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中誰最富及誰最窮

 

    今天，貧富差距的確越來越嚴重，看看一些讓人心寒的數據，全球有八億人必須挨餓入睡，世界死亡人口的三分之一，約一年一千八百萬人，或者一天五萬人，直接間接死於貧窮，主要是婦女和小孩。每年有一千萬兒童因飢餓和可避免之疾病原因死亡，每天三千人，每三秒一人。超過十億人每天以低於一美元生活，世界近乎半數人口，約二十八億，每天以低於二美元生活，有六億兒童在貧窮線下生活。最富有的1%人，即馬斯克、夫貝索斯、蓋茲、巴菲特等富人，就坐擁全球82%的財富。

    拋開世俗的觀點，綜觀聖經舊約的創世紀，天主按照自己的生肖造了人，即是說人是主賦平等；再者，天主只把大地交託給人去「管理」，而不是「擁有」。現實是，人類的私心萌生驕傲與貪慾，所以不斷爭奪，惡意無視管理，偏要過度擁有，甚至因為要不斷增加擁有而置他人於不顧，罪惡因此而生成及蔓延。慈愛天主，就派遣耶穌來到充滿私心掠奪的世界，透過最貧窮亦最富有的耶穌，再次彰顯窮與富本同源。看看，耶穌是天主的獨生子，他掌管著上天下地，一切萬有都在他的權下。耶穌卻降生成人，生於貧窮的木匠家，過窮人的生活，他為了救贖人類的罪，竟空虛了自己，最後甘願被釘在十字架上。

    其實，當我們走進聖經的世界，找出誰最富有，誰最貧窮，也許會給我們一個另類新視野，該如何看到貧富的問題。在雅各伯書信中，雅各伯說：「天主不是選了世俗視為貧窮的人，使他們富於信德，並繼承他向愛他的人所預許的國嗎？」路加在福音中更明確的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很顯然，從舊約到新約，天主與耶穌都並不憎恨富人，甚至耶穌非常喜愛富貴少年，但是，當看到富人被財富吞噬了人的善性，主耶穌才決意站在窮人這一邊了。

    聖經舊約最富的人是誰呢？當然是最富貴與最有智慧的撒羅滿王。在列王紀上第五章，記載了撒羅滿王一年就收貢六百六十六個塔冷通，相當於四萬英磅。再者，撒羅滿王得天讀厚，智慧過人，最為後世頌揚的是他處理兩個婦人爭認嬰兒的案件，撒羅滿下令將嬰兒一分為二，每人一半。那時，真母親動了慈心，寧願拱手把親兒交給對方，而假母親卻無動於衷。於是，撒羅滿王宣判說：「將活孩子給這個女人，她實在是他的母親！」足顯他具有天主賞給他的智慧。可惜，撒羅滿晚年壓迫人民，對自己的妻妾讓步，以致敬拜了她們的邪神，得罪天主，後患無窮，天主終於要申張正義，懲罰以色列子民。

    來到新約，最有錢亦很有品德的應該是富貴少年，耶穌非常喜愛他，可是，當耶穌要求他放棄一切跟隨祂時，富貴少年馬上面露難色，知難而退，耶穌非常感慨地對門徒說：「孩子們! 仗恃錢財的人，進天主的國是多麼難啊！駱駝穿過針孔，比富有的人進天主的國還容易。」

    遇上富貴少年後，耶穌有點失意，慨嘆世人難以像天空的飛鳥及地上的花草般不被財富綁架。不過，後來，耶穌在聖殿裡就看到一個窮寡婦，她只能捐獻兩個小錢，即一文銅錢的四分之一。耶穌卻興高采烈地把門徒叫過來，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個窮寡婦比所有向銀庫裏投錢的人，投得更多，

因為眾人都拿他們所餘的來投；但這寡婦卻由自己的不足中，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費，都投上了。」

    從舊約到新約，主本來真的很厚待世人，讓撒羅滿及富貴少年都能坐擁物資與精神財富。可是，主的一廂情願卻因為人的貪念落空了。終於，耶穌讓窮寡婦出場，告訴世人真正的富有不是因為你富可敵國，而是你願意與人分享，甚至崇高到在極為不足的情況下都能布施，這份情操就是真正的富有。

