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碩/博士論文開題及答辯貪腐

 

 

   據《正報》七月五日報導：「廉政公署接獲澳門大學教授實名舉報，指其博士生意圖行賄以爭取在撰寫論文前需提交的開題報告獲得通過，並確保能順利畢業。廉署調查後發現，涉案內地博士生獲澳大法學院錄取後，未能按時提交能符合指導教授學術要求的論文開題報告，按校方規定倘學生未能在入學第三年結束前完成開題報告會被勒令退學。在限期屆滿前，該指導教授在個人信箱內，發現自己贈予該博士生的書本內，夾有載着一疊現金的紅色信封。該指導教授隨即聯繫校方行政人員一同約見該博士生，有人承認這些現金是其打算給予指導教授。過去該博士生也曾在入讀澳大後意圖贈予指導教授數千元購物禮券，但被嚴正告誡及拒絕。該博士生涉嫌觸犯《刑法典》中的行賄罪，廉署已把案件移送檢察院處理。」

    根據第10/2017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第六條之高等院校的性質及法律制度規定：一、公立高等院校為公法人，具有學術、教學、行政及財政的自主權。二、私立高等院校自行管理，並享有學術、教學、行政及財政自主權。換句話說，目前澳門政府賦予高等教育非常寬闊的學術、教學、行政及財政自主權。所以，大學碩士博士開題及論文答辯安排亦受院校自主因素而有異。明顯，這次賄賂事件是人事與制度疏失。澳門政府大力投資高等教育，資助款項實屬公帑，理應徹實執行督導與監管之責。

 

碩士日漸普及，博士日趨嚴格

    上世紀七十年代讀完高中，已經是很光宗耀祖的事，亦容易找到理想收入的工作。那個年代，大學入學率不到高中畢業生兩成。時移世易，許多國家地區已經實施九年強迫義務教育，澳門更是十五年免費教育，大學入學率超過八成以上。換言之，大學證書的含金量日漸下降。

    當人人都有大學學歷，而又人浮於事時，許多大學生只好繼續讀書。近年，碩士課程開到成行成市。舉一個例子，理工大學就讀藝術的應屆碩士畢業生平均只有二十五人，但是，比他們低一屆的學生就超過一百人，勉強分成日夜兩組，老師人數無明顯增加，教授工作量倍增，每組都超過五十個學生。過去鋼琴指導是一對一，現在變成一對二，甚至一對三。顯然，教育素質並沒有因為升格而提升，反而有下降的劣勢。事件不斷發酵，且由一個學院波及到其他學院，更有學生家長向直選議員投訴，期盼有關當局正視大學的教學素質。教育素質既易下降，亦易滋生貪腐。

    目前，澳門公立大學一般碩士生只須與指導老師完成討論其開題內容，填寫一份開題報告表格，交由院所的相關學術部門審理，通常指導老師通過，開題就會通過。即是說，隨著碩士生不斷擴招，開題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儀式，甚至有很多碩士課程都不必撰寫畢業論文，只要上完課，科目及格，再寫一個小論文就拿到碩士學歷了。

    問題來了，碩士雖然越來越貶值，但在不同地方，尤其在內地，在澳門拿到一個碩士等於出了國，浸過「鹹水」，又或是等於「鍍過金」。如果院校的自主配不上該有的行政透明公道，貪腐賄賂仍然防不勝防，大學公信力會進一步惡化。澳門有公立大學的碩士生在論文答辯後，只會即時宣佈通過還是不通過，並沒有向在場的學生，甚至公眾宣佈論文分數，導致很多學生不滿，引發更多投訴，亦人人猜疑是否背後潛伏貪腐鑽空子的空間。據真實了解，澳門有私立大學的學位開題及論文答辯程序非常透明公開；當然，亦有私立大學遇上賄賂事件只會私了。

    無可置疑，澳門每年都有很多「土產」博士畢業。通常，澳門公立大學的博士收生程序非常複雜，關卡特多，除了有推薦信外，還要應付入學考核，其中一個包括撰寫論文方向，還要參與筆試。有資深大學教育工作者說，是次賄賂事件，很可能與涉事學院在收生時已出現人為及制度的疏漏。當然，要進入開題，首先要指導老師同意。其實，就算指導老師故意留難，大學亦有申訴機制，合理情況亦以更換指導教授。惟是，就算指導教授同意開題，大學亦會召集一個起碼有三位學者組成的開題答辯委員會，更公正嚴格的大學如美國名牌大學，指導教授必須迴避開題答辯，答辯通過，仍可能要修改。通常，大學給予博士生三年之內要開題，五年到七年之內要寫完畢業論文，寫完還要應付論文答辯。答辯慣常會安排外校學者參與，要大比數通過，能賄賂的機會少又少，而大學的公信力亦會變得更強大。賄賂一個導師容易，賄賂一群教授絕非易事。有見及此，澳門公私立大學應該汲取是次賄賂事件教訓，想方設法堵塞有關漏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貪腐賄賂文化不可長

