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的迷思與倖存遺族關懷

 

    新冠疫情不僅造成全球超過六百萬人死亡，還因為防疫禁足鎖國造成很多商業機構倒閉，許多打工仔失業，當中尤以家庭經濟支柱及中老年人情況更坎坷。所以，當他們長期找不到工作，種種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讓他們喘不過氣，甚至無地自容，造成近年中老年人自殺率高升的重大因素。

      司警表示，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許，接獲治安警察局的通知，在路環和諧廣場石排灣某大廈單位內一名六十多歲男子吊頸自殺，送院搶救，要求派員調查。據報導，經調查事主是個長期病患，與家人同住上址，於當天早上約七時五十分自行在單位房間內反鎖木門，家人見狀感到異常，故報警求助。警員到場破門進入房間，發現事主用皮帶打結後掛在上下格床上方位置懷疑吊頸自殺。及後由消防員將事主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搶救，惟延至昨早約六時不治。

    也許，社會對於自殺存在很多誤解與迷思，對於自殺的家人、好友、同窗及同事的負面影響都很少受到重視，值得政府、業界、及社會大眾給予適切的關懷與支援。聯合國將十一月二十一日訂定為「世界問候日」（World Hello Day），暢議通過溝通而不是暴力來解決衝突。為意欲自殺者，也許一句問候，就能救人一命；給自殺遺族一句問候，也許能產生一定的心靈撫慰。

 

自殺的十大迷思

    其實，一般民眾對於自殺的認知都很片面，如自殺新聞、經炒作的八卦新聞、渲染戲劇等，鮮少會透過學術及心理諮商等正確途徑獲知。所以，道聽塗說的自殺常識也許充滿迷思與誤解。今天，自殺率高企，或許我們的親友群就有企圖自殺者，或是自殺成功者，都產生自殺的遺族，即有密切關係及來往的親友。對自殺的認知由過去遙不可及，已經變成近在咫尺。據此，透過對自殺迷思的了解，可以增進對自殺的認知，甚或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迷思一：經常說要自殺的人絕不會真的去自殺，他們都是發洩情緒而已，事實上，研究顯示有超過六成自殺的人會公諸於世，如果沒有受到關注，真正動手尋死的機會就大增。

    迷思二：想自殺的人都有精神方面的問題。事實上，想自殺的人通常長期壓力超過身心所能負荷，又或是有突發悲劇發生，承受不了都會輕生，不必然是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才會自殺。

    迷思三：和想自殺的人談論自殺會增強其自殺的意欲。事實是，談論自殺並不一定會促使自殺，反而有助於釐清他們自殺的想法。真正導致自殺是親友的冷漠。

    迷思四：自殺會遺傳，研究表明，遺傳僅僅是提高個人自殺風險的眾多因素之一，與其他如社會學習因素有關，即使有人自殺的風險很高，也無法準確預測是否與已自殺家長的方式類近。

    迷思五：大部分自殺的發生先前沒有徵兆。事實上有八成自殺的人會有遺書、簡訊、錄音、致電、情緒低落、茶飯不思等留下警訊，線索或明或暗。所以，辨識這些警訊及如何應對是人人有責。

    迷思六：自殺的人都是決心想死。事實是，不同人用不同的自殺方式都可能顯示其想死的決心，如高樓墮下，一了百了，導致倖存者的內疚；亦有服不足致死份量的藥物，可能以此方式引起關注，逃避痛苦，甚或表示抗議等訊息。

    迷思七：自殺者不會尋求醫療協助。據統計，有超過五成試圖自殺的人會於前一個月內就醫；只有一成多曾主動看心理或精神科。所以，仍然有超過一半的企圖自殺者隱藏在家或社區裡，成為計時炸彈。

    迷思八：能力強的人比較沒有自殺的意圖。事實上，能力強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讀書能力強，但心理韌性弱。所以，不能單靠外觀的優異表現去衡量人的自殺意圖。

    迷思九：自殺不成而有所改善的的人意味著危機已經過去。事實上，一天無法解開自殺的根源，治療好有關創傷，短暫的改善無助於後來決心尋死。必須把握黃金改善期，給予恰當的治療。

    迷思十：只有專業人員才可以防治自殺。事實上，人人都可以做到聆聽、尊重、接納、陪伴，這些都是幫助自殺者解除當下危機的優良方法。當然，透過專業治療及自癒決心，才能真正擺脫自殺的陰霾。

 

倖存遺族的關懷
    上世紀七十年代，心理學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提出自殺者遺族（Survivor）的觀念，開創「自殺學」的先河。倖存遺族是指自殺者的密切接觸者，因為難以處理所疼愛的人自殺離世，帶著餘悸與悲傷，痛苦地面對生活。史奈曼同時用受害者（Victims）來描述自殺者遺族，他們是被死者棄絕與被社會批判的對象，是自殺後被留在世間隨時被公審判的生存者。原來，相對於疾病或是自然死亡，親友自殺會帶來更沉重的身心靈打擊，難以面對自我質疑、自責、憤怒、無意義等情緒。

