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下旬，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回應議員建議要提升出生津貼，表示過去曾這樣做，但同期出生率並沒變化，甚不升反降。作為主持教育、社福、文化、體育等範疇的司長，少子化及人口老話的確帶來施政莫大的苦惱，司長慨嘆想來想去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不僅僅是澳門的問題，許多國家地區都推出若干具吸引力的計劃，甚至將推動生育視為國家存亡的重大任務，生育率一直下滑的澳門，特區政府又怎能坐視不理呢？
中國人口自然增加率呈負成長趨勢
一九八二年，中國全面實施「計劃生育」，視之為基本國策，即按人口政策有計畫的生育，同年十二月寫進憲法裡，主要內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為抑制人口成長，從一九八○年代起到二○一五年底以前，中國大陸計劃生育以「獨生子女」政策為主。除了只有一個女孩的農村夫妻、夫妻雙方至少一方為獨生子女、自治區和一些省的少數民族等幾種情況可以生育兩個子女。
中國政府為了推行計劃生育，讓獨生子女家庭可領補貼，但補貼只是一時。當前這批中年獨生子女，兒時為家裡帶來「光榮」，如今則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獨力奉養父母的壓力。中國一胎化政策的紅利以近尾聲，如今的憂慮則是奉養父母的責任無人分擔。「中國統計年鑒2023」公布了三十一個省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加率資料，發現二○二二年有二十個省的人口自然增加率呈現負成長，出生人口只有956萬人，比二○二一年減少10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比二○二一年下降0.75個千分點。二○二二年，中國一孩出生數量為441萬人，二孩出生數量為372萬人，三孩及以上出生數量為143萬人。
儘管中國各地推出鼓勵生育的措施，其中包含發放生育補貼、購房補貼等措施，但如同澳門一樣，沒有顯然的功效。二○二二年韓國與中國出生率都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每個婦女分別只生0.78和1.1個小孩。有許多大學及研究中心建議，要再推出更具體的推動生育措施：包括現金、稅賦與購房的補貼，建置更多的托兒所，不分男女的性別平等產假，引進外籍保母，推動彈性工作形式，確保單親媽媽權益，使輔助生育技術合法化，以及改革升學入學制度等。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人口問題專家易富賢表示，中國人有三大難題：不願生、生不了及養不起。易富賢補充說，不願生則是出自於外在的政經與個人的心理因素；生不了則是食物、營養與個人健康維護失當等生理因素；養不起因物質條件不滿足，比如住房壓力、可支配收入低及子女教育成本越來越高昂等因素組成。中國的不孕不育發病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僅1%到3%，至二○二○年劇增至18%，對於不願生、生不了，政府能做的就更加有限。所以，中國人口結構的未來趨勢非常顯然很不樂觀啊！
南韓推出生仔送一億及上樓兼升職
南韓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去年第三季總和生育率為0.70，創下歷年第三季最低值。Tesla老闆、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Musk）向來關心全球「嬰兒短缺」（他自己有心有力、生了十一個仔女）。去年，他警告南韓正經歷「最快速的人口崩潰」（the fastest population collapse）。他解釋，一個地區的總和生育率最少要有2.1，才可以維持人口長遠不會減少，而南韓明顯低於這個水平。其實，澳門亦好不了多少。南韓總統尹錫悅上台執政後就指出，最近十多年，政府累計投入逾2000億美元鼓勵生育，堪稱不遺餘力。可是這些措施成效未如理想，南韓生育率反而一步步走向低谷。
