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治患血漏女人揭示的解難智慧

     在瑪爾谷福音第五章，一個患血漏病的婦人，趁耶穌路過時，偷偷碰觸了祂的衣裳，她的血源立刻涸竭了，並且覺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耶穌頓時覺得有一能力從身上出去，就在群眾中找誰摸祂的衣裳。那個患血漏的病人雖然很害怕，但仍戰戰兢兢地前來，跪伏在耶穌前，承認是自己摸祂的衣裳。耶穌便向她說：「女兒，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罷！你的疾病必得痊癒！」

血漏是指女人的月經流血不止，又稱崩漏，西醫稱做功能性子宮出血，通常吃止血藥，又或者去醫院刮宮。中醫認為是氣虛無法固攝血，沖任損傷，使得血不歸經，從而形成此病，治療方案就是保血氣。但在當時，血漏幾近是不治之症。但是，耶穌卻顯了一個不藥而治好她的奇蹟。     耶穌顯這個治病奇蹟非常被動，很耐人尋味，我們要先知道兩件事：第一、這個婦人為甚麼不大大方方地找耶穌，而要偷偷地摸祂的衣服？第二、耶穌知道這個婦人得到醫治之後，為甚麼還要讓她在眾人面前曝光？首先，為甚麼這個婦人要偷偷摸耶穌呢？這跟她的病有莫的關係，在當時的宗教、社會、猶太傳統裏，血漏病是不潔淨、見不得人的，她不可以摸別人，別人也不可以摸她，不然大家都會變得不潔淨。她病了十二年都醫不好，期間，她都不可以碰到別人，別人也不可以碰到她，想想看，這對她的人際關係會有何等大的影響？身體受苦也就罷了，但內心一定充滿恐懼、自卑、憤怒，可能還充滿了抱怨和苦毒。她不僅僅是身體患血漏，精神也得了血漏病，心已破碎了。     她不敢公開摸耶穌，因為她根本不敢讓人知道她要找耶穌，但對耶穌的信賴突破律法及心理的限制，她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我只摸一摸祂的衣裳，必然會好的」。這種觸摸的信心，無懼、信靠與果敢，果然在她觸摸的那一刻，主的能力順著恩典的流，進入婦人身體之內，就治好她的病了。     耶穌行了這個奇蹟不就已經告一段落嗎？耶穌要知道她是誰是輕而舉的事，為甚麼耶穌還要將她揪出來，讓她在大家面前曝光，這不是令她很沒有面子嗎？當然不是。耶穌之所以要把她示眾，是因為耶穌不只想醫治她身上的血漏，還要醫治她內心的血漏，耶穌要醫治她內心的創傷、除掉她多年來的恐懼、自卑跟退縮。     曾經看過一則校園新聞故事，澳門發生了一宗夜間入校爆竊事件。一個小偷三更半夜爬牆進入學校，再爆門鎖進入教務處，偷了多部老師沒收的學生手提電話及班社費，還用水倒進多部座檯電腦。後來，被警方捉到，法庭判其入獄兩年半。一年多後，校長在一個社會重返的教育活動遇上這位剛假釋的年輕人，他主動向校長道歉。言談間，他說當年剛好在另一所學校考完初中畢業試，在畢業禮前被逮捕，學校馬上開除他。校長問他可有想到要重返校園，他說很多學校聽到他說剛出獄都拒絕他。校長就跟他說，你來我校重讀初三，但他非常恐懼說，我怎能在一所曾犯案的學校讀書，更怕當年在庭上指證他的老師會認出他，甚至四處張揚。校長跟他說當年你偷偷進校犯事，一年後拿著畢業證書昂首闊步離開不可以嗎？他猶豫了一會，終於答應重返校園。一年來，沒有人「篤灰」他是當年的小偷；一年後，他在畢業生致詞時果敢公開了當年的過錯，贏得全場掌聲。     我們都是凡夫俗子，都患上不同類型的心漏，都會恐懼面對現實。我們在患血漏婦人的經歷學到，只要果敢碰觸，奇蹟會一聲不響地從大能的主展現在大家眼前。

古今中外愚政進行曲此起彼落

 

