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5日 星期三

應試教育極有可能是學生自殺的罪魁禍首

 

 

 

    今年七月至十月下旬,香港先後錄得二十二宗十九歲或以下青年自殺死亡或企圖自殺個案,其中十八人為學生。仔細查看,自今年九月開學以來,香港已先後有十二名學生自殺身亡,其中最年輕的只有十二歲。據衛生局數據,本澳今年第一季錄得自殺死亡人數為六十八人,第二季錄得二十四宗自殺死亡個案,較去年同期大升超過三成半,當中超過五成半為二十四歲以下年輕人及青少年。

    近年,無論是內地、香港、台灣、甚而是澳門,乃至全球,學生自殺率不斷攀升,處於人生花季的中小學生自殺事件令人觸目驚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自殺成為十五至二十九歲青少年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原因,極有可能,應試教育是學生自殺的罪魁禍首。

 

不合時宜的應試教育制度

    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說,困擾中國教育的有三個基本問題,一是教育公平,二是應試教育,三是教育行政化。其中,應試教育的問題覆蓋面最廣最深,筆者認為澳門亦不例外,莘莘學子都在種種應試教育的霧霾之下苦苦掙扎。

    的應試教育體制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不合時宜,略加評析如下

一、考評方式不合時宜過去,我們一直奉行學海無涯,惟勤是岸「書到用時方恨少」。可知道我們今天已生活AI時代,「書到用時就上網」。當然,最基本的讀寫算是可能還要背誦的,但之後,靠搜尋及思考就能獲取知識。惟是,今天的考核制度還停留在AI時代之前,大部份的考試還在考學生的學科內容記憶力,還認定腦袋裝得越多知識就等於越優秀,誰能在考試的那兩三個小時內最能搬字過紙,誰就是考試勝利組。我們盛讚有學問的人「學富五車」,意思是指他腦中裝載的學識要五輛馬車才裝載得下,但現在任何一個小孩的手機和USB,甚至雲端,裝載的書都多過五百輛馬車。那麼,我們還需要逼他們把時間耗在培養背誦記憶能力嗎?

二、課程基力不合時宜不要以為政府要把AI加入課程框架,讓學生增基本學力就是符合時勢的教育改革。不合時宜其實並沒有古今之爭,孔子主張的孝悌忠信教育今天仍然非常有教育價值。再者,當前,青少年及成人的自殺率奇高,學校雖然有品德及公民教育、愛國教育、思想教育,但就一直缺乏生死及心理韌性的教育。筆者並不反對設置傳統的學科,埋首苦讀,但必須切合學能致用的要求。許多人進入職場後,乃至成家立室後,甚至參與公民社會生活後,始發現花了十五年讀這些傳統學科,除了應試拿到一紙文憑外,就別無用處。真正工作及生活上需要用到的能力都沒學過。所以,理應大幅度裁減傳統學科,騰出更多的時間空間去教生命教育、環保教育、理財教育、性別教育、甚至是哲學心理教育,讓教育貼近生活。

三、教育模式不合時宜今天的孩子仍然排排坐在定點教室,在統一課程、統一課表、劃一進度、紙筆操練的教育模式無趣地學習,這已經是兩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奉行機械式操作的教育模式。今天,我們活在AI時代,隨時隨地可以學習,真正活在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師焉的時代及環境,理應有更充裕更成熟的條件做好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讓教育充份發揮孩子的個性、才能和創意自主。

四、收生制度不合時宜中小學收生並非本著「有教無類」,實際上,打從幼兒入學開始,已經要先經過重重考試篩選。首先,有男校女校的篩選,許多非正式的研究,尤其參與式的人類學觀察,男女分校的單性社交氛圍嚴重損害兩性正常的相處學習。其次,有成績好優先錄取,可是,所謂的成績好不外就是指智育成績好,即背誦能力及數理能力強就是優秀學生。更糟糕的是,這種不合時宜的應試學校教育不但沒有培養學生立足明日社會的才能,它甚至還持續地扼殺學生與生俱來的本有才能。

 

應試教育十宗罪

    學生自殺原因不外乎四方面:一是父母的學業期望與孩子的表現有巨大落差而造成的悲劇;二是孩子缺乏生存的意義與動力,也可能因為學業成績不理想而覺得自己沒有用,甚至放棄自己;三是承受不了壓力,而學業往往是孩子的頭號壓力來源;四是戀愛、欺凌等。應試教育並不是學生自殺的充分原因,但肯定是觸發自殺的基本要件及導火線。同樣,學生自殺的地方,也可以來區分相應的責任,如果死在家裡,則大多是家庭的原因;如果死於學校,必然跟學校裡的人事有關。中國著名教育學者鍾啟泉認為「應試教育」是「以考試得分為手段,以把少數人從多數人中選拔出來送上大學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學的教育,它是罪惡的,使得我們的課堂異化、學校異化、人格異化,說得徹底一點,教育的使命和魅力蕩然無存。」

    綜觀應試教育的種種情況,可以總結出十大宗罪

一、應試教育窄化成智育被當作學校教育的唯一目標,學校教育只推動單一發展,嚴重違背全面發展的指導方針,就算非智力能力強的學生,都被忽略或排斥。

二、因為應試教育導致智育目標狹隘化,把學習局限在正式課程的表現,致使學生無暇發展課堂以外的能力,學校容易訓練出高分低能的學生。可惜,家長及學校都很吝嗇,忽視課外活動對發展智力與非智力的益處。

