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辯題：「澳門現金分享應否設立必須居住滿183天的門檻」

 

 

    本年度的現金分享發放政策已於日前在行政會公佈，首次加入「須於2024年全年在澳門居住滿183天」的新規定，震撼社會各界。有人讚之為「資源優化，釐清資格」；亦有人批評其為「不近人情，有違初衷」。事實上，這項政策雖已塵埃落定，但其背後折射出的法治精神、政策用意與人本關懷，仍值得年輕一代深思與討論。

    高中時期，是培養獨立批判思考的最佳時機，應該給予更多與生活現實有密切關係的議題，讓他們透過辯論，從而建構情與理兼備地關心公共事務素養。今天的莘莘學子，明天就是社會棟樑，政府決策要員，及早對整個社會民情與永續發展作深遠探索，作為校園裡的思辨教育，仍然是值得的。筆者希望透過模擬辯論，讓我們一起思考：183天的門檻，是否應該成為現金分享的新標準？

題目：澳門現金分享應否設立必須居住滿183天的門檻？

正方一辯（法律角度）：

各位評判、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辯。我方認為，設立183天居住門檻，是一項合法、合情、合理的制度優化。首先，從法律層面來說，政府於2025年4月公佈新規定，適用於同年即將發放的現金分享，並非在分享之後才補上新條件，因此並不違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5/2017號法律《預算綱要法》第二條目的：「本法律旨在規範公共收支，提高預算透明度，加強預算的控制及監察，從而達到適當運用公共財政資源的目的。」政府在設立財政補貼條件時，具有相當的裁量權。這項政策的公告時間合乎行政程序，並無違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這就如同大學招生會參考你高三整年的成績，沒有人會等到開學後才決定你符不符合資格。

再者，法治的核心不僅是程序公正，更是制度的穩定與邏輯一致。如果社會對公共資源使用毫無範圍設定，那麼任何臨時居留、甚至長期離澳的永久居民也可申領資助，這與公共財政的責任原則相違。因此，我方認為，從法理角度來看，183天門檻不但合理，更是必要的制度界線。

反方一辯（法律角度）：

多謝正方同學。我是反方一辯，今天我們堅決反對這項183天的居住門檻。首先，我們要指出，這項政策的法律根據雖然存在，但卻模糊了「法不溯及既往」這個基本原則。根據我們查閱的資料，183天的規定是在2025年4月公布的，但卻用來衡量2024年1月到12月的居住天數，這實質上具有追溯性。如果政府真的要改制度，最合理的方式是2026年才開始用2025年的居住紀錄，這才符合一般法律精神。再者，對方用過去的成績單來報考大學，這是一眾學生早就知道的規則。然而，考大學要看高中成績表現，現金分享只要是澳門居民，從沒有設置所謂的表現指標，是無償的福利，突然要追溯到2024年必須住滿183年的「表現」，完全是於法不合的「秋前算帳」。

就算看表現，澳門政府的財政表現非常亮麗，2024年全球最富有地區排名位居第二，僅次於盧森堡，人均GDP達13.4萬美元，是亞洲地區第一。2024年澳門財政開支為942億，投資收益309億，財政儲備超過6100億，現金分享只佔74多億，財政非常穩健，符合《基本法》第105條量入為出的原則。還富於民是理所當然不過的了。

正方二辯（常理角度）：

大家好，我是正方二辯。各位，什麼是「現金分享」？它不是單純「無條件撒錢」，而是政府對長期在澳門生活、貢獻的居民給予的回饋，而且屬於臨時性質的措施。常識告訴我們，公共資源有限，就應該用在最需要、最有參與的人身上。若有人每年只回澳門幾天，卻同樣領到補助，是否對真正留澳、納稅、購物、創造GDP的居民不公平？

設立183天的門檻，就是合理區分「常住」與「非常住」。如果沒有這樣的區分，我們又如何保證制度公平性與持續性？更何況，很多先進國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在福利制度中也都有「實際居住時數」的要求，這是社會制度正常運作的一部分。所以從「理」的角度來看，門檻並非排斥，而是優化資源分配。這不但不是冷酷，而是負責任的制度設計。特區政府在制度初期已設置八項例外情況，包括留學及工作等，顯示政策並非僵化，而是具備彈性。所以從常理出發，我方認為：設限並非壓迫，而是維護公平、穩定發展。

反方二辯（常理角度）：

我是反方二辯。正方說得頭頭是道，卻忽略了一點最根本的道理——「現金分享」的原始設計精神，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它從來不是以「經濟貢獻」或「居住日數」為分界。設立這樣的門檻，就是對制度本質的改變與背叛。我們也同意制度要持續，但持續的前提應是「包容與公平」而非「排他與精英化」。183天的數字是怎麼來的？政府沒有解釋，為何不是180天或200天？這是否太隨意？太機械？而且，八項豁免聽來體貼，實際操作卻漏洞百出。誰來認定？誰來監管？他們雖然不是長期居住在澳門，但心繫家園、熱愛生於斯長與斯的澳門。甚而，仍然有今年立法會選舉的被選舉權與投票權的市民，怎麼就變成「不夠資格」領取現金分享的人？所以常理告訴我們：制度應該保留彈性，而不是設立僵硬的排他性規定。

再者，自2008年實施現金分享，這已經非常貼近先進國家實施的「全民基本收入」，本以為特區政府會朝這個善治良政方向發展，卻沒想到竟走回頭路，可惜！可惜！ 

正方三辯（情感角度）：

我是正方三辯，從「情」出發來看。情與理應該並行，而不是對立。當我們討論「現金分享」，我們其實是在談公共財政的使用效率與道德責任。情感上，大家都希望「人人有份」，但若這種慷慨導致制度過重，長遠而言會否導致財政無以為繼？事實上，2024年政府的財政盈餘已大幅下降，若我們繼續無條件地發錢給不在澳門生活的人，是否會傷害真正需要這筆錢的本地居民？我們看到有些居民在海外擁有房產與高收入，但只因擁有永久居民身份便可領錢，這公平嗎？我們要的不只是當下的掌聲，而是制度的可持續與公平性。所以我們認為，設立門檻是一種理性與情感並行的選擇，是對社會整體負責任的溫柔堅持。

