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局日前發布二○二四年第四季自殺死亡監測結果，但未提全年情況。經整合此前三季數據，去年全年本澳錄得九十宗自殺死亡個案，與前年的八十八宗上升兩宗，升幅約百分之二，是故二○二四年宗數為十年來最多。
從澳居民與外地人自殺亡的數字和，本地居民的自殺數不斷攀升。去年九十宗個案為四十八男和四十二女，年齡介乎十二至七十六歲。當中澳門居民佔七十六宗，佔比約八成四，而非澳門居民去年有十四宗，佔比約一成六。衛生局表示，自殺死亡的原因主要懷疑與精神疾病、感情問題，以及賭博或財政問題有關。
衛生局重申，自殺的原因錯綜複雜，往往涉及精神疾病、心理學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因素，以及生物遺傳因素等。要有效防治自殺，需要全民關注及積極參與擔任自殺防治守門員。為協助減少自殺的發生，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應對身邊的人多聯繫、多關懷、多聆聽，並鼓勵受情緒困擾的人積極尋求專業協助。
別小覷講安樂死的電影的震撼影響
筆者在撰寫此文時，電影院，包括戀愛館正在上映《隔壁的房間》（The Room Next Door），很細膩沉重地探討安樂死與自殺的複雜倫理議題，這些議題涉及個人自主權、生命價值、醫療倫理以及社會對弱勢群體的責任。可是，未見有關上述的公共行政機構利用恰當的機會給予導讀及倫理思辨討論。筆者進場看了，算是受過相關的專業訓練，仍然覺得劇情的發展，很容易影響觀眾，甚至牽引起內心的掙扎，甚至成為付諸實行安樂死的。筆者無意要政府電檢部門干預，只是，澳門以及全球的自殺率不斷狂升，實在有必要做更多的倫理思考的工作。
也許，很多人小時候都看過《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就是那位演得維妙維肖的女巫。《隔壁的房間》由她及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擔崗主演，講述一對摯友在生命最終的時刻相伴，這段時光也讓他們對生與死有了更多困惑與體悟，這個安樂死議題，使這齣戲獲得二○二四年威尼斯影展最大獎金獅獎，深受影評好評，更被形容深邃動人、光芒閃耀，更在威尼斯影展首映時獲十八分鐘掌聲。
《隔壁的房間》故事描述兩位女主角年輕時是好朋友，曾在同一家雜誌社工作。後來，無故失去聯絡，然而，再見面時，瑪莎（蒂妲史雲頓飾）已罹患晚期癌症，英格麗（茱莉安摩爾飾）決定陪伴在她身邊，二人無話不談，回顧人生故事、親密愛人、家庭回憶，整齣電影似是想透過友誼、生命及重大抉擇等議題，深入探討「生命自決」。瑪莎說，只要那天起床，你看到我的房門關上，表示我已經服藥安眠離世。果然，這一天到來時，英格麗發現自己完全接受不了好友這樣就結束自己的寶貴生命。
看罷這齣電影，心情久久未能平伏，覺得人非常矛盾脆弱，一方面選擇孤身，在鄉間寒冷的冬夜，自決是否是自殺的最佳時刻；另一方面，卻找來一個失散多年的閨蜜住在隔壁的房間，似是很需要在臨終前仍然渴望得到一最多的陪伴。筆者一向對生命抱有積極面對的態度頓時茫然若失，可知，整個社會越是自殺率不斷攀升，越是容易營造出自殺已經成為都市社會生活的日常，「生命自決」越會被歪曲解讀為基本人權。試看台灣兩名藝文界名人，一位是雕塑大師朱銘，一位是愛情小說家瓊瑤，尤其後者，高調公開安樂死，其影響不可忽略。根據研究，一個自殺者會對起碼六位親朋造成錯誤示範作用。筆者是基督徒，深信生命是上主的恩賜，必須努力經營；就算退一步，回到中國傳統文化裡，《孝經》有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都在呼籲我們要珍愛父母給我們的生命。
個人自主權與生命的神聖性
安樂死與自殺的倫理爭議核心之一，在於個人是否擁有終結自己生命的權利。支持者認為，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應該有權決定何時以及如何結束生命，特別是在面對無法忍受的痛苦時，例如末期疾病、經濟陷於絕境、人生了無希望等。然而，反對者則強調生命的神聖性，認為即使是痛苦的生命，也不應由個人任意終結，因為這可能削弱社會對生命的尊重，也可能讓弱勢群體受到間接的壓迫，例如讓病患感受到「主動結束生命」是一種社會期待，而非真正的選擇。
