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譯戰同盟》看有關父親的刻板印象

 

 

    美國鬼才導演Guy Ritchie首次挑戰戰爭題材，再次自編自導《譯戰同盟》（Guy Ritchie’s The Covenant），這齣電影以美國出兵阿富汗為背景，軍士長尊堅尼與當地傳譯員艾默奉命查找塔利班炸彈工場，行動期間遭到伏撃，尊堅尼受了重傷，艾默不單沒有棄友逃之夭夭，在塔利班游擊隊重重包圍下，反而用木條自製一張床，拖著他翻山越嶺超過一百公里，將垂死的尊堅尼帶回美軍基地。尊堅尼回國後，與妻小團聚。妻子以為可以結束丈夫十二年的戰火歲月，不再需要擔驚受怕。可是，尊堅尼寢食不安，時刻牽掛著被塔利班懸紅追殺的艾默，而美方亦沒有遵守承諾，將艾默一家安全帶到美國。為報答救命之恩，尊堅尼決定重返戰場，不惜一切營救與他生死與共的盟友！
    故事的場景雖然在阿富汗，但《譯戰同盟》並不是一部戰爭片，而是專注在兩個拋妻棄子的男人，如何由最初不信任對方，到後來肯為對方犯險，甚至犧牲生命也不計，在患難中建立深厚的情誼。

    也許，在女性主義的角度看，又是一齣保家衛國的沙文主義電影。尊堅尼的妻子已經是一家公司的老闆，但仍然要全天候照顧一對子女；艾默最初只是為錢，為了快要臨盆的妻子籌措生活費才冒著背離同胞，為美軍做翻譯。最後，尊堅尼重返阿富汗營救他時，兩個大男人帶著艾默的妻子及剛出生的嬰兒在槍林彈雨中逃命。最後，艾默與妻小成功到了美國，與尊堅尼一樣，終於可以過和平日子。

 

父親節為何沒有像母親節般受到重視

    傳統以來，男主外，女主外，是天經地義的事。就以很重視女權的美國，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二○二○年的數據，美國在職婦女中有近七成，下班回家後還需要參與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平均每天花至少三小時以上，在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上。

    雖然，男士願意幫助帶小孩及做家務的越來越多，但是，男權高女權低仍然是普遍現象。筆者多年以來，仍然有帶領及關注夫妻權力分配的調查，發現如訂那家鮮奶、那一家報章、用那一個牌子的洗衣粉等家庭瑣事，通常決定權都在妻子。可是，一旦到了買一輛家庭車、一台大電視、甚至買房子，雖然夫妻都會有商有量，但最終決定權很可能仍落在丈夫身上。久而久之，社會文化的沉澱，就形成男權至上的刻板印象。換句話說，男性本身就在社會上佔有了比較多的資源和優勢，尤其是在華人文化傳統中，在不平等前提下，人們會不自覺地認為父親已經高高在上了，還要孩子感恩戴德嗎？大家對父親十分恭敬，甚至敬而遠之，父親在家庭裡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尊重、服從和甚至畏懼，所以，難以用一個溫馨動人的方式去慶祝父親節。當然，說到權力，大家都以為父權一定高於母權，可是，父權不等於乾巴巴的權力慾望，父親都是人，總有脆弱及需要溫情關懷的時刻，從這個角度去看，父親也許比母親更需要溫情體貼的照料。
    當然，男性只做了「播種」的工作，女性卻十月懷胎，期間，不停要做產前檢查，包括驗糖，看是否有妊娠糖尿病，還有很可怕的地中海貧血症等等。等到生產時，雖然很多男性都會申請陪產，甚至花錢請陪月員等等。可是，都不及生產時要承受的十級產痛。再者，不少女性會罹患產後抑鬱症，後果可大可小。再者，許多女性越來越知道餵哺母乳的重要性，就算產假過後，仍然千方百計繼續給嬰兒最好的母乳，當中受到的職場折騰不是三言兩語的撫慰話語就能處理好。還有，嬰兒在母胎開始，已經與母親建立親密關係，父親再加倍幫忙湊嬰孩，其中的距離感就有差別，換言之，媽媽與嬰兒很親密，情感的表達變得更細膩、豐富及顯露無遺了。但與父親就慢慢形成遠距離感，敬而遠之後慢慢就產生隔閡呀！相反，母親的角色往往是任勞任怨，不斷地付出，也許是大家抱有同情弱者的心態，所以更加願意為母親過節。

    若從情感表達方式上來說，母親應該得到更多感恩與回報。在日常生活當中，孩子就是母親的心頭肉，通常扮演很嘮叨的角色，事無巨細，都為孩子打點好。再者，傳統以來，女生的同性密友期長，男生的短，加上男生自小開始不被鼓勵表達情感，要求男兒有淚不輕彈，更阻礙男生的情感表達能力及機會。

    另一邊廂，日常生活當中，父親的刻板印象是嚴肅、含蓄、剛毅、不善辭令到有點冷漠，他們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更不被鼓勵勇於啟齒。倒不是他們不愛自己的孩子，而是他們把自己對孩子的這種喜愛深深地隱藏在內心。然後，更自然把愛花在打點物資、東奔西跑、為孩子爭取更好的生活及學習資源等等。也許，在教育子女的語氣、態度、行動上往往過於權威與生硬，無形中拉遠了親子間的距離，亦不容易讓子女感受到父親其實都要得到適切的關心與愛護。

    近年，無論是地方社團、婦女團體、又或是教會團體，都越來越重視男女兩性在家庭扮演的角色，有越來越多的男性願意透過性教育、婚前教育、婚後的夫婦懇談、甚至帶有治療兒童期創傷的家庭重塑生活營，努力學習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好丈夫及好妻子。在許多先進國家，要結婚先要參加一系列的婚姻家庭教育，拿到證書才允許民事登記結婚。或者，澳門這個看似女權不俗的城市，男士的情感教育還是要加把勁了。

 