    對方沒有跟進，芬蘭、美國、加拿大，甚至韓國京畿道都曾實施，但都因為無法長期承擔而宣告失敗。

反方三辯（情感角度）：

我是反方三辯，讓我回到最樸素的情感出發點。一萬元，對於富人來說只是晚餐的一道前菜，但對於基層家庭而言，卻是孩子的補習費、是長者的藥費、是病患的生機。政府若一刀切地剝奪這些人僅因少住幾天的權利，是否太過冷酷無情？

我們當然支持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應有過渡期、有教育推廣、有合理預告。現在這樣「事後宣布、即刻執行」的方式，讓很多本應受益的居民措手不及、無所適從。澳門素來以「人情味」著稱，若我們拋棄了這份人本對待，那麼再嚴謹的制度也只是一張冷冰冰的紙。制度的穩固建基於民心，而不是冰冷的數據與標準。

自由辯摘要（模擬片段）：

正方：制度不是慈善，而是需要邊界的公平機制。若開無限豁免，制度將無法運作。

反方：我們要的是「合理的彈性」而非「無限放寬」。豁免制度可以設更明確指標。

正方：那請問你們建議居住幾天才合適？如果183天都不合理，標準在哪？

反方：問題不是183天這個數字，而是公布時機與實施方式的不妥。應給予適應期。

結辯環節：

正方結辯：

各位同學，我方重申立場：183天門檻是一項合理的制度優化。從法律上，它有據可依；從理性上，它保障公平與資源有效；從情感上，它尊重真正生活在澳門的人。

我們不怕改革，怕的是改革永遠因為害怕得罪而延誤。這不是排斥，而是為了讓有限的資源真正發揮最大價值。

反方結辯：

我方認為，183天門檻在制定時缺乏過渡、欠缺溝通，甚至對現有制度精神構成傷害。我們支持改革，但要有溫度、有計劃、有共識。讓我們攜手守護「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初心，讓澳門繼續成為一個既理性又溫情的城市。

看穿生死 好好告別

 

    澳門每隔兩三天，就發生一至兩宗撲朔迷離的自殺案。二○二四年，澳門的死亡人數是2,477人，從根本死因來看，惡性腫瘤是主要的死因，佔總數的37.8%，其次是心臟病（14.6%）和肺炎（10.8%）。說到自殺率，政府一直都以沒有明確的數據帶過。

    生老病死是所有生物逃不過的命運，生也許帶給很多家庭歡樂，老也許亦帶給不少家庭負擔，病更是非常沉重的負荷，而死就讓人非常恐懼。一直以來，在華人社會，從小就避談死亡，過年過節更不能提死字。可是，越是避談死亡，越是不從教育及生活歷練去探討死亡，死永遠是個令人焦灼不安的人生難題。

    「死亡不是失敗，也不是懲罰，而是我們生命旅程的一部分。」英國安寧療護醫師凱瑟琳．曼尼克（Kathryn Mannix）在其感人至深的著作 《看穿生死，好好告別：國際安寧醫療專家的30個臨終紀實》（With the End in Mind: Dying, Death and Wisdom in an Age of Denial）一書中，試圖為死亡這個被現代社會羞於談論的主題重新賦予溫柔、尊嚴與理解的論述。

看穿生死，好好告別——從《With the End in Mind》談起

    彈丸的澳門，自殺率屢創新高到快要讓澳門人司空見慣、猝死現象日趨頻繁而造成家人的沉重打擊，連動物醫院都要撫慰寵物死亡而手足無措的主人，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普遍對死亡等於到達「終點」的逃避與無知。曼尼克醫師不僅記錄了一位臨終關懷醫師多年來的所見所思，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對死亡的焦慮與告別的失落的脆弱文化。在這個幾乎否認死亡、甚至過度美化健康與效率的年代，曼尼克醫師提出了一個反潮流卻深具人性光芒的呼籲：學習如何死亡，才能真正學會活著。這完全顛覆了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的千年教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每年約有超過七十萬人死於自殺，平均每四十秒就有一人輕生。在青少年族群中，自殺已成為主要死因之一。原因固然複雜，可能涉及家庭衝突、精神健康、社會孤立、經濟壓力等多重因素，但其背後共同的底層邏輯卻不容忽視：我們對「死亡」一無所知，卻也從未學會與其和平共處。

    曼尼克醫師對所謂「終點」提出一個很劃時代的關鍵觀察，醫療科技雖然能延長生命，卻讓死亡變得遙遠且陌生。多數人從未真正親眼見過有人「自然死亡」，更遑論面對親人、朋友或自己的離世。這種「死亡文盲」現象導致人們將死亡視為一種失敗、恐怖或絕望的終點，而非自然生命歷程的一部分。再者，當醫學成就被過度吹捧時，死亡更難以平常心接納。當人們無法想像從生到死是一個奮進的生命歷程，裡頭潛藏著各種難以承受的苦楚，只要學會理解生命的終章是有意義有價值的，自殺就不再成為人們「解脫」的唯一方式。

    曼尼克醫師提供了一種另類視角，即臨終是另一種「出生」，需要陪伴、預備、告別與理解。如果我們能像準備迎接新生命那樣，學習如何陪伴生命走向終點，也許我們能為陷入絕望的人，提供另一種「有出路」的希望。

意外猝死與當代生活的麻木感

    我們經常會在線上線下不同的媒體報導，從如日中天的大明星、球壇天之驕子、又或是政商名人、甚至親朋戚友，每有他們猝死的消息，都難以接受。尤其是年輕族群中的突發性心臟停止、過勞死亡、藥物過量，似乎已成為都市生活中無聲的悲劇。它們不同於慢性病或年老離世，來得突然、毫無預警，往往在毫無準備下將人從日常中撕裂出去。

    猝死之所以令人震驚，不只是死亡本身，而是我們「毫無準備」。曼尼克醫師在書中強調「預立醫療指示」（Advance Care Planning）與「生前告別」的重要性，不只針對垂死病人，而是每一位「知道自己終將死去」的活人。她提醒我們，每一刻其實都是「可能的最後一刻」，而我們是否曾有勇氣去好好說再見？是否曾向親人說出感謝與愛？是否寫下一封信、錄下一段聲音、或留下自己人生的見證？她書中一段描述極為動人，一位老先生在臨終前要求再看一次自己孩童時在海邊拍下的照片，並對著護理人員輕聲說：「這就是我這一生，謝謝你們陪我看到它的結尾。」那個畫面雖小，卻深具啟發性：好好活著的人，不害怕說再見；有準備的人，不懼怕突然。