　　多年以來，筆者多次參加內地學校扶貧活動，當中先後去過不同省市的學校參觀訪問，不乏讓人咋舌的見聞。其中，有一次參訪一家排名不錯的學校。一見校長，穿得身光頸靚，談吐高雅。校長說正值地方教育局督學要來評鑑，未能殷勤招待。訪問團有的觀課，有的參與學科教研，有的與中層領導對談。很快，到下午放學，只看到有兩輛麵包車開進校園，校長示意同工及學生把一批一批禮物送上車。那群督學離開前，懇切與校長握手，盛讚學校表現優良，通過評鑑，然後笑逐顏開離開。那一刻，筆者才恍然大悟，中國內地的貪腐早在基礎教育已星羅棋佈，學子耳濡目染，一切貪腐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習以為常。

    習近平主席自二○一二年上台執政以來，無時無刻都在打貪腐，直到今天，仍然是很艱鉅的鬥爭任務。雖然如此，教育界貪腐仍時有所聞。據《東方日報社交平臺》今年五月月九日報導：「中國原任浙江省余姚市教育局局長王勝戰爆發濫權色情醜聞，在過去二十年的期間，濫用職權貪污高達人民幣三億元（約一億九千多萬令吉），甚至直接將校園當作自己的選妃場，除了染指十八名學生外，還花錢包養兩名校長，市內甚至有一百零三名女教師也慘遭潛規則。二月罪行被揭露，激起社會極大的憤慨和譴責。」

    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法治》雜誌報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先後通報查處了三十名左右的高校廳局級領導，其中高校黨委書記、校長（院長）占比超七成；從涉案高校看，遍佈東南西北中，涉及上海、廣西、黑龍江、廣東、雲南、吉林、山東、安徽、內蒙古、北京、四川等十餘個地區。這些高校既有本科層次的大學，也有專科層次的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交通運輸部部屬院校，也有省管高校，足見高校貪腐分布面之廣。

高校權力集中，資源富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腐敗的機會和發展的機遇並存。」

    據了解，為了整治高校貪腐，中國教育部已於二○二二年將「紀檢監察學」加入大學本科專業名單，而目前已有十六所高等學府相繼開設「紀檢監察學院」和「紀檢監察研究院」，並積極展開招生。香港早在一九七四年成立廉政公署以來，既打大老虎，亦從基礎教育開始做老廉潔教育，延攬全世界最頂尖的德育課程專家，設計整全的德育教材，免費送到全港中小學，並開辦很多教師廉潔教學培訓班。打貪與教育奠定了香港廉政在世界的公信力。

    回到澳門，多年以來，廉政公署一直倚靠威廉熊推廣廉潔教育。近年，「為更好地與小朋友溝通，廉署特別設計了『給威廉的信』郵簡，由『廉政熊威廉』廉政熊威廉」與小朋友通信，建立筆友的關係，藉此與小朋友們談心事、講道理，潛移默化引導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這一通信方式多年來均深受小朋友的歡迎。

    威廉熊應付天真可愛的小孩卓卓有餘。但是，近十年，來自中國內地的碩士生博士生，還有大學教授越來越多，人數甚至超出澳門本地很多。我們不是一竹篙打晒一船人，只是內地貪腐文化或多或少已經在侵蝕澳門的高校，尤其是充滿利益盤算的碩士博士是園地，其貪腐的手法與形式絕非威廉熊可以應對。廉政公署、教育及青年局、公私立大學可有想到，防患於未然，做好高校的廉潔教育及防治工作。

 

更正：上週拙文《防治碩/博士論文開題及答辯貪腐》末段手行的「卓卓有餘」應是「綽綽有餘」。

 

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疊加目的荒腔走板

 

    六月是大中小幼畢業典禮的舉行日子，社文司通常代表行政長官出席多所大學的授憑典禮。標準的致詞一定包括：大學致力培養愛國愛澳的優秀人才、加快科研創新和產學研合作、積極與內地開展聯合培養項目和共建科研平台等等。澳門城市大學校長劉駿對畢業生提出三點期許：第一是心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格局，心存家國，立身立德，志存高遠；第二是領悟「君子之學日必新，日新者日進也」的境界，培養主動和創造學習的能力，不斷更新和改變；第三是明白「聰明在於勤奮，天才在於積累」的道理，樹立與時俱進、終身學習的目標，不斷更新知識儲備。

    政府投入龐大的公帑到教育，自然要向納稅人交代其目的，離不開要成為建設愛國愛澳的人才。顯然，各個領域的人才就成為當前大學教育的顯要目的。可是，當我們以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才是理所當然時，卻出現兩個問題，一是過於重視「才」而忘記「人」，二是這個人的培養已經很薄弱，還要在其上疊加很多額外的教育目的，而且堂而皇之，最後，很容易荒腔走板，尾大不掉。

 

淺釋杜威的教育無目的、目的與手段關係的學說

    一百多年前，美國教育之父約翰．杜威（John Dewey）竟然提出聽起來非常荒誕不經的教育無目的說，像是一個震撼彈投入當時的傳統社會裡，掀起全球關注教育的本質再探索運動。今天，當我們高唱教育的多項偉大目的時，讓我們試試從逆向思維，了解一下教育無目的說對教育及社會改革的真正影響。