    史奈曼主張，每一人自殺至少會影響周遭六位親友。澳門自殺人數一直偏高，在疫情正盛的二○二二年，綜合各種暫停、經濟、疾病壓力等，自殺人數較同年上升三分之一，錄得八十宗。即是說，去年的自殺者，其將帶來約五百人的身心靈創傷。

    根據統計，遺族自殺的比率相比一般人高三倍，然而，這種關係卻難以歸咎為基因或遺傳，而跟情緒困擾又缺乏出口導致的焦慮憂鬱有關。當自殺遺族無法找到適當的理論說服自己親友為何輕生時，自責就成為唯一可以做的事。遺族可能就生活在我們周遭，我們的沉默和不理解可能會間接把他們推向自殺的深淵。據此，讓他們正確地表達悲傷，放下情緒，扶持他們走出自責的無形枷鎖，好好理解及陪伴他們，幫助他們重新與死者建立友愛的關係，才能與自己和解，生死兩相安。

 

比「粗口」更難聽的話是「加油」及「節哀順變」

    面對試圖輕生的人，大家總是說著「加油」、「明天會更好」、「不要想太多」、「船到橋頭自然直」之類安慰的話語，可是，過多的鼓勵往往造成反效果，使他們變得更加沮喪，而這些本來是用以安慰的話變成比粗口更難聽。這些跟我們的成長歷程及經驗有關。從小到大，我們就在一個總是要努力學習的社會文化中成長，無論是成績優秀，還是成績不好，都會聽到來自父母師長的勸言，就是繼續「加油」，即是說要再加倍努力，卻忽略了人都是有血有肉，需要放鬆、休息及被理解。也許，一句簡單的問候，一直在場的默默陪伴，一個擁抱、一個誠意的微笑、一個握手、一個肩膀的輕拍，或遞上一些食物和飲料充飢，肯定優勝過千言萬語的加油話。

    面對患者沮喪的話語，傾聽就好，對處於喪親之痛的人，請別說「請節哀順變」。「節哀」意謂要求哀悼者壓抑自己的悲傷；「順變」，則又是對哀悼者說教，否定了哀悼者必經的哀悼歷程。千萬別說你瞭解他的痛苦，其實，你無法真正瞭解他的痛苦，也難以體會他的痛苦。因為痛苦是很個別的主觀感受，連當事人都難以言喻，何況是一個局外人。再者，請別要喪親遺族盡快走出親人死亡的陰影，這正在暗示憂傷是不積極的態度。請別鼓勵喪親遺族盡快移除亡者的遺物，或做出重大的生活改變，這樣會容易讓對方覺得你在想用切割死者的關係來終止憂傷。亦請別用自己是過來人，或是說能盡快走出憂傷才是正道的方式安慰對方，結果會適得其反。更重要的是，別建議喪親者遺族專注在工作或其他事務來忘記悲傷。愈是想對哀傷速戰速決，愈會在多年後冒出一種莫名的憂鬱，不斷地困擾自殺遺族的日常生活。

    別輕視陪伴，是世界上最簡單幫助企圖自殺者及其遺族走過身心靈受傷的路程。當我們能秉持「一個人的價值高於全世界」，陪伴他們走過這一段「苦路」，勝過千言萬語，難以言說的療癒價值會慢慢展現出來。

 

看《白日之下》學捍衛言論自由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立法會公佈第8/2023號法律修改第2/2009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正式實施。雖然，在諮詢期間，有聲音說修法內容及概念不清晰，擔心「以言入罪」陷阱處處、本地言論自由被進一步收窄。記得去年，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回應時指，政府在法律基礎上會充分保障言論自由，惟在現時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暴力」手段比比皆是，故修法建議引入「「非暴力」；而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張國華補充稱，維護國家安全是依法行使言論自由的前提，兩者並不矛盾。

    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威權國家，都聲稱有充份的言論自由，都肯定是所有文明社會的基石。到底，何謂言論自由？有沒有明確的界線？學校該秉持何種哲學去教導言論自由？當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公民教育課本裡，都有教導言論自由。那麼，回到我們的生活日常，教導言論自由的機會比比皆是，甚至連看一齣電影，都可以學到言論自由？信不信由你！

 

何謂言論自由？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說：「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一種基本人權，指公民可以按照個人意願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權利，這些意見表達不用受任何人事前的審查及限制，也無需擔心後來受到政府或他人以行為報復。它通常被理解為充分表達意見的自由，當中包括以任何方式尋找、接收及傳播資訊或者思想的實際行為。」

    不錯，不會有人反對言論自由是人的基本人權，但不等於無界線無底線地發表言論，是「法定」的政治權利，即是說是有其限制。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根據穆尼埃的建議，著手起草《人權宣言》。其中第十一條說：「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 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這項自由負擔責任。」到了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在巴黎召開的大會會議，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十二條說：「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

    二○一八年十二月月十日，在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七十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說：「《世界人權宣言》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文獻，對世界人權事業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人民願同各國人民一道，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權治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創世界美好未來。」

