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下旬,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回應議員建議要提升出生津貼,表示過去曾這樣做,但同期出生率並沒變化,甚不升反降。作為主持教育、社福、文化、體育等範疇的司長,少子化及人口老話的確帶來施政莫大的苦惱,司長慨嘆想來想去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不僅僅是澳門的問題,許多國家地區都推出若干具吸引力的計劃,甚至將推動生育視為國家存亡的重大任務,生育率一直下滑的澳門,特區政府又怎能坐視不理呢?
中國人口自然增加率呈負成長趨勢
一九八二年,中國全面實施「計劃生育」,視之為基本國策,即按人口政策有計畫的生育,同年十二月寫進憲法裡,主要內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為抑制人口成長,從一九八○年代起到二○一五年底以前,中國大陸計劃生育以「獨生子女」政策為主。除了只有一個女孩的農村夫妻、夫妻雙方至少一方為獨生子女、自治區和一些省的少數民族等幾種情況可以生育兩個子女。
中國政府為了推行計劃生育,讓獨生子女家庭可領補貼,但補貼只是一時。當前這批中年獨生子女,兒時為家裡帶來「光榮」,如今則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獨力奉養父母的壓力。中國一胎化政策的紅利以近尾聲,如今的憂慮則是奉養父母的責任無人分擔。「中國統計年鑒2023」公布了三十一個省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加率資料,發現二○二二年有二十個省的人口自然增加率呈現負成長,出生人口只有956萬人,比二○二一年減少10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比二○二一年下降0.75個千分點。二○二二年,中國一孩出生數量為441萬人,二孩出生數量為372萬人,三孩及以上出生數量為143萬人。
儘管中國各地推出鼓勵生育的措施,其中包含發放生育補貼、購房補貼等措施,但如同澳門一樣,沒有顯然的功效。二○二二年韓國與中國出生率都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每個婦女分別只生0.78和1.1個小孩。有許多大學及研究中心建議,要再推出更具體的推動生育措施:包括現金、稅賦與購房的補貼,建置更多的托兒所,不分男女的性別平等產假,引進外籍保母,推動彈性工作形式,確保單親媽媽權益,使輔助生育技術合法化,以及改革升學入學制度等。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人口問題專家易富賢表示,中國人有三大難題:不願生、生不了及養不起。易富賢補充說,不願生則是出自於外在的政經與個人的心理因素;生不了則是食物、營養與個人健康維護失當等生理因素;養不起因物質條件不滿足,比如住房壓力、可支配收入低及子女教育成本越來越高昂等因素組成。中國的不孕不育發病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僅1%到3%,至二○二○年劇增至18%,對於不願生、生不了,政府能做的就更加有限。所以,中國人口結構的未來趨勢非常顯然很不樂觀啊!
南韓推出生仔送一億及上樓兼升職
南韓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去年第三季總和生育率為0.70,創下歷年第三季最低值。Tesla老闆、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Musk)向來關心全球「嬰兒短缺」(他自己有心有力、生了十一個仔女)。去年,他警告南韓正經歷「最快速的人口崩潰」(the fastest population collapse)。他解釋,一個地區的總和生育率最少要有2.1,才可以維持人口長遠不會減少,而南韓明顯低於這個水平。其實,澳門亦好不了多少。南韓總統尹錫悅上台執政後就指出,最近十多年,政府累計投入逾2000億美元鼓勵生育,堪稱不遺餘力。可是這些措施成效未如理想,南韓生育率反而一步步走向低谷。
為了催谷生育率,南韓仁川市政府率先推出鼓勵生育的先導措施,向每名新生嬰兒豪派一億韓圜(約61萬澳門元)的獎勵。政府除了「派錢」,還奇招百出,將生育與「上流」和「上樓」掛鈎,試圖化解人口銳減危機。
作為南韓第三大城市,仁川市政府剛剛宣布「1億Plus我的夢想」鼓勵生育計劃,將生育津貼由原本的7250萬韓圜增至一億韓圜。這封生仔大利是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派發第一筆現金,包括懷孕及分娩津貼、孕婦交通費、生活補助金、父母慰勞金等,總共3110萬韓圜(約19萬澳門元),在嬰兒誕生後由父母領取。再來是每月現金發放,由嬰兒零至七歲,父母每年可獲120萬韓圜(約七千多澳門元),由八至十八歲則每年可領180萬韓圜(約1.1萬澳門元)。最後一部分包括保育和伙食費、小學至高中教育學習雜費等,合共4190萬韓圜(約二十六萬港元),在兒童成年之前分階段陸續發放。換句話說,南韓用了「出糧」的方式發放津貼,總計可得到約61萬澳門元,相比起澳門只派萬多元,仁川當局顯然慷慨豪爽得多。
值得留意,生育率除了敬陪世界之末座外,南韓的自殺率高居全球發達國家之冠,平均每年每十萬人口有超過二十人死於自殺,比全球平均九人自殺高出一倍多。今天,年輕人覺得生活環境有如「地獄」,「生存」和「生活」已不輕鬆,何來有心有力去生仔呢!
