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朱古力治標 推食育才治本

 

    近日，教青局建議本澳中小學小賣部及自動販賣機，將朱古力及含朱古力成分的食品歸類為「少選為佳」，並逐步下架，引起社會熱烈討論。當局解釋，朱古力原料可可豆含有微量咖啡因，過量攝取或影響仍在發育中的兒童及青少年健康，此舉是基於衞生局的專業意見，為學生營造健康校園飲食環境。

    乍看之下，政策初衷無可厚非。然而，當一項以「健康」為名的校園措施，引發家長疑慮、學生反彈、社會爭論時，教育政策制定者便有責任停下來，重新檢視這項措施是否符合科學證據？是否比例適當？是否真的能達到預期效果？

從科學談朱古力真的「非禁不可」嗎？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常被模糊化的概念：朱古力 ≠ 咖啡 ≠ 能量飲品。朱古力確實含有咖啡因，但含量相對有限。以常見的朱古力奶為例，一盒約 200毫升的朱古力奶，咖啡因含量大約介乎5至10毫克；一小包約 30克的牛奶朱古力，咖啡因含量多數低於10毫克。相比之下，一罐可樂約含30毫克咖啡因，一杯即溶咖啡可高達60至80毫克，而市面流行的能量飲品，單罐往往超過100毫克。

    根據營養學界普遍建議，12至17歲青少年每日咖啡因攝取上限為100毫克，12歲以下兒童則應更低。換言之，在正常情況下，單靠朱古力製品，極難達到「過量攝取咖啡因」的程度。

    朱古力成分中含有香精是常見的商業手法，通常用於增加風味、掩蓋廉價油脂雜味或降低成本。雖然「真」朱古力以可可膏、可可脂和糖為基礎，但市面許多產品會添加「香草香精」或「朱古力香精」來提升人工香氣，特別是在低成本、代可可脂製品中。朱古力真正可能帶來的健康問題，並不主要來自咖啡因，而是這些添加香精、高糖與高脂肪。過量攝取確實可能增加肥胖、蛀牙及代謝風險，但這屬於「飲食結構問題」，而非某一單一食品的「毒性問題」。    若僅因「含有微量咖啡因」而將朱古力列為校園禁品，那麼同樣含咖啡因的茶飲、可樂，甚至某些止痛藥、感冒藥，是否也應一併檢視？政策若只針對朱古力，難免給人「選擇性嚴格」的觀感。

禁得了校園，禁不了社區的報復性消費

    教育現場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刀切的禁止」往往未必能帶來理想結果。學生在校園內買不到朱古力，並不代表他們不會在外面買。相反，當一樣食品被貼上「禁品」標籤，反而更容易激發青少年的好奇心與反抗心理。一離開校門，便利店、超市、零食店近在咫尺，放學後一次過購買並大量進食，極可能出現所謂的「報復性消費」。結果可能是校園內「零朱古力」，校園外「高密度朱古力攝取」。這樣的健康效果，恐怕適得其反。更重要的是，這類禁令錯失了一個寶貴的教育機會。學校本應是教導學生如何選擇、如何節制、如何自我管理的地方，而不是單純替他們「代勞選擇」。

    值得關注的是，當朱古力因「微量咖啡因」而被下架，校園午餐，又或是運動會場提供的午餐，卻仍然常見魚蛋、香腸、午餐肉等加工肉類食品。這類食品普遍含有亞硝酸鹽，世界衞生組織早已指出，長期攝取加工肉類，與某些癌症風險存在相關性。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已有相當研究支持的公共衞生議題。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這些食品往往因「成本低、學生接受度高、製作方便」，而長期出現在校園午餐名單中，較少受到同等嚴格的檢視。這不禁令人質疑，若政策真正以學生健康為核心，為何對「微量咖啡因」高度警惕，卻對加工肉類的長期風險視若無睹？

食育才是治本之道

    放眼國際，幾乎沒有先進國家採取「全面校園禁賣朱古力」的做法。以日本為例，校園飲食管理重點在於「營養標示」與「食育教育」；英國與澳洲則透過紅、黃、綠標籤制度，引導學生選擇，而非完全禁止；北歐國家更強調從小建立「與食物的健康關係」，避免將某類食物妖魔化。

    這些國家的共通點是，管理的是「比例」與「頻率」，而不是「存在本身」。若要真正回應「學生健康」這個公共政策目標，與其在校園內不斷擴大「禁品清單」，不如回到一個更根本、也更困難的問題，那就是學生是否具備理解食物、選擇食物與管理飲食的能力？這正是「食育」（Shokuiku）存在的核心意義。

    所謂食育，並非單純的營養知識灌輸，也不只是告訴孩子「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而是一套涵蓋健康、文化、心理與社會層面的完整教育理念。日本正是全球最早將「食育」上升為國家法律層級的地方，其經驗對澳門當前的校園飲食爭議，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二○○五年，日本正式通過《食育基本法》，明確指出食育是「培養人一生健全身心與豐富人格的基礎教育」，並非僅服務於肥胖防治或疾病控制。該法提出，國家、地方政府、學校、家庭與社區皆有責任共同推動食育，而學校只是其中一環，並非唯一承擔者。這一制度設計，本身已反映出一種重要觀念，健康飲食不是靠單一場域的禁令可以完成，而是需要跨場域、跨世代的長期培養。

    在日本校園中，朱古力、甜點並非完全不存在，而是被清楚標示、被放進整體飲食結構中討論。學生會在課堂中學習閱讀營養標示，理解香精、糖分、脂肪、咖啡因的實際數值與身體反應；在家庭科或綜合學習課程中，討論「為什麼人會想吃甜食」、「壓力與飲食的關係」、「節制與享受是否必然對立」。換言之，食物不是道德審判的對象，而是理解自我與身體的媒介。

    更值得注意的是，《食育基本法》特別強調「避免將特定食物妖魔化」。日本政策制定者清楚知道，一旦將某類食物簡化為「壞的」、「不該碰的」，反而容易引發極端行為，不是完全放縱，就是過度壓抑，兩者都不利於長遠健康。這與當前澳門校園對朱古力的處理方式，形成鮮明對比。

