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3日 星期五

是誰在記憶與遺忘中苦苦掙扎

 


 

    六月四日,《Yahoo新聞》報導,香港元朗有一支印有編號「FA 8964」路燈被被圍封,引起市民關注是否與「六四」有關,有不少市民前往拍攝路燈及默站,整個過程均沒有交談,他們向記者表示「關心支路燈」。香港路政署六月五日回覆《Yahoo 新聞》,表示署方承建商在五月下旬為元朗市中心路燈進行定期檢查時,發現該燈號燈柱底部出現明顯鏽蝕,須盡快更換燈柱,有關工程已於六月一日進行,然後在燈柱底部加水泥加固,並用圍欄維封。

    同樣是六月四日,香港自由新聞報導,一輛牌照為US8964的汽車於當天在銅鑼灣被扣押,車主告訴記者說,警方以浮雕車牌和剎車作為由,扣押車輛七十二小時。車主說,去年,同樣的車輛,同樣的浮雕車牌,檢查都獲通過,但是,今年卻遭到很意外,但難以遺忘的對待。

    香港明報今年創報六十四周年,可是,刊登的祝賀廣告幾十個,沒有一個是直指六十四周年,大半都是用邁向六十五周年,香港元朗寶覺小學亦是創校六十四周年,亦是樣用邁向六十五周年」,真是與世無爭的表現。也許,有天,乘數口訣中的八八六十四,可能都要換成八八邁向六十五。

    六四是甚麼事件,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特殊日子,有人千方百計要大家忘記,亦有人想方設法要牢牢記住,在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只有五月三十五日。

 

認識有趣的「遺忘曲線實驗」

    有一個心理學實驗被稱為「遺忘曲線實驗」,其結果顯示,當我們試圖遺忘一些資訊時,這些資訊其實會變得更加難以忘記。這個實驗最早由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於十九世紀末提出。赫爾曼通過背誦一些無意義的單詞,比如aswwcfhhjijikmbrfyjbc等等,然後在不同的時間點回憶這些單詞,從而測量出人們遺忘記憶的速度。他發現,當一個人試圖從記憶中刪除一些資訊時,這些資訊的遺忘速度反而變得更緩慢,也就是變得更難以遺忘。

    這個現象被解釋為一種「反彈效應」,即當一個人試圖遺忘一些資訊時,他們的大腦會不自覺地將這些資訊視為重要,從而導致這些資訊更難以遺忘。因此,當我們試圖從記憶中刪除一些資訊時,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而不是直接試圖忘記這些資訊。

    赫爾曼說,我們接收眼前的信息,會形成短程記憶,儲存在腦袋的海馬體區,但是如果不及時複習,或用其它方法記住,如比喻、圖案、故事等,就會很快遺忘。而經過了及時的複習,又經常拿出來反覆注視,短時記憶就會變成長程記憶,而且會變成永久不忘的知識,牢牢地儲存在大腦前額葉區域,就像乘數口訣,我們的父母樣貌等。

    對於我們來講,怎樣才叫做遺忘呢,所謂遺忘就是我們對於曾經記憶過的東西不能再認起來,也不能回憶起來。「遺忘曲線實驗」告訴我們遺忘是有規律的,遺忘的進程不是均衡的,不是天天都忘記一個固定的份量,通常記憶的最初階段遺忘的速度很快,後來就逐漸減慢了,到了相當長的時候後,幾乎就不再遺忘了,這就是遺忘的發展規律,即赫爾曼所說的「先快後慢」原則。

    原來,不同性質材料有不同的遺忘曲線,赫爾曼發現,記住十二個無意義音節,平均需要重覆十七次;為了強記三十六個無意義章節,需重覆五十四次;驗告訴我們,凡是理解了的知識,就能記得迅速、全面而牢固。不然,死記硬背,完全是吃力不討好的愚蠢行為。

  遺忘與記憶都是一種高級的心理過程,受許多因素影響,如知識有長有短、有難有易、有生有熟,都會影響我們趨向容易遺忘還是容易牢記。當然,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事當然水過鴨背;可是,當事件為某人,或整體社會都是一件別具意義與價值時,而又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甚至感同身受,就永世不能忘懷。所以說,人類歷史其實就是記憶與遺忘之爭的歷史。