單親爸爸更需要得到支持與關愛

    二○二二年，本澳有2,727宗結婚登記，離婚登記共有1,106宗；男女性的初婚年齡不斷往後挪，男性為30.9歲、女性29.2歲。二○二二年，澳門出生率下跌至6.4‰，是本澳自一九八五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低位。眾所周知，遲婚及遲生育已成常態，就算生育亦可能只考慮生一個，甚至越來越多夫妻考慮不生育。在澳門，生育首要考慮的是置業困難，雙職夫妻也許要用一半收入供樓。再者，子女的教養費越來越昂貴，保守估算，能養育一個小孩成才可能不少於六百萬元，為許多家庭而言，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種種不利因素，導致澳門離婚率越來越高。通常，嬰兒及小孩，在家事法庭上，會交給母親一方養育，而父親要承擔的可能只是贍養費。德國社會學家L.穆勒認為單親家庭在經濟、子女教養和個人感情出路都面臨很大的困難。誠如前述，男性也許比女性賺更多的錢，可是，在教養子女方面，可能會顯得更彆扭，甚至倒瀉籮蟹。近年，男士單親家暴案越來越受到關注，更凸顯單親奶爸更應受到照顧。

    要擺脫男性必須堅強的刻板印象，整個社會都要共同努力。首先，為人父母，先要在家庭教育方面，就要去掉當中的壞傳統，尤其要求男生不能哭，哭就等於懦夫。慢慢，男生一碰到感情問題，就會躲到山洞裡，想通也好，想不通也好，都要自行解決。在家裡，應該致力創造給予男孩更多自由表達感情的空間，甚至哭鬧時，多給一個肩膀總比多給一份指罵來得健康及有價值。在學校亦如是，教師及輔導員應該給予男生在課堂內外，有更多情感學習的空間，要培樣的不是虛有其表的外在堅強，而是溫柔細膩的內在韌性力量。

    單親奶爸經常會把我不懂、我不擅長、我沒有試過等很多藉口，擋住自己的成長去路，像如何讓孩子安心睡眠、如何家事公事都處理得好、如何騰出個人的心靈空間等等，這些都是在原生家庭及學校學不到的生存本事。可是，現實就是如此，所以，單親奶爸必須卸下一切的外在尊嚴，放下身段，別在意外在的眼光與指點，好好嘗試，把握每一個學習機會，在失敗中學習改變，成功一定在眼前。

 

 

是誰在記憶與遺忘中苦苦掙扎

 

 

    六月四日，《Yahoo新聞》報導，香港元朗有一支印有編號「FA 8964」路燈被被圍封，引起市民關注是否與「六四」有關，有不少市民前往拍攝路燈及默站，整個過程均沒有交談，他們向記者表示「關心支路燈」。香港路政署六月五日回覆《Yahoo 新聞》，表示署方承建商在五月下旬為元朗市中心路燈進行定期檢查時，發現該燈號燈柱底部出現明顯鏽蝕，須盡快更換燈柱，有關工程已於六月一日進行，然後在燈柱底部加水泥加固，並用圍欄維封。

    同樣是六月四日，香港自由新聞報導，一輛牌照為US8964的汽車於當天在銅鑼灣被扣押，車主告訴記者說，警方以浮雕車牌和剎車作為由，扣押車輛七十二小時。車主說，去年，同樣的車輛，同樣的浮雕車牌，檢查都獲通過，但是，今年卻遭到很意外，但難以遺忘的對待。

    香港明報今年創報六十四周年，可是，刊登的祝賀廣告幾十個，沒有一個是直指六十四周年，大半都是用「邁向六十五周年」，香港元朗寶覺小學亦是創校六十四周年，亦是樣用「邁向六十五周年」，真是與世無爭的表現。也許，有天，乘數口訣中的八八六十四，可能都要換成八八邁向六十五。

    六四是甚麼事件，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特殊日子，有人千方百計要大家忘記，亦有人想方設法要牢牢記住，在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只有五月三十五日。

 

認識有趣的「遺忘曲線實驗」

    有一個心理學實驗被稱為「遺忘曲線實驗」，其結果顯示，當我們試圖遺忘一些資訊時，這些資訊其實會變得更加難以忘記。這個實驗最早由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於十九世紀末提出。赫爾曼通過背誦一些無意義的單詞，比如asww，cfhhj，ijikmb，rfyjbc等等，然後在不同的時間點回憶這些單詞，從而測量出人們遺忘記憶的速度。他發現，當一個人試圖從記憶中刪除一些資訊時，這些資訊的遺忘速度反而變得更緩慢，也就是變得更難以遺忘。

    這個現象被解釋為一種「反彈效應」，即當一個人試圖遺忘一些資訊時，他們的大腦會不自覺地將這些資訊視為重要，從而導致這些資訊更難以遺忘。因此，當我們試圖從記憶中刪除一些資訊時，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而不是直接試圖忘記這些資訊。

    赫爾曼說，我們接收眼前的信息，會形成短程記憶，儲存在腦袋的海馬體區，但是如果不及時複習，或用其它方法記住，如比喻、圖案、故事等，就會很快遺忘。而經過了及時的複習，又經常拿出來反覆注視，短時記憶就會變成長程記憶，而且會變成永久不忘的知識，牢牢地儲存在大腦前額葉區域，就像乘數口訣，我們的父母樣貌等。

    對於我們來講，怎樣才叫做遺忘呢，所謂遺忘就是我們對於曾經記憶過的東西不能再認起來，也不能回憶起來。「遺忘曲線實驗」告訴我們遺忘是有規律的，遺忘的進程不是均衡的，不是天天都忘記一個固定的份量，通常記憶的最初階段遺忘的速度很快，後來就逐漸減慢了，到了相當長的時候後，幾乎就不再遺忘了，這就是遺忘的發展規律，即赫爾曼所說的「先快後慢」原則。

    原來，不同性質材料有不同的遺忘曲線，赫爾曼發現，記住十二個無意義音節，平均需要重覆十七次；為了強記三十六個無意義章節，需重覆五十四次；驗告訴我們，凡是理解了的知識，就能記得迅速、全面而牢固。不然，死記硬背，完全是吃力不討好的愚蠢行為。

　　遺忘與記憶都是一種高級的心理過程，受許多因素影響，如知識有長有短、有難有易、有生有熟，都會影響我們趨向容易遺忘還是容易牢記。當然，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事當然水過鴨背；可是，當事件為某人，或整體社會都是一件別具意義與價值時，而又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甚至感同身受，就永世不能忘懷。所以說，人類歷史其實就是記憶與遺忘之爭的歷史。

 

