境中有效運用文字、數據與資訊來處理問題、做出判斷與作出適應社會的行為。這些人能閱讀文章，卻難以理解電費單，能書寫字詞，卻無法清楚撰寫工作報告或申請表。

    誠如教育社會學家巴斯特（Basil Bernstein）所言，識字教育是現代社會公平與流動性的根本條件之一。然而，當全民識字逐漸成為常態，我們卻發現，能讀不等於能用。知識的解碼與應用，遠比識字更為複雜，也更與社會結構有關。

    一個人雖然識字，但卻無法應付日常生活及工作所需，例如不能填寫申請書、看懂說明書、讀報紙、查字典、讀懂巴士時間表等。簡言之，功能盲就是那些識字能力異常低下的人。研究發現，這些人的經濟表現通常顯示健康，也沒有能力推進民主，為公民社會做出貢獻。功能盲的問題不限於發展中國家，在已發展國家也很嚴重。所以，別看美國是個超級大國，但是，從前述的文盲數據仍然非常嚇人，更遑論功能盲者，也許多不勝數。

    掃盲固然重要，但在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掃除功能盲或許更是當務之急。徹頭徹尾的文盲，對社會畢竟為害有限，而功能盲在某些地方的官場、議事殿堂、商場、甚至號稱教育下一代的學校，竟發現比比皆是，遺禍人間，莫甚與此。

功能盲的崛起：看得懂，不代表用得好

功能盲一詞最早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用以描述那些在教育上取得基本識字能力，但在真實世界中無法有效處理資訊、解釋資料或運用數字思維的人。這不只是語文問題，也涉及數學、資訊素養、批判性思維與邏輯推理等「跨能力整合」的缺乏。

    根據OECD的「成人技能調查」（PIAAC），功能盲可分為以下幾類：

1.語文功能盲：無法閱讀與理解報紙文章、醫療指示、政府公告等日常資訊；2.數學功能盲：無法解讀報表、預算、票價計算、稅務資訊等基本數據；3.數位功能盲：面對網路、程式、應用軟體難以理解與操作；4.批判性思維缺乏：無法辨別資訊真偽，容易受假新聞與網路謠言誤導。簡單來說，功能盲不是無知，而是「無力應對複雜社會資訊」的現代無能。根據二○一六OECD對三十三個國家進行的PIAAC調查，在語文理解與數理應用的五個等級中，有超過50%的成年人口只達到一級或以下，即僅能完成最基礎的任務。以美國為例，約20%的成年人在閱讀理解與數據分析能力上被歸為功能盲」；在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比例甚至高達28%-30%。在亞洲，儘管識字率普遍較高，但功能性文盲的現象亦不容忽視。二○一九年一項針對台灣大學生的調查顯示，超過35%的學生無法正確理解三段以上的報告摘要或政策說明。澳門政府亦曾指出，學生即便在筆試中取得不錯成績，卻在實際工作場域表現出理解困難與應對無策的「落差現象」。

教育的盲點：應試文化與技能缺口

    功能盲的問題，不能單純歸咎於個人能力，而更應關注整體教育制度的「應試導向」。亞洲國家特別重視筆試、標準答案與分數競爭，學生從小就學會「解題」而非「理解」，在課本以外的生活情境中反而手足無措。

    哈佛大學教育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曾批評當前教育系統過度聚焦於語文與數理智力，而忽略其他實用智能（如人際溝通、實務處理、科技操作等）。在功能盲問題中，這種單一智力導向正是根本病灶。英國《衛報》二○一九年報導指出，數百萬英國成年人雖有學歷，卻無法完成求職申請表，或無法理解銀行合約條款。OECD批評這種「文憑通膨但能力貧乏」的現象，正是教育制度未將讀寫與生活結合的結果。

    在數碼資訊發達的社會裡，知識的產量遠超個體吸收與辨識的能力。每分鐘YouTube上傳超過五百小時影片，X（前Twitter）新增三十五萬條貼文，資訊過載的結果不是知識更普及，而是迷失與疲乏。許多功能盲者無法判斷資訊來源的真偽，不知如何檢索可靠資訊。哈佛大學與史丹福大學的研究指出，即使是名校學生，仍有近一半無法正確辨別新聞與廣告、事實與評論的界線。

    功能盲也與科技焦慮密切相關。中老年族群、弱勢社群、基層勞工常因資訊技術落後而更難適應數位生活。例如，疫情期間的線上預約系統、電子疫苗護照，對某些人而言是一場惡夢。

應對策略：從識字到素養的再起步

    當前教育改革必須將目標從「會讀會寫」轉向「能理解能應用」。這包括加強閱讀理解訓練，不只讀文字，還要懂圖表、流程圖、數據報表；推動素養導向課程，如批判性思考、媒體識讀、數位素養；鼓勵PBL（Problem-Based Learning）與情境學習，讓知識與生活接軌。