 

淺釋公共秘密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

    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系現代中文助理教授學者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在幾年前出版一本名為負面曝光》(Negative Exposures)的暢銷書,就提出很多敏感歷史事件從來都沒有真正被遺忘過,因為很多經歷過事件的人仍然健在,大家對過去都有非常深刻的記憶,都認為事件應該有正面評價的一天,或者說始作俑者應該負起罪責、吸取教訓、勇於改過等。現實是,掌權者老是掩耳盜鈴,用鎮壓、禁止發表、不許公開討論及紀念等等的伎倆,企圖讓人忘記。於是,這些「敏感事件」就變成了公開的秘密,當關於事件的討論和敘述在公共空間消失時,顯示的不是遺忘,而是慢慢形成的公共秘密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負面曝光一書正正就是要分析攝影、報導、書寫等在公共秘密文化中起的作用。

    誠如赫爾曼的研究告訴我們,越是刻意去忘記一件事情,反而會令人牢牢記住。所以,很多心理學家及精神醫師都反對我們常用好好放下」或「節哀順變」等話語去安慰別人,因為效果往往是適得其反。就像每年六四,當政府有關部門絞盡腦汁,甚至把六一兒童節改到六月四日,舉辦很多粉飾太平的活動,可是,那特定日子又來時,人們的腦袋自然會浮現一切的歷史場景,一切莫存心中,不等於忘記及釋懷。

    根據何依霖的研究,威權政府通常不會太極權去掌控言論自由,而比較消極的做法就是形成公共秘密文化,想盡辦法去淡化事件的長久影響力,甚至發出種種指令,如不能在大氣電波中討論敏感政治話題,不能在公共場所就某些政治事件作圖片展,論壇更加不會被允許,務使新生代對過去的事件一無所知,亦會無感。當掌權者出盡花樣使人們完全不知道過去,起碼要裝著不知道,亦自知無辦法從人們的腦袋裡拿走相關記憶,但不要宣諸於口就可以了。  

     不過,何依霖強調,公共秘密文化不可能是單方面由掌權者強加給社會人民,很大程度是要依靠親掌權者或社團的幫忙,逐漸形成民間自我審查文化氛圍,譬如說,港澳兩地,很多家庭成員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可是,通常都形成在家的公共秘密文化,就是過時過節,一家人聚首,千萬不要政政治。學校更是另一個公共秘密文化天天運作的場域。

 

雲端時代是遺忘的盡頭

    遺忘有兩種,一種是自然而然地遺忘,尤其是事件已經得到適當的處理,情緒也得到妥善的安頓;另一種遺忘是強制遺忘,必須從現在的時空中抹去。我們對於童年時很多事情都會淡忘,所以,當我們打開以前的照相本,腦際自然而然浮現當年的一點一滴。要是因為搬家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照片遺失,我們的記憶亦隨著事件沒有被再次提起而慢慢模糊,甚至忘得一乾而淨。可是,我們已經進入雲端儲存年代,只要我們把一言一行,一張照片、一段影片,放到電腦裡,而電腦亦有裝置類似OneDrive,又或是電子郵廂裡的信件,只要不動,就會永久被保留,隨時可以調閱。陳年的硬照可以丟失,數碼年代的資料會永久儲存在雲端,即是會繼續儲存在我們的腦袋。人可以被剝奪人身的自由,腦袋儲存的思想與資訊是不能被剝奪的。

    當然,我們的社會及學校已明顯進入洗腦的年代。洗腦的途徑和手法有兩類,不外乎吸引人和嚇唬人,直白的說,一是利誘,一是威嚇。嚇唬人的工具還更多,更有效。你不服從,我們給你警告;你不聽警告,懲罰就來;你越不聽懲罰越厲害,包括侮辱,隔離,監督,竊聽,軟禁,解雇,威脅家人,綁架,失蹤,毆打,坐監,勞改,酷刑,一直到死刑,這些懲罰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腦的關鍵不是懲罰本身,是對懲罰的恐懼。恐懼對思維的影響是最大的。吸引人的方法常常是會預示,如果聽話,願意洗腦,會有美好的未來。可是,通常都是短暫的,甚至是謊話。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曾經說過: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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