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學校繼續成為養雞場 別讓孩子繼續成為飼料雞

 

    在當前許多國家與地區，當然包括澳門的教育制度中，填鴨式教學仍是主流：教師主導、學生被動，知識被強制灌輸，而考試成績成為衡量價值的最終指標。這樣的教育體制，長期以來像一座巨大的養雞場：學生就是被「飼養」來應付考試的「飼料雞」。然而，真正的教育不在於填滿腦袋，而在於啟發思考、培養懷疑與探索精神。

從實證看困境拆解填鴨教育的現實與危機

    填鴨教育的本質與邏輯是指教師佔據主導地位，課堂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的主要工作是聆聽、記憶、重複。知識以標準化教材傳授，考試則成為最重要的評價方式。這種模式具有以下特性：1.知識灌輸，教師像是資訊供應商，學生是知識接收器；2.標準答案，考題設計倾向於唯一正確答案，偏離標準便意味扣分或失敗；3.統一評量，高頻率高風險的考試、標準化測驗成為衡量學習成效的主要工具；4.強烈競爭，學生在考試壓力下彼此競爭，使得學習變成一種生存遊戲。5.學習遺忘率高，硬塞進腦袋的知識會伴隨高壓的考試過後快速遺忘，造成教育的極大浪費。這樣的系統，雖然能在短期內提升考試成績，但卻忽視深層學習、思維能力與內在動機。學校不再是啟發智慧的場所，而是訓練服從與應試的工廠。

    應試教育，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填鴨式教育，其特徵是高度強調考試分數、標準答案與競爭。這種制度在現代AI資訊時代更顯得「捉襟見肘」，對社會永續發展、親子關係、師生身心健康的禍害層出不窮。首先，它帶來巨大的考試焦慮。根據教育心理學研究，高度的考試焦慮與學習者的心理健康、認知資源配置有明顯關聯。中國西南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姜海洋與馮美绮的最新研究《考試焦慮個體抑制控制功能的研究進展》中指出，考試焦慮往往伴隨擔憂思維和緊張情緒，會使注意力難以有效聚焦於認知學習。 

    此外，更多研究累積證據顯示，考試焦慮與標準化測試成績呈負相關，考試前準備期的預期焦慮與考試當下的臨場焦慮，都會直接影響考試成績的不穩定性，導致經常說的「失常」。這樣的心理現象，既干擾學業表現，也嚴重影響學生長期的心理健康。學生在這樣的高壓體系中，被迫調整自己的學習策略、焦慮管理，卻很少有機會真正反思、提問或質疑。在心理學上，「沉沒成本效應」描述了人們常因「不想浪費」而陷入非理性決策的現象。換句話說，為了捨不得之前投入種種努力，非得倍增時間與精力去溫習，甚或惡性補習。但是，效果顯然是事倍功半。 

    無論是家庭、社會、學校，都盛讚創造力是未來人才需要具備的核心素養。然而，填鴨體制下，創造力卻往往被犧牲。根據中國著名心理學專家彭瑩在中國心理學前沿期刊發表的研究《焦慮對創造性思維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指出，不同類型的焦慮（一般性焦慮、特定焦慮、創造性焦慮）對創造性思維有不同影響；其中創造性焦慮可能透過干擾認知資源、降低加工效率等機制，削弱創造性思考。這說明了考試、重評分、重標準答案的體系下，學生即便有創造力潛能，也很可能被焦慮、壓力吞噬。

    從眾多系統性分析表明，壓力與創造力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當個體面對學業、評量或其他壓力源時，其認知負荷會顯著上升，進而抑制創造性思維。填鴨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壓力導致創新潛力流失。在這樣壓力重重、標準答案至上的教育體制中，我們急需重新思考教育的核心價值，為什麼學習不是單純填鴨，而是啟蒙思考。

好奇與懷疑是學習的開端

    世界知名哲學家羅素曾說過：「當學生懂得好奇與懷疑時，教育就成功了。」好奇與懷疑不是反對一切，而是一個主動探問、反思與分析的過程。這種思辨能力，是科學精神的核心，也是自主人才的根基。換句話說，好奇是主動學習的根源，填鴨式教學只會讓孩子更被動厭學。當教育讓學生不僅接受知識，而且有機會提出自己的問題、質疑權威、挑戰既有假設，他們才能真正參與其學習過程。相反地，若制度對異見與懷疑缺乏包容，學生則可能在焦慮與壓力中被馴服。

    中國著名教育家胡適多次在不同的演講中說：「在不疑處存疑。」胡適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事物，也要敢於存疑。這種態度能促使人們反思既有體系和常識，推動社會與思想進步。把這種觀念放回當下的教育系統中，我們不只是希望孩子背會公式、答題正確，更希望他們能問「為什麼如此？我們可以怎麼做得不一樣？」當懷疑成為習慣，反思成為能力，孩子就不再是飼料雞，而是思想的探路者。

