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時代的「性」與「性教育」

 #MeToo時代的「性」與「性教育」 

今年五月，魯彌士主教幼稚園爆出懷疑性侵案，涉案一名二十六歲菲律賓籍幼稚園助理員被捕，受害幼童多達九人，造成身心靈傷害難以評斷。日前，一名任職補習社的香港男導師，自二零一六年開始，多次利用受害學生「怕父母」的弱點，以「投訴上堂不專心」、「考試不合格」、又或是「向父母舉報有女朋友」等作威迫，威迫最少五名中學男生人替他口交或手淫，並會強迫在他面前手淫。事件終被其中一名受害人的女朋友揭發，司警已羈押嫌犯法辦。

    澳門一年內，接連爆發幼稚生及青少年駭人聽聞的性侵案，再次警鐘長鳴，我們必須以謙遜的態度重新學習「性」與「性教育」。耶穌在福音中，警惕門徒傳教就像羊群被放在狼群中一樣，所以，告誡門徒要像蛇一樣機警，但卻要像鴿子般純樸。當面對險惡的世界及壞人，要保持一份不加害人的純真，既小心安穩又機警有效地為自己及同行者解圍。中國諺語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MeToo時代的性教育，是徹頭徹尾的純樸與機警對待性侵惡勢力的攻防戰。

從#Metoo運動到「我們都是吳思源」

    去年，《紐約時報》踢爆荷理活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醜聞後，美國社交網絡就被主題標籤#MeToo（我也是性騷擾受害者）洗板，運動啟發許多受害者挺身而出，陸陸續續現身說法，分享過去遭到性侵。#MeToo運動旋即席捲全球，不僅僅是影視界，就連家庭、教會、高校等都接連有受害者在多年後公開被性侵的遭遇。再者，#MeToo運動更提醒我們要做文化上的反省，面對慾望、性、性別的方式與態度的偏差，應該透過性教育重返正道。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基督教《突破》雜誌曾經在澳門報攤熱賣，吳思源是總編輯及重量級寫手。吳先生在香港基督教界極具地位，他除出任《突破》雜誌總編輯外，二零零一年起出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翌年起出任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副會長，直至今年才卸任。二零零六年當選基督教選委且連任成功。他亦在二零一五出任香港電台中文宗教廣播顧問委員會主席。

    早前，兩名曾在《突破》機構任義工的女學者，聲稱被突破同工性騷擾，發起聯署，要求突破正視。現任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長吳思源日前在該會刊物《基督教週報》撰文〈性騷擾還是報警好〉，指涉事突破機構處理並無不妥，「....男員工未娶，兩位女知青又未嫁，男的見獵心喜求偶心切未嘗不是。若男的『樣衰』不獲青睞而仍死纏爛打，作出挑逗，那麼機構定性為『不恰當的男女界線問題』也不能說是錯。」他又指若果男方「過了火位」作出猥瑣行為，女事主更不應啞忍，應直斥其非或立刻報警，「方合乎常理」。吳思源補充說：「兩位博士級的女性學者，當年已是成年人......另一位還是今年看到別人的投訴才彷彿從睡夢中扎醒，驚覺自己也曾受辱。如此情節若受害人是稚齡女孩尚可理解，但發生在這兩位高級知青身上，實在匪夷所思。」吳思源的惹火言論引來爭議，隨即出現「我們都是吳思源」及「教會都是吳思源」這類痛批標語，意指社會上有很多人如同吳思源一樣對性的無知及霸道，反映性教育嚴重不足和落後外，也同時代表我們仍有很大的進步和學習空間。期後，有超過一千個單位（已包括個人和團體）參與聯署，要求吳先生就其言論解釋及道歉，但截至目前，吳先生仍然堅持言論並無錯失，拒絕道歉。

#Metoo受害者為何多年後才舉報

    #這個符號原意是磅重，後來用作英磅，電腦風行後，成為一系列資料的引領符號，就如我們先按#後，相關的指令才能執行。#MeToo就是指全球各地被性侵的受害人按下一個公開宣示──我都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為何被性侵的受害者要等待多年後才願意出面舉報，根據美國司法部調查報告，箇中原因錯綜複雜，包括感覺羞恥、罪惡感、尷尬、否認心態或存有憎惡感；另外，還有各種害怕與恐懼，例如擔心失去工作，遭到親友、同事疏遠，以及隱私蕩然無存、人身安全甚至性命安全遭受威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在《金融時報》撰文分析稱，性侵根本就是一個權力與權利不對等角力的問題。首先，郭教授說：「要搞清楚權力與權利的關係，權力通常指公權力，是向外實施的；權利通常指個人權利，是抵禦外部力量的，而權力的合法性在於為合法的權利提供保障和保護。但在現實世界中權力時常非但不能保護權利，反而是侵犯和剝奪權利的霸主。」權力差和強權者通吃的扭曲規則，很容易造成肆無忌憚及成本過低的性侵行為。如親父性侵孩子，教授性侵學生而其論文才得以通過，無私奉獻的神職人員性侵信徒，都難以置信。正因為加害者都是熟人且具備誠信及公信，而不是在某個街角竄出來的一個陌生色狼，能鼓起勇氣舉報的受害人，還要面對二次傷害，要在種種盤問坦然表述整個受侵犯經歷，本身就是一件很折騰傷痛的事。

#MeToo時代的「性」與「性教育」

    性本善，是兩情相悅的身心靈體驗。#MeToo時代的「性」，已充份顯示「性」已被物化及工具化，更好說是一種強權惡行。正本清源，無論是學校、家庭及社區，都必須努力還原「性」的本義，這必須透過新舊融合的性教育才能達成。

    猶太詩人Joseph Brodsky說：「詩應該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同樣的道理，反性侵應該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甘涉反性侵。」也許，我們都得了政治恐懼症。但是，政治就是體制與權力的運用場所，我們既喜歡站在道德高地高談闊論，亦應該從小教導孩子正視性侵就是體制及權力均不對等的問題，讓孩子從小學會果敢討論性侵問題，懂得善用一切資源向體制與權力不對等而可能引發的性侵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