    當前這個世界，越是富有的國家，在聯合國的快樂排行榜上卻是敬陪末座。相反，那些蕞爾小國，如北歐的芬蘭及亞洲的不丹，竟然是世界最快樂的國家。同樣，世界富豪馬斯克接受暢銷作家Neil Strauss訪問時，自言身世可憐，雖然有錢但並不快樂。明就仁波切是一位身無分文的僧人，曾經接受過腦神經科學測試，證實腦袋前額葉皮質非常發達，源源不絕地放送恰到好處的多巴胺，讓他持續快樂及平靜。在《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一書中，明就仁波切闡述了自己是如何通過佛法禪修克服童年時代的恐慌症，從一個驚惶失措的孩子，轉變成幽默、笑口常開的快樂大師，獲得內在真正的快樂。

 

正視每況愈下的兒童及父母精神健康問題

 

 

    二○一八年八月下旬，時任衛生局長李展潤表示：「有見兒童青少年到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求助個案有所上升，本澳的精神健康問題可能有年輕化跡象，部分個案的問題複雜，除了涉及病人本身，亦涉及到學校、家庭甚至整個社區。因此，衛生局希望與政府相關部門加強合作，在情況未有嚴重惡化前，積極採取行動介入，維護兒童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預防悲劇發生。」

    二○二一年八月，澳門婦聯公佈了《澳門社會家庭友善政策現況問卷調查》報告，調查本澳十六歲或以上的女性，共收回二七七○份有效問卷；婦女自評幸福感平均分為六點八五分，屬中等水平，較二○一五年下跌零點一五分，相信與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壓力，以及疫情等因素影響。

    參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所有精神衛生疾患中有半數始於十四歲，但大多數病例未被發現，也沒有得到治療。據估計，全球有高達兩成的青少年出現精神健康問題，而自殺亦是十五至十九歲青少年的第四大死亡原因。無庸置疑，孩子的精神健康與父母的精神健康息息相關，父母的情緒經常處與緊張不佳的狀態，孩子的安全感、被愛、被尊重等基本需要就自然得不到充分的照顧。

 

日本未成年人是全世界身體健康但精神健康敬陪末座的原因

    二○二○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佈了一項有三十八個國家參與的調查報告，日本的未成年人身體健康情況非常好，排在全球第一位，體質合格率高，肥胖和偏瘦的人群很少，但是，日本大多數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卻敬陪末座。調查指出，日本孩子身體健康排在第一位，但是社交能力及精神幸福排名卻幾乎墊底，兩者排名的差距可謂天淵之別。

    除此之外，日本十五歲到十九歲的青少年自殺率為十萬分之七點五，比大多數的國家都要高，有日本專家表示，未成年人之所以幸福滿意度特別低和校園欺凌事件是有極大關係的，除此之外，日本社會和學校的競爭都是非常激烈的，這就會導致有些青年人感覺信心不足或者是壓力過大，極大的影響了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當然，亦有文化心理學家說，日本人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深遠，男主外女主內想法根深柢固，日本人認為「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的基本態度。所以，日本人的內斂含蓄性格影響父母只會在各種物資及生活上盡全力照顧好孩子，但在情緒及內心方面卻很疏忽孩子，才會造成如此極端的照顧狀況。

   在日本，民眾普遍相信零至三歲是嬰兒腦力發展的黃金時期，媽媽的愛至關重 要，如果媽媽沒有自己帶小孩，對寶寶發展會有不良的影響。日本公司一般有十四週產假，產假後很多公司還有後續的「育兒休假」，最長可以休息到孩子一歲半，這也正是孩子最需要照顧的期間。甚且，很多職業女性都會留在家全職照顧孩子及家庭，直到孩子上幼稚園。

 

全日制學校、托兒所及補習社是孩子種種精神病的病灶

    腦神經科學家研究所得，一歲半的嬰幼兒是負責社會和情感功能的大腦結構發育的關鍵時期，父母是嬰兒內分泌和神經系統發育的調節器，母子相互關愛起著關鍵作用，對一生都有影響。兒童專家指出，過早上托兒所會嚴重影響幼兒的大腦發育、情感發展、社會行為、認知能力培養，另外他們的身體發育也遲緩，神經萎縮，腦發育異常，這些都是與沒能得到一對一家庭關懷有關，所以專家建議應該讓幼小的孩子在溫暖安全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而不是過早地將他們送到托兒所。