三、應試教育造成學生負擔過重,孩子每天在教室及補習中心靜態學習的時間過長,嚴重影響身心靈發展。目前,澳門學生缺少運動導致肥胖、各種漫性病年輕化。雖然,學校已增加體育課時,但成效仍不彰。

四、應試教育導致學生的嚴重分化,優生得到厚待,差生得到虧待,人為造成教育不平等。在應試模式中,不但沒有履行因材施教的職責,更藉種種考試篩走差生,有不少綴學生最後走上絕路。

五、應試教育阻礙學生個性發展,扼殺創造力。當前,學校聲稱致力提升學生科創能力的STEMSTEAM教育,可是,到了最後,還是以應試得出的成績決定學生的升級升大,甚至前途出路。

六、應試教育圍繞著校內及校外種種考試,考試顯然成為教學的指揮棒,全部教育就是為了考分,有價值的研究探索、發展學生個性與創意的活動就被忽視。

七、應試教育偏重於強化訓練,不斷做練習、不斷小測大測、一年多次考試等,必然加大教師的工作負擔,加之學校管理中急功近利,致使教師隊伍中競爭加劇,加重教師的心理壓力。

八、應試教育的功利主義傾向,學生成了教師保飯碗及升遷的工具,師生間的關係淪為利用與被利用,忽略教師之愛才是孩子學習及成長的重大動力。

九、應試教育造成教育投資浪費,集中投資會讀書會考試的孩子,對於非主流學習能力強的學生就棄之如敝屣。

十、應試教育釀成嚴重的考試弊端,其中以作弊成風為甚,近年,國內高考甚至有代考及有組織高科技作弊,扭曲了考試的功能,促使詐騙成行成市。

 

建構人道的應試教育

    要取消考試實在不可能,但要優化考試制度,讓考試只發揮僅有的功能與價值。首先,要將應試教育方式這套源自工業化機械操作的制度優化成充滿人道與人性的考試制度。目前,政府與學校透過標準化的課框及基本學力教育學生,可是,政府又說要大力推動AI教育,顯然,AI的最大功能是多元化、去中心化、適才適性。

    政府制定教育法律及各種教育制度,學校推行各種教育學習活動,旨在培養身心靈健康快樂的孩子。既然如此,只宜透過基本的「壓力」,更好說是「推力」(Nudge)去推動學生快樂學習。簡單直接些,先減省艱深過時的課程及基力,裁減繁瑣無意義的功課,歸還學生愉快的童年,做夢的空間,探索的自由,減少父母與子女在功課上的糾纏和衝突吧!相信減壓之後的空間,才能讓學生及父母學習建立關係及溝通的技巧,讓良好的家庭關係變成學生的抗逆能力,自殺的風險就會大大減低。

「縱慾」與「心盲」是澳門高等教育商品化的夢魘

 


    今年五六月期間,香港歌手黎明在澳門舉行演唱,期間,想跟大家分享小時候的點滴故事,當他一開口用廣東話說:「小時候那時」台下就立刻蹦出「雄厚」的聲音大喊「講國語」,不過,非常親民的黎明很友善的回應說「好」,接著便轉為「國語」模式,繼續說自己的故事。十月十三日,香港歌手陳奕迅十月十三日在澳門開演唱會,以澳門人日常講的語言廣東話和觀眾及粉絲熱情互動,卻遭到觀眾席有多人嗆「講國語」打斷。他立刻變臉回以「聽唔明(懂)就算了」,再用國語呼籲觀眾應該用比較禮貌的方式表達。台下越來越多觀眾喊「講國語」,現場氣氛頓時尷尬。之後,陳奕迅用英語說:「I love speaking whatever the way and language I want(我喜歡用我想要的語言說話)」,立刻博得在場觀眾的掌聲與歡呼。

    資本主義消費者話事的年代,難得陳奕迅堅守個人的自主話語權,堅持說廣東話。雖然有點不爽,但很快都以得體的國語請觀眾有禮貌地表示訴。黎明很簡單,不假思索,就順應消費者的訴求,馬上麗音(NICAM ),轉成「講國語」。陳黎的兩極應對消費者方式,實在是今天澳門,甚而全球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最佳寫照。說穿了,高等教育到底應該堅持大學的崇高理想呢還是順應商業化的趨勢要求呢?大學崇高理想與商品化可以並存嗎?

 

甚麼是高等教育商品化?

