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A 二○一八測試成績剛出爐，澳門學生的數學素養、閱讀素養及科學素養在全球七十九個國家地區中均位居三甲，舉澳歡騰，亦羨煞香港。當年，我能進全班五名之內已很開心，能在測試中名列世界第三的確驕傲自豪。到底是澳門學校及學生突然進步，還是有可能靠制約操練而獲得佳績呢？難道PISA已經改變初衷，還是我們已扭曲了PISA的初衷呢？當我們興高采烈過後，該好好思考。
PISA的政治源起、經濟效益初衷及未來動向
PISA（跨國評估學生能力計畫）是一個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籌劃的對全世界十五歲學生在數學、語文及科學的學習水平的測試計劃，最早開始於二○○○年，每三年進行一次。該計劃旨在發展教育方法與成果。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非高等教育國際學生學習評價項目之一。
憑《聰明國度：全球頂尖教育強國的成功之道》一書爆紅的PISA專家露西‧克雷韓（Lucy Crehan）說，各國響應參與PISA的政經原因來自美國共和黨及法國社會黨的合作。一九八三年，美國發佈了《危機中的國家》教育報告，披露了美國的教育的諸多弊病與落後，列根總統銳意教改，卻遭到州政府聲稱教育乃地方自治權的阻撓，於是，列根只好把教育改革提升到國際議題層級，才能奪回教改權柄。
與此同時，法國教育部痛斥教育只為培養菁英份子，意圖推動教育改革。於是，美法合作推動OECD提供一項非高等教育的國際調查，透過評估不同文化的學生在自然科學、數學及文本閱讀解難等三個範疇的學習表現，從而比較各國的教育成果。有了國際標準成績，政府自然大條理由奪回教育改革權。
接近二十年，領導PISA的OECD教育和技能主席安德列•施萊歇爾（Andreas Schleicher），在其巨著《超越PISA：如何建構21世紀學校體系》中娓娓道來PISA的緣起說，OECD一直都有大量發表比較教育結果，但都只就某個教育階段而言，並不能實際反映學生在接受教育後的能做甚麼。一九九五年，OECD舉行了一次高級教育官員會議，與會共二十八個國家中不少在硬銷自己是全球最好的學校體系。施萊歇爾有感而發，提議開展一個全球性的測試，讓不同國家的教育體系都可比進行比較，他的提議被接納了，PISA就這樣開始了。施萊歇爾其後在出席論壇補充說，透過PISA搜集到的全球教育大數據，包括對教育體系、教育領導者、老師、學生學習等珍貴訊息，幫助教育成功，培育出好的人才，更能促成國家進步、經濟發展；PISA已經建立起某種教育界的「度量衡」，讓我們可以評估教育成果的品質。但它仍有很多挑戰。我們需要去擁抱更多的技能、知識與態度並將之結合，如何去測量這些指標將會是未來的挑戰之一。創意思考的能力、想像的能力、實現內在的正面增強效果。這將會是二○二一年的重點。
對於外界只聚焦在排名上，施萊歇爾強調說，如果翻開PISA報告，就會發現前面可能只有10頁在講排名，後面大概990頁都會是在試著了解成功背後的關鍵因素。所以不必介意排名的存在，因為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是有效的。但PISA的價值，就在於帶大家去了解成功背後的原因。成功的方法並不只是把成功經驗原封不動「複製、貼上」到全球各地，而是真正去了解背不同情境與條件中成功背後的原因。
專家對PISA的質疑
瑞典國營電台Sveriges Radio在今年結果公佈前，便專訪了挪威學者Svein
Sjoberg，多年來他一直抨擊PISA。在訪問中，他主要批評重點：一、OECD是經濟組織，不是教育組織，他們主要研究學生是否能在長大後為迎接全球經濟作準備，但對教育的其他範疇不感興趣，例如文化、傳統、社會、民主等；二、不可能有一個單一測試可同時比較不同地方的學生，PISA不能考慮到文化、意識型態等的差異，而教育是否良好，應該要顧及當地文化以至學生本身日常生活，不能「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ed）；三、PISA不會公佈個別學校或個別學生的成績，有例子顯示，學生會亂答；四、根據PISA，會得出一些奇怪的結論，例如政府開支對教育的投入、教師薪金高低、學校制度等，跟教出學生什麼水平是沒有關係；五、各界、尤其政客對PISA太重，PISA對教育政策有重要影響。