淺釋公共秘密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

    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系現代中文助理教授學者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在幾年前出版一本名為《負面曝光》（Negative Exposures）的暢銷書，就提出很多敏感歷史事件從來都沒有真正被遺忘過，因為很多經歷過事件的人仍然健在，大家對過去都有非常深刻的記憶，都認為事件應該有正面評價的一天，或者說始作俑者應該負起罪責、吸取教訓、勇於改過等。現實是，掌權者老是掩耳盜鈴，用鎮壓、禁止發表、不許公開討論及紀念等等的伎倆，企圖讓人忘記。於是，這些「敏感事件」就變成了公開的秘密，當關於事件的討論和敘述在公共空間消失時，顯示的不是遺忘，而是慢慢形成的公共秘密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負面曝光》一書正正就是要分析攝影、報導、書寫等在公共秘密文化中起的作用。

    誠如赫爾曼的研究告訴我們，越是刻意去忘記一件事情，反而會令人牢牢記住。所以，很多心理學家及精神醫師都反對我們常用「好好放下」或「節哀順變」等話語去安慰別人，因為效果往往是適得其反。就像每年六四，當政府有關部門絞盡腦汁，甚至把六一兒童節改到六月四日，舉辦很多粉飾太平的活動，可是，那特定日子又來時，人們的腦袋自然會浮現一切的歷史場景，一切莫存心中，不等於忘記及釋懷。

    根據何依霖的研究，威權政府通常不會太極權去掌控言論自由，而比較消極的做法就是形成公共秘密文化，想盡辦法去淡化事件的長久影響力，甚至發出種種指令，如不能在大氣電波中討論敏感政治話題，不能在公共場所就某些政治事件作圖片展，論壇更加不會被允許，務使新生代對過去的事件一無所知，亦會無感。當掌權者出盡花樣使人們完全不知道過去，起碼要裝著不知道，亦自知無辦法從人們的腦袋裡拿走相關記憶，但不要宣諸於口就可以了。  

     不過，何依霖強調，公共秘密文化不可能是單方面由掌權者強加給社會人民，很大程度是要依靠親掌權者或社團的幫忙，逐漸形成民間自我審查文化氛圍，譬如說，港澳兩地，很多家庭成員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可是，通常都形成在家的公共秘密文化，就是過時過節，一家人聚首，千萬不要政政治。學校更是另一個公共秘密文化天天運作的場域。

 

雲端時代是遺忘的盡頭

    遺忘有兩種，一種是自然而然地遺忘，尤其是事件已經得到適當的處理，情緒也得到妥善的安頓；另一種遺忘是強制遺忘，必須從現在的時空中抹去。我們對於童年時很多事情都會淡忘，所以，當我們打開以前的照相本，腦際自然而然浮現當年的一點一滴。要是因為搬家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照片遺失，我們的記憶亦隨著事件沒有被再次提起而慢慢模糊，甚至忘得一乾而淨。可是，我們已經進入雲端儲存年代，只要我們把一言一行，一張照片、一段影片，放到電腦裡，而電腦亦有裝置類似OneDrive，又或是電子郵廂裡的信件，只要不動，就會永久被保留，隨時可以調閱。陳年的硬照可以丟失，數碼年代的資料會永久儲存在雲端，即是會繼續儲存在我們的腦袋。人可以被剝奪人身的自由，腦袋儲存的思想與資訊是不能被剝奪的。

    當然，我們的社會及學校已明顯進入洗腦的年代。洗腦的途徑和手法有兩類，不外乎吸引人和嚇唬人，直白的說，一是利誘，一是威嚇。嚇唬人的工具還更多，更有效。你不服從，我們給你警告；你不聽警告，懲罰就來；你越不聽懲罰越厲害，包括侮辱，隔離，監督，竊聽，軟禁，解雇，威脅家人，綁架，失蹤，毆打，坐監，勞改，酷刑，一直到死刑，這些懲罰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腦的關鍵不是懲罰本身，是對懲罰的恐懼。恐懼對思維的影響是最大的。吸引人的方法常常是會預示，如果聽話，願意洗腦，會有美好的未來。可是，通常都是短暫的，甚至是謊話。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曾經說過：「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讓孩子安逸舒適

 

    六一兒童節，真的非常應景，澳門氣象局在上午七點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教青局隨即宣佈小、幼及特殊教育全日停課，中學上午停課。無端端，中小幼及特殊教育學生多了一天假。

    澳門氣象台真的很懂得跟家長常常開玩笑，幾乎每次掛暴雨警告，雨勢馬上就緩和下來，甚至雨過天青。許多家長本來要上班，就因為教青局宣佈停課，就要想辦法安置小孩，安置不了就被逼請一天假。六月初，學校臨近期末考，為樂天的家長真好，可以給忙碌的孩子一個喘息補眠的機會；可是，為對孩子學業有嚴格要求的家長而言，許多測驗又要堆到另一天進行，苦了孩子，亦影響他們的表現。

    今天，澳門政府求才若渴，從提供高薪俸到專家住房，慷慨過度不僅僅是對待外人，連應該努力奮進的青少年，卻因為政府的種種福利過度措施，讓澳門的孩子越來越懶散，好逸惡勞，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生活安逸容易形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自我荒廢心態

    當下澳門最大的危機是政府、家長及教育者聯手打造出讓孩子不思進取的生活舒適圈。所謂的舒適圈，通俗地來說就是讓孩子不知不覺間陷於過度安全的生活，他們誤以為自己的生活不會遇上什麼風險與措哲，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從容應對生活，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在舒適圈中，孩子往往覺察不到任何壓力，並且沒有強烈的改變欲望，忽視環境的變化，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一旦壓力來到，只會措手不及。安逸舒適的現狀只會讓青少年下一個當下更悲涼，就像溫水煮蛙一樣，一個孩子如果不能及時學習刻苦，承受挫敗來歷練自己，反而沉迷在安逸中，那麼必然會一事無成。

    這一代孩子生活在澳門這個非常特殊的地方，澳門的產業非常單一，沒有賭稅，澳門百業蕭條，教育文化及社會福利開支更是一籌莫展。所以，有研究澳門社會的青年學者說，澳門就是一個過度依賴博彩稅收維持的高福利社會，政府有意無意透過現金分享、消費券、社會保障等措施架設起一個青少年的安逸舒適圈，看真其實是一鍋溫水煮蛙。

