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推石上山的澳門人可有找到第8出口？

 

天天推石上山的澳門打工仔

    工聯總會與經濟學會公佈《二○二五年各業職工工作現狀調查》，結果顯示，約六成受訪者工資與去年持平，一成受訪者工資下降，不同行業薪酬調整不均衡；黑工問題嚴重程度的評分上升至三點四七分（最高五分）；六成四受訪者每周僅休息一至一點五天。

    根據調查，超過六成三受訪者認為現行外地僱員政策欠缺訂明對本地居民的優先聘用制度，六成受訪者擔憂因外僱薪酬偏低而造成不正當競爭。為切實保障本地居民就業，建議完善外僱政策與監管。在審批外僱申請時，設定合理薪酬標準門檻，對薪酬明顯低於行業合理範圍的崗位，不予批准外僱名額；積極發掘契合居民需求且有吸引力的崗位，研究擬定本地僱員比例，促進居民就業。

    工聯會代表梁孫旭建議針對不同年齡層採取差異化措施，如擴大青年帶薪實習計劃、支持中年升遷轉職與技能提升、推行高齡友善就業政策等。對於中低學歷僱員，需擴展職業培訓和進修機會，如推廣「先就業，後培訓」模式，確保勞動力能快速融入新興或具增長潛力的行業，從而全面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就業市場健康發展。在監管方面，建立跨部門聯合監察平台，整合各部門資源，打破資訊孤島。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對勞動力市場實施全方位、動態化監管，提升監管精準度與效率，精準打擊黑工。

    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中寫道，薛西佛斯每天將巨石推上山，石頭卻在抵達頂端的一瞬間滾落。他無法逃離，也沒有選擇，也許這是今天澳門打工仔的真實寫照。澳門是一座永不休止的城市，與其說在運作，不如說在迴圈。從清晨到深夜，無數生活軌道像齒輪般互相扣上，帶著所有人向前推，而沒有人真正問過：我們究竟要被推往何處？

都市生活像一首疲憊的四重奏——個人、家庭、職場、人際關係

    都市生活像一首疲憊的四重奏——個人、家庭、職場、人際關係，四個聲部的旋律看似不同，實際上卻都演奏著同樣的節拍：忙碌、重複、規律、失語。正是這四種力量交錯成現代人的慣性，把個體推往既定軌跡，把生活磨成任務，把生命縮成功能，澳門人日復一日推著自己的石頭，是否仍有可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出口？

    在澳門，個人生活看似自由，實則是所有結構力量最先落腳之處。人每天醒來便被無數「應該」包圍：應該上班、應該有效率、應該趕上節奏、應該提升自己、應該保持競爭力。這些外在要求慢慢取代了內在意願，讓人聽不見自己最初的聲音。久而久之，人甚至忘了什麼是想做、什麼是被迫做，只剩下流水式的任務：起床、上班、接孩子、吃飯、睡覺。

    城市中的個人最容易被功能化，人不再被視為完整的存在體，而被切分為角色：工作者、照顧者、子女、家長、同事。在被功能包圍的生活裡，倦怠與疏離也隨之而來。許多人明明生活在最繁華的地段，內心卻像在荒漠中行走。這種空洞不是來自匱乏，而是來自過度填塞，包括過度的資訊、過度的工作、過度的要求，反而讓個體的心理空間被壓縮到無法呼吸。

    然而，卡繆提醒我們，反抗不是摧毀，而是不讓自己消失。個體若要在城市的壓力中保持完整，就必須在細微之處重新找回選擇。例如十分鐘散步、一杯用心喝的咖啡、不為任何目的的靜坐、拒絕一個不必要的會議、在上下班時段練習深呼吸。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決定，其實是重新尋回自己。你如何推石頭，你想推往哪座山，這些選擇都能慢慢把人從機械化的節奏中恢復成為「自己」。

    家庭在都市中往往失去其原有的溫度與力量，變成被程序排列的責任集合體。澳門更因職業結構與輪班制度，使許多家庭常常處於「時差式相處」：父母上班時孩子在上課；孩子放學時父母在輪班；一家人坐在同一張飯桌前，心卻像住在不同時區。