    兩度獲得普立茲獎的世界著名歷史學家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在其名著《愚政進行曲》（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中的第一章：〈背道而馳〉，擲地有聲的說：「在整個人類歷史時期，不論在哪個國家，也不論在哪個階段，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政府奉行與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與人類幾乎其他活動相比，政府的表現往往更為不如人意。在這方面，原本應該根據經驗、常識和可利用訊息而做出恰當判斷的智慧，不僅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導致了令人最沮喪的結果。為甚麼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經常性地做出有違理智且顯然與自身利益相違背的事情呢？為甚麼明智的思維過程似乎常常失效？」

    Barbara在這部巨著中尖刻的指出政府四種交錯使用的愚政手段，其中包括：1.暴政或壓迫，歷史上已經有無數此類惡名昭著的例子，從秦始皇到希特拉；2.過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圖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中征服西西里，腓力二世試圖用他的無敵艦隊擊敗英格蘭，德國自視為優秀種族而兩次試圖統治歐洲，日本謀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等等；3.無能或頹廢，比如晚期的羅馬帝國，最後的羅曼諾夫王朝和中國末代王朝清朝；4.愚蠢或墮落，從木馬屠城到越戰。當中，Barbara屢次強調愚政的具體表現為奉行一種與所涉及的國家或政體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應有利於維護統治主體的利益或優勢，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適得其反。

    根據維基百科解說：「愚民政策（Obscurantism）即為故意阻擾事情的明朗化進程或不將事件全部信息公之於眾。對於愚民政策，一直以來有兩個學術上的常見解釋：（1）有意封閉知識—與傳播知識悖逆，如某個政體不讓信息為公眾所知；（2）故作隱晦—某種故作含糊，模糊不清的創作風格（體現在某些文學藝術作品中）。換言之，越是奉行愚民政策的政權，越是用盡一切法律工具和語句複雜及語境隱晦的文宣箝制人民，盡收愚民政策的利益。

 

古今中外焚書坑儒此起彼落

    公元前二一三年，秦統一中國第八年，博士齊人淳于越在朝堂上建議恢復周朝封建制，丞相李斯極力反對，更提出焚書新議，始皇下旨同意。即是說只保留秦國史書，其他的史書都焚毀；《詩經》、《書經》及諸子百家之書只有博士官所職可以保留，民間的都於限期交出燒毀；另外，醫藥、卜筮、農業等書民間可以保留；想學法律的人就拜師官吏。

    希特拉其實是個讀書人，保守估計其私人藏書高達一萬六千冊。而且它們絕非用於裝飾擺設炫耀。據說希特勒的閱讀熱情近乎瘋狂，每晚都要閱讀一定量的書，否則睡不著。但是，為了鞏固極權統治，箝制人民的思想，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發動五千多名大學生，在柏林歌劇院廣場燒書兩萬多本書，現場有數萬人旁觀。午夜時分，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喊道：「被誇大的猶太知識分子時代如今終結了……如果你們大學生行使權力，將精神糟粕扔進火焰，那麼，你們也要承擔義務，在這些垃圾所在的地方，為真正的德意志精神掃清道路。」其實，之前之後，許多德國大學都燃起了焚書的烈焰。在弗萊堡，新任校長海德格爾在致辭中說：「火焰，告訴我們，照亮我們，給我們指路，沒有回頭！火焰被點燃，心靈在燃燒！」希特拉亦說：「不需要年輕人有判斷力。只要給他們汽車、摩托車、美麗的明星、刺激的音樂、流行的服飾，以及對同伴的競爭意識就行了。」

    古今中外，歷朝歷代，焚書坑儒，大興文字獄，真是罄竹難書。今天，不再焚書，換成多媒體、實體書報下架、禁印、禁播及禁售；文字獄演化成以言入罪。要知道，書與儒都是國家社稷立國的精神及人才資本，軟實力的比拼比硬實力更具時代競爭力。焚書坑儒是損失難以估算的成本，成本就是損失與損耗。

荒誕不經的殺絕麻雀愚政

    一九五○年代，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為消滅有害動能加速中國現代化，提出除四害運動，前三害是蒼蠅、蚊子、老鼠，沒想到第四害竟然是卑微的小麻雀。這場號召引來熱烈的回響，單單在北京，已有三百萬人加入滅雀運動。據估計，一年之內，十億隻麻雀被滅，這種小鳥在中國幾近絕跡。