    在安逸舒適的環境中長大的青少年，很多不懂得生活的無奈和艱難，更無法體會父母的辛苦，這些除了前述政府要負責外，父母與學校亦責無旁貸。今天的家庭與學校教育，都集中訓練孩子成為一個讀書機器。孩子做對了，當然會給予額外的鼓勵與獎賞，做錯了原來是不必承擔後果，深怕他們心智薄弱承受不了。久而久之，孩子們就會形成退行心理（shunt back），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是指被過度保護的孩子在遭受挫折、面臨困難時，以比較幼稚的態度，選擇較軟弱的方式來應對當前情況。

    每個人都貪圖舒適的生活，尤其對於一直安逸度日的孩子來說，他們不願花過多的時間放在自己不喜歡，尤其要刻苦才能有成果的事上，反而喜歡耽溺在舒適安樂的生活中。他們不認為這樣的生活對自己是一種傷害，但事實表明，那些喜歡安於現狀的孩子，被社會和同齡人淘汰的機率非常大。當然，科技發達反而養成好逸惡勞習性，這是不言而喻的了。

    一個小小躺平的空間，一根網線，一筆錢，一部手機。因為這樣，很可能讓他沉迷於網上生活，似乎舒適，但荒廢了自我。

 

不思進取對孩子有很多負面影響

    一定有很多父母及老師都認為孩子還小，實在不適宜承受過度的壓力，做一個安於現狀的孩子身心靈應該比較健康。孩子長大了，慢慢就能從舒適圈中走出來。事實上，很多習慣都是在童年時期養成的，包括刻苦耐勞，我輩小時候，父母師長總會跟我們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為什麼這一代的父母就怕孩子吃苦；老師怕家長投訴、甚至怕失去工作才不敢讓學生吃苦。如果童年形成了安逸享樂的習慣，長大後要改正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長時間的不思進取，會讓他們害怕做出行為改變。

    安於現狀的孩子更容易耽溺享受舒適，拒絕承受各種挑戰，因為，他們相信不管發生了什麼，總有父母及師長這把保護傘幫他們遮風擋雨。一旦讓他們處於安逸狀態，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意志薄弱，亦會拒絕獨立思考，更遑論獨自面對困難與解難，解難智慧與能耐也越來越差。
    長期受到保護的孩子充滿了對挫折的恐懼和對舒適的依賴。一個小小的挫折就會摧毀自信，這樣的孩子情緒的波動也會變得很大。他們不再是充滿活力的青少年，而是每天在安逸和焦慮兩種情緒中搖搖晃晃。他們不僅對自己的未來沒有積極的準備，而且當他們長大之後也學不會對自己和周圍的人負責，只是一味的沉浸在自戀的世界中。

    筆者大學時，要接受六個星期嚴格的軍訓，學會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今天，儘管教育行政當局有給初中生歷奇及軍訓，但都是司青蜻蜓點水，水過鴨背，無法練就出堅強的內在韌性與頑強鬥志。

 

特區政府、家長、教師應想方設法引導孩子走出安逸舒適圈

    也許，特區政府與市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在政府眼裡，澳門就是崇山峻嶺、地勢險要、危坡處處。其實，澳門是個很平坦的小城市，處處花崗石，多年以來，山泥傾瀉事件寥寥無幾。澳門氣象台信譽一向為人詬病，許多澳門居民遇上惡劣天氣，甚或颱風來襲，寧願聽珠海天氣。許多次，澳門氣象台發出黃色、紅色、甚至黑色暴雨警告，往往都是雷聲大雨點少。暴雨警告應該發出，就讓家長自行決定是否要孩子上學。家長應視下暴雨上學為身心靈的鍛鍊好時機，其實，多帶一套衫褲鞋襪更換，別因為一時的滂沱大雨就捨棄一天的學習機會。真諷刺，有一天，筆者孩子暴雨仍到了學校，老師放了中央電視台拍攝的《翻山越嶺上學去》的紀錄片，還鼓勵孩子要效法他們，為了求學每天花幾個小時，冒著生命的危險，都要上學。看起來不是很荒誕不經嗎？

再者，新冠肺炎期間，澳門高等與非高等教育的停課期亦遠比其他地區長，造成孩子長期在家無所事事。後疫情期，衛生當局還高調說甚麼第二波疫情席捲而來，搞到人心徨徨。目前，許多非高等教育的學生仍然要天天戴口罩上課，本來應該除罩恢復抵抗力，卻因為種種過度保護措施讓孩子生病情況日益嚴重。教育行政部門經常被動不作為，往往照氣象台及衛生局指示，動輒停課，完全失去教育行政自主性，這一切都是孩子安逸惡習的始作俑者。

    孩子一直耽於安逸並拒絕一切改變的原因，主要是父母過多保護及干涉，一切都以他們好為出發點，更有些父母與子女是連體嬰，父母找不到自己的獨立存在價值，把一切價值與希望完全依託在子女的表現上。事實上父母是操控狂，試圖以子女作為完成他們未實現夢想的工具。

    不少教師視學生為米飯班主，是父母以外視他們為「金波蘿」的關鍵人物。當前，澳門少子化的情況日趨嚴竣，為保飯碗，很多老師為了避免家長投訴，又怕學校越出教青局規定的班級留及率上限，只好千方百計要穩住學生的成績，平時嚴格，考試放水，放水都不及格，再給補考，補考不行再給一堆補充工作紙，做完就給予及格。這樣的情況，很多學生都了然於心，只是心照不宣。可是，亦有學生在課室內公開學校校及老師工作難處，有的放矢的學生更不把學校、父母及老師放在眼裡，目空一切的孩子只會更耽於享樂與安逸。

    法國偉大的教育家盧梭說，你知道用什麼辦法，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成為不幸的人嗎？那就是對他百依百順，盧梭警告說，不要在孩子該奮鬥時選擇讓他們安逸舒適。政府、學校及父母正在好心做壞事，不斷為孩子提供各種導致安逸的舉措，可是，真正的人生沒有溫室，越早讓孩子知道這個簡單的做人現實，越早給予無條件、但有要求、且帶有刻苦的愛，孩子才有力量憑自己走出舒適安逸圈的羈絆。

 

天下只剩澳門有吃不盡的免費午餐

 

 

 