    近年，多了參加不同宗教的生命告別式，開始發現過去愁雲慘霧籠罩的傳統告別式日漸被莊嚴、簡約、正向、善意的方式代替。更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在家人臨終前先辦好一切後事，甚至預演一場告別式，讓真正的主角感受到親朋戚友的愛戴與支持，其實，亦在慢慢撇清死亡的陰森與恐慌。

寵物死亡與「小型死亡教育」

    小兒子飼養多年的貓咪終於因病身故，引來的是意料之外的憂傷。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家庭將寵物視為親人，當牠們老去或病逝時，主人常陷入深深哀傷，甚至比人的死亡更難釋懷。這一方面反映了人與動物情感的深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當代人在「死亡教育」的缺席下，對生離死別的無力感。

    曼尼克醫師雖未直接論及寵物死亡，但她的理念仍非常適用。我們需要學會怎麼陪伴一段生命走完最後一程。她強調臨終關懷不只是醫學行為，更是倫理、情感與存在哲學的實踐。在陪伴動物臨終的過程中，人們第一次面對真實、無力但溫柔的死亡經驗，也正因此，寵物的離去也可成為生命教育的重要契機，讓我們學會不否認、不逃避，而是練習說再見。

死亡不是終點，而是回家的路

    告別，不是失去的開始，而是愛的完成。曼尼克醫師不只是一名醫師，更像是一位見證生命故事的「說書人」。她細膩地記錄病人與家屬如何說出「我愛你」、「我原諒你」、「謝謝你」或「再見了」。這些話語看似平凡，卻往往比任何藥物都來得有療效，甚至能為一個破碎的人生補上圓滿的結局。

    在書末，曼尼克醫師寫道：「我們無法選擇是否會死，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死。」而這個選擇，其實從現在就能開始，選擇理解死亡、預備告別、修補關係、留下回憶，最終在生命的終點說出一句：「我準備好了。」

    面對高自殺率、猝死與寵物老去這些當代議題，曼尼克醫師的論述提供的不只是臨終醫學的案例，而是一整套人文視角的生命教育。在這個過度崇尚效率與青春的世界裡，它提醒我們：唯有直視死亡，才能真正活出深度；唯有練習告別，才能真正學會愛。願我們都能在人生的終點，說一聲溫柔的告別，不帶遺憾，也不懼怕。

遲來的「生命教育」與「死亡素養」

    無論是家庭教養，又或是學校教育，我們沒有騰出空間帶領孩子談論「活著的意義」與「如何面對死亡」，死亡就變成無法掌握的深淵，而非生命旅程的一部分。曼尼克醫師在新書發佈訪談中表示：「我們若能在年輕時學會談論死亡，就會比較懂得如何好好活著。」但在澳門，正規教育體系中仍鮮見有關死亡的課程設計與實踐機會。生命教育多數停留在道德教育或災難演練層面，缺乏深入討論死亡、哀傷、告別、臨終決策等議題。

    醫療體系方面，澳門的安寧療護服務仍在起步階段。公立醫院儘管設有相關部門，但資源不足、人手緊張，且病人與家屬普遍對「在醫院安然辭世」抱持誤解，往往選擇過度醫療而非善終準備。曼尼克醫師強調，良好的臨終照護應包含「心理安撫、關係修復、告別準備」等層面，而非僅止於止痛與延命。    曼尼克醫師強調：好好死亡需要制度性支持。澳門目前對於臨終照護、哀傷輔導與預立醫療指示的推動仍處在草創階段，有待制度落實與文化轉變。

    筆者小時候問母親我從那裡來？母親說我是石頭爆出來的。我問姊姊從那裡來？母親說在營地街遠來茶樓撿回來的。兒時，母親的話就是真理，深信不疑。長大後，才知道父母不知道談性說愛，才胡扯應付。今天，性教育已經非常普及。說生論死，談何容易，最易離地，唯有迎難而上，終有普及與容易接受的一天。

孟母「三遷之教」與「斷織勸學」反家暴教養智慧

 

    當戲院仍在上映由談善言主演的《虎毒不》電影，講的是一個都市雙職新手母親的悲悽歲月，當中，道出母親再苦都不會遷怒在孩子身上。可是，現實世界裡，就上演了真人版的虎毒吃兒悲劇！話說福建泉州一名年僅九歲的圍棋天才朱宏鑫，自幼已展現過人棋藝天賦，不久前還升上業餘六段。七歲的朱宏鑫先聲奪人，拿下「渾南盃」幼兒組冠軍。可是，每遇比賽失利都會被父親當眾痛打，身上傷痕累累。壓垮這小小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許是近日朱宏鑫參加「明仕盃」全國少兒圍棋賽時，只是輸掉一局，再次遭受「虎爸」的拳打腳踢。不堪長期受虐的他，選擇「棄子投降」，跳樓身亡，走上不歸路。

    實在，雖然社會已經進步，一般父母的教養水平已大大提升，更因為有《家暴法》約束，明目張膽過於粗野的家暴案不多。不過，這不等於說華人家庭就放下嚴厲的教養，只是採取非體罰的高壓手段強迫孩子學習，認為這樣才能確保他們將來出人頭地。

「榎檚二物，收其威也」與「離開了藤條，寵壞了孩子」的陰霾仍籠罩

    在東西方文化中，對於體罰的看法與操作存在相似而強烈的共識，懲戒往往被視為教養的重要手段，是成就「好孩子」的必要之舉。中國古語有「榎檚二物，收其威也」，形容孩子內在潛藏狂野不羈的成份，必須以榎檚對治。西方亦有諺語「離開了藤條，寵壞了孩子」（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中國古代的家庭與書院亦普遍接受體罰的合法性。從「三綱五常」的倫理體系出發，子女對父母應無條件服從，學生對師長亦須絕對敬畏。清代家訓中常見「不聽話者，責之以杖」的語句，朱熹更直言：「不打不成器」。然而，中國傳統亦非無限制地提倡暴力。儒家提倡「教化為先，懲罰為後」，《禮記》亦說：「教，然後誅；誅而不教，謂之虐也。」這說明在當時即已有「先教後罰」的觀念，只是施罰仍被視為家長與師長不可剝奪的權力。