    商品就是買方與賣方交易的「東西」。交易不一定跟錢有關,以物易物也可以。商品化則是把本來不被視為商品的東西,轉變為商品而得以交易的情況。舉例,「知識版權」從知識轉化成如蘋果手機,賣個滿堂紅,成為世界爭相搶購的商品;「碳排放權」隨著《京都議定書》簽訂,碳權逐漸發展成可交易的產品,讓政府或民間可以買賣碳權。母職商品是另一個比較貼近日常生活而又容易理解的例子,像是安親班、托兒所、保母等等,都是將本來由父母來做的工作,透過外判,交易轉嫁到勞動者身上。

    高等教育商品化指透過本少利大的人力物力投資,使入讀大學的學生,畢業時取得有工作收入的學歷,最理想是文憑不斷增值,從而引來更多學生報讀,就成為大學校方最大的商業營利目,而那些很值錢的科系被美稱為神科。從消費者角度而言,高等教育商業化,則是指家長及價學生成為大學的客戶,校方必須滿足學生需求。一般而言,教育商品化的主因在於大學無法從國家得到充分補助,必須自行籌措經費,增加學費,減少開支是經常的作法。

    今天,無論是在澳門或是在其他國家地區,一個大學生的投入成本遠遠高出學生的自費金額。所以,大學透過優質教學提高知名度、又或是降低入學及畢業的門檻,然後又大肆宣傳畢業生找到優渥職業及幸福生活,藉此吸引更多學生客源,甚至贏來更多無償捐獻,為長期而又看不到的科研投入巨額經費。舉一個例子,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由mRNA疫苗兩位開發者,匈牙利裔美籍生技科學家卡理科(Katalin Kariko)及美國醫學家魏斯曼(Drew Weissman)共享,其實,兩位醫學家埋手在大學實驗室多年,從毫無將來的學術研究,到三年來賺個盆滿缽滿,皆因大學有方法籌措到研就經費。所以,商業化未必就是急功近利短視的作為,而是結合大學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崇高理想。

   

「縱慾」正驅動澳門高等教育不斷往商品化的路前衝

    長期以來,澳門高等教育一直奉行商業化為主導的辦學機制,現時十所高等院校中,六所屬於私立高校。據統計,2021/2022學年註冊學生人數43964人,毛入學率從十年前的61.9%大幅上升到95%,增長了58%;教職員人數6027人,提升了53%,從學士到博士課程,內地教師的比率遠高出於本地或國外的。高等教育課程數由260個增加到342個,碩士博士課程增長以倍數計算。可見,澳門高等教育在少子化的情況下,仍然有可觀的增幅,當中,商業化的氣息與作為非常顯著。換句話說,高等教育商業化充份體現大學及學生為了滿足教育欲望,甚至縱慾的表現。

    澳門高等教育商業化顯然是大勢所趨,種種關於高等教育商業化的建議與呼聲,無論來自民間人士的還是官方層面,均呈現幾何級數的高漲態勢。《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 - 2030)》其中一大方向為「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化生源和課程結構」,目標是2025/2026學年高教學生數量達到五萬人,其中國際學生人數擴大一倍至1300人,有關綱要提出三個總體目標,分別是「建設培育優秀人才的平台」、「建設引領學術科研的平台」、「建設服務特區發展的平台」。八個發展方向則是「完善機制建設」、「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化生源和課程結構」、「促進院校發展和資源共享」、「保障高教素質持續提升」、「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強化院校人員專業水平」、「推動科研創新及產學研發展」、「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間」。橫看豎看,都是高等教育商業化的發展路徑。

 

高等教育商品化會出現心盲的問題?

    當然,在普及基礎教育,又或者是澳門推行的免費教育,理論上,教育的公共性大多已由政府來承擔。澳門從七年免費教育進步到今天十五年,均不以商品化的手段。公共化的國民教育究竟有沒有成功擔負階級流動、公平、培養公民基本知能與德行等目標,還是予人在基礎教育階段,一樣買賣知識及文憑,就見人見智了。

    高等教育商品化與反商品化的爭議裡,教育商品化是本著在商言商,一方賣一方買,值要公平合理,物有所值,行得正企得正,是絕對理所當然。誠如前述,許多國家的大學科研成果,其經費除了來自政府撥款及學生學費外,更多的來自商界的投資及傑出校友的無償捐獻,反對高等教育商品化的立場是教公共化,堅持為純知識的追求。

   

    高等教育其中一個重大的價值在於讓知識普及、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所以高等教育的目的具有公共性、普及性。當高等教育變成商品化的時候,商業驅動成為高等教育存與廢、成與敗、優與劣的關鍵,大學考慮的是一個學系是否能生存,甚至會否賺大錢。但是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大學像補習班,他們考慮的只是知識可以助力低階層學生往社會階級上層流動,又或是幫助學生賺取豐厚的收入,慢慢,大學的心盲了,誠如哈佛學院前院長哈瑞路易斯在《失去靈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記教育宗旨的》一書中表達的擔憂:哈佛古老的通識教育理想已經有名無實,在卓越主義和市場名利的誘導下,哈佛教育已不再致力於解放人的思想和精神,其師生為職稱升遷和就業市場而不斷追求卓越,但卻找不到責任感、價值觀的靈魂。。

    近年,在澳門,無論是公私立大學,頗受小子化的拖累,導致大學本科的人數減少,所以,大學的非本地生就成大學生存及盈利的客源。再者,大學本科的成本較高,除了教授的薪資開支,還要多元配套,如寬廣的校園、學生輔導等人力物力投入、還要補助大學各種社團及課外活動的開支等。換句話說,有校無園的大學本科教育已經說不過去了,亦欠缺競爭力。