    六月四日，澳門著名時事評論員朱深勇的YouTube節目CHUCHU Channel，播出提為「澳門獨有！街市攤販免租，菜價仲貴過外面要交租商戶！石油氣漲價驚人！市民：政府應適當調升各項津貼福利」。講到市政署屬下的街市攤擋免租多年，發現價格不便宜，還比外面超市及蔬菜店還貴。如果有天天上街市的星斗市民，都同意市道非常惡劣，攤販大多叫苦連天，甚至有不少攤擋空置無人經營，予人很荒謬及莫名其妙之感。本來，政府此舉，是為了創造政府、攤販及市民三方多贏局面，可是，弄巧反拙，政府高官中不乏經商專才，一定聽過「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的經營警語，亦一定知道免費是最昂貴的道理。

    澳門真是與別不同，從長者坐巴士免費是常理，到讓市民匪夷所思，政府非常慷慨，竟無償將大學贈送給私立收費不菲的辦學團體，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有關「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故事與理論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這個觀念最早來自一九七六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經濟學家傅利曼教授﹙Milton Friedman﹚的倡議，他甚至說過：「我所有的經濟核心思維是環繞著『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的理念。」正所謂「一份耕耘，一分收穫」。雖然，當年傅利曼的本意是希望盡量精簡架構、精兵簡政、節制開支與縮減權責。但是，這個家傳戶曉的倡議，卻經常被大而無當，甚至不作為的政府拿來為自己的劣政「遮羞布」；雖然，傅利曼希望限縮政府稅率並反對政府經常作出無績效的補貼，以便根絕政府的浪費與官商勾結，但是他的理論卻經常被扭曲來為富人與高獲利的企業減稅，然後把稅負與國債轉嫁給其他人；雖然，傅利曼主張要縮小社福開銷並以窮人為優先的補助對象，但是他的美好倡議卻經常被用來強化整個社會對窮人的冷漠以及鼓吹富而不仁。 事實上，傅利曼看到白吃午餐的惡行比比皆是，世界越來越貪婪、冷酷、殘忍。

    傅利曼經常掛在嘴邊的論述是自由市場遠比政府有效率，而且把美國歷年來逐漸惡化的各種經濟問題都諉過於「我們一直在把資源從市場部門移轉到政府部門。」因此，他再度要求四個簡單的經濟政策原則：降低稅率，減少政府管制，節制政府支出，控制通貨膨脹。用一句話來點出「傅利曼經濟思想」的哲學思維：「沒有人會在乎浪費別人的錢。」（Nobody spends somebody else’s money as carefully as he spends his own.）這句話確是澳門當前的社會現實。         

    傅利曼摩頂放踵地到全世界去推廣他的經濟學思想，受到政府、企業界和學界的熱烈吹捧，這個天真的經濟學家也許從來沒有想過，人家只想要用他的理論來推卸責任和遮掩官商勾結，沒人想要認真執行的他的理論；而在他的理論被斷章取義後，受害的就是底層民眾呢！

    傅利曼的盲點在哪裡？就在於前述的太天真，他不知道富人比政府更貪婪，不知道當政府不作為時，甚至作出種種不智的補貼時，富人的貪婪就毫無禁忌也赤裸裸地呈現於社會大眾眼前了，而免費白吃的午餐，甚至晚餐，卻源源不絕送上。

 

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給孩子的信

　  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給孩子的信是教養及管理的世紀經典。其中一封信，他談到做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包括幫人也不容易，因為弄不好你就害了人。他其實比傅利曼更早提出白吃午餐的想法，只是不成理論體系。他認為資助金錢是一種錯誤的行徑，會使一個人失去節儉、勤奮動力，變得懶惰、不思進取、沒有責任感。更為重要的是，當你施捨一個人時，你就否定了他的尊嚴，等於奪去他的命運，這是極不道德的。作為富人有責任成為造福人類的使者，卻不能成為製造懶人的始作俑者。

    無論是個人、社團、甚至政府，一旦養成習慣就會導致停止思考，更導致守株待兔的心態。白吃午餐的習慣不會使一個人步向康莊坦途，只會使他失去更多致勝的機會。

 

澳門政府提供的免費午餐多不勝數

    《公共街市管理制度》於二○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政府公佈街市攤位月租按攤位面積乘以每平方米計算，其中祐漢街市租金最高，每平方米月租二百一十元，月租最便宜是氹仔街市及路環街市，每平方米月租六十元。紅街市、營地街市、下環街市及沙梨頭街市每平方米月租一百八十元，雀仔園街市、台山街市每平方米月租一百零五元。多年以來，攤檔租金一直沒有更新，充滿愛因及善心的特區政府冀藉此反映社會經濟實況。過去街市攤檔租金偏低，據了解通常都不超過兩千元。新計算方式是反映攤檔本身價值，希望攤販知道攤檔價值，珍惜現有經營。不過，政府多年以來都有惠民福利措施，如免地租地稅等，當然，亦繼續豁免街市攤位租金。換句話說，豁免就等同於免費。

    如果大家都懂傅利曼及洛克菲勒的說法，就自然明白街市攤販為何經營困難，甚至不敵超市及蔬菜店。近年，政府開放售賣鮮肉的舉措，讓市民隨時買到比街市便宜的鮮肉及蔬果。再者，自疫情擴張後，也許澳門人都學會多菜少肉的健康之道，於是，要付高昂租金的蔬菜店如雨後春筍，就算現在疫情放緩，蔬菜店仍門庭若市，反而街市菜擋門可羅雀，甚至十室九空。誰是始作俑者，誰是不作為平庸之惡，市民看在眼裡，亦記在心裡。

    澳門政府自二○○八年實施現金分享，無償向澳門市民派錢，派到今天，也許亦可以定義為白吃的午餐。不過，也有人反駁說，澳門市民都是納稅人，還富於民理所當然；亦有說澳門市民不少的生活及娛樂空間被旅客賭客佔去，這亦算是付出的成本代價啊！到目前為止，好像沒看過任何關於現金分享的研究，更遑論其成果。在國外，有很多國家都試行過「無條件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如荷蘭都會研究成果，證實拿到這筆錢的失業人士會更積極地描述自身健康狀況，對生活也更加滿意；緊張、沮喪、悲傷、孤獨等情緒，則相對較少。澳門政府一貫豪花，只問付出，不問回報，更懶理成效。

