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是大中小幼畢業典禮的舉行日子，社文司通常代表行政長官出席多所大學的授憑典禮。標準的致詞一定包括：大學致力培養愛國愛澳的優秀人才、加快科研創新和產學研合作、積極與內地開展聯合培養項目和共建科研平台等等。澳門城市大學校長劉駿對畢業生提出三點期許：第一是心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格局，心存家國，立身立德，志存高遠；第二是領悟「君子之學日必新，日新者日進也」的境界，培養主動和創造學習的能力，不斷更新和改變；第三是明白「聰明在於勤奮，天才在於積累」的道理，樹立與時俱進、終身學習的目標，不斷更新知識儲備。
政府投入龐大的公帑到教育，自然要向納稅人交代其目的，離不開要成為建設愛國愛澳的人才。顯然，各個領域的人才就成為當前大學教育的顯要目的。可是，當我們以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才是理所當然時，卻出現兩個問題，一是過於重視「才」而忘記「人」，二是這個人的培養已經很薄弱，還要在其上疊加很多額外的教育目的，而且堂而皇之，最後，很容易荒腔走板，尾大不掉。
淺釋杜威的教育無目的、目的與手段關係的學說
一百多年前，美國教育之父約翰．杜威（John Dewey）竟然提出聽起來非常荒誕不經的教育無目的說，像是一個震撼彈投入當時的傳統社會裡，掀起全球關注教育的本質再探索運動。今天，當我們高唱教育的多項偉大目的時，讓我們試試從逆向思維，了解一下教育無目的說對教育及社會改革的真正影響。
教育無目的論是杜威首先提出，這個無目的並不是漫無目的，而是建立在以兒童為中心，以人為本，教育即生活，亦就是經驗的重組與改變。換句話說，教育如同哲學探索一樣，過程永遠重於結果，教育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以外，別無目的可言。
杜威的教育無目的理論非常重視兒童的本能、好奇、興趣及需要，而這些要素就決定了的具體的教育過程，教育的目的盡在其中。但是，將社會、政府需要所決定的教育總目的強加於教育過程，形成一個外在必達的目的，將會嚴重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更會造成順利學習的種種障礙。當年，毛澤東認定教育要為政治服務，教育馬上成為政治的手段；之後，到了鄧小平時代，教育要為經濟服務，教育又馬上成為經濟成長的重要手段。其實，教育只應為人的人本成長服務。
杜威的目的與手段關係理論，認為目的和手段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係。目的與手段必須是目標一致的，而手段是實現目的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如果手段與目的不匹配，就會導致目的失敗或異化的結果。就如人生追求的是幸福快樂，可是，要獲得幸福快樂，卻要付出很痛苦的求學過程，而政府也好，辦學團體也好，總喜歡添加上各自的目的，而又要確保這些目的必須達成，就外加了很多手段，就如添加很多政治教育課程、宗教課程、增強學生競爭力的課程。而要為追求種種手段是否產生預期的績效，又添加了很多作業、測驗與考試，學生疲於奔命應付這些考核，變得厭學、棄讀、甚至自殺，結果是越來越背離教育的初衷，學生在追求幸福快樂的過程中異化成讀書的奴隸。
施政校政家政皆碰上三毒禍害
我們經常在網絡、電視劇、電影裡聽到佛學大師常掛在嘴邊的「貪瞋癡」，原來，佛教的「貪瞋痴」會毒害人們的身心、障礙我們修行，所以稱為「三毒」。看真一點，家長在主持家政，教養小孩；學校主持校政，教育學生；政府主持施政，造福百姓，但總是被「貪瞋癡」所害。
所謂的「貪」就是「想要更多，不知滿足」。所謂的「瞋」就是「因為事情和自己期望的狀況不同而生氣」。「瞋」是一種極為負面的情緒，我們會為了改變這些使自己不高興的狀況，而會濫用手上擁有的權威來解決問題。所謂「癡」就是「不明白事物的本質意理」，從佛法的觀點來看稱之為「無明」，明白「一切事物的意理」，消除所有痛苦的根源，自然能離苦得樂，就是習佛的主旨所在。
