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雙屍案：敲起「孤獨老」與「孤獨死」警號

 

    九月下旬，西坑街永富新邨揭發一宗雙屍慘案，一對相依為命的年邁姐弟雙雙死於兩個房間內，女死者死去超過一個月，司警調查後相信男死者由於行動不便，被逼長期留在家中，日常起居生活全由姊姊照顧，最後無以為計相繼死去。非常羅生門的是同一單新聞，兩天前先出現另一個版本，同樣是行動不便的弟弟死去一個月然後姊姊相繼逝世，但相關報導已無法在網絡搜尋，直到今天，無論是衛生當局還是司警局，都沒有正面解說到底那一個版本才對，亦沒有解說為何死去一個月才被發現。更讓人不解的是，如果已經逝世一個多月，屍體應該發出極強異味，而永富新邨為陳年舊樓，座數多同層單位亦多，鄰居竟然嗅不出難聞氣味。雖然，最後都是鄰居察覺久久未見姊弟出現才報警，始發現雙屍案，反映澳門鄰舍關心日漸冷淡，極待改善。

 

澳門人口老化是「孤獨老」到「孤獨死」的主因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去年八月完成的澳門人口普查及住屋普查，報告顯示，直到去年八月，澳門總人口約六十八萬二千人，當中六十五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十年間倍增至八萬二千多人，佔總人口超過12%；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人口超過九萬人，佔本地人口近16%，老化指數較十年前大升23%至83.7%，並預計十年後澳門人口老化極為嚴峻。六十五歲或以上獨居長者共有九千三百八十七人，比十年前倍增了80%，屬「雙獨」（即同住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皆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的兩老夫婦共有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九人，意味本澳獨居長者及「雙獨」長者總戶數逾一萬七千戶。立法議員林雨滔在上週訊報專欄說：「按澳門人口預測二○一六至二○三六，至二○二六年本澳本地老年人口比例預測將上升至19.6%，至二○三六年更進一步攀升至24.7%，這不單意味本澳很快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對長者的各項需求會持續增長，也意味著若政府未有調整策略，未獲定期關顧的獨居長者和『雙獨』長者數目只會越來越多。」

      在住戶統計方面，常見規模兩人爲一戶，住戶總數共二十萬二千七百二十七戶，平均每戶有2.98人，顯示目前住戶規模日趨縮小。去年底，新一期經屋申請共收表一萬一千六百多份，其中交齊文件的八千八百多份，當中，兩人及以上家團人口申請超過五千七百多份，申請量大於相對戶型的供應量。事實上，澳門的家團人口越來越傾向一人或兩人，最多可能是三人，這亦非常影響未來澳門的公屋興建與需求落實的政策，如果不及早正視，可見「孤獨老」到「孤獨死」將是澳門成為悲情城市的必然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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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從「孤獨老」到「孤獨死」

    中國人自古以來，非常重視傳統家庭倫理，像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禮記．禮運大同篇》亦說：「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可是，隨著工業化都市社會的過度發展，各家自掃門前雪日益嚴重。澳門正步入高齡化嚴重的社會；隨著醫藥科技及健康養生的知識日趨發達，加上年輕人立足社會日見艱困，遲婚及不育衍生少子化是未來社會常態，換句話說，「孤獨老」到「孤獨死」的社會現狀由目前偶而發生會惡化成很普遍社會現象。

   「孤獨老」是必然的社會現實，追求「優雅老」將是目前個人與社會工作部門必須及早應對準備的重要工作。《陪你到最後》作者李春杏護理師說：「現代醫療很可怕，可以讓人活不好，卻又死不了！」目前，澳門經濟低迷，年輕人越來越不抱希望，更遑論追求理想抱負，活著時，要活得有尊嚴已經很困難，何況想死得有尊嚴，也許更是奢望！

    當全球快速「老化」和「少子化」，而獨居老人只會愈來愈多，家中兩代人或三代人的照顧與被照顧壓力會越來越沉重，彼此間的精神健康狀態會越來越差，而澳門社會工作與老年衛生保健醫療的開支會越來越龐大。英國心臟醫學期刊《Heart》研究警告：「常感覺孤單者，罹患心臟病風險高至29%，中風機率高達32%。義大利的『老年精神醫學會』二○一八年一月宣布，訂定每年十一月十五日為『重視孤獨日』，呼籲全世界關注「孤獨老』。」

    澳門是個非常保守的社會，談死絕對是禁忌。現實是「孤獨死」是銀髮一族與獨居社群必然的趨勢和結局，據了解，目前主動透過除「平安通」服務使用人數為不到五千人，相對本澳逾一萬七千的獨居及「雙獨」長者住戶，普及率僅約三分之一，換言之，像永富新邨的雙屍案隨時會重演。