電影中的角色正是在這種拉扯中掙扎。他們不僅面對個人痛苦，還受到家庭、醫療系統與社會價值觀的影響。這反映出，當一個人考慮安樂死或自殺時，這不只是個人選擇，也涉及社會對「何謂有尊嚴的生命」的理解。
現代醫學致力於減輕病患的痛苦，但是否應該允許醫療人員協助病人結束生命，則是倫理與法律上的爭議。支持安樂死的觀點認為，當醫療已無法提供有效的緩解措施時，允許病人透過合法、規範的途徑選擇安樂死，可以讓他們擁有更有尊嚴的死亡。然而，反對者則擔憂，一旦安樂死成為合法選項，可能會導致「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使醫療體系更傾向於「放棄治療」，甚至導致經濟條件較差或社會資源不足的病人被「推向」選擇死亡，而非獲得更好的支持與照護。
電影《隔壁的房間》的情節或許也呈現了這樣的道德困境，當一個人選擇安樂死或自殺時，這個決定究竟是基於真正的自由意志，還是受限於現實環境的無奈？如果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心理支持、疼痛管理與生活照護，這些人是否還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自殺與安樂死最大的差異在於，自殺通常是個人在絕望或痛苦中做出的行為，而安樂死則涉及醫療專業的介入與倫理審查。在許多文化與宗教觀點中，自殺被視為對生命的不尊重，甚至帶有道德上的譴責。然而，心理學研究顯示，自殺往往與精神疾病、社會孤立或經濟壓力有關，這意味著社會應該更積極地提供支持，而不是僅僅從道德層面批判。
《隔壁的房間》帶來的啟示是，安樂死與自殺的問題並非單純的「應該」或「不應該」，而是涉及多重價值觀的衡量。個人自主權固然重要，但如果社會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系統，個人的選擇可能會受到環境的扭曲，變成一種「被迫的自由」。因此，討論這些議題時，我們不僅要關注個體權利，也要思考如何建構一個讓人「願意選擇活下去」的社會。
想自殺者旁邊都要有《隔壁的房間》的陪伴者
很明顯，筆者並不同意自殺、安樂死，甚或生命自決論。不過，話說回來，人要走到自殺，意味著人生很可能走到絕境，要是在這個孤注一擲的瞬間，隔壁房間來了一位陪伴者，也許能扭轉一切。
《隔壁的房間》電影裡有兩個女人，一個怕死，一個求死。求死的女人，請求怕死的女人，陪她尋死，看起來真的有點強人所難啊！當一個試圖自殺的人，必定會多番回望自己的一生，注定會把焦點放在創傷、遺憾、友情、愛過、錯過、老去、死亡、道德、和解、最後是救贖等等議題上，而且發現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才會痛下決心要自殺。所謂安樂死，不止是死的一刻，死亡這件事要安樂，是交下整個生命要離開得安樂。走到最後一章了，如何能放下，自在。事實上，這為成千上萬的自殺者都是難之又難的，總之，一言難盡，難以一一說清。據了解，絕大多數密謀自殺的人，都會寫遺書，而且一改再改，渴望生命走到最後，還是希望被了解的，尤其是最親的人，都希望得到體諒。
說實在，陪死有太多情緒恐懼和責任，《隔壁的房間》的英格麗起初是不願的，但瑪莎先後被很多親密的朋友拒絕，最後，兩個開明、有情、重義、不亂審判的人找回了對方。完全不勸她做甚麼抗癌勇士，尊重人各有志，只做陪伴對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人生路上，總有長為隔壁房間的陪伴者，請不要拒絕這一個邀請，而且要及早奉陪，也許，局面會產生積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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