    此外，日本的食育並不只談「吃什麼」，也談「怎麼吃」。包括固定用餐時間、與他人共食、細嚼慢嚥、尊重食材來源等。這些看似與朱古力無關的生活細節，卻正是培養自我節制與身體覺察的關鍵。當孩子習慣在匆忙、零碎、情緒驅動下進食，再嚴格的禁令，也難以防止不健康的飲食行為轉移到校園之外。

    反觀澳門現行政策思維，往往將「風險管理」簡化為「物品管理」，彷彿只要把某樣食品移出視線，風險便會隨之消失。這種做法不僅低估了學生的主體性，也忽略了青少年正處於建立自主判斷能力的關鍵階段。當學校長期替學生做出所有選擇，學生自然無從學習如何在選擇中承擔後果。

    若澳門希望建立真正「治本」的健康校園政策，或可從日本經驗中汲取三點啟示：其一、將食育明確納入課程與校園文化，而非只存在於行政指引；其二、政策焦點從「禁止」轉向「理解與引導」，讓學生學會在現實世界中與誘惑共處；其三、讓家長、社區與學校形成一致語言，避免校園內外標準割裂。

    健康，從來不是靠清單管理出來的結果，而是一種需要時間、對話與信任累積的能力。與其擔心孩子在校園裡吃了一塊朱古力，不如擔心他們長大後，面對無人監管的世界時，是否仍懂得為自己的身體負責。若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能夠獨立生活、作出判斷的人，那麼食育，而非禁令，才是真正符合教育本質的治本之道。

    健康校園，從來不是靠「下架幾樣食品」就能達成。真正的教育，是讓孩子學會在誘惑中作出選擇，而不是假設誘惑不存在。如果我們今天因為「微量咖啡因」而禁賣朱古力，明天又因為「糖分」禁賣餅乾，後天再因為「脂肪」禁賣炸物，最終留下的，可能不是更健康的學生，而是一代不懂節制、只懂被管理的孩子。教育政策若只追求「看起來很健康」，卻忽略了行為後果與教育本質，恐怕難以真正為學生的長遠福祉負責。健康，從來不是禁出來而是在師生互動中，透過獨立批判討論得出來的。

減負之後，時間往哪裡去？——從智慧教學平台談教師工作的真正價值

     近年來，「為教師減負」幾乎成了各地教育政策的共同語言。在教學工作似輕實重、非教學行政工作多如牛毛、教師倦怠感不斷上升的背景下，任何標榜能「釋放教師時間」的措施，往往只能贏來短暫掌聲。近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宣布將於二○二六／二○二七學年推出「本地化智慧教學服務平台」，透過人工智能技術，涵蓋知識圖譜、智能題庫、組卷與批改功能，以期減輕教師從備課到評核的壓力。乍聽之下，這無疑是一項順應時代的進步之舉。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這些措施，真的能減輕教師負擔嗎？即使真的「減了負」，被空出來的時間，又該被如何理解與使用呢？

技術減負是「少做事」，還是「換方式做事」？

    從世界各地的經驗來看，人工智能與數碼平台進入校園，往往被視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們確實能在特定環節節省時間。例如，新加坡教育部早年便推動「Student Learning Space（SLS）」平台，集中提供教材、練習與評估工具，減少教師重複製作教材的時間；英國部分學校亦嘗試使用自動批改系統處理選擇題與基礎作業，以紓緩教師評改壓力。

    然而，這些地區的教育研究亦指出，技術往往不是「減少工作量」，而是「重構工作內容」。教師不再需要花時間設計大量基礎練習，卻必須投入更多精力去監察系統數據、分析學生學習曲線、調整教學策略。換言之，工作並沒有消失，只是從「勞力型」轉為「認知型」。若缺乏足夠支援與清晰定位，教師甚至可能陷入「一邊教學、一邊學技術、一邊被評鑑」的多重壓力之中。

    澳門即將推出的智慧教學平台，功能全面、設計宏大，但真正的關鍵不在於「能做多少」又或是「能幫多少」，而在於「是否真的替教師做了本來不需要他們做的事」。如果平台只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系統的行政與教學任務整合，卻沒有同步減少制度層面的要求，那麼教師感受到的，未必是減負，而是「要更高效率，要求更多」。

其他地區如何理解「教師減負」？

    若把目光投向芬蘭，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思路。芬蘭並非最積極推動教學科技的國家，但卻長期被視為「教師專業感高、壓力相對低」的典範。其核心不在於技術，而在於制度信任。教師享有高度課程自主權，行政檢核相對精簡，評鑑重質不重量。正因如此，即使沒有大量智慧平台，教師仍能把時間投入在備課、反思與學生互動上。

    日本的經驗則提供另一個警示。日本文部科學省近年亦大力推動「GIGA School構想」（Global and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是一項重大教育數碼化計畫，核心目標是實現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人手一台平板或手提腦，與高速網路環境，並導入數碼教科書與雲端學習，藉此促進「個人化學習」與「創意教育」，加速教育數位轉型。該計畫於二○一九年底啟動，並在疫情加速下，迅速實現第一階段目標，為每位學生配備電子裝置，並引入數碼學習平台，初衷同樣是提升效率、減輕教師負擔。然而，多份教師調查顯示，初期反而出現「工作時間不減反增」的情況，教師需要處理技術故障、回應家長對平台的即時提問，甚至在下班後透過通訊軟件回應學生訊息。技術沒有自動帶來「邊界」，反而模糊了工作與休息的界線，平添教師的工作負擔。

    這些例子提醒我們，減負不是單靠工具，而是一整套對「教師工作本質」的重新界定。如果制度仍然預設教師必須全天候回應、無限度承擔照顧與監督責任，那麼再先進的平台，也只是加快消耗教師心力的機器。

減負後的時間，竟然是應付另類非教學負擔

    回到本地政策文本探索，不難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空白，政策反覆強調「減輕教師工作負擔」，卻鮮少提及「減負後的時間應該用來做什麼」。這並非技術細節，而是價值選擇。在不少政策想像中，減負後的時間，往往被默認為可以再投放到更多教學成果上，如更多精準教學、更多數據分析、更多課程優化、更多元的教與學評鑑。換言之，減負的目的，並非讓教師「慢下來」，而是讓教師「跑得更快」。這樣的邏輯，與其說是關懷教師，不如說是效率至上的治理思維。