    所谓「孤獨死」是指獨自生活的人在沒有任何照顧及支援下，在居住的地方因意外或突然病發而死亡。「孤獨死」最容易發生在同社會隔離、沒有家人、鄰人或友人經常保持聯絡的長者身上。研究發現，如果你一直一個人生活，最終可能會孤獨而死，而不是你以爲的自然優雅老死。芝加哥大學研究人員通過對五十至六十八歲的中老年進行調查後，發現孤獨感得分高的人高血壓方面也不容樂觀。目前，身心醫學更證明大部份的疾病源自孤獨引發的憂鬱情緒，「孤獨老」會導致身體健康惡化，是身體應付壓力時出現的自然反應，在無人關顧照料下最後只會「孤獨死」。

 

 澳門如何「安老」、「善終」才算是「老有所終」

     二○一八年，《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終於立法完成，其立法目標本來是要構建一個老有所養、老有所屬和老有所為的共融社會，並明確規定社工局須自法律生效三年後制訂審視執行情況的報告。惟是，三年過去了，也許政府正忙於治標的服務，無暇去做長遠的治本工作，就如德蘭修女說自己只能不斷做瀕死救護服務，根治問題應該交由有權能的政府負責。

    儘管如政府所言，新城A區興建約八百五十個宿位的長者院舍，可以解決現時輪候問題。然而，如果大家都有去老人院舍探訪，一定很感受到一股莫明的負能量正濃罩著整個院舍。關於長者安老服務，特區政府官方數字非常「亮麗」，長者服務遍布澳門各區大街小巷，服務老人的大小團體多不升數，可是，當特區政府致力追求服務量的體面時，可有想到給予長者高質量的安老服務。

    目前，以院舍安老為例，誠如前述院內人數眾多，負能量超標。當特區政府庫房仍然豐厚時，可有想到為澳門長者，尤其是面臨「孤獨老」，甚至「孤獨死」的狀況下，慷慨解囊，增撥資源，大幅度降低院舍院友的人數，拓展院內的個人生活空間。

    再者，青年住屋一直是個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只要放眼世界，許多先進國家已摒棄傳統院舍模式，就如台灣亦已展開大規模的「青銀共居」模式安老政策實驗，強調「室友就是家人」的跨世代居住，有助於解決長者獨居時的「孤獨感」和「寂寞感」問題，亦為解決青年學生的居住難題。日本致力推動「街ing本鄉」Home Share計畫，長者與學生同住一個屋簷下，被日本媒體稱為「書生寄宿制復活」的「一個屋簷下」計畫，鼓勵擁有私宅的獨居老人以免費或是便宜租金，提供寄宿房間給從外地來的年輕學子。荷蘭首創大學生與長者共居服務（student resident program），挑選有耐心愛心又有良好溝通能力的大學生，完全免費住在安老中心，交換條件是每個月至少要花三十小時當一個好鄰居。德國Geku-Haus公寓更驚艷，長者們身懷絕技，有織布高手、藝術史教授、會計師等，政府配對讀相關科系的大學生或在職青年與他們共住，彼此互相幫忙、分享生活與工作智慧。 

    澳門二○二○年度就讀高等教育的學生有三萬九千多人，其中只有少數住在大學宿舍，有來自外地的學生住在珠海，每天通勤到澳門上課。特區政府及大學學生事務處可有想到，善用大學生的住宿資源，好好回饋給曾經努力建設澳門的長者。立法會諸位議員，長者們曾經是多位直選議員的主要票源，好應該在立法及監督政府施政方面多為長者牟福利。至於普羅市民，請放下不必要的戒心，時刻關顧鄰舍的長者。

比「飛索」更危險的是直昇機家長及怕事政府 可

 

   

    十月四日重陽節假，許多家長聽聞水塘公園兒童遊樂場整修重開，都帶小孩去玩耍，其中新設的「兒童飛索」深受孩子歡迎。其實，只是要小孩舉起雙手，在起點緊握住把手，然後隨著滑輪移動到終點，然後又搖晃回起點。豈料，一名小童玩「飛索」時不慎撞傷頭部，由消防救護員送院治理，小童前額裂傷出血，沒有大礙。之後，連續兩天，有家長致電電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場」，反映小朋友在玩「飛索」時，也撞傷頭部，質疑市政署對有關設施有否做嚴格安全測試？這樣的設施是否適合兒童玩耍？一向懼怕市民投訴的市政署馬上圍封「飛索」區域，暫開放，再加裝軟墊等安全設施，加派保安人員協助兒童遊玩，才重開「飛索」。市政署發新聞提醒家長陪同子女玩「飛索」應注意安全，切勿助推加速，免生意外。

 

是「危」險還是「冒」險呢？別忘了有「危」才有「機」啊！

    一兩單「飛索」意外，只是一兩個小孩輕微受傷，卻搞出個大頭佛來，先有直升機家長致電投訴，後有膽小如鼠的政府馬上「補鑊」，極速加地墊，還額外花錢聘一位保安員專職看顧小朋友。比諸我們兒時，又或是歐美諸國，真是小題大造，原來，澳門與別不同，所謂世界大都會，是指安心出行，安心遊玩，小小意外可以牽連大風波，問你怕未！

