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忘PISA初衷：別花光所有銅板買一隻哨子

                PISA 二○一八測試成績剛出爐，澳門學生的數學素養、閱讀素養及科學素養在全球七十九個國家地區中均位居三甲，舉澳歡騰，亦羨煞香港。當年，我能進全班五名之內已很開心，能在測試中名列世界第三的確驕傲自豪。到底是澳門學校及學生突然進步，還是有可能靠制約操練而獲得佳績呢？難道PISA已經改變初衷，還是我們已扭曲了PISA的初衷呢？當我們興高采烈過後，該好好思考。

PISA的政治源起、經濟效益初衷及未來動向

    PISA（跨國評估學生能力計畫）是一個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籌劃的對全世界十五歲學生在數學、語文及科學的學習水平的測試計劃，最早開始於二○○○年，每三年進行一次。該計劃旨在發展教育方法與成果。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非高等教育國際學生學習評價項目之一。

    憑《聰明國度：全球頂尖教育強國的成功之道》一書爆紅的PISA專家露西‧克雷韓（Lucy Crehan）說，各國響應參與PISA的政經原因來自美國共和黨及法國社會黨的合作。一九八三年，美國發佈了《危機中的國家》教育報告，披露了美國的教育的諸多弊病與落後，列根總統銳意教改，卻遭到州政府聲稱教育乃地方自治權的阻撓，於是，列根只好把教育改革提升到國際議題層級，才能奪回教改權柄。

    與此同時，法國教育部痛斥教育只為培養菁英份子，意圖推動教育改革。於是，美法合作推動OECD提供一項非高等教育的國際調查，透過評估不同文化的學生在自然科學、數學及文本閱讀解難等三個範疇的學習表現，從而比較各國的教育成果。有了國際標準成績，政府自然大條理由奪回教育改革權。

    接近二十年，領導PISA的OECD教育和技能主席安德列•施萊歇爾（Andreas Schleicher），在其巨著《超越PISA：如何建構21世紀學校體系》中娓娓道來PISA的緣起說，OECD一直都有大量發表比較教育結果，但都只就某個教育階段而言，並不能實際反映學生在接受教育後的能做甚麼。一九九五年，OECD舉行了一次高級教育官員會議，與會共二十八個國家中不少在硬銷自己是全球最好的學校體系。施萊歇爾有感而發，提議開展一個全球性的測試，讓不同國家的教育體系都可比進行比較，他的提議被接納了，PISA就這樣開始了。施萊歇爾其後在出席論壇補充說，透過PISA搜集到的全球教育大數據，包括對教育體系、教育領導者、老師、學生學習等珍貴訊息，幫助教育成功，培育出好的人才，更能促成國家進步、經濟發展；PISA已經建立起某種教育界的「度量衡」，讓我們可以評估教育成果的品質。但它仍有很多挑戰。我們需要去擁抱更多的技能、知識與態度並將之結合，如何去測量這些指標將會是未來的挑戰之一。創意思考的能力、想像的能力、實現內在的正面增強效果。這將會是二○二一年的重點。

    對於外界只聚焦在排名上，施萊歇爾強調說，如果翻開PISA報告，就會發現前面可能只有10頁在講排名，後面大概990頁都會是在試著了解成功背後的關鍵因素。所以不必介意排名的存在，因為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是有效的。但PISA的價值，就在於帶大家去了解成功背後的原因。成功的方法並不只是把成功經驗原封不動「複製、貼上」到全球各地，而是真正去了解背不同情境與條件中成功背後的原因。

專家對PISA的質疑

    瑞典國營電台Sveriges Radio在今年結果公佈前，便專訪了挪威學者Svein Sjoberg，多年來他一直抨擊PISA。在訪問中，他主要批評重點：一、OECD是經濟組織，不是教育組織，他們主要研究學生是否能在長大後為迎接全球經濟作準備，但對教育的其他範疇不感興趣，例如文化、傳統、社會、民主等；二、不可能有一個單一測試可同時比較不同地方的學生，PISA不能考慮到文化、意識型態等的差異，而教育是否良好，應該要顧及當地文化以至學生本身日常生活，不能「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ed）；三、PISA不會公佈個別學校或個別學生的成績，有例子顯示，學生會亂答；四、根據PISA，會得出一些奇怪的結論，例如政府開支對教育的投入、教師薪金高低、學校制度等，跟教出學生什麼水平是沒有關係；五、各界、尤其政客對PISA太重，PISA對教育政策有重要影響。

