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見者的正見力量

    蘇格拉底是道德思想的異見者；柏拉圖是政治思想的異見者；孔子是仁愛思想的異見者；佛祖是涅槃思想的異見者；耶穌是出死入生的異見者；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衣》中說真話的小孩是威權政治的異見者；牛頓及愛因斯坦是物理學的異見者。所有異見者都是不容於當時社會政治的先知。但是，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昨天的異見者，有很多已經成為今天備受推崇的創見者。也許，世界理應走向更包容，主流意見與異見應該相輔相成，綻放異彩。

異見者的悲歌

    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Plato)是觀念論的創始者，借用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學模型學說，創造了模仿（imitate）這個詞表達一個生活現象是在模仿一套觀念的哲學學說。換言之，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官經歷，極其量只是觀念世界的反射，真理只存在於觀念世界。柏拉圖用了一個精彩的比喻去解釋感官世界的模仿和真實世界的對立。在《理想國》(The Republic)第七卷裡，試圖用洞穴比喻(The Allegory of the Cave)來說明人追求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異見者落得悲劇的下場。

    比喻說到有一群囚犯在地下洞穴裡，囚犯的雙手被縛，背對洞穴出口，只能看著洞穴外射進裡面牆上的幻影。後來，站在最後的一人終於掙脫了枷鎖，重獲自由。剛走出洞穴外，很不習慣強烈的光線，使他無法分辨事物的真假，於是，只好先從影子、水中倒影開始，然後，慢慢適應，才看到真實的世界，恍然大悟過去誤把幻象視作真實。所以，他急不及待重返洞穴來解救他的同胞，很想把他們帶到真實的世界一看究竟。但是，令他意外的是，沒有人相信他的話，且在他繼續勸解同伴離開洞穴時，卻被憤怒的囚徒們活活打死。

    從洞穴比喻可以看到柏拉圖描繪了一位異見者的正見受到反智的對待。今天，異見者仍然在我們的世界存在，到底，如何作一個聰明的異見者，既能引領群眾走向光明，而又能避免「壯烈犧牲」，真的值得好好思索。

蘇格拉底及耶穌是堅守道德真理的異見者

    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絕對是一位讓人五體投地的異見者。蘇氏自認無知，很喜歡與人交談，特別喜愛問問題，如甚麼叫勇敢。許多次，被問的人總以為自知何謂勇敢，但到最後都被蘇氏詰問到破綻百出，且無辭以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謙恭其實來自於對無知的自覺，而他在別人眼中的「異見」亦來自於坦白揭露別人的無知。

    相對其他只講宇宙本體的先哲，蘇格拉底實在把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尤其喜愛討論善惡道德問題。但是，這樣做其實更讓人懷疑他的用意為何？為何你要挑戰我們一般都接受的看法？這些看法完全顛覆雅典人的傳統價值。於是，認定蘇格拉底是敵國斯巴達早已聘請的思想毒藥專家。雖然，有多次機會蘇格拉底免死，但為了證明自己是無罪，蘇格拉底進行了異見者的公民抗命，寧願飲毒酒捨命以明志。

    在《聖經•新約》路加福音中，耶穌說：「沒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悅納的。」一語成讖。在耶穌身處的猶太人社會，如何能接受安息日行奇蹟，與稅吏同桌吃飯，與犯姦淫的婦女對話等等離經叛道的行徑。耶穌不見容於當時的政治社會宗教威權，最終被判釘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據最新統計，今天，全球信奉耶穌的基督徒超過二十四億人。