    今天的孩子的確幸福，去公園玩一定有父母或家傭陪同，要是獨自玩耍，會被恥笑為野孩子。慢慢，在父母滴水不漏的嚴密保護下，小孩漸漸失去冒險和探索的好奇。在全天候被監控成長的孩子，一定每事問，事無大小，不敢自作主張，習慣依賴大人，必定尋求意見或批准，溫室小花被小心翼翼栽培出來，可是，一定經不起風吹雨打。

    美國權威雜誌《大西洋月刊》二○一五年四月號的封面專題為《被過度保護的孩子》，《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音頻編輯總監漢娜．羅森（Hanna Rosin）揭示一個驚人的家教現實時說：「家長甚至政府以安全之名給予孩子過度保護，已經將獨立、冒險和探索精神剝離，然而，孩子並沒有因為這樣變得更安全，好心做壞事的成人讓孩子的心智更脆弱。」漢娜一直關心青少年的身心意志成長，她曾經做過一個「垃圾遊樂場」的專題研究，這個遊樂場的概念風靡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代表鼓勵孩子冒險和探索、培育勇氣與果敢的教育理念。近年，這種理念的遊樂場再次在英國復甦，漢娜探訪的「垃圾遊樂場」透過廢物利用，孩子們在玩舊輪胎，玩鎚子和各種尖銳的工具，他們在操場上燃起火堆等。其實，筆者在二○○三年訪問澳紐教育時，親眼看到校園內外的小孩，有親師遠遠在場，獨自去玩澳門家長視為非常高危的遊樂設施，遇上跌倒或輕微擦傷，父母真的袖手旁觀，容讓孩子自己應變處理。

　　當然，在所有非常保護小孩的家長，一切遊戲都可以理解成「危險」，而　　對於孩子來說僅僅可能是「冒險」。其實，冒險和危險也許是一字之差，亦可能是一念之差。今天澳門的孩子越來越缺少冒險的體驗，被允許自由活動的地理空間大幅縮小。但是，孩子躲在自己的手機世界，雖然沒有身體的即時危險，但是，心靈上或精神上的危險也許更甚。

    看看我們的直昇機家長，天天自駕接送孩子上下學，期間，尤其是在名校區，一定是大塞車，幾乎所有的家長都把私家車停在學校門前才讓孩子上下車。再看，澳門政府過度保護學生，遇上紅色及黑色暴雨，非高等教育所有階段全面課，又或是颱風天懸掛三號風球，小幼教育全部停課。

　　也許，普羅家長都得了恐懼症，每每在報紙及社交媒體看到相關報導，就非常敏感。如前星期，在馬來西亞，就有一個小童在家的沙發蹦蹦跳，不慎倒在玻璃製茶几上，被破裂的玻璃片插穿心肺，馬上身亡。這些罕有的兒童意外傷害事故、綁架拐賣兒童犯罪、兒童性侵事件等負面資訊持續在媒體上衝擊著家長的視線，令家長們憂心忡忡，為了確保孩子的安全，現代父母傾向無時無刻看顧著孩子，就算給孩子手機都是為了能隨時監控到孩子的狀況。

 

沒有經歷過冒險的孩子，孩子長大後更不懂得應付危險

　　筆者小時候澳門的遊樂設施非常貧乏，除了學校以外，就只有二嚨喉公園，可是，這唯一的公園實在離家太遠，只好經常留在學校玩盪鞦韆、滑梯、搖搖船。慢慢長大，覺得一點挑戰性都沒有，於是，改為爬樹、去松山防空洞尋幽探秘，又或是租單車沿賽車跑道繞圈，在轉落電力公司旁「髮夾彎」的斜坡會鬆開手掣，任單車直衝，非常刺激。童年時，父母為口奔馳，那有時間做直昇機家長，正因為有這樣的自由任性的空間，我輩才經常在跌破頭、擦損手腳，流一點血亦視作等閒，我輩不少人在天生天養中茁壯長大。 

    沒有經歷冒險的孩子，會失去探索的自豪感和獨立精神，而這份探索精神正是孩子一受用無窮的社會資本，是獨立、自信、安全感的內在源泉。紐約市立大學的心理學和地理學教授羅傑．哈特（Roger A. Hart），是著名爭取兒童權利的學者，曾與英國BBC合作，拍攝「兒童地理」紀錄片，記錄了在同一個英國小鎮，七十年代的孩子和千禧年代的孩子完全不同的童年生活。哈特發現一九七二年的孩子，熱衷於花大量的時間去發現和創造自己理想中的風景，深深沉醉於自己的想像力之中，比如發現一個樹洞、用小石頭和樹葉造個河邊小屋等，而父母對於孩子們的這種想像力和探索欲望往往所知甚少。到了二○○四年，哈特再次來到這個小鎮進行跟蹤調查時，發現孩子不再擁有父母曾經體驗過的自由，他們的活動空間就是自家後院，並且不超出父母身邊兩百碼的距離。美國波士頓大學心理學家彼得．格雷（Peter Gray）研究發現，缺乏自由冒險的童年經歷，孩子更容易變得抑鬱、自戀、缺乏同情心和害怕長大。