    然而，推行這場愚政的掌權者沒有考慮到麻雀對生態環境的重要價值。麻雀的主食並非官方指出的農作物而是昆蟲。當然，這些愚政不是沒有人看到，當時，知名鳥類學家鄭作新就提出警告，麻雀有助於害蟲防治。但就被扣上「反動權威」的帽子，要接受勞改及再教育。據統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因為此項愚政導致農作物大量被蟲破壞或掠食，釀成大饑荒，奪走了上千萬人的性命。

    愚政誤判麻雀為害農作物，讓麻雀不僅失去自由飛翔的權利，甚至連小生命都不保。為何種種愚政的始作俑者的誤解、矇騙和造假的自由卻不受約束及懲治呢？今天，愚政亦誤判民主派為澳獨、不愛國、不擁護基本法云云。試看吳國昌議員在議會二十九年，無論是對議會抑或是公民社會，建樹良多，熱愛澳門之情市民看在眼裡，亦記在心裡，何來不忠誠澳門特區與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呢？

 

愚政製造塞麥維斯及李文亮的苦難

    一八四○年，德裔匈牙利婦產科醫師塞麥維斯（Ignaz Semmelweis）耳聞目睹很多產婦及初生嬰兒死亡，塞麥維斯推測是腐爛的有機物導致母嬰感染，是屍體上的某種粒子傳播疾病，他創立了一套嚴格的衛生制度，包括洗手、用氯來清洗死亡的惡臭，要讓醫師避免接觸這些屍體的粒子。效果立竿見影，母嬰死亡率急降。雖然如此，但是，塞麥維斯此舉證實了傳統醫師不夠衛生，等於

得罪了醫學界的權威地位，醫學界群起攻之，要他道歉認錯。塞麥維斯當然不會就範，但就遭醫學界冷落與杯葛，年僅四十七歲，就被逼瘋進療養院，死於感染症，喪禮異常冷清。塞麥維斯死後，母嬰死亡率再次飆升，醫學界才慢慢覺悟塞麥維斯所言非虛，亦重新肯定其貢獻，且將其所設的衛生標準貫徹始終至今。

   看了塞麥維斯的苦難，也許大家會聯想起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的吹哨人李文亮醫師，如出一轍，不僅死於感染，更死於被杯葛。雖然，之後追悼及肯定李文亮醫師的貢獻，但是，愚政進行曲還是重播又重播。

 

認清採櫻桃謬誤（cherry-picking fallacy）

    邏輯學裡有採櫻桃謬誤，就是選擇性的使用證據，拒絕其他更有說服力的反證存在，靈媒、算命先生、預言家、政客及極權政府皆是善用選擇性證據的高手。試舉一例，有個孝子問算命先生到底是父先死還是母先死。算命先生寫了一張字條說：「父在母先死。」一年後，孝子的母親過世，喪事辦完後，孝子拿著字條找算命先生追討，怎知道算命先生在字條上點了一下，整句就變成「父在、母先死。」

    立法會選舉後選人被DQ事件，選管會羅列的不擁護基本法及不效忠特區政府的證據，既違反了基本法賦予澳門人言論自由權，更掉進了採櫻桃謬誤裡。可是，選管會及一眾建制力量，打鑼敲鼓，吹奏一場讓澳門人吃驚的愚政進行曲。

    難怪，黑格爾會說：「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又難怪俄國大文豪索忍尼辛會說：「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耶穌如何面對本地薑唔辣

 

    在馬爾谷福音第六章，講到耶穌滿心歡喜帶著門徒回到自己的家鄉。安息日，耶穌在會堂裡教訓人，有紋有路，讓眾人驚訝說：「他這一切是從那裡來的呢？所賜給他的是什麼樣的智慧？怎麼藉他的手行出這樣的奇能？這人不就是那個木匠嗎？他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伯、若瑟、猶達、西滿的兄弟嗎？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們這裡嗎？」奇怪，如果是本鄉出了如此有講道魅力的老師，應該與有榮焉，高興都來不及，為何會反感及排斥耶穌呢！耶穌對他們說：「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外，是沒有不受尊敬的。」顯然，心情低落的耶穌在那裡不能行什麼奇能，祇給少數的幾個病人覆手，治好了他們。耶穌也因他們的無信心而感到詫異，遂周遊四周各村施教去了。