    教育無目的論是杜威首先提出，這個無目的並不是漫無目的，而是建立在以兒童為中心，以人為本，教育即生活，亦就是經驗的重組與改變。換句話說，教育如同哲學探索一樣，過程永遠重於結果，教育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以外，別無目的可言。

    杜威的教育無目的理論非常重視兒童的本能、好奇、興趣及需要，而這些要素就決定了的具體的教育過程，教育的目的盡在其中。但是，將社會、政府需要所決定的教育總目的強加於教育過程，形成一個外在必達的目的，將會嚴重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更會造成順利學習的種種障礙。當年，毛澤東認定教育要為政治服務，教育馬上成為政治的手段；之後，到了鄧小平時代，教育要為經濟服務，教育又馬上成為經濟成長的重要手段。其實，教育只應為人的人本成長服務。

    杜威的目的與手段關係理論，認為目的和手段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係。目的與手段必須是目標一致的，而手段是實現目的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如果手段與目的不匹配，就會導致目的失敗或異化的結果。就如人生追求的是幸福快樂，可是，要獲得幸福快樂，卻要付出很痛苦的求學過程，而政府也好，辦學團體也好，總喜歡添加上各自的目的，而又要確保這些目的必須達成，就外加了很多手段，就如添加很多政治教育課程、宗教課程、增強學生競爭力的課程。而要為追求種種手段是否產生預期的績效，又添加了很多作業、測驗與考試，學生疲於奔命應付這些考核，變得厭學、棄讀、甚至自殺，結果是越來越背離教育的初衷，學生在追求幸福快樂的過程中異化成讀書的奴隸。

 

施政校政家政皆碰上三毒禍害

　　我們經常在網絡、電視劇、電影裡聽到佛學大師常掛在嘴邊的「貪瞋癡」，原來，佛教的「貪瞋痴」會毒害人們的身心、障礙我們修行，所以稱為「三毒」。看真一點，家長在主持家政，教養小孩；學校主持校政，教育學生；政府主持施政，造福百姓，但總是被「貪瞋癡」所害。
　　所謂的「貪」就是「想要更多，不知滿足」。所謂的「瞋」就是「因為事情和自己期望的狀況不同而生氣」。「瞋」是一種極為負面的情緒，我們會為了改變這些使自己不高興的狀況，而會濫用手上擁有的權威來解決問題。所謂「癡」就是「不明白事物的本質意理」，從佛法的觀點來看稱之為「無明」，明白「一切事物的意理」，消除所有痛苦的根源，自然能離苦得樂，就是習佛的主旨所在。 

    父母教養小孩時，總是說能讓小孩健康快樂就好，怎知道除了正常上課，還外加補習、密密麻麻的課外學習，務要使孩子不輸在起跑點，還要成為菁英中的菁英。要是孩子沒能達成父母的期望，就會發怒、指罵、甚至剝削孩子的基本權利等。其實，這些都是許多父母的「貪瞋癡」。

    芬蘭這些國家，一週只上二十多節課，而且非常強調快樂學習，反對苦學有成，務要做到杜威說的手段與目的要一致的要求，最終，芬蘭成為地表上教育最強國民最快樂的國家。反觀今天的澳門學校教育，一週上四十多節課，還要應付很多非課業的學習活動，最終，學生仍然要面對升班畢業的種種考試，在沒有到達幸福的終點前，不少學生已應聲倒地了。

    政府施政亦如是，舉最近大家非常關心的選舉法為例，在許多先進民主的國家，只要是合資格的公民就有選舉及被選舉權。在澳門，有關草案條文添加了很多愛國愛澳的元素，還在爭論被DQ的候選人要多少年以後才有資格再選。眾所周知，澳門是個很單純的小城，人人都熱愛澳門，可是，喜歡搞政治，甚至以政治來興風作浪的，真的寥寥無幾。要動用龐的資源篩去本來對澳門很有貢獻的參政人士，真是得不償失，試看幾年前的立法會選舉DQ事件，試看今天的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心水清的市民，自有答案。選舉的唯一目的就是選出賢能的人士為澳門服務，現實卻偏偏添加很多政治手段及目的，賢能可以不要，政治正確原來大於一切。

 

杜威及亞里士多德已說了甚麼是幸福民主

    沒有人會反對，家庭、學校及政府都致力追求人的快樂與社會民主為己任。如果我們願意多花時間學習杜威的無目的論、手段與目的論，就知道教育就是讓孩子自由快樂思考，愛人如己，多加的手段、疊加的目的，只會弄巧反拙，甚至事與願違。

    杜威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就教會我們如何善度簡單的民主生活。杜威認為民主的第一要義是，從小就要教導孩子何謂民主的理想，簡要而言，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真的不需要疊加政治正確的教育目的進去。民主的第二要義是民主選舉，人人手上都有同等份量的選票。民主的第三要義是平等生活在一起，人人都可以暢所欲言。民主的第四要義就是能彼此聆聽及包容不同的意見，人人有真理越辯越明的胸襟。