    澳大利亞兒童教育專家、臨床醫學家提出警告說，把年齡不足三歲的孩子交給托兒所會增加損害他們正常心理發育的危險。很多托兒所無法照顧到孩子，遭到忽視的孩子往往有恐懼感。英國兒童問題權威人士也發出了同樣的警告。他們經過多年研究發現，由父母養育的孩子比在托兒所、由保姆照顧或交給親戚照顧的孩子在各方面表現得都更為優秀，他們在生理、心理和智力方面都好於其他對照組的孩子。

　  教養專家比杜爾夫（Biddulph）在其名著《養育孩子：三歲以下應該進托兒所嗎？》指出，最好的托兒所最負責的老師也不能代替媽媽，兩歲以下的孩子就該受到媽媽一對一的關愛，父母共同養育是最理想的方式。牛津大學對一千二百名孩子進行了跟蹤研究，結果發現，從小在托兒所裡的孩子到青少年時期更富攻擊性。另有兩項研究也發現同樣的結果，那就是在托兒所的時間越長越容易發展反社會行為和暴力行為。

　　澳門就是個與別不同的地方，父母為找一個托兒所而費盡心力，政府亦非常著力去增加托兒所的名額，但仍供不應求。現實上，澳門是個不夜城，二十四小時輪班工作已成日常，加上樓價高企，雙職家庭安排幼兒入托的需要更強烈。據去年社工局資料及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對托兒所需求量約五至六成，但社工局三月份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透露，去年受資助托兒所的一歲及一歲以下托額供應分別佔有關歲組人員的百分之廿九和百分之九，可見，兩歲以下托兒服務的需求和供應方面，仍存較大缺口。

    教養心理學家一再指出，兒童過早離開父母的關愛，在服務時間過長的托兒所、學校及補習社得不到真正的愛與關懷，是引發種種被家長、社區及政府忽視的精神病溫床所在。

    另一邊廂，衛生及教育範疇，卻因為各種特殊兒童而開展更多彌補性的心理、精神及補底教育服務，就是從來沒有在源頭去探求，是甚麼原因導致自閉、多動、焦躁、讀寫障礙、自殘、等兒童越來越多。社工局只管增加托兒名額，但更應該正視拖托兒所的對孩子成長造成的禍害，如咬人、吮手指及哭鬧等；教青局雖然很有心開辦了很多照顧精神健康的進修課程給老師及家長，亦著力規管補習社，但就更應該著力處理補習社對孩子學習及精神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憂鬱、自殘、甚至放棄等。

　

再次認識馬斯洛「基本需要」理論與弗洛姆倡議「愛的藝術　」

    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一九○八至一九七○）創設了基本需要理論，若從滿足最低層的生理需來看，奉行儒家思想的國家地區，家長一定做得好。可是，當談到安全感、歸屬感、愛與尊嚴等基本需要，在家長權威至上的家庭，往往就被忽略了。所以，為甚麼日本的未成年人其身體健康是全世界第一，因為這是為人父母不可推卸且容易讓親朋戚友察覺到的社會責任。現實的社教化更把安全感、歸屬感、愛與尊嚴等不容易察覺的基本需要被邊緣化，甚至跳過。功利的家長及政府，只管學業成功為自我實現的高層基本需要，但就忽略孩子更需要愛與關懷，導致家長及孩子的精神健康更陷於困境。

    另一位人本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一九○○至一九八○）在其暢銷經典名著《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剛剛台灣有最新翻譯本，澳門書局有上架）中，指出愛人四步曲，首先是照顧，慢慢，照顧會內化成責任；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間會碰到彼比的差異，很需要相互尊重，在尊重的過程中，必然會增進彼比的了解，而這些珍貴的了解理應成為化做更貼心的照顧。