    功能盲往往發生在學校教育結束後，因此建構全民終身學習體系至關重要。政府與企業可提供成人進修課程、實務培訓與數位技能提升計畫，降低知識與科技之間的斷層。政府與企業亦應反思資訊呈現方式：使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圖示輔助與互動式平台，可幫助更多人突破功能障礙。例如，設計「一頁式說明書」、用圖說教學代替密密麻麻的文字說明。

    告別文盲，不代表文明完成。我們或許可以慶祝文盲的終結，但卻不能忽略另一個陰影正悄悄壟罩而來。功能盲不是無知，而是一種制度性與結構性的資訊無能，它的存在提醒我們：教育的目的從來不是讓人「讀得懂書本」，而是能「活得好人生」。唯有正視這一現代社會的新型識字危機，並以跨領域、跨年齡的素養培養策略應對，我們方能說自己真正走出了文盲時代，而不是掉進了功能盲的新深淵。

運動、音樂及閱讀只是防止自殺的輔助力量

     五月八日下午兩點多，一名身穿白色T-shirt的男子危坐在嘉樂庇總督大橋欄杆上，一名正在開車的巴士司機見狀，馬上下車，意欲拉他一把，可惜來不及，這名男子一躍而下。五月十日早上，該名男子的屍體終於氹仔東北馬路海面被發現。五月十一日，一名二十九歲青年危站在高士德大馬路某大廈天台外圍懷疑企跳，近兩小時後被成功勸回，情緒激動，需送院治理。五月十二日深夜十一時，一名二十四歲女士在馬場東美蓮大廈跳樓身亡，接著凌晨十二時又發現一名在家自殺者，五月十三日早上南灣湖又一個，傍晚在筷子基又發現一名，凶多吉少。一週內前後多人自殺，史無前例，真可怕！

    眾所周知，澳門自殺率近年不斷攀升，青少年的自殺與學業及家人高期望有關，而成年人自殺往往跟失業及外勞搶飯碗有關，長者自殺當然跟病痛及失去家人有關。行政長官岑浩輝於二月設立跨司合作，相關領導及主管人員須具大局意識，避免「自掃門前雪」。不知道市民的身心健康問題，尤其是預防不斷惡化的自殺，是不是特區跨司的重大施政呢？是不是也是夏主任到澳門調研的其中一個重大項目呢？

社文司柯嵐說：身心健康不是醫療問題 

    去年十二月一日，岑官公佈柯嵐將出任社文司，有媒體就去訪問候任司長關於自殺問題，柯嵐沒有直接回應，只強調身心健康的重要，並稱文化和體育部門可以發揮相應的作用，亦應有更多輔助手段助居民以運動、文化學習、讀書等滋養心身。五月二十九日，來自法律界、間選議員立法議員黃顯輝關注心理健康，尤其是近年的自殺率不低的問題。柯嵐的話風依舊，提出身心健康不是醫療問題，而是要建立積極正向的生活、思維、情緒模式的問題，涉及長遠的工作，要有短、中、長期措施，社文範疇將會強化文化、體育的前線守護功能。

    據報章報導，柯嵐提出：「人生不同階段有不同情緒、壓力，有些情緒可以與他人傾訴，亦有很多情緒無法與他人傾訴、需要自己默默消化；此時，文化、體育成為媒介、情緒緩衝區，可以發揮很好的功能。你可以去打一場波，你可以去睇一場電影，你可以去聽一段音樂，或者去讀一本書。」可想而知，柯嵐是一名熱愛運動、音樂與讀書的官員，亦多少懂得當中的療癒功能，尤其是讀書，所以才會說：「喺文化裡面，閱讀係相當重要嘅環節。對於兒童、青少年，閱讀有助培養專注力；對於進入職場的青年，閱讀可在另一精神世界獲得不一樣的感受。閱讀可以連繫過去和未來，亦都連繫現實和夢想，是跨越時空的對話，包括對話精神狀態。」

    話說回來，柯嵐說：「短期措施方面，政府亦有措施協助遇到問題的市民，包括：衛生中心的心理保健、治療門診，非牟利團體心理治療額提高百分之一百三十五至一萬個；教青局、社工局繼續校園身心健康工作小組、社區精神健康宣教等；現時設有八個廿四小時線上線下對話平台。」曾經擔任過體育發展局長的柯嵐，不忘提出體育的治療功用，所以接著說：「至於中長期措施，體育部門將會重新檢視大眾體育，教育部門將會加強學校體育，文化部門將會加強公共文化的建設。」

    柯司長說的都沒有錯，為何仍在社交媒體引起很多爭議及批評，也許，市民覺得其言論「堅離地」，遠水救不了近火；更有網民說交通及修路就急著要跨司協調，難道自殺，人命關天的大事就只用來侃侃而談，又或帶議員遊花園之用嗎？

 

