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治院舍員工性侵院友

 

    兒童院舍，本來是孩子犯錯或受傷後可以重新找到安全感與慢慢再起步的地方；舍監，本來應該是孩子在家庭以外最值得信任的照顧者。然而，當一名院舍員工利用職務之便，把孩子在家以外的最安心之所變成最可怕的地獄，傷害的便不只是一個孩子，而是整個社會對「照顧者」的全然信任。
    近日澳門發生駭人聽聞的兒青院舍性侵案，正好提醒我們保護兒童，不能只靠員工入職時遞交的「無罪紀錄證明書」，也不能只靠的自律，也不能等到案件發生後才辯稱「只是一宗單一個別事件」，甚或事態嚴重才追究法律責任；真正有效兒童保護，必須從招聘開始，一直延伸至他每天如何工作，以及所有持份者如何監察。

一宗令社會極為不安的院舍性侵事件
    據司法警察局公布，一名34歲本澳男子，自2025年中起在澳門北區一間兒青院舍擔任舍監，涉嫌性侵一名9歲男院友，以及偷拍多名未成年男院友洗澡。案件源於一名9歲男童向母親透露，自己連續多晚在院舍睡覺期間遭人觸摸私處。母親知悉後立即向院舍反映，社會工作局介入跟進，最終由院舍負責人、社工及家長陪同男童到司警報案，警方其後拘捕涉案舍監。

    更令人震驚的是，警方在疑犯手機內發現37段未成年男院友洗澡片段，經分析後至少涉及另外四名男童。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調查，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涉案男子涉嫌觸犯「對被容留者之性侵犯」及「侵入私人生活罪」，案件已移送檢察院跟進。
    社會工作局表示，得悉事件後立即派員到院舍介入處理，涉事員工已被解僱，並安排受影響兒童及家屬接受適切的心理輔導及支援，同時要求涉事機構提交詳細報告，檢討服務流程及工作指引，並表示會加強對兒青院舍的巡查及監督。
    一個成年人，究竟應該經過甚麼程度的審查，才可以被允許在夜間、浴室、睡房等高度私密的環境，長時間接觸一群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兒童？這不是單純的人事問題，而是公共安全問題。「有刑事紀錄才不能聘用」遠遠不夠。談到院舍員工的品格審查，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查案底」。查刑事紀錄當然重要，但問題是一個從未被定罪的人，不等於一個必然適合照顧兒童的人。一個人可能從未被捕、從未被定罪，甚至在公開紀錄上是一名「清白人士」，但這並不能證明他具有兒童工作的倫理意識，更不能證明他不會利用職權接近弱勢兒童。所以，真正的「品格審查」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安全聘任制度」。
    澳門目前兒青院舍的基本規範，源自1999年公布的第160/99/M號訓令，訂定兒童及青少年院舍的設立及運作基本條件。這套制度距今已經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時代變了，兒童面對的風險也變了。二十五年前，偷拍工具未必就在每一個人的口袋裡；今天，一部手機便可以成為偷拍、儲存及傳播私密影像的工具。因此，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員工有沒有案底」，而是澳門是否應該建立一套與現代兒童保護理念接軌的兒童工作者安全審查制度。
    澳門若要改革，不妨研究建立類似「兒童工作者註冊／認證」制度。任何直接接觸兒童院舍的員工，包括舍監、照顧員、社工、夜更人員、臨時員工及長期義工，都應納入制度，而且這套制度必須設立重重關卡。