    Sjoberg接著批評說，由第一和第五點，可引伸出PISA的一個問題：PISA變相由外部向各地施加教育政策的方向，而不是各地內部自己討論自己的教育想達成什麼目標、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而側重經濟及就業影響，無可避免令教育政策向右傾，把教育高度視為技能訓練。例如，為了令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的能力上升，會撥出更多資源和教學時間投放在這三個範疇之上，但其他方面，例如運動、音樂、美術以至道德等學科被犧牲。又或者，亞洲學生近兩、三次的測試都名列前茅，但他們的學習壓力也很高，其他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學習愉快度，或是對相關學科的興趣都頗低，這個又是否大家想要的教育呢？

     PISA的得分和排名被視為一地教育的成敗，於是各地教育政策逐漸向PISA的標準靠攏。這不是說訓練學生應對PISA測驗，但學生評核的指標會更集中PISA會測試的三個範疇，而且會傾向以PISA的標準作為學生在這些能力方面的一把尺，而這種將單一標準全球化，一直為人詬病。

熟能真的生巧嗎？

    有天才作家之稱的麥爾坎．葛拉威爾 在其名著《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一書中揚言說，一個人要想成為專家，需要在自己的手藝上投入一萬個小時的「神奇數字」就可以。前述《聰明國度》作者克雷韓親自跑到中國，發現中國孩子深受儒家孝悌忠信文化影響，自然而然地把家長及社會的期望內化成自己的學習動機及期望，。所以，能在PISA測試中透過深刻練習取得佳績。

    澳洲教育學者約翰•比格斯（John Biggs）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中國學習者悖論」（the Paradox of the Chinese Learner）現象：中國學生善於在學習過程中接收知識且能死記硬背，信賴教師的知識傳授，熱切追求學習帶來的外部收益；但是，這種被西方學者認為消極被動乃至壓抑個性的學習方式，卻使得他們在國際數學和科學等多項測試中的表現，優於西方國家的學生。

    表面看來，生吞活剝就是中國學生的強項，但是，克雷韓說這只是表面的，學習分成機械性學習及反覆性學習，前者就是死記硬背，後者是反覆鑽研；前者著重記憶，後者著重理解。中國學生在PISA優勝，很可能就是反覆性學習的成果。

富蘭克林買哨子故事的啟迪

    被美國人尊稱為「聖人」及「革命之父的富蘭克林，因放風箏而發現電，他還發表過有關光學、熱學、動力學的研究，對植物學、數學、化學也有貢獻。是十八世紀美國啟蒙運動的開創者，實業家、科學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家、協助起草、修改《美國獨立宣言》。

    富蘭克林七歲生日時，母親給他一袋銅板買東西。富蘭克林決定用這筆錢”去商店買自己喜歡的玩具。半路上他遇見一個男孩神氣十足的吹著哨子，就以為自己很喜歡玩哨子，於是，花光所有銅板換取男孩的哨子。回到後歡天喜地吹著哨子，吵得兄姊們很不爽。幾經盤問，富蘭克林才知道自己用了高出四倍的價錢換取哨子。

    我們不是常聽人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嗎？我們都投資了不少資源及心力在PISA這個籃子裡，卻要了然悟出寶貴的經驗：不要為哨子的事花費太多，不要醉心於排名聲望，不要沉溺於成功自戀。既要回到PISA的初衷，亦要認清其限制，勇於尋求突破才是正道。

正視教師「過勞」常態化亂象

      前一陣子，一位闊別三十五年的台灣同窗來電，因為她任教的學校與澳門某校結成姊妹學校，趁帶蒞澳帶隊交流時，順便茶聚。我的同學幾年前在一所公立學校退休，眼看著兩個兒子已經拿到博士學位，又成家立業，所以，轉戰到一所私立中學當教務主任，學生無論是升高中抑或大學，一定能進名校。

    我們在嘉模聖堂見面，一邊逛龍環葡韻，一邊閒話家常。她比大學時瘦很多，兩隻熊貓眼，眼球因為睡眠不足而明顯凹陷。她說一天要工作十多個小時，除了日常的教務外，還要不斷安排師生外訪，拓展視野。一年下來，校長及她帶著師生「東征西討」，為的就是要力保先進名校的招牌。