從心理學與公共衛生分析運動、音樂與閱讀防止自殺的優勢與限制

    柯嵐多次談到身心健康不是醫療問題，指出做運動、聽音樂及閱讀有助於預防自殺，有批評此說法過於簡化自殺成因。自殺是一種錯綜複雜的心理社會現象，也是一種多重因素交織的失能行為，其成因涵蓋心理、家庭、社會、經濟、文化、生物及環境因素。根據心理學家托馬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在他的《為什麼人們會自殺而死》（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uicide）一書提出，自殺行為的發生需具備三項條件：對自己成為他人負擔的愧疚感、社會孤立感，以及對死亡的累積習慣與能力。這理論指出，自殺並非單一情緒的爆發，而是長期累積的心理壓力與社會脫節結果，日積月累很多自殺的念頭與手法。喬伊納多年的專業治療經驗，總結出自殺者通常都有種種負面心態，如沒有人能夠理解我、我一個朋友都沒有、我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別人都不喜歡我、我覺得自己真的很沒用、我覺得我離開了，可能別人會過得更好。想想，日前在大橋輕生的男子，也許都深陷喬伊納所說的多重困境。

    任何能增強個人社會連結、提升情緒調節能力的行為都可能成為自殺預防的一環，這便是柯嵐提及運動、音樂及閱讀作為干預工具的潛在理論基礎。從臨床心理學與神經科學角度，運動被廣泛證實具備抗抑鬱與抗焦慮的效果。種種專業研究得知，每週進行中等強度運動150分鐘，如快走、游泳、瑜伽、氣功、騎單車等都能顯著降低抑鬱症風險。運動能促進腦內多巴胺、血清素及內啡肽的分泌，這些神經傳導物質與情緒穩定、快樂感直接相關。此外，群體運動活動，如球類比賽有助於建立社會連結、減少孤獨感，這正是喬伊納所提「歸屬感缺乏」的對治之道。

    須知道，運動不是萬能，亦非直接有效，只屬於輔助性介入，無法取代從小培養的治本內在韌性、歸屬感，又或是治標的藥物或心理治療。對於患有嚴重抑鬱或精神疾病者，單靠運動無法解除其心理困境，甚至有時可能因動力不足反而產生自責感。

    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及讀書治療（bibliotherapy）獲美國心理學會（APA）與世界衛生組織承認的輔助心理干預方式。必須明確指出，皆無法取代心理治療的作用。研究發現，聆聽慢節奏、旋律性強的音樂、閱讀讓心靈平靜的書，都有助於降低焦慮與壓力荷爾蒙，如皮質醇水平，對焦躁或失眠狀態有緩解作用。而對青少年而言，音樂及閱讀亦是探索自我、紓解情緒的重要方式，有助於情緒表達與理解。然而，音樂及閱讀的效果亦取決於其內容與使用方式。有研究指出，某些沉溺於哀傷、暴力或自殺意象的歌曲及讀物，反而可能強化負面思維。因此，音樂與閱讀作為介入工具時，需有專業引導與選擇。

    柯司長提出短中長的公共政策，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政府推動群眾參與音樂與體育活動，不但可增強心理健康，亦具備提升社區凝聚力的作用。澳門作為小型城市，若能在學校與社區中系統性融入體育與音樂元素，將可提升整體心理健康水平，達致「普遍預防」的目標。然而，社會文化對精神健康的污名化仍是一大障礙。僅依賴運動與音樂來面對嚴重心理健康問題，恐有「過度簡化」風險。政府應同步投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輔導人員培訓與精神科資源擴展，才能達成多層次的防自殺策略。

「身心健康不是醫療問題」的迷思與危機

    柯司長表示「身心健康不是醫療問題」，言論雖意在強調「預防勝於治療」、倡導民眾主動維持健康生活習慣，卻可能無意間模糊了精神健康與醫療介入之間的界線，並帶來多個潛在問題。

    身心健康固然與生活型態密切相關，但並非所有心理困擾都能靠自我調節解決。臨床上如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等精神疾病，是生理與心理交織的醫學問題，需透過診斷、藥物與心理治療等醫療介入方式處理。若將身心問題完全「去醫療化」，不但可能延誤治療時機，還會使患者產生「我只是太脆弱」的自責感，加重病情。

    「身心健康不是醫療問題」的說法，可能進一步將精神問題視為個人性格或努力不足的結果，使求助者因擔心被歧視而避而不醫。這不僅無助於預防自殺，反而加劇患者的孤立感，正如喬伊納所指「失去歸屬」是自殺的重要風險因子。事實上，現代精神健康照護強調整合式治療，主張醫療、心理、社會、生活方式應並重。

必須正視明目張膽的作弊文化

 

 

    香港知名官校皇仁書院爆出多名學生作弊事件。五月六日校方向家長發通告，指在四月下旬一次中史科統一測驗期間，其中一班的數名學生涉嫌違規作弊，在測驗期間叫出答案，並拿出教科書及iPad，監考教師曾多次阻止但不果。校方高度重視事件，表示會嚴格按照校規懲處學生，但由於年終考試臨近，為免對學生造成過大壓力，不會安排全級重測；至於今次涉事班別的測驗分數將不作計算，該班別的年終考試成績將佔下學期成績100%。此事被媒體廣泛報道，大家不禁議論紛紛：「什麼？連皇仁也這樣！真是世風日下呀！」

