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曾經誤傳是當年中國高考滿分作文《說尺子》，後來被踢爆是一名公務員ST寫的。不管怎樣，文中的首段堪值深思：「從一百分到九十八分，挨一頓揍；從五十五分到六十一分，得一個吻。這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卻常常發生在我們身邊，許多人看來，前者退步了挨揍是天經地義，後者進步了得吻是理所當然。我們常說，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在現實生活中，應當說尺子是最公平的，但拿在不同人的手裡，去度量不同的人，就會出現不同的結果。」
無疑，尺是客觀的量度工具，可是，量出來的結果到底如何解說，該如何看待，也許是見人見智，人言人殊。本來，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理應是父母師長一樂事，可是，現實世界裡，原來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子女的將來，無論是身心靈健康，甚或是事業財富及優渥生活都產生重大的影響，難怪我們社會都傾向信奉「孩子要贏在起跑線」呢！
由一個博士神童張炘煬的沒童年辛酸與神邏輯說起
中國神童張炘煬今年二十八歲，兒時接受智力測驗得分一百四十，被視作天才兒童，身為公務員的父親及小學教師的母親當然喜出望外，全心全力要栽培他成為菁英。要成為菁英的代價就是寒窗苦讀，狂做補充練習，但就被犧牲童年之樂。張炘煬十歲上大學、十三歲讀碩士、十六歲讀博士，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博士生，可惜八年內都無法畢業，只能算是博士結業，拿不到博士學位。
博士畢業後，張炘煬當過師範學院外聘教師，直到前年八月辭職。目前他和朋友合夥接項目賺錢。父母每隔兩三個月就會「接濟」他，匯款一萬人民幣給。張炘煬當年要父母應承在北京買樓才願意讀博士，父母起初答應，但最後都沒有兌現承諾，白白失去可以坐擁一千萬的家園，所以，張炘煬就一口咬定父母欠他錢，要他們支付躺平生活費亦是理所當然的。
張炘煬十年前曾經接受傳媒訪問，一直否認自己是神童，其實查詢一下，比他更神更厲害的孩子，在中國境內大有人在，自己只是比一般孩子更辛勤努力讀書而已。也許當年過勞讀書，現在很滿意躺平的生活，就算沒有大富大貴，都不用看別人的臉色。張炘煬說現在文明社會不會有人餓死，混吃等死反而能幸福一輩子。被問為何不創業，張炘煬說創業只為瞎折騰，甚至會折騰而死。張炘煬慶幸自己無業一身輕，就算一輩子不工作，仍然可以靠父母及祖先留下的產業過活，顯然是啃老族的最佳代表。不知道這位已經從神壇墜落人間的張炘煬是否想到，坐食山崩，父母及祖先的家業總會有耗盡的一天。
香港及內地教育研究：家庭社經地位優越會造福子孫
二○一一年，香港大學醫學院就家庭社會社經地位對幼兒發展能力的影響，展開一項長期追蹤研究，於港島和元朗隨機選出二十間本地幼稚園，再邀請逾五百五十六名幼稚園高班學生，按家長的教育程度、工作專業及收入等因素，界定其家庭社經地位，並追蹤學童升至小三時的智能發展。結果顯示，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童在就讀幼稚園高班時，智能發展整體表現比擁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童差逾兩成，其中各項能力指標包括語言、認知能力、基礎知識、社交及情緒管理則差16%至25%不等。負責研究的港大醫學院教授葉柏強表示，「來自基層的小孩或因環境因素的限制，令發展潛能得不到充分的展現，但並不代表他們輸在起跑線，只要有父母的配合和政府適切的支援，天份同樣可以發揮。」
香港教育大學剛剛公佈一個研究，發現不同階級出身的學生，高中後首次升學結果差異甚大。基層學生僅23.8%升讀大學，而中產學生比率高達64.7%，相差2.7倍。教大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教大香港研究學院博士生余昊昕分析6,500個樣本分析，將受訪者的父母按職業類別分為四個階級。階級一是「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階級二是「輔助專業人員」、階級三是「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裝配員」、階級四是「非技術工人、漁農業熟練工人」。報告指階級一是社會認知中的「中產」群體，階級四則是「基層」群體。研究發現，中產階級出身受訪者，高達64.7%在高中後「一take過」直升大學，而基層階級出身的受訪者，只有23.8%升讀大學，多達53.4%的人不再升學。中產階級學生52.4%能接駁升讀大學，基層學生比率只得33.9%。報告直言「豪門無白丁」，中產學子的升學道路往往比別人的更順暢，升學目的地的選擇也更豐富，階級間的教育不平等更凸出。
在教育社會學研究中，中產階級擁有較多的教育資源，培養子女讀書和多方面能力，讓子女在階級制度爬升，在亞洲地區，中國、台灣、南韓、新加坡等地，中產或以上的家長往往想送子女去海外，在世界排名較高的大學讀書。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生於貧窮家庭的小孩就等於「輸在起跑線」？
中國正強力執行教育「雙減」（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和心理負擔）之際，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周子焜、教授雷曉燕和北大滙豐商學院教授沈豔，近期在《經濟學》發表題為「教育減負、家庭教育支出與教育公平」的論文，指出從二○○八年到二○一八年推行的教育減負措施，導致寒門學子的高中升學率、學習時間、教育支出都下降，富家學子反而都上升。教育減負加大推行力度後，導致「寒門學子（收入分布處於最底層10%的家庭學生）升高中的機率下降9.3個百分點，學習時間每週下降9.19小時，教育支出下降21%。而「富家學子」（收入分布處於最上層10%的家庭的學生）升高中的機率卻上升5.3個百分點，學習時間每週上升10.37小時，教育支出上升66%。
研究表明，雖然減負政策的確使低收入家庭的各項教育投入都在下降，但是，下降的代價是子女在升學競爭中獲取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換句話說，教育減負政策未能顯著減少學生學習負擔，也未能顯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帶來了教育投入和教育產出的分化，加劇了教育不公。
別以為科舉是寒門高中，揚名聲顯父母的大好機制，要知道高中已經是萬中無一，再來是真正的科舉歷史告訴我們，狀元當然飽讀詩書，更重要的是在殿試中的「制藝」中討得皇帝歡心，才能真正高中。儘管如此，中國人的心思中，仍然相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讀書才能製造社會階級向上流動。
澳門學子可以逃過這個厄運嗎？
毫無疑問，中國菁英父母希望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傳給下一代。然而，在中國保有菁英地位並不是父母一廂情願就可以順利完成，還要看孩子的天資與後天努力。為了保險起見，就連神童如張炘煬父母都逼兒子讀書狂做練習，結果弄巧反拙。
二○一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貧窮的本質》作者之一的MIT教授 Abhijit V.Banerjee指出，每多增加一年的義務教育，可為GDP帶來超過4%，甚至可能有8%的效益。澳門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讓每一個孩子都得到基本的學習資源，貧窮的學生還可以得到額外的津貼。與此同時，澳門升大學率亦超過九成。當然，富家子弟得到的學習資源比窮人子弟優越，成功複製父母的成就機會亦高。可幸，澳門貧困子弟仍然可以透過教青局的貸學金（無息貸款）、專款助學金、特殊助學金、住宿補助、旅費補助等升讀大學，至於是否能學有所成，就要看學子自己的努力與造化了。
寒門難出菁英，我輩的經歷是只要父母給予恰當的教養與合理的期望，為人子女者，只要努力讀書，仍然大有機會扭轉命運。話說回來，富人也好，窮人也好，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向上流動，而是身心靈健康快樂。能向上流動而不快樂，又有何意義價值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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