    然而，教育並非工廠生產線。教師真正稀缺的，不只是時間，而是「可用來與學生建立關係的時間」。在課室裡多停留的五分鐘對話、在走廊的一句關心、在學生情緒低落時的陪伴，這些都無法被知識圖譜或智能題庫量化，卻往往是學生一生銘記的教育時刻。說真的，許多學生回顧自己的中小學生涯，許多學習內容都忘得一乾二淨，但在教室之外，師生的互動，尤其是教師的關懷與點醒，卻是「永誌不忘」，甚至成為往後人生的座右銘。

陪伴學生其實是很有價值的教學活動

    在許多地區，教師陪伴學生的情感行動，長期被視為「附加價值」，而非核心工作。行政文件容易列出可計算的教學時數、評核成果，卻難以承認「陪伴」本身的專業性。然而，心理學與教育研究早已指出，師生關係質素與學生學習動機、心理健康密切相關。

    在韓國，面對學生心理壓力與自殺問題，教育部近年開始重新強調「生活指導教師」與「導師制度」，嘗試為教師騰出固定時段，專門用於與學生對談，而非教學或行政。這些時段不被視為「空閒」，而是正式的教育工作。相較之下，若減負政策只是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完成系統生成的教學任務，卻沒有制度性地保障陪伴學生的空間，那麼其教育意義，恐怕相當有限。

通訊軟件與休息權是減負的另一道考驗

    教青局提及已在《學校運作指南》中建議學校平衡通訊軟件使用與教師休息權，並指所有非高等學校已設立相關措施。這在原則上值得肯定，但仍需清醒追問，這些措施只是指南或指引，不具法律約束力。在目前教師工作量「爆燈」的情況下，除非滿懷熱血的教師仍會騰出時間陪伴學生外，這些指引又怎能發揮全面的作用呢？

    近年，教師除了在教室上課外，可謂機不離手，隨時隨地都會收到學校及家長等如雪片飛來的訊息，有老師甚至說每天要應付十幾個群組，每個群組動輒上百條訊息。稍為延誤回覆，分分鐘要被約談，甚至遭到投訴。法國政府早於二○一七年立法保障勞工的「離線權」，教師亦受其保障，學校不得要求教師在非工作時間回應電郵或訊息。這類制度性的界線，正是技術時代真正的減負關鍵。否則，智慧平台與即時通訊只會成為延長工時的工具，而非釋放教師的助手。

為何世界開始談「留白」，把時間還給關係

    近年不少國家在談教師減負時，開始流行「留白」。所謂「留白」並非無所事事，而是刻意在課程與校園節奏中，保留不被課綱、評量與績效填滿的時間，讓師生能在非正式情境中相遇、對話與理解彼此，是對教育本質的重新確認，學校不只是知識傳遞的場所，更是人與人相遇的空間。若智慧教學平台真能為教師騰出時間，那麼這些時間最值得被保留的用途，或許正是這些無法被系統量化、卻最能影響一個人成長的非正式陪伴。

    在北歐國家，特別是芬蘭與丹麥，學校日程刻意設置「留白」課，這被視為「正式教育的一部分」，教師與學生同桌進食、散步或閒談，被認為有助建立信任關係。這些時間沒有明確學習目標，卻為後續的學習奠定心理安全感。正是在這些「看似空白」的時刻，教師更容易察覺學生的情緒變化與隱性需要。

    英國近年亦在部分中學推行「unstructured time」改革，減少碎片化補課與測驗，把時間還給導師制與學校社群活動。相關研究指出，學生與教師在非正式情境下的互動，往往比課堂上的正式教學，更能影響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與學習動機。

    從這個角度看，智慧教學平台本身並非問題，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教育、理解教師。若減負只是為了讓教師承擔更多、更快、更精準的任務，那麼這種減負，終究是換一種方式的消耗。真正有遠見的減負政策，應該敢於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教師被釋放出來的時間，是為了誰？

從幼稚園「零收生」談澳門教育達爾文主義危機

     根據衛生局最新公布的數據，二○二五年澳門全年新生嬰兒僅有2,871名，較二○二四年的3,606名大跌超過兩成，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新低，是結構性少子化全面成形的明確訊號。在全球低出生率地圖上，澳門實質上處於世界最低行列。誠如有本地報章指出，人口的寒流，正以極快速度，直接衝擊教育體系。

K1「零收生」已不是個案，而是殘酷的教育現實

    二○二五年學年幼稚園K1收生情況，為這場危機提供了最具體、也最殘酷的證據。根據教青局公開資料，部分學校K1出現「零收生」或僅得1至2人情況，這並非偏遠小校，而是位處成熟社區、歷史悠久的辦學實體。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使是「尚算穩定」的中型學校，K1人數也多落在10至30人之間；真正能突破100人的，已集中在極少數大型名校。換言之，幼稚園教育已呈現高度兩極化：一端是「名校爆滿」，另一端則是「實質空巢」。

    當一個城市連最基礎的學前教育都出現空班，任何高談「優化資源配置」的說法，都顯得蒼白無力。政府多年慣用「結構調整期」來形容少子化，但事實是調整從未真正開始，拖延卻已造成不可逆轉的惡果。

再多資源，也救不了「沒有學生」

    現實必須說清楚，教育不是基建工程，不是「加錢就有人」。學生不是政策工具，而是人口結果。以二○二五年2,871名新生嬰兒推算，三年後的K1、三年後的小一、六年後初中、十二年後高中，學生總量將沿同一斜率急降，整條教育鏈都將同步萎縮。即使政府明天宣布「教育預算翻倍」，也無法改變一個簡單事實，沒有學生，就沒有學校存在的基礎。因此，當局仍反覆強調「避免殺校」，實際上只是維穩姿態。殺校早已不是「要不要」，而是「幾時、多少、如何善後」。