    從來，在我輩的認知世界裡，作弊總是鬼鬼祟祟的，不外乎把書藏在抽屜裏，或事先把課文抄在小紙條，測驗時偷偷拿「貓紙」看。時代變了，有學生更透過AI等工具，雖然輕易作弊，但仍會小心翼翼。可是，皇仁學生卻把作弊提升到一個讓全世界側目的境界，非但不怕被抓，甚至被老師發現了還繼續作弊。有人說這何止作弊，分明是作反了，筆者補一句，這群學生已經不知羞恥，理直氣壯，明目張膽地作弊。

由二○一三年湖北省鍾祥市的一宗作弊失敗案說起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下午五點，內地高考結束後，湖北鐘祥市第三中學藝體高考考點監考老師遭到部分考生和家長圍堵，歷時一個多小時後，監考老師才在警方護送下離開考點。在校內，監考員被困在辦公室裏，學生紛紛向窗戶擲石塊；在校外，有超過兩千人的憤怒群眾，其中不乏家長，砸毀汽車並高喊：「我們要公平！不讓我們作弊就不公平！」此事鬧得沸沸揚揚，連英國《電訊報》也有報導。　　

    有考生稱，外地監考老師對學生搜身，有的女考生被摸胸，但鐘祥市宣傳部門否認了考生的說法。有考生情緒失控，抱怨老師監考太嚴，手機等作弊工具帶不進去；一名考生說事先花錢向老師訂了答案，但是沒有收到答案。該考生指著手機對另一名考生說：「每場考試我都帶進去了，都沒有發現。而且，我還跟老師說要上廁所，專門跑出去，在廁所裡都沒有收到。你跟班主任打電話，就說我要退錢。」一名參與鐘祥三中監考的老師聲稱，考點存在作弊情況，雖然老師三令五申，仍有學生帶手機等作弊工具進入考場。亦有傳聞，考試結束後，有老師回到考點辦公室，有覆核員掏出兩疊錢擺在他面前，錢上面寫著10-6字樣，是被沒收手機的學生考場號和座位號，希望私了該學生作弊事件。那位老師沒有收錢，出考場就被人打了，老師隨後報警。

　　之後，鐘祥市市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張君向否認教師存在過分行為的說法，他說目前沒有收到學生投訴，指責監考老師有過分行為的說法站不住腳。　　對於當地藝體考生作弊嚴重的說法，張君予以否認。他說，根據湖北省教育廳要求對藝體生採取異地監考，不僅僅是針對鐘祥的藝體考生。張君表示，已得知有兩名監考老師被打，警方已介入調查。但他稱，不清楚老師被打的具體原因。

   據了解，剛好從二○一三年高考起，鍾祥市實施新制度，必須嚴格執行考試規則。監考員不再是考生自己的老師，而是從全縣不同學校隨機抽調的外部監考員，而考生抵達試場時，監考員也會利用金屬探測器，沒收學生的手機和秘密傳輸設備，而這些設備可偽裝成橡皮擦，試圖逃過監考老師的「法眼」。可惜，儘管新制度剛推出，亦於事前做了一定的宣導，鍾祥三中的學生仍夠膽作弊，亦因為作弊受到阻撓，勃然大怒，試後居然向監考員大興問罪之師。

高新科技作弊的時代已經來臨

    過去，學生作弊總會有點羞愧之心，今天，學生作弊竟然理直氣壯，甚至有家長到場聲援撐腰，真是匪夷所思。世界變了，連禮義廉恥都江河日下。從湖北鐘祥市第三中學藝體高考事件不難看出，今天的作弊已經不是縮印課本成小紙條，在測驗考試時趁機偷看，而是進步到用高新科技作弊，真是防不勝防。

    現在，很多學生已經在測驗考試前準備作弊工具，使用智慧手錶、無線耳機、眼鏡攝影機等裝置，在考試前輸入可能出現的題目或歷屆考題給AI，請求生成答案，然後將答案抄寫下來、或用電子設備儲存以便考試時偷看。又或是在考試時將題目傳送給外部協助者或AI，再獲得答案。如果考試為線上形式，學生可能在另一個瀏覽器分頁或手機上開啟AI工具，將題目複製貼上請求解答，然後再抄回考卷中。

    目前，大中小學都會考申論題，學生會將論述型題目或作文題目輸入AI，然後直接提交生成內容為自己的答案，或略作改寫避免被偵測為抄襲。有些數學或理科應用程式內建AI功能，如Photomath、WolframAlpha，學生拍下題目即可獲得解題步驟與答案，也可能於考試期間偷偷使用。

    在語文考試中，學生可能使用AI翻譯工具即時將題目翻譯、解釋，甚至用 ChatGPT或Deepseek幫助撰寫作文。這些行為都違反考試誠信原則，可能導致學術紀錄污點、考試成績作廢，甚至更嚴重的紀律處分。是次香港皇仁書院