    綜觀人類言論自由的發展歷史，得出五種基本價值：

1.     維護人性尊嚴：人異於禽獸在於人類憑客觀理性及主觀情感去過自尊尊人的生活，政府施政的目的就是要締造這樣相互尊重的生活條件，讓每一個人得到應有的尊重，亦促使每一個人必須尊重別人。

2.     有助於個人自我實現：眾所周知，在物資不餘匱乏的社會，政府社會有責任保障每一個公民都有自我實現的權利，言論自由讓人展現自我，突破自我界限，踐行充份自我實現的基本方式。

3.     有助於發現真理：為了發現真理，必須允許人們自由地思想和言論，對事不對人，只有這樣，才能將各種事實和觀點呈現出來。每個人都會犯錯及不足，只有讓人們進行自由表達和交流，才能發現和改正錯誤，讓真理越辯越明。

4.     有助於政治參與和公共決策：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主張，「人就其本性，是政治的動物。」孫中山亦說「政治是眾人之事」。所以，言論自由不僅是用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有助於讓市民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發表政見，繼而參與政治，讓政府施政更全面更合情合理，更能照顧社會多元的需要。

5.     有助於維持社會穩固與變遷之間的平衡：言論自由給公眾提供表達不同看法並形成理性判斷的良好機會，讓人們學會說理及接受自己不贊成的決策。在言論自由受到保護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既保持着健康的分歧，和而不同，求同存異，這亦是成熟公民應有的素質。

    全球的國家政府，無論實行何種政治制度，都認同自由是普世價值；無論是那一種自由主義，都必須承認對自由的尊重同時，確認自由是有法律、規範、道德及倫理的界限。一個民主自由成熟的社會，法律只是對言論自由的最基本保障及限制；更重要的是共同構建具言論自由的公民社會，包括鼓勵不同意見的表達、討論、辯論；保障有言論自由的空間，而不受到掌控威嚇。  

 

看《白日之下》學捍衛言論自由

    學校教育的目標是培養一個有言論自由及為言論負責的個體，多種類的課程都能達成既有的教育目標。當然，課程包括直接、間接及潛在三類，如教育暨青年局與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的中小學《品德與公民》教科書，就有專章從理論到實踐探討言論自由。間接的課程有《歷史》課程與教學，還有其他學校的科目，都可以促進言論自由的教導。  

    潛在課程係指在學校或班級教學活動中，有一些未經計劃或事先設計的活動，卻會暗中影響到教育目標達成的種種活動或經驗，如參觀訪問、生活體驗、甚至電影欣賞都可以。甚且，潛在課程比較生活化，比在課堂硬銷也許更容易讓學生接受及吸收。

　　近日，在線上線下備受好評的香港電影《白日之下》，表面上是一齣講社會福利的電影，實在亦有言論自由的教導價值。由簡君晋執導，余香凝、林保怡、姜大衛、梁雍婷等主演，根據真實的新聞個案，以新聞工作者的言論自由視點出發，披露殘疾院舍中，虐待院友的真相，這裡不宜劇透太多。

　　記者曉琪潛入殘疾院舍「彩橋之家」，假扮姜大衛飾演的假癡呆老人通叔的孫女，就虐待院友作出偵查報道，是為了透過採訪證諸她身處的社會仍然有言論自由，報導自由，甚至批判自由的普世價值。雖然，曉琪被上司罵：「沒有證據的新聞不是報導，是誤導！你以為可以改變世界？你只是個記者！」她亦不禁反問：「十年之後還會不會有記者？」曉琪亦深信：「如果有人記得的話，兩天也好。」這裡，揭示言論自由要面對的是真相還是後真相，是真報導還是誤導，這些都不是單純的說理課堂可以讓學生明白的。再者，言論自由更必須透過鍥而不捨的爭取，真相與真理的價值不在於是否獲得好評或個人的名成利就，而是捍衛社會公義。

    通叔在電影末段，鼓勵曉琪說：「不要為做了正確的事而內疚。」這句話似是輕描淡寫，實質非常有倡導言論自由的價值。本文前述言論自由除了是權利亦是義務，必須為種種言論負責，即是要承擔後果。證諸歷史及政治，言論自由的後果實在可大可小。惟是，學生求學時期，理應教導他們言論自由的崇高價值，個人對捍衛言論自由的高尚情操。所以，為了言論自由，不猶豫，不追悔，甚至不放棄，是非常重要的公民教育價值。

    電影只是不斷強調，面對巨大的政治體制及幾近無制衡的公權力，社會大眾都是弱者。然而，面對後真相及假資訊的社會，除了旁觀、冷漠、放棄、只顧好自己，教育是良心工作，還可以視教導獨立思考、分析判斷、關心、行動為己任。

    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說：「為甚麼禁止褻瀆自由？只有三個解釋：1、它過去做了壞事，怕人們提起；2、它正在幹壞事，怕人們批評；3、它準備幹壞事，怕人們揭露。總之，褻瀆禁止自由一定是與壞事相關，絕對不是好事。」