    筆者是教育工作者，多年來都非常關心《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的執行。一直非議《師框》中規定加入免費教育體系的學校，要起碼拿出七成收入給教師薪津的規定。這個計算完全沒有科學理論基礎，純粹「篤數」。筆者亦不斷倡議，《師框》理應有教師標準薪酬標準，既然免費教育的資金來自公帑，教師的薪水直接從政府支付，變相政府是加入免費教育網絡學校的老闆，不管名校與聲譽很差的學校，老師都應該同工同酬，最多是給予卓越教師另外的獎金。目前，免費教育的資金到了學校，成為校方的免費收入，很容易出現吃人資本主義惡行，許多不合理解僱不賠償，公積金與解僱賠償金對沖等惡行的支出，竟然都挪用自本來給學校的日常營運經費，絕對是荒誕不經。所以，行政當局只撥營運經費給學校，這樣，學校又少了一個藉口解聘一二級老師，更少了作惡的資金。

    如果深究傅利曼的理論，就會同意學校只領政府給予的日常經營資金，而教師薪金，看一般國家地區都按標準的薪酬表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發放，教師不必因為種種人事原因而受學校壓迫。

    長者坐巴士免費是義之所在，但理應由巴士公司來履行社會責任，而不是事事由政府補貼。政府大方把舊大學校舍送贈給辦學社團本來已經說不過去，難以向市民交待。但至少應要求大學做更多回報學子及社會的舉措，這些都是非常簡單的經濟學公平處理資源的準則。

    五月三十一日，政府為離島醫院興建逾百個單位的「專家住宅樓」，預算超過五億元，再次看到政府的傾斜慷慨政策。社文司歐陽瑜司長表示，政府研究有否條件出租住房給人才抵澳後短暫居住，現時未有定論。不是制定政策時就想通想妥嗎？為何又是見步行步、利益傾斜的施政呢？近日，有理工大學藝術及設計學院的學生向立法議員求助，本來承諾給予修讀鋼琴專業的學生一對一教授，卻縮減成一對二，為了填補免費，就可以不兌現承諾嗎？

    愛是無條件，但必需有要求。同樣，政府提供的免費措施，都必須有同步出台的要求。政府的免費午餐多的是，這一邊廂的慷慨竟要另一邊廂的緊縮開支來彌補，足見白吃的午餐往往代價更高昂，應該好好檢討改善。

言教身教境教置若罔聞 重整師德防治雙管齊下

 

兩岸四地大中小幼師德敗壞新聞一波接一波，再次向教育界發出警號，如果教育界與社會界對言教身教境教置若罔聞，只要求教師能教出人才輩出的學生，而毫不正視其品德操守，意味著教育只是一門人才培訓，有才劣德，無關宏旨，更見教育率先向功利現實低頭。     大學是師德敗壞重災區     六月十五日，香港《星島日報》報導，中國著名清史學家茅海建，於二○一五年起擔任澳門大學特聘教授，因性騷擾女生，被澳門法院判囚七個月，緩刑兩年。香港《明報》引用網傳的法院判決書稱：「茅海建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64-A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性騷擾罪’，判處七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兩年。」據《星島日報》報導，自稱案件女受害者在社交平臺發文說，她已於六月十三日收到法院的判決通知，並說十十一個月追求正義的生活終於結束了，感謝澳門的法律，終於給予了我應得的尊嚴。茅海建本人至今沒有回應此事。澳門大學六月十四日回復《星島日報》詢問時則說，茅海建已經離職，不清楚情況。中國紅星新聞報導，網上關於茅海建的討論在當天中午突然增多。報導沒有闡明有關討論，但稱經查詢發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官網已把茅海建移出研究員名單。     前事不忘，前澳大法學院研究生院院長莫世健，二○一八年涉性侵另一所大學的內地女學生，二○二一年被中級法院判刑六年，並須向受害人支付十萬元精神損害賠償。莫世健不服，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要求推翻裁判，最終上訴於二○二二年七月被終審法院駁回，維持二審判決。     翻查第10/2017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第四章之教學人員第二十四條的教學人員資格，完全沒有就任教高校的教學人員的道德操守有任何明文規定要求。   中小幼學校領導、教師、甚至輔導員敗德照樣上班育人     前小學教師黃老師於二○一六年被學校無理解僱，點算賠償時始發現學校挪用其公積金對沖解僱賠償，扣除後只拿到六百多元，而本來該得的無理解僱賠償接近八萬元無故消失。黃老師不服，去勞工局申訴，但勞工局認定學校做法並無不妥。黃老師只好自費狀告初級法院，初級法院判黃老師勝訴。校方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主審法官在判詞裡強調，設立公積金旨在確保教師退休權益，而非保障學校能夠挪用此款項支付解僱賠償。公積金是根據《私框》第四十三條設定的強制退休保障，解僱賠償則是按《勞動關係法》第七十條規定的強制勞動保障，兩項制度原意不同，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被曲解為「容許對沖」。     最近，澳門一所中學一單「十多名老師欣賞學生裸露影片」事件鬧到上法庭對簿公堂，網路上，從校長、教師、甚至學校社工都被罵得體無完膚。事件仍在法院審理。還有，網路上瘋傳一名大學教育學院男實習生，與一名女家長發生不倫關係，看過影片的無不覺得很噁心。事件更讓人關注師範教育的收生、師德教育及實習督導的問題仍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     查找澳門提供師範教育的大學，除了幼兒教育有教師倫理課，小學教育有教師倫理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學教育只有選修部份有開教育哲學及道德教育，足見整個師範教育對於師德的培養何其薄弱與輕視。登上大學的官網，亦未見有大學教學人員的道德操守議會組織，也許這方面的缺口應盡快補上。    防微杜漸是道德操守  遠勝法治補救善後     眾所周知，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理應高於法律。一個人可以逃過法律制裁，但一定逃不過良心責備。就如坐巴士沒讓座給孕婦、長者、傷健、小孩，文明社會不會制定法律去制裁。因為，社會總是期待人能以良知行善，而不是事事訴諸法律裁決。同樣，作為教育工者，無論是校長、教師、學校活動組織者等，社會皆以道德標準而不是法律標準要求，當然，像前述的兩位知名大學教授，既違法亦不符合道德要求。     新自然法論學者富勒（Lon L. Fuller）區分兩種道德，一種是期待性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另一種是義務性道德（morality of duty）。前者是指幸福人生、美德與人的能力應得到充分實現，也就是說，背離這種道德便意味著一個人沒有將他自身的能力發揮到最好，或是沒有實現社會所期待的美德。另一方面，後者是指有秩序的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規則，例如，不可殺人、不可強姦及不可偷竊等刑事罪行。據此，「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文明社會理應不斷追求達致期待道德。   澳門應成立教師公會及教育工作者道德操守議會     到目前為止，澳門並沒有一個有代表性的教師公會（Teacher Unions or Associations）。其他專業，包括律師及會計師等，都有專業公會，公會的職能就是要衛護該專業的資格、聲譽、甚至操守，有不少地區，連發牌執業資格都由公會決定。教師公會代表教師利益的組織。它們通常是由教師自願加入的組織，旨在促進教師的福利、專業發展和工作條件。教師公會為教師提供支持、代表教師與政府或教育機構進行談判，並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和職業權益的提升。就如美國，各州的教育體系中通常有教師公會，例如美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和美國教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英國有教師公會包括全國教育工會（National Education Union）和教師協會（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Lecturers）等。在澳門，跟教師工作很密切的社工，都設置社會工作者專業委員會。所以，教師果真要認可或被認可是專業，理應成立有公信力的澳門教師公會。很可惜，就連保障教師權益的教師工會亦沒有。     除了衛護教師資格與權益之外，亦應該有公平合理的教師道德評議機構，一般稱為教師道德操守議會（Teacher Ethics o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Boards）。如美國許多州份在其教育體系中都設立了教師道德操守議會或類似組織，例如加利福尼亞州的教師倫理局（California 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有教師道德議會（Teaching Regulation Agency）的機構。這些教師道德操守議會的作用包括：1.建立道德和專業標準；2.註冊和監管教師；3.處理投訴和懲戒：教師道德操守議會負責調查和處理對教師道德行為的投訴，並在必要時採取相應的懲戒措施。4.支援教師專業發展；5. 教師事故仲裁及執照被吊銷等。     儘管教師道德操守議會和教師公會在目標和職能上存在差異，但它們的工作通常是相互關聯的。當前的澳門，必須馬上成立大中小幼的教師道德操守議會，從入職品德審查，到處理各項道德操守投訴，都應該全力做好。   師德自重遠勝於法律仲裁     師德是指教師應具備的道德品質和職業道德規範，它涵蓋了教師在教育實踐中 應遵循的一系列道德準則和職業行為規範。以下是一些教師應該具備的師德品質： 1.敬業精神：教師應該對教育事業充滿熱情和責任心，投入到教學工作中，並且不斷追求教育專業的發展與提高。 2.專業知識與能力：教師應該具備扎實的學科知識和教育教學理論知識，並能夠運用這些知識和能力有效地進行教學。 3.尊重與公平：教師應尊重每個學生的獨特性和個人差異，公平對待所有學生，不偏袒、不歧視，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 4.值得信賴：教師應該建立起學生和家長對其的信任和尊重，保守學生的隱私和秘密，堅守教學道德底線。 5.人格魅力與榜樣力量：教師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和良好的人格魅力示範給學生，成為學生的榜樣，並且以正面的價值觀和行為影響學生的成長。 6.關心與關愛：教師應該關心學生的成長和發展，關注學生的情感需求，給予必要的關懷和支援。 7.持續學習：教師應該具備不斷學習和自我提升的意識，不斷更新教育理念、教學方法和專業知識，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 8.自律自愛：教師理應持守與學生的界線，勿因為濫權而喪失自律，傷害學生；更應該好好自愛得來不易的師譽。     師德往往比所傳授的知識技能更具教化作用，莫忘韓愈的教誨，我們的使命是傳道、授業及解惑，有了優良的的師道，才能言傳身教學生，贏得家長及社會大眾的支持與信任。