    問題在於政府是否有勇氣向社會承認，不是所有學校都能活下來，而且不應該勉強活下來。若以二○二五年K1收生數作為人口底盤推算，問題會更加清晰。2,871名新生嬰兒，意味著整個學段的「生源總量」已被鎖死。即使政府未來三至五年再投入更多教育資源、增加津貼、延長資助年期，也不可能「製造學生」。教育政策最多只能重新分配學生，卻無法改變「總量崩塌」的事實。按現時幼稚園數量推算，即使每校只開一班K1、每班理想人數為25人，理論上最多只能支持約115班；但現實中，澳門幼稚園數量遠高於此。這意味著在未來五至八年間，即使政府全面包底，仍必然有相當比例學校長期「零收生」或不足以維持辦學。所謂「避免殺校」，在少子化已進入深水區的前提下，只能坦誠果敢面對這殘酷的教育寒冬現實。

「教育達爾文主義」正在澳門上演，政府與非牟利辦學者能否置身事外？

    所謂「教育達爾文主義」，並非嚴格的學術理論，而是用來描述一種在少子化與政策放任下，任由學校以市場邏輯競逐生存、強者愈強、弱者被淘汰的制度現象。

    從二○二五年K1收生數據可見，同樣是幼稚園K1，有學校零收生，有學校卻接近二百五十人；一邊是空班、關門倒數，另一邊則是供不應求、人滿為患。這種極端分化，已不只是「家長選擇」，而是制度默許下的弱肉強食。問題在於澳門的教育體系，是否已默認「強者生存、弱者淘汰」是合理結果？若教育完全交由市場邏輯主導，或許可以冷酷地說一句「適者生存」。但澳門的現實是，絕大多數學校並非牟利機構，而是由宗教團體、慈善組織、地方社團所創辦，長期以「服務社會」、「教育為本」定位，並且高度依賴公帑資助。在這樣的前提下，當部分學校零收生、瀕臨消失，而另一部分學校卻繼續不斷擴張、搶收學生、打造「名校光環」，政府是否可以一句「尊重辦學自主」就全身而退？這些非牟利辦學機構，又是否真的可以只顧「名校自爭門前生」，對同業的結構性死亡卻視若無睹呢？

    當教育變成一場「你死我活」的競爭，社會倫理還剩下多少？若政府放任各校各自為政，任由資源、學生、師資向少數學校高度集中，結果只會一邊「過度擁擠、管理失衡、教師超負荷」；另一邊「空校、裁員、社區教育真空化」。這不只是教育效率問題，而是公共治理的倫理失守。

    教育從來不只是培育個別成功者的競技場，而是支撐整個社會公平與穩定的公共制度。當「教育達爾文主義」被默許，實際上是在向社會宣告，弱校自生自滅、弱社區自求多福、弱勢學生自負風險。因此，真正要追問的不只是「哪間學校受歡迎」，而是政府是否有責任主動介入，打破惡性競爭？是否需要透過政策引導、資源再分配、甚至行政整合，避免教育淪為一場沒有底線的淘汰賽？那些標榜公益、非牟利的辦學機構，又是否仍記得自己存在的初心，而非只剩下品牌與排名？當「零收生」與爆滿共存，問題早已不是個別學校的經營成敗，而是整個教育體系價值觀的崩壞。如果政府與辦學者對此仍選擇沉默，甚至默默接受「勝者全拿」的現實，那麼澳門教育真正失去的，將不只是學校與教師，而是教育公共財處置失當與捨棄共善的劣政。

四千教師的結構性失業危機

    教育體系的另一端是人。根據業界估算，澳門現有中小幼教師人數接近四千人。過去十多年，因人口高峰與教育擴張，教師編制不斷膨脹，師資培訓卻長期以「增量思維」運作。然而，當學生人數急劇收縮，教師需求自然同步下滑。

    必須直言，這不是短期失業，而是結構性過剩。即使政府以「小班教學」及「師生比下降」作為緩衝，能吸納的人數亦十分有限，除非澳門政府急遽改變人口政策，允許大量的適齡外地學生入讀本地學校。就算如此，雖然能避免殺校，但諸多外地學生因為成長背景、文化、語言都與本地學生有明顯差異，造成的教育與輔導問題，亦非同小可，亦可能要配備更多元充足的資源應對，到最後，得多失少，還是得不償失，實難估算。

    當K1班級出現「零收生」，意味著三年後小一、六年後初一、十二年後高中，屆時，不只是合約教師，連編制教師也將面臨轉崗、凍薪、提早退休，甚至被動離場。

問題不只是「多給錢」，而是「要不要轉型」

    過去面對教育問題，社會慣性期待政府「加資源、增津貼、保就業」。但在少子化已成不可逆趨勢下，資源投入若沒有結構轉型，只會延後而非避免崩塌。

    政府與辦學機構必須誠實面對三個問題：1.是否承認部分學校將必然退出歷史舞台？教育不是保育業，學校也不是「永久機構」。與其讓學校長期苟延殘喘，不如設立有尊嚴的退場機制。2.是否願意打破「一校一模式」的辦學迷思？未來學校不應再以「人數規模」競爭，而應轉向特色化、專門化，例如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第二學習曲線教育、成人與長者教育。3.是否準備好讓教師角色重新定義？教師不必然只存在於「班房」。教育專業可轉化至社區教育、家庭支援、學習輔導、生命教育、心理支援等範疇。

教育質素提升：不是因為人少，而是是否敢改革

    有人天真地認為：「學生少了，教育質素自然會好。」這其實是誤解。人少，只是條件；質素提升，來自制度選擇。如果少子化只是被用來維持同樣課程，同樣考試導向，同樣行政文化，那麼，結果只會是「小班但疲弱」、「低人數但高倦怠」。真正的機會，在於是否敢於重新檢視課程的時代意義，放下過度競逐的校際排名，將教育從「升學機器」轉回「人成長系統」。

    寒流不是災難，而是最後警號，人口寒流並非一夕之間形成，而是多年結構性選擇的結果。今天，它只是最誠實地向教育體系揭示一個真相，舊模式已走到盡頭。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學生不再大量出生的年代，我們是否仍知道教育是為了甚麼？這才是澳門教育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

為什麼出軌越來越「流行」？

 