    學校向來以智育及學生升學為主要的教育任務，可是，當我們說教育即生活，教育不是培養一堅離地的書呆子，而是要培養能建設自己與建設社會國家、具良知的優秀公民，言論自由理應在學校佔一重要教育席位。

 

 

識破『意外』其實『並不意外』

 

    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九月份交通意外同比增加18.1%至1,166宗，導致2人死亡及416人受傷；首三季交通意外共9,914宗，造成7人死亡和3,463人受傷。二○二二年有4,274人在工作意外中受傷，當中9人死亡。所有死亡個案均送交司法機關核實是否涉及工作意外，勞工局日後將根據判決結果對有關數據作出倘有的修正。按工作意外原因統計，首三位最多導致工作意外的原因為「人墜下」（23.2%）、「夾傷、刺傷或割傷」（18.4%）及「用力過度或扭傷」（15.6%）。在處理僱員的工傷補償事宜方面，因違反第40/95/M號法令《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損害的彌補制度》規定，去年作確定性處罰共29人次，涉及僱員170人次。

    第2/2023號法律《建築業職業安全健康法》已於本年十一月一日正式生效，為提升建築工地和工程地點的安全管理，新法規範了安全管理人員必須持有由勞工事務局發出的有效准照。按照規定，同一工地內每日的工作人員總數達二十人或以上時，承造商須僱用最少一名持有有效准照的安全督導員；工作人員總數達一百人或以上時，承造商須同時僱用持有有效准照的安全主任。此外，承造商須按工作人員總數的遞增而僱用至少相應數目且持有有效准照的安全主任。

    每當有交通或工傷事故發生，最常聽到的判斷是「意外」，所有人感到不幸惋惜後，都會鬆一口氣，因為沒有人或機構要承擔責任。「意外」就是「意料之外」，總有種種不可操控與不可抗逆的因素組成。一直以來，我們對「意外」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意外」也許是由精密的人為操控而成，「意外」背後，還有很多鮮為人知的環境與人為失誤。

 

一齣在意外中找到人為真相的港產電影

    二○○九年，一齣耐人尋味，結局出人意表的港產片《意外》上映，智商超人的古天樂只用一根風箏線，就可以泡製出毫無破綻的「意外」殺死九個人。

    古天樂在片中是一個職業暗殺隊的大佬，擅長借用現場環境策劃天衣無縫的殺人佈局，受害者表面上死於非命，實情是蓄意謀殺。然而，一次暗殺行動竟頻頻發生突如其來的「意外」，導致其中一個成員死亡，行動亦告失敗。當「意外」發生在擅長製造「意外」的專家身上時，除了予人很吊詭觀感外，亦讓古天樂心生疑竇，是不是這場「意外」是另有其人的設局造成的呢？

    古天樂根本不會相信世界會有真正的「意外」，他認定一定是有成員背叛，他決心要查個究竟。他鎖定任賢飾演的保險經紀，於是，設局報仇。最後，保險經紀目睹妻子死於車禍，得知是古天樂加害，就拿起刀來捅死古天樂。心理學家說，越是疑心重的人，越不相信「意外」，永遠在疑心生暗鬼的死胡同徘徊。

 

「意外」是意料之外，亦是意在言外

    記得DoDo姐鄭裕玲的名言嗎？「意外」就是意料之外。「意外」不僅是普通人常碰到的情境，可能是指一宗殺人車禍，以可能是發「意外」之財。在美國，每三分鐘就有一個人意外死亡。二○二○年，全球有近300人死於空難事故，有127萬人死於海陸交通故，所以，搭飛機是最安全的。大家都知道飛機發生事故，幾乎無人能生還，動輒死幾百人。所以，飛機是所有交通工具最經常透過嚴謹檢查及維修的。同樣，載客量多的交通工具、如地鐵、火車、高鐵、郵輪等，都效法飛機的嚴格檢修制度，確保「意外」減到最輕微。

    到底真有意外嗎?還是意外等於種種不作為的人為及自以為是的人為所釀成的呢？二○一九年，荷蘭及挪威首都皆錄得全年過路人零死亡佳績；瑞士、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這些國家在過去三、四十年中一直在朝前發展，人口和車輛都在增加，但它們減少了道路死亡率，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意願的問題，是一個將安全措施落實到位的問題。

    「意外」是由許許多多的人為故意或疏失造成。我們常常把道路交通事故、工傷死亡事故視為意外，好像發生交通傷亡是某個人的運氣不佳、命不好，對此「意外」事故完全無計可施。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這完全是誤解，發生交通碰撞不是意外，也不是整定，而是一系列可變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尤其是速度過快。車速越快，需要的停車距離越長，事故風險隨之增加；而一旦發生的事故，高速撞擊的衝擊力更大，傷害風險也越大。

