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青局局長龔志明日前表示，本學推出資助計劃，供十二所先導學校設立 AI教室，同時與華南師範大學合作推出AI教材，以及為教師提供培訓。他又稱當局已購買智慧教學平台，設智慧題庫，亦能智慧改卷及出卷，能大大減免教師工作量。
龔志明又稱，已在課程加入適當使用手機的內容，當局亦與兩個網絡營運商洽談，推出學生計劃，可過濾色情、暴力、賭博、詐騙等網站，亦會透過家長學堂，進一步讓家長及子女共同管理好手機的使用。換句話說，未來，無論是在教室內外，透過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設備推動學生學習的機率大增。的確，這個舉措是順應世界潮流，但同時會引發學生過度使用手機帶來的身心損害；在這股科技浪潮之中，當學習愈來愈依賴螢幕與演算法，學生是否正在失去更深層的理解能力？針無兩頭利，權衡當中的利害得失，實在是所有教育持份者的共同覺醒與責任。
推動AI教室是順應潮流，還是教育轉型的必然舉措？
澳門政府推動AI教室，是全球教育數字化浪潮的順應之策。從中國內地到歐美國家，智慧教育與個性化學習已成為發展主流。在這樣的背景下，AI教室的核心目的，既是提升效率，也是創建新的教學模式。
在教學層面上，AI技術能協助教師處理大量重複性工作，例如出題、改卷與數據整理，使教師能從繁瑣的行政與評量工作中釋放出來，將更多精力投入教學設計與學生關懷。其次，在學習層面上，AI能透過分析學生表現，提供針對性的學習建議與練習，推動「因材施教」從理想走向實踐。再者，在政策層面，數據化的學習平台讓政府能更精準掌握教育成效，進而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教育策略。
不過，這些優勢背後隱含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教育是否可以完全依賴數據與技術來優化？當學習逐漸被量化與標準化，那些難以測量的能力，例如理解深度、批判思維、閱讀素養與人文關懷等是否會被邊緣化？這正是AI教室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隱憂。再者，長期觀看手機及平板電腦，紙本學習勢必更遭邊緣化，與此同時造成學生視力及專注力日益損害的局面。
AI教室是否意味紙本閱讀式微？
隨著AI教室與手機學習逐漸普及，學生接觸紙本閱讀的機會確實可能減少。然而，這樣的轉變未必有利於學習，因為閱讀媒介本身，會影響理解與記憶的方式。
兒童的大腦尚在發展階段，閱讀不僅是吸收資訊，更是建立語言能力與思考結構的關鍵過程。近年，認知科學研究提出「螢幕劣勢效應」（screen inferiority effect），意指在相同內容下，螢幕閱讀往往導致較差的理解與記憶表現。這種差異並非來自內容，而是來自閱讀過程的改變。當學生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閱讀時，滑動、跳頁與通知干擾會增加大腦的認知負荷，使注意力難以集中，理解自然流於表層。同時，螢幕閱讀缺乏紙本所提供的空間線索，例如頁面位置與篇章結構，令記憶難以形成穩固的「心理地圖」。更重要的是，螢幕環境容易促使讀者採取快速掃描的方式閱讀，形成跳躍式的非線性閱讀習慣，雖然有利於搜尋資訊，卻不利於深度理解與知識內化。因此，AI教室若無配套措施，確實可能在無形中壓縮紙本閱讀的空間，進而損害學生的學習效能。
其實，澳洲於去年十二月十日正式實施全球最嚴格的社群媒體限制令，禁止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使用包括Instagram、TikTok、Facebook、YouTube、Snapchat、X等主要社群平台。此舉旨在保障兒童的視力，穩住專注力有效運作，減少網路霸凌與身心健康危害。平台若未能採取有效年齡限制，最高可罰4,950萬澳幣。此法規引發國際關注，被視為「數字健康危機」的防禦措施，部分學校更配合此規定，要求學生改用無社群功能的基本款「翻蓋手機」。相反，澳門政府正要開放手機在正式學習的時間與空間，也許，真的要深思熟慮啊！
AI教室應如何真正提升學習能力？