    在中世紀歐洲，體罰不僅盛行於家庭與學校，更是司法體系的重要一環。教會學校、修道院、甚至貴族學堂都視鞭打為紀律訓練的必需手段。例如英國十九世紀的寄宿學校裡，老師手執藤條懲戒學生早已司空見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仍未全面廢除。西方文化中的體罰常與《聖經》中的教誨相關：「對孩童不可忽略懲戒；用棍打他，他不致死去。你用棍杖打他，是救他的靈魂免下陰府。」（箴言23:13-14）。宗教與父權文化強化了對父母與教師懲戒權的認可，將順從視為道德美德之一。

    然而，隨著兒童權利觀念的普及與心理學的進展，體罰在當代逐漸被質疑、限制乃至立法禁止。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體罰（corporal punishment）指的是對兒童施加任何形式的身體懲罰，以造成疼痛或不適為手段的教育或懲戒行為，無論其是否造成外傷。例如打手心、扇耳光、拿尺打屁股，甚至拉耳朵、罰跪等皆屬體罰範疇。體罰與「虐待」的界線在於後者往往涉及更嚴重的傷害與持續性暴力，但兩者在實踐中難以劃分清楚。此外，體罰不僅限於學校或家庭中的身體處罰，也包括語言羞辱或精神上的懲罰，如長時間冷落、羞辱性稱呼，在現代亦被稱為「心理性體罰」，其破壞力甚至超過肉體的疼痛。

    體罰經過現代法治文明的假洗禮之後，演化成「虎爸虎媽」，這又算是另類體罰嗎？「虎爸虎媽」這一詞語源自美籍華人學者蔡美兒的暢銷書《虎媽的戰歌》，描繪華人家長對子女成績與紀律的極端要求。例如規定孩子每天練琴六小時、禁止參加同學聚會或娛樂活動、對考試成績設下高壓線。這種「嚴厲愛」在華人社會常被視為成功的關鍵，然而，它是否構成體罰？若依據體罰的廣義定義，其中包括心理與精神控制，「虎爸虎媽」教養的多種做法確實可能構成精神性體罰。強迫孩子服從父母意志、剝奪休息時間、羞辱成績不佳者，對孩子心理造成長遠影響。根據研究，這類高控制、低回應的教養方式（Authoritarian Parenting），常導致孩子自尊心低落、焦慮抑鬱傾向升高，甚至與長大後的人際障礙有關。雖然這類家長主觀上出於愛與期望，但若缺乏同理與彈性，其教養方式亦越來越受到質疑。

    許多國家隨著兒童權利的重視，逐步立法禁止體罰。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全球體罰終止倡議」的統計，截至二○二四年，已有超過六十個國家明文禁止在家庭中對兒童施行任何形式的體罰，包括瑞典、德國、西班牙、紐西蘭等。中國大陸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中強調「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澳門《家庭暴力防治法》雖未明文禁止體罰，但強調「不得對家庭成員實施身心暴力」，而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亦納入對兒童的保護，並搭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指出「不得以體罰或其他不當方式管教兒童」。

    然而，家暴法並不等於全面禁止體罰。一來法律常以「明顯傷害」作為處理標準，對於未造成外傷或不易蒐證的精神性體罰往往難以處理；二來社會觀念的落後使得許多家庭仍視體罰為家務事，執法者執行意願與尺度亦不一致。此外，即使法律明顯禁止體罰，家長的認知若未跟上，實際效果有限。因此，制度與文化須雙向並進，方能真正保護兒童的尊嚴與發展權利。

孟母「三遷之教」與「斷織勸學」反體罰教養智慧

    常言說，教養之道分為言教、身教及境教。言教即是透過有理有據動情的言談與對話進行教育；身教就是榜樣與示範；境教就是借助環境的力量增強教養的效能。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孟母故事中，其實已經看到很有遠見的反體罰教養智慧。《孟子》記載的「三遷之教」與「斷織勸學」不僅是教子勤學的典範，更蘊含深刻的反家暴思維與尊重孩子主體性的教養理念。

    孟母「三遷」的故事中，孟子幼年時先住在墓地旁，學喪禮哭泣；後搬至市場，模仿小販叫賣；最後遷至學宮附近，方才學習禮儀讀書。孟母為了孩子的行為受正面影響，不惜三次搬家，這不僅表現出她對教育環境的重視，更傳達出一個重要訊息，良好的教養並非建立在「打罵與威嚇」上，而是透過環境與榜樣的引導。

    對照今日許多以暴力或恐嚇方式「管教」的家庭，孟母的選擇反映出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她沒有因孩子學壞而責罵或懲罰，而是主動反省環境是否適合孩子成長，願意付出實質代價為孩子尋找更合適的空間。這樣的態度，正是現代「正向教養」的核心精神，以理解、調整與支持替代打罵與羞辱。

    孟母「斷織勸學」的故事中，孟子一度厭學返家，孟母便割斷正在織的布，並比喻學習如織布，中途放棄等於前功盡棄。這不是以責罵或毆打作為管教方式，而是透過行動與比喻，引導孩子思考並內化學習的價值。孟母選擇以「象徵性行為」讓兒子理解自己的錯誤，而非動手體罰，這與現代兒童心理學中提倡的「情境學習」、「隱喻教育」理念不謀而合。其次，孟母沒有把孩子的行為視為「不聽話」、「叛逆」，而是當作成長中必經的挫折，並用智慧和耐心去引導。在當代社會中，我們太常看到父母因孩子不似預期的表現，就動手打人，甚至罵出「不長進」、「沒出息」、「生嚿叉燒好過生你」等傷害性的語言。與孟母相比，這樣的管教方式不僅無效，反而可能造成孩子長期的心理創傷與親子關係破裂。

    在心理及精神暴力仍普遍存在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法律的懲罰與保護機制，更需要深層的教養文化轉型。而孟母的故事，正是一種珍貴的文化資產，它教會我們，教育不是以暴制暴，而是用智慧感化；不是以權壓人，而是全心育人。或許我們無法像孟母一樣三次搬家，但我們可以選擇為孩子創造一個充滿理解與尊重的家庭氛圍。我們無需真的斷布來警醒孩子，但我們可以選擇以同理與行動，讓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中學會成長與負責。

    拒絕暴力，並非放棄管教，而是選擇一條更有效、更人性、更有智慧的教養之路。

 

「心靈電話亭」．「樹窿」．「聊天結帳員」

 

