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roge Orwell)出版了一本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歐威爾一夜成名,而這本書亦成為全球暢銷書,至今歷久不衰。故事虛構一個大洋國,不斷處於戰亂狀態,有個可能不存在的老大哥在看著你(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實施全民監控。小說主角是一名稱為溫斯頓•史密斯的黨員,隸屬真理部,負責宣傳及修改歷史。小說最為人深究的名言竟然是:「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面對如斯極權的管治,大部份人民不敢吭聲,市民越不敢吭聲越是助長極權的擴張。於是,故事裡有警醒世人的箴言說:「他們不到覺醒的時候,就不會造反;他們不造反,就不會覺悟。」
歐威爾另一本名著是《動物農莊》(Animal Farm),講的卻是人話,其中非常雋永的是:「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是有的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弦外之音是指在奉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國家,本來應該人人平等。但是,現實上有某些特殊階級的人比一般市民享有更多特權。他們可以監控你,但是他們就不受監控。
社會信用系統的前世今生
每逢政治敏感時刻,港澳兩地都有人因為不明的原因而被阻止入境,最好笑的例子是多年前有一名與香港民主黨何俊仁同名的小孩,竟然被拒入境。本來,在各國政府手裡,都有一本黑名單。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兼商法研究中心主任趙旭東的近著《黑名單制度》,就清楚描述:「在內地生活早需面對各種黑名單,可謂『種類繁多,豐富多采』。這包括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設立的黑名單到社會組織或機構設立的黑名單,從中央部門設立的黑名單到地方性的黑名單,從部門、行業性的黑名單到跨部門行業設立的統一黑名單,從公開性的黑名單到內部或保密性的黑名單,從限制當事人權利的黑名單到非限制權利的黑名單等等。」
2014年中國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當中清楚提出每個公民都應當被授予根據有關其經濟和社會地位數據得出的社會信用評分。根據趙旭東教授的分析:「首先,有必要指出,該文件是一份《通知》而非法例。在社會信用體系的具體運作方面,則由各級人民政府、發改委和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小組一起,通過按照例如不同政府行政和執法部門的『法規』標準,來針對個人行為打分。而到今天,大家明白,評分結果最後會影響個人出行出遊、升職、置業、子女就學等。但是否就止於此,不少人相信,受監控和受審查的範疇還包括言論入罪、對社會敏感性哪怕是關乎民生議題的討論、隱私權的侵害等公民權利。」
2020年,中國將全面實施「社會信用體系」,追本溯源,是內地「黑名單制度」的一種延伸和擴大版,通過採用先進人臉識別和大數據技術,將原本針對和監控個人行為的「黑名單制度」發揮至極致。這一套制度已率先在江蘇、山東、武漢、上海、浙江及廣東惠州試行。
廣東省七月五日印發《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三年行動計劃》),提到「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但只有寥寥九十七個字。實質行動包括「建成全省統一的市場監管信息平台」與「研究制定廣東省社會信用條例」,都屬省內行政事務。觸動港澳同胞神經的,大概是「探索依法對大灣區內企業聯動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香港特區政府首先在七月九日發出新聞公布,澄清香港不會施行「社會信用體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聶德權再於七月十三日在facebook表示「經與有關內地部門反映和溝通,『信用中國』官方網頁已經把不會實施社會信用體系的港、澳、台從欄目中刪除,以免產生誤會」。
每一個人都被矮化簡化成為一個分數
從小我們就在一個充滿分數氛圍的文化中生活,事事都有一個分數代表內涵,最普遍的例子是我們拿學業成績單回家,父母總是先問考第幾名,然後再追問其他。當我們到超市購物時,總愛用價錢高低來衡量產品的優劣。
同樣的原理原則,根據2010年最先試行的江蘇省,社會信用系統先恩賜每個市民1000分,分數組合為商務信用150分,社會信用120分,社會管理信用530分以及特別信用200分。整套制度運用蘿蔔與棍棒的獎懲法則,衝紅燈、醉駕、不贍養老人、圍堵黨政機關及欠交兩次卡數各扣50分;網上言論詆毀他人扣100分;見義勇為加10分,受國家表彰加100分;最讓人大惑不解的是行賄受賄亦只是扣50分,竟然製假授售假亦只扣30分。扣到低於600分可能連車票都買不到,甚至有連坐效應。當年,江蘇省溫州市蒼南縣有位饒爸爸就因為被扣低至600分而連累兒子進不了大學。最可怕的是,當大家路過大街時,隨時會在顯示屏幕上看到自己因為低分而被「示眾」。試問,這一套嚴重侵害隱私,分化社群,完全欠缺公平申訴機制的高壓鐵拳能打造真正誠信的社會嗎?
數碼列寧主義興起 計劃經濟捲土重來
不要以為計劃經濟已經退出世界政治舞台,社會信用系統剛好可以讓計劃經濟強勢回歸。計劃經濟有三個重要議題:生產甚麼?怎樣生產?為誰生產?過去,列寧主義失敗是因為政府非全知全能。但是,踏入大數據年代,這就不再是神話了。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創始人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
認為這是數碼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其實,早在胡溫年代,「國進民退」已經司空見慣,透過社會信用系統,更能掌握人的一切命運,人力資源任有政府宰制,大灣區如是,區鏈塊如是,一帶一路如是,都是想透過數碼監控控制人與與經濟成長,是否如此順利,還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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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謠言罪止於自我馴化
俗稱「謠言罪」的《民防綱要法》案第25條說:「突發公共事件下的妨害公共安全、秩序與安寧罪。」這條罪的定義太寬闊,可大可小,法律界評論說以言入罪門檻太低了。司法部門這個多餘的提案,就是另類的社會信用系統。在澳門這個智慧城市,滿佈天眼,要搜集妨害及影響安寧的數據易如反掌,根本就是製造「白色恐怖及人人自危」,與社會信用系統產生異曲同工的自我馴化效應。
社會上一直有一種很天真且理直的說法,就是「行得正、企得正、有咩好怕。」別忘了古訓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要以為生活在澳門特區就很自由幸福,從種種溫水屬蛙的立法及天眼處處看來,社會信用系統殺到來指日可待。不想有個無形大佬看著,先從自我醒覺開始,極力避免自我馴化如癌細胞般壯大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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