    在美國政府近日公布多達數百萬頁、與已故性犯罪者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相關的新一批調查文件後，牽連名單再度擴大。與這位金融巨鱷有過往來的人物，橫跨政商、科技與權力核心，就連一向被視為理性、節制、慈善形象代表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被捲入婚外情與私生活爭議之中。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基督教界也出現震撼彈，長年以溫柔、誠實、信仰反思著稱的基督教暢銷作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公開承認自己長達八年的婚外情，並宣布引退。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隨即發聲明，全面暫停其著作推廣與合作，並將其書籍全線下架。

    奧斯卡影后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最為轟動的出軌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九年拍攝《火山邊緣之戀》期間，她與導演羅伯托．羅塞裡尼（Roberto Rossellini）墜入愛河並懷孕，當時兩人皆有婚姻，此舉導致她被好萊塢封殺、甚至被美國參議員在國會痛批，成為當時轟動國際的醜聞。

    一位絕色瑞典國寶級電影女演員、一位是科技巨擘，一位是信仰導師，身分不同、領域各異，卻都因「出軌」而形象崩塌。現實中，女人出軌下場遠比男人慘烈。看到這些舊聞新聞，讓人再次想起影星成龍在一九九九年召開記者會，為自己與吳綺莉的婚外情及「小龍女」事件辯解時，那句震驚華人社會的名言——「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這句話之所以成為經典渣男語錄，不只因為它輕描淡寫了傷害，更因為它把出軌合理化為一種「男性通病」。彷彿只要是男人，就註定會犯；彷彿只要成功、有權、有名，就可以被原諒。問題是真的所有男人都會犯這個錯嗎？又為什麼，當出軌的是女人，社會的審判往往更殘酷？

從「出軌」到「斷根」：一宗極端的復仇事件

    不久前，南韓仁川發生一宗令人不寒而慄的案件。一名五十八歲婦人，因懷疑丈夫外遇，暗中聘請私家偵探蒐證，在確認丈夫與其他女性幽會後，與女兒及女婿策劃報復行動。她們在自家經營的咖啡廳設伏，女婿負責綑綁，婦人持刀對丈夫狂刺五十下，最後更剪斷其生殖器並沖入馬桶。丈夫雖然撿回一命，卻終身殘疾。

    法庭上，婦人辯稱：「我只是想割掉他的性器官，沒想殺他。」最終，法院考量其「因外遇引發的強烈情緒衝動」，判處七年徒刑。令人錯愕的是，受害的丈夫選擇原諒妻子，並為她求情。這當然是一宗不可被合理化的暴力犯罪，但它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只是因為血腥，而是它揭開了出軌背後長期被忽視的情緒累積與權力失衡。當婚姻裡的背叛，被視為「男人難免的錯」；當女人的憤怒，只能被理解為「情緒失控」；那麼，悲劇的土壤，其實早已存在。南韓是一個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這一起事件說明女性的容忍度正在轉變。

出軌為什麼越來越「流行」？

    打開新聞、社群媒體，「外遇」、「劈腿」、「不倫」、「紅杏出牆」幾乎成了日常關鍵字。很多人會問是現代人道德敗壞了嗎？還是婚姻這個制度，本身出了問題，甚或不合時宜？事實上，出軌的增加，並非單一原因造成，而是社會結構、性別角色與心理需求同時改變的結果。

    過去，出軌往往被視為男性的專利，因為他們掌握經濟資源與社會流動的主導權。但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升、進入職場、經濟獨立，這個局面開始改變。當女性不再必須「靠婚姻生存」，婚姻的意義也隨之改寫。她們對關係的期待，從「有沒有飯吃」，轉為「有沒有被尊重、被理解、被愛」。

    很多出軌，並非始於性，而是始於「想被看見」。長年的柴米油鹽、育兒壓力、角色分工，讓不少夫妻變成同住一個屋簷下的陌生伙伴。在依附理論中，當焦慮型或逃避型依附者在主要關係中得不到回應，內在的空洞便急需填補。「家裡那個人看我像空氣一樣透明，外面那個人卻視我如珠如寶。」這種強烈反差，足以讓人誤以為那是愛。出軌，於是成了一種心理補償機制，不是因為快樂，而是為了逃離麻木。

    在社交軟體、即時通訊高度發達的時代，曖昧變得極其容易。一個讚、一則私訊，就可能開啟一段邁向出軌的關係。以前偷情需要付出極高成本，現在卻只需要一支手機，還能隨時刪除紀錄。當誘惑變多、風險變低，人性的弱點自然被放大。

    即使我們高喊性別平等，某些潛意識仍深植人心。成功的男人，彷彿理所當然可以擁有更多選擇。妻子是家庭象徵，情人則是地位勳章。社會對男性風流的道德譴責，往往帶著曖昧的寬容；但對女性越界，卻毫不留情。男人出軌被輕描淡寫視為逢場作興，但是，女人出軌卻被唾罵為不知羞恥的紅杏出牆。

為什麼「女人出軌」更難被原諒？

    為什麼男人比較容易被「理解」？男人出軌，往往被包裝成：「他還是愛家，只是在外面犯了錯。」彷彿只要他回家、給錢、扮演父親角色，情感上的傷害就可以被折算、被抵銷。這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危險的假設，男人的忠誠是加分項，而不是基本要求。只要他願意留下來，社會就急著給他台階下；只要他道歉，輿論就開始談「給一次機會」。女人卻沒有這樣的空間。她們一旦跨線，就被貼上「不安分」、「不檢點」、「貪心」的標籤，彷彿她們的慾望，本身就是不被允許的存在。

    為什麼「女人出軌」更難被社會接納？女人出軌之所以比男人更難被原諒，並不只是因為道德標準不同，而是因為她們背負的角色，從來就不只是一段關係的伴侶。在父權文化的深層結構裡，女人同時被期待成為妻子、母親、照顧者、情緒穩定器，甚至是家庭道德的最後防線。男人出軌，被理解為「慾望的失控」；女人的出軌，卻被視為「身分的背叛」。這種差異，使女人一旦越界，所承受的後果往往是全方位的。她不只是對不起伴侶，還被指責「對不起孩子」、「破壞家庭」、「喪失母性資格」。她的行為，被放大成整個人格與價值的否定。更殘酷的是，社會其實並不真正關心她為何出軌，她是否長期被忽視？是否承擔過量的照顧與情緒勞動？是否在婚姻中逐漸失去自我？這些問題，很少被問。因為一旦開始問，就必須承認婚姻裡的背叛，有時不是個人的墮落，而是結構性的失衡。