    要明白耶穌為何在本鄉不受歡迎，或者說為何本地薑唔辣，也許先看看柏拉圖的洞穴比喻就能知曉。在一個洞穴裡，有一群囚犯被手鏈腳鐐一個靠一個面對洞壁，只能看到外面陽光反射的影子，他們誤以為感官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實世界。可是，有一個囚犯掙脫了鏈鐐，走到外面，被刺眼的陽光遮擋視線，一會兒，才看到真實的世界，滿心高興回到洞穴內，一一把同胞的鏈鐐解開，告知他們外面的世界有多真實美麗。事與願違，同胞們一到外面，抵受不了陽光的刺眼，心生憤怒，就一起打死了他。這群被捆綁的囚犯處於無知的狀態，但仍以為自知，且盲目地迷信感官知識，把影子當成真理。如果說洞穴世界是感官世界的話，那麼洞穴外的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同樣，如果現世是個物慾橫流的變幻世界，那麼，耶穌想揭示的真實世界就是永恆喜悅的天國。

    按照教理論述，先知（prophet）這詞來自希臘文(prophetes)，意即天主的代言人，是被天主所召選向祂的人民傳遞訊息。「先知」是天主的代言人，要宣揚上主的旨意。為了達成使命，在眾人皆醉的年代他獨醒；在眾人妥協的時候他堅持真理，說出真話，甚至可能為主喪命而在所不惜，且看耶肋米亞先知就是最佳的典範。「先知」亦能會擔任警戒者，因為人總是受私慾偏情所影響，當百姓犯罪離棄天主的誡命時，先知要呼籲百姓悔改改正。當然，「先知」更是說預言者，尤其將俗世人難以理解的末日、復活及天國等信息傳揚出去。

    耶穌在世三十三年，前三十年都在家鄉度過。天主特意選擇了耶穌的生活環境和家庭，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夥伴、鄰居、老鄉，本來是讓他們能有與神親近的福德與榮耀，納匝肋人沒有思考，沒有反省，僵化地死守梅瑟的教訓，對超出他們經驗的事情漠不關心，不問也不管，也不願參與，更一口拒絕了耶穌的盛意。即使親眼見到耶穌的神跡，納匝肋的父老鄉親依然不相信。對他們來說，耶穌本事再大，也不過是「約瑟的兒子」罷了，他們就是無法接受耶穌是先知，甚至比先知更偉大的天主子。

    天主子以平凡人的形象生活在人群中，甚至願意活出人的喜怒哀樂及人性的軟弱。很多時，人不受歡迎是因為他的身份，因為他們所認識的耶穌只是個木匠之子，身份低微。沒料到，耶穌竟比經師更有權威地誦讀舊約，讓在場的人既驚又妒。

    「先知在本鄉不受歡迎」如同「本地薑唔辣」一樣，其實，本地薑最辣，只是無論你有幾辣，只要來自本地，來自澳門，幾辣都沒用。耶穌本來不想透過行奇蹟等及吸睛的方法讓他的鄉親相信他是救世主，耶穌卻嘗試用很本土人性的方法，換來的是不解、排斥及詫異。儘管耶穌能行奇蹟就立刻可以改變人的心智，但是，祂仍然樂意給人自由選擇及判斷的空間，浪漫一點說，耶穌寧願把智慧與永生留給有緣人。

民主教育是建構民主社會的堅實資本

 

 

    七月六日，習近平總書記透過視訊方式舉行「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在會議發言時說：「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

    順著總書記的邏輯推論，既然「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同樣，為實現民主而必須推行的民主教育亦應該是方式多種，亦不可能是千篇一律。再者，「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那麼，培養國家是否民主的能力更應是當下家長及學校的重大民主教育任務。

 

何謂民主？

    Democracy可翻譯作民本、民主、民本主義或民主主義。一般有廣狹兩義。廣義就是不獨政治要民主，個人、家庭與學校也要民主；至於狹義的民主，就是專指政治而言了，美國總統威爾遜所倡議的民本主義就是這種狹義的民主。總而言之，一談民主肯定離不開政治，所以，現在一般所說的Democracy應當寫作Political Democracy這才名實相符。