        幾個月前，日本政府決定將福島核電廠的核污水排出大海，引起全球關注，中國、香港及澳門，甚而韓國都禁止福島的海產進口，但與此同時，全世界最多人去旅遊吃海鮮的國家又是日本。其實，日本福島的居民，甚至許多學者都警告，福島隨時會有13-15公尺的海嘯會侵襲沿岸，然而，有關核電廠只起了一道4.5公尺高的圍牆，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節省成本。到最後，事故發生，就訛稱是史上罕見的「意外」，大約10萬人被迫逃離他們的家園，這場災難造成1萬9千人死亡。這宗愚蠢的「意外」，人命及經濟損失遠比這樣吝嗇省下的錢要多出無窮倍。

       道路交通傷害會對受害者及其家人以及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經濟損失。這些損失源於醫療費用，同時，對於死去或致殘的人，以及對需要放下工作來照顧傷者的家庭成員而言，會喪失或降低生產力。超速與發生碰撞事故的可能性以及碰撞後果的嚴重性直接相關。根據實驗研究，一名成年行人如果被時速50公里的汽車碰撞，死亡風險在20%以下，但如果被時速80公里的汽車碰撞，死亡風險幾乎為60%。換一個角度看，一名司機分別以60公里的時速和65公里的時速行駛10公里，後一種做法時速提高了5公里，但結果僅能節省46秒鐘，但發生碰撞的風險幾乎翻了一倍。

    全世界因道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當中，有一半是弱勢道路使用者，也就是行人、騎單車的人和騎電單車的人。另外，從性別上來看，在年輕人當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捲入道路交通事故。男性占所有道路交通死亡人數的約73%。在年輕駕駛員中， 25歲以下的年輕男性在汽車碰撞中死亡的可能性幾乎是年輕女性的三倍。這麼多的數據正提醒我們命運及性別會造成「意外」的確是可以避免的。

 

 「壞蘋果理論」VS「新觀點理論」

    美國著名記者潔西．辛格（Jessie Singer）在其新著《並非意外：從車禍、工傷、空難到核災，拋開「意外」思維，探究事故背後的社會失靈與卸責代價》，引介了「壞蘋果理論」與「新觀點理論」，前者是指壞蘋果即害群之馬，只要將之除掉就能解決問題。後者是指造成壞群之馬的環境因素，要有效疏理及改善環境，才能徹底解決問題。通常，發生交通「意外」，執法人員都習慣以「壞蘋果理論」去懲罰肇事者，至於道路及交通措施是否有失當，通常都避而不談。現實是，辛格做的大量研究與例證告訴我們一個很人性軟弱的看法，當自己出「意外」時就認定是環境因素造成，而別人出「意外」就是人為失誤造成。

    當「意外」定性為「意外」時，眾人都會鬆一口氣，以為不必為此「意外」負責，更可怕的是不會想到如何改善，避免下一次同樣或類似的意外重覆發生。我們說小心駛得萬年船，就是一直提醒我們人為失誤與環境失誤同時不可輕視。如果我們法律工具箱裡頭只有懲罰，我們處理意外就只能有人為失誤一種判斷。潔西說得很到位，「意外」是一種反智反認知、反價值的說辭，使用「意外」的說法就在為政府、機構、有財有勢的人為錯誤開脫；由政府主導的各式各樣的力量會決定我們聽到的意外故事。

    「意外」不單為受害人和他們的親友帶來身心的傷痛，更為企業和社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損失。然而，大部份的「意外」意外都可以預防。透過分析「意外」的成因，汲取教訓，使業界可制定適當的預防措施，避免同類「意外」重演。

 

看《年少日記》學珍愛生命

 

    有一天，下午放學時段，筆者經過一所學校，兩個家長在校門聊天。其中一個媽媽向另一個媽媽說：「你的兒子已經讀小六，為何仍然來接放學，是不放心嗎？不怕兒子埋怨會被同學嘲笑嗎？為何不給他獨立長大的機會呢？」對方回答說：「全班只有我兒子有家長接放學，你一定以為我是個直昇機媽媽。其實，是兒子要我接他放學，他還說明年讀初一，仍要我來接，他說一點都不怕同學嘲笑。我兒子很想一出校門，就跟我分享當天的校園生活，很喜歡我陪伴他、聆聽他的喜怒哀樂。」

    雖然筆者只是路人甲，卻思緒飛揚，很羨慕那個媽媽，更想見這個可愛的孩子一面，心想在這樣的親子關係下成長的孩子，一定很樂觀，一定心理韌性強大，甚至有「天跌落嚟当被冚」的能耐，長大後會成為一個樂意聆聽的大人。

    近年，在學兒童及青少年自殺嚴重，從衛生局、教青局、社工局、甚至整個政府都全方位想方設法遏止，由教會學校早會高喊祈禱唸玫瑰經到戶外歷奇，試圖減輕孩子的情緒壓力，甚而提升孩子的內在韌性。

    也許，除了傳統的教學方法外，當遇上好的電影時，無論是家長、社工、教師、甚至學生，都可以在其中學會非教逃條式的珍愛生命教育。記得前幾年，《非同凡響》上映，有機構就辦教育專場，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學生的潛能開發。今天，澳門青少年自殺亮起紅燈，好應該透過《年少日記》專場，一起跟孩子探討生死教育，還有就是如何珍愛生命啊！