　　沒有經歷冒險的孩子，會失去克服恐懼和風險管理的能力。須知道，今天的成人世界，無論是家事、職場、甚至投資等都要懂得及早做好風險管理。著名兒童安全及遊戲研究專家、德州大學教育學榮譽教授喬伊‧弗洛斯特（Joe Frost）說：「合理的冒險對於兒童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許多家長往往過於為孩子操心，甚至強行為他們做種種決定，認定孩子無法管理自己的風險，但是，這其實是低估了孩子的能力，更不符合孩子的成長自然規律。」

　　挪威皇后毛德大學兒童早期教育系教授艾倫．申士德（Ellen Sandseter）二○一一年在全球權威學術期刊《進化心理學》上發表的《從進化視角看兒童的冒險玩耍——刺激性經驗的反恐懼影響》一文時總結說：「孩子有嘗試危險和刺激的天然心理需要。在非常的冒險性刺激中，孩子們起初是被嚇壞了，但隨後就能夠克服這樣的恐懼。」也許，不少家長就被一開始的不確定狀況嚇壞，何來會允許孩子繼續冒險呢？申士德教授創設了很多兒童遊戲，亦與孩子及家長一起冒險去玩，總結出孩子會於適當的冒險中茁壯成長，能養成獨力決定、而承擔後果的責任感會練就出解難智慧。

　　目下的澳門兒童遊樂場，算是比我輩兒時要冒險多了，諸如大家會看到有幾層樓高的旋轉滑梯、攀爬繩網等。可是，礙於現在的安全標準，冒險程度還是很低，這樣的遊樂場千篇一律，不能給孩子喜感，不能激起他們持續探索的意欲，更不用說要成就他們的膽識與毅力。所以，最後許多孩子都躲在手機的虛擬世界冒險犯難，補償沒有實體冒險的心理需要。

 

別讓孩子變成「飼料雞」

　  目下不少孩子被寵壞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飯來張口，只愛一機在手。慢慢，我們的孩子就成為農場的「飼料雞」，只能困在籠裡啄食父母師長給予的食物與知識。要想孩子練就成自力更生的「走地雞」，從今天開始，信任孩子，放手放養他們吧！

大賺特賺的碩士博士生課程

 

         九月二十二日澳廣視晚間新聞，報導立法會李振宇議員就書面質詢澳門高等教育市場化。筆者翻閱立法會網站，找到了李議員的書面質詢，主要內容是：「本屆政府首份施政報告指，將推動高等院校逐步朝市場化方向發展， 政府將因勢利導，在保障本澳學生升學的基礎上，研究擴大本澳院校招收外地學生的比例，拓展生源。二○二二年度施政報告亦表示，將推動高等教育向市場化發展，公立高等院校積極擴大招生規模，逐步降低來自政府撥款的比重。在日前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表示，近年高等院校慢慢朝產業化發展，政府資助減少，在學校適當增加學費後，也要調升對外招生比例，公立高等院校由兩成半調升至三成，私立高等院校則由五成 調升至六成。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可能衍生出部分問題，如大學學術水準下降、教育質量失衡、高校之間惡性競爭等。因此，在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的同時，亦需逐步完善應對之策，確保高等教育市場化過程順利。因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第一，政府早前表示，考慮不將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及旅遊學院 人員納入公務人員員額制度總額範圍。請問，這是否意味著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亦包括公立高校？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具體構思是怎樣的？最終要達到怎樣的目標？ 第二，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之後，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關係將由之 前政府控制模式轉變為政府監督模式。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成立專門負責評鑑高等教育品質的機構，以確保高等教育品質及高等教育資訊 的公開透明？」當然，質詢還包括17/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規定，院校素質核證具強制性和周期性等等，容後再撰文討論。

        教青局長龔志明的答覆節錄重點如下：「在保障本澳學生優先就學及確保本澳高等院校辦學質量的前提下，特區政府持續鼓勵高等院校建設更為完善及市場化的運作機制，透過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化生源結構、鞏固優勢學科、發展特色課程和職業導向型課程、推動產學研發展，以及提升公立院校的財政及人事制度的效率及靈活性等，推動高等教育朝市場化方向發展。三所公立高等院校人員不納入公務人員數目的管控內，將有利於院校按照其實際需要，如因應學生人數變化和學術與科研發展狀況，有效配備各類專業人員，提高招聘優秀人員的競爭力。 隨着高等教育發展環境的優化，本澳高等院校在人才培養、學術科研及提升國際認受性等方面將更見成效，有助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學生 來澳學習，以及更優秀的教研人員來澳進行學術交流與推動科研發展； 同時，透過適度擴大本澳高等院校的辦學規模，希望可帶動本地內需市場的發展，助力本澳經濟適度多元。近年，本澳高等院校辦學質量、國際認受性持續提升，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目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列入全球三百名以內；澳門旅遊學院目前共有八個學士 學位課程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頒發『旅遊教育質素認證（TedQual）』。」

 