    著名高僧星雲大師也談民主，說到當今這個世界，大自國家小至個人，自由民主無遠勿屆。到底民主的意義是甚麼？民主通常要取決於多數，然而，多數的定義又是甚麼？多數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呢？在當今民主社會裡，不是人人都享有自由民主嗎？為何仍然有那麼多人生活依然不安全、不快樂，請問，這個自由民主又有何用？所以，真正的民主要順應民心，要提供一個安全、安定、快樂的生活環境。所謂民主，是要懂得尊重別人，善於溝通，並包容異 己，今天的政治家乃至民眾，都應明白此等深層涵義，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何謂民主的意義？星雲大師提供下列四點意見：

  　第一、所有的行為要奉行法治：民主是講求法治的，不論甚麼行為都要合法，事事講求制度，不可一意孤行。春秋時期，管仲奠定齊國的法治；子產重法，改革鄭國國政；商鞅變法使秦國稱霸，統一中國，而韓非子更是集法家之大成者。由此可知，國家必須靠人民奉公守法，推動法治，才能強盛、才能進步。

 　　第二、所有的情理要公正無私：民主的執法應合情合理，不能以私害公，才是民主的真義。《韓非子》言：「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就是強調公正無私的道理。春秋時晉平公問祁黃羊，派誰去做南陽縣令？祁黃羊推薦解狐。平公說：「你不是和解狐有怨嗎？」祁黃羊答：「您問的是誰有才能當縣令，與個人恩怨無關啊！」

 　　第三、所有的事務要分工合作：「分工」，就是各盡其能，但分工以外，也需要大眾協助，相互合作。如人之身體，眼耳鼻舌，眼看耳聽，各司其職，但有時也要相輔相成，才更能發揮其功能。在民主體制下，大家分層負責，集思廣益，集體創作，才能創造歷史性的事業，所以分工合作，正體現團結之精神也。

  　第四、所有的派系要容忍異己：社會是由各種階層的人組成，不同的政黨、派系在一起，要容忍異己，才是民主的精神。美國的民主憲政，就是拋棄己見，圓滿各方需求，才能將各州郡結合起來，共守律法，和平相處。所以容忍異己，才是真正的民主修養。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孟子率先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貴即以民為本，社稷意指國家社會政權，君當然指為君王或握有管治權的為政者。孟子所說的民本，有學者將之分拆起來，就是保民、養民、教民。保民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養民就是充實民族的生活，教民就是指引民族的生計。這三個關係：養民教民是基礎，保民是目的。

    二○一四年十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亦曾將「民惟邦本、政得其民」標舉為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重要啟示；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光明日報有標題：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的文章，引用習近平總書記於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道盡了民本思想這一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按照金耀基教授《中國民本思想史》的概述，儒家民本思想有幾個較為重要的基本要義：（1）以人民為政治之主體，特別是民有、民享及民治；（2）天之立君既然為民，則君主居位必須得到人民同意；（3）保民、養民、教民乃人君最大職分。梁啟超先生曾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將平民主義或民本主義與世界主義及社會主義並稱為中國政治思想的三大特色。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孔新峰教授亦引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群眾對我們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滿意不滿意，不僅要看我們是怎麼說的，更要看我們是怎麼做的。」

    可見自古以來，民為貴的思想一脈相承至今，沒有變形，亦不走樣。

 

杜威的民本主義與教育

    民國時期，胡適、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等尖子因為庚子賠款的受惠有機會赴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與約翰•杜威（John Dewey）有師生之誼，學成回國後將杜威的名著《民本主義與教育》推廣。在杜威的民主教育著作中，《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對民主及其教育作了很精闢的解說。杜威認為，民主的基本意義是一種政府形式，由全體公民選出代表參與政治。人民有選舉、被選舉、彈劾及罷免權，政府首長有任期制。民主的第二意義是一種社會理想，是一種「民治」、「民有」和「民享」的大同世界，這兩種民主的意義與價值都不是民主的核心要義。杜威所著重的是民主的第三及第四要義。民主的第三要義是一種教育方法，這個方法的特性是公開討論與批評，從而促進個人、學術、社會、文化及政治素養的進步。換句話說，不參加公開討論和批評的人就是反民主。因此，教育的普及實為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杜威說民主的最後理想，當然不限於教育的方法，也並不僅僅是「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一個空洞的社會理想。因此，杜威所謂民本或民主，不僅是政治，更是一種社會生活，在這種共同生活方式之下，多人參與共同生活而互相交換經驗以求社會文化的進步，在這種民主生活方式之下，每一個個體的生命都不受任何抑制和阻礙，而能達到他們應有的發展。