 

連特首都承認澳門自殺嚴重

    十一月十五日，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立法會回應議員有關本澳自殺與精神健康治療方面的問題。坦承近年居民自殺死亡個案數偏高，他呼籲大家多關心、體諒身邊家人。據統計，今年自九月自殺死亡共六十二宗，本地人佔五十三宗。二二年共八十宗，本地人佔七十一宗。二一年共六十宗，本地人佔五十三宗。二○年共七十六宗，本地人佔六十五宗。按國際相關統計，每十萬人口每年有九宗自殺死亡個案，而本澳過去三年分別為九點五、七點八和十點五宗，可謂略高於該比例。

    賀一誠概括本澳自殺三大主因，一是許多是在讀學生因感情遭遇「小問題」就跳樓輕生，二是長者得病厭倦輕生，還有一部分是生活壓力問題。特首手上掌握政府施政得來的大數據，還有所有自殺不為市民所知的因由，才作出如此肯定的判斷。三個主因當中，學生因感情「小問題」及生活壓力，長者因病厭世及生活壓力，顯然非常令人關注。當然，學生的讀書壓力及內在韌性不足，深信是特首沒提及的第四主因。

 

看《年少日記》學懂成績永遠不能定義一個人的全部

    《年少日記》是一齣令人撕心裂肺的悲劇。一開場，鏡頭直指年僅十歲的哥哥鄭有傑的項背，一直走到天台，坐上高出圍牆，先來一個假跳樓。突然，又站起在石牆外的窄平台，筆者以為有傑只是跟大家開個玩笑，未幾，他縱身一跳，就了斷自己的人生。那一幕，真的很震撼！

    有傑生於一個中產家庭，父親是個大律師，典型的中產沙文主義者，會動手打妻子及有傑，認為成功是要靠苦學及逼迫出來。天資駑頓的有傑，不管多努力讀書還是留級、用盡方法討好一切人還是遭到嘲諷，甚至不斷說「對不起」，但仍無法得到接納，最後，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一堆垃圾。

    華人社群，是先敬成績後敬人的文憑社會，所以，遠遠落後在名校名列前茅，又受到父母偏愛的弟弟俊傑，有傑更覺苦不堪言。可憐的有傑聽聞寫日記能讓人變得更聰明，以為成績好可以離父母心中的「好小孩」標準更靠近一些，那就心滿意足了。於是，有傑買了一本硬皮簿，天天寫，顯然，完全無助於提升自己的成績。

   「不要放棄，總有一天你會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加油！」是有傑心愛的漫畫，亦是他的精神支柱。然而，隨著漫畫家的逝世、關愛他的鋼琴老師被辭退、父母不睦、師友鄙視，一點一滴的輕蔑亦一分一寸地摧毀僅存的自尊及純真；就連失眠想去看精神科醫生，也被母親拒說是瘋子才會去的地方。他也試著找解方，如教弟弟大聲呼喊會舒緩心底的不快。可是，一切努力都徒勞無功，終於走上絕路。

    有傑離世，整個家都崩塌，母親出走，父親病倒，一向只管讀書，經營好成績的弟弟俊傑，變得沉默寡言。無意中，在哥哥的遺物中找到日記，俊傑一篇一篇讀，淚一滴一滴往心田裡流，他決心繼承哥哥的遺志，要成為一個關心學生，不會只看成績的好老師。

    別以為俊傑成績好就是個健康成功的孩子，原來，哥哥的遭遇已侵蝕了自己的人生，無論在工作、甚至感情婚姻，俊傑都從未「Ready」好。俊傑當了老師後，偶爾發現一封學生的遺書，在暗地進行調查時，始發現在同一個班級、甚或同一個學校，原來有很多同學被學業、家人期望、社會現實壓得喘不過去；在過度填鴨式體制的環境下，又找不到人生的樂趣與意義，最後，想放棄生命的學生越來越多，都教俊傑非常無力。不過，俊傑還是在哥哥的日記裡得到動力，自知單憑一個人的力量，莫講要改變社會，連改變一個學生都難。但是，他終於找到自己的職志與人生，他已經「Ready」好去陪伴學生，甚至鼓起勇氣陪伴出走的妻子林雪兒。

 

放下比較、樂意傾聽、隨時陪伴就能學會珍愛生命

    「我不是什麼重要的人，很快就會有人忘記我。」這句台詞在整齣電影裡不斷透過很多學生說出來，相信是編劇的刻意斧鑿經營，意圖強調，我們生活在一個比較處處的社會，戲裡的父母經常以有傑與有俊比較，父親跟同業比較，母親跟太太團比較，為人師表的有俊與同工比較。正所謂有比較就有傷害，有比較只會永遠讓自己更自卑，更遜別人，更覺得自己是一堆垃圾，甚至死了，很快都被遺忘的人。按照這一套殘酷社會的生存法則，時刻在折騰學生、甚至所有人，要生存，要有所成就必須具備競爭力，背後就是自卑心在作祟！