「好睡好起」由拯救「睏世代」開始

 

  

    近日，香港電視大台播出《好睡好起》節目，一如過去，精通七國語言的主持方東昇照樣金句多籮籮，如「一人鼻鼾，全家徬徨」及「睡眠負債」，非常貼地。三位主持化身為「傳覺士」，「唔教訓你」，但「教你瞓覺」。

    顯然，我們的青少年從沒有在家及學校接受過「傳覺士」的「教你瞓覺」專業課程。原來，睡眠不僅是小學常識科裡的一個章節，絕對是非常專業的科學。再者，資訊發達及人人手機的年代，睡眠不足已經是全球化的現象，世界睡眠學會（World Sleep Society）聯同國際精神衛生和神經科學基金會，共同發起全球睡眠和健康計劃，將每年三月的第三個星期五，也就是春分前的星期五，訂定為「世界睡眠日」（World Sleep Day, 簡稱WSD），今年的世界睡眠日是在三月十七日，主題是「睡眠對健康至關重要」（ Sleep is Essential for Health）， 就像健康飲食和運動健身一樣，睡眠是一種對個人身體、精神和社會福祉至關重要的行為。然而，睡眠還沒有被普遍認為是維護身體健康的基本行為。無疑，比起其它知識的學習，為這個「睏世代」而言，學習睡眠是當務之急。

 

先來看看最新的澳門青少年睡眠研究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於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期間進行「了解澳門中學生情緒及睡眠質素」研究調查，收集1583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在入睡困難方面，有27%受訪中學生「每週有3次以上在30分鐘內不能入睡」。換言之，受訪中學生睡眠品質平均得分為7.77分，有74.1%睡眠品質量表高於5分（代表有睡眠品質障礙），睡眠時數方面，37%受訪中學生睡眠時數達7小時以上，兩成半少於6小時。初中生每天睡眠時數達7小時或以上有47.5%，但高中生只有 24.1%。調查亦發現受訪中學生焦慮情況較多，有35%的焦慮情況為「嚴重」或「非常嚴重」程度。需要關注的初中生有45.2%，高中生有52.1%。調查結果得出，青少年的睡眠品質愈好，其抑鬱、焦慮及壓力的分數亦愈低分。聖公會服務處建議，家校社共同守護兒青身心健康，加強情意教育，營造健康生活。

    受訪者遇壓力時主要傾訴對象大部分為「朋友」，而選「父母」和「同學」則低於「朋友」一半的比例，而影響情緒及睡眠品質較差。另外，有運動習慣較沒有運動習慣的受訪中學生在睡眠品質、抑鬱及焦慮的分數較低。大部分青少年習慣每晚睡前一小時前使用電子產品，對睡眠品質也有影響。