 

    條條大路通民主，沒有比實施民主更好的民主教育。從家政民主開始，家長率先放下身段與權威，願意與孩子平等開放談情說理；校政民主化讓學生有更多發展潛能的空間，促進莘莘學子健全成長；政治民主能讓官民的民主素養更臻至善至美，民主教育將成強國興盛之最堅實資本。　

學生適應教育制度VS教育制度適應學生

  

    一九二○年，北京大學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整理重印蔡元培在法籌辦華工學校時所編的《華工學校講義》。在這本講義裡蔡元培曾說：「謂教育之目的，究竟係為個人乎？抑為社會國家乎？蓋維此二性具體者，方得謂此後國家所需要之完全國民也。」香港著名教育學者程介明日前於香港信報撰文說：「學生適應制度，是假設學生有能力適應制度，而且應該去適應制度的。甚至這種適應是學校教育的目的之一。制度適應學生，是假設學生的需要各異，因此學校需要盡量提供適合學生的課程；即使做不到個性化，也要提供盡量多元的途徑。兩者的出發點與目標都不一樣。」到底，學生適應教育制度還是教育制度適應學生呢？還是互為適應才能培養健全的公民呢？更大膽的設想是學生與教育制度之間不存在任何適應的可能呢？

甚麼叫做適應？

    適應（Adaption）一詞最早由英國著名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提出。指出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先學習接受現有社會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在規範與準則允許的範圍內做出符合社會期望的反應。適應對個體的生存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如果一個人能好好適應家庭、學校及社會的語言、風俗、法律以及社會制度等等的控制，遵守其規範與準則，意味著個體將能順利參與社會生活，進而建設社會。

    社會學重視個體在適應社會期望時的變化，如和諧功能學派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像人體的各種器官一樣，必須相互配合，才能促進個體健康成長。教育制度就像是一個有機體，必須在家長、學校及社會文化各種領域的充份配合，才能讓個體在適應教育制度的過程中和諧有序地進步。惟是，社會學派亦有衝突學說，認為社會進步不可能只看到美好和諧的一面，亦應該注視彼此之間的矛盾衝突，才能認真正視問題，從而提出解困之道。就如家長與學校在孩子的教育過程中，利益考量不會完全一致，甚至非常矛盾，如家長認為學校要確保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而學校可能堅持教育要適性發展，相反的可能亦存在。

 

學生適應教育制度

    借用適應的社會學理論，學生適應教育制度，通常分為四個階段：

1.初期階段——當個體知道他在新環境中應該如何行動，但在自己意識中卻不承認新環境的價值，並可能拒不接受，仍然抱著原有的價值系統不放。一個剛入學的幼稚園學生，無法釐清學校與家庭的分別，仍然會很依戀父母，唯我獨尊，極為自我中心。

2.容忍階段——個體和新的環境彼此對於價值系統與行為方式都表現出相互寬容的態度。如幼稚園會有很多遊戲活動、茶點及午睡等非教學措施，都是為了換取孩子儘快適應學校的要求。

3.接納階段——在新的環境同時也承認個體的某些價值的情況下，個體承認並接受新環境中主要的價值系統。如孩子慢慢做到遵守學校的各種校規及要求，才能好好過校園生活。

4.同化階段——個體與環境的價值系統完全一致配合，不會質疑這些規範及準則，深深明白要成為學校及社會的一份子，必須適應制度的所有要求。

    自工業革命以來，婦女成為上班一族，為了集體照顧孩子的學習需要，學校教育制度越來越變得有規模，體制更嚴密，甚至更僵化。一九○五年，法國心理學家阿爾佛雷德•比奈（Alfred Binet）和西奧多•西蒙（Théodore Simon）出版世界第一套智力測驗，將智力看成是人的天賦資源，亦開啟了把學生作能力分類的先河。雙劍合璧後，學校制度顯然強大過個體，個體必須適應學校教育制度的種種要求後，才能晉身社會，建設社會。以「學習型組織」而出名的Peter Senge，寫過一本Schools that Learn《會學習的學校》，就猛烈批評工業社會的學校，刻意假設「There are smart kids and dumb kids」（孩子有聰明有愚蠢）。程介明教授說：「這個假設，完全用學校學業的標準來界定，一旦界定，就僵化當作是現實，因此一些孩子值得提拔，一些孩子只能放棄。而學生，則也相應地認為自己是優異或者笨蛋，於是惡性循環。而教師就形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自圓其說。」

