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澳門，光怪陸離，面對全世界醫學專家及其他地區染過Omicron的病友，都知道Omicron雖然傳染力強，但毒力已大減。澳門政府與不少市民好像與世隔絕，又或是在另一個元宇宙散播不必要的恐慌，仍然覺得今天的Omicron就是二○二○年爆發的致命病毒，竟然用幾近封城的方式去面對Omicron疫情，真是「小題大造」，特區官員突然變種成「驚弓之鳥」，故佈疑陣，玩一個政府認為非常驚慌，但市民一點都不覺得慌張的無聊遊戲。
疫情下的澳門，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不少家庭潛藏的惡劣關係一觸即發，甚至有人因為家庭關係惡劣而企跳自盡。本來，要市民乖乖天天在家做抗原測試，隔天出門做全民核酸檢測，已令不少家庭添加壓力與不和。家本來是一個團體，目下的澳門，家已被抗疫蹂躪成一個要有績效的組織。相反，每天下午五點，一眾官員排排坐，仿如在同一群組內的家人，表現出同心同德防疫的態度，更要市民理性體諒政府為防疫付出的具大努力不可。
認識社會學的團體與組織的功能差異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顧理（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最早提出團體與組織的功能及其差異。顧理提出一個社會能良好運作，有賴無數個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努力，這些基本團體如家庭、同班同學及坊會等，均有以下的特徵：1.小數少且經常面對面接觸；2.以善良的規範而不是法制彼此約束；3.成員彼此之間可能有血緣、宗族等深厚關係；4.以愛與關懷維繫關係及促進彼此成長。
次級團體（secondary groups）又可以叫做組織（organization）可以有以下的特徵：1.通常是規模較大，有特定目的與任務；2.人們間接觸時間較短，關係不親密，必須遵循組織定下的制度指引；3.定期會有績效評核與人員升遷去留；4.團體成員間的關係因有工作而聚，因職能完成而散。
隨著社會越越受工業化組織的影響，目下的家庭越來越組織化，如父母為怕孩子輸在起跑線，從小就設計好整個孩子的成長規劃，且定訂績效獎懲。相反，工業社會的組織如公司或工廠，越發知道要某程度運用人本管理的技巧，方能達成組織的目標。
疫下澳門家庭被組織化扭曲變異
曾幾何時，大家讀小學的時候，語文老師會請大家用家寫一個未完成句子，很多同學都會寫「家是一個避風港」，又或是「家是一個生活加油站」。人每當有事發生，無論是好是壞，都想第一時間回家跟家人說。
誠如前述，家庭是個基本團體，是愛與成長的地方。家是由一大堆不成文規範組成，但就沒有明文規定的制度，如家沒有明確的家規，在家不必穿制服，沒有考績，更不會被開除。但是，疫情下的家，隨時不幸被列為紅碼區，一切生活都受到監控。就算是一般家庭，每天都要在家做抗原檢測，然後要在當天結束前上傳到自己的健康碼，不然就會被列為黃碼。再者，每隔一天所有家庭成員都要上網預約作全民檢測，如果不去做的話，警察會找上門。
疫下澳門家庭，已被全民抗疫如此堂皇的理由組織化，我們連說不的權利都沒有。再者，疫下的家人，已被困多個星期，相見好同住難，感情再融洽都難免會有衝突。於是，為了讓家人間保持安全距離，許多家庭就制定一些疫下家規，如比學校更格式化的生活，嚴格限定孩子每天打機的時間，大人之間不准再無端翻舊帳挖對方瘡疤。雖然，這些都有其價值，但就不是由衷出發，而是被封城措施逼出來的。
政府越來越像個大家長，市民就要當個不計較的乖孩子
前面論述過，公司、工廠、機構、甚至政府部門就是一個龐大的組織，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關係建立在公共職務上，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令及各種指引，盡可能不帶私人感情去工作，不能徇私枉法，只看績效與成果，接受嚴格升遷去留的評核。