   自殺事必有因，也許如特首說的感情、壓力及因病厭世三大問題，可是，到頭來是碰到這些人生難題時，有冤無路訴，有困無人聽，孤軍作戰到最後，通常就是自我放棄收場。這齣電影裡的所有人，看清楚都是孤獨的人。有俊曾經試圖盼望弟弟、母親能聆聽他的心事，卻因為他們用忙於功課及應酬等藉口而更覺得孤立。本來，一本很能鼓勵有傑的漫畫，卻被父親當場撕爛；一位很願意聆聽他稱讚他的鋼琴女老師，卻因為達不到父親的要求而被辭退。有傑連看漫話及肯聆聽他的朋友都沒有，孤獨死的陰霾已籠罩他。傾聽只需要一份不批判的心，一份樂意同情理解的態度，一分一毫都不必花，卻是現代功利社會最昂貴最奢侈的訴求。

    俊傑長大為人師表，在學校的種種工作都很挫敗，可是，他同時看到，坐在教室裡的每一個學生，既失去學生該有的天真、樂天、活潑。原來，每一個學生都臉帶愁容，天天都帶著種種看見與看不見的傷痕上學，連當中誰是寫遺書的人都不輕易找到。所以，劇情到了末端，有俊在黑板上寫上自己的電話號碼，再次跟學生說，雖然未必可以幫助解決難題，但就很樂意陪伴大家共度困苦。最後，有俊在路上，看到有學生找他，馬上回覆是現在寫訊息溝通，還是再約時間碰面。

    香港著名關心都市人身心靈的基督教社服機突破，剛發表調查，有50%以上的青少年受高度情緒困擾，有76%希望找到人傾聽他們的心事，但有不足一半人會尋求協助。大人眼中的「小問題」而要自殺不可，足見是孩子的「大問題」。為甚麼小孩不願找大人幫忙，就是因為大人總以自己的經驗觀點批判小孩，欠缺放下身段，走進孩子的世界去聆聽他們的心聲。尋死路上，如能遇上一個從不比較，樂意傾聽、隨時陪的朋友，通常都能打消自殺念頭。

    當政府熱切修訂學生的基本學力要求時，除了增進AI的能力外，可有想到，不比較、肯傾聽、樂陪伴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學力啊！

杏壇諍語 補習是「必要之惡」嗎？

 

 

    十一月八日，中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引述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表示，自《非高等教育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業務法》五一起生效至今半年，當局共收到約廿五宗無牌補習社舉報，十二補習社超額收生遭罰。據官方數字，澳門現時已有五百二十一間補習社獲發相關准照，而處於一年過渡期內的則有廿四間補習社獲登記及廿一間托管服務機構已報備。現登記的相關機構人員有二千四百三十一人次。教局呼籲家長與學生選擇補習社或托管中心時，留意其是否合法、收費是否清晰、場所安全性等再作綜合考慮。

 

世上「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何其多

    必要之惡盡管本質上是「為了達到某種結果而必須接受的不愉快的事情。」「必要的邪惡」可以是一種東西、人、或是事；它本身就是邪惡的，但是又是必須存在。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說得好：「戰爭有時是必要之惡，但無論有多必要，它仍然是惡的，永遠不會變成善的。」俄烏戰爭，俄方聲稱是特別軍事行動，當然可以用「必要之惡」為自己的戰爭罪行開脫，而烏克蘭保衛生命領土，不惜一戰，亦是不得已的「必要之惡」。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為了生存與穩定發展，必須有組織、規範及法律來管理群體，因此產生了政府、企業等等不同類型的組織架構。在民主自由社會裡，「政府」就是「必要之惡」，好像一把雙刃劍，沒有政府，社會一定陷入混亂，但權力太大的政府又容易做壞事。

    「必要之惡」的表面邏輯，是告訴你為了大局著想，個人生命犧牲、環境災難、人權價值等的折損，都是必要的。「必要之惡」的底層邏輯就是明知是惡，但已經別無辦法，甚或已經無退路，所以，個人的退讓與犧牲都很必要，一切都是為了更健康的身心靈，更美好的明天，更美好的社會及國家。

    當我們生重病如癌症，又或患上新冠肺炎，必須服用重劑量的藥，正所謂藥都有三分毒，一定有副作用，但是，家長會跟孩子說，醫生會跟病人說，沒辦法，都要吃，這是「必要的邪惡」。應試教育喧賓奪主之後，學校教育本應讓孩子愉快學習，但就淪為考試、排名及升學的零和博弈，甚至有學生走上絕路。於是，學校教育很可能異化為變成「必要之惡」。然後，補習是因為應試教育才有存在必要，補習雖然可以幫助一部份學生改善成績，但是，亦存在很多「必要之惡」，包括厭學、考試就是讀書的目的等等。

    澳門特區政府允許賭博合法化，於是，為了粉飾賭博是「必要之惡」，美其名為博彩。博彩公司巨額稅款、公益捐助以及營業所產生的經濟價值，政府就用以賭收撐起大部份的財政開支，平衡了賭博所帶來的難以避免的災害，如沉迷賭博問題，以及相應的失業、破產、家暴、離婚、自殺等人間悲劇等「必要之惡」。