 

教育制度適應學生

         按照社會學家羅伯特•麥頓（Robert K. Merton，1910－2003）提出的學說，制度適應可分為五種類型：

     1.適應型：指個體完全遵守制度的規範與準則；

     2.革新型：指個體在遵循既定規範與準則後，提出符合公益的革新建議而又能被接納；

     3.儀式型：指個體自知無法與強大的制度對抗，只好形式上同意制度的規範與準則，其實有陽奉陰違之意。

     4.逃避型：指個體自知無法與強大的制度對抗，又不甘心遵守制度的規範與準則，只好逃之夭夭了事。

     5.反抗型：指個體不認同制度的規範與準則，以言以行做出種種反抗。

    從中西教育史觀看，最早的教育制度如學苑或大學，儘管已經有標準的課程及科目，但仍然比較鬆散，願意以人為本，正因為如此，才發展出以對話及討論為本的教育制度。無論是中西著名的教育家，均留下「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美譽，亦留下教育制度適應學生個別差異的優良傳統。

    若根據美國教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手段與目的論述，教育制度是工具及手段，學生才是目的，手段工具必然是為目的服務。換句話說，教育制度應該是為學生的學習福祉服務。

成功的反思：不成功，便成仁

   

    第一次看到成功的故事是小時候看亞視電視劇鱷魚淚，劇情已經忘得七七八八了，但是，主角潘志文的身影仍在。今天，雖然已經是一個甘草演員，仍可以演跨國黑幫巨鱷。更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由黃霑譜曲填詞的主題曲：「成功的歡呼到處為他追隨，人生的好境到處與他暢聚，誰知巔峰的他，誰知頂尖的他，悠悠流下兩行淚。是否他心中永遠抹不去恐懼，是否他心中永遠太多掛慮，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止，茫然流下滿眼淚。是否萬千感慨，從此迷失意義，茫茫然滿眼眼淚，是喜抑悲，什麼意義？什麼意義？寧願終此生你我找得安然，唔想一生走到尾最終有淚，成功的幾多得失，難補他一世抑鬱，和茫然那滿眼淚。」

 

桑德爾成功破解成功的迷思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他最新的著作《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中，提出顛覆我們對於成功的傳統想法。桑氏認為當前的所謂成功，只屬少數人生勝利組菁英，但就對社會健全、公平與正義發展造成嚴重傷害。

    桑氏認為目前流行的成功說法是才能至上主義，後面預設才能就是天賦加上後天的努力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源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新教嚴厲批評羅馬天主教腐敗，回歸人人都分享上主給予的才能，人只要安份守己，自然命運操之在己，沒有其它因素可以干擾，而這股思潮掀起資本主義的發展，認為成功的人就是活出神的天命。相反，失敗者只能咎由自取，或是做了違背神旨的事情。漸漸，資本主義的財富觀就歪七扭八的影響世界，其中包括：「有錢人或成功人士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才能，而低薪的人是因為他們的才能只值這個價錢，彷彿人生都不會受到家庭背景、運氣與社會結構等影響。」桑德爾認為這種價值觀不知不覺間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教育還有工作。

 

階級流動是個騙局

    桑氏多次來華演說，不經意地發現中美的大學生都有才能至上主義的迷思，都被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的歐美政治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所左右，尤其以美國總統列根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為代表，咸主張放任，不要干預自由市場，市場會自然公平調整，每個人拿到的工資都是公平合理的。所以，政府只要努力打擊各種歧視就可以了。於是，新的資本主義神話應運而生，只要機會平等，社會及勞力市場就會給每一個人應得的報酬，如果你拿到低薪水，那就是你個人的問題，因為成功與失敗均取決於你的才能。政客的目的是要把本來失責推諉給個人，同時可以大條理由削減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介入，變相政府更不作為。