Sjoberg接著批評說，由第一和第五點，可引伸出PISA的一個問題：PISA變相由外部向各地施加教育政策的方向，而不是各地內部自己討論自己的教育想達成什麼目標、想教出什麼樣的孩子，而側重經濟及就業影響，無可避免令教育政策向右傾，把教育高度視為技能訓練。例如，為了令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的能力上升，會撥出更多資源和教學時間投放在這三個範疇之上，但其他方面，例如運動、音樂、美術以至道德等學科被犧牲。又或者，亞洲學生近兩、三次的測試都名列前茅，但他們的學習壓力也很高，其他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學習愉快度，或是對相關學科的興趣都頗低，這個又是否大家想要的教育呢？
PISA的得分和排名被視為一地教育的成敗，於是各地教育政策逐漸向PISA的標準靠攏。這不是說訓練學生應對PISA測驗，但學生評核的指標會更集中PISA會測試的三個範疇，而且會傾向以PISA的標準作為學生在這些能力方面的一把尺，而這種將單一標準全球化，一直為人詬病。
熟能真的生巧嗎？
有天才作家之稱的麥爾坎．葛拉威爾 在其名著《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一書中揚言說，一個人要想成為專家，需要在自己的手藝上投入一萬個小時的「神奇數字」就可以。前述《聰明國度》作者克雷韓親自跑到中國，發現中國孩子深受儒家孝悌忠信文化影響，自然而然地把家長及社會的期望內化成自己的學習動機及期望，。所以，能在PISA測試中透過深刻練習取得佳績。
澳洲教育學者約翰•比格斯（John Biggs）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中國學習者悖論」（the Paradox of the Chinese Learner）現象：中國學生善於在學習過程中接收知識且能死記硬背，信賴教師的知識傳授，熱切追求學習帶來的外部收益；但是，這種被西方學者認為消極被動乃至壓抑個性的學習方式，卻使得他們在國際數學和科學等多項測試中的表現，優於西方國家的學生。
表面看來，生吞活剝就是中國學生的強項，但是，克雷韓說這只是表面的，學習分成機械性學習及反覆性學習，前者就是死記硬背，後者是反覆鑽研；前者著重記憶，後者著重理解。中國學生在PISA優勝，很可能就是反覆性學習的成果。
富蘭克林買哨子故事的啟迪
被美國人尊稱為「聖人」及「革命之父的富蘭克林，因放風箏而發現電，他還發表過有關光學、熱學、動力學的研究，對植物學、數學、化學也有貢獻。是十八世紀美國啟蒙運動的開創者，實業家、科學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家、協助起草、修改《美國獨立宣言》。
富蘭克林七歲生日時，母親給他一袋銅板買東西。富蘭克林決定用這筆錢”去商店買自己喜歡的玩具。半路上他遇見一個男孩神氣十足的吹著哨子，就以為自己很喜歡玩哨子，於是，花光所有銅板換取男孩的哨子。回到後歡天喜地吹著哨子，吵得兄姊們很不爽。幾經盤問，富蘭克林才知道自己用了高出四倍的價錢換取哨子。
我們不是常聽人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嗎？我們都投資了不少資源及心力在PISA這個籃子裡，卻要了然悟出寶貴的經驗：不要為哨子的事花費太多，不要醉心於排名聲望，不要沉溺於成功自戀。既要回到PISA的初衷，亦要認清其限制，勇於尋求突破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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