    耶穌創造了一個獨一卻非常包容的信仰，就連無神論者如哲學家羅素、科學家霍金，都不得不佩服耶穌的言行。今天，正是因為這份包容，連無神論者對信仰堅強有力的挑戰，反而更彰顯信仰免於膚淺、離地或形式化。例如，無神論者對信仰的一個最基本挑戰是：如果有天主，並且天主是全能和全善的，為甚麼世上還有那麼多的苦難呢？當然，這問題不是無神論者的專利，正正無神論者有力的詰問，才能逼使宗教信仰者必須面對真實世界中的苦難和荒謬。真正理解宗教信仰的人應該會欣賞無神論者，同樣的，無神論者也應該學習欣賞宗教信仰者。在彼此都認定對方是異見者的同時，我們學習彼此對話和聆聽，因為差異只存在於真正的對話和聆聽當中。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這是法國哲學泰斗伏爾泰熱切倡議的對異見者該有的文明態度。二○一四年，香港佔中三子發起佔領中環，旋即引發「雨傘運動」，這一切都被視為異見，其實只是挑戰威權政權。上週，佔中九子因為公民抗命，其中四人被判「煽惑群眾」這莫須有罪名即時判刑下獄。戴耀廷的「苦杯」、陳健民的「燃燈」及朱耀明牧師的「敲鐘」成了香港民主抗爭歷史的重大標記（Icons）。沒料到，世界金融之都的香港連言論自由的權利都被所謂的法治（rule by law）拖垮了，淪為用法律去整治異見者。

看看《異見的力量》怎麼說

    剛出版的新書《異見的力量》──心理學家的7堂決策思考課，是美國柏克萊大學心理學教授查蘭•內米斯（CHARLAN NEMETH）嘔心瀝血的作品。這本書很異見地警告我們從眾及共識會容易形成偏見及威權。因為，共識會窄化我們的理性思考，容易陷於墮性思考。但是，異見反而能強化思考，讓想法多元化。異見與主見不一定矛盾衝突，反而能拓寬我們的視野及心胸。更甚者，訴諸歷史及文明發展史，一如柏拉圖的《洞穴比喻》，又或是耶穌說的先知不受歡迎，都只是先知先覺者走在文明進步的前端，只要我們願意創造彼此聆聽的空間，才能創造真正有差異的多元社會。沒有差異，就無需聆聽；沒有聆聽，就沒有對談，更談不上理解，只有誤解、衝突和嚴重撕裂。

    德國思辨哲學大師黑格爾曾說：「人類從歷史中所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記取歷史教訓。」剛過去的星期日（四月二十八日），自雨傘運動以後，有超過13萬人上街，其實就是提醒香港特區政府切勿執迷不悟，汲取歷史教訓，尊重民意，樂意聆聽異見者的聲音，順應普世民主發展態勢施政。

「民主」與「科學」的教育

 美國民主教育之父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曾於1919年4月至1921年7月，應弟子胡適來華訪問考察和做教育講演，並致力宣揚其創立的進步主義。杜威在北京、天津、山西、山東等處講學，胡適都隨侍在側，兼擔任口譯。通過一系列活動，杜威加深了對中國社會和傳統文化的了解，而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則進一步了解了杜威的思想和美國的文化教育。有趣的是，一向木納嚴肅的杜威竟在一次演講時，曲線批評中國人光說不練的習性時說：「原來，在中國可以開函授游泳班都會大受歡迎。」

 1920年10月，英國著名哲學家兼數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應北京大學教授梁啟超等人的邀請來華講學。為了歡迎他，有人組織了羅素研究會，有人甚至創辦了羅素月刊，倡議羅素的科學哲學精神。從上海、杭州、南京，到長沙，各處的教育機構和學術團體熱情邀請羅素講演且反響熱烈，有語言學大師之稱的趙元任出任羅素的口譯。羅素除了在北京大學講學外，亦有到清華大學講課，校長金邦正的設宴接待。1924年英國政府決定組建一個專門委員會管理庚子賠款，羅素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力陳將英國所得賠款全數用於中國教育的理由，清華大學之所以能夠擁有豐厚的資源開展各項科學教學及研究，羅素實在功不可沒。
   
陳獨秀高呼「民主」與「科學」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舉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戰。他在文中還要求青年建立新的人生觀，提出六項希望：1.自主的而非奴隸的；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3.進取的而非退隱的；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6.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所謂民主，就是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專制和獨裁，反對封建的倫理道德。所謂科學，就是指自然科學和科學觀點，提倡積極進取的科學精神，反對迷信、盲從和武斷。