    其實，資本主義極速擴大貧富懸殊的距離，有權威研究所得，出生時收入排全國最後五分之一的孩子，只有4%能爬上前五分之。但是，一直高居社會財富頂層的菁英，還一直宣揚才能至上，販賣階級流動的神話。很諷刺的是，歷次金融風暴，頂層政治及金融菁英都努力掩飾體制出問題，更可惡的是，他們不但不要問責，就連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還推出大筆撥款給華爾街的財閥。相反，那些在社會底層的低收入工人，就一直被批判為不努力，才會一直低薪。

 

才能至上主義橫行才會衍生文憑主義

    桑德爾狠批歐美諸國一方面不敢得罪政黨，又不敢開罪於財閥，更迴避經濟金融體制的不公義，反而轉移公眾視線，泡製出全球化帶來全球勞力競爭的局面，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為你不夠競爭力，而為了全面提升個人競爭力，必先考上好的大學，然後努力讀書，拿到一紙文憑。全身而退的政客與金融權貴，不再談資本主義的缺憾，反而把矛頭指向教育，要勞工接受各種提升能力的培訓或上大學接受專業教育。

    可悲的現實是，在美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擁有大學文憑，其實是對低收入的工人是極大的侮辱。再者，上世紀的立法議員或國會議員，只有25%擁有大學文憑，到了今天，只有5%沒有大學文憑，彷彿沒有大學文憑及沒有近視的人就沒有資格選議員。慢慢，社會就由一群不知民間疾苦的頂層菁英去統治多數人民，試問這群菁英如何能代表全體人民呢？著名政治學家Mark Bovens稱此為文憑民主，社會好像倒退到十九世紀，工人沒有投票權的年代。有很理直氣壯的專業人士說，讓更高學歷的人來治國不是更專業更理想嗎？歷史上最好的總統如林肯及杜魯門都沒有文憑。

 

成功者要有追求共善的實踐智慧，必須改革高等教育的偏袒才華惡習

    成功者當然擁有基本的天賦及後天的努力，不過，桑氏認為還有運氣，即是說剛好要出生在推崇這種才能的社會，因為運氣帶來不正義。著名道德哲學家羅爾斯說，天賦與階級同屬偶然，就算一個有為的政府能消除階級不公平的差異，亦無法消除人與人間的天賦差異。可悲的是，天賦的差異卻鑄定日後的收入及社會地位差異。所以，天賦高配合後天運氣後就成為成功的關鍵，但這是不正義的。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該滿足「差異原則」。羅爾斯說天賦應該被視為社會的共同資產，這些天賦隨機分配給社會每一個人，那些得天獨厚同時是後天幸運者，應該將成功的得益分配給不幸的人。換句話說，有錢人應該抽更多的稅，然後由政府分配給低收入或者失業人士，這才算是個正義的社會。成功人士的成功亦是社會幫了很大的忙，所以以，理應回饋社會。社會不應偏袒某些才能，而同時懲罰低技術的勞工。

    桑德爾認為目前的高等教育並不能促進社會階級流動，反而成了才能至上的共犯。於是，高校入學考試配獎學金以為就是締造公平正義社會的不二法門。就目前中美及先進城市的狀況，家庭收入越高，越能給孩子更多的教育資源，孩子越容易進名牌大學，所以，才會有25%的有錢孩子壟斷70%以上的大學學額，而這些天之驕子卻誤以為個人成功完全靠努力，完全忽略天時、地利及人和的因素。相反，被拒諸大學門外的學生就誤以為是個人的天賦低及努力不足，學校慢慢變成鬥獸場，大學畢業以前，就陷於不斷的內捲且篩選的競賽。桑氏大膽提議，即在有能力進入錄取範圍的報考學生中，採用抽籤制方式錄曲取，減輕高中生的讀書及考試壓力，又能削弱才能至上的迷思，這樣，就能讓成功者更謙虛，不得不承認成功有努力亦靠運氣。

 

    當政府與學校都高舉自己的政績時，也許桑德爾狠狠給他們打了一記耳光。成功不僅僅是學有所成，拿到文憑，然後找到筍工，買樓成家，生兒育女，這些成功也許要付出過勞及過度工具理性，而喪失了基本的人性與人本。可有想到，成功更是自己與親愛的人共享舒展、快樂、喜悅和滿足；更要與不同階層的人分享自己的成功成果。

    讓我曲解孔子說的，不成功，反而能夠成為一個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