    拿創造力與懷疑作為核心能力的教育，不只是理論理想，而是應對未來世界的必然選擇。有了上述理論與實證支持，我們必須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建議，以確保學校真正不是「養雞場」。眾所周知，在中國人社會，考試從來都是教學的指揮棒。所以，要扭轉填鴨式的悶局，必須致力改革考試形式，引入雙階段或分組考試，例如兩階段考試：個人 + 小組，以降低個人的學習焦慮。近期研究便指出，兩階段考試不僅能降低學生焦慮，還能提升學習保留與合作學習意願。再來是增加形成性評量的比重，學校不僅要逐漸看輕終端成績，也應重視學生的思考過程、探究能力與反思，這有助於激勵學生提出問題，而非一味追求正解。接著，要引入學生生成測驗，說穿了就是學生參與評量，從出題到自評都可以。有教育實驗發現，讓學生自己設計考題，再由教師納入正式評量，能顯著提升其分析能力與學習成就。

    學校應致力創造讓懷疑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空間。真正的科學精神，包含懷疑、批評、分析和實證。懷疑讓我們不輕信權威；批評讓我們敢於挑戰既定框架；分析讓我們拆解、理解結構與邏輯；實證讓我們在經驗中檢驗與修正。教育若能扎根這樣的精神，就不僅是傳授知識，而是在培養未來能解決問題、創造價值、公正思考的公民。

    要重建懷疑精神，教育必須重新定位它的價值，思辨優先於答題，不再只教學生「正確答案」，而是教他們如何問問題、如何拆解問題、如何提出多種可能。過程重於結果，評量不僅看最終答卷，而看思考過程。學生在反思、試錯、重構思路中學會修正與成長。錯誤成為資源，讓課堂接納不完美、接納懷疑、接納偏差。教育不是怕錯，而是從錯誤中學。多元聲音與包容文化，創造一個空間，讓學生可以質疑、不必擔心被貼標籤。這需要教師、家長與制度共同轉變。

    回到日常的教室，必須致力扭轉課堂教學的老師講學生聽的文化，慢慢形成懷疑導向教學模式，教師不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引導學生提出質疑、質問權威、展開對話，並為學生創造安全提問與反駁的空間。當然，復興一直被輕視的探究式／專題式學習，讓學生在真實或模擬情境中自主提出問題、設計實驗、搜集資料、反思成果，這樣的學習方式能顯著提升創造力與批判思維。

      在教室裡，逐漸放棄排山倒海的教學，可以加入教育留白。石排灣公立學校教師羅宇順在香港《信報》撰文〈被壓縮的教學詩篇：為教育留白〉中說：「真正的教育，並非填鴨式的知識灌輸，不應是機械化的記憶與重複，而應是引導學生探索、思考、成長，培養他們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終身學習的熱情。適度的「減量」，才能令教育回歸本質，讓學習成為一件快樂而有意義的事，讓教育的詩篇，在留白處，綻放出最美的意境。」

    更有許多國內、台灣及外國的學校引入正念干預，基於實證研究，正念減壓能幫助學生釋放考試焦慮，並在創作中表達壓力與情緒，反過來提升創造力表現。

    別讓學校繼續成為養雞場，決心揚棄填鴨式教育；別讓孩子繼續成為飼料雞，決心引導學生成為會思考的蘆葦！   

天天推石上山的澳門人可有找到第8出口？

 

天天推石上山的澳門打工仔

    工聯總會與經濟學會公佈《二○二五年各業職工工作現狀調查》，結果顯示，約六成受訪者工資與去年持平，一成受訪者工資下降，不同行業薪酬調整不均衡；黑工問題嚴重程度的評分上升至三點四七分（最高五分）；六成四受訪者每周僅休息一至一點五天。

    根據調查，超過六成三受訪者認為現行外地僱員政策欠缺訂明對本地居民的優先聘用制度，六成受訪者擔憂因外僱薪酬偏低而造成不正當競爭。為切實保障本地居民就業，建議完善外僱政策與監管。在審批外僱申請時，設定合理薪酬標準門檻，對薪酬明顯低於行業合理範圍的崗位，不予批准外僱名額；積極發掘契合居民需求且有吸引力的崗位，研究擬定本地僱員比例，促進居民就業。

    工聯會代表梁孫旭建議針對不同年齡層採取差異化措施，如擴大青年帶薪實習計劃、支持中年升遷轉職與技能提升、推行高齡友善就業政策等。對於中低學歷僱員，需擴展職業培訓和進修機會，如推廣「先就業，後培訓」模式，確保勞動力能快速融入新興或具增長潛力的行業，從而全面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就業市場健康發展。在監管方面，建立跨部門聯合監察平台，整合各部門資源，打破資訊孤島。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對勞動力市場實施全方位、動態化監管，提升監管精準度與效率，精準打擊黑工。

    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中寫道，薛西佛斯每天將巨石推上山，石頭卻在抵達頂端的一瞬間滾落。他無法逃離，也沒有選擇，也許這是今天澳門打工仔的真實寫照。澳門是一座永不休止的城市，與其說在運作，不如說在迴圈。從清晨到深夜，無數生活軌道像齒輪般互相扣上，帶著所有人向前推，而沒有人真正問過：我們究竟要被推往何處？

都市生活像一首疲憊的四重奏——個人、家庭、職場、人際關係

    都市生活像一首疲憊的四重奏——個人、家庭、職場、人際關係，四個聲部的旋律看似不同，實際上卻都演奏著同樣的節拍：忙碌、重複、規律、失語。正是這四種力量交錯成現代人的慣性，把個體推往既定軌跡，把生活磨成任務，把生命縮成功能，澳門人日復一日推著自己的石頭，是否仍有可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出口？