父母教養小孩時，總是說能讓小孩健康快樂就好，怎知道除了正常上課，還外加補習、密密麻麻的課外學習，務要使孩子不輸在起跑點，還要成為菁英中的菁英。要是孩子沒能達成父母的期望，就會發怒、指罵、甚至剝削孩子的基本權利等。其實，這些都是許多父母的「貪瞋癡」。
芬蘭這些國家，一週只上二十多節課，而且非常強調快樂學習，反對苦學有成，務要做到杜威說的手段與目的要一致的要求，最終，芬蘭成為地表上教育最強國民最快樂的國家。反觀今天的澳門學校教育，一週上四十多節課，還要應付很多非課業的學習活動，最終，學生仍然要面對升班畢業的種種考試，在沒有到達幸福的終點前，不少學生已應聲倒地了。
政府施政亦如是，舉最近大家非常關心的選舉法為例，在許多先進民主的國家，只要是合資格的公民就有選舉及被選舉權。在澳門，有關草案條文添加了很多愛國愛澳的元素，還在爭論被DQ的候選人要多少年以後才有資格再選。眾所周知，澳門是個很單純的小城，人人都熱愛澳門，可是，喜歡搞政治，甚至以政治來興風作浪的，真的寥寥無幾。要動用龐的資源篩去本來對澳門很有貢獻的參政人士，真是得不償失，試看幾年前的立法會選舉DQ事件，試看今天的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心水清的市民，自有答案。選舉的唯一目的就是選出賢能的人士為澳門服務，現實卻偏偏添加很多政治手段及目的，賢能可以不要，政治正確原來大於一切。
杜威及亞里士多德已說了甚麼是幸福民主
沒有人會反對，家庭、學校及政府都致力追求人的快樂與社會民主為己任。如果我們願意多花時間學習杜威的無目的論、手段與目的論，就知道教育就是讓孩子自由快樂思考，愛人如己，多加的手段、疊加的目的，只會弄巧反拙，甚至事與願違。
杜威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就教會我們如何善度簡單的民主生活。杜威認為民主的第一要義是，從小就要教導孩子何謂民主的理想，簡要而言，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真的不需要疊加政治正確的教育目的進去。民主的第二要義是民主選舉，人人手上都有同等份量的選票。民主的第三要義是平等生活在一起，人人都可以暢所欲言。民主的第四要義就是能彼此聆聽及包容不同的意見，人人有真理越辯越明的胸襟。
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告訴我們世界上有兩種善，一種是工具性的善，包括錢財、名譽、地位、權力等，一般人都以為擁有這些工具就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另外一種是內在的善，就如杜威說的教育無目的，教育不應為政治經濟服務，而只能為自己服務。就如藝術本身就具備很多鑑賞的悅樂價值，當然，很多人只會看到藝術的商業價值而已。又如教育要培養一個人富有幽默感，幽默本身就是目的，旨在讓人發笑，或產生某些弦外之音。
近年，心流（Flow）心理學大行其道，本來，這是前述內在的善，即人在透過慢活、無目的垂釣、自然閱讀等活動，能昇華自己的境界，在這個境界，人的專注力及學習力會倍增。就是因為這樣，心流技術結合人工智能，從新加坡開發，引進至中國大陸，現在變成一門測量學生是否專注學習的工具，而且能即時把學生的學習表現傳送到父母的手機裡。可想而知，老師及學生都會因為這樣的技術倍感壓力龐大，視教與學為畏途。這就是手段偏離目的，疊加目的又一明顯證明。
澳門是一個與別不同的單純城市，澳門市民亦是生活得很單純，這亦是澳門可愛的地方。就讓我們這樣的可愛之處，免除「貪瞋癡」所害，給澳門市民一個安和樂利的生活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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