資格及品格審查必須建立嚴密的關卡保障院友

    第一關是入職前必須「三查」，第一是刑事及性犯罪紀錄查核，第二是過往工作紀錄查核，第三是推薦人及品格查核。尤其不能只要求應徵者自己提供兩名推薦人，然後由機構打電話問一句：「他工作表現好不好？」真正有效的推薦查核，應該要求前僱主回答一些具體問題，例如他是否曾經違反兒童保護規定？是否曾被投訴不當接觸兒童？是否曾經被要求接受紀律調查？是否曾經出現偷拍、私下聯絡兒童、送贈私人禮物、單獨帶兒童離開工作範圍等越界行為？如果有人因為疑似不當行為而離職，下一間機構是否仍然可以在完全不知道情況下重新聘用他？這就是制度最容易出現的「漏洞」。
    第二關是不能讓「換一間機構」洗掉風險。如果一名員工在A院舍曾經因為不當行為被調查，最後沒有被刑事定罪，然後轉到B院舍，B院舍完全不知道他的過往紀錄，問題便會重新開始。因此，澳門應研究建立一個兒童服務工作者安全紀錄制度。當然，這涉及個人私隱、資料保存期限、申訴及司法程序等問題，不能粗暴地建立一個「黑名單」，但可以建立依法、有權限、有程序保障的中央查核制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查看，而是只有獲授權的兒童服務機構，在聘請涉及兒童直接照顧的員工時，才可以查核其是否具備從事該類工作的資格。
    第三關是試用期不是普通試工，而是「安全觀察期」，因為真正危險的人，有時最擅長的就是在面試時表現正常。所以，院舍員工的試用期不能只是看看「工作能力如何」，更要觀察其界線意識。例如他是否尊重兒童拒絕身體接觸的權利？是否習慣把孩子單獨帶到沒有其他人的地方？是否喜歡與某一名孩子建立過度特殊的關係？是否私下送禮？是否透過各種社交平台等私人帳戶與兒童聊天？是否要求兒童保守「只有我們兩個知道」的秘密？是否在照顧兒童時經常違反雙人工作或開放空間原則？
    第四關是院舍內最重要的是「不能讓一個大人長時間獨處一個孩子」。院舍應建立「兩人工作原則」。涉及洗澡、換衣、醫療照顧、深夜照顧及其他高度私密的照顧工作，應盡可能由兩名工作人員共同處理；如果實際情況不容許，也必須有清楚的交接及紀錄制度。這並不是說每一個成年人都是潛在加害者，而是現代兒童保護制度不應建立在「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好人」之上。
    第五關是手機與偷拍必須成為院舍管理的核心問題。警方在疑犯手機內發現37段未成年院友洗澡片段。因此，院舍必須有非常清楚的電子設備政策。工作人員在浴室、更衣室、睡房等私密區域不得使用私人手機；需要使用工作手機或電子設備時，必須有明確理由、權限及紀錄。同時，院舍也要教育兒童任何成年人要求你脫衣、洗澡、拍照，或者要求你傳送身體照片，都可以說「不」。更重要的是，要讓孩子知道，
    第六關是讓兒童有一條「不經舍監」的求助渠道。如果投訴只能告訴自己的直接上司，那麼當問題正好出現在管理層，制度便會失效。因此，每一間兒青院舍都應設立獨立的兒童保護聯絡人，而且孩子可以直接接觸社工局或其他獨立渠道。

    第七關是監督不能只靠院舍自己「自查」。社會工作局目前已表示會加強巡查，並要求涉事機構檢討服務流程及工作指引。這是必要的一步，但仍然可以更進一步。院舍不是普通商業機構，它接受社會委託照顧最脆弱的兒童，因此監督不能只在出事後進行。可以建立定期巡查＋突擊巡查＋兒童匿名訪談＋員工紀錄抽查＋投訴資料分析＋重大事件強制通報。
    第八關是員工教育也必須改變。院舍員工的培訓，不能只教「如何照顧孩子」。還要教什麼叫專業界線；什麼叫不適當身體接觸；什麼叫權力不對等；
什麼叫兒童自主權；什麼叫grooming（誘導、建立依附關係以便日後侵犯）；什麼情況必須通報；看到同事行為可疑時應該怎麼辦。
    最後一道防線：永遠相信孩子的求助。這宗案件之所以能夠曝光，一個重要原因是男童向母親說出自己的遭遇。這句話看似簡單，實際上非常不容易。兒童可能害怕沒有人相信自己，也可能害怕被責備，更可能因為對方是成年人、是自己每天見到的舍監，而不知道怎樣描述發生了甚麼。所以，當孩子終於說出：「有人碰我的身體」，成年人第一句話不應該是：「你是不是搞錯？」
也不應該是：「你為甚麼現在才說？」而應該是：「謝謝你告訴我。你沒有做錯任何事。」這不是縱容孩子，而是讓孩子知道，說出真相是安全的。