澳門自六月十八日發現有OmicronBA.5.1入侵澳門，就開動員整個政府組織去抗疫，除了總動員各部門放下本業外，更要集中力量宣傳這個病毒有多可怕，OmicronBA.5.1最可怕其實就只是傳播力強而已。單單一個傳播力強，就能製造全民恐慌。面對全民抗疫的方法，就是不斷向市民說澳門是個大家庭，必須憂戚與共，發揮大愛精神，於是，很容易就動員了大批志願工作者，不辭勞苦地犧牲奉獻。有研究借傳染病加強威權管治的專家William Wilson Hunter說：「恐慌反映了一種普遍的焦慮，組織可以削弱人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社會學家Gabriel Trade說：「群體恐慌是通過『情緒感染』蔓延的。」另一位社會學家Lee Clarke 和Caron Cless說：「政策規劃者有時表現好像人類對威脅的反應比威脅本身更危險。」專家們說出的也許就是目下澳門的管治實況。
澳門封城抗疫，近日的案例天天徘徊在二十多例左右，但是，天天看抗疫記者會，政府依然予人恐慌的觀感。七月十七日晚，在家收看香港第四十屆電影金像獎頒獎禮，衣香鬢影，會堂坐滿上千嘉賓，個個都有戴口罩。別忘了，當天香港有新增病例三千多宗，香港人如常生活，如常上學上班，書展如期舉行，們連帶狗出街或是除下口罩都犯法。特區政府出事，如警員集體吸煙，就要市民用家人的寬容態度對待政府，但是市民出事，如一男子除罩吸煙，卻用專制家長的組織手段，鐵面無私援引法律法令即逮即審即判對待市民，這是那門子的雙重標準啊！
政府官員時時教市民要理性看待問題
日前，有網傳片段，拍到在治安警察局內有八個警務人員在警局吸煙區內吸煙。治安警察局處長馬超雄在七月十七日的疫情記者會說：「希望個別人士不要將警務人員與市民放在對立面。」其實，市民覺得八個人在指定可能是私人範圍的地方吸煙就有違「第115/2022號行政長官批示」。
後來，一位葡文記者提問說：「政府呼籲市民在辦公空間佩戴口罩、進食時需有分隔，警方更指親友在車廂內必須佩戴口罩，就今次事件的說法令人覺得標準不一、做法不公平。以防範風險角度以言，八個人圍在警局吸煙區內吸煙，與一個人在街道吸煙，那個風險較高？」梁亦好處長當然四平八穩地說一大堆不得失任何人的官話。馬超雄立即補充說：「記者朋友提到的例子屬於公共地方，與警局內部設施是兩種不同性質，不能直接作對比，警務人員是服務市民、保護市民。在疫情期間，警務人員永遠在第一時間走到最前線，執行高風險地區的封鎖、運送風險人員前往核檢或醫觀酒店、配合衛生局開展特別的防疫行動等。日前的平民村、卓家村的大型行動，警務人員早上五時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在三十多度高溫下，穿著全套保護衣，逐家逐戶排查、登記資料。希望做到防疫無死角，希望將疫情風險減至最低，盡快做到動態清零。其實，治安警察局全體同事一直謹守崗位，不分晝夜做好防疫工作，希望大家理性、客觀看待今次事件。」（見七月十八日正報〉。
馬處長的話實在問非所答，甚至是公關災難的負面教材。警員集體抽煙與他們盡心費力抗疫是兩碼子的事；何時，警局突然變成一個不講制度只講隱私的大家庭呢？如果馬處長的邏輯成立，那位在街上除低口罩抽煙被罰一萬的市民，是不是又應該獲得理性看待，如同情理解地看看他是否亦頂著龐大的壓力，才會以身示法。政府要市民不要對立，市民又可不可懇請政府用同樣的標準對待手無寸鐵的升斗市民呢？
最後，介紹馬處長看一本名為《理性》的書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新著《理性：人類最有效的認知工具，讓我們做出更好的選擇，採取更正確的行動》，今年初，台灣商周出版社有中文翻譯本，是筆者目前看過最理性講理性的好書。平克教授說：「人類與生俱來和成長過程中習得的趨吉避凶、隨機應變等能力稱作生態理性，教育和其他增進理性的體制則是彌補生態理性的不足。」
今天，全民抗疫千萬不能感情用事，僅僅依靠生態理性顯然不足，更重要的是透過科學、證據、邏輯切實對抗疫情，深信全澳市民不再活在恐慌中，再次享受小城澳門的歲月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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