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立法會辯論中，多位議員再次聚焦產假與年假制度的修訂。這並非新議題，卻始終難以推進。尤其年假問題，更像一條被刻意忽略卻越來越撐大的裂縫，卻長期未受到應有的處置。
現行《勞動關係法》規定，澳門大部分僱員的法定年假僅有六天。這個數字，不僅與鄰近地區存在明顯落差，也與當代社會對「合理勞動」的基本理解格格不入。多年來，無論是勞工團體、社團領袖，抑或立法議員，均持續倡議修法增加年假，但似乎一直被老闆忽視。問題並不只是「放幾多日假」這般簡單，而是我們如何理解工作？如何理解人性？澳門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卻非常保守地視生產力等於坐班按時工作，卻忽略打工仔的尊嚴其實是工作績效的關鍵因素所在；澳門政府及僱主對於打工仔的年假缺乏想像力，而想像力卻是更有創意解決勞資糾紛的有效方法啊！
年假的起源於工人鬥爭到現代國家責任
年假並非天降福利，而是工業化歷史中無數勞工爭取而來的制度成果。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工業社會面臨嚴重的工時過長、職業傷害與勞工耗竭問題。最早提出「帶薪年假」概念的，並非慈善家，而是工會與左翼政黨。1936年，法國在「人民陣線」政府下，正式立法確立兩星期帶薪年假，這一制度迅速成為歐洲福利國家的標配。
國際勞工組織（ILO）早在1970年通過《第132號公約》，明確指出年假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而非老闆的恩賜。該公約建議最低不少於三星期，並強調休假必須「連續、可實際使用，而非名義存在」。換言之，年假的誕生，本身就是對「人不是機器」這一命題的制度回應。
年假的意義與價值不只是休息，更應視之為社會資本
在公共討論中，年假常被誤解為「偷懶」、「雙輸」、「增加成本」。這種理解，本質上仍停留在前工業時代對勞動的刻板想像。年假，從來不能只看作成本，而是一種延遲回報的社會資本，甚而是企業及工友的長線投資，回報非同凡想。事實上，年假的價值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對打工仔而言，是身心修復機制：長期高壓工作會導致慢性疲勞、情緒耗竭與判斷力下降。充足的年假，有助於預防職業倦怠、精神健康問題與家庭關係破裂。
第二、對家庭而言，是關係重建的時間：家庭不是靠「下班後一小時」維繫的。年假提供的是完整而連續的共同生活時間，對育兒、照顧長者與伴侶關係皆具關鍵作用。
第三、對社會與經濟而言，是長期生產力投資：大量研究顯示，休假制度完善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反而更高，工傷率與離職率更低，企業的人才留任成本亦隨之下降。
各國如何處理年假爭議
世界各地並非沒有爭議，但處理方式卻值得澳門反思。在德國、法國、北歐國家，法定年假普遍介乎20至30天，企業可在此基礎上提供更高標準。政府清楚界定最低保障，將「談判空間」留給勞資雙方。日本與韓國曾長期被視為「過勞社會」，但近年政府主動介入，強制企業確保員工實際休假，甚至設立「不休假罰則」，防止年假淪為帳面數字。新加坡雖屬自由市場經濟體，但法定年假亦隨年資遞增，最低七天起步，亦高於澳門。香港打工仔的有薪年假根據《僱傭條例》而定，受僱滿12個月後開始享有，首年至少7天，年資增加可增至最多14天，年假薪酬按過往12個月平均日薪計算，而年假日數多於10天的部分可選擇換成薪酬。
澳門六天年假反映的不是經濟，而是想像力不足
澳門長期以「服務業城市」、「節假日需求高」作為年假偏低的合理化理由。然而，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首先，服務業高度集中的城市並非只有澳門。拉斯維加斯、東京、巴黎同樣以旅遊與服務業為主，卻未因此壓縮勞工的基本休假權利。其次，六天年假並未真正提升服務質素，反而造成高流失率、低歸屬感與隱性疲勞，最終由企業承擔更高的培訓與管理成本。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澳門的勞動政策，仍停留在「勞動等於出勤」的思維，缺乏對現代工作有「工時制」轉態為「責任制」的想像。