    近年激增的碩士博士課程,就成為高等教育的新貴與寵兒,因為,很現實的說,碩士博士教育大可以有校無園,只要一個教室加一個講師教授,就可開班。過去,甚或在其他比較重視碩士博士教育素質的國家地區,非常嚴格控制班級人數在十人左右。可是,在澳門,真的讓大家大開眼界,甚至瞠目結舌的是,班級人數動輒四五十人,而任教碩士博士通常都是兼任學者,一般任教碩士的時薪為六百五十澳門元,博士最高是一千澳門元。任教一個四十五個小時的碩士課程,鐘點費不超過三萬澳門元,連一個碩士生的學費都沒超過,可見是高盈利的商業行為操作。

    澳門高等教育商業化何去何從澳門高等教育是生財工具,還是培養知識份子的象牙塔?有沒有中庸妥協的出路?還看主事官員、各教育持份者的才智、見識、勇氣的綜合表現。

 

AI時代社會工作者的倫理衝突與解方

 


 

     由社會工作者專業委員會主辦,澳門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承辦的資訊科技與網絡在社會工作中使用的反思研討會」,於十月三十一日舉行,邀請來自大灣區及本澳專家學者共同探討資訊與通訊科技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影響,推動與會者深入了解社會服務應用資訊科技與網絡服務,深入探討尤其是網絡倫理與社工倫理。本人有幸全日參與,聆聽了多位來自中港澳的學者專家就AI對社工推展工作帶來的便利與衝突發表了很精闢的見解,獲益良多。

     AI對社工專業發展帶來很多的衝擊,現在很多案主已躲在網絡背後尋求幫助,說不定有一天,社工變成電競高手,操作著機器人社工去輔導案主。甚至,AI經過深度學習,會否取代真實的社工,都值得好好探討。

    今天,社工界尤如駕駛著高科技的電動車,AI是知識是技能是工具,更是環境文化,社工倫理是交通規則符號的熟稔智慧,如何在界線分明的安全狀態向著目標全速前進,不致於車毀人亡,端看AI與社工倫理之間的運籌帷幄。

 

AI不僅僅是工具,更是社工被重重包圍的環境與文化

    來自廣州市啟創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黎玉婷執行總監在演講開始,表示七年前曾經來過澳門參與研討會,當時,聽到一位講者說,AI已經不只是工具,可用可不用;可選擇這個工具,或放棄用另一個工具,而是已經進階成環境。當時,黎總監感到振聾發聵,很有啟發。於是,多年來,致力營造AI在社工的種種價值,從一般認定的工具價值,如架設很多線上服務,電子社工行政減省時間及支出等,更重要的是將AI建設成如水如空氣一般,既感受到其全面的好處,亦能騰出更多時間提供更優質的以人為本的服務。

    筆者聽到黎總監的演說,獲益匪淺,更想到AI不僅是環境,還已經成為文化,尤如不可或缺的水與空氣。社會工作是人與環境交錯的活動,所有社會工作的啟動,皆因我們的社會文化及個人發展出了問題,如今天的青少年上網成癮已經不是拿走手機這個工具就以解決,而是如何導引已星羅棋佈的AI文化,善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要幫助青少年戒掉上網成癮,說真的很矛盾諷刺,也許不得不借用AI的文化技術,帶領青少年從沉迷網絡煉獄,從返正常健康的上網態度。

    再者,荷蘭學者西尼戴克(Sidney Dekker)發展出壞蘋果理論新觀點理論,前者是指壞蘋果即害群之馬,只要將之除掉就能解決問題。後者是指造成壞群之馬的環境因素,要有效疏理及改善環境,才能徹底解決問題。今天,AI是一把雙刃劍,既要想盡辦法將其害處減到最少,亦要全力提升其工具及環境價值。筆者看到國內社工界,不斷擴充AI在社工的方面的使用價值,但亦看到香港青年協會的講者黎英杰先生,倡議要建構青少年的數碼健康,即是說與其不斷除去網絡的害群之馬的治標行動,不如正向建構健康的AI生活文化來得治本。

 

AI時代社會工作者要周身刀

    AI時代亦是世代之間的代溝更凸顯時代。在研討會中,主辦單位找來兩位資深社工學者當主持,上午是澳門理工大學學者賴偉良副教授,下午是澳門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顧問蘇文欣教授。前者自嘲要花很多時間才在手機上調閱研討會講者的資料,後者說還是拿著紙本介紹講者比較穩妥。

    無論是在澳門,還是香港或內地,三地學者都提及疫情後政府財政緊絀,社福機構無論在人力物力資源上都左支右绌,AI在方方面面都提供本少利大的支援。舉例而言,在上午的研討會,第一位講者王廣東司長說社會工作借助信息技術改變組織項目運作、業務流程、相關方溝通和協作等內外管理模式,從而確保服務供給能力、提高服務效率、增加信息透明度、提升自身建設水平,實現更好、更快發展。由於內地人多地寬,透過網絡資訊迅速流通,無論是上司的行政審批、下屬的意見反饋、以至與求助者的種種溝通協調,都可以在網上進行,省下很多交通、文件旅行的時間,為提高整體社會服務質素帶來無可置疑的效益。