    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告訴我們世界上有兩種善，一種是工具性的善，包括錢財、名譽、地位、權力等，一般人都以為擁有這些工具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另外一種是內在的善，就如杜威說的教育無目的，教育不應為政治經濟服務，而只能為自己服務。就如藝術本身就具備很多鑑賞的悅樂價值，當然，很多人只會看到藝術的商業價值而已。又如教育要培養一個人富有幽默感，幽默本身就是目的，旨在讓人發笑，或產生某些弦外之音。

    近年，心流（Flow）心理學大行其道，本來，這是前述內在的善，即人在透過慢活、無目的垂釣、自然閱讀等活動，能昇華自己的境界，在這個境界，人的專注力及學習力會倍增。就是因為這樣，心流技術結合人工智能，從新加坡開發，引進至中國大陸，現在變成一門測量學生是否專注學習的工具，而且能即時把學生的學習表現傳送到父母的手機裡。可想而知，老師及學生都會因為這樣的技術倍感壓力龐大，視教與學為畏途。這就是手段偏離目的，疊加目的又一明顯證明。

   

    澳門是一個與別不同的單純城市，澳門市民亦是生活得很單純，這亦是澳門可愛的地方。就讓我們這樣的可愛之處，免除「貪瞋癡」所害，給澳門市民一個安和樂利的生活罷！

男主內女主外會成為時尚

 

 

    串流平台Netflix熱播影集《有錢快樂攻略》，講三對夫婦碰到財務上的問題，始發現女性的職場競爭力原來已經比男性強，主持人米拉願意參與他們的生活，給出很多有建設性的方案，其中一個竟然是男主內，女主外，顛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今天，男女平等不但反映在職場上，連家裡的男女平權，亦已靜靜地起革命。

 

性別角色的形成與刻板印象（gender role stereotype）

    著名微生物生態學家Mary Firestone指出，人類的生殖生理決定了社會組織的形式。早期的人類社會偏向弱肉強食、你爭我奪。男女生理、體能的差異，自然衍生出社會分工，換句話說，體能較佳的男性除負責在外覓食外，還扮演保護妻小的角色；女人由於生育，自然承擔家庭內的種種雜務。長久下來，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的觀念也就隨之形成。中國古代男權主宰一切，從家內到家外，男性有絕對的支配權。女性總是要留在家中相夫教子，打點一切衣食住，卻沒有行出家門的權利。因此，女子無才及不出閨門讓女性喪失很多爭取平等的機會。

    家庭中的性別分工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更趨明顯，男女承擔的工作更剝奪女性能參與社會的權利，衍生「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男人被視為「經濟來源者」（breadwinner），女人則被視為「家務管理者」（homemaker）。事實上，男女在生理、體能上的差異，而製造出不同的性別工作崗位準則。性別決定了父母教養的態度，教養女孩時，會給她洋娃娃，學會料理家務，包括縫紉針黹，養成溫柔體貼的性格；而面對男孩的教養時，便給小汽車、刀槍或模型等玩具，要求他們要養成堅強的性格，男兒志在四方。男孩女孩在家庭、學校及社區的社會化過程中，性別自然帶來差別待遇，並發展符合其社會期望的表現、態度，如男子要有氣概（masculinity），女子要氣質溫婉（feminity）。慢慢，這些氣質不但內化，更成為社會普遍的角色認同（role identification），並順應性別行為的要求與社會規範而生活作息，最後，形成牢不可破的性別刻板印象。

    在西方工業革命前，家庭成員無分男女，都要家庭經濟而幹活，生產與消費之間並未出現明顯的區別。婦女的工作也不僅是「家務」，不少婦女已跑到工廠工作，或是在其他家庭中當傭人。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港澳社會就是如此。

    工業化加速後，家庭與工作場所開始明確分隔，消費和生產也開始分家。於是，女性被困在家照顧小孩，料理家務；男性則是和公共領域、賺取薪資和參與政治等緊密相關。這些日趨強化性別分工的場域概念，將女性受限於家庭之中，型塑出女人的天職就是善盡妻子與母親的角色，男女的權力不對等就更加速形成，甚至僵化。

男女日趨平等，但仍然有根深柢固的不平等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對兩千人進行調查顯示，夫妻共同承擔家庭內外事務佔45.4%，男主外女主內41.7%，女主外男主內只佔9.2%，女性理應有自己的事業佔64.9%。受訪者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長期存在的最大原因，是男性能獲得比女性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佔59.8%，而有53.1%的受訪者認為主外的人家庭地位通常更高。調查所得，認為女性更善於照料家佔55.3%、女性更願意照料家庭佔37.1%，男性越來越關注及參與家務事的佔42.5%。調查中，有34%的受訪者認為女主外男主內會更容易影響夫妻感情和睦，26.9%的受訪者認為不會，39%的受訪者回答不好說。