    在澳門，個人生活看似自由，實則是所有結構力量最先落腳之處。人每天醒來便被無數「應該」包圍：應該上班、應該有效率、應該趕上節奏、應該提升自己、應該保持競爭力。這些外在要求慢慢取代了內在意願，讓人聽不見自己最初的聲音。久而久之，人甚至忘了什麼是想做、什麼是被迫做，只剩下流水式的任務：起床、上班、接孩子、吃飯、睡覺。

    城市中的個人最容易被功能化，人不再被視為完整的存在體，而被切分為角色：工作者、照顧者、子女、家長、同事。在被功能包圍的生活裡，倦怠與疏離也隨之而來。許多人明明生活在最繁華的地段，內心卻像在荒漠中行走。這種空洞不是來自匱乏，而是來自過度填塞，包括過度的資訊、過度的工作、過度的要求，反而讓個體的心理空間被壓縮到無法呼吸。

    然而，卡繆提醒我們，反抗不是摧毀，而是不讓自己消失。個體若要在城市的壓力中保持完整，就必須在細微之處重新找回選擇。例如十分鐘散步、一杯用心喝的咖啡、不為任何目的的靜坐、拒絕一個不必要的會議、在上下班時段練習深呼吸。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決定，其實是重新尋回自己。你如何推石頭，你想推往哪座山，這些選擇都能慢慢把人從機械化的節奏中恢復成為「自己」。

    家庭在都市中往往失去其原有的溫度與力量，變成被程序排列的責任集合體。澳門更因職業結構與輪班制度，使許多家庭常常處於「時差式相處」：父母上班時孩子在上課；孩子放學時父母在輪班；一家人坐在同一張飯桌前，心卻像住在不同時區。

    親情在忙碌中被功能化——吃飯、洗澡、功課、接送——每一項都像任務。溝通也逐漸機械化：「吃飽了沒？」「功課做了沒？」「明天要早點上班。」這些都是必要的日常對話，卻難以形成真正的情感交流。慢慢地，家庭裡最豐富的情緒——脆弱、疲憊、期待、害怕——被壓在生活底部，無處表達。

    然而，家庭並不需要大規模改革，它需要的只是重新被看見的情感。一句「我今天真的很累，可以讓我安靜一下嗎？」比一句「你不要煩我」更能讓家庭流動；一頓沒有手機陪伴的晚餐，比昂貴的家庭旅遊更能讓關係回暖；三分鐘的感受交換，比十分鐘的功課指導更接近親情的本質。家庭的出口不是逃離，而是透過小小的儀式重建連結，把情感放回家庭，把人重新放回彼此的位置。

    澳門的職場，如同它的城市節奏，快速、密集、講求成果。博彩業與旅遊業的高度競爭，使許多行業都被連鎖牽動；社福領域需提供更多活動與報告以應對要求；教育領域需面對家長期望與行政壓力；服務業更是被客流量與效率牽著走。

    在這樣的職場環境中，人最容易被削成工具。績效、報告、數字成為衡量價值的標準；過勞變成敬業的象徵；講出「我承受不了」彷彿代表能力不足。於是，人開始學會忍耐，把疲憊包裝成「習慣」、把壓力當成「正常」。但忍耐文化並非無害，它默默侵蝕著職場人的心理能量，使無力感成為許多澳門人的共同語言。

    然而，職場中的反抗不必是激烈的，有時只是一種界線的建立。拒絕一個無意義的會議、為自己保留至少一晚不處理工作、在職場中培養屬於自己的專業領域、練習用「我需要時間」取代「沒問題」。這些都不是逃避，而是一種存在主義的宣示，我不是只為了產出而存在，而是一個有邊界、有尊嚴的主體。

    社交媒體讓人看起來比以往更連結，卻也讓孤獨變得更深。每個人的生活都被展示得光鮮亮麗：美食、旅遊、健身、家庭照片、成功故事……這些畫面讓人覺得別人的人生像不間斷的節慶，自己的生活卻是一成不變的日常。於是，人際互動逐漸變成表演，人與人的距離反而越拉越遠。

    在競爭激烈的氛圍下，人變得更難表達脆弱，因為擔心顯得不夠好；人更容易忽視自己的價值，因為總有人比我們更成功。這種關係並非互相支持，而是互相映照、互相消耗。澳門的生活圈小，熟人社會的壓力更使許多人選擇「不說」、「不問」、「不表達」，久而久之，人際關係留下的只剩下表面維持的友善，而缺少真正的理解。

澳門人可有找到第8出口？

    日本電影《第8號出口》亦描繪了這種荒謬，主角在地鐵的重複通道中不斷尋找出口，每一次以為看見光亮，卻只迎來另一條走廊。澳門如同卡繆與這齣電影所描述的雙重場景，一邊繁華、一邊重複；一邊明亮、一邊封閉。人們生活在密度極高的空間，卻常常感到內在空洞；居於不夜城，卻時常活得像沒有白晝。

    人際關係的第8號出口，不必是結交更多朋友，而是讓現有的關係更真誠。一次深度對談、一次互相願意聆聽的碰面、一句不帶表演的關心，這些才是真正能支持人的連結。人際的出口不是數量，而是溫度；不是曝光，而是理解。