    親情在忙碌中被功能化——吃飯、洗澡、功課、接送——每一項都像任務。溝通也逐漸機械化：「吃飽了沒？」「功課做了沒？」「明天要早點上班。」這些都是必要的日常對話，卻難以形成真正的情感交流。慢慢地，家庭裡最豐富的情緒——脆弱、疲憊、期待、害怕——被壓在生活底部，無處表達。

    然而，家庭並不需要大規模改革，它需要的只是重新被看見的情感。一句「我今天真的很累，可以讓我安靜一下嗎？」比一句「你不要煩我」更能讓家庭流動；一頓沒有手機陪伴的晚餐，比昂貴的家庭旅遊更能讓關係回暖；三分鐘的感受交換，比十分鐘的功課指導更接近親情的本質。家庭的出口不是逃離，而是透過小小的儀式重建連結，把情感放回家庭，把人重新放回彼此的位置。

    澳門的職場，如同它的城市節奏，快速、密集、講求成果。博彩業與旅遊業的高度競爭，使許多行業都被連鎖牽動；社福領域需提供更多活動與報告以應對要求；教育領域需面對家長期望與行政壓力；服務業更是被客流量與效率牽著走。

    在這樣的職場環境中，人最容易被削成工具。績效、報告、數字成為衡量價值的標準；過勞變成敬業的象徵；講出「我承受不了」彷彿代表能力不足。於是，人開始學會忍耐，把疲憊包裝成「習慣」、把壓力當成「正常」。但忍耐文化並非無害，它默默侵蝕著職場人的心理能量，使無力感成為許多澳門人的共同語言。

    然而，職場中的反抗不必是激烈的，有時只是一種界線的建立。拒絕一個無意義的會議、為自己保留至少一晚不處理工作、在職場中培養屬於自己的專業領域、練習用「我需要時間」取代「沒問題」。這些都不是逃避，而是一種存在主義的宣示，我不是只為了產出而存在，而是一個有邊界、有尊嚴的主體。

    社交媒體讓人看起來比以往更連結，卻也讓孤獨變得更深。每個人的生活都被展示得光鮮亮麗：美食、旅遊、健身、家庭照片、成功故事……這些畫面讓人覺得別人的人生像不間斷的節慶，自己的生活卻是一成不變的日常。於是，人際互動逐漸變成表演，人與人的距離反而越拉越遠。

    在競爭激烈的氛圍下，人變得更難表達脆弱，因為擔心顯得不夠好；人更容易忽視自己的價值，因為總有人比我們更成功。這種關係並非互相支持，而是互相映照、互相消耗。澳門的生活圈小，熟人社會的壓力更使許多人選擇「不說」、「不問」、「不表達」，久而久之，人際關係留下的只剩下表面維持的友善，而缺少真正的理解。

澳門人可有找到第8出口？

    日本電影《第8號出口》亦描繪了這種荒謬，主角在地鐵的重複通道中不斷尋找出口，每一次以為看見光亮，卻只迎來另一條走廊。澳門如同卡繆與這齣電影所描述的雙重場景，一邊繁華、一邊重複；一邊明亮、一邊封閉。人們生活在密度極高的空間，卻常常感到內在空洞；居於不夜城，卻時常活得像沒有白晝。

    人際關係的第8號出口，不必是結交更多朋友，而是讓現有的關係更真誠。一次深度對談、一次互相願意聆聽的碰面、一句不帶表演的關心，這些才是真正能支持人的連結。人際的出口不是數量，而是溫度；不是曝光，而是理解。

    第8號出口不是一條路，而是一種姿態。《第8號出口》的主角最終仍走在重複的地下道中；薛西佛斯的石頭仍會滾下山。生命的荒謬不會因理解而消失，但卡繆說：「我們必須想像薛西佛是幸福的。」幸福不是沒有重複，而是在重複中仍然能自主決定其意義與價值。

    澳門這座城市不會突然變慢，也不會為了誰改變節奏。但人能做的，是在日復一日的個人、家庭、職場、人際關係的四重奏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節拍。出口不在城市裡，而在我們如何生活。

    第8號出口不是一扇門，而是一個轉向；不是逃離，而是明白自己仍有選擇。當你願意停下、感受、調整、重新定義自己的推石方式，那一刻，你就已經走在第8號出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