　  在台灣，有銀行做過家庭分工的調查，有高達80%的上班族認同要共同承擔家務，不覺得家務主要是女性的責任。進一步依性別交叉分析，女性認同家務分工的比例超過86%，比男性的72%高。但實際執行家務分工的方式，大多數家庭的家務分工方式以事先互相協調分配佔比37.1%最高，其次是主要由女方做家務34.2%、誰有空誰做23.2%。此外，有4.5%的家庭主要由男方做家務。根據行政院公布的「2021年性別圖像」調查統計顯示，十五歲以上有配偶（含同居）女性，平均每天無酬照顧的時間為4.41小時，包括做家事、照顧家人及義工服務，是男性的近三倍，顯見當前操持家務仍以女性為主。

    香港方面，最近，有商場訪問三百名十六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兩性家庭崗位的意見，當中男受訪者佔34%，女受訪者則佔66%。調查發現，73%受訪者認同「女主外、男主內」的家庭崗位觀念，更有62%%人認為「女主外、男主內」將會生活得幸福，而50%人不介意家庭生活開支由女方支付，亦有62%人不介意家中有「住家男人」。

    澳門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到66.7%，當中以二十五至四十四歲的為主，而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更達到了74.6%。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二○一五年的調查，澳門每十名婦女中就有5.7人是家庭中主要家務承擔者：當中包括照顧長者、規劃子女的教育和成長計劃、照顧家庭成員間的情感、解決家庭糾紛、維繫彼此的感情等等。這說明澳門婦女為事業奮鬥的同時亦堅持演繹好傳統家庭主婦的角色。

    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人員分析了六十六項關於時間分配的研究後發現，從一九六一年到二○一一年間，在受調查的十九個國家和地區，女性依然是做家務的主力，平均每天比男性多做兩小時家務，義大利、西班牙的女性尤其家務負擔重。不過，資料顯示，男性做家務的時間均有所增加，北歐國家在家務方面男女更加平等，在挪威、丹麥和芬蘭，女性做家務時間平均僅比男性多一小時。但是在波蘭、法國、德國、斯洛維尼亞等國，女性做家務的時間明顯多於男性。而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國，雖然男性做家務的時間也有所增加，但女性並沒有因此負擔減輕。在美國，就算婦女工作，下班回到家，仍然有68%的婦女要承擔家務及帶了孩的工作。

    兩性平權的意識至今已很普遍，男女在生活上、職場上的不平等漸漸受到重視。但依舊有少數國家因傳統禮俗、風土民情的影響，導致性別觀念仍趨於保守，遵從「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不僅女性在事業上備受限制，男性也蒙受了更大的壓力。根據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研究，在性別相對保守的國家或家庭當中，男性若遭逢失業或創業失敗，有可能會導致更高的離婚機率發雖然，男女教育程度及工作收入的差距收窄，甚至女性的讀書及就業競爭力已趕上甚至追過男性，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觀念已有轉變。但是，要徹底扭轉男女平權及家庭工作平等分配仍然漫漫長路。

 

男主內要有內心的強大自信與自由

    無論是男主外、女主內；還是女主外、男主內的分工模式，總要有兩口子的長期深入溝通與甘心情願為大前提，如果只是因為經濟或是平等訴求而扭曲了彼此的關係，最後還是沒有幸福快樂可言。

    很多夫妻會陷入一種爭論之中，就是比誰更辛苦。大家都無法克服自戀，會不自覺地覺得自己才是家庭中最辛苦的那個人。 因為角色和分工不同，所以，關係中的雙方很難站在對方的角度，對另一半的辛苦感同身受，也很難真正理解彼此，於是衝突和爭吵就由此而生。其實，無論誰主內誰主外，只要讓這個家庭日復一日地正常運轉起來，沒有誰是不辛苦的，亦沒有誰比較輕鬆的。

    無論是男主外，女主內，還是女主外，當彼此都體會到自身的存在價值，而又能欣賞對方的存在價值，內心就不會有被逼迫感，亦會充分感受到自由自在，寫意怡人，誰主內又誰主外都在所不計，同樣幸福快樂。

    從很多現實的男主內個案了解，如果男性多參與家務，帶小孩，除了能夠增進同理妻子的能力外，還能夠練就出心思細密，溫柔體貼的能力，對增進夫妻感情，增進親子關係實在獲益良多。甚且，當一家之主是男性時，對於推動社會平權，減低辦公室性騷擾，甚至性侵的罪案。

    今天，一眾男士，請與妻子手牽手，無分彼此，無份內外，為建構美好家園踏出愛回家的第一步。

「愛國教育」當由「愛人如己」與「熱愛中華文化」開始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於六月二十八結束，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諮詢公眾」，《草案》第二十二條訂明：「國家採取措施開展歷史文化教育和國情教育，增強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國家加強與海外僑胞的交流，做好權益保障和服務工作，增進海外僑胞愛國情懷，弘揚愛國傳統。」 在具體執行方面，第二十九條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報刊出版單位等應當創新宣傳報道方式，透過播放、刊登愛國主義題材的優秀作品，開設專題專欄，加強新聞報道，發布公益廣告等方式，生動講好愛國故事，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草案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把熱愛祖國融入家庭教育，支持、配合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教學活動，引導、鼓勵未成年人參加愛國主義教育社會活動」。 