進一步理解李振宇議員的對高教市場化的憂慮

         李議員質詢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具體構思是怎樣的？最終要達到怎樣的目標？先說目標，其實，二○二二年度施政報告已很清楚說是為了逐步降低來自政府撥款的比重，言下之意，就是「慳錢大晒 」。我們非常理解特區政府陷於蠟燭兩頭燒的困局，一方面是清零抗疫致賭收大跌，二方面是經濟不振，既要增加福利開支，如十月又推出每個居民八千元消費券，而又要勒緊荷包。所以，凡是能節省開支的一切政策，都要盡用。

        為達成逐步降低來政府的撥款的比重這個目標，一定會影響高校的整體運作成本，而成本之一是高校教師的收入。為了節省這方面的成本，目下澳門高校，無論是公私立大校，都聘用了很多內地教師，公立大學有既定規範，保障本地與內地教師同工同酬，但私立大學就控制不了。目下，政府允許公立大學教師的薪酬浮動，即可以高薪挖角，所，開源又是另一個出路，即如行政長官表示，近年高等院校慢慢朝產業化發展，政府資助減少，在學校適當增加學費後，也要調升對外招生比例，公立高等院校由兩成半調升至三成，私立高等院校則由五成調升至六成。如果大家走進公立大學的課堂，尤其是碩士及博士班的教室，會發現內地生（亦算是外國學生）佔的比例比本地要高，私立大學更佔八成以上，動輒四十幾人一班，冠絕全球。高等教育師生比例竟然高出非高等教育，用客人來多雙筷子的思維去營運高教。高校教師素質已經良莠不齊，外地教師佔多教授具本土特色的科系，只能照本宣科，或是東拉西扯，師生交流討論空間不多，如此上課質素如何確保高校教育素質呢？

        李議員明白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可能衍生出部分問題，如學術水準下降、教育質量失衡、高校之間惡性競爭等。其實，澳門高校還沒有市場化以前，一直都存在學術水準的問題，不要以為澳門大學及科技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列入全球三百名以內就沾沾自喜。說穿了，只要花一點錢，羅致到幾位諾貝爾得獎者或名牌大學院士充撐場面，或者是刻意招聘能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離地學者，都能讓大學牌名往前推。可是，目前公立大學已淪為研究發表機器，教學素質已被嚴重輕視，而目前高校最大的問題是研究發表與教學素質非常失衡，沒有高質素的教學，何來可以栽培出傑出的人才呢？試問又何來好的高等教育質素呢？當然，目前的高校惡性競爭已非常白熱化，為了生存，只好將收生要求不斷下調，而又不斷增收內地生，怎樣保障本地學生優先的施政目標呢？

 

進一步理解教青局對對高教市場化的無知

       高等教育市場化，近則牽動當前澳門財政與資源分配，遠則涉及澳門未來對於專業人才養成的藍圖。許多國家都走過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路，都曾經發揮過高教育市場化的優勢，通常有三個方面：1.有利於高等教育整體品質和效益的提高，即是說用進化經濟學，優勝劣敗，自然能提高品質及效益。可是，實況是最後，高校不想殺校，就只能降低教育素質。2.市場化有利於高校課程專業設置多樣化、靈活化，促進大學生就業。實況是理工商科門庭若市，但文史哲科門可羅雀。須知道，一個國家地區不僅需要高端科技或工商人才，還需要文史哲的專才，整體社會才能在有文化底蘊下穩步發展。3.市場化有利於高校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力量，實是社會更走向急功近利。綜觀目前，完全看不到特區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發展又何高瞻遠矚的計劃，但就正跌入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種種陷阱，必須正視與改正，不要被道聽塗說得來的高教市化「甜頭」誤導。

        英國高等教育市場化失敗是有代表性的前車之鑑。一九九七年，工黨出身的首相向貝理雅（Sir 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引入「市場主導改革」，英國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一九七五年的6.7%下降，到一九九五年僅佔5.2%，高等教育學費逐年攀升，反而出現更大的教育不平等。高等教育目的與手段之理念背道而馳，完全陷入上述的高教市場失敗境地。

        高等教育市場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交叉影響下的產物，願景與目標都非常美好，但在具體實踐中，經常出現很多不確定和非預期效應，院校間模仿趨同效應日益顯著，理工科及利益顯著的科目當頭，人文科學陷入被邊緣的危機。  

        高等教育市場化不能一頭熱就去做，亦不能以為減輕成本就大有可為，更不能人云亦云，無知猛幹。要依靠市場化的大學治理路徑需要不斷反思，要做更學術的深入研究、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係與協調要非常健康，才能穩步發展。

 

從伊頓公學說到新建兩所離島國際學校

 

        十月一日國慶日，社文司歐陽瑜司長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位於路環石排灣12a地段的兩間國際學校的建築工程已基本完成，正等待收則後交由教青局再與學校簽訂協議後投入使用。特區政府早前放出消息，有意增加兩間新的國際學校，已收到本澳不同學校申請，政府正研判哪些學校適宜，她希望學校的方向是可提供國際課程，令教學更多元。筆者與普羅大眾都非常好奇，作為有責任率先維護教育公平的政府，為何不先照顧辦學條件仍然很差的裙樓學校，一如歐陽司長說，新城A區學校村將有八間學校和一間青年活動中心，希望能解決裙樓學校及條件較差的學校的問題，裙樓學校已與教青局基本達成共識，希望局方盡快公佈。換句話說，是先有兩所國際學校落成及很快投入使用，而尚在裙樓學校苦苦掙扎的師生只能看新城A區的學校村望梅止渴。