    第8號出口不是一條路，而是一種姿態。《第8號出口》的主角最終仍走在重複的地下道中；薛西佛斯的石頭仍會滾下山。生命的荒謬不會因理解而消失，但卡繆說：「我們必須想像薛西佛是幸福的。」幸福不是沒有重複，而是在重複中仍然能自主決定其意義與價值。

    澳門這座城市不會突然變慢，也不會為了誰改變節奏。但人能做的，是在日復一日的個人、家庭、職場、人際關係的四重奏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節拍。出口不在城市裡，而在我們如何生活。

    第8號出口不是一扇門，而是一個轉向；不是逃離，而是明白自己仍有選擇。當你願意停下、感受、調整、重新定義自己的推石方式，那一刻，你就已經走在第8號出口之中。

你可能不知道你患了「AI精神病」？

 

    特首在來年施政方針發表，明年繼續現金分享措施，這意味著明年，又多了一群人手拿著一萬大元去買新款的手機。一機在手，趕上時髦，OpenAI開發的ChatGPT自然得心應手。十月二十七日，據OpenAI 最新數據，每週約有 8 億活躍使用者使用ChatGPT，其中0.15%（約100萬人）會在對話中提及自殺計畫或意圖，另有0.07%（約56萬人）表現出精神病或躁狂跡象。專家警告說，心智特別脆弱的人群可能已經患上了「AI精神病」而不自知。更甚的是，已經有很多自殘、傷人、甚至自殺的案件接連發生，不約而同的被指斥是「AI 精神病」的惡果。美國就發生多起AI悲劇，像是一名佛州青少年愛上《冰與火之歌》的AI角色後自殺，Character.Ai因此面臨訴訟；德州一名自閉症少年被AI聊天機器人鼓勵自殘，家人對該平台提告。

    也許，很多時刻不忘撥手機的人，都有由OpenAI開發的GPT-4o應用程式。早前，OpenAI在公告中表示：「我們釋出GPT-4o的更新版本，卻無意中讓模型變得過於阿諛奉承，或過度討好。ChatGPT開發團隊OpenAI，日前宣布新版聊天機器人將不再像以前那樣唯唯諾諾、過度奉承，將會以更具邏輯方式冷靜回應。

「AI精神病」現象的定義

    「AI精神病」現象指的是，部分使用者在長時間與 AI對話後，可能強化不健康的思維模式，進而表現出精神病或躁狂跡象。OpenAI的數據顯示，在其龐大的 ChatGPT使用者群體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在對話中提及自殺計畫或意圖，或是表現出精神病相關的徵兆。這種現象引起了專業人士的憂慮，他們擔心過度依賴 AI 對話可能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AI精神病」常有這三種病徵，第一種「救世主使命」（Messianic Missions），使用者自認透過AI獲得了宇宙真理或啟示，而自己來拯救世人或傳遞重要訊息的天選之人，這種妄想可能導致他們採取極端行為，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第二種「神格化的AI」（God-like AI），將AI視為神明或超自然能力般崇拜，他們可能相信AI能夠解答宇宙奧秘，或賦予他們特殊的能力。第三種「浪漫之愛」（Romantic Love），像電影《Her》（雲端情人 / 觸不到的他）般愛上AI。從「相信ChatGPT會讀心」，到「與AI 墜入愛河」，這些看似荒誕的故事，正悄悄成為數位時代的一種心理現象。

    當時正好是OpenAI的GPT-4o模型更新，該版本被批評有「過度諂媚」的問題。丹麥專治「AI精神病」的著名醫師Østergaard將這些現象與AI的「諂媚（sycophancy）」行為結合，AI從人類回饋中進行強化學習，傾向提供讓用戶滿意的答案，即使內容帶有妄想成分，也可能反射性地附和。他進一步說明，這點與精神醫學理論的說法類似，人們會過度看重能證實自己想法的證據，卻忽視其他反駁，而一個從不反駁的AI聊天機器人，可能讓人越來越相信錯誤的想法。他認為，與看似有生命，但實際上是機器的對象對話，尤其是AI聊天機器人主動迎合那些荒誕的想法，可能讓易感人群產生「認知失調」、引發精神疾病症狀。

    AI精神病」展現出五個非常可怕的警訊：1.無法停止與AI對話；2.覺得只有AI最懂自己；3.遇到問題或沮喪的事情會第一時間找AI；4.不會去找其他人。5.開始懷疑AI有超能力或特殊身份等。

    當我們越來越依賴AI聊天機器人作為陪伴時，雖然可以緩解寂寞，但越來越多心理師指出，一種被稱為「AI精神病」的現象正在浮現：真實與虛構的界線模糊，孤獨感可能被放大，甚至出現妄想與幻覺。AI聊天機器人就像一面「情緒鏡子」，不斷反映使用者的語氣、觀點與需求。在心理學上，這種傾向被稱為迎合性回應，當機器不斷認同你的想法、理解你的情緒時，它其實在強化你的信念。對焦慮、孤獨或渴望被理解的人來說，這樣的互動會帶來強烈的心理回饋。