為了催谷生育率，南韓仁川市政府率先推出鼓勵生育的先導措施，向每名新生嬰兒豪派一億韓圜（約61萬澳門元）的獎勵。政府除了「派錢」，還奇招百出，將生育與「上流」和「上樓」掛鈎，試圖化解人口銳減危機。
作為南韓第三大城市，仁川市政府剛剛宣布「1億Plus我的夢想」鼓勵生育計劃，將生育津貼由原本的7250萬韓圜增至一億韓圜。這封生仔大利是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派發第一筆現金，包括懷孕及分娩津貼、孕婦交通費、生活補助金、父母慰勞金等，總共3110萬韓圜（約19萬澳門元），在嬰兒誕生後由父母領取。再來是每月現金發放，由嬰兒零至七歲，父母每年可獲120萬韓圜（約七千多澳門元），由八至十八歲則每年可領180萬韓圜（約1.1萬澳門元）。最後一部分包括保育和伙食費、小學至高中教育學習雜費等，合共4190萬韓圜（約二十六萬港元），在兒童成年之前分階段陸續發放。換句話說，南韓用了「出糧」的方式發放津貼，總計可得到約61萬澳門元，相比起澳門只派萬多元，仁川當局顯然慷慨豪爽得多。
值得留意，生育率除了敬陪世界之末座外，南韓的自殺率高居全球發達國家之冠，平均每年每十萬人口有超過二十人死於自殺，比全球平均九人自殺高出一倍多。今天，年輕人覺得生活環境有如「地獄」，「生存」和「生活」已不輕鬆，何來有心有力去生仔呢！
南韓是個讀書壓力超大，找工作難，不進大公司，不依附財閥難以向上流動，生育率低迷跟所有社會深層次問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南韓政府意識到單靠「派錢」恐怕不足以扭轉生育率下降的危機。所以，自二○○六年以來，南韓政府不斷採取「銀彈策略」催谷生育外，仁川市政府旗下觀光公社早前宣布試點政策，該部門公務員生育第二胎可獲得升職加分，生第三胎更能立即得到特別晉升，此舉變相把「生育」與「上流」掛鈎。
事實上，「儒家文化圈」地區近年一直面對「生育意欲低迷」難題，除了香港、南韓、日本，還包括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新加坡等，生育率排名全皆位於210位以下。顯然，我們都深受科舉、怕輸在起跑點等等根深柢固的文化影響，令年輕人覺得生活壓力巨大，不敢隨便把新生命帶來這個世界。
另一邊廂，香港政府有見及此，亦於去年十月份推出兩萬港元生育獎勵金之餘，也宣布新生嬰兒家庭可獲得優先編配公屋以及特別居屋名額（每個項目預留一成配額），同樣算是把「生育」和「上樓」掛鈎。澳門政府除了派錢之外，其實都有很多補貼措施，只是仁川市的鋪陳包裝得很得體，澳門政府可以以考慮參照南韓的做法啊！
要不要生仔誰說了算？
不要以為用銀彈、房屋、彈性上班、甚至升職加薪就能推高生育率。隨著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及高等教育普及，現代人比從前更加追求自我的成長與發展，當傳宗接代不再是年輕人必須完成的人生使命，有更多後生夫妻選擇將生涯最重要的目標放在工作、旅行、自我發展等能提升生活品質方面去。
在傳統的父權制結構之下，女性的身體，不論是行為舉止、價值導向，抑或是生育意願等會受著不同程度的壓迫。目前，全球仍有近44%的女性無法行使生育自主權。聯合國人口基金年年作出同樣的呼籲，應該賦予女性更多自主權，讓她們對於何時、如何生兒育女擁有掌控力。
低生育率及延遲生育的現象，除了歸因於女性接受了更高教育及有更高勞動參與機會之外。女性經濟地位大增，獨享教育回報大幅增加。晚婚、晚育、少生、甚至拒絕生育的現象也大增，大致可歸因於整體經濟環境不佳、氣候惡化、社會政治環境不友善、教養的心理及經濟成本高昂等因素都是低生育的重大原因。近年，嬰兒、兒童及青少年的欺凌傷害案件層出不窮，加上教育體制不健全造成孩子的課業壓力沉重，許多家長憂心無法提供給孩子安身立命的優質環境，不敢多生仔是很自然的想法。
養兒防老、沒有子孫老來寂寞的觀念已經過時，也行不通，孩子長大了各自離去，到頭來老夫老妻還不是照樣孤獨？如果沒有很吸引的誘因，如果沒有很快樂自在的自我實現及相關回報，有誰還願意膽粗粗成為父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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