    當代婚姻最大的敵人，不是誘惑，而是耗竭。談忠誠之前，我們必須先誠實面對一個事實，現代婚姻最大的殺手，往往不是激情的第三者，而是日復一日的情感枯竭。雙薪家庭、育兒壓力、長工時、照顧長輩，讓夫妻雙方長期處於「功能運作模式」。對話只剩下行程、帳單與責任分配，卻沒有情緒交流與情感回饋。在這樣的狀態下，人並不是主動想背叛，而是逐漸忘了自己曾經被誰深深愛過，也忘了如何去愛。出軌，於是成了一個錯誤卻快速的出口。出軌成了另一個對象的婚後情。

    在現實條件下，忠誠如何可能？忠誠從來不是一句誓言，而是一種需要被設計、被經營的生活方式。它至少包含三個層次：首先，很多婚姻並非缺乏愛，而是缺乏「被看見」。被看見，意味著有人願意花心力理解你的疲憊、恐懼與失落，而不只是要求你把角色演好。當一個人在關係中長期被透明化，外界任何一點關注，都可能成為致命吸引。其次，忠誠不是假裝自己不會被誘惑，而是清楚知道什麼時候該停下來。能夠承認「我也會心動」，反而比高喊「我絕對不會」來得誠實。真正穩定的關係，不是沒有曖昧的可能，而是雙方都知道界線在哪裡。最後，願意為關係付出不對等的努力，婚姻從來不是公平交易。它需要在某些時刻，有人多走一步、多承擔一點、多放下自尊。那些從不出軌的人，往往不是因為更高尚，而是因為他們清楚知道，耕耘婚後情是婚姻美滿的唯一良方。

    近年，「開放式婚姻」被視為一種進步選項。但必須誠實地說，它牽涉到的感情糾紛與道德爭議仍然絕不能少覷，在華人傳統社會裡更難面對。那些忠於一夫一妻，從不出軌的人，靠的是什麼？不是道德完美，而是清楚知道，愛一個人已經很滿足、很快樂，那有時間空間再容納另一個呢？

從六天年假談勞動尊嚴、社會想像與生產力迷思

     在近期立法會辯論中，多位議員再次聚焦產假與年假制度的修訂。這並非新議題，卻始終難以推進。尤其年假問題，更像一條被刻意忽略卻越來越撐大的裂縫，卻長期未受到應有的處置。

    現行《勞動關係法》規定，澳門大部分僱員的法定年假僅有六天。這個數字，不僅與鄰近地區存在明顯落差，也與當代社會對「合理勞動」的基本理解格格不入。多年來，無論是勞工團體、社團領袖，抑或立法議員，均持續倡議修法增加年假，但似乎一直被老闆忽視。問題並不只是「放幾多日假」這般簡單，而是我們如何理解工作？如何理解人性？澳門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卻非常保守地視生產力等於坐班按時工作，卻忽略打工仔的尊嚴其實是工作績效的關鍵因素所在；澳門政府及僱主對於打工仔的年假缺乏想像力，而想像力卻是更有創意解決勞資糾紛的有效方法啊！

年假的起源於工人鬥爭到現代國家責任

    年假並非天降福利，而是工業化歷史中無數勞工爭取而來的制度成果。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工業社會面臨嚴重的工時過長、職業傷害與勞工耗竭問題。最早提出「帶薪年假」概念的，並非慈善家，而是工會與左翼政黨。1936年，法國在「人民陣線」政府下，正式立法確立兩星期帶薪年假，這一制度迅速成為歐洲福利國家的標配。

    國際勞工組織（ILO）早在1970年通過《第132號公約》，明確指出年假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而非老闆的恩賜。該公約建議最低不少於三星期，並強調休假必須「連續、可實際使用，而非名義存在」。換言之，年假的誕生，本身就是對「人不是機器」這一命題的制度回應。

年假的意義與價值不只是休息，更應視之為社會資本

    在公共討論中，年假常被誤解為「偷懶」、「雙輸」、「增加成本」。這種理解，本質上仍停留在前工業時代對勞動的刻板想像。年假，從來不能只看作成本，而是一種延遲回報的社會資本，甚而是企業及工友的長線投資，回報非同凡想。事實上，年假的價值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對打工仔而言，是身心修復機制：長期高壓工作會導致慢性疲勞、情緒耗竭與判斷力下降。充足的年假，有助於預防職業倦怠、精神健康問題與家庭關係破裂。

第二、對家庭而言，是關係重建的時間：家庭不是靠「下班後一小時」維繫的。年假提供的是完整而連續的共同生活時間，對育兒、照顧長者與伴侶關係皆具關鍵作用。

第三、對社會與經濟而言，是長期生產力投資：大量研究顯示，休假制度完善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反而更高，工傷率與離職率更低，企業的人才留任成本亦隨之下降。

各國如何處理年假爭議

    世界各地並非沒有爭議，但處理方式卻值得澳門反思。在德國、法國、北歐國家，法定年假普遍介乎20至30天，企業可在此基礎上提供更高標準。政府清楚界定最低保障，將「談判空間」留給勞資雙方。日本與韓國曾長期被視為「過勞社會」，但近年政府主動介入，強制企業確保員工實際休假，甚至設立「不休假罰則」，防止年假淪為帳面數字。新加坡雖屬自由市場經濟體，但法定年假亦隨年資遞增，最低七天起步，亦高於澳門。香港打工仔的有薪年假根據《僱傭條例》而定，受僱滿12個月後開始享有，首年至少7天，年資增加可增至最多14天，年假薪酬按過往12個月平均日薪計算，而年假日數多於10天的部分可選擇換成薪酬。 

澳門六天年假反映的不是經濟，而是想像力不足

    澳門長期以「服務業城市」、「節假日需求高」作為年假偏低的合理化理由。然而，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首先，服務業高度集中的城市並非只有澳門。拉斯維加斯、東京、巴黎同樣以旅遊與服務業為主，卻未因此壓縮勞工的基本休假權利。其次，六天年假並未真正提升服務質素，反而造成高流失率、低歸屬感與隱性疲勞，最終由企業承擔更高的培訓與管理成本。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澳門的勞動政策，仍停留在「勞動等於出勤」的思維，缺乏對現代工作有「工時制」轉態為「責任制」的想像。