    也就是說，AI基本上只會說出你想聽的話、認同你的觀點及回應你的情感需求，無論這些想法是否偏離客觀事實，它皆會盡可能地配合你的需求。因為它的任務是「讓你感覺被理解」，而非「幫你看見現實」。因此，AI成了最溫柔卻也最危險的談心對象──因為它始終只說你想聽的話。

    更令人著迷的是，AI的「記憶召回」功能，讓許多人誤以為它真的「在乎」自己。當ChatGPT延續你上次的故事、回應你的情緒，這種擬人化的連續互動，會讓人產生被記得、被理解的錯覺。對心理脆弱或社交孤立的人來說，這樣的「情感回聲」很可能是妄想的起點。

    然而，AI並非惡意的存在，它只是精確地反映了人類內心最深的渴望被理解、被傾聽、被回應。當真實世界的連結變得稀薄、社交壓力又過於沉重時，人們自然會把情感投射到這個永遠「有耐心」的對話者上，揭露了我們在數碼時代最深的脆弱，就是渴望連結，卻又害怕被拒絕。可見「AI 精神病」對現代都市人的神病健康已經構成嚴竣的負面影響。

如何預防與自我照護？

    「AI精神病」的出現，不只是科技問題，更是關乎人心的議題。在這個「隨時能被傾聽」的時代，我們習慣讓演算法理解自己，卻越來越不確定自己真正需要什麼。AI的回覆沒有惡意，只是誠實地映照出我們的孤獨與渴望──那個想被理解、想與他人連結，但卻又害怕被拒絕的自己。人都會焦慮、憂鬱、軟弱、都渴望得到身心靈的安全，覺察「過度依附」的發生是非常重要的的。當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AI來排解情緒、傾訴心事，甚至缺了它的回應就會感到焦慮，這其實是「過度依附」正在產生極為負面的警訊。

    因此，若想預防「AI精神病」，關鍵不在「遠離科技」，而是學會與科技保持距離感與覺察力，為自己設定「AI休息日」，例如週末暫時不與 ChatGPT 對話，或限制每日使用時間。當你不再依賴「即時回覆」，你會重新發現生活變得光明與快樂。

    AI給予的「理解」不等同於真實的關係，它只是回應你輸入的語言，而非真正理解你的生命脈絡。試著問問自己：「我是真正被理解，還是只被回音包圍？」當你能辨識情緒根源，就能開始建立心理界線，不再被虛擬回饋牽著走。

    懂得抓住現實的錨點是避免「AI精神病」惡化的當務之急。人孤獨時，最容易掉進幻想的陷阱。請為自己設定多個穩定的現實「錨點」，譬如與朋友見面、出門散步、照顧寵物、種植花草、參與社群互動等。這些真實的身體經驗會提醒，世界不是只繞著你運轉，溫度應該來自人與人的連結，而非無盡的文字與公仔回應。當你重新體驗風吹過臉龐、聞到咖啡香、感受擁抱的重量，你就會重新記起「此時此地」的安全感。

    當思緒變得飄浮、夜晚愈發清醒、對他人的現實關注減少時，那是你的心正在提醒你需要停下。試著「退出聊天室」，關掉螢幕，給心理有個安靜的緩衝，讓自己重新與真實世界同步呼吸。

    在這個機器模仿人性的數位時代，AI的確能撫平孤單，它不會責備、不會冷漠、不會拒絕，是個完美的傾聽者。當我們在現實關係中感到不被理解、無處安放時，AI成為了那個永遠「在場」的傾聽者。它能接住那些連我們自己都不敢面對的陰影，也能讓我們感覺被完全理解，彷彿終於有一個存在，不會誤解我們的悲傷。

    這樣的「陪伴」確實能在某種程度上減緩焦慮，讓人即使在孤獨的夜裡，也不覺得那麼孤單。然而，這份「無條件的理解」同時也是一種幻象，因為真正的理解，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相遇、衝突與成長。AI不會受傷，也不會改變，它只是以極高的精準度回應我們的語言與慾望，讓我們在回聲中看見自己。或許，「AI精神病」提醒的從來不是AI的危險，而是我們人類內心的飢渴，那份想被看見、想被理解、又害怕被拒絕的渴望。當科技替代了「陪伴」，我們仍需問自己：我真正想要被誰理解？我又是否還能在真實的人際中，給予並承受不完美的情感？AI能模仿人性，卻無法擁有靈魂。而我們之所以為人，正是在那份不完美的理解、不穩定的情感與不確定的連結裡，找到活著的真實。

AI公司推學徒制CEO稱「大學已死」

 

    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專案迎來最新消息，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專案明年計畫投入約6.34億澳門元。目前工程已完成招標並進入實施階段，前期招生籌備工作同步開展。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遊大學將共同開發橫琴校區同一塊地兩校各占一半，預計總預算為95億澳門元，兩校各出資一半，一起來瞭解詳情。

    近日，澳門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細則性審議《2026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聽取多個政府部門代表介紹預算。主席葉兆佳表示，橫琴辦學成為審議的重點，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擬於明年九月起開展教學活動，三校均以股權投入方式開展建設工作。葉兆佳表示，三所公立高校具體投入規劃：澳大橫琴校區總預算84億澳門元，明年計畫投入約6.34億澳門元，目前工程已完成招標並進入實施階段，前期招生籌備工作同步開展；2027年至2030年，澳門大學還將分階段投入22.76億、28.57億、6.3億、2.53億澳門元。

