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問善答才能造就善教善學

 

 

    從小到大，我都是個不會發問的學生。換句話說，在我的整個學習生涯中，即幼稚園到碩士班，不曾向老師問過一個問題。有趣的是，很多老師都喜歡且習慣在快要下課時，才問說：「有沒有問題？」通常又二話不說：「如果沒有問題就下課啦！」

    到我開始當起老師來，我很鼓勵學生提問，但都是鴉雀無聲。到我當教育學院講師，教授教學法時，我就很著意教老師如何創造充滿發問氣氛的課堂，甚至，發問是我評量學生的一個重要項目。

    中國人講學問，講了多少年，都只是教師講學生聽。何時，有問有答才成為課堂的日常？

 

《禮記•學記》教我們問的學問

    《禮記•學記》有說：「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為人師者，當然喜歡教善學的學生，誠如孟子說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樂也。」老師一點，學生就明，輕鬆愉快。為人師者，經常教到不善學的學生，或是牛皮燈籠，或是專注力不足，更或是無心向學。總而言之，教到這樣的學生，老師會吐血，然後倦怠。

    《禮記•學記》講到善問，但沒有指明是善問是老師的職責還是學生的本份。換言之，無論是老師及學生，都應該抱持善問的態度，練就善問的能力，擁有善問的能力，就能有力有序推進學習，不僅學有所成，更能學得快樂。古人不單要求教者與學者皆要善問，更上層樓的要求是要善答。假如課堂上只有問而無答，課堂只剩下講課；假如課堂上只有答而無問，那一定是答非所問。惟有有問有答，問與答都精彩，課堂才生氣盎然，教學才能相長快樂。

 

為甚麼中國的學生不喜歡在課堂上提問？

    筆者在教育學院教授班級經營課時，常常跟學員開玩笑說，要中國學生上課保持寧靜，最厲害的方法就是問問題。不要以為學生害怕老師問問題，原來很多老師更怕學生問問題，生怕答不上就很丟臉。

    教育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論到教師的權威時說，教師的首要權威來自傳統，這方面中國文化影響教師的權威及面子非常深遠。隨著世俗化社會發展，教師自己都知道傳統的權威已所剩無幾。但是，許多時候，老師站在教室講台時，這隻教師權威精靈又再次附體，影響教師的一言一行，亦導致課堂氣氛老是嚴肅枯燥。試問一個從小如我般不問問題的學生，長大後要搖身一變成為善問善答的老師，真的是有點緣木求魚。甚且，我曾聽過極權威的老師批評發問時說：「明就不用問，問答都唔會明！」

    再者，中國人的課堂非常重視知識的大量吸收，所以，一般課堂顯然成為教師趕進度，猛灌學生知識的場域，而不是師生透過善問善答的碰撞型塑學習。還有，中國文化似是不鼓勵發問，甚麼「沉默是金」、「槍打出頭鳥」、甚至是被認定「搞事及頂撞老師」等等。顯然，發問變成一項冒險行為，問得好會被誤以為「搏出位及搏老師加分」，問得差則會被當眾嘲笑，無地自容。

一切成功的教與學皆從善問開始

    曾經看過宋朝朱熹的傳記，裡頭有一個很有趣的發問故事。話說有一天，朱熹老師帶學生爬山，好不容易登頂，大伙兒席地而坐。有一個很熱愛自然科學的學生發現地上有貝殼，非常不惑，於是問朱老師。朱熹非常直接回答學生說，因為這山以前藏在海裡。學生驚嘆老師的學問知識淵博!，可是，朱熹很不悅地說：「這是枝末之學，不可與義理之學同日而語。」也許這個故事純屬穿鑿附會。但是，如果真有其事，也許我們的理學大師就埋末了一個充滿潛能的自然科學家了！

    美國著名記者、艾美獎得獎者、CNN前主播法蘭克•賽斯諾（Frank Sesno）在最新出版的新書精準提問的力量：成功的人，用「提問」 解決問題！(Ask More: The Power of Questions to Open Doors, Uncover Solutions, and Spark Change）。在這本書裡，賽斯諾說：「問對了問題，就能解決一半以上的棘手局面！成功的人，都用『提問』解決問題！」套用他的話，問對了問題，就能解決一半以上的教學難題！成功的師生，都用「提問」解決教與學的難題。

    原來，問是一門學問，賽斯諾總結了其記者生涯，整理出十一種問題類型，換言之，就是十一種問問題的方法與技巧。其中有八條比較切合學校課堂的實際需要。

1.診斷型提問──找出問題核心，做出正確判斷：自古以來，中醫就憑「望、聞、問及切」來診斷病因。在課堂裡，老師通常只會問一些極其封閉的問題，如「對定錯」及「明唔明」？這些標準答案的問題，隱藏著不明白的學問就無法顯露出來，教學就只能停留在記憶與背誦，無法進路到理解，更遑論分析、綜合、應用與批判。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就提出兩個非常重要的診斷問題，一是「你這是甚麼意思？」二是「你怎麼知道？」透過正面回答這兩道問題，自然診斷出師生對於教學內容的認知與理解程度，對推進下一步優質教學打下重要的基礎。