    院舍不是「收容孩子的地方」，而是社會託付的第二個家。時代已經不同，潛在加害者可能就在我們身邊，防微杜漸，始於當下。

人人都應當知道「突然死亡」的哀傷之道

 

    上週本欄拙文《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屍體發現案》刊登後，引來不少讀者關注，而社交平台上的回應亦相當正面。這些回應令筆者更加確信，澳門人並不是不關心死亡，更不是對自殺無動於衷；相反，大家關心的，正正是死亡發生以後，那些仍然活著的人怎樣辦。
    自殺，是「突然死亡」其中一種令人最難承受的形式，但突然死亡絕不只有自殺。交通意外、天災、兇殺、突發疾病，甚至一個原本看似健康的人突然離世，都可能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把一個家庭推進巨大的哀傷深淵之中。因為一個人死亡，並不等於故事完結。對死者而言，生命結束了；可是對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親友，甚至事件的目擊者而言，另一個漫長的故事才剛剛開始，那就是哀傷。
    如果我們對哀傷有基本認識，就會明白有些看似「冷靜」的新聞用語，未必能真正幫助社會理解死亡；有些我們以為是「安慰」的話，甚至可能在無意中傷害哀傷者；而「屍體發現案」這樣的處理，等同在傷口上撒鹽。

「屍體發現案」無助於降低自殺率，也截不斷生者的哀傷
    警方、消防、醫療以及新聞媒體，都有各自的專業語言和工作需要。「屍體發現案」可能是一種行政分類，也可能是處理案件時的客觀描述。問題並不是這五個字本身「犯了甚麼錯」，而是當這個詞成為我們理解一宗死亡事件的主要思路時，我們會不會不知不覺把一個人，簡化成一具屍體？
    對執法人員而言，那可能是一宗需要調查的案件；對新聞工作者而言，那可能是一則需要報道的消息；但對一個母親而言，那是「我的兒子死了」；對一個妻子而言，那是「我的丈夫不在了」；對一個孩子而言，那可能是「爸爸以後不會回家了」。
    同一件事情，對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觀感。尤其涉及自殺時，「屍體發現案」更加不能成為我們思考問題的終點。它不能解釋一個人為甚麼走到生命盡頭，也不能降低下一宗自殺的風險，更不能處理死者家屬長期承受的哀傷。我們真正應該問的是一個人為甚麼會走到這一步？他的家人如何承受？孩子怎樣面對？社會可以怎樣預防下一個悲劇？而那些留下來的人，又有誰陪著他們？
    如果新聞只讓我們知道「哪裡發現一具屍體」，卻沒有讓我們看見死亡背後的人，我們知道的其實仍然非常有限。所以，筆者不是反對報道死亡，而是希望我們的語言可以多一點人情味。一個人死了，不應該只剩下一個冷冰冰的案件分類。

哀傷從來都是剪不斷理還亂，真實的哀傷並非線性，而是雙軌並行
    我們必須好好認識「哀傷」，哀傷其實與愛是一體的兩面。當我們看到一則自殺新聞，如果不認識死者，也許只會動一絲憐憫之情；要是親朋戚友，會馬上悲慟落淚。我們不為陌生死者動容不是冷血，我們為所愛的人死去而憂傷，是人之常情。

    心理學家Margaret Stroebe與Henk Schut 提出的「雙重歷程模型」（Dual Process Model），正好提醒我們，哀傷者會在兩種狀態之間來回擺動：一方面很失落地思念死者、回想過去、承受痛苦；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生活，如工作、照顧孩子、處理家庭、重新安排未來。換句話說，一個人可以今天哭，明天笑；可以一邊思念死者，一邊重新建立生活。
    今天，一個喪偶的人哭得死去活來，明天可能若無其事地上班；今天他以為自己已經接受了，幾個月後偶然聽到逝者很喜歡的歌，又突然悲從中來；甚至十年、二十年後，在生日、忌日、某一個熟悉的地方，記憶仍然可能突然湧回來。