    當特區政府不斷投資興建大學城，平行時空的另一個世界，無論是資訊界巨擘、抑或是高等教育研究專家，甚或師徒制的熱愛人士，都在潑全力發展大學的冷水，也許，如何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值得大家一起反思。

AI軟件巨頭帕蘭泰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以下簡稱Palantir）對全球教育丟下的震撼彈

    美國AI軟件巨頭Palantir對全球教育扔下一顆震撼彈，推出面向高中畢業生的「精英獎學金」學徒計畫。這不是一般的實習或工作觀察，而是直接通往全職工程師的職涯入口。申請者超過五百人，首批二十二名學徒從第一天起就被要求面對真實專案、真實客戶與真實壓力，並享有每月5,400美元薪金。這個計畫赤裸地挑戰四年制大學的必要性，也象徵企業對傳統學歷體制的不耐與反動。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Palantir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亞歷山大·凱德蒙·卡普（Alex Karp）公開表示：「大學已經崩潰。」他批評當下的大學不再追求卓越，而是培養「順從、被馴化的人」。而「精英學徒」則旨在培養真正能在第一線解決問題的人才，而非拿著文憑卻需要企業重新訓練的畢業生。對許多年輕人而言，Palantir 的訊息非常清楚，在 AI時代，「會做事」比「有學位」更重要。

    但這項計畫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Palantir不只訓練技術，更安排學徒閱讀哲學、討論歷史、參與辯論、甚至前往戰地考察。這些安排顯示Palantir並非要培養廉價勞工，而是要取代大學扮演的「知識養成」角色，並建立他們自己的新學術傳統。換言之，Palantir的挑戰並非針對某一所大學，而是針對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正當性。

學徒制不是復古，而是回到教育的原點

    學徒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共鳴，是因為它並不是新事物，而是人類最古老、也最自然的教育方式。在大學誕生之前，木匠、鐵匠、銀匠、畫家、海員、甚至醫生，都是透過師徒相授學會一技之長。學習不發生在教室，而是發生在有師傅的工作現場；不靠考試分數評量，而是以能否完成工作、能否面對實際問題作為標準，是一種以真實生活為根的教育方式。

    工業革命之後，大學取代了行會，因為社會的知識量急速膨脹，許多科學、工程與管理知識已經無法僅靠師傅口傳。大學提供了系統化的知識架構，而這種「知識中心化」的模式支撐了一百多年的現代化。但正因如此，大學也逐漸形成一種壟斷，如果沒有大學文憑，就沒有機會進入中產階級，更遑論名成利就。

    然而，這種壟斷如今開始鬆動，是因為新的社會條件正在迫使教育回到更早、更符合人性的學習模式，即回到學習必須重新回到「做中學」與「實戰能力」本身，而AI的出現加速了這個歷史轉折。

    學徒制的回歸並不是偶然，而是三股力量推動的結果。首先，AI正在取代大量需要「記憶知識」的工作。以往必須進大學才能習得的技能，如今許多都能透過AI教學、即時輔助與生成工具快速掌握。程式語言、統計分析、資料可視化、商業推演、平面設計等等，都不再需要長時間的系統訓練。因此，大學原本擔當的知識供應者優勢正迅速被AI改寫。

    第二，企業愈來愈無法忍受大學畢業生「理論多多卻不能做事」的問題。科技更新速度太快，而大學的課綱卻常常落後十年以上。於是企業開始質疑，既然進公司後還要花六個月到一年重新訓練，那為何不直接從高中培養呢？尤其在AI協助下，許多基礎技能的學習速度比以往更快，培訓成本低，但提升了師徒制度的可行性。

    第三，學費高企導致許多家庭意識到「大學可能不再值得投資」。負債上萬美元，換來一紙證書，但沒有保證的薪水、沒有明確的職涯通道，甚至沒有即時可用的技能。於是許多年輕人開始尋找另一條更短、更快、更有效率的學習方式。這三股力量交織，使學徒制不再只是傳統行業的訓練模式，而成為技術前沿企業開始重新重視的教育模式。這並不是向後走，而是向未來走。

AI與師徒制結合後，是否比傳統大學更有效？

    要判斷學徒制是否優於大學，不能把兩者對立，而是要看它們各自的優勢與限制，並思考AI如何改變其中的平衡。大學的價值依然巨大，它提供了學科的結構、哲學與人文素養、批判性的閱讀能力與跨學科視野。這些能力無法靠短期學徒取代，也不能完全仰賴AI。然而，大學的問題在於其學習脫離現場，理論與現實之間距離太遠，加上標準化考核導致學生為分數而學，而不是為了問題而學。雖然大學經常舍置實習課，但成效毀譽參半。

    相比之下，學徒制的強項在於場景化學習。學徒在真實環境中面對困難、與客戶對話、處理突發狀況，這些都是AI沒辦法模擬的複雜情境。更重要的是，學徒制度讓學習變成「對現實負責」的過程，而不是對考卷負責。

