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八月下旬，時任衛生局長李展潤表示：「有見兒童青少年到仁伯爵綜合醫院精神科求助個案有所上升，本澳的精神健康問題可能有年輕化跡象，部分個案的問題複雜，除了涉及病人本身，亦涉及到學校、家庭甚至整個社區。因此，衛生局希望與政府相關部門加強合作，在情況未有嚴重惡化前，積極採取行動介入，維護兒童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預防悲劇發生。」
二○二一年八月，澳門婦聯公佈了《澳門社會家庭友善政策現況問卷調查》報告，調查本澳十六歲或以上的女性，共收回二七七○份有效問卷；婦女自評幸福感平均分為六點八五分，屬中等水平，較二○一五年下跌零點一五分，相信與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壓力，以及疫情等因素影響。
參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所有精神衛生疾患中有半數始於十四歲，但大多數病例未被發現，也沒有得到治療。據估計，全球有高達兩成的青少年出現精神健康問題，而自殺亦是十五至十九歲青少年的第四大死亡原因。無庸置疑，孩子的精神健康與父母的精神健康息息相關，父母的情緒經常處與緊張不佳的狀態，孩子的安全感、被愛、被尊重等基本需要就自然得不到充分的照顧。
日本未成年人是全世界身體健康但精神健康敬陪末座的原因
二○二○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佈了一項有三十八個國家參與的調查報告，日本的未成年人身體健康情況非常好，排在全球第一位，體質合格率高，肥胖和偏瘦的人群很少，但是，日本大多數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卻敬陪末座。調查指出，日本孩子身體健康排在第一位，但是社交能力及精神幸福排名卻幾乎墊底，兩者排名的差距可謂天淵之別。
除此之外，日本十五歲到十九歲的青少年自殺率為十萬分之七點五，比大多數的國家都要高，有日本專家表示，未成年人之所以幸福滿意度特別低和校園欺凌事件是有極大關係的，除此之外，日本社會和學校的競爭都是非常激烈的，這就會導致有些青年人感覺信心不足或者是壓力過大，極大的影響了他們對生活的滿意度。當然，亦有文化心理學家說，日本人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深遠，男主外女主內想法根深柢固，日本人認為「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的基本態度。所以，日本人的內斂含蓄性格影響父母只會在各種物資及生活上盡全力照顧好孩子，但在情緒及內心方面卻很疏忽孩子，才會造成如此極端的照顧狀況。
在日本，民眾普遍相信零至三歲是嬰兒腦力發展的黃金時期，媽媽的愛至關重 要，如果媽媽沒有自己帶小孩，對寶寶發展會有不良的影響。日本公司一般有十四週產假，產假後很多公司還有後續的「育兒休假」，最長可以休息到孩子一歲半，這也正是孩子最需要照顧的期間。甚且，很多職業女性都會留在家全職照顧孩子及家庭，直到孩子上幼稚園。
全日制學校、托兒所及補習社是孩子種種精神病的病灶
腦神經科學家研究所得，一歲半的嬰幼兒是負責社會和情感功能的大腦結構發育的關鍵時期，父母是嬰兒內分泌和神經系統發育的調節器，母子相互關愛起著關鍵作用，對一生都有影響。兒童專家指出，過早上托兒所會嚴重影響幼兒的大腦發育、情感發展、社會行為、認知能力培養，另外他們的身體發育也遲緩，神經萎縮，腦發育異常，這些都是與沒能得到一對一家庭關懷有關，所以專家建議應該讓幼小的孩子在溫暖安全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而不是過早地將他們送到托兒所。
澳大利亞兒童教育專家、臨床醫學家提出警告說，把年齡不足三歲的孩子交給托兒所會增加損害他們正常心理發育的危險。很多托兒所無法照顧到孩子，遭到忽視的孩子往往有恐懼感。英國兒童問題權威人士也發出了同樣的警告。他們經過多年研究發現，由父母養育的孩子比在托兒所、由保姆照顧或交給親戚照顧的孩子在各方面表現得都更為優秀，他們在生理、心理和智力方面都好於其他對照組的孩子。