 

盤點澳門國際學校，還需要兩所新的國際學校嗎？

       根據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二○二一年的統計，目前在澳門有三所正在運作的國際學校，最老牌的是有巴哈伊教背景的聯國學校，提供幼稚園到高中一條龍教育，學費約從七萬到十萬一年，學生總數為七百人；聖公會學校雖然沒有明正言順說自己是國際學校，但在社會人士及家長心目中，完全視為國際學校，提供幼稚園到高中教育，其中幼高到小學納入免費教育，學費由五萬至九萬多，學生總數為一千四百五十；近年，最受家長追捧的是澳門國際學校，都是提供幼稚園到高中教育，學費最昂貴，從九萬多到十三萬多，學生總數為一千三百多人。至於葡文學校、濠江英才學校、教業中學英文部等都被視作國際學校，這是因為除了葡文學校以葡萄牙文授課外，其他學校都以英語及普通話授課。粗略估算，三所國際學校學生總數只佔全澳非高等教育學生數的0.04%，看下去仍然大有可為的空間。

       其實，澳門的家長，尤其是中產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進以英語授課的學校，如聖心、聖羅撒、永援及慈幼等，期望將來能參加國際公開試，通過後就直接赴英美澳紐等英語國家留學，都以為浸過鹹水肯定比沒有吃香及有前途。所以，澳門人對何謂國際學校的印象與理解是非常簡單模糊的。

 

何謂國際學校？何謂貴族學校？

        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原意是為在地的外籍學生提供幼兒到高中程度的教育，而且是實施外國的學制與課程。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都擁有數量龐大並品質精良的國際學校，用以服務「國際移動家庭」的子女。按照英國著名國際教育機構Nord Anglia統計，全球國際學校超過三千所，單單在中國已經超過兩百所，在國際學校讀書的學生被稱為TCK（Third Culture Kids-第三文化兒童），意指不受當地教育傳統文化的牽制，亦不受學生原來國家的教育文化所約束，完全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國際文化為設立的基準，如一般學校都以英語為授課語言，以普世哲學為人文學科的核心科目，然後又以STEM或STEAM等帶有濃厚科技與藝術整合的科目帶領教育潮流。目前，北京就有國際學校三十多餘所，提供外交人員子女和外籍人員子女教育，就算他們隨時離開，都能順利銜接其它地區的國際學校。通常，國際學校予人無壓力、功課少、著重多元發展，畢業後能進名牌大學等正面刻板印像。

        國際學校本來為外籍學生提供與其本國對接的高質量教育，實施外國學制。慢慢，由於身處本地區的家長都很想自己的孩子能進國際學校，無論是因為炫耀、抑或是真想孩子得到優質教育，國際學校收生政策逐漸改變，發展成同時可以為本地區學生提供國外教育模式的學校，以便提早為孩子對接國外教育或升大學做準備。在國際學校讀書，可以比一般本地區學校多了跟來自不同文化的外國孩子接觸機會，並且能更早融入外國的文化習俗，從而培養孩子的國際視野。在課程方面，國際學校提供國際化的教育方針，像是IB文憑或劍橋國際考試之類的課程，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和接觸更多國際都會的文化和知識。當然，有越來越多的本地家長不願孩子接受傳統學校的填鴨式教育，希望孩子能在輕鬆快樂的環境下喜歡學習，對長遠打好自律學習帶來更深遠的正面影響。所以，寧願放棄免費教育，甚至一年要付十多萬的學費都在所不計。

        貴族學校（exclusive school）本意是給帝國貴族子弟的學校教育，收生少，除了基本的語言、人文及科學教育外，更要學習政治、經濟、甚至是領導藝術等等。慢慢，帝國日益末落，連以日不落帝國著稱的英國都不再走真的為貴族學校路線。通常，貴族學校被誤認為是另類國際學校，學費高昂、名氣大。雖然社會已經進步，但所謂的貴族學校仍然保存故有的制度與特色，如封閉寄宿式的教學方式、嚴厲的校規、縱容校園欺凌等。但另一方面，又以優良的教學環境著稱，滿足部分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的商人和一些有錢的單親家庭。

         全世界最著名的貴族學校首推英國「伊頓公學」（Eton College），是英皇亨利六世於一四四○年創辦，最早只招收七十名貧窮但優秀的學生，提供免費教育，作為進入劍橋大學英王學院的預備學校。早期伊頓公學名符其實就是一所公立學校，而且是非常平民化的學校，但到十七世紀，英國實施義務教育後，伊頓公學逐漸向貴族化，成為培養英國王室成員中的男生的寄宿學校。這所學校以傳授希臘語及拉丁語為主，非常離地，又極度輕視科學教育，但就很重視體育，深信體育能培養出領導人該有的能耐與鬥志。隨著工業革命及科學興起，伊頓公學慢慢走向文理兼修的菁英學校，先後培養了二十位首相，包括剛落台的約翰遜，著名校友包括了寫《一九八四》小說的喬治．歐威爾，還有重量級經濟學家凱恩斯，已故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na）亦親自把威廉王子及哈利王子送進伊頓公學讀書。