    中國人如是，日本人及韓國人亦如是，在照顧及責任兩個步驟方面非常稱職，但是，尊重與了解卻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今天，父母與孩子都面臨沉重的精神壓力，不上托兒所、要學生縮短上課時數、又或不去補習，顯然不是現實所能做到，但必須朝著以孩子身心健康優先考慮的方向去改革。馬斯洛及弗洛姆不斷提醒家長與孩子，再忙都要花時間去經營彼此的安全感、歸屬感、更坦率地表達愛意，讓尊重與了解成為我們精神健康的活水清泉。

 

案

上好每一堂有療癒價值的比喻課

 

 

    新年流流，大家總會恭喜新年快樂，闔家安康等。中國人過年過節，總愛講些趨吉避凶的話。顯然，中國人就是忌諱談凶死，篤信「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活教條。可是，所以宗教信仰都力主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談生死，天主教如是，佛教如是。現代醫學進步，人均壽命延長，但是，並沒有因為如此讓人的快樂倍增，反而現代人的憂鬱症，自殺念頭比過往更強烈。須知道，人要面對生活逆境，病痛煎熬，才恍然大悟兒時沒有好好學會面對痛苦及死亡。其實，生活就是課堂，課堂本不應只在灌輸知識，更應具備療傷治病及豁達面對生死的價值，尤其如果能在課堂裡善用比喻，更能讓課堂發揮非凡的教育與治療果效。

 

很多人自殺者都是對人歡笑背人垂淚

    據一月二十九日新聞報導，一名三十一歲男子於前一天獨自駕車到路環龍爪角，自行在車內燒炭亡，留下遺書。當我被告知他是我曾經教過的學生時，才知道他已患癌多年，進進出出醫院，動過多次手術，亦接受了痛苦萬分的術後化療，癌細胞還是蔓延全身，醫生告知無力回天了。多年來，我經常在家附近碰見他，每次都是他從後突然呼叫我，然後把手搭在我的肩膀，笑面迎人，一點愁緒都察覺不到。我一直以為他是個裡裡外外都很快樂的人，那知道，他跟我一邊說近況，一邊笑口常開時，體內的病毒與憂傷已不停在蹂躪折騰他。

    一九九七年憑電影《心靈捕手》榮獲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美國演員工會獎最佳男配角。後來，也曾三度拿下金球獎最佳音樂及喜劇類電影男主角獎的喜劇大師羅賓•威廉斯（Robin McLaurin Williams），亦沒有人想到他帶給我們歡笑的同時，卻背負著沉重的抑鬱症。這讓人們非常疑惑，喜劇給我們帶來了歡笑和快樂，但是喜劇界卻是抑鬱症的高發領域。為甚麼喜劇演員更容易患有抑鬱症，在舞台上給我們帶來歡笑，他們現實中不應該也是個開朗幽默的人嗎？為甚麼在台後像是換了個人，變得沉默。

    原來，這是個教育問題。打從我們在家接受教養，到學校接受教育，都要扮演一個歡天喜地的孩子，家庭與學校自然就更不會注意到要給快樂教育。漸漸，快樂遠離了孩子，亦遠離了校園。總總經驗提醒我們，培養樂觀快樂才是教育的首要任務，亦是教育的終極目標。須知道，離開了快樂，一切頓失意義與價值。

 

先說斯賓塞的快樂教育

    就像一根細小的蘆管，如果從這頭灌進去的是苦澀的汁液，在另一端流出的絕對不是甘甜的蜜汁，這是倡議快樂教育的教育學家赫爾巴特•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的名言。換句話說，要給孩子快樂，手段與目的都應該是快樂，而不是所謂的苦學有成。斯賓塞一生努力倡議如何培養孩子自助學習，自我教育的能力，如何運用有益的暗示在孩子的教育中，如何培養孩子終身受益的習慣，如何教給孩子最有價值的知識等等。更重要的是做一個快樂的教育者，才能教育出快樂的孩子，其中要到以下幾點：1.不要在自己情緒很糟時教育孩子，這時很容易把這種情緒發洩到孩子身上；2.努力去營造快樂、鼓勵的氣氛，讓孩子有實現感和成就感。3.努力做一個樂觀快樂的人，一個快樂的人，看孩子時，更多的是看到他的優點，而一個不快樂的人看到的更多是孩子缺點。