中史科統一測驗作弊，想必也用到高科技幫手，學校的裁決是取消測驗分數，只以下學期期末考試100%計算總成績，以示公允。

    其實，作弊在什麼學校、什麼時代都有，筆者見過同學作弊，自己也曾作弊過。不知道是什麼驅使學生這樣大膽，更不知道事件背後，竟有家長出來撐腰。看到有人作弊得這麼肆無忌憚，就不禁想起我們的品德教育敵不過道德敗壞的世界呢？

「不作弊就不公平」是最可怕的作弊藉口

    湖北鐘祥市第三中學藝體高考事件爆發，竟爆出「不作弊就不公平」這句抗議，乍聽之下很荒誕不經，但背後確有更荒唐絕倫的現實。作弊在全世界太普遍了，凡是重視考試是扭轉命運的必然工具的國度，各地皆有形形色色的作弊集團，只要花錢就可以讓你過關斬將。在考試決定一切的家庭與社會，普遍相信，學歷差一點，人生就差一截。因此，鍾祥市有一批家長認為，反正別的地方還是有人作弊，你在這裏嚴打「出貓」，只會令他們的孩子一輩子處於劣勢，顯然非常「不公平」。如此理直氣壯爭取作弊是一種基本公道的「權利」，甚至出手打人都臉不紅耳不赤，的確世間罕見。

    自科舉制度實施到清朝，科舉制度極為嚴格，但因中舉即可改變命運，作弊手法層出不窮，如私藏小抄、買通考官。當制度過於關聯階級流動，會導致作弊與舞弊產業化。

    二○一二年，美國哈佛大學發生集體作弊案，125名學生在「政府學導論」期末考中互相傳答案。即使在頂尖學府，若課程設計與誠信文化未內化於學生心中，仍會發生群體性作弊。二○一三年，韓國爆出SAT考試題目洩漏事件，有補習社透過跨國方式取得試題，導致美國ETS取消所有當天韓國考生成績。補習產業過熱與全球性競爭壓力，會驅動不道德的市場行為，影響整個國家的信譽。二○一五年，印度比哈爾邦爆出大考作弊事件，考生親友爬牆將小抄傳入教室，數百人被逮捕，場面驚人。若社區、家庭集體參與作弊，反映的不僅是個體問題，更是教育制度與文化的全面失效。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作弊被抓到也算是唔好彩嗎？

    作弊不只是考試當下的行為，更反映出一個人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的基本德行態度。美國專業的道德評論家布魯斯．韋恩斯坦（Bruce Weinstein）在《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一書中指出，誠信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習慣，需要學校、家庭與社會共同建構，別期望太高，以為作弊被抓就會改過。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我們是我們重複所做的事。」防止作弊，終究不只是監考問題，更是價值教育的根本問題。如果行為只以是否被揭發來判定對錯，那我們只是在逃避責任，而非建立倫理價值觀。小小不誠實會形成習慣，最終侵蝕人格。韋恩斯坦警告說：「當你在小事上容許作弊，未來在大事上就更容易妥協。」他不否認制度應該有懲罰機制，但強調道德選擇最終是個人選擇。因為，單純懲罰，有學生只會覺得不好彩，下次作弊要準備得更好，作弊時要更專注小心。

為什麼暑假一定要在夏天？

 

     踏入春夏之交，作業考卷改不完老師，以及正在苦讀的孩子，都在期待暑假快點來臨，甚至，會聽到莘莘學子說：「暑假來臨，就終於自由啦！」這不期然想起兒時讀過一首好玩的打油詩《四時不讀書樂》，雖然出處不詳，但絕對是經得起時代考驗。

　　上世紀三十年代，林語堂先生在一次題為《論讀書》的演講中已引用過，到今時今日這首打油詩依然瑯瑯上口，可見它確實道出莘莘學子的心聲。《四時不讀書樂》首兩句「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大家都耳熟能詳，但下兩句是什麼呢？原來流傳着很多版本，包括「秋高氣爽正好耍，嚴冬難耐望來年」，以及「秋有蚊蟲冬有雪，收拾書本好過年」。當然，一定有我輩耳熟能詳的「等到秋來冬又至，收拾書包好過年。」

    兒時只有吹熱風的風扇，那有現代舒適的冷氣。兒時澳門一般家庭都清貧，那時又未有免費教育，亦沒有童工法律，所以，漫長的兩個月暑假，正好賺點書簿費，更有些聰慧手腳又敏捷的孩子，多賺一點幫補家計。我輩的暑假當然是去珠繡廠拿珠片回家釘，亦有同學做原子粒，到了十幾歲，就到那時非常蓬勃的製衣廠或針織廠當什工。因此，暑假從來都不是躺平或渡假的小確幸。

暑假設在夏天的起源

    暑假點解要在夏天？這是一個很少會問卻非常有趣的問題。眾所周知，正規中小學制度的形成與工業革命有密切關係。雖然，教育制度早在古代就存在，但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正規、分年級、以課堂為核心」的中小學教育體系，其制度化與普及化，要是在工業革命之後逐步建立起來的。