    教青局緊跟腳步，於七月十三日宣佈正展開「微調」《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工作，課程發展及評核處處長鄭錫杰表示，局方會「持續深化學生的『愛國愛澳』教育、維護國家安全法教育和國情教育，為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内容。」他還指出，局方會藉檢視課程框架，在「愛國愛澳」教育方面補充一些「比較新的資訊或者一些新的價值觀、態度、情義的內容。」至於有關加深「愛國愛澳」教育方面，澳門望助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隨著新「國安法」出台，局方都會檢視基本學力要求和課程指引，豐富相關的內容等等。

 

「微調」怎能處理新的價值觀、態度、情義的內容呢？

    實在，無法明確知道「微調」課程的意思，可是，當被問到如何加深「愛國愛澳」教育時，鄭錫杰處長說，局方並沒有將「愛國愛澳」教育視為一個「必須明確地衡量是否能夠達到」的硬指標，而「愛國愛澳」教育「已經滲透在整個教育的課程以及教育活動裏」。望文生義，即是說目前的「愛國愛澳」已取得一定的成績，只須「微調」就可以更上層樓。

    如果沒有會錯意的話，那麼，注入新的價值觀、態度、情義就絕非「微調」可以成事。學過教育基本理論都認識學者布魯姆〈Bloom）的《教育目標分類學》，當中牽涉到價值觀、情義與態度都是中高級的教育目標，絕非三言兩語就達成的。

    傳統儒家文化非常重視培育家國天下情懷，眾所周知，儒家的教育方法是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即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到平天下。換了西方宗教及心理學的說法，就是要懂得先有被愛的經歷、慢慢學會愛自己，然後愛人，甚至以「為他人而活」為人生職志。

    在《論語．學而》篇中，孔子就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即是說，先要學會孝悌忠信等德行，再有餘力，才慢慢學習各科知識。也許，跟今天的學校教育做法完全相反。甚至，目前很多學校在教導「愛國愛澳」時，亦只教導愛國的硬知識，並沒有從價值觀、態度及情義入手。「微調」課程難以達成目標，非要動個大手術，從教育思想到課程改革不可。

 

愛國當由「愛人如己」與「熱愛中華文化」授開始

    日前，有離校生闖進母校，發生刺傷同學事件，事件震驚全澳各界。上幾週，一名十五歲就讀名校的女生在路環家中跳樓身亡。香港日前公佈，過去三年，共有七十一名年約十五歲的學生輕生。根據《中國兒童自殺報告》，每年約有十萬青少年死於自殺。青少年自殺者中，中學生約占五成，亦即有五萬多個中學生自殺身亡，主因就是抑鬱症。

    目前，我們的基礎教育過度集中教學科知識，在AI發達的年代，這已經是落伍的教育任務。可是，澳門的確是個教育非常落後的地區，仍然墨守成規、抱殘守缺。當前，過度瑣碎、過多兼過難的課程及基本學力，已讓不少學子厭學，甚至厭世。愛自己、珍惜生命、活出意義來，總是在教育園地裡缺席。愛自己都困難重重，連自己都討厭自己，甚至恨父母師長，何來可以延續到愛澳愛國呢？

    要學生心甘情願愛澳愛國是學校教育的最崇高任務，如果以學科及操行成績、情感勒索、又或是威逼利誘等方式，去「制服」學生，只會弄巧反拙，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其實，要學生愛國並不難，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總會找到學生喜愛的文化入手，如有學校從幼稚園開始教茶道，亦有學校大力發展書法教育，更有學校全力發展傳統藝術，都能吸引不同的學生學習，先有熱愛文化，自然容易孕育出愛國的情操。

    中華文化其實與自愛愛人息息相關。試看有上千年的中醫就很有學校教育價值。先撇開草藥方面，非入侵的中醫已不簡單，如穴位推拿按摩，既源遠流長，又富現實愛己助人的高尚價值。再者，越來越多人知道吃藥的害處，就算中醫都會說藥有三分毒，不藥而癒已經是世界醫療的重大發展趨勢。懂得基本的按摩技能，既可以幫自己，亦可以幫親朋戚友。中醫強調治未病，趁在亞健康狀態就要治癒，這麼好的學識理應大刀闊斧地加進目前的課程裡，而不是甚麼「微調」。當莘莘學子都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奧妙偉大，自然非常愛國，以能當一個中國人為至高無尚的光榮。

 

聽「筠」一夕「愛國」話

　　中國著名學者資中筠教授於三年前，曾經主講過愛國的題目，網絡上很容易搜尋到。資教授在演講開始，劈頭就說愛是一種自發的感情，愛家庭、親人到國家都是自發，是不能強迫的事，既不是道德的事，也不是政治的事。資教授說本來愛國沒有甚麼好寫及好說的，但是，二十多年來，卻寫了很多文章及發表了很多演講，就是因為碰到很多以愛國為名的事，實際上是禍國殃民的，這就是加藤嘉一所說的「愛國賊」。