    顯然，我的同學長期在「過勞」的行政深淵裡載浮載沉，溫水煮蛙，已經是工作的奴隸。有西方哲學家戲謔說：「生命在自己的哭聲中開始，在別人的淚水中結束，這中間的過程就是幸福。」許多教師過勞而欲哭無淚，在追求教師職業幸福感的路途上老淚縱橫。

   

服務業總公會報告教育界是過勞尖兵

    澳門服務業總工會日前發布「本地服務業僱員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調查顯示，每週工作五天的受訪者僅佔25.58%，而每周工作六天或以上的達到59.93%；受訪者平均每天工作超過八小時（除休息時間）的累計達到72.96%，22%受訪者加班沒有報酬，過勞現象普遍存在，其中金融業及教育界屬於「免費加班重災區」。

    2012年，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

》（簡稱《私框》）終於出台，第一章第一條的標的與目的中第二款說：「本法律的目的是提升教學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職業保障，以建立一支優秀的教學人員隊伍及保證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的教育效能。」其中，教師為了專業素質及職業保障可能變成蠟燭兩頭燒，是導致老師過勞的主因。本來，《私框》為了提升教師的教學素質，有必要明顯下調及每週教學時數，所以，規定正常授課時間為：（一）中學教師──16至18節課；（二）小學教師──18至20節課；（三）幼兒教育教師──21至23節課；（四）不論屬何教育階段，任教於特殊教育班的教師── 16至18節課；（五）不論屬何教育階段，專門在下午六時至十二時任教的教師──14至16節課。可是，老師為了應付基本學力的要求，還有年審及升級等壓力；又把所餘無幾的精力投入第三十五條非授課工作的工作，即「學校安排教學人員提供的非授課工作，應與學校的教育活動有關，以促進學校教育計劃的實施。」本來，第三十六條超時工作和超時授課有補水規定，但是，教師是良心工作，實難精準計算工時。所以，教師過勞，淪為工作奴隸不僅是澳門獨有。澳門教師理應感到萬幸及幸福，因為，過勞比澳門嚴重的國家地區比比皆是。

    澳門私校真的很多元，有學校仍然在絕處逢生，仍然要透過沉重的聽說讀寫教學猛灌給學生；有已經無愁生源的名校，就如前述台灣名校一樣，透過比賽及交流等活動全面構建學校的名牌效應。結論是如前文《突破螞蟻或蟋蟀的教育刻板範式》所言，有保守的學校追求學生知識的「存量」，有前衛的學校追求學生知識的「流量」。

    綜觀澳門教師的過勞現象的根源，大概來自：1.組織、訓練、參與及帶領校內外的各項比賽帶隊比賽；2.校內各種學會及餘暇活動指導老師；3.為學校活動如校慶、開放日額外工作；4.代表學校外出交流；5.學校對班主任施加過多之家校溝通工作；6.規定參加各種教學獎勵計劃；7.持續不斷參與見縫插針的校本及校外培訓。

今天日本明日澳門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18年的《預防過勞死等對策白皮書》，日本小學初中高中教職員工的日均工作時間已超過11小時。除教學工作以外，教師還必須承擔大量額外的非教學工作，出現過勞常態化的可怕現狀。這一份白皮書是政府正視過勞死的對策文件。此項調查回收了3.564萬名教職員工的有效問卷，獲知其正常日均工作時間為11小時17分，其中初中教職員工的日均工作時間最長達11小時37分。從職務來看，副校長、教務主任的日均工作時間最長，平均為12小時33分；其次主幹教師為11小時47分；然後教師為11小時30分。當被問到加班理由時，答案通常是「需要親自處理大量工作」佔最多數，高達69.6%；其次是「因為突然出現計畫外的工作」，亦高達53.7%；然後是「有些工作必須在特定時間段內完成」，亦高達48.9%。當教職員工被問及應採取哪些必要措施以防工作負擔過重時，慣常的回答是「增加教職員工人數」高達78.5%。許多人希望採取「引入多位導師負責制」、「引入學校事務多人承擔制」、「靈活分配社團活動指導員等後勤員工」等措施，完善可分擔工作的體制。