    十八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導致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工廠需要大量有基本讀寫能力、能夠守時、聽從指令的工人，這促使政府與資產階級推動普及基礎教育，以培養合格勞動力。隨著人口從鄉村流入城市，社會結構劇變，治安與社會秩序維持成為挑戰，學校制度成為社會管控的一部分，教育被用來教導紀律、道德與公民責任。在工業競爭激烈的背景下，許多國家開始認識到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德國普魯士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全民義務教育制度的國家之一，其模式後來被其他國家仿效，包括今天我們生活的澳門街。

    關於暑假的起源，其實跟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嬗變有關。歐洲與北美的暑假制度源自十九世紀工業化前的農業社會。那時，夏季是農忙時期，孩子需要幫忙耕作、收割，學校因此停課。例如美國早期學校學年分為「冬季與夏季學期」，春秋則因務農暫停。十九世紀末，在美國城市如紐約，因為夏天炎熱、無冷氣設備，校舍條件惡劣，導致學校於夏季放假。工業與農業需求相互作用，逐漸形成固定的夏季長假。雖然現代不需學生幫忙務農，但制度慣性與旅遊業、補習產業的結構依賴，讓夏天長假仍延續至今。

    地處南半球的澳洲、紐西蘭、南非、阿根廷、巴西等都在冬天放暑假，季節與北半球相反。這些國家的「暑假」通常落在十二月至二月之間，實際上是「當地的夏天」。換言之，他們的暑假也是設在「夏季」，只是那是南半球的夏季，並非「在冬天放暑假」。

暑假一定要在夏天是刻板的定錨嗎？

    理論上「不是必須」放在夏天，但是，這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文化習慣、家庭旅遊、政府辦暑期活動等原因，讓暑假成為夏天的代名詞。然而，從教育設計與學習效果看，放假時間與季節無絕對必要性關聯。也有學者主張應重新設計學期結構，分散長假，避免學習斷裂。

    暑假安排在夏天，實在因為天氣炎熱，的確容易讓學生昏昏欲睡，影響教與學的效果。放暑假可以讓師生有充足的時間休息、旅遊、參與活動或補習進修。記得以前，有夏令班，給成績不及格的同學有一個月的時間補修補考。當然，亦可以有充裕的時間促進親子互動，甚至離開澳門一段時間，密集相處以增進親子感情。

    漫長的時間會造成經濟學的「暑假滑坡現象」，長時間未接觸課業，導致學生學習退步，尤其是低成就學生更明顯。如果大家記憶猶新，新冠肺炎，學生連續多月沒上課，復課後，亦需要很長時間彌補中間的滑坡缺失。所以，學習不連貫，教學節奏中斷，需花費開學數週重新複習與適應。其實，對有資源的家庭可讓孩子參與語言營、夏令營等活動，讓他們更有競爭力，更大幅度拉開貧富孩子之間的距離。對於雙職或單親家庭而言，放長暑假無疑造成照顧壓力，為無法請假的家長而言，兩個月需找安親班或托育機構，費用與壓力增加，更悲哀的是許多兒童獨留在家，弱勢家庭則多空窗期，在家看手機或打機過沉悶的暑假，顯然是一個引發家居生命安全的計時炸彈。

    以色列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認為思考過程是由「定錨」（Anchoring）與「調整」（Adjustmet）兩個階段組成。定錨就像船在海上必須拋錨到海底，穩住在一個定點，而調整就是有風浪，船亦只會在一個可接受的範圍裡飄浮。三百多年過去了，支持夏天放兩個月的暑假的重大理由已經不復存在，但我們仍然是受了定錨刻板思維制約。有更多的教育心理學研究顯示，一周到十天的短假期比長假期更有助於心理健康、時間高效運用、教學活動的優質完成。我們已經進入AI高科技年代，刻板的制度正是整個世界正要淘汰，不斷創新正是政府施政及教育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可是，我們偏偏就被綁架住。為了彌補這個缺口，我們耗費了很多資源辦暑期活動，平情而論，這些活動成效毀譽參半。

聰明的暑假優化建議

    將暑假分拆為幾個中等長度的假期，如每十週上課後放二至三週假，例如日本的「學期制分散假期」就是一種很有彈性的處理。其中最大的優點是避免學習中斷太久，也讓師生有喘息空間。

    實施試行「學習性暑假」，鼓勵開設非正式但富教育性的夏日課程，例如 創客營、閱讀計畫、戶外探索課程等。對弱勢學生提供公費或社區式暑期托學與補教支持。亦可以採取實驗性分區放假，根據地區氣候或資源配置，安排交錯式暑假制度，讓旅遊或教學資源平均使用，如法國分區放寒假策略就是最佳例證。

    再來，可以整合遠距學習，設計暑期線上學習計畫，讓學生保有彈性但能持續學習，例如英國將「暑假作業」改叫「暑假學習挑戰」（Summer Learning Challenge），由於有各種不同的挑戰形式，讓學生將每項成本的上傳，這樣才可以互相觀摩，製造暑假之間的互動，而且也可以直接完成老師指定的學習項目。