南韓是個讀書壓力超大,找工作難,不進大公司,不依附財閥難以向上流動,生育率低迷跟所有社會深層次問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南韓政府意識到單靠「派錢」恐怕不足以扭轉生育率下降的危機。所以,自二○○六年以來,南韓政府不斷採取「銀彈策略」催谷生育外,仁川市政府旗下觀光公社早前宣布試點政策,該部門公務員生育第二胎可獲得升職加分,生第三胎更能立即得到特別晉升,此舉變相把「生育」與「上流」掛鈎。
事實上,「儒家文化圈」地區近年一直面對「生育意欲低迷」難題,除了香港、南韓、日本,還包括中國內地、澳門、台灣、新加坡等,生育率排名全皆位於210位以下。顯然,我們都深受科舉、怕輸在起跑點等等根深柢固的文化影響,令年輕人覺得生活壓力巨大,不敢隨便把新生命帶來這個世界。
另一邊廂,香港政府有見及此,亦於去年十月份推出兩萬港元生育獎勵金之餘,也宣布新生嬰兒家庭可獲得優先編配公屋以及特別居屋名額(每個項目預留一成配額),同樣算是把「生育」和「上樓」掛鈎。澳門政府除了派錢之外,其實都有很多補貼措施,只是仁川市的鋪陳包裝得很得體,澳門政府可以以考慮參照南韓的做法啊!
要不要生仔誰說了算?
不要以為用銀彈、房屋、彈性上班、甚至升職加薪就能推高生育率。隨著義務教育年限延長及高等教育普及,現代人比從前更加追求自我的成長與發展,當傳宗接代不再是年輕人必須完成的人生使命,有更多後生夫妻選擇將生涯最重要的目標放在工作、旅行、自我發展等能提升生活品質方面去。
在傳統的父權制結構之下,女性的身體,不論是行為舉止、價值導向,抑或是生育意願等會受著不同程度的壓迫。目前,全球仍有近44%的女性無法行使生育自主權。聯合國人口基金年年作出同樣的呼籲,應該賦予女性更多自主權,讓她們對於何時、如何生兒育女擁有掌控力。
低生育率及延遲生育的現象,除了歸因於女性接受了更高教育及有更高勞動參與機會之外。女性經濟地位大增,獨享教育回報大幅增加。晚婚、晚育、少生、甚至拒絕生育的現象也大增,大致可歸因於整體經濟環境不佳、氣候惡化、社會政治環境不友善、教養的心理及經濟成本高昂等因素都是低生育的重大原因。近年,嬰兒、兒童及青少年的欺凌傷害案件層出不窮,加上教育體制不健全造成孩子的課業壓力沉重,許多家長憂心無法提供給孩子安身立命的優質環境,不敢多生仔是很自然的想法。
養兒防老、沒有子孫老來寂寞的觀念已經過時,也行不通,孩子長大了各自離去,到頭來老夫老妻還不是照樣孤獨?如果沒有很吸引的誘因,如果沒有很快樂自在的自我實現及相關回報,有誰還願意膽粗粗成為父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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