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一年歲末，爆出多起教育大醜聞，其中廉政公署揭發教育發展基金資助存在千瘡百孔，有時事評論員更批評資助制度是一盤「混帳」。沒料到，來到最後一天的下午，在祐漢新村第八街的新華學校門前，竟有一名二十一歲男子在學校門前潑淋天拿水縱火。據報章及網絡視頻得知，該名疑似精神有問題的青年是該校的退學生，徒手將樽裝液體灑於地上和校門前，自己亦不慎踩到地上液體，忙亂中火勢就升起。一瞬間，現場變成十六米乘兩米的火海，同時產生大量濃煙。現場片段看到，該名男子自己亦被燒到手腳，一邊跳動，一邊想拍熄火舌，但仍無法阻止火勢燒傷自己，最後，脫光衣服，只穿一條紅色內褲，被差人制服拘捕。火警發生後，學校保安員即時發現並報警，校方即時展開疏散行動，約於三分鐘內將六百多名師生疏散到校外安全地方，無人燒傷。
筆者沒有水晶球，亦無內幕消息，更不是福爾摩斯，無從知道那名縱火的青年是否精神健全？其動機為何？當然，對於違法傷人的暴行，理應譴責及懲處，絕不能姑息。可是，綜觀其縱火行為，透露出其對類似汽油的瞬間波及率認知非常薄弱，到自身燒傷後的自救行為，可能顯示出是個有精神障礙的人士。可以略為確定的是，縱火青年曾是該校的學生，其際遇應讓他滿腹怨憤，看片段不是惡作劇，似是發洩心中的怒火，也許更想引起大家的關注。事實上，這一把火，應該點燃起我們對這位以身犯險的青年的熱切關顧，查找背後的原委，致力透果改革學校教育讓事件不再發生，甚至使教育能發揮防微杜漸，進而使青少年更樂活學習的重要手段。
我們一直傷痛代傳失控的努力文化
英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在《讚揚閒逸》的鴻文裡說：「雖說些許的閒暇令人愉快，但倘若一天二十四小時只需工作四個小時，人們會不知道如何填滿他們的日子。現代世界的境況正是如此，這是我們的文明所受的罪責，然而較早之前並非如此。以往我們有能力保持輕鬆愉快和嬉戲玩耍，但這樣的能力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受限於崇拜效率。現代人認為每件事情的完成都應該是為了其他事情，絕非因為本身的緣故。」羅素九十年前的警語，竟應驗在當下的澳門社會。從兒童進入托兒所，一直到職場拼死幹活，我們就被丟進效率的深淵裡，永無止境地載浮載沉。
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很嚴厲批評人們用外在的效率與成功感去肯定個人的快樂與成就。追本溯源，自馬丁•路德發佈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起，定性懶惰是一條罪，加諸哥倫布地理大發現，將努力的目光放得更遠，到了工業革命後，世界走進效率是一切的不歸路，過度努力讓我們建構資本主義繁華昌盛的社會，但亦讓我們深陷於努力過度的文化病灶。《失控的努力文化：為什麼我們的社會讓人無法好好休息》（Do Nothing: How to Break Away from Overworking, Overdoing, and Underliving）作者瑟列斯特•赫莉（Celeste Headlee）說：「至少從十九世紀開始，我們就已經學會這種行為，然後變本加厲地傳給下一代。大多數父母親會說他們只希望孩子能夠快樂，然而研究顯示，大多數父母親真正要的是高平均分數，認為學業成功能讓孩子快樂。」
重返中國文化，我們仍然深受「業精於勤荒於嬉」及「勤有功戲無益」的荼毒；學校通常視成績不好的學生為懶鬼，就算聰慧成績好的學生亦會拿到「天資聰敏惜未盡全力」的評語。再者，種種本地及國際調查顯示，兒童及青少年活在這過度努的文化裡，勤已惡化為必得過度努力，後果是孩子越來越厭學、憤怒、焦慮、憂鬱、甚至罹患精神病。
誰來關顧兒童及青少年過度疲勞
「過度疲勞」（Burnout）這個詞，聽起來是褒多於貶，對於一天到晚都在上課及補習的孩子，我們一直沒有正視他們的困境，更遑論提出積極的紓困措施。二○一九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過度疲勞」定義為一種「病症」！而在《國際疾病分類標準》中將「過度疲勞」的症狀列成三大點：1.全身感覺精疲力竭；2.產生倦怠感或負面情緒；3.效率降低。當手機及網路遊戲成為孩子的避學天堂時，更加劇加身心精神的疲勞。而身心精神疲勞得不到改善的話，各種身心病症就隨之而來，其中包括失眠、憂鬱、躁鬱、思覺失調，更甚的是因情緒轉移到身體的疾病，如甲狀腺功能障礙、荷爾蒙失調、紅斑狼瘡等頑疾。目前，每四個人就有一個患有精神官能症，精神病的低齡化亦成為世衛非常關注的健康教育課題。
從工業革命後，家長要上班，學校應運而生，且成為教育的必然手段。可是，長期以來，這種由上而下的教育，一直壓抑甚至扼殺學生的好奇心及自主學習動機。與此同時，所有學校開設的課程，都有一種很不人道及很不科學的假設，學生應該在指定的時間以指定的方式學完指定的課程內容，為了達成指定的學習成果。顯然，學校教育已經變成殺人不見血的《魷魚遊戲》，雙贏的機率接近零，規則也傾斜於精英尖子，於是，厭學與棄讀情緒慢慢累積，就像學生書包只有越來越重一樣。即是說，學生的讀書壓力、課業煩重、沒完沒了的測驗考試，都造成今天學生過度疲勞及各種身心病的原因。
快不能解決的事何其多啊？慢活及慢教育才是社會發展正道
一個母親都要懷胎十月才誕下嬰兒，一個小學生用棉花泡水發綠豆芽都要幾天才長出小葉子，連小學生在常識課都學會慢食細嚼才健康，更何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呢？筆者多年前考察過歐美先進諸國教育，尤其在歐洲，人們都過著慢生活。筆者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期間，申請一個搭地鐵的月票，從排隊到領證足足花了一個上午，但是，葡萄牙人就愛享受這般低效的慢生活，而不寧願過香港或新加坡的高速快活。
正本清源去治療我們的都市病，讓活在澳門的群眾，尤其是我們社會的未來主人翁獲得真正的優質生活，不僅僅要把生活步調慢下，積極過慢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推行慢教育。記得在新冠疫情肆虐初期，全澳停課，教青局老柏生局長就豪氣干雲地說：「學習是漫長過程，十五年學習不爭朝夕。」面對疫情有如此果敢決斷，同樣，面對「每況愈下」的學童讀書壓力及精神健康，加諸特區政府銳意推動「大健康產業」，投資在未來社會健康棟樑身上不是最有價值嗎？
慢教育讓每一個不同的學生都得到恰如其分的教育；慢教育讓每一個充滿挫敗的學生有充裕的機會再站起來；慢教育讓失控的努力文化得以糾正；慢教育讓教育給社會帶來真正的慢樂活。
最後，有關心青年身心精神健康的法律學者慨嘆說，真的很指望這個傻孩子有精神病，其懲處可能會輕很多，甚至可以免於刑責；但要是精神健全的話，要付出的刑罰代價將是非常沉重。這位已經身陷囹圄的最小弟兄，很需要教育者的無私愛去平息心中的怒火，幫助他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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