    暑假設在夏天不再是教育上的必然選項，而是一種社會文化與歷史制度的結果。在知識型社會與家庭結構多元化的今天，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學習與休息之間的彈性平衡，以及教育公平的制度安排。

救救家長、救救孩子、救救老師

    今年的五月一日星期四是勞動節強制假期，有奉行五日制的學校連五月二日星期五都放假，然後星期六日放假，五月五日星期一是佛誕假，全部加起來就是五天假期。學校把平常這些假放了，然後就縮短暑假，以滿全政府必須上學一百九十五天的要求，卻把假期分攤出去，顯然是非常聰明的做法。

    須知道，澳門雖然沒有很明顯的升學壓力，但是，莘莘學子從小就在起跑點上競爭得很激烈，功課繁多、測驗頻密、考試段數往往比其他地區多，點點滴滴造成的學業壓力非同小可。如果政府及學校，樂意緩解家長的管教焦慮，真心為學生及老師減負，為何不把行諸三百多年的暑假一定在夏天做個徹底的「起錨」，讓假期真的起了緩解學業困苦的作用。

    誰說暑假一天要在夏天？不是政府說了算，亦不是學校說了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也許，是時候讓我們一起靜靜地為暑假起革命吧！

看《虎毒不》敲問為何出生率一直低落

 

    前兩天坐巴士，鄰座有一對母子，母親大概三十幾歲，兒子大概三歲。一會兒，母親問坐在旁邊的兒子可不可以給她抱一下，沒想到兒子搖頭拒絕，讓母親有點難為情。母親再請求後，兒子說你給我一萬元就讓你抱一下，少一元都不可以。母親想了一下，就跟兒子說，從你在媽媽肚子裡開始到現在，我已經花了不知道多少個一萬元，那麼，我就可以抱你很多次啊！兒子來不及回應，母親就把她一抱入懷，坐在旁邊的我，看到那位母親熱淚盈眶，悲喜交集。那一刻，我同意那位母親說，養一個孩子真的不知道要花上多少個一萬才行。可是，我更看到錢亦不是萬能。  

    特首日前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推出政策組合，當中包括給家有三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月1,500元津貼，年度總額達18,000元，三年結算共54,000元；同時，又將出生津貼從5,418元調升20%至6,500元，結婚津貼亦上調4.6%至2,220元。特首強調此舉旨在構建生育支持體系，應對日益嚴峻的少子化挑戰。這套涵蓋增進婚育、生育、養育三階段的補貼方案。回顧歷屆特區政府，無不高度重視出生率，惟是，除了投放資源及資金津貼以外，似是黔驢技窮。

看《虎毒不》敲問為何出生率一直低落

    《虎毒不》正在戲院上映，一齣看後讓人心酸的悲情戲，除了道盡都市雙職媽咪的困境外，亦揭示出這一代婦女為何對生育擔驚受怕。《虎毒不》片名讓人聯想到成語「虎毒不食子」。這句成語人人聽過，意思是虎雖凶猛，尚且不吃自己所生的小老虎，比喻人皆有愛子之心。言下之意，一個母親照顧初生嬰兒再辛苦，都會全力以赴撐下去。然而，電影製作人將片名斷在句中，除了營造類似歇後語般與觀者互動之感，話說到一半的懸宕，也是對約定成俗的價值觀提出質疑──「虎毒真的不食子嗎？」

   《虎毒不》電影的英文片名「Montages of a Modern Motherhood（當代母親身分的蒙太奇）」。的確，拍過《輪落人》的導演陳小娟擅長寫小人物的悲情故事，導演故意把一個初人為母的種種，化作瑣碎片段，再整理出電影「蒙太奇」，其中不乏新手媽媽淑貞（談善言飾）周旋於照顧嬰兒的秘辛、婆媳與夫妻之間的衝突、工作與親職的抵觸等，一一化作「蒙太奇」鏡頭。《虎毒不》不僅拍的是一個普通媽咪，而是拍出整個社會結構如何壓迫、如何削弱、又如何將掙扎其中的新手母親推向極端邊緣。近年，產後憂鬱症案例不斷攀升，甚至有抱著初生嬰兒跳樓輕生的案件時有發生。

    《虎毒不》劇情講述一個小康家庭迎來一個新生女嬰，淑貞經歷六年嘗試才成功懷孕，吃下自然產又剖腹的「全餐」後，堅持擠母乳，不給孩子喝奶粉，為了安心，盡量讓自己人照顧孩子，而不考慮育嬰中心；因此，她得看奶奶臉色、就近託她照顧，後期意見不合兩人鬧翻，另找保姆的精力及金錢損耗，也加重了淑貞養育孩子的難度。