2.策略型提問──看見局勢，評估目標、利益、風險、後果：教學不僅是眼前的知識獲得，更重要是能幫助學生形塑中長期的學習願景與目標，如此，才能鞏固學問，還能學得精準深入。

3.同理型提問──探索對方內心真正的想法，取得認同：學生經常掌握不了教師的教學內容，容易產生消極的學習態度。此時，老師應透過同理問題，跟學生問說：「我當學生時都不明白，請說出那裡不明白，錯誤理解是常有的事，老師會與你一起面對難題。」這樣，學生才容易重拾學習信心，有了信心，就自然容易學會。
4.搭橋型提問──破解冷漠、敵意的防備，建立善意的對談：師生關係往往是教學成敗的關鍵。所以，為人師者，多去問學生具搭橋功能的問題，如對學生的發問發言很感興趣，溫柔地請學生解說清楚，擺出願意接納的態度，如答得好，可以再具體一點更好等等。師生關係好，學生自然放膽問具教學價值的問題。

5.衝突型提問──能向對方確實究責，挖掘真相，留下紀錄：許多時候，師生免不了發生衝突，身為教師，理應同情理解學生之餘，亦應該教學生直面真相。如問學生「這道題真的是你做而不是抄同學嗎？」又或是問「測驗卷上的簽名真的是你媽簽的嗎？」教師的權威肯定是建立在以事論事，人事分開的理念上。無論是學生有多錯，都只能批評，而從不做人身攻擊，這是問問題的基本教育操守。

6.創意型提問──跳脫框架的思考，激發創意和想像：沒有創意的提問，那會有創意的能力。當年，如果牛頓不跳脫框框，向老師問：「為甚麼蘋果一定是向下跌？」就不會有後來的物理學成就？記得，問對了具創意的問題，就能成就有創意的學生。

7.任務型提問──把棘手狀況轉換成彼此共同目標，提升對方的使命感：俄烏激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問北約是否設立禁飛區，阻擋俄軍進攻。澤連斯基早料北約會拒絕，但就這一個提問，更能激發烏克蘭上下一心抗俄。同樣，教師應經常發出具使命感的問題，如我們要不要全班升班？藉此砥礪後進生的鬥志。

8.科學型提問──檢驗觀點的對錯，探索未知：課堂的提問本就是磨練學生的科學求真思維能力，所以，教師必須具備理性的思考能力，經常提出科學理性的問題，好讓學生在堂上，或以後的人生都善用科學思維去好好生活。

 

    「子入太廟每事問」，因著好奇，不恥下問，孔夫子成就了至聖先師之美譽；今天，我們的孩子都充滿好奇，讓我們為師者，一起努力教會學生提問，點燃好奇學習之火！

聖經中誰最會說愛

 

 

    整體而言，《聖經》主要觸及兩個人生大主題，分別是愛和真理。其中，《聖經》從創世開始，天主神創造了宇宙、天地萬物，並按他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這就是天主大愛的表現。天主通過神揀選猶太民族來彰顯神的大愛，到了新約，耶穌傳通過自己的行實及宣講，甚至顯奇蹟來傳揚祂的愛。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現在你們已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所以，耶穌是真理，天主自然都是真理。   　　　

　　《聖經》新約中，若望宗徒給自己特別鍾愛的小亞細亞信友寫的〈若望一書〉，說天主是光，天主是父，到天主是愛，很明顯，天主是光說出天主創造宇宙萬物之愛，天主是父說出天主願意與人締結親愛的關係，天主是愛更明顯說出祂自己及耶穌就是愛。所以，若望是一個很厲害說愛的宗徒，他能清楚向世人交代了從天主到耶穌所走過愛的軌跡，要愛自己，又或是去愛人，都需要來自天主的光照，來自天主給予的父愛滋養，才能孕育及彰顯天主愛的美妙大能。

    當然，最會說愛的當然是天主，祂通常都透過創造及委派的方式宣示對人的愛。到了耶穌，一個有血有肉的木匠兒子，更貼地說出愛的真諦，就是愛人如己，甚至更願意跨出一大步，去愛你的仇人。在〈瑪竇福音〉第五章，耶穌說：「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

	還有甚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這樣作嗎？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作了
	甚麼特別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作嗎？」