杜威怎麼解說民主教育
　　一般見識，民主不外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如此簡單，難怪愛因斯坦曾戲謔說：「最愚昧平庸的民主就像一群猴子舉手選領袖。」倒不如由一個精明能幹的獨裁者來統治好。今天，有加拿大政治學者倡議的賢能政治在北京大受歡迎。

杜威在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一書的解說民主有四個不同的含義，但四者都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缺一不可。

    民主的首要意義是一種政治體制，由全體公民選出代表參與政治，所有的政治決定，先採用公開討論方式，然後由投票多數決定。政府的機關首長，有一定任期。人民除了擁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外，還有彈力權及罷免權。

    民主的第二意義是一種社會理想，如美國總統林肯倡議的「民治」、「民有」和「民享」。除了杜威大力倡議的民主政治外，亦有如巴金等推動的無政府主義，所以，才會用兩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khail 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名字用作自己的筆名。

    杜威倡議的民主第三意義是指一種教育方法，這個方法的特性是鼓勵公開討論和批評，從而促進學術、文化、社會、教育及政治的進步。反過來說，要是不參與公開討論或不接受批評的人就是反民主。但是，要有效展開具建設性討論，實有賴全體人民受過相當不錯的教育才可以辦到。據此，教育的普及實為推動民主進步的先決條件。

    杜威倡議的民主第四意義是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在這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下，大家交換彼此的經驗，討論甚至激烈辯論都視作平常事，以此推動社會文化進步。在這種民主生活式之下，每一個市民的生命都不會受到任何壓抑和阻礙，而能暢所欲言，言無不盡。

    今天，我們在家、在校及在職，甚至團體社會，果真願意認同一百年前杜威倡議的民主教育，家有民主自然會教出愛家的孩子，校有民主自然能教出具獨立人格的學生，社有民主自然能造就出健全公民及樂意服務的人才。

羅素怎麼解說科學精神
    所謂科學，其中心思想在於以「理性」思維為基礎，「實證」 的經驗為依據，來探索宇宙世界及萬事萬物中蘊含的「真理」。所謂科技是指以科學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應用技術，如工業革命的蒸氣機、造船技術、甚至當前的基因編輯等，都只能算是科技而不能稱為科學。

    1950年，78歲的羅素憑藉《西方哲學史》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一個數理邏輯學家，羅素竟然以一本哲學書拿文學獎，真耐人尋味。更有趣是在書中，羅素大談科學精神，引起當代人的廣泛推崇與思考。

　　羅素說科學首要在於科學範圍，即他說的「一切確切的知識都屬於科學。」所謂確切的知識，就是合乎理性的知識，有事實根據並能由科學方法證明的知識，否則就不是科學，而是神學或哲學。二是科學的精神。首先，羅素認為科學並不具有絕對的權威。他說：「科學的威信不是統治的威信，而是理智上的威信。」

三是科學的方法。羅素說：「創立近代科學的那些人有兩種不一定並存的長處，作觀察時萬分耐心，設假說時有大無畏精神，而在體制上鼓勵這樣的精神，在科學實踐中隨時保持這樣的精神至關重要。」

    羅素的確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哲學家兼科學家，尤其對科技的危害。他在《西方哲學史》書中說：「科學，對於應用科學（科學技術）預見到了它在現代生活中的力量，科技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各種『“病狂』。」

「民主」與「科學」的是一體兩面的教育　　

    民主與科學都極力以理性求真，不畏強權。今天的民選代表如果經不起民意的支持，明天就要下台。同樣，今天視為鐵一般的真理如果經不起科學的反覆驗證，都會被揚棄。今天，比任何時代，更需要「民主」與「科學」的教育。

教育向左走定向右走

    不要以為只有政治才會分左右兩派，連教育都分左右兩個派別，於是，形成左右兩種教育世界觀，在教育變革的實踐上呈現拉鋸戰。

    台灣著名退休教育學者黃武雄自命是左派教育工作者，他認為：「世界是變動與後天，而相信每個人都有高度的可塑性，不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優劣，有著不可跨越的先天差異，故重視平等，重視社會正義與公平。每一個人類的幼兒都充滿無限可能，每一個孩童都擁有天生的敏感、無邊的好奇、參與世界、體驗世界的熱情與原始的創造力。人是在他與世界無窮密集的互動中，變成他自己。」