    我們這群老餅AI時代的新移民,也許已經無足夠精力趕上時代。幸好,今天是e世代當家的年代,他們是AI時代的原住民,從小在家在校都接受各式各樣的AI培訓,練就出促進社會工作所需的AI能力。所以,無論是設計活動海報、撰寫社福文案、又或是與案主作緊密的聯繫,AI都大派用場,而且成本非常低,節省的資源就可以花在更有價值,更能推動社會工作質素的服務上了。

  

AI時代匿名或躲在網絡的求助者越來越多

    多年前,看過一幅刊載在讀者文摘的四格漫畫。第一格講老公下班回到家,第二格講老婆埋怨他一回家就躲到書房裡,不跟兒子溝通。第三格講老公在電腦前不斷打字貼圖,老婆在旁再次抱怨老公不跟隔壁房間的兒子溝通。第四格是老公理直氣壯跟老婆說,你沒有見到我在打字貼圖,然後用網絡傳送給兒子嗎

    這四格漫畫實在是今天人與人溝通的諷刺寫照。記得研討會上午的演講結束,到了問答環節,主持請大家舉手問問題,回應是非常冷清。可是,當啟動網絡時,問題源源不絕地呈現在屏幕上,當中不乏很有價值及挑戰性的問題。AI時代,人人都有手機,都習慣用簡單的文字、語音、甚至公仔溝通。甚且,AI亦造就了匿名文化,要站起來給大家看到,實在需要勇氣,可是,躲在網絡背後,就自然而然地暢所欲言。

    今天,無論是中港澳,網上個案服務更有增無減,誠如澳門聖公會服務總監葉鑑波先生說,實體、線上、自助平台互補模式,三類群體特性及習慣不同,就要使用不同的方式去處理,惟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不可缺少的。

    AI時代,由於語音及貼圖普及,導致社會大眾的語文水平,無論是口語還是文字表達都每況愈下。所以,要案主跑來跟社工面對面陳述其困苦情緒,的確是越來越難。所以,網上輔導求助顯然是大勢所趨,不得不接受這個AI文化的殘酷現實。有人提及社工會不會變成寫工」,的確是讓人難堪及慨嘆,社工本是人與人及面對面的助人工作,卻日漸淪為寫字的工匠。

 

AI時代社工公私界線越來越模糊

    今年,澳門戶聯網研究學會發表了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使用微信作為日常聯絡及溝通的平台非常普遍,六歲至十七歲的網民有67%,十八歲至三十四歲的網民有98%,三十五至五十四歲的有100%,五十五歲以上的有92%。與會的講者,無論是中港澳,都非常關心社工的隱私及倫理,因為,許多受助者除了與社工建立公用的溝通平台外,有不少案主會邀請社工成為網上朋友,就算社工拒絕,案主仍然有很多方法看到社工的個人社交網站的貼文。

    研討會講者都說到業界社工抱怨,越來越沒有私人空間,公與私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且越來越被動。當然,負責任的社工團體會為社工架設公開或公家用的聯絡平台,亦即是說很多社工天天「陀住」兩部手機,資源配備不足的機構,社工就只能用私人手機做公家事了。

    一個社工運用專業幫助受困的家庭,卻很有可能在社交平台上被揭發自己家的問題多籮籮,甚至比案主更嚴重。於是,會直接間接影響社工的專業公信力。再者,人與人之間需要界線,社工倫理守則就是一套確保社工與求助者的利益界線。可是,澳門是個彈丸小城,人際關係非常錯綜複雜兼密切,越來越多社工被入侵私人空間而困擾到難以承受,甚至為此而離開心儀的社會工作。這方面,研討會討論了很多,誠如主辦單位說,今天不是結束,是許多重大議題的開始才對啊!

 

AI時代職場關係不對等,不少社工身陷孤軍作戰

    社工都是打工仔,與機構領導都是僱主與僱員的勞資關係。AI無疑為社工帶來很多工作的便利,既減省社工的人力開支,但又不斷提高對社工的要求,遇到求助者投訴卻得不到同理關心及合理處置,非常擔心飯碗不保。許多社工,其實都在孤軍作戰,請問AI又能幫得上忙嗎

母職雙重懲罰何時了?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蒂亞・戈丁(Claudia Goldin),是歷史上第三位女學者獲得此殊榮。戈丁最大貢獻,就是讓我們發現不得不接受的殘酷現實狀況,女性的時間比男性更不值錢。戈丁呼籲理解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角色對社會非常重要,如果女性無法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機會或平等的待遇,勞動力、技能和人才都會白白浪費,最後,家庭及職場都是懲罰母職的地獄。

 

 性別平等雖然有所進步,但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二二一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對兩千人進行調查顯示,夫妻共同承擔家庭內外事務佔45.4%,男主外女主內41.7%,女主外男主內只佔9.2%,女性理應有自己的事業佔64.9%。受訪者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長期存在的最大原因,是男性能獲得比女性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佔59.8%,而有53.1%的受訪者認為主外的人家庭地位通常更高。調查所得,認為女性更善於照料家佔55.3%、女性更願意照料家庭佔37.1%,男性越來越關注及參與家務事的佔42.5%。調查中,有34%的受訪者認為女主外男主內會更容易影響夫妻感情和睦,26.9%的受訪者認為不會,39%的受訪者回答不好說。當中,女性更願意及更適合擔任家務的說法已遭女性權益團體大力反對,事實上,家務與照顧家人根本沒有男女先天的優勢差異。