教養專家比杜爾夫（Biddulph）在其名著《養育孩子：三歲以下應該進托兒所嗎？》指出，最好的托兒所最負責的老師也不能代替媽媽，兩歲以下的孩子就該受到媽媽一對一的關愛，父母共同養育是最理想的方式。牛津大學對一千二百名孩子進行了跟蹤研究，結果發現，從小在托兒所裡的孩子到青少年時期更富攻擊性。另有兩項研究也發現同樣的結果，那就是在托兒所的時間越長越容易發展反社會行為和暴力行為。
澳門就是個與別不同的地方，父母為找一個托兒所而費盡心力，政府亦非常著力去增加托兒所的名額，但仍供不應求。現實上，澳門是個不夜城，二十四小時輪班工作已成日常，加上樓價高企，雙職家庭安排幼兒入托的需要更強烈。據去年社工局資料及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對托兒所需求量約五至六成，但社工局三月份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透露，去年受資助托兒所的一歲及一歲以下托額供應分別佔有關歲組人員的百分之廿九和百分之九，可見，兩歲以下托兒服務的需求和供應方面，仍存較大缺口。
教養心理學家一再指出，兒童過早離開父母的關愛，在服務時間過長的托兒所、學校及補習社得不到真正的愛與關懷，是引發種種被家長、社區及政府忽視的精神病溫床所在。
另一邊廂，衛生及教育範疇，卻因為各種特殊兒童而開展更多彌補性的心理、精神及補底教育服務，就是從來沒有在源頭去探求，是甚麼原因導致自閉、多動、焦躁、讀寫障礙、自殘、等兒童越來越多。社工局只管增加托兒名額，但更應該正視拖托兒所的對孩子成長造成的禍害，如咬人、吮手指及哭鬧等；教青局雖然很有心開辦了很多照顧精神健康的進修課程給老師及家長，亦著力規管補習社，但就更應該著力處理補習社對孩子學習及精神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憂鬱、自殘、甚至放棄等。
再次認識馬斯洛「基本需要」理論與弗洛姆倡議「愛的藝術 」
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一九○八至一九七○）創設了基本需要理論，若從滿足最低層的生理需來看，奉行儒家思想的國家地區，家長一定做得好。可是，當談到安全感、歸屬感、愛與尊嚴等基本需要，在家長權威至上的家庭，往往就被忽略了。所以，為甚麼日本的未成年人其身體健康是全世界第一，因為這是為人父母不可推卸且容易讓親朋戚友察覺到的社會責任。現實的社教化更把安全感、歸屬感、愛與尊嚴等不容易察覺的基本需要被邊緣化，甚至跳過。功利的家長及政府，只管學業成功為自我實現的高層基本需要，但就忽略孩子更需要愛與關懷，導致家長及孩子的精神健康更陷於困境。
另一位人本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一九○○至一九八○）在其暢銷經典名著《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剛剛台灣有最新翻譯本，澳門書局有上架）中，指出愛人四步曲，首先是照顧，慢慢，照顧會內化成責任；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間會碰到彼比的差異，很需要相互尊重，在尊重的過程中，必然會增進彼比的了解，而這些珍貴的了解理應成為化做更貼心的照顧。
中國人如是，日本人及韓國人亦如是，在照顧及責任兩個步驟方面非常稱職，但是，尊重與了解卻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今天，父母與孩子都面臨沉重的精神壓力，不上托兒所、要學生縮短上課時數、又或不去補習，顯然不是現實所能做到，但必須朝著以孩子身心健康優先考慮的方向去改革。馬斯洛及弗洛姆不斷提醒家長與孩子，再忙都要花時間去經營彼此的安全感、歸屬感、更坦率地表達愛意，讓尊重與了解成為我們精神健康的活水清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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