    黃教授批評右派時說：「右的世界觀，相信永恆與先天，始終希望世界是靜止的、時間停留，美化過去、懷念往昔。因為變動把人推向陌生之境，造成不安全感，因此多數人趨向保守，反對變動，反對改革，除非生逢亂世民不聊生，或是遭受壓迫瀕臨絕境，人心才會思變。」目下諸國，當然包括澳門，仍沿用自農工業時代的教育方式，去培養人才，結果顯而易見是右派。掌教育權者仍醉心於「用昨天的教育手段與工具去培訓今天的孩子，卻要求他們成就能應對明天挑戰的能力。」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右派的教育世界觀正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如作家幾米所言，到底是要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呢？端視所有教育持份者及教育掌權者的見識與果敢。換言之，教育改革正處於十字街頭，要向左走（假設等同往前走向信息社會）定向右走（假設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在農工業時代）。

看看兩位香港名人的教育灼見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程介明近日於香港信報撰文時說：「學習是人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設計出來的系統。就學校教育而言，那是我們認為學生需要的學習環境、學習內容和學習過程。這樣的環境、內容與過程，並非學生自己選擇的。但是我們認為學生非要通過這樣的途徑不可。基本上，學生在傳統的學校裏面，只能是被動地學習。」可想而知，今天我們把一群充滿好奇創意的孩子困在系統的教育體制內，滿以為好心做好事，卻弄巧反拙，填鴨式教育體制扼殺了孩子的好奇，壓榨了孩子的創意，貶抑了孩子的個性。

    連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亦於社交網絡撰文說：「作為個人，可以要清楚了解，為何現在仍然在做一些過去的東西呢？我們是否將成功真正的含義作出新的定義呢？作為家長，是否可以要求我們的孩子接受更適合的教育呢？我們的孩子能否得到一個能夠激勵他們的制度呢？能否提供一個能夠幫助孩子發揮潛能的學習環境呢？」

   

往左走迎向信息年代 往右走倒退在工農業時代

    前述曾俊華先生去年成立Esperanza（薯片叔叔共創社）。Esperanza是西班牙語，意思是希望。Esperanza進行第一個工作領域是重塑教育，包括確定教育目標和定位的旅程，希望社會建立一個共同願景，要知道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目的是什麼，需要培養甚麼的技能給孩子學習。

    不僅僅曾俊華，許多國際教育專家都嚴厲批評當前的教育制度問題，共同認為目前的教育體系以十九世紀工業時代的工廠生產原則作為藍本，效率與一致是最主要考慮元素。換言之，用這個工業時代的生產指標去看孩子，當所有小朋友都是一模一樣的罐頭處理，即所有孩子都「必須」有相同的興趣、優點、程度及學習需要。更可怕的是這個體系如神話般，可以根據一致簡單的測試，來獲取成績，藉此把學生分成聰明和愚蠢。

    全球教育卓越國家芬蘭針對傳統的教育體制，進行了非常激進（radical）的改革，將於二○二○年前，正式廢除小學和中學階段的學科式教育，全面採取情境、主題式教學，讓學生從小培養跨領域學習的能力。如斯改革，首要卓越能合作的教師，然後建立教育集體作業，學校改革將需要大量不同科目教師間的合作。大約有70%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老師已經允諾為下一階段的新體制進行呈現信息的預備工作。赫爾辛基市教育發展服務處處長瑪妮恩（Marjo Kyllonen）表示，學科制度在過去兩百年做出許多貢獻，但現在需要更符合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體制。

    日本提早在亞洲率先推動翻轉教室，把教育從教師為中心轉移到以學生為中心，師生共同備課，師生亦師亦友，徹底執行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精神。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STEAM及慕課等適性教育模式應運而生，為在信息時代能進行個別有效創意學習提供良好條件。

當「教育」為「學習」服務是左派 當「學習」為「教育」服務是右

    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是孔子的教育理想，綜觀孔子的教育言論，堪稱為左派教育人師，因為孔子的教育完全以學生的學習為本，所以，在《論語》中，「仁」字出現了一百○四次，但進到每一個孔門學生的心坎裡的仁，又是變化萬千但又貼近個別需要。