    澳門社會節奏快速、生活壓力沉重，孤獨感與無助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隱性困擾，這個潛伏多時且不斷堆積的微壓力一旦爆發，已經搞出多條人命。近年，澳門各個年齡層的自殺率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特區政府出盡辦法，好像還是無法扭轉局面。與其等政府出手弄一個離地的四級聯防，不如全澳總動員，從居民日常生活切入，政府、社團、商界、個人，在無聲無息間敷設各種締造溝通管道，讓市民的困頓情緒得以紓解。

    針對市民的心理及精神健康議題，許多城市與機構陸續出現一些創新措施，如設置無人接聽的「心靈電話亭」、仿若匿名傾訴空間的「樹窿」、甚至培訓超級市場「聊天結帳員」等，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安排，實則蘊藏著深刻的人文關懷。

三種設施：不同形式的「傾聽」空間

    心理學家說，其實人生有很多困難都不易處理，亦未必有解方，但是，在緊要關頭，有宣洩的出口，把壓抑已久的心底話傾訴出來，也許就能救人一命。

    「心靈電話亭」外觀與一般公共電話無異，但撥出後並無人接聽。用戶可以自由表達、傾訴煩惱，而不必擔心被奚落。日本二○一一年發生「311大地震」之後，在岩手縣大槌町「鯨山」臨海花園，出現一座「風之電話亭」，讓還在世上努力生活的人，透過這未連線的話筒，傾訴對過世親友的思念。之後，這個意念廣傳開去，成為許多人傾訴心事的好幫手。美國加州及紐約等地區，許多藝術家及治療師倡議仿傚日本的設置，讓失去親人者或憂鬱者對著話筒傾訴思念與情感，提供情緒宣洩空間。

    英國政府與慈善機構關注「孤獨成為新型公衛危機」，將社區內閒置電話亭改裝為「孤獨對話亭」（Loneliness Phone Booths），人們可以「打給過世親人」、「打給未來的自己」等，發現產生意想不到的療癒效果。南韓近年非常關注民眾的心理及精神健康，在學校、公園、健康中心、甚至長者活動中心等地方設置心理療癒電話亭（Healing Phone Booths），提供安靜空間，讓人用假電話機對話，有些還搭配音樂或安撫語音，緩解民眾的心理困頓。義大利推出藝術裝置式情感電話亭，讓人「打電話給不存在的對象」，發現非常有療癒作用。

    澳門雖然已經進入一人一手機的年代，但仍然會在街上發現有半掛式的公共電話亭。其實，特區政府可以跟電訊公司合作，電訊公司相信亦樂於履行社企責任，透過恰當的安排，適合的選址，裝置有開關門的「心靈電話亭」，讓那些孤獨無助者都能找到一個救命電話亭。

    每個人都有兩個樹窿，一個在心中，一個在外面。心中的樹窿可以是散步、深呼吸、寫書法、冥想等，凡是能緩解甚至擺脫微壓力的方法工具都可以是心中樹窿。另一個在外面的樹窿可以是植物的，如一棵老樹長出的「咕窿」。有許多人不想煩到別人，又或是難以言說內心辛酸，可以選擇人煙稀少時，找個樹窿盡訴心中情。樹窿也可以只是個容器，匿名傾訴的信箱或社交平台，象徵一種無壓力的宣洩空間，使用者可以將難以言說的感受寫下，寄出或張貼，表達即為目的，不需得到回覆。某些大學或社區中心設置匿名投稿區，給心理壓力大的學生或居民使用。甚而，有些學校專設家長留言版，筆者看過的名稱有「心聲愛意傳親情」、又或「有你真好」，都發現有人留下心底話，換言之，會起一定的安撫療傷作用。原來，AI年代，四十歲以下者，基本上都有一個AI朋友，甚至是AI男朋友或女朋友，隨時出動滋養快要枯死的心靈。

    當然，樹窿也可以是一位樂於聆聽的知心友，又或是一個專業聆聽者，無論生活瑣碎事，工作抱怨，或是不如意事，碰上專注聆聽者，那真是三生有幸。樹窿也可以是素未謀面的明愛生命線義工。再者，很多地區的報案求助熱線都會接聽企圖輕生者的電話，亦同樣在扮演樹窿角色。

    近年，歐美多國超級市場推出店員聊天訓練班，為收銀員提供聊天及聆聽培訓，如荷蘭推出「慢速結帳通道」（Kletskassa），安排受過基本溝通訓練的店員與顧客進行簡短交談。許多時候，獨居長者或日常缺乏社交互動者，就只有到超市買東西才會有機會與人聊天。原來，這樣的「人際接觸設計」有助孤獨者感受到關懷與連結。

    澳門超級市場成行成市，大型超市更是遍佈澳門各區各街。實在，在非繁忙時段，尤其那些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超市，也許亦可以履行社會企業的責任，給予有愛心的員工恰當的培訓，掌握基本的心理學知識及輔導技巧，就可以跟購買者在付款短短時間內，閒聊也好，刻意細說也好，都是一個緩解彼此微壓力的好時機。近年，大型超市已增設多台自動付款機，換句話說，空出來的人手，特別是在深宵，就可以充當「聊天結帳員」的角色，為夜不成寐的孤獨者、長者、甚至是想自殺者一個「懸崖勒馬」的好機會。簡單一句：「您還好嗎？要不要休息一下？」更有先進國家培養出「聊天結帳員」能辨識有困頓的顧客，如情緒不穩、神情呆滯、反覆行為，並適時通知社工支援，分分鐘就救能救人於危難中。

打造澳門版「心靈電話亭」．「樹窿」．「聊天結帳員」  的哀傷與傾訴空間

    相較於專業心理諮詢，這些裝置或安排無需預約、免費、匿名，對於初期心理壓力者或怯於求助的人群尤其重要。再者，可以重新建構日常的「微連結」，即使是一句超市閒聊、一次無人回應的電話，一個無回音的樹窿，也能讓人在潛意識中感覺到世界仍在「聽自己說話」。這種微連結正能喚起人對「被需要」與「被理解」的基本需求。

    將日本「風之電話亭」變成都市可觸及的「公共心理象徵裝置」，讓人可以在特定地點表達失落、寄語亡者或寫給未來的自己。在澳門各個公園、社區中心或天台設置「語音留言亭」，民眾可匿名錄音對逝者或自己說話，內容不儲存但有傾訴感受過程。