如果將AI視為取代人類學習的工具，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但若將其定位為輔助工具，則能有效提升學習品質。理想的情況是讓AI處理表層學習任務，例如基礎知識練習與即時回饋，而將深度學習交由教師引導，包括概念理解、批判思考與討論反思。透過這種分工，AI可以提升效率，而人類則維持學習的深度與溫度。
此外，課程設計亦需刻意加入深度閱讀任務，例如長篇文章分析、跨文本比較與論證寫作，並鼓勵學生使用紙本材料進行學習。這不僅能平衡數字學習的影響，也有助於培養持續專注的能力。同時，學校應透過技術或制度限制多工與干擾，例如關閉通知或限制應用程式切換，讓學生在數位環境中重新學習專注。
更重要的是，學生需要培養「數字閱讀素養」，理解不同媒介的特性，學會在適當情境下選擇合適的閱讀方式。當學生能夠自覺地在快速瀏覽與深度閱讀之間切換，AI教室才能真正發揮其教育價值。
如何在校內外維持紙本學習？
在數字化趨勢下，紙本閱讀不應被視為過時，而應被重新定位為深度學習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學校與家庭層面，都需要有意識地維持紙本閱讀的存在。
在學校方面，可以透過制度設計保留紙本閱讀，例如設立固定的閱讀時段、要求部分課程使用實體書籍，或建立閱讀文化空間，使紙本閱讀成為日常學習的一部分，而非偶然選擇。在課程設計上，則可採取紙本與字分工的方式，例如利用螢幕進行資料搜尋與即時測驗，而將深度閱讀與筆記整理交由紙本完成，讓兩種媒介各司其職。政府亦可以繼續大量撥款給學校購買紙本圖書，學校亦可以推出更多紙本閱讀活動。
在家庭方面，家長的角色同樣重要。透過親子共讀、設定無手機閱讀時間，以及減少睡前使用電子產品，可以幫助孩子建立穩定的閱讀習慣。研究顯示，家庭閱讀文化對孩子的學習成效具有長遠影響。
在政策層面，政府在推動AI教室的同時，亦應避免將「全面數字化」視為唯一方向，而應保留紙本教材的資源與空間，並持續評估學生閱讀能力的變化。唯有如此，才能確保科技發展不會犧牲教育的核心價值。
閱讀方式其實是思考方式的選擇
全球最快樂也是教育最領先的國家芬蘭，早在一九七○年就率先推動媒體識讀教育，把它視作和閱讀與寫作同樣重要的教育，芬蘭人深信，唯有從小培養對資訊的判斷能力，才能確保下一代不會在資訊戰與極端言論中迷失。澳門政府大力推動AI教室的同時，可有想到在批判能力與倫理能力上都要多為莘莘學子健康成長著想。
從認知科學角度來看，閱讀不只是資訊接收，而是一種思考活動。「閱讀的簡單模型」指出，理解來自文字解碼與語言理解的結合，但真正的關鍵，在於是否進行了深度處理。螢幕閱讀與紙本閱讀的差異，本質上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考模式。前者強調速度與效率，適合資訊搜尋與多工處理；後者則強調連續性與專注，較有利於理解與內化。如果教育過度依賴螢幕閱讀，學生可能變得擅長獲取資訊，卻不擅長理解與思考，最終影響其學習深度與知識結構。
AI教室的出現，標誌著教育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它不應成為取代傳統學習方式的理由，而應是補充與提升。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科技是否進入教室，而是教育是否仍然重視理解本身。當學生習慣於在螢幕上快速滑動知識，他們是否仍有能力停下來深入思考？當學習變得高效而即時，是否也變得淺薄而碎片化？
因此，未來教育的關鍵，不在於讓學生學得更快，而在於讓他們理解得更深。在AI與紙本之間，我們不應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應建立一種新的教育平衡：讓科技服務學習效率，同時讓紙本維繫思考深度。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在數位時代中，既不失速度，也不失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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