    初為人母的淑貞以為自己是個幸福婦女，有一個老實負責的老公，又要與老爺奶奶同住，但都可以接受，更天真的以為仍然可以繼續上班，當一個很喜歡的麵包師傅工作。女兒出生後的淑貞，面對的是厚重的現實壓力，包括丈夫以為賺錢養家等於愛家，等於盡好做丈夫的責任，卻從來不知道，淑貞需要的聆聽及幫忙，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加班，一次又一次的與朋友借酒缺席，其實包含若干的逃避；奶奶的三餐及湊仔不力問責，娘家的無處容身，漸漸逼得她喘不過氣。周而復始的日常迷宮，是擠不出的母乳、無效的溝通、永遠不夠的睡眠，還有難以兼顧的麵包店全職工作。在無數個孤獨的深夜，深怕騷擾鄰居睡眠，只好抱著不停哭哭啼啼的女兒，呆站在湖邊，束手無策地等待天亮，但是，噩夢依然侵蝕淑貞。

    再來，淑貞的母職生涯過得六神無主，在閨密勸告下，加入社群媒體「曬孩」，試圖找到若干的點子改善自己的困苦。沒料到，「不能輸在起跑點」的觀念，使孩子從出生那刻即開始比賽，加上育嬰院醫護的保健指標及商人行銷育兒用品的推波助瀾，從嬰兒的身高體重，到何時學會翻身、爬行、說話，都變成家長拿來比較的依據，淑貞女兒皆出現「不如標準」的狀況，從奶奶到旁人，不由分說，將矛頭只指向淑貞，是否懷孕時不夠注意身體？母乳是否不夠營養或量不足？是否沒有給予寶寶充足的愛與陪伴？莫須有的罪名多不勝數。

    在家當全職媽媽後，淑貞逃不過被開除的厄運，身為開明的「現代新女性」，淑貞當然無法接受人生就這樣只為別人而活，除了誰的媽媽、誰的妻子之外，「我」又是誰？「我」又剩下什麼？事業身體時間通通被犧牲殆盡。《虎毒不》除了紮實呈現母親的日常光景，更有打破世人對憂鬱症患者刻板印象的意圖，以達成呼喚大家更重視相關議題、關心身邊親友的社會意義。

   《虎毒不》是一面眾生相的鏡子，照出都市社會裡母職的種種困苦，夫妻相處浮現的男女大不同的苦況，婆媳關係更讓許多作為媳婦左右做人難，更難的是遇上一個孝順仔丈夫，更是孤苦伶仃，裡外都不是人。

特首岑浩輝的建議對不對？

    特首岑浩輝在立法會抗辯說：「現在澳門的出生率統計，所有人在這裡生的小孩都算進去，不管爸爸媽媽是不是長期住在澳門，這樣可能看不出真正在澳門長住的家庭生了多少小孩。」如果我們只想知道「真正澳門人」生了幾個孩子，就得把「本地居民生的小孩」跟「短期來澳門的人生的小孩」分開算。這和計算進出境旅客時分「本地人／外地人」是同一個道理。不過，要注意旅客統計是算「旅行次數」和「停留天數」，不一定等同常住人口。如果直接拿旅客的數字當參考，也可能會忽略那些來來去去、或中途多次出入境的人。更可靠的方法，是用戶籍、居住證或年度戶戶調查等資料，確保「分母」（有資格統計的澳門長住人口）和「分子」（這群人實際生的小孩數）是一致的。無論特首的理據有多正確無誤，歸根究底，澳門的出生率很低是鐵一般的事實。

    要研究一個地方的人口變化，光看大概數字不夠，必須先釐清「到底是哪群人」和「哪些事情」在影響生育，才能得出有用的結論。這樣，政府要想改生育率、鼓勵生育，或是做任何和家庭、人口有關的政策，就能更精準知道應該照顧哪些真正住在這裡的家庭，才能真正發揮效果。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又或是我們父輩的手工業社會，當家庭資源有限時，往往要在「多生孩子」和「多投入在每個孩子身上」之間做選擇。大量研究資料顯示，當教育回報上升，例如讀書能明顯賺更多錢時，家長就更願意縮減生育數量，把錢花在少數孩子，甚至只有一個孩子的學費、補習、素質教育上。 對澳門來說，如果要長遠提升人才質量，就不要只鼓勵多生育，還要配套「提高每個孩子的教育投入」，例如補貼優質幼教、加強小班教學、推動課外學習等。

    當一個政府都出盡所有津貼都無法改善出生率時，常予人政府窮得剩下錢，苦無良策可言。從《虎毒不》電影折射出許多非金錢阻礙出生率上升的方向。

   中國人是含蓄的民族，男主外女主外的思想根深柢固。在男女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家庭也好，學校也好，從沒有教一個男生如何發展出細膩溫柔的愛，就像電影裡的丈夫，以為賺錢就可以，不知道妻子的處境是如何的慘重，亦意識不到如何撫慰身心疲憊的妻子。換言之，如果在當下的社會現況，我們透過親職教育、學校教育、甚至社區教育，讓一個男生懂得聰明的愛妻之道，在配合政府及商界的善待新受媽咪，或者，澳門的出生率會有提升的一線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