    看起來，耶穌真的很不近人情，要我們去愛自己的仇人。但是，別忘了耶穌這樣說，是在提醒我們，人與人一開始是兄弟的關係，然後才結怨成仇人。再者，耶穌更提醒我們，愛仇人不是要你跟他稱兄道弟，一起吃喝玩樂，抑或是談情說愛，而是要知道，愛可以拒絕及說不，但不可置對方的權利與尊重於不顧。換言之，我們不能因為某人是仇人就可以見死不救，可以否定對方作為人應有的尊嚴與權利。

    耶穌做到比死沒有更偉大的愛情，但從沒有強求我們要為愛與公義犧牲。《聖經》對愛下了最準確、最全面的定義，當然要算保祿宗徒。保祿宗徒在致格林多人的書新中，就很美麗動人地道出自天主的愛。他說：「愛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愛是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第一句代表愛的時間屬性，愛不能三分鐘熱度，愛不能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愛是恆久的堅持。接下來的三句連續八個愛字行頭，說出愛不能做甚麼，是反面為愛立下紅線。第五句通過四個凡事闡釋了愛的四大原則：原諒、信心、信賴、等待。最後一句和第一句首尾呼應，是為了再三強調愛的永恆與忍耐。

    回到〈若望一書〉第四章，若望宗徒說：「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因為恐懼內含着懲罰；那恐懼的，在愛內還沒有圓滿。」今天，現代人比原始森林的祖先更恐懼，我們恐懼輸在起跑點上，我們恐懼找不到稱心的工作，我們恐懼無力置業，更恐懼無條件成家立室，我們甚至恐懼恐懼本身。於是，我們都活在恐懼中，可是，天主的愛，耶穌的愛，鄰人的愛，都是為了滿全自己對自己的愛，惟有我們真的能愛人如己，恐懼才不會干擾我們過服膺愛就是真理的生活。

 

勿讓「焦慮世代」惡化成「世代焦慮」

 

    嚴寒天氣的上課日早上，溫度只有攝氏六度，加上綿綿不絕的雪雨，讓莘莘學子及陪伴他們上學的家長更添寒意。如果一切的關愛、期望、陪伴、資源都是教育資本，相信很多心水清懂經濟計算的家長，都認同學校教育與學生應該得到的快樂人生落差巨大。因為，我們的孩子在學校所獲得的知識，也許在谷歌都能搜尋到。孩子在學校理應獲得自由、快樂、健康成長的教育，可惜，現實的學校教育不但沒有滿足他們的需要，更造成許多本不應該出現的學習焦慮。當家長看見學校處理不了他們的學習焦慮後，轉而把孩子送到補習社，那知道，補習社會令他們的學習焦慮更嚴重。

    澳門是個教育保守的城市，不管是一般學校、名校、抑或是國際學校，都是以老舊零碎知識灌輸為辦學宗旨。與國際先進教育大國相比，無論是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我們的教育很可能遠遠落後四份一個世紀，甚或更長。澳門不但在知識教育落後，更在品德教育、哲學教育、甚至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教育都落後很多。

    也許，讓我們回到公元前四百多年孔夫子的年代，他苦口婆心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換言之，當孩子們已經充份掌握孝、悌、謹、信、愛眾及親仁，最後，尚有餘力的話，才好好的學習知識。試問，今天，那一所學校從小就教孩子這些一生受用無窮的德行呢？而這些德行不是陳義過高的八股教訓，而是能讓孩子快樂生活的良方妙藥。

    又或者，教育官員很喜歡在公眾場合自鳴得意的說，澳門學生在PISA國際學能測試成績名列世界前茅，可是，我們卻一直沒有正視同一個測試中，澳門學生的低生活滿意度高出國際標準，當中，歸屬感低及焦慮情緒高是必須正視的精神健康課題啊！

 

前車之鑑：菁英教育系統的失敗者

    筆者當年在台灣曾任教過初中，當班主任的我天天要七點二十分前到教室看學生早自習，還經常利用這段時間代其它科目老師測驗。其實，早在學生進校前，已經接受過能力分班的測驗，所以，當帶的是前段班，早自習的讀書氣氛及測驗認真程度是讓老師很感安慰的。要是帶的是後段班，早自習時很多學生都在睡覺，測驗都是交白卷。記得當年的畢業典禮舉行那夜，筆者要在學校值夜，即兼當護衛員。三更半夜，初中三第十四班（即全校最差的班級）的課室起火，經消防隊滅火。到了天亮，筆者第一個進該課室，發現教師講台及學生桌椅都燒剩廢鐵，而用石造的黑板卻留下紅色的字句，上面寫著：「我們是被遺棄的一群。」那天，筆者就決定離開台灣，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澳門從事教育工作。

    幾十年來，台灣教育不斷邁向以人為本的正道上，諸如早已取消能力分班。二月上旬，台灣教育部長潘文忠本表示，預計今年九月起非高等教育不用強迫參加早自習、課前及第八節禁考試，學生可以在八點十分到校上課。近年，台灣教育不斷採取鬆綁措施，讓師生有更多自主自學的空間，亦展開更多與時並進，以人為本的課程改革。108課綱所著重的素養培養，強調的是將所學的知識結合能力與態度，並轉化活用於生活，進而能解決各類問題的能力，這將改變過去「死背、死讀書」的學習方式，且無法靠強調重複練習的補習來達到的。