    要談愛國，資教授說要先弄清楚甚麼是國家。第一層是源自部落或村民的合作與衝突開始，再來是源自愛家愛鄉，拓展到愛國，其實跟政治沒有多大的關係。第二層是跟文化歷史文明有關，是愛家愛鄉的進一步發展。第三層往往跟政權聯繫在一起，像以前我們說的朝廷，愛國就等於忠君，忠於這個皇族。那時候，其實國土的觀念還不清楚，但忠君的觀念就非常明確，換句話說，愛國就是忠君。所以，當愛國教育要進一步加強時，可有空間讓學生從多元思考及批判的角度去學習愛澳愛國呢？

　　資教授說國家是為保障全民幸福而存在的，如果是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人民的幸福或者害民，就是禍國。國是以民為本，這方面孟子已說得很清楚。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不能用抽象的人民代替一個一個真正的人；不能說為了人民，但就去剝奪人的生存權。愛國跟自強、變革、啟蒙及社會進步有關。所謂富強，不僅僅是國家的富，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富，還有文化的強、教育水平的強、創新能力的強。所以，當我們要說愛國時，我們是在愛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還有文明的國家。

　

愛澳愛國的精髓是 「愛之深，責之切」

    「愛之深，責之切」是中國人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的座右銘，已經深潛在國人的文化肌理中。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 ~ 1784）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說了一句「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名言。言下之意，在每個國家社會裡，都有一種惡棍，高舉「愛國」的旗幟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日本學者加藤嘉一在其扛鼎名著《愛國賊》一書中，說到那些人是「愛國賊」呢？原來，從政客到老百姓都有可能。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賣國的「愛國賊」。這些都要在「愛國愛澳」課好好與學生共同思辯批判啊！

 

驀然回首，「人」「才」卻在燈火闌珊後

 

 

    日前，人才發展委員會召開會議，行政長官兼主席賀一誠說，過去數年，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人才流動受到巨大的影響。世界各地掀起「搶人才」的風潮，擁有國際視野具備自主創新能力的國際化、專業產業的人才，成為區域競爭重點對象。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成員，以及國內外雙循環的交匯點，要在激烈人才競爭中求存求贏。他也提出，人才發展委員全力推進即將出台的人才引進計劃，可謂責任重大。
    賀一誠表示，國家對澳門特區的重要要求是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加強「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並提出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的重大戰略目標。為配合上述重要任務，政府正在加快推進適度多元發展策略，配合人才引進、培養、回流並行政策，以支持澳門長遠發展。

    人才發展委員會秘書長周昶行指出，委員會核准設立四個產業（大健康、高新技術、現代金融、文化體育及其他）的專責小組，負責審批申請。每年一千個人才引進名額屬指引性質，若今個階段的申請質量不足，不會全部批出。至於會否引入逾千，要視乎是否出很大量的優秀人士申請，亦將會定期公布引進人數、學歷、年齡、種類等，供市民監督。
    另外，委員會昨午成立臨時性質的高端人才計劃的專責小組，擬定評審準則等建議，之後由行政長官批示核准、公布。委員會亦都通過多項計劃，包括：人才培養考證激勵計劃、澳門青年重點產業實習計劃等。

    嘩！聽起來真叫人雀躍，尤其是待業青年，因為，人才計劃既有讓大家擔心會大量引進外來競爭者，原來亦有培養與回流多管齊下的政策。另一個更讓人驚喜的是，人才計劃會定時公佈，供市民監督。作為小市民，當然非常關心人才委員會如何培養人才及如何多管齊下，更關心如何引進廣大市民的監督力量。

 

看看中國著名經濟及道德教育學者的說法

    綜觀人才委員會的資料，筆者一定是孤陋寡聞，或是掛一漏萬，似是找不到一個整全清晰的人才定義。在中國內地，享譽經濟界及教育界的名人茅于軾教授在八十八歲壽辰前夕，在網路上再次發表他的人才論。茅教授一語中的說，中國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才，既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人才，又為國家培養人才。茅教授並不反對「人才論」，同意必須有一定的能力，能夠解決問題，能夠靠自己的才能養活自己。但這並不是最後的目的，這只能是實現良好人生的手段。

   然而，嚴格來說，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受教育者本人，不是為了別人。茅教授批評「人才論」刻意把受教育者培養成別人的工具，而不是為了他自己的人生。茅教授指出，當前的教育，把手段當成了目的。教學生會考試、會解題，將來能在社會上立足、謀生，就是現在教育的終點。這裡最欠缺的是人對人生意義的追求。

    茅教授說教育是最個性化的事。教育是讓受教者一輩子過得愉快、豐滿、有意義，不白活，這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有才能夠自謀生路，而且更要有美好的家庭、親密的朋友、充實的生活，能夠不斷有好奇心、有追求，懂得對美好事物的欣賞，特別是能夠判別真善美、不至於把假當成真、把惡當成善，把醜當成美。這些都超出了人才的範圍。我們現在的教育正好在這方面太過薄弱。學生整天忙著解題、背誦，但不善於判斷最基本的是和非。