    在外面樹窿方面，可以開設多元信箱，如「給未來的信箱」，可自選寄信給一年後的自己、朋友或逝者，合作郵政部門或心理機構可代為保存與寄出。在內心樹窿方面，可以廣設靜心空間，如與學校或社福中心合作，設一個可以靜坐、寫字、打無人接聽電話的空間，如「心理放空亭」都可以一試。亦可以設置願望瓶、哀傷瓶、半公開心理物件存放區，可放下寫好的「對不起」、「我想說的話」等紙條，藉此表達心意。當然，社交平台更是大有可為，如在公共圖書館、社會工作分站設立數碼樹窿平台，建立澳門本地青年心理書寫網站或社群帳號，如Instagram @澳門心語牆，結合匿名信與心理師轉介機制等。亦可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大專院校心理輔導中心、青年義工平台合作，鼓勵青年自行管理留言平台，發展心理健康「同儕小編」。這些做法對孤獨感與無助感的積極意義，亦可以降低助人的心理門檻，營造「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良好社會風尚。

    儘管以上措施帶來許多積極影響，但也不乏挑戰。例如效果難以量化，使用者在電話亭或樹窿表達後是否真的改善情緒，往往難以追蹤與評估。再來是無法取代專業協助，尤其是重度憂鬱、創傷等情況仍需專業助人者介入，這些「傾聽裝置」僅能作為初步緩解。中國人都是比較含蓄，對於表達與陌生人互動的接受程度不同，若未經調整，可能造成反感或冷漠。因此，未來若要讓這些措施更有效推廣，應從本土文化脈絡出發，結合社區力量與科技輔助，如設立AI情緒回饋系統、社區心理支持志工隊，將非正式支持系統與正式心理服務串接起來，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在一個愈來愈冷漠的城市裡，或許我們都需要一個可以傾訴而不被評斷的「耳朵」。不論是「心靈電話亭」．「樹窿」．「聊天結帳員」，一句閒話家常，所營造的，不只是空間，更是一種關係的連結。這些微小但溫暖的設計提醒我們：被聽見，不一定需要回答；有人在場，本身就是力量；無人在場，都可以是力量。

 

當「愛心座」遽變成「遊客座」

 

    幾個月前，在香港一輛巴士上，一名港女發現沒有座位，所以便坐在「最後一個」關愛座上。不久，一名年約六十多歲老婦上車，疑似因為無位坐而站在事主面前「自言自語」，抱怨道：「乜而家啲後生女唔識讓位畀啲老人家嘅咩，要啲老人家企成個鐘，腳痛㗎嘛。」不過，事主聞言並未讓座，更開口反駁說：「你畀兩蚊我畀足全費，我一陣仲要返九個鐘，而且都要企係度呀，要有位坐搭的士啦！」

    該名港女事後在社交平台發文，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不少人認同事主做法，留言大讚她「做得好」。筆者看到這則新聞，不論真假；不論名為愛心座、博愛座、抑或是優先座，表面上，後生仔女都應該讓座。不過，別忘了，很多事不能只看表面，對方或許有你不知道的隱疾，例如膝蓋受傷開過刀、生理痛、外表「看似正常」的視障者都是需要博愛座的人，如果對方真有需要向你開口，或者你自己發現對方有需求，不妨主動讓座，讓這種美德用最貼切的方式傳承下去吧！

看看世界各國特有的「愛心座文化」

    日本人從小就教育小孩「不要為別人帶來困擾，自己的麻煩自己解決」。這樣的觀念也融入整個社會，從語言用詞、做事方法、社交文化等等無所不在。日本老人要嘛不出門，要嘛感謝讓座者但通常不會坐下，而是選擇繼續站著，否則就「害陌生人失去位置」、為別人帶來困擾了！

    在英美無論你是老人、孕婦或身障者，大家都覺得你就是個「一般人」，走在路上不會被用奇怪眼光看待，因此也不需要特別讓座。而且老人往往自認身體還算硬朗，不需要你特別讓座，如果你看見老人立刻跳起來禮讓，對方還可能會生氣！有趣的是，美國人喜歡讓座給小朋友，男士也通常願意主動讓座給女生；而英國人不分階級高低、年齡大小，只要是真正有需求的人，他們都願意讓座。

    韓國是一個深受中國儒家長幼有序文化影響的國家，相當重視年齡，根深柢固的輩分文化徹底融入家庭、校園到職場。套句知名作家「人渣文本」說的，韓國就是「全國學長學弟制」，四處都能見到囂張的老人家倚老賣老、耍權威。所以，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時，不讓座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老人再不講理，老人最大，老人說了算，不管是不是博愛座，老人出聲要求禮讓你就得乖乖讓座！

    法國奉行「自由、平等、博愛」也體現在讓座這件事上，要讓座可以，但是坐不坐由被讓座者自由心智決定，他開心就跟你說謝謝，不需要就拒絕你。巴黎地鐵、巴士也有博愛座，他們的讓座優先規則如下，乘客必須按先後順序禮讓：1.受軍事和戰爭所害之榮民；2.盲人；3.因公受傷造成的傷殘者；4.苦於站立的傷殘人仕；5.孕婦；6.有四歲以下兒童陪同的人；7.難以站立但未明示的傷殘人仕，或拿著卡片表明難以站立的人；8.七十五歲及以上的人。

    另外，法國人的公民教育原本也是讓老弱婦孺優先坐，但除了考慮當事人的自尊、傲氣外，另一方面說法是「我們也不應該在公共場所多讓位給老年人」。至於這個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假設背後的原因是為什麼？因為曾有專家說「保持直立可以讓我們的長輩維持體型」。換句話說，讓他們坐反而會加速其健康的惡化。筆者在葡萄牙地鐵上，沒發現有愛心座，亦沒有人主動讓座，要座位的人必須主動提出，通常都不會遭拒絕。

    看完其他先進國家的狀況，你是否也覺得民族性對讓座文化影響很大？台灣最美的風景絕對是人，正因濃厚人情味才會讓座，也才會道德標準高到變「正義魔人」，嚇得大家都不敢亂坐。近年，台灣成為澳門市民短線旅行的熱點，坐巴士及捷運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會發現，尤其在捷運車廂裡，深藍色的博愛座不是坐著老弱婦孺就是空著，台灣後生仔女習慣，寧願站著都不會坐在博愛座上，不論他們的倫理考量如何，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當「愛心座」遽變成「遊客座」