補習是「必要之惡」嗎？

    點解補習社開到成行成市？簡單而言，就是前述正常的學校教育生病了，異化為應試教育，補習社如雨後春筍，門庭若市。補習社是指特別學習的場所，但性質上屬於非正規的學校。學術上，補習又名影子教育，通常是訓練學生加強某特定科目。著名教育學者Bray, M.認為課外補習只有當主流教育存在時才會存在，它的規模和形態因主流教育的變化而變化。幾乎所有社會中，它受到的關注都比主流教育少，它的面貌遠不如主流教育那樣清晰可鑒。而主流學校課程中，最能增加升學與就業機會的科目，如語文、數學和科學亦是補習界中最為盛行的課程。 

    先撇開補習是不是一門生意，甚至是產業，及其提供很多就業機會。純以補習的觀點看，補習也許真的存在很多「必要之惡」，讓家長及學生既愛又恨。補習的存在價值通常在於幫助學生趕上學校的教學進度，保住及格及升班，亦能幫助家長承擔跟進子女學業的大部份責任，甚至有家長視補習為買多一份保險，更有視之為重大的投資。可是，補習不斷強迫學生吸收大量資訊，而不給學生思考和分析的機會。教與學方面，補習可能產生惡性循環，使學生不必在學校專注學習，然後在補習時迎頭趕上。精進的補習更提前學會了應付考試的知識與技巧，學生自然厭倦學校老師的教學，甚至認為補習的教學質量更高。不少學校老師認為補習只著重解題技巧，欠缺完整觀念與思考脈絡的傳授，但是，不少學生認為補習能直接了當幫他們改善成績，已經心滿意足了。

    當代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鲁克（Pete F. Drucker）創立「彌補優勢」理論（compensatory advantage），他曾經揚言說：「大多數人窮盡一生去彌補劣勢，卻不知從無能提升到平庸所付出的精力，遠遠超過從一流提升到卓越所要付出的努力。唯有依靠優勢，才能實現卓越。」換言之，學業表現低落的學生，如果成長在家境良好的家庭，往往還是能完成高等教育，甚至找到理想的工作。反之，若是身在文化經濟條件貧乏的家庭，而成績不理想，又無條件找好的優質的補習，通常會進入較差的學校，甚或無法繼續升學，職場的發展更是寸步難行。

    很現實的說，低成績低階層的學生，家長點辛苦都要給孩子補習；高成績低階層的孩子未必要補習，但父母一定視爭取好成績是社會流動的不二法門；低成績高階層的學生有充足的資本補習；高成績高社會階層的孩子更加要補習，為了保住既有的利益及地位，更要爭取更佳的利益。所以，補習既是功德，亦可以是「必要之惡」。

 

澳門可以有雙減政策嗎？

    補習是全球化的問題，在亞洲，補習成風，甚至去到非常不健康的狀態，中國內地亦不例外，有見及此，國家為了解決此「老大難」問題出臺了雙減政策，要有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雙減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為孩子爭取身心靈的健康，要減輕孩子在學校的課業測考負擔。第二個就是減少學校外面的補習機構，很多從事教育的非編制人員頓時失業。再者，學生下課後及週末日再也不必耗在補習，家長也不需要給孩子交補習費，減輕了家長的經濟壓力，也多了時間與孩子相處。

    雙減政策在雷厲風行下實施，表面上確實減輕了學生們的壓力，但是家長們還是非常擔心，因為如果沒有補習，孩子的成績可能會馬上下滑。也正是因為這樣，雙減政策的實施，父母的督導及孩子的自我要求就變得非常逼切了，在課堂上認真聽講，課後認真複習，課前認真預習，都是學生們要做的。

    雙減政策不僅對學生和家長有影響，對於那些從事教育機構的人來說，影響更大，現在很多培訓機構都已經被迫關停了。不過，由於政策實施引起的震盪非比尋常，所以，相關部門又有了新規定，教育機構可以繼續開著，但是必須要滿足很多的條件才行，首先就是不能佔用學生們的週末補習，還有一個規定就是最晚不能超過晚上八點半。第二就是收費要求要合理，是家長能承受的。可是，怎樣的收費才合理實在難以論斷。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為了盈利的補習社還會做出擦邊球的事，換湯不換藥，甚至違規補習。雙減政策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家長心情五味雜陳，補習班將重新崛起？

    澳門這小城可以實施雙減政策嗎？首先，政府、學校及家長必須建立共識，為孩子的身心靈健全發展，善用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優勢，徹實制定減輕校內課業負擔的政策。當然，這只是治標之策。治本之道，同樣，都是善用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優勢，徹實去填鴨式教育，將應試教育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澳門政府、大學及學校非常重視PISA測試，可是，眾所周知，北歐諸國通常都沒有補習，仍然在PISA測試上取得佳績。換言之，創設愉快學習，還學校本來的真面目及真目的，才能根治補習這「必要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