    近十年，全球出現一個明確趨勢，就是工時下降，效率上升。冰島、英國、西班牙、日本多地試行「四天工作制」，結果顯示員工幸福感上升、生產力持平甚至提高、病假與離職率下降。這些實驗顛覆了一個長久的迷思，工作時間越長，產出越多。事實恰恰相反。創造價值的關鍵，不在於「坐在公司多久」，而在於精神狀態、專注力與創造力。年假制度，正是這種思維轉變的起點。

    政府與僱主必須明白休假不是對立，而是合作共贏。要推動年假改革，單靠道德呼籲並不足夠，必須從制度層面入手。對政府而言，年假應被視為公共健康政策與人力資本政策的一環，而非單純勞資糾紛。透過分階段調升、行業差異化與中小企支援，可降低改革阻力。對僱主而言，休假不是放任，而是管理工具。給予員工可預期、可安排的休假，能提升忠誠度與工作投入感，減少「人在心不在」的隱性怠工。真正成熟的企業，追求的是單位工時的價值最大化，而非人力的極限消耗。

為何增加年假，需要想像力？

    談年假，往往最先遇到的不是數字問題，而是想像力的貧乏。在不少政策討論中，「增加年假」總是立刻被轉譯為「企業成本上升」、「人手不足」、「營運困難」。這種即時反射，說明我們的公共想像仍被一條單線邏輯所主宰——工作時間等於產出，產出等於競爭力。然而，真正成熟的社會治理，從來不只是管理既有現實，而是敢於想像另一種可能。增加年假，並非簡單把「六天」變成「十天」或「十四天」，而是要求政府與社會重新思考，工作在一個人生命中的位置，究竟是全部，還是一部分？缺乏想像力的制度，只會在原地修補；有想像力的制度，才會重新設計生活。

增加年假，為何是歸還打工仔尊嚴的正道？

    尊嚴並不只存在於薪金數字之中，而體現在一個人是否被視為「完整的人」。當一名打工仔一年之中，除了病痛與突發事故，幾乎沒有連續、可自主支配的休息時間，這本身已是一種對人格完整性的侵蝕。在只有六天年假的制度下，休息被壓縮成奢侈品，家庭時間被切割成零碎片段，生活只能在疲憊的縫隙中勉強拼湊。這不僅影響個人心理健康，也削弱了公民對城市的歸屬感與未來感。增加年假，並非施捨，而是把被制度剝奪的時間，歸還給本應擁有它的人。這正是公共行政倫理的核心。

增加年假，為何能打破生產力的迷思？

    長久以來，我們被一個迷思所困，工時越長，城市越進步；勤力越多，經濟越好。然而，現代經濟早已證明，這是一種過時的工業時代殘影。真正的生產力，從來不是靠時間堆疊，而是靠判斷、創造與協作。疲憊的員工，只會製造更多錯誤、更多內耗與更多隱性成本。相反，擁有充足休息的人，更能在有限時間內作出高質量決策。增加年假，本質上是向政府與僱主提出一個挑戰，你是否有能力管理效率，而不是只管理出勤？

    當制度仍以「工時制」作為衡量標準時，生產力就永遠停留在低水平競爭。只有當休息被制度化、被正名，生產力才有機會從「消耗型」轉向「創造型」。增加年假，並不是激進主張，而是遲來的現代化要求。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日數本身，而是是否願意承認，一個尊重休息的社會，才配得上談效率；一個懂得留白的制度，才稱得上成熟。

    當澳門願意用想像力重新理解工作，用制度歸還尊嚴，用科學重估生產力，年假，才會不再是一場拉鋸，而是一條正道。一個城市如何對待勞動者的休息權，往往比口號更誠實地反映其價值選擇。

    筆者多年前任職學校領導時，將每週五天半上班上學制改為五天制，又將老師的「工時制」改為「責任制」。結果是老師的請病假事假銳減，績效大大提升。按教育法規，中小學每學年至少上195天課，剩下的170天，到底是白白浪費，還是「日」有所值，明就明，唔明就黎明！

當AI擁有「自省能力」，我們人類將何去何從呢？

 

    近兩年，人工智能幾乎無所不在。從寫報告、改作業、分析數據到陪伴聊天，緩解人類困擾情緒，甚至有人選擇與AI結婚，證實AI不再只是冷冰冰的計算工具，而逐漸成為能「理解語境」與「模擬思考」的協作夥伴。近日，Anthropic研究員提出「功能性內省能力」的概念，更像一記重錘，直擊自命萬物之靈的人類神經痛處。如果AI不但能回答問題，還能「察覺自己在怎樣運算」，那麼，人類引以為傲的「自省」光環，是否也正在被技術擊倒呢？當AI擁有某種形式的自省能力，人作為「萬物之靈」的獨特性，還剩下多少？

自省被「拆解」後，人類神話正在土崩瓦解

    讀中學時，一定會讀到《論語．學而篇》曾子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從來，反省遷善是人類異於禽獸的最大分野。長久以來，人類之所以被視為不可取代，並不只是因為我們會思考，而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在思考。從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自我反思能力」，自省一直被視為人類精神的核心標誌。

    然而，最新研究卻顯示，AI雖然沒有意識、沒有主觀經驗，卻開始能夠辨識自身內部狀態，甚至區分「這個概念來自外部輸入，還是內部觸發」。這種「功能性內省」不等同於哲學上的自我意識，但它已足以動搖人類對AI的刻板印像及其局限。原來，自省並非必然需要靈魂，只需要足夠複雜的演算就可以。一旦自省可以被工程化、被拆解為模組，人類曾經獨佔的道德與意境高地，便不再穩若金湯了。