    據《澳門電台》報導，澳門治安警公布，內地五一黃金周假期首日，澳門全日各口岸錄得73.1萬人次出入境，其中旅客超過33.3萬人次，入境旅客逾17.6萬人次，主要經關閘、橫琴口岸及港珠澳大橋通關。近年，窮遊澳門的旅客激增，即是說不再搭的士。在巴士車廂裡，發現後生旅客肆無忌憚地坐在愛心座的大有人在，雖然很讓人側目，不過，一向含蓄的澳門市民，敢怒不敢言，很少會出聲叫他們讓座。

    筆者天天坐巴士，前述情況越來越嚴重，甚至「愛心座」遽變成「遊客座」啊！近年，窮遊澳門非常興盛，三個遊客吃一碗麵屢試不爽，搭巴士到澳門金沙及漁人碼頭，又或是路氹城的賭場更是普遍，加上政府大力推動多種巴士付費支付系統，更鼓吹遊客坐巴士遊澳門。

    窮遊搭巴士的確讓本來已經非常擁擠的車廂更添煩添亂，市民已經百般忍耐兼無奈。更讓許多長者怒火的是看到許多後生仔女遊客，一上車就一屁股坐在愛心座上，完全無視紅色座位上刻著的「愛心座」三個黑字，更遑論要他們看到旁邊玻璃窗窗上標示著關於愛心座的種種說明。他們沿途或有講有笑，或拿著手機拍窗外風景，至於旁邊是否站著手揗脚震的長者，抑或是手抱嬰兒的婦女等，均旁若無人。

看看先進國家從小教孩子讓座

    其實，多數國家設有《公共交通設施無障礙條例》，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例如美國《ADA法案》明文要求設置優先座與無障礙設施。香港與新加坡也有專門法例要求運輸公司提供博愛座及提醒服務。台灣曾推動「愛心座應取消」的討論，反映社會對道德與制度之間的張力，但最終都儒家孝道與敬老文化影響，維持博愛座措施，禮讓長者顯然成為文化期望，容易出現「形式主義」與「道德壓力」。新加坡則大量使用廣告、標語與地鐵廣播，強化公民意識。

    日本是個講究集體主義與制度內化的國家，使用極為婉約的宣傳，例如動畫、詩意標語來傳達讓座精神。日本從幼稚園就教導他人優先，學校教育強調「體貼別人」、「察言觀色」，這種文化內化從小養成，不需用規則強制。日本學校的道德課與實際生活密切結合，如有模擬讓座、關懷弱者等課題。教師與家長以身作則，孩子模仿行為成為習慣。

    北歐國家非常重視平等與尊重教育，公民教育強調「尊重每一個人」而不是特別標籤弱勢群體。雖然沒有明顯的「特別讓座」措施，卻非常強調「看到需要就要幫助」。

科技與人文的介入

    社文司柯嵐在施政辯論是指出，本澳現時六十五歲以上的老齡人口佔百分之十四點六，二○二九年將增至百分之二十一點四，超出超老齡社會的標準。到了二○四一年增至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差不多佔人口的四分一。換言之，不久的將來，澳門巴士就算全部座位列為愛心座都不應付不了實際的需要。再者，政府希望在全澳門打造十五至廿分鐘的社區長者服務圈，希望做好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或老有所為。政府要達成這樣的施政理想，可有想到如何貫徹執行長者搭巴士都能有一個位置坐下？

    目前政府可以做到的，起碼是交通事務局跟巴士公司合作，在交局網站、巴士報站系統、巴士車廂裡透過不同語音的廣播，讓旅客知道愛心座是優先給有真正需要的人士。在歐美，有不少國家開始用「動態優先座」，當偵測到老年人或孕婦上車時，座位燈光變色提醒其他人讓座。隨著技術的進步，未來有可能開發出能夠識別需要關愛乘客，並提醒其他乘客讓座的AI系統。這樣的系統可能結合影像識別、語音提示和車內顯示等技術，進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友善程度，讓我們更深入理解各國在公共道德與社會共識上的差異。

    綜觀特區政府新的施政，尤其在社文司範疇，似是極力打造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也許，從家庭教養、托兒所保育、學校教育、社區終身教育都大有可為，而倡導巴士讓座文化是其中一個踐行以人為本施政的有為施政。

講談錢得感情 亦會失感情 更會失性命

 

    巴掌圍斜巷五月十六日早上十時許發生一宗疑墮樓事件，報案者報稱現場有人墮樓。消防到場後接觸一名二十四歲、持往來港澳通行證的男子，無呼吸及心跳，送山頂醫院搶救。治安警到場調查。今年首錄得十三男五女共十八宗自殺死亡個案，亦較去年同期減少四宗，其中十六人為本地人，兩名外地人，而去年則有二十一個本地人自殺身亡。衛生局指出，根據資料分析，首季自殺死亡的原因「主要與賭博或財政問題、精神病，以及慢性或生理疾病有關。」換句話說，當中有部份自殺者的死因與錢有密切的關係。

    常言道，錢不是萬能，沒有錢就萬萬不能。原來，錢不僅跟賭博及財政失能有關，更跟一個人的自尊、自信、家庭、社交都有緊密的關係。到本文脫稿時，今年的現金分享及醫療券仍未有明確發放的日期。或許，為一眾高官又好、身高糧準的打工仔也好，這些福利遲少少到真的沒什麼大不了？但為長期收入不穩定，又或長期失業的朋友而言，這些都是救命錢。

    五月十六日上午，這個快被市民定性為「無感」的政府，終於舉行跨部門與相關社團和機構舉行「關懷身邊人，齊做『生命守門人』交流會」，盼望各界齊心面對可怕的自殺浪潮。從過去一個又一個甚麼四級聯防到目前的交流會，市民真的盼望政府有心有能阻止自殺發生。

錢非萬能，貧窮卻讓人喪志失智

   「錢非萬能，但缺錢就萬萬不能」，這句看似庸俗的俚語，在當今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卻顯得異常真實。戰爭、通脹、失業、房價飆升、醫療開支與教育負擔，壓得無數人喘不過氣。金錢雖不能買到幸福，但對於每天為三餐而煩惱、為貸款而焦慮的人來說，金錢是維繫尊嚴與生存的最後屏障。在這場全球性的經濟低潮中，不少政府選擇「派錢」作為短期紓困之策，藉此緩解基層民眾的經濟壓力，避免社會出現動盪或心理健康危機。這些補貼方案固然不能根治結構性貧困，但對許多陷入絕境的人而言，可能正是一線生機。