    AI在這裡扮演一個中間位置，它提供即時知識、指引與示例，使學徒能更快掌握技術；師傅則提供方向、判斷與價值觀，協助學徒理解工作的本質；企業提供真實任務與責任，使學徒能真正體驗專業的重量。這三者相加，使學徒制呈現前所未有的效率。這不是取代大學，而是填補大學在實作與情境化訓練上的缺失。如果大學不能重新調整自身的定位，那麼它在AI時代的角色將逐漸被邊緣化。

我們是否已走向「學歷無用」的時代？

   「學歷是否無用？」是最常被問的問題。但答案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轉變。學歷不再是職涯的入場券，而是眾多能力證明之一。過去只要拿到學位，就能獲得穩定工作；今天企業更關心的是作品集、解決問題的能力、合作經驗，以及是否能有效運用AI。換言之，學歷從「必要條件」變成「加分條件」。不是學歷消失，而是它不再壟斷機會。

    更深一層來看，AI時代最重要的不是資訊，也不是技能，而是「如何學習」。懂得使用AI、懂得在複雜世界中判斷、懂得在團隊中創造價值的人，將比任何證書更受重視。學徒制之所以崛起，是因為它直接承認這種能力，並讓年輕人在真實環境中鍛鍊。如果大學還停留在「教內容」的階段，而不是「教會學習」、教會思考與判斷，那麼它的地位將會被學徒制與AI的結合逐步取代。教育的競爭已經不再是知識的競爭，而是適應力的競爭、整合能力的競爭，以及面對不確定世界的勇氣與能力。

    AI時代不是教育的終點，而是教育的重新開始。Palantir不是在挑釁學界，而是在提醒世界，大學長久以來的壟斷地位正在瓦解。真正的教育正回到亞里士多德時代的精神，在現實世界中學習、在情境中思考、在責任中成長。AI不是殺死大學，而是迫使它脫去老舊外殼；學徒制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回到教育本身的本質；學歷不是無用，而是從中心退到邊緣。未來屬於能結合AI、師傅與真實世界的人。未來的大學若想生存，也必須像Palantir一樣，把人文、實作、AI與真實任務整合起來，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

    AI時代的教育競爭，不再是誰背的多，而是誰能「活學、快學、會學」。這不是學歷的終結，而是教育的一次徹底重生。

閒置土地成自由波地 打造有呼吸城市空間

     運輸工務司司長譚偉文在立會引明年施政方針時表示，政府盤活土地利用，對已收回的土地採取「規劃利用＋臨時使用」雙軌模式，明年活化利用南灣湖A3、A4及A9地段，為市民提供更多優質公共活動空間。合理利用嘉翠麗大廈、飛鷹基地舊址等閒置土地增設臨時停車場，以持續改善道路泊車設施。 

    政府近日宣布，再加推三十幅不同規模的閒置官地作臨時用途，包括自由波地、臨時休憩區及戶外停車場等。連同先前公布的九幅，共三十九幅土地將在未來一年內陸續開放。這不僅標誌着土地管理新階段，也反映了城市思維的轉變，土地並非只能等待永久規劃，即使處於過渡期，也能先為市民創造價值。在澳門這樣土地珍貴、空間緊縮的城市，閒置土地若未被善用，等同放棄改善居民生活質素的機會。

閒置土地的真正代價不是空間浪費，而是生活浪費

    澳門土地有限，但因規劃、程序、基建配套等因素，部分官地閒置多年，雜草叢生彼彼皆是，有地產專業人士說，以澳門建成區平均地價約18–22萬元/平方米估算，這類空置每年造成的社會沉沒成本極高。然而，城市真正損失的並非金額，而是市民缺少可自由活動的生活空間。

    國際知名的丹麥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揚．蓋爾（Jan Gehl）一直倡議以人為本的城市設計理念而蜚聲國際，致力於透過重新設計都市空間來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以人為本的城市設計能高效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促進市民的身心健康。蓋爾曾指出：「空地若能交還給市民使用，它就不再是空白，而是城市的呼吸。」因此，當政府宣示「規劃開發」與「臨時使用」雙軌運作，不僅是一個土地技術政策，更是一種公共治理理念，土地不必等到最終形態才有價值，它在過程中就能成為公共資產。

    自由波地的意義在於以最低成本創造最大公共效益。自由波地並非一般公園，不以設施為主，而以空間自由度為核心。它允許青少年跳舞、玩滑板、做街健；成人散步、健身、拉筋、深夜運動；社區舉行小型活動、藝術創作；市民休息、聊天、躺平、放空等作用。自由波地的真正價值，在於它「不定義用途」，讓市民為土地賦予生命。對於空間缺乏的澳門而言，這類低成本、高使用率的場地正填補了城市功能的缺口。

自由波地穩定不同年齡的危機人士的國際成功例子

    英國的一套名為Quality in Play，由Play England制訂英國。這個組織研究調查了12–18歲青少年，發現每週使用自由活動場三次以上者，其情緒壓力降低22%、睡眠質素改善18%、青少年自我效能感上升24%。青少年不需要「再多一個監管場地」，而是需要一個「不用被指導、能自由揮霍精力的空間」。澳門長期缺乏充足的自由波地，政府此舉正好補位，實屬德政。