 

澳門學生就像賽狗場中永遠追逐不到電兔的格力狗

    讀小學時，學校舉行運動會，就租借鮑思高學校的沙地球場。到了中學，就改到蓮峰球場，又名逸園賽狗場。運動會舉行期間，都會看到賽狗場的工作人員牽著格力狗繞圈走，偶爾，會啟動那隻電兔讓狗狗去練跑速。當然，電兔被調校的速度一定遠超於狗狗能逮獲的。當時，覺得格力狗真的很笨，永遠靠本能去追逐永遠捉不到的電兔，而聰明的賽狗場老闆，就是靠著格力狗永遠在追逐的輪迴中發大財。

    沒想到，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越來越覺得澳門教育體制就像賽狗場，學生就是一隻一隻傻傻的格力狗，看起來被培養到好像很強壯、很機靈、很會跟著大人預設的目標奔跑。原來，這些所謂的目的會一個接著一個迎面而來，而且沒完沒了。我們讀完小學就上中學，讀完中學就讀大學，讀完大學還要讀碩士，甚至博士。出來工作後就要競逐買樓這個艱鉅的目標，許多年輕人才恍然大悟，窮一生的努力都買不起一個單位，就算靠父母的老本，能付個首期，都要當幾十年的樓奴。

    從家庭到學校，從科舉到現代教育，我們都擺脫不了不斷追逐的焦慮人生，學生如是，家長如是，整個社會體制都如是。

 

失焦的課程導致焦慮世代頻盈

    去年，澳門有三位十五歲左右的青少年自殺，據了解，跟學業焦慮及家長不當期望有關。雖然，特區政府生近年推出了很多珍惜生命的舉措，透過不同層面積極培養學生良好的身心素養，提升抗逆能力。如在《品德與公民》科教材中設有專門章節教導學生珍惜生命、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教學內容，甚至設置「品德與公民教學資源庫」供教師使用。亦籌組了「學生幸福感專責小組」，定期訪校提供優化建議。當然，亦為教師、學生輔導員及家長舉辦相關培訓活動及資源，加強家校合作，宣傳和諧家庭及精神健康觀念。

    特區政府不斷推出各種教育改革，亦立了很多改革教育的法律、行政法規及指引。就如頒行《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行政法規，試圖想減輕學生學習壓力，擺脫測考領導教學的頹風，甚至想徹底甩掉為世詬病的留級之都的污名。但是，當學生人口及班級人數越來越少時，無論是4%抑或是8%的留級率，心水清的學生、家長及老師都知道是形同虛設。  

    上述種種舉措都是很價值的，但正本清源，還是要在正式的課程改革方面著手。學校教育說要致力踐行五育並行。對的！可是，當大家走進學校課堂，學生的《品德與公民》德育課本來是思言行的快樂探索，卻被掏空跟語文操練課沒大分別；教育部門好意要求學校增加體育課，但我們的體育課仍被視作閒科，課程設置失焦，簡單如怎樣教學生透過呼吸獲取正能量，活在當下，甚至有治療作用的都沒有教；我們的群育只是個口號，乏善可陳；我們的美育進步了，變成視覺藝術，總比上課臨摹畫畫好。但是，美育遠超於視覺藝術教育，試問有那些學校真的教導學生透過美育，讓學生自由快樂及充滿創意成功感呢？

   

荷蘭：最快樂的成人養出最快樂的孩子

    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指出，荷蘭十五歲的青少年之中，有九成的女孩和九成六的男孩認為自己的「生活滿意度很高」。相較於其他國家，荷蘭小孩擁有更多自由，但也要從小承擔更多的責任與後果。傳統的課程盛行「垂直式課程與教學」，即老師教甚麼，學生就照學甚麼，教學對於自尊和自主性都有負面影響，僵化的競爭也是如此。荷蘭學校奉行「平行式課程與教學」，師生可以共同擬定課程，老師通常擔任輔導的角色，而學習的主人一定是孩子，而教與學的成功指標是孩子快樂且學有所成。

 

    傷痛不代傳，教育的傷痛更應徹底消除，要不然，「焦慮世代」會延續到「世代焦慮」。十九世紀快樂教育家斯賓賽說：「教育是為了讓孩子成為快樂的人，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應該是快樂的。就像一根細小的蘆管，你從這頭吸進去如果是苦澀的汁水，另一端流出來的絕不會是甘甜的蜜汁。」把快樂教育的理念化作孩子快樂成長為本的課程與教學，才是消滅「焦慮世代」及防止「世代焦慮」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