    連串的自殺案，無論耳聞，甚或目睹，除了倍加同情惋惜外，更會自然生成的好奇。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要決定跳橋、跳樓、甚至上吊？真的是錢作怪，財困到只有死路一條嗎？每次看到特區的新聞公告，無不以「屍體發現案」處理真感無奈。別以為這就是最公允妥當的做法，以舉鄰近香港為例，上週西貢中心一名四十一歲小學教師在學校跳樓死亡，報章都會略為報導原因是不勝工作負荷，亦有情緒病紀錄。起碼，市民都會略知一二。在澳門過去但凡有自殺案，傳媒馬上收到通知，甚至比警方更早到達現場採訪，市民很快就略知自殺因由。

    一直以來，澳門傳媒都很自律，很少炒作新聞，違反新聞倫理的狀況更少之又少。可是，驚弓之鳥的政府，無差別地將自殺消息全部被封鎖，市民一無所知。事實證明，警方的處理既沒能遏阻市民的自殺情緒，也沒有起到不被模仿的效果。說真，這樣對政府的威信無無助益，嚴重損害市民的基本知情權，更讓澳門時刻置身在懸疑未決的自殺陰霾。

經濟寒冬：數據揭示的困境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二四年的預測，全球經濟成長率將降至2.9%，低於長期平均水準。歐美多國面對高通脹與高利率的雙重壓力，家庭支出萎縮，企業投資保守，導致失業率攀升。亞洲部分地區亦受到出口疲弱與消費不振的衝擊，尤其是青年失業問題日益嚴重。以英國為例，二○二三年底的官方統計顯示，已有超過20%的家庭難以負擔基本生活開支，包括取暖、食品與交通費用。在美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若突然需支付四百美元的緊急開支，將無力應對」。而在亞洲的香港與台灣，儘管物質條件看似富裕，卻依然有不少低薪族、兼職者與中年失業者陷入「有工返無錢剩」的生活循環。

    回到澳門，表面上澳門一月至三月總體失業率只有1.9%，而本地居民失業率上升至2.5%，別小覷好像微不足道的失業率，但就有很多打工仔天天陷於快要失業，甚或長期失業的煎熬之中。這些數據背後不僅代表經濟壓力，也暗示一場潛在的心理健康危機，久而久之，就在許多看似硬漢或女強人的脆弱心底，埋下一個一觸即發的自殺炸彈。

紓困金政策：緊急紓壓還是權宜之計？

    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民生壓力，全球多國政府選擇了直接派錢、能源補貼或現金券等方式，作為快速應變之道。以下是幾個具代表性的案例：美國自二○二○年起實施多輪經濟刺激方案，包括一次性發放一千兩百至一千四百美元給大部分成年人，並延長失業救濟金與租金補助。日本自二○二三年再度推出家庭現金補助，對低收入戶每戶發放五萬至十萬日圓不等。

    澳門其實很進取，早在二○○八年開始派錢，多年來持續推行「現金分享計劃」，每年向居民發放現金，以刺激內需與維持民生穩定。不過，今年，新政府上台，銳意改革，但是，千呼萬喚還未出來的錢，還在政府庫房，許多市民已經非常焦灼不安。目前，政府推出的消費大獎賞，只是九牛一毛，不痛不癢。民意很清楚，是希望政府再推出「消費券」，唯有如此，才能安頓民心，亦能提振本地經濟。當然，這些政策在短期內確實產生了「止血」效果，使許多低收入者能夠渡過困境。然而，問題在於，當補貼用盡，困境依舊，該怎麼辦？那就要看政府是否有決心及能力高效處理提出外勞不再能搶澳門市民飯碗的根本政策。

缺錢與輕生：貧困的心理代價

    錢能不能救命？答案是有時候，真的可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經濟困難與心理健康有高度相關性。研究顯示，經濟危機期間，自殺率普遍上升。二○○八年金融海嘯後，歐洲多國的自殺率比危機前上升了6.5%；而希臘在實施緊縮政策的二○一○至二○一二年間，自殺率更飆升了35%。在亞洲地區，亦有類似趨勢。根據韓國統計廳二○二二年的報告，自殺已連續多年成為該國青年死亡主因，而經濟壓力、債務與就業困難是最常見的誘因。台灣與日本亦有相似情況——許多中壯年男性在失業後感到自責與羞愧，最終選擇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

    對這些人而言，金錢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種社會價值的象徵——「我有能力供養家庭」、「我可以成為有用的人」。一旦失去這些經濟能力，便彷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此，一筆及時的補貼，雖無法根治困境，卻可能在關鍵時刻挽回一條生命。

    然而，單靠錢能否長遠地救人？未必。因為，真正摧毀一個人的，往往不是「沒錢本身」，而是由此引發的絕望與孤立感。這提醒我們，金錢是救急，但社會支持與心理照護才是救命。政府若僅止於派錢，而忽視了傾聽、陪伴與重建尊嚴的系統性設計，那麼救濟終究只是杯水車薪。

從派錢到陪伴：政府的下一步

    面對當前的經濟與心理雙重危機，政府與社會應從三方面出手： 1.及時紓困，但也要長遠規劃：派錢可以緩解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創造就業、提升技能與保障基層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利。 2.整合心理健康服務：應將經濟援助與心理支援結合，例如提供免費心理諮商、設立「經濟焦慮支援熱線」、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深入社區。3.重建社會連結：讓弱勢者感受到「不孤單」，鼓勵鄰里守望、社區互助與公益參與，使人在貧困中仍保有人際連結與希望。

    錢當然不是萬能，它買不到真正的快樂，也無法解決一切問題。但在極度不公平與無助的社會裡，錢卻是許多人最後的選擇題。當「沒錢」成為活不下去的理由，那麼這個社會便到了需要深刻反省的時候。

    經濟政策不該只是計算GDP與赤字的工具，更應是一種對「人之脆弱」的理解與回應。在這個越來越多人成為邊緣者的時代，能否讓每一個人即使在最貧乏時也不感到被遺棄，才是考驗一個文明社會的真正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