    今天，我們已進入信息年代，資訊科技讓我們可以更邁向孔子的教育理想，個別化教學已經不是奢談闊論，而是真的可以透過慕課及翻轉教室輕易達到。

    當教育顯然被詬病為一套僵化的體制，而師生家長必須磨掉個性差異及需要，被逼套進這窄化的體制內，學習傳統的學科，透過老掉了牙的聽說讀寫背默，呈現出劃一的學習表現，這顯然是故步自封的右派教育世界觀的惡行。

    自亞里士多德到今天的正向心理學家無不承認人是為了追求快樂幸福而生活，如果我們深信杜威所言，教育即生活，那麼，教育就是為了成就快樂幸福。從學習角度而言，人天性喜歡學習，當然喜歡能增進快樂幸福的學習活動，討厭苦學。今天，世界教育變革不正是往滿足孩子的好奇、個性、創意及快樂幸福而前行嗎？

  

同是天涯「輪樂人」

   港產片《淪落人》與美國片《閃亮人生》都是講兩個坐輪椅的中年漢，一個窮到「燶」，一個富到「豪」，一樣很不快樂。兩個人都因為行動及生活不便要聘傭人，卻起了極大的生活變化，與傭人生活在一起而被對方的正能量感染，成為同是天涯「輪樂人」。

導演陳小娟從人生底谷躍起的《淪落人》

    曾經表態認同香港「佔中」的電影明星黃秋生遭業界唾棄，休養生息五年，再次粉墨登場，憑《淪落人》一片榮獲第三十八屆香港電影最佳男主角、飾演女主角菲傭姬素•孔尚治（Crisel Consunji）榮獲最佳新演員、導演陳小娟亦榮獲新晉導演。

    《淪落人》其實是導演陳小娟的真實寫照，一聽其身世，就笑不出來。小娟自小父母離異，與媽媽姐姐相依為命。五歲時，母親因為在家上廁所意外癱瘓，餘生要坐輪椅。面對命途多舛，小娟反而活得坦然自在。窮到「燶」的家境，習慣穿別人轉贈的二手衫褲，和鄰居阿姨阿叔在垃圾站檢破爛幫補家計，不怕別人帶有色眼鏡看自己，亦從沒有人帶有色眼鏡看別人。所以，在她的電影世界裡，不論殘疾人士、菲傭，甚至是路人，都刻畫得不亢不卑，有份尊嚴，苦難與幽默同在，人人在尋找快樂夢時皆平等。

小娟刻意取景何文田愛民村，這正是她生活與成長的老地。戲如人生，往事如煙，她的記憶卻是如此澄明辛酸。她從幼稚園高班住到入讀大學，居於村內井字型公屋單位。村內長大的孩子，身世類同，沒有誰比誰高貴。童心之間，從未有過窮的概念，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小娟形容，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電視迷，沒電視看，猶如世界末日。電影裡的人情味，也是小娟最愛公屋村的中的寶貝，窮到「燶」從來都覺得可恥。

在香港，成績不理想便無緣逐夢，但小娟成績太好了，還是得暫時擱下夢想。大學二年級，她隻身離開愛民邨，往丹麥交流，才驚覺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學畢業，沒有像一般同學，立即投身社會找份安穩銀行工，務求盡快平步青雲。她腳踏浮雲，隨遇而安，給自己空檔年（Gap year），到新西蘭工廠做奇異果包裝，去北海道耕田，又去西藏，盡情窮遊天下，睡火車站，打工換宿換旅費。那一年她沒碰電影，但她卻驚覺，世界之浩翰，人之渺小，為甚麼要困着自己，迎合別人期望，過一式一樣的生活。