   台灣有銀行做過家庭分工的調查,有高達80%的上班族認同要共同承擔家務,不覺得家務主要是女性的責任。進一步依性別交叉分析,女性認同家務分工的比例超過86%,比男性的72%高。但實際執行家務分工的方式,大多數家庭的家務分工方式以事先互相協調分配佔比37.1%最高,其次是主要由女方做家務34.2%、誰有空誰做23.2%。此外,有4.5%的家庭主要由男方做家務。根據行政院公布的「2021年性別圖像」調查統計顯示,十五歲以上有配偶(含同居)女性,平均每天無酬照顧的時間為4.41小時,包括做家事、照顧家人及義工服務,是男性的近三倍,顯見當前操持家務仍以女性為主。台灣都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男權社會,儘管女性在工作、社會及政治權益上已有偌大的進步,但男尊女卑思想仍然昭然若揭。

    《澳門婦女現況報告》從二○○八年開始進行,二○二二年為第五次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澳門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到66.7%,當中以二十五至四十四歲的為主,而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更達到了74.6%。調查結果顯示,約五成半有正職或兼職工作,約五成六為家庭開支的負責者。七成一需承擔家務工作,每位婦女平均每日花二個半小時做家務。
    
澳門公務人員聯合總會(公總)和澳門公務華員職工會(公務工會)於十月二十八日發布「公務人員工作家庭衝突狀況調查」,調查共收回1364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約三成人認為工作時間長影響其照顧家庭,約四成人因下班太累,做不了甚麼家務。性別家庭觀念方面,大部分受訪者對性別持平等態度,並以家庭為重。如七成半人認為夫妻雙方應平等分擔家務,七成人認同家庭比工作重要。亦有一成人認為女性應關注家庭責任而非事業,近兩成人認為以家庭職責為主才是模範媽媽。

避孕科技開始扭轉婦女的職場命運,但仍陷於U型困境

    戈丁認為,社會對已婚女性就業予以污名化,以及立法與其他體制性障礙,對已婚女性就業的影響遠遠高於人們的想像, 一九六○年代,戈丁發現避孕丸的問世,使美國女性晚婚晚孕,也使女性有更多的工作選擇。可是,女性在男女平等進程中,經常出現進三步退兩步,呈「U型」曲線現象,為女性爭取家庭及職場公平仍然構成嚴重的殺傷力。

    許多婦女為了爭取收入及平等,有了避孕科技,的確是扭轉了她們的職場地位,可是,亦因為環球經濟不理想,樓價及物價飛升,買樓結婚生子是奢望,養育一個小孩成人可能要花上六百萬。所以,不婚、遲婚、少子、甚至絕後,都成為全球及澳門的最大困境,女士又比男士要為此多作犧牲。根據澳門政府統計,二○二二年全年有2,727宗結婚登記,按年減少550宗,男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持續上升,分別增加0.5歲及0.6歲至男性30.9歲、女性29.2歲。年新生嬰兒共4,344名,按年減少682名;出生率下跌至6.4‰,是1985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低位。分娩第一胎嬰兒的母親年齡中位數為31.0歲,按年增加0.9歲。    

    由於產後婦女生理恢復及餵哺母乳種種情況,引來在場場上的諸多不便,所以,亦會受到欺負,甚至不公平的待遇。譬如在澳門,女性懷孕時,如果遭到僱主解聘,老闆可能要承擔很多來自政府的調查及處罰。所以,很多老闆都被逼更加善待懷孕婦女。另外,女性妢娩有七十天假期,為僱主無疑是個負擔,因為除了要付有薪的產假外,還要額外付錢另聘替工,而且不能保證替工的表現一定不差於原來的。

 

戈丁主張消弭「貪婪工作」文化,增加彈性工作,友善對待婦女

    戈丁突破性的研究發現之一,就是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主客觀狀況不如男性,收入也比男性低,女性的選擇機會經常受到婚姻和家庭責任的限制,而不如男士們可以時「貪婪工作」(greedy work)。戈爾在扛鼎之作《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提出,「貪婪工作」個概念,是當代非常不健康的職場現象,越是超時過勞工作越受歡迎,獲得的加班津貼就越多。戈丁嚴厲批評這樣的工作結構,造成的後果是在家庭中踐行性別平等的代價極其昂貴,以至於很難實現。
   
假設夫妻都有相似的教育背景、職業起點和薪酬。然而,隨著生活、經濟等壓力增大,尤其孩子出生後,夫妻必須面臨職業抉擇,「貪婪工作」就名正言順地被高度考慮。大量的結果是,丈夫選擇留在職場拼經濟,妻子被逼留在家照顧孩子。所以,戈丁提出,女性面臨的職業發展困境想要得到解決,必須變革社會的工作結構。彈性工作增加及友善女性,社會的經濟增長不能再單一地以員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為代價,生產率提高,性別平等才能真正獲得平等。
   
戈丁認為,同工不同酬是殘酷的現實,同工同酬是理應的正義。戈丁研究過去兩百年的勞動史,發現女性在教育、就業、升遷都受到嚴重的歧視,限制女性發展的機會。而女性一旦結婚生小孩後,就進一步激化家庭責任與職業收入的衝突,家庭及職場都成為婦女的夢魘,甚至是人間地獄,她稱之為「婚姻障礙」(marriage bars)。戈丁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僅是高調呼籲要徹實執行性別平等,也是解決現代社會生活中許多困境所呼籲的,還要徹底整治甚至消滅「貪婪工作」。