    澳門教育不斷改革，新上任的教育局龔志明就說要建設智慧校園。的確，智慧校園及智慧教學非常重要，但是，這只是手段，並不是目的。誠如斯賓塞說，建設智慧校園亦應該指向孩子的幸福快樂，不管過程與結果，都讓孩子快樂起來。

 

能博喻就可以成為引領學生快樂的仁師

        古往今來，無論是教育名家、哲學家、宗教家都愛用比喻去教化民眾。「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是孔子用來比喻君子持之以恆的進步態度；柏拉圖用「洞穴」比喻人很容易受感官左右理性；耶穌更善用比喻來形容天國，譬如像珠寶及芥子等。《禮記•學記》裡說：「能博喻，然後能為師。」即是說，要能成為引領學生學習，學有所成，學得快樂的老師必須能掌握說比喻的能力。

        近年，比喻更成為心理及精神治療的重要方法。香港著名臨床心理學家兼職業治療師萬家輝博士出版的新書，名為「比喻的立量──接受與承諾治療的心理應用技巧》，教人們如何透過閱讀與討論比喻去自療或療人，非常管用。

    翻閱心理治療的歷史，自佛洛伊德（Sigmand Freud）開始，已發展出談話治療（Talking Cure），可見說話的力量，如果善用正面的比喻，其說話的療癒力量更驚人。慢慢，就形成接受與承諾治療（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簡稱ACT）的比喻治療法。

    ACT是有實證基礎的認知心理治療方法，透過使用各種接納（acceptance）、正念（mindfulness）、承諾（commitment）等人類應對事情的方式去改變人的行為態度，最終期望增加個人的心理彈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舉一個例子，如小明背負著父母的期望進了大學醫學院，原來讀書動機欠奉，成績不理想，小明苦無出路，更無面目面對雙親，只想自尋短見。透過ACT療法，嘗試透過談話，甚至用毛蟲蛻變成蝴蝶的比喻，讓小明接受不喜歡讀醫學的現實，從而建立讀醫及轉系讀他心儀的科目的正念，承諾一樣可以很有出色地完成學業，過程中，小明學會彈性及樂觀面對問題，而不鑽牛角尖，於是，最後，得到雙親的諒解，彼此都快樂地生活。

    ACT教人「只是留意」、接納、擁抱這些內在事件，特別是過去不想要的那些。此外，ACT幫助個人發展出一種超然（transcendent）的自我感，稱為自我場景（self-as-context），與過去自己的想法、感覺、感官和記憶保持距離，用更客觀的觀察去澄清個人的價值觀，並採取行動；在歷程中，將帶來更多活力與意義，最終增強樂觀與達成心理彈性的效果。

    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很少教我們學習接受現狀的我，包括好的與不好的，足見常態教育只能接受好的，而不好的要儘快消滅掉。可知道，我們都是凡人，都是由好與壞、成與敗、優與劣組成。ACT就是一套讓我們放下自己及別人的不當期望的治療方法，讓我們甩掉不必要的期望包袱，勇敢向過去一直綑綁自己的一切說不，進而擺脫其糾纏，然後願意正念去想未來，慢慢架設一個更具彈性且更讓自己快樂的未來。

  

上好每一堂有療癒價值的比喻課

    家庭也好，學校也好，家長及教師都應視每一堂是都能促進快樂的課。換言之，每一堂課除了要達到該科的知識或技能目的外，更應該內置一個療傷及幸福快樂的目標，這樣的學習才臻完整（integrate）。

    一位帶校隊的體育老師在總決賽前勸勉學生輕鬆比賽時，講了一個比喻故事說，孔子是君子足球隊的教練，與專出「茅招」的小人隊比賽爭冠軍。上半十五分鐘，君子隊踢進一球，孔子及弟子歡喜若狂。下半場十分鐘，小人隊踢進一球，豈料孔子拍手歡呼。眾弟子非常驚愕地問老師為何拍手，孔子說小人隊沒有出「茅招」都能進球，理應鼓掌。頓時，所有學生都明白只要努力正當去踢球，快快樂樂接受賽果，才是正道。

    家庭與學校本是造就孩子健康快樂的搖籃，但現實是卻成為孩子受傷害的鬥獸場。讓我們在新年伊起，同心同德，多用正向的比喻為自己及孩子建設快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