  媽媽過世後，小娟不想繼續文職工作，思前想後，還是愛電影，想着要不要孤注一擲。回家問姐姐，得到意想不到的鼓勵說：「由細到大，都喜歡聽你說故事，試試吧，對你有信心。」她終於由心而發笑出來。《淪落人》中有一句對白，直中人的心坎：「做人很難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既然找到了，有機會實踐，就沒必要放棄吧？所以，小娟還是無後顧之憂地轉戰電影。她報讀了浸大電影系碩士學位，讀三年，她要苦惱這三年怎樣謀生。為了賺錢，她幫人補習，又試過在珠寶展當售貨員，其後更在編劇會當兼職秘書。那三年，她參加了不少短片比賽，獲獎了，略有名氣，幸好政府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淪落人》是第三屆得獎作品，小娟深知她的幸運，時勢做英雄。她以個人成長故事作靈感，寫成一部溫情小品。然後貴人一個接一個出現，她透過介紹，找來陳果當監制，黃秋生義演，真是戲如人生，人生如戲。

「黐乸線」是《淪落人》中的重要對白，是黃秋生玩「教菲傭中文」的橋段，戲院笑聲大作，因為，Everlyn以為「黐乸線」就是「我愛你」的意思。
    電影一開始便描寫黃秋生飾演的昌榮很討厭自己的不幸際遇，說自己是廢物，什麼都做不到。因為得到Everlyn的悉心照顧，從只會埋怨及看色情錄影帶外就一事無成。但是，從與Everlyn的交往中，昌榮甘心情願掏出緊絀的積蓄買了一台昂貴的照相機給Everlyn，成就她的攝影師夢想，甚至暗地幫她準備一個面試檔案。最後，Everlyn離開了屋村，成就美麗人生，昌榮雖然仍然要回到狹小的生活空間，但是，顯然助人讓他的心靈空間大放異彩。

《閃亮人生》真的很閃亮

    在《淪落人》一片中昌榮說：「你相信一個菲傭？每天照顧我的人是她，我不相信她，可以相信誰？」 爽！《閃亮人生》（The Upside）翻拍2011年法國電影（The Intouchables）的故事。英文（Intouchables）照譯是「不可觸及」，意指主角內心一直沒有被人觸及的空虛寂寞，是較深層次，但老實說如果照譯的話恐怕大部分觀眾會對這名字感到一頭霧水。人生，如果遇上一個能直達你不可觸及的心靈深處，帶領你逆轉人生低谷，成就閃亮人生，應該可以說是此生無憾。

    主角Philip是個法國貴族出身的大富翁，因為在一次暴風雨中挑戰滑翔翼而嚴重摔傷，進而導致四肢癱瘓，只剩下脖子以上的肌肉能夠自由活動，變成殘疾人士。正因為富有，可以聘管家及各種傭人，但就缺乏一個可以陪伴的，所以，某程度上來說都是「淪落人」。西方社會即使淪落也是高尚的，還是有夢的，整部電影根本就是一個美夢，為觀眾注入陣陣暖意之餘也同時走進有錢人的國度。白手興家的超級富翁菲臘因為很不滿前一個貼身看護，願意高薪另尋適當人選，力排眾議，意外選擇了一位剛出獄不久且有多重犯罪記錄前科的Dell，原以為兩人天差地遠的生活世界和個性會有反效果，但卻意外擦出驚人的火花！

    故事平淡不催淚，跨階層友誼劇情成功帶出「生命影響生命」效應，看得舒服自然。劇情高度集中於貴族主角的改變，有關階級和文化的差異點到即止，這齣電影最深刻的是帶出Philip生活在富翁的象牙塔，不知民間疾苦為何物。其實，Philip最想找到一個不對他憐憫和同情，不進行特殊對待的人，也反映了這界別人士的心底渴望：我已經與眾不同了，請不要再以眼光和行動放大這一點。就是這份平起平坐的渴望，讓Philip能在Dell的照顧下看到真實而草根的世界亦有其美麗動人的地方。

原來「助人為快樂之本」是真的

    《淪落人》與《閃亮人生》都是真人真事改變的動人故事，再次教會我們助人才是快樂人生之本。昌榮熱切幫助Everlyn成才，遠比看色情錄影帶快樂多了；Philip與Dell的互相扶持，才能彰顯人性的美麗，點出快樂之本不在於自私自利，而是在於勇於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