    戈丁敦促政府及社福機構擴大公共對老人與兒童照護的支持,建議學齡前以及日間托育計畫應整合到公立教育體系,但她感慨地說,只有等到大家都關心,政界有意解決時,決策當局才會有更多反應。戈丁也建議家庭中的父母應該努力追求彼此的平等關係,夫妻愈平等,性別就愈平等。

    戈丁認為,對女性就業機會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女性的選擇通常受到婚姻及家庭責任的限制。如何掌握生涯規劃的機會,生育子女後是否仍有財務能力重返職場,或更有彈性的工作,對女性而言更為重要。

    前述公務員的調查機構提出很多有建設性的建議,其中建議部門在假期、工時管理上應更具彈性,協調員工彈性上班等;在尊重私隱的情況下,主動瞭解有家庭問題的員工狀況,安排有經驗的同事對其進行心理輔導或經驗分享;加強人員對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認知和能力培訓,並按其應對不同狀況的能力差異,調整工作模式,如下班後在線工作或會議的方式。

    隨著十五年免費教育發達,男女兩性平等日漸進步,男士及男僱主都有責任締造家庭及職場的的平等,讓女性從地獄返回人間,感受到人間有情有義,更是所有社會大眾的共同責任。只要多一點關懷,多一點支持與諒解,甚至拿起「孭帶」,或者主動到「廚房」幫忙,都是促進男女平權的一大功德啊!

 

2023年11月1日 星期三

堅離地長者公寓 厚待長者顯德政

 


 

    引頸以待的長者公寓租金方案終於出台,社工局韓衛局長公佈長者公寓的租金慨況,承認租金考慮需與市場掛鈎。長者公寓定位在於提供給具一定經濟能力的長者,在訂定使用費時,必須符合市場準則,與市場價格不能有太大差距,否則對租賃市場具一定影響。在租金價格釐定方面,韓衛表示長者公寓共有1,815個單位,不同樓層、座向都會有不同的收費,長者公寓合約為三年,可自動續期。以中位數單位為例,每月使用費為6,050元,每平方呎面積使用費為10.56元,又指現時工廈每平方呎均價為10.85元,唐樓是10.34元,長者公寓租金則是取中間數。據統計局資料,現居住唐樓的長者的有兩萬五千多人。韓衛表示,一旦申請人數目超出供應的單位時,局方會按照計分所得的排序處理。

    與此同時,社工局亦公佈長者公寓的申請評分準則方面,分為基本分與加分項。基本分為滿足申請要件將獲基本分。加分項則包括:目前居於沒有升降設備的樓宇獨立單位;獨居;取得身分證的年期與居於澳門的時間等。另外,如兩人申請共用一住宿單位,須為該兩人獨立評分,按「擇優原則」,以當中較高的總分作為申請的最終評分。

 

特區政府構思的房屋五階梯論疑點重重

    根據現屆特區政府對本澳房屋的中長遠計劃及結構總結,本澳房屋可分為五個階梯:社屋、經屋、夾心房屋、長者公寓和私樓。社房是指由政府興建,或由政府提供土地批予發展商投資興建,完工後將單位回報給政府,政府以低廉的租金租予低收入或有特殊困難的家團。經屋是澳門政府房屋局直接出資興建或透過發展商興建的資助出售房屋,簡稱經屋。經濟房屋目的是協助具特定收入水平及財產的澳門居民解決住房問題,與促進符合澳門居民的實際需要及購買力的房屋供應。經濟房屋僅用於家團自住用途,並對私人房屋市場及社會房屋政策起著補充性作用。夾屋定位屬私人性質,面積及配置皆優於經屋,而定價則高於經屋、低於私人樓宇,並在既定年限後可於住宅市場出售。特區政府就《夾心房屋法律制度》明年四月一日實施。長者公寓是給年滿六十五歲,擁有俗稱五層高唐樓物業,具備居家生活自理能力的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私樓就是在私人市場自由定價與買賣的樓宇。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房屋政策研究》,指出特區政府將會促進五個階梯——社屋、經屋、夾屋、長者公寓以及私樓之間「有效」銜接,「力求建立能基本解決居民住房問題的制度和政策體系」。

    關於房屋,當然屬於工務運輸司屬下房屋局統籌及執行,當然,一般情況下,政府只會制定私樓的買賣及相關保障制度,絕不會任意干擾私樓市場。當然,十年以來,私樓價格狂升十幾倍,讓星斗市民無法輕易購買私樓,年輕人置業更要靠父母提供老本作首期,還要每月用一半甚或以上的薪金來支付供樓的本息,於是,不少澳門市民成為「樓奴」。而特區政府在怨聲載道下,始作某些所謂「辣招」,始令私樓價格不致嚴重失控。

    五個房屋階梯最底層的是社屋及經屋,都充份看出特區政府給予低收入士或家庭的若干支持與援助,讓他們真的有瓦遮頭。夾屋還沒有正式出台,但法規清楚表明價格稍為比私樓低,讓沒有資格申請社屋及經屋,而又不是長者,且無條件買私樓的人士申請,無疑都帶有若干扶持的性質。

