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Yahoo新聞》報導，香港元朗有一支印有編號「FA 8964」路燈被被圍封，引起市民關注是否與「六四」有關，有不少市民前往拍攝路燈及默站，整個過程均沒有交談，他們向記者表示「關心支路燈」。香港路政署六月五日回覆《Yahoo 新聞》，表示署方承建商在五月下旬為元朗市中心路燈進行定期檢查時，發現該燈號燈柱底部出現明顯鏽蝕，須盡快更換燈柱，有關工程已於六月一日進行，然後在燈柱底部加水泥加固，並用圍欄維封。
同樣是六月四日，香港自由新聞報導，一輛牌照為US8964的汽車於當天在銅鑼灣被扣押，車主告訴記者說，警方以浮雕車牌和剎車作為由，扣押車輛七十二小時。車主說，去年，同樣的車輛，同樣的浮雕車牌，檢查都獲通過，但是，今年卻遭到很意外，但難以遺忘的對待。
香港明報今年創報六十四周年，可是，刊登的祝賀廣告幾十個，沒有一個是直指六十四周年，大半都是用「邁向六十五周年」，香港元朗寶覺小學亦是創校六十四周年，亦是樣用「邁向六十五周年」，真是與世無爭的表現。也許，有天，乘數口訣中的八八六十四，可能都要換成八八邁向六十五。
六四是甚麼事件，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特殊日子，有人千方百計要大家忘記，亦有人想方設法要牢牢記住，在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只有五月三十五日。
認識有趣的「遺忘曲線實驗」
有一個心理學實驗被稱為「遺忘曲線實驗」，其結果顯示，當我們試圖遺忘一些資訊時，這些資訊其實會變得更加難以忘記。這個實驗最早由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於十九世紀末提出。赫爾曼通過背誦一些無意義的單詞，比如asww，cfhhj，ijikmb，rfyjbc等等，然後在不同的時間點回憶這些單詞，從而測量出人們遺忘記憶的速度。他發現，當一個人試圖從記憶中刪除一些資訊時，這些資訊的遺忘速度反而變得更緩慢，也就是變得更難以遺忘。
這個現象被解釋為一種「反彈效應」，即當一個人試圖遺忘一些資訊時，他們的大腦會不自覺地將這些資訊視為重要，從而導致這些資訊更難以遺忘。因此，當我們試圖從記憶中刪除一些資訊時，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物上，而不是直接試圖忘記這些資訊。
赫爾曼說，我們接收眼前的信息，會形成短程記憶，儲存在腦袋的海馬體區，但是如果不及時複習，或用其它方法記住，如比喻、圖案、故事等，就會很快遺忘。而經過了及時的複習，又經常拿出來反覆注視，短時記憶就會變成長程記憶，而且會變成永久不忘的知識，牢牢地儲存在大腦前額葉區域，就像乘數口訣，我們的父母樣貌等。
對於我們來講，怎樣才叫做遺忘呢，所謂遺忘就是我們對於曾經記憶過的東西不能再認起來，也不能回憶起來。「遺忘曲線實驗」告訴我們遺忘是有規律的，遺忘的進程不是均衡的，不是天天都忘記一個固定的份量，通常記憶的最初階段遺忘的速度很快，後來就逐漸減慢了，到了相當長的時候後，幾乎就不再遺忘了，這就是遺忘的發展規律，即赫爾曼所說的「先快後慢」原則。
原來，不同性質材料有不同的遺忘曲線，赫爾曼發現，記住十二個無意義音節，平均需要重覆十七次；為了強記三十六個無意義章節，需重覆五十四次；驗告訴我們，凡是理解了的知識，就能記得迅速、全面而牢固。不然，死記硬背，完全是吃力不討好的愚蠢行為。
遺忘與記憶都是一種高級的心理過程，受許多因素影響，如知識有長有短、有難有易、有生有熟，都會影響我們趨向容易遺忘還是容易牢記。當然，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事當然水過鴨背；可是，當事件為某人，或整體社會都是一件別具意義與價值時，而又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甚至感同身受，就永世不能忘懷。所以說，人類歷史其實就是記憶與遺忘之爭的歷史。
淺釋公共秘密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