    近年，日本政府不論是文部省還是厚生省，都想方設法為教師減負。惟是，一天升學主義警號不解除，再推出更多的減負措施，仍然是杯水車薪。同樣，澳門近年政府投資了龐大的人力物力於非高等教育，名目多籮籮的各項津貼，還有各種非教學的專職人員等，為何教師仍然過勞？仍然是工作的奴隸？情況比日本好不了多少，甚至某些學校有過之而無不及，實在讓人憂慮。

正視過勞是慢性病的危害

    2019年5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將「過勞」納入《國際疾病分類》，正式承認它是一種慢性病。這是國際官方健康機構首次將「過勞」列為疾病。依照世衛組織的描述，過勞是「因長期無法成功克服職場壓力導致的概念化綜合徵」或者「未得到妥善應對的長期工作壓力」。這種疾病有三個主要特徵：1.感覺精疲力竭；2.對工作感到倦怠或憤世嫉俗；3.專業效率降低。新版《國際疾病分類》將於2022年生效，屆時，過勞將納入醫療服務和保險服務，認定過勞要治療和承受保險。

    老師不是鐵人，更不是機器人，亦不是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的工種，所以，各界必須好好正視教師過勞常態化的亂象。處理過勞有許多治標良方，如1.儘量早睡早起；2.注意飲食，多吃蔬菜、水果和雜糧；3.累了就休息一會兒；4.適當的運動；5.不帶病工作；6.樂觀面對困難；7.想方設法在工作中找尋滿足感及幸福感。治本還是根除升學主義及人才主義的魔咒，讓師生孩子家長都能在樂學樂教中獲得幸福快樂。

點樣將一隻大笨象塞入雪櫃

        小孫子突襲，問我IQ題，點樣將一隻大笨象塞入雪櫃？我啞口無言，請求他「開估」，孫子一副很輕鬆的姿態說：「打開雪櫃，塞隻象入去，閂埋隻雪櫃門。」我一臉無奈，孫子再突襲，問我怎樣把另外一隻大笨象塞入雪櫃，我腦袋一片空白，跪求他放過我，孫子趾高氣揚說：「很簡單，只要打開雪櫃，將原先在雪櫃的象拿出來，再塞另外一隻象進去就搞掂囉！」聽後我幾乎暈低。在小孩的世界，要解決一個難題，實在很容易，就像多啦A夢的隨意門，一進一去，就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現實上，原來在我們的政治社群生活中，為政者都試圖用這樣的IQ題思維去面對各種民主民生議題，要不是把自己當成神，就是把普羅大眾看成愚民。

    大笨象塞雪櫃可以是一個黑色政治笑話，如澳門特首選舉；大笨象塞雪櫃可以是一個政治照妖鏡，揭破了許多假選舉的假面具，如舊區重建，改一下名字就變成都市更新；大笨象塞雪櫃這種IQ題思維也有其正面價值，可以是一個從無知到有知的謙卑學習歷程，如蘇格拉底的無知論，亦可以是從learn清空，走向unlearn的學習之道，其好處說也說不完。

選特首及補選立法議員就像把大笨象塞進雪櫃

    澳門特首選舉從來就是一場充滿水份的民主政治騷。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一屆澳門特首選舉，推委會共有兩百名，來自下工商、金融界、文化、教育、專業等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原政界、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等組成。何厚鏵與區宗傑對決，選舉結果，何得票一百六十三，區得票三十四票，何厚鏵完勝。自第二屆到剛好過去第五屆特首選舉，就算選委增至四百人，都在無對手之下順利當選，按照慣例，在毫無懸念下，賀特首一當就十年。

    賀一誠本是現任立法會主席，競選特首成功自然要補選其席位，由於賀一誠先前是澳門立法會的工商金融界別，屬專業界別，因此選民僅限於當地的工商金融從業人員，合資格競選的只有王世民一人。據官方統計，合資格投票的工商業界選民僅有九百二十人，在十二個小時裡，共有八百二十二人投票，投要率為百分之八十九點三五。

    換成孫子大笨象塞雪櫃IQ題的思維，就是打開政首官邸的大門，把第一任特首塞進去，冰封十年；然後把滿任特首拿出來，然後塞第三任進去，又冰封十年；再來是把滿任特首拿出來，放第五任特首進去，無疑問的話，又在雪櫃裡冰封十年。