人的獨特價值，真的正在被「收窄」

    必須誠實面對一個不太舒服的事實，人的獨特價值，確實正在不斷收窄。在過去，人類至少在三個層面上佔據優勢：1.理解與詮釋；2.反思與修正；3. 策略與判斷。但今天，AI已能閱讀海量文本、比較多重觀點、生成不同版本的推論，甚至能在指令下「檢查自己是否可能出錯」。這意味著，大量原本屬於「中高階認知」工作，正被快速取代。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並不只影響基層或重複性職位，而是直指專業工作者，如教師、顧問、分析師、研究者。當AI能自我校準、解釋理由、模擬反省，人類的「不可替代性」，正從結構性優勢，變成需要不斷證明的條件。

真正的問題不是「會不會被取代」，而是「我們是否還知道自己是誰嗎？」

    然而，把焦點只放在「AI會不會取代人」，其實是一種防衛性的誤判。更深層的問題是：當AI能模擬我們以為最人性的能力時，我們是否還清楚，人之為人的根本是什麼？AI的內省，是一種沒有代價的反省。它不會因為承認錯誤而羞愧，不會因為傷害他人而內疚，也不會因為選擇錯誤而失眠，當然更不會羞慚到無地自容而自尋短見。

    這正是關鍵所在，AI可以知道自己使用了哪些概念，卻不需要為這些概念造成的後果負責；AI可以調整策略，卻不需要面對被傷害者的目光；AI可以反省推論過程，卻不會被良心審問。責任，才是人類最後、也是最沉重的特權。萬物之靈，並不是因為人類最聰明，而是因為人類是唯一必須為選擇付出存在性代價的物種。法律、道德、倫理、悔恨、救贖，都是建立在「你本可以不這樣做，但你選擇了」之上。AI沒有自由選擇與承擔後果，只有執行指令。

    人類的自省，恰恰相反。人的反省，往往伴隨痛苦、矛盾、掙扎，甚至自責。正是這些不舒服的情緒，構成了倫理、責任與成長的基礎。如果只把自省理解為「檢查錯誤、優化表現」，那麼人確實很容易被更高效的AI取代；但如果把自省理解為對自身行為後果的承擔，那麼人與AI之間，仍存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本質區別。

    弔詭的是，面對AI進化，人類社會卻正朝相反方向退化。我們要求學生標準化、可量化；要求教師高效率、低誤差；要求員工即時回應、永遠在線；要求決策「去情緒化」及「去主觀化」。在這樣的文化浪潮下，人被訓練得愈來愈像機器，而AI則被設計得愈來愈像人。若人類真要保住「萬物之靈」的地位，恐怕不能靠比AI更快、更準，而是要重新珍惜那些低效率、不可量化、甚至令人不安的能力，諸如同理、遲疑、沉默、掙扎、陪伴。

更深一層來看「萬物之靈」

    自省能力從來不是一項技術指標，而是一種倫理考量。它不是用來證明人類比其他存在更強，而是提醒人類必須承擔更多。人類之所以自許為「萬物之靈」，不是因為我們最有效率，而是因為我們必須為自己的行動、沉默與放棄負責。換言之，人之為人的尊嚴，並不建立在「能做什麼」，而是建立在「必須對什麼負責」。

    這也正好指出當前AI討論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科技進步本身並不自帶方向感。AI的「內省能力」無論多麼精巧，終究只是工具理性的延伸，它只能回答「如何更好地完成目標」，卻無法回答「這個目標是否值得被完成」。如果人類將價值判斷一併外包，讓演算法決定效率、風險、最優解，那麼最終被削弱的，不只是工作角色，而是道德主體本身。

    教育正是最清楚的例子。當學校愈來愈迷信數據、排名與可量化成果，教師被迫成為內容傳遞者與績效管理者，學生被訓練成回應標準答案的考生，那麼即使沒有AI，人也早已被制度機器化。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治理、醫療與社會政策之中。當決策愈來愈依賴模型預測與風險計算，政治與行政語言變得去人性化、去責任化，「系統建議如此」及「數據顯示如此」成為卸責的護身符，那麼真正消失的，並不是錯誤，而是羞愧感。沒有羞愧，就沒有改過；沒有改過，就只剩下不斷優化的工具反省的循環。

    因此，面對AI擁有「功能性內省能力」，人類真正需要自問的，或許不是「我們還剩下什麼能力」，而是「我們是否仍願意承擔那些能力所帶來的重量」。願不願意為一句話傷害了誰而道歉？願不願意為一個錯誤決策付出政治或職業代價？願不願意在效率與正義衝突時，選擇較慢、較痛、但較有人味的道路？這些，都是AI永遠不需要面對的問題，卻正是人類存在的核心試煉。

    也正因如此，未來真正稀缺的，可能不再是聰明，而是良心；不再是計算能力，而是道德勇氣；不再是無所不知，而是知道「此處應當止步」。當AI愈來愈像人，人類若仍願意守住責任、關係與脆弱，那麼「萬物之靈」並非被科技奪走，而是被重新定義，不是站在萬物之上，而是站在責任之中。

    最終，AI是否擁有自省能力，或許並不決定人類的命運；真正決定人類是否配得上「萬物之靈」之名的，是在技術愈來愈強大的時代，人是否仍願意為價值而受限、為他人而停下、為世界而承擔。若這一點尚存，那麼即使AI再聰明，人類仍未失語；反之，即使AI尚未覺醒，人類也早已自行退場。

保住萬物之靈，人必須做三件「AI不想做的事」

    人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是神性、人性與物性的整合有機體。人有越來越往崇高的境界邁進的動機，但亦有不斷放縱慾望而物化的危機。所以，要保住「萬物之靈」的寶座，必須謹守，立下不可跨越的紅線。當然，亦必須努力做好三件事。

第一、重新擁抱倫理而非只談效能：AI的內省服務於效能優化，而人的反省應該服務於價值判斷。未來真正重要的，不是「怎樣做比較對」，而是「值不值得這樣做」。

第二、守住關係，而非只追求結果：AI可以完成任務，但不能建立真正的關係。教育、醫療、社福、照顧，本質上都是關係工作。若人類主動放棄這些場域，才是真正的自我淘汰。

第三、承認脆弱，而非假裝全能：AI沒有脆弱，因此也沒有謙卑。人類若只想模仿AI的理性，反而會失去最根本的自我修正能力。

    當AI走向能自省的新台階時，很諷刺的是，人的自省要求及能力正江河日下；當AI越來越走向人，人卻越來越向機器走，也許，是人該好好自省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