 

澳門還需要怎樣的國際學校？

       綜觀澳門目前的國際學校，都以英語及普通話為主要授課語言，換句話說，國際學校培養的人才能遊走中國及歐美諸國，語言能力要暢通無阻。其實，像濠江英才學校及教業中學英文部，都標榜英語及普通話。所以，師資就成為比拼的重大環節，即英語老師來自美加，普通話老師來自上海北京，而且要有任教英語或普通話的專業資格才獲聘任。

        澳門國際學校通常都從國外聘請老師，試圖透過老師的本國文化素養影響學生。再者，如澳門國際學校的學制及課程完完全全就是美加的課程。當然，課程及功課量不多，但創意及綜合能力強通常是國際學校的獨有優勢。

        雖然，政府很想打造澳門成為國際旅遊大都會，特區政府在審核賭牌的時候，更高度要求申領牌照的財團能吸引更多外國高端遊客來澳門旅遊博彩。可是，澳門基礎教育學生的英語一直不如香港及新加坡，很多社會人士及家長都忽略，以為港澳地區的教育模式很接近，其實，香港非高等教育的師資及課程教學多年來都遠遠領先澳門。就算一些港式教會學校在澳門設校，亦以英語為授課語言，但就無法培養出創意及解難能力強大如香港學生的成績出來。

       澳門高等教育培養國際人才更堪憂，無論課程設置、師資與學生都很中國化，而中國內地來澳，除非曾出國留學，否則其英語及國際視野都不太盡如人意，請問我們的大學教育又如何培養出能在國際學校任教的老師嗎？

 

       一所稍有規模的學校，從畫圖則到興建，再到添置教學設施設備，動輒五億元，兩所學校就要豪花十億元。真不知道教育行政部門為何要選址在石排灣，是因為離島多了很多富戶嗎？還是已經有很多外國政商居住嗎？特區政府如何定位這兩所國際學校呢？在審核辦學團體的辦學條件時，可有認真考慮其師資、課程、教學、評核等等，是否能讓在讀學生享受與目前其他國際學校不同的獨特教育優勢呢？真能為澳門培養有國際視野及國際交際能力的人才嗎？如果是，這項教育投資才符合成本效益；如果不是，又是一項大白象工程，浪費公帑收場。

親師官員剪斷孩子的翅膀，卻指責孩子不會振翅高飛

 

    著名作家倪匡生前曾經說過一段很大逆不道的話：「人類之所以有進步，是因為下一代不聽上一代的話。所以我鼓勵年輕人不要聽『老坑』說話，『老坑』的說話不用理，你要去找尋自己的想法。」我們小時候就聽過，「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現代新的顛覆版本說成「不聽老人言，進步在眼前」。當然，上一代人的經驗是一把雙刃刀，既有可貴的參考價值，但經驗也可能是過時的權威陷阱，惟有好好培養孩子的獨立思考，就等於給予孩子一雙能飛得高、看得遠、著陸準的翅膀。

 

聽教聽話的文化從家庭蔓延到學校

    參加許多嬰兒百日宴，又或是過年拜年時，總會聽到「聽教聽話」及「快高長大」，容易被理解成先聽教才能長大是不容挑戰的金科玉律。從來，中國傳統家庭都奉行長幼有序，尊卑分明的輩份關係；加諸「上所施，下所效」的權威教化思想，形成聽教聽話才是正道。

    可是，近世心理學及社會學的發展，開始關注到聽話對孩子成長產生的負面影響。一個十分聽話的孩子，其實是不斷被剝奪絕眾多可能的發展機會。聽話服從的孩子只會按照父母的意願行事，父母不允許的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也許，父母亦受本身認知局限，但就成了擋住孩子發展的絆腳石。試問循規蹈矩不犯錯，聽教聽話就能邁向好的人生嗎？就像網絡上有張漫畫描繪的一樣：「你剪了我的翅膀，卻抱怨我不會飛。」愛因斯坦也曾說過：「沒有個人獨創性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的社會。」可見，獨立思考及創造能力關係到個人及整個社會的未來發展，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創新的歷史。

    許多父母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害怕孩子輸在起跑點，所以，毫不吝嗇給孩子優質的教育。可是，許多父母仍活在工業革命時的思維，誤以為孩子的腦袋裝滿考試必備的知識，通過種種校內及校外的考試，就能一登龍門，升價十倍。可是，我們已經活在資訊超載的時代，許多要背誦的知識只要按一下電腦的鍵，就能一應俱全。對個人來說，沒有獨創性和獨立思考，在當前競爭激烈的社會，就等於自毀前程。