    最特別的是長者公寓,竟然負責的政府部門不是房屋局,而是以社會福利為使命的社會工作局,真的予人張冠李戴。前述的租金制度與相關規定一出來,引來社會指罵,本以為長者公寓是給長者的福利及慷慨厚待,原來,從司長到局長,都高聲說價格必須與市場價掛鉤,要不然就會產生很多負面影響云云非常讓人失望。

 

堅離地的長者公寓最低4,328元可上樓

    根據特區政府二二一年度施政報告,長者每年可收取9,000元敬老金、3,740元養老金、永久居民現金分享10,000元、醫療券值600元,得出每名長者平均每月可收取最高澳門幣5,685元的津助。由於長者公寓申請者必須持有唐樓物業,在物業收益方面,根據澳門地產資訊網放租數據,擷取二二一年三月共二十五個租盤及二月份一個租盤計算,放租金額平均為5,219元,中位數為5,000元。論及長者維生指數方面,根據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最低維生指數,一人家團為4,350元。因此,由直接收入+物業收益維生指數公式可得居於唐樓、有業權且沒有工作或其他收入的長者每月可負擔能力為6,335元。長者公寓首階段推出七百五十九個住宿單位,首簽者獲八折優惠,即每個單位使用費實際為每月4,328澳門元起,三年後不再享有優惠。同時,C區單位、續期及重新分配的單位不適用上述八折優惠。租金主要包括管理費、服務單位使用費、公共設施使用費,至於單位的水、電、網絡費則由住戶自己承擔和申請。

    首批長者公寓頭三年獲八折租金優惠,三年後要收原價租金。根據社工局統計資料,二二一至二二二年度,澳門男士平均壽命為81.3歲,女士為87.1歲,即是說三年租金優惠後,就要付原價租金十多年。再者,歲月催人老,長者的自理能力會隨著年邁而下降,是否到了不能自理的時候就要搬出呢

 

長者公寓張冠李戴 厚待長者顯德政

    政府認為作為準公共品,在定價的過程中必須要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最主要的目的和考量,並適當平衡經濟效益和公益成效。根據政府這個施政邏輯,若長者公寓的定價水平脫離實際,即充滿福利政策,導致普羅市民更偏好及依賴政府提供的福利,甚至理直氣壯視之為權利,容易引起社會爭議,進而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構成挑戰和壓力。

    當政府視長者公寓為準公共品,理論市上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特質,其介乎於純公共產品私人產品之間,如教育、政府興建的公園、擁擠的公路等都屬於準公品。一般而言,對於准公共產品的供給,在理論上應採取政府和市場共同分擔的原則。所以,如果資源分配足夠的話,就容易處理,但遇上爭奪資源時,如觀音像鄰新設的公園,剛開始時太受歡迎,所以要憑籌進入,高峰期過後,現在已進出自由。同樣,政府雖然全部承擔免費教育成本,但自願性服務如督課等則可以收取費用。

    誠如前述,長者公寓如果由房屋局承辦,也許大家都不會抱太大期望,尤其在福利優惠方面。可是,政府卻指定由社工局負責,但租金及條款卻非常精算,貼近市場價格,亦挨近長者的收入,這樣會讓社工局越俎代庖,去辦房屋局的本職,一方面會讓社工局的角色非常尷尬,另一方面亦讓長者及市民質疑政府推行長者公寓的誠意。

    韓衛局長表示,公寓每一住宿單位的使用人數上限為兩人,申請人必須為年滿六十五歲的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且具備居家生活自理能力。倘兩人申請共同使用同一住宿單位,其中一位申請人必須符合上述的資格條件;而另一位申請人須為年滿六十歲的澳門特區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且具備居家生活自理能力。兩位共同申請人之間的關係為夫婦、親屬或朋友等皆可。不知道夫妻一方年齡在六十歲以下,是否就不能住呢再者,鄰近經驗,開放式兩人共住單位,容易生磨擦衝突,甚至釀成仇殺,政府又是否有充足考量呢

    政府有否考量,長者年輕時曾為澳門的繁榮進步貢獻,晚年時只有唐樓,雖然政府保證就算長者出售唐樓,只要自理能力還在,都不影響其繼續租住長者公寓。可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棟陳舊的唐樓不一定如政府所設想的讓長者身心靈及財政都很寬裕。再者,通常六十五歲的長者已退休,沒有其它收入,現在堅離地的租金制度實非社工局的本職,對長者慷慨厚待一點,相信是社會對政府的基本期望。    

    今天,相信普羅市民都樂意政府多花資源給長者度一個心寬愉悅的晚年,亦相信年輕一代樂意為長者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都會變老,別為孩子及青年留下對長者涼薄的不良觀感!

沒有完善的生命教育何來有生命價值感

      《福布斯》公布今年全球最富裕國家與地區排名,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IMF ) 估算的各國家或地區的人均 GDP 所得出的購買力平價 ( PPP ) 調整後,盧森堡以 14.37 萬美元的人均 GDP 排名第一;澳門以 13.41 萬美元緊隨其後,兼為亞洲區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