　　聖公為建議共同推動及完善精神健康三級預防工作：鼓勵社會、教育、家庭、個人等四個層面共同推動與參與，加強教師及青年工作者對精神健康的辨識及處遇技巧；加強有關精神健康的感應機制，定期掌握青少年的情緒狀況；促進青少年認識睡眠及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倡導社會各群體對精神健康的議題去污名化，減低青少年求助的羞愧感。

    聖公會這份調查充份顯示澳門青少年睡眠不足，睡眠品質亦不太理想，堪稱為「睏世代」。中國教育部早前印發了《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和《中小學學生近視眼防控工作方案》，提出應保證小學生十小時、初中生九小時、高中生八小時睡眠時間。無可置疑，為了確保身心健康，青少年應該盡量保持每晚充足的睡眠時間，才比較身心靈健康，亦有助於專注及有效學習。

 

我們對睡眠缺乏科學的認知

    眾所周知，一個初生嬰兒一天要睡二十三個小時以上，睡眠就是工作，工作就是讓嬰兒身心快速成長。我們常把孩子是社會的棟樑，未來世界的主人翁，可是，我們一直忽略除了讀書、參加才藝活動、吃有營養的食物以外，其實比這些更重要的是確保孩子有足夠且優質的睡眠。

    青少年是人生第二個嬰兒期，每天要睡八至十個小時，才能換來身心靈健康成長。青少年睡眠時，腦袋開始進行修復及補充的工作。睡眠時，腦袋才能釋放血清素及多巴胺，讓他們醒來後，能補充正向的樂觀情緒及高度的專注，以熱情敏銳面對白天的種種挑戰；睡眠能衝高荷爾蒙的濃度，讓正在發育的肌肉獲得修復及強化；睡眠可以強化免疫系統的工作能力，減少發炎，降低生病的風險；有充足的睡眠的青少年注射流感預防針，其果效比睡不足的多50%；當家長教師都想孩子贏在起跑點時，最新的科學研究告訴我們，有充足的睡眠才能有足夠贏的本錢。世界上沒有一種維他命或補品等做到睡眠所提供的自然營養。

    兼具品質與長度的睡眠可以讓擔任後勤「清潔隊」的神經膠質細胞完成神聖的掃毒工作，讓青少年得以不受阻礙且高效地做到專心、記憶、思考、決定，乃至於調節自身情緒跟與旁人建立互動關係。睡眠對青少年的另外一項重要性，在於促進食物的新陳代謝，而新陳代謝好，過度進食、肥胖與患上糖尿病等疾病的風險都會降低。如果這些理由還不足以讓你想馬上跳上床睡點覺，那請聽清楚，良好且夠長的睡眠還能減少人體內會致命的系統性發炎。

誰「偷走」及「剝奪」了青少年睡眠時間及品質？

　  對青少年的睡眠問題，我們常會用到一個詞：「剝奪睡眠」，這對於當今青少年來說，是普遍存在的無可奈何的現象。「剝奪睡眠」這個詞的涵義，從字面上一看即可了解，現今青少年，的睡眠時間嚴重不足，我們探討其背後的主要原因，然後盡一切努力還青少年有足夠優質的睡眠。

    第一個「偷走」及「剝奪」了青少年睡眠時間，一般認為是過度使用太多的科技，其中以包羅萬有的手機，內含要幾多有幾多的科技。可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也許是父母，是父母帶頭過度使用手機，沒有克盡做好言教身教的榜樣。然後，打從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拱手把孩子交給電子褓姆。孩子再長大一點，會從父母手上搶回現金分享的擁有權，一機在手，開始掉進少睡的深淵裡。

    許多父母在嬰兒出生後，都會宣示說只要孩子活得健康快樂就好。孩子越來越大，父母的期望就越來越多，怕孩子輸在起跑點，又千方百計要孩子贏在終點，於是，孩子的睡眠就層層疊疊地逐一被剝奪。孩子除了應付白天沉重的課堂學習外，下課後不是要去補習多四五個小時，就是去補英文會話、芭蕾舞、鋼琴、游泳、圍棋等等，很自然推遲了孩子晚上睡眠的時間。最新的研究顯示，少睡一小時，等於抽了一包香煙，自殺率會增加58%，這亦是其中一個青少年無原無故自殺的成因所在。

    芬蘭是世界上最快樂而教育亦是最成功的國家，看芬蘭中小學生一天上課的時間比起先進的歐美國家，又或是很重視教育的亞洲強國都少很多。根據芬蘭國家教育局的要求，七到十二歲的小學生通常每天只上課四至五小時，每週上課時間不超過二十小時。十三至十九歲的中學生通常每天上課五至七小時，每週上課時間不超過三十小時。芬蘭的教育體制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和探究式學習，因此學生在課堂外會有更多的自主學習時間。至於課程方面，芬蘭的教育體制注重均衡發展，學生需要學習的學科包括：語言方面，包括芬蘭語、瑞典語和英語等；數學方面，包括涵蓋代數、幾何、計算等方面；自然科學方面，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社會科學方面，包括歷史、地理、哲學等；藝術和手工藝方面，包括音樂、視覺藝術、家政和手工藝等；體育和健康方面，包括體育、健康教育等。此外，芬蘭的教育體制也注重學生的社會技能和實踐能力，因此學生還需要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學校社區服務等活動。這些活動旨在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自主學習能力。

    不用說，澳門教育行政部門頒佈的課程甚至上課時數，都遠遠多於歐美國家，更不用說跟芬蘭相比。從來，教育經濟學不僅僅是指財政及教學資源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如何學得時數最少，而學得更多更豐富。澳門的情況想必社會大眾都心裡有數，一定是科目多、作業測驗考試多、學生閒暇時間少、孩子思考吸收所學的空間更少，肯定是事倍而功半，甚至比半還少得多。社文司說要全面檢討課框，如果真的要還孩子充足的睡眠時間，一定要大刀闊斧，動大手術，才能真的幫助孩子健康快樂成長。

 

　　家庭及學校本來是孩子健康快樂成長的搖籃，但父母的期望與學校的訓練，卻成為孩子焦慮、憂鬱、慢性壓力等嚴重危害身心健康的始作俑者，而這一切竟因睡眠不足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