近十年，全球出現一個明確趨勢，就是工時下降，效率上升。冰島、英國、西班牙、日本多地試行「四天工作制」，結果顯示員工幸福感上升、生產力持平甚至提高、病假與離職率下降。這些實驗顛覆了一個長久的迷思，工作時間越長，產出越多。事實恰恰相反。創造價值的關鍵，不在於「坐在公司多久」，而在於精神狀態、專注力與創造力。年假制度，正是這種思維轉變的起點。
政府與僱主必須明白休假不是對立，而是合作共贏。要推動年假改革，單靠道德呼籲並不足夠，必須從制度層面入手。對政府而言，年假應被視為公共健康政策與人力資本政策的一環，而非單純勞資糾紛。透過分階段調升、行業差異化與中小企支援，可降低改革阻力。對僱主而言，休假不是放任，而是管理工具。給予員工可預期、可安排的休假，能提升忠誠度與工作投入感，減少「人在心不在」的隱性怠工。真正成熟的企業，追求的是單位工時的價值最大化，而非人力的極限消耗。
為何增加年假，需要想像力？
談年假，往往最先遇到的不是數字問題，而是想像力的貧乏。在不少政策討論中，「增加年假」總是立刻被轉譯為「企業成本上升」、「人手不足」、「營運困難」。這種即時反射，說明我們的公共想像仍被一條單線邏輯所主宰——工作時間等於產出，產出等於競爭力。然而，真正成熟的社會治理，從來不只是管理既有現實，而是敢於想像另一種可能。增加年假，並非簡單把「六天」變成「十天」或「十四天」，而是要求政府與社會重新思考，工作在一個人生命中的位置，究竟是全部，還是一部分？缺乏想像力的制度，只會在原地修補；有想像力的制度，才會重新設計生活。
增加年假，為何是歸還打工仔尊嚴的正道？
尊嚴並不只存在於薪金數字之中，而體現在一個人是否被視為「完整的人」。當一名打工仔一年之中，除了病痛與突發事故，幾乎沒有連續、可自主支配的休息時間，這本身已是一種對人格完整性的侵蝕。在只有六天年假的制度下，休息被壓縮成奢侈品，家庭時間被切割成零碎片段，生活只能在疲憊的縫隙中勉強拼湊。這不僅影響個人心理健康，也削弱了公民對城市的歸屬感與未來感。增加年假，並非施捨，而是把被制度剝奪的時間，歸還給本應擁有它的人。這正是公共行政倫理的核心。
增加年假，為何能打破生產力的迷思？
長久以來，我們被一個迷思所困，工時越長，城市越進步；勤力越多，經濟越好。然而，現代經濟早已證明，這是一種過時的工業時代殘影。真正的生產力，從來不是靠時間堆疊，而是靠判斷、創造與協作。疲憊的員工，只會製造更多錯誤、更多內耗與更多隱性成本。相反，擁有充足休息的人，更能在有限時間內作出高質量決策。增加年假，本質上是向政府與僱主提出一個挑戰，你是否有能力管理效率，而不是只管理出勤？
當制度仍以「工時制」作為衡量標準時，生產力就永遠停留在低水平競爭。只有當休息被制度化、被正名，生產力才有機會從「消耗型」轉向「創造型」。增加年假，並不是激進主張，而是遲來的現代化要求。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日數本身，而是是否願意承認，一個尊重休息的社會，才配得上談效率；一個懂得留白的制度，才稱得上成熟。
當澳門願意用想像力重新理解工作，用制度歸還尊嚴，用科學重估生產力，年假，才會不再是一場拉鋸，而是一條正道。一個城市如何對待勞動者的休息權，往往比口號更誠實地反映其價值選擇。
筆者多年前任職學校領導時，將每週五天半上班上學制改為五天制，又將老師的「工時制」改為「責任制」。結果是老師的請病假事假銳減，績效大大提升。按教育法規，中小學每學年至少上195天課，剩下的170天，到底是白白浪費，還是「日」有所值，明就明，唔明就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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