    九月初開學，香港福建中學附屬小學，新學年安排小學生跪地向父母「奉茶」。孩子在學校禮堂先跪在墊子上，被老師指揮必須用真誠懇切的眼神望著父母，然後拿起茶杯，面對父母講：「從今以後，我會好好孝順你，你話點就點啦」，請父母喝茶！」一句「你話點就點」是目前學校的教學真象。

    在中國傳統高喊孝義忠信的儒家代表孔子，在與學生對談孝道時，不忘提醒學生要努力做「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已說，教師的傳統權威正日漸流失，必須用人格感召及專業知能的權威補上，方能讓學生拜服。可是，目下澳門的學校仍然很保守，教師權威至上，課堂上只有老師講學生乖乖聽，仍然會在課堂結束前循例問學生有沒有問題，學生還未提出，下課鐘已響。事實上，學問是學生敢問，老師敢答，師生共同備課研討，這股教學文化在澳門還沒有建立起來，學生有夠膽公然挑戰老師的時機與空間嗎？

 

聽教聽話的文化又從學校蔓延到政治社會

　  當前特區政府大搞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利用公眾諮詢會大力推銷，趁此機會盤點表忠支持政府修法的個人、社團、學校、學術機構及財團，愛國學校，亦伺機加強愛國教育與國安教育。訊報專欄作家晏哲上週撰文時說：「記得有一名大約二十多歲的與會者，言辭激昂地表示，要加強『正確的』歷史教育，要讓青年知道世界各地的政權如何被滲透、被干預、被瓦解，要令青年『正確』解讀過去，『正確』了解現狀，『正確』預判未來。」晏哲其後又說：「一名就讀『名校』的初三學生的言論亦令人震驚，該名學生同樣支持修法，又建議當局要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要『警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課堂上宣揚『港獨』、『台獨』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煽動學生群體。他又舉例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早前『竄訪』台灣，就是危害國家安全，突顯是次修法的必要性。」有很多網民在相關報導批評該名學生只是鸚鵡學舌，照讀手機稿，晏哲嚴厲批評：「學生若成為學校向統治者表忠的工具，那不正是教育之恥。」這正是聽教聽話得出的政治正確惡果，先害了孩子，更對社會國家進步文明毫無助益。

    特區政府愛民如子，卻經常誤以溺愛對待。一方面高投入給孩子十五年免費教育，可是又添加了很多違反教育精神的奴化教學；特區政府不斷營造一個高福利的社會，為振興經濟，不但提前發放每人一萬元的現金分享，還因為疫情而推出消費券，這一期消費券還沒有用完，新一輪八千元消費券又加碼送上。我們的孩子越來越活在思想痲痺、福利齊備兼不勞而獲的社會裡，其實就是在慢慢剪斷他們的翅膀。   

 

父母、師長及官員要敢於培養「不聽話」的孩子

    一個健康成長的孩子應該充滿活力、勇於批判、敢於不斷嘗試創新，不受現成的常規思路約束，尋求對問題的全新、獨特性的解答思維過程。就像胡適說：「為學要不疑處存疑」。曾經打敗電訊科技巨頭諾基亞的蘋果電腦創始人賈伯斯多次在演說時，強調每一個人都應懷抱「初學者的心態」去生活及工作。所謂「初學者的心態」其實是行動派，不要迷惑於表象，要洞察事物本質，不要無端猜測、不要武斷，要像一個新生兒面對這個世界一樣，永遠充滿好奇、求知欲、讚嘆。孩子天生的翅膀，就是他對世界的好奇與求知欲。身為家長、教師及政府官員，如果我們處處對孩子設限，事事要求孩子聽教聽話，無疑是剪斷了孩子的翅膀，扼殺了他的這種天性。一個沒了靈魂翅膀的孩子，你又怎能指望他長大之後展翅翱翔呢？允許孩子的靈魂翅膀發展，得以振翅高飛，必須創造條件與空間，允許孩子在安全的範疇大膽嘗試，同時喚醒孩子內心對萬事萬物的好奇。

    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是理性主義的鼻祖，但就收了一個充滿經驗主義色彩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亞氏經常不同意柏老的觀點，兩師徒時常爭論得臉紅耳赤。有一次，柏拉圖終於按捺不住，暗諷亞里士多德是一隻初生之犢，剛吮飽母乳還要踢母牛一腳。可是，亞氏不甘示弱，回敬老師說：「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中國人非常希望孩子都能「青出於藍勝於藍」，但又不放心孩子獨立成長，偏偏要加諸許多傳統權威思想框住孩子。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在《先知》詩集〈孩子〉篇就說了父母與政府該如何看待孩子的成長。他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他們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他們經你而生，但非出自於你，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卻不屬於你。你可以給他們愛，但別把你的思想也給他們，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思想。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身，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那裡你去不了，哪怕是在夢中。你可以勉強自己變得像他們，但不要想讓他們變得像你。因為生命不會倒退，也不會駐足於昨日。

    富蘭克林說過，有些人二十五歲那年已經死，直到七十五歲那年才埋葬。他們死的並不是肉體，而是心中的希望，以及對人生無限可能性的堅信。

    要有靈魂翅膀的孩子，才能展翅翱翔？要獨立創造思考的公民，才是真正的特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