    「人才論」並不錯，適當的功利也不錯。但是，過於功利，把功利看成目的，看成最終目標，那就錯了。所以，人才是要先培養一個有思想、有感情、有良知的人，然後再去考慮其才能的培養與發展，這才是「人才論」的正當發展之道。

    無論是澳門大學教育法，又或是人才委員會對人才的看法，似乎都欠缺茅教授所言的，先要求人才是一個具備良知良能的人，只很狹隘集中看人才的獨特才幹。開玩笑說，全世界最高度設防的監獄，裡頭被關的都曾經是社會最頂尖的人才，澳門監獄都不例外。可是，有才無德，有才害群，不是我們對人才的正確要求。

 

驀然回首，「人」「才」卻在燈火闌珊後

    也許，大家都聽過路燈下找鑰匙的故事。話說一個深夜，一盞路燈下，有一個人在找東西。路人經過問他在找甚麼？他說在找鑰匙。路人問鑰匙在路燈下遺失嗎？他說不是，是剛剛走過的一段路，不小心摔了一跤，鑰匙應該掉在那裡吧。路人問他為何不去摔下的地方找呢？他說那裡太暗，看不清楚，這裡有燈比較亮，看得清楚或者比較容易找到。路人無言離去。無論是個人、組織、甚或政府都有習慣，遇到問題就會用過去的經驗做出直覺的反應，雖然在燈下比較亮，看起來好像比較容易找得到鑰匙，然而，鑰匙並不在燈下，而是在燈火闌珊後。

   查人才委員會，從特首到各司各局領導，到一組各路人馬組成的隊伍，都是忙得分身乏術的一表人才，真不知從何擠出充裕的時間去為人才獻謀劃策呢？由於委員會從沒有定出人才的定義，這顯然是一個很聰明的模糊混沌作法。沒有定義就沒有比較。要是有定義，市民率先會問人才委員會的成員是否符合定義，如果符合就有公信力。但是，想必委員們都是謙謙君子，不敢為天下先。如果不符合，人才委員會就自打嘴巴，成為一個充滿邏輯悖論的笑柄。

    人才委員會核准設立四個產業（大健康、高新技術、現代金融、文化體育及其他）的專責小組，負責審批申請，每年一千個人才引進名額。委員會說要市民監督，市民最關心的是這四大產業是否真的是當前澳門最需要的人才呢？

不知道人才委員會有否做了精準研究，澳門目前有多少人才在手？海外願意回流又有多少人？有沒有研發制定一套如茅于軾教授說的人才品德操守指標呢？

    疫後及政治風波後的香港，大量人才移民，金融與工程界最缺人才。於是，香港透過「高才通」計劃，試圖引進必需的人才。可恨的是，內地專才只視「高才通」為逃離中國的「潤學」（Run）捷徑。香港事事領先澳門，尚且人才引進弄到一塌糊塗，前車之鑑，澳門又該如何呢？

    調侃地說，澳門最欠缺的也許是能點石成金的人，有了這個人才，特區政府可以高枕無憂，又不必掛心旅遊賭業是否能為庫房增添儲備。再者，澳門政府年年派錢，腦袋裡只會給市民「魚」，卻鮮少想過借派錢讓「魚」產生「漁」的功效，突然，拍拍腦袋，想從「魚」來個演化突變，成為人才引進，繼而人才輩出的「漁夫」，真的談何容易呢？

 

人才至上主義的迷思

    人才委員會的人才觀很像是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暢銷書《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一堂課》（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嚴厲批判的「才能至上主義」。自古以來，選賢與能，賢優於能，人優於才。可是，人才委員會沒有將德與賢視為人才引進的頭號要求。顯然，這樣就馬上陷入桑德爾批評的人才暴政。即是說，才能只是天賦加後天努力，沒有其他。桑德爾說，人才除了天賦及努力外，還要考慮地利及運氣，如果米高‧佐敦（Michael Jordan）及尼古拉‧约基奇（Nikola Jokic）都活在文藝復興的歐洲，他們是無法成為NBA籃球巨星。同樣，今天，澳門真的沒有上述的四大產業人才嗎？還是澳門政府誤以為人才一定是來自他方才是正路呢？試看今天很多在國外名牌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學者來到澳門的大學教書，卻對澳門毫不認識，講課只如紙上談兵，不切實際，學而無法致用；尤其甚者，更強加其本國的意識型態給本地學子，又怎能脫穎而出，成為澳門培養出來的人才呢！可惜，有理論有本地實踐經歷的專家學者卻因為「不是自己人」而被拒諸門外。原來，桑德爾說漏了，除了運氣以外，人脈與政治很可能是人才引進的潛規則啊！

    人才委員會諸公，試試驀然回首，「人」「才」很可能仍在燈火闌珊後的澳門，只差你們高抬貴手，點一個名，給一個機會，他們就可以成為推進澳門進步的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