    本來，一隻象出，一隻象進是很簡單的事。惟是，不過王世民因接受傳媒採訪，惹上違反《選舉法》選舉日不得宣傳的規定，選管會更稱會交警方進一步調查，如果要起訴很可能陷於停職的危機，若罪成可判監最高一年，又或科處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如是在票站或其一百公尺範圍內的，更可處最高兩年監禁。

    在香港，就沒有大笨象進出雪櫃那種輕鬆的玩法，有目共睹，董伯伯因為腳痛下台，貪曾滿任特首後身陷囹圄，689不能連任，慈母林鄭有可能因為反送中及區議會選舉處理有失中央體面及威信而要敗走下台。

    過去，香港區議會選舉甚少人關注，反送中運動的效應，竟讓全世界人跌碎眼鏡，民主派大勝，建制派大敗，但是，過程非常艱辛，甚至有人說是靠吃人血曼饅頭換來的。所以，民主派議員一當選，就連同許多中學校長直入理工大學拯救死守的學生。

  

從蘇格拉底的無知到學習的無知之道

    按照蘇格拉底弟子的記載，老師與當時一般的智者們不同，他並不熱衷討論政治話題，反之很投入討論教育及道德議題，就比如甚麼是有知識的人？德可以教嗎？德可以學嗎？

    一天，蘇格拉底的一個弟子跑到德爾斐神廟，問阿波羅神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是誰？阿波羅回答說：「雅典有比蘇格拉底更聰明的人嗎？」然而，蘇格拉底聽到這個消息後，卻表示十分懷疑。於是，他親自去聖殿請教，他不認為自己聰明，只同意自己是一個「自知無知」的人，自此，「無知之知」這個重要的哲學概念流傳後世。

    蘇格拉底借用刻在德爾斐神廟上的箴言：「認識你自己」來表達研究人自身的意義，而要認識自己的前提就首先要承認自己的無知。為了強調這點的重要性，蘇格拉底喜歡以公開的問答對話來傳授知識，比如碰到士兵會問「什麼是勇敢」，但是，士兵的回答總會讓格拉底總找出漏洞，比如論證缺乏基礎與邏輯矛盾等，繼續追問下去，直到回答者無可爭辯，最後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對「勇敢」非常「無知」。後人讚賞蘇格拉底開拓謙虛的無知，指出許多人連自己無知都懵懂不知，反而夜郎自大才是大問題。 

    蘇格拉底稱自己為「助產士」，這種詰問的方法為「助產法」，這也是西方哲學史上辯證法的起源。蘇格拉底認為通過問答形式，特別是在回答者陷入難題時，承認其無知，從而可以引發更深的思考，這才能慢慢接近真理，好像助產士幫助孕婦接生一般。慢慢，蘇格拉底的學生發現老師總愛問兩個題目，一是你說的是甚麼意思？二是你怎麼知道？甚麼意思就是要確定共同概念或定義，才有可以討論或辯論的空間，如勇敢是指勇武上前殺敵嗎？還是不作無謂犧牲，重整軍容再戰才是勇敢呢？怎麼知道就是為了確定知識或消息的來源是否有理有據，如果只是道聽塗說當然很容易經不起考驗，如果是真知灼見，甚或經過實驗證明的才是真知。

從學習（learn）走向重新學習（unlearn）

    英語世界裡有個單字是unlearn，意思不能直譯成不學，而是將曾經學過的事，歸零清除後變成空白狀態，然後重新再學，類似破舊立新，又或是像熊比德所倡議的創造性破壞理論，邏輯原理跟把大笨象塞入雪櫃一樣。

    大笨象是沒有汗線怕熱的動物，一旦異想天開，真的能塞進雪櫃，要把大笨象從冰涼的雪櫃拉出來，非九牛二虎之力不可。試看人類歷史受宗教影響，總以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直到哥伯尼才推翻，但卻要付出被燒死的沉重代價。

    推倒重來，在課堂上也許輕而易舉，一節課就講完。可是，在我們腦袋裡已根深柢固的僵化知識，要連根拔起就不那麼容易。所以，自蘇格拉底以來，承認無知，虛心求知，進而把過時的死知識扔掉，都是學校教育的任務。

    牛頓曾經自謙地說：「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更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確，牛頓的研究確實是以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等諸多科學家的科研成果為基礎的。所以牛頓此語，也還算是寫實。但是，更重要的是牛頓能進行創造性的破壞研究，敢於破舊立新，才有今天的科學成就，為人類文明生活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