牛津大學東方研究學系現代中文助理教授學者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在幾年前出版一本名為《負面曝光》（Negative
Exposures）的暢銷書，就提出很多敏感歷史事件從來都沒有真正被遺忘過，因為很多經歷過事件的人仍然健在，大家對過去都有非常深刻的記憶，都認為事件應該有正面評價的一天，或者說始作俑者應該負起罪責、吸取教訓、勇於改過等。現實是，掌權者老是掩耳盜鈴，用鎮壓、禁止發表、不許公開討論及紀念等等的伎倆，企圖讓人忘記。於是，這些「敏感事件」就變成了公開的秘密，當關於事件的討論和敘述在公共空間消失時，顯示的不是遺忘，而是慢慢形成的公共秘密文化（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負面曝光》一書正正就是要分析攝影、報導、書寫等在公共秘密文化中起的作用。
誠如赫爾曼的研究告訴我們，越是刻意去忘記一件事情，反而會令人牢牢記住。所以，很多心理學家及精神醫師都反對我們常用「好好放下」或「節哀順變」等話語去安慰別人，因為效果往往是適得其反。就像每年六四，當政府有關部門絞盡腦汁，甚至把六一兒童節改到六月四日，舉辦很多粉飾太平的活動，可是，那特定日子又來時，人們的腦袋自然會浮現一切的歷史場景，一切莫存心中，不等於忘記及釋懷。
根據何依霖的研究，威權政府通常不會太極權去掌控言論自由，而比較消極的做法就是形成公共秘密文化，想盡辦法去淡化事件的長久影響力，甚至發出種種指令，如不能在大氣電波中討論敏感政治話題，不能在公共場所就某些政治事件作圖片展，論壇更加不會被允許，務使新生代對過去的事件一無所知，亦會無感。當掌權者出盡花樣使人們完全不知道過去，起碼要裝著不知道，亦自知無辦法從人們的腦袋裡拿走相關記憶，但不要宣諸於口就可以了。
不過，何依霖強調，公共秘密文化不可能是單方面由掌權者強加給社會人民，很大程度是要依靠親掌權者或社團的幫忙，逐漸形成民間自我審查文化氛圍，譬如說，港澳兩地，很多家庭成員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可是，通常都形成在家的公共秘密文化，就是過時過節，一家人聚首，千萬不要政政治。學校更是另一個公共秘密文化天天運作的場域。
雲端時代是遺忘的盡頭
遺忘有兩種，一種是自然而然地遺忘，尤其是事件已經得到適當的處理，情緒也得到妥善的安頓；另一種遺忘是強制遺忘，必須從現在的時空中抹去。我們對於童年時很多事情都會淡忘，所以，當我們打開以前的照相本，腦際自然而然浮現當年的一點一滴。要是因為搬家或其他原因，而導致照片遺失，我們的記憶亦隨著事件沒有被再次提起而慢慢模糊，甚至忘得一乾而淨。可是，我們已經進入雲端儲存年代，只要我們把一言一行，一張照片、一段影片，放到電腦裡，而電腦亦有裝置類似OneDrive，又或是電子郵廂裡的信件，只要不動，就會永久被保留，隨時可以調閱。陳年的硬照可以丟失，數碼年代的資料會永久儲存在雲端，即是會繼續儲存在我們的腦袋。人可以被剝奪人身的自由，腦袋儲存的思想與資訊是不能被剝奪的。
當然，我們的社會及學校已明顯進入洗腦的年代。洗腦的途徑和手法有兩類，不外乎吸引人和嚇唬人，直白的說，一是利誘，一是威嚇。嚇唬人的工具還更多，更有效。你不服從，我們給你警告；你不聽警告，懲罰就來；你越不聽懲罰越厲害，包括侮辱，隔離，監督，竊聽，軟禁，解雇，威脅家人，綁架，失蹤，毆打，坐監，勞改，酷刑，一直到死刑，這些懲罰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腦的關鍵不是懲罰本身，是對懲罰的恐懼。恐懼對思維的影響是最大的。吸引人的方法常常是會預示，如果聽話，願意洗腦，會有美好的未來。可是，通常都是短暫的，甚至是謊話。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曾經說過：「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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