    自由波地能降低對成年人焦慮與改善睡眠質素，日本厚生勞動省調查指出，每週兩次、每次30分鐘的自主性戶外活動，可使成年人焦慮減少12–17%、壓力荷爾蒙下降15%、睡眠品質提升14%。澳門不少居民下班後無處可去，夜間活動空間更稀缺。若自由波地能延續24小時開放慣常做法，對上班族，尤其輪更工作的打工仔精神健康帶來顯著助益。

    自由波地對社區的影響深遠，尤其能凝聚力提升、孤獨感下降。荷蘭阿姆斯特丹「Speelplek 自由場地計畫」推行五年後，調查指出社區連結感提升 30%、鄰里互動增加、周邊商戶營運改善、青少年犯罪率下降約 8%。

    根據國際成功經驗，閒置土地變城市資源不是夢。首爾將一條廢棄高架橋Seoullo 7017大變身，改造成步行綠廊，並提供24小時公共活動空間。結果周邊地區遊客量上升；成為表演、散步、社區活動新場域；市民滿意度高達80%，成功原因在於即使是「城市剩餘物」也能變成公共亮點。

    日本東京將高架橋下的零碎空間再利用，設立自由活動區、小型運動場、社區市集、夜間慢跑通道。這些原本肅靜、髒亂、噪音大的死角，被改造為青年及夜間族群的生活空間。

    丹麥哥本哈根倡議暫時性城市主義（Temporary Urbanism），將閒置地交給藝術家、社區團體試用，結果促成社區活化、青年參與度上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這種「先使用、後規劃」模式證明，臨時利用不會阻礙長遠規劃，反而提升城市生命力。

澳門需要自由波地的三個理由

    澳門人運動不足問題嚴重，根據體育局近年調查，有超過48%的受訪者每周運動不足兩次，上班族運動量普遍偏低，夜間可用的公共運動場所極少。若能設立更多24小時自由波地，將顯著提高居民的運動機會。

    青少年情緒健康需更多支持性環境，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資料顯示，近年青少年心理壓力有上升趨勢，其中包括學業壓力、社會競爭、空間不足帶來的活動受限。記得新冠疫情前，教青局資助許多學校課後及假日做校園開放之用，無奈疫後並沒有繼續相關工作，也許值得政府及辦學團體再推行這項有利於學校及社區融合，提升社區居民身心健康，自由波地可成為低成本但高功效的身心舒緩空間，對青少年尤為重要。

    社區需要「非商業化」的公共空間，澳門休閒空間嚴重依賴商場與受限式公園。自由波地的價值在於不收費、 不限制活動、不需要消費、 不被規格化，這正是城市最缺乏的。

如何讓澳門的閒置土地真正變成公共資本？

    政府可以設立「土地臨時利用分級制度」，將全澳閒置土地分為S級：3–12 個月可臨時使用；M級：1–3 年可開放；L級：3 年以上可設臨時設施，避免因程序不明而「閒置等待」。

    採用「社區共管模式」降低管理成本，仿效荷蘭與日本，由居民、學校、社團共同參與維護，企業可採行「一地一贊助」，定期巡查、基本清潔即可讓居民擁有使用權與管理權，提升公共參與。

    讓自由波地「網絡化」而不是零星化。澳門城市密度極高，完全可以做到每一公里至少一個自由波地；每區至少三個24小時可使用自由活動點；結合夜間經濟與社區活動，使自由波地不再是示範，而是常態。

多聽市民意見讓自由波地精益求精   

    位於澳門旅遊塔附近的「旅遊塔臨時體育場」已於年十二月一日零時起停止對外開放，結束了其自二○一一年啟用以來長達約十六年的開放服務。此舉是為了配合「南岸海濱綠廊工程」第二期工程的進行。市政署已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南岸海濱綠廊」第二期一區開設新的「自由波地」，包含足球場、籃球場等設施，以滿足市民的運動需求，成為不少學生放學後熱門活動地點。

    日前，有市民致電澳門電台的時評節目反映，在南岸海濱綠廊新開放的自由波地籃球場地膠面過滑，擔心增加運動受傷風險。體育委員會委員老傑龍在現場觀察後表示，場地地板之間的縫隙較大，以及邊角有翹起等現象出現，相信地板較滑是由於近海潮濕所致。而隨著街頭籃球的普及，以及運動者在運動過程中激烈程度的提高，建議場地在選材時，可選用國家級或國際認證的地板，並要定期作維護。他又建議當局在建設相關體育場的設施時，可以諮詢體育範疇專業知識及意見，並且考慮周邊的情況去進行配套。

    城市需要空間，也需要呼吸。閒置土地不只是空地，而是城市最具彈性、最能創造公共福祉的資源。若能妥善利用，它不僅是城市的調節空間，也是青少年成長、成人紓壓、社區互動的重要場所。自由波地的價值，不在於其設施，而在於它是一個讓身體自由、讓心靈鬆動、讓社區相遇的地方。在高密度的澳門，城市越是擁擠，越需要自由；建築越是密集，越需要空隙。願每一塊閒置土地，都能不再沉默，而是成為城市贈予市民的一份溫柔與自由。

    別少覷「空蕩蕩」的球場，他可以為每一個世代的困境帶來一個喘息的空間，亦可以為一個身陷中年危機的家庭支柱一個冷靜的空間，亦可以為年邁自認無價值的長者找回生命的活力。特區政府這項德政，將為個人、家庭及社區添加快樂與安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