    傳統的理論經常誤導我們，以為哀傷總是線性有序進行：先震驚，再否認，然後憤怒、悲傷，最後接受，重新生活。好像只要依照這個次序走，最後便會從傷痛的深淵中走出復原。可是，真實人生根本不是這樣。
    哀傷不是一條由A點走到B點的直線，而是一個不斷來回的過程，這一點也讓我們重新理解佛洛伊德。佛洛伊德1917年的經典文章《哀傷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提出「哀傷工作」（work of mourning）的觀念。他認為，人在失去所愛的人之後，需要逐步面對與逝者相關的記憶、情感與心理連結，讓原本投注在失者身上的心理能量逐漸得到轉化。所以，佛洛伊德的重點並不是叫人「忘記死者」。恰恰相反，是要讓人真正經歷失去，我們不能對剛剛喪親的人說：「節哀順變，不要再想了。」也不能對他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你要堅強。」有些眼淚必須流過，有些記憶必須面對，有些遺憾需要慢慢整理。當然，今天的哀傷研究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完成哀傷工作」觀念，也不再認為人必須把與死者的連結完全切斷才算康復。因此，「哀傷」並不是把一個人從記憶中刪除。而是要學習怎樣沒有逝者在旁，依然好好生活。

哀傷從來都是出席與陪伴重於專業幫助
    著名哀傷治療專家Robert A. Neimeyer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哀傷輔導框架：Presence、Process、Procedure——陪伴、過程、程序。Presence不是「人坐在那裡」這麼簡單，而是真正與對方同行。一個人剛剛失去配偶，坐在你面前哭泣，你可以立即拿出工作紙：「現在我們做哀傷評估。」也可以說：「請寫下五件你最懷念死者的事情。」這些程序本身未必有問題，但問題是現在恰當做這些程序嗎？
    也許，只需要坐在對方身邊，容許對方哭，甚至一起哭；不催促對方振作、不急著告訴對方「應該怎樣」，這就是陪伴。Neimeyer並不是說專業方法不重要，而是提醒我們方法必須放在「人與人」的關係裡。Presence是治療哀傷的土壤，Process是適時復原或成長，Procedure只是工具。例如，一個哀傷者突然說：「我最不能接受的，不是他死了，而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竟然吵架。」這句話背後可能有內疚，也可能有憤怒、遺憾、未完成的關係。這時候，一個只懂「程序」的人，可能立即說：「很好，我們現在做寫信給逝者。」但一個真正留意Process的人，會先停下來，聽聽這句話究竟想說甚麼。甚至有時候，最好的介入不是說話，而是沉默，好好陪他坐著，讓他哭，讓他自己把故事說完。因此，陪伴並不是反對專業；真正的專業，是知道甚麼時候應該使用專業方法，甚麼時候應該把方法放下。

承認人的渺小，以謙虛誠懇的態度看待「突然死亡」
    死亡面前，人其實非常渺小。我們可以有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可以有人工智能，可以有大數據，可以有各種風險預測，也可以有非常專業的警政和司法制度。可是我們仍然無法保證一個人今天活著，明天不會「突然死亡」。一場交通意外，一場天災，一宗兇殺，一個突發疾病，甚至一個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生命決定，都可能令一個家庭在一夜之間改變。所以，面對突然死亡，我們最需要的是謙卑。
    死亡使我們知道人不是數字，人也不是案件編號，人更不是一具「屍體」。
每一個亡者，在死亡以前，都曾經有自己的名字、家庭、記憶、愛與被愛的經驗。在說完「屍體發現案」，我們更需要為生者做更多有溫度的實事。

人人都會碰到哀傷，讓我們一起學習如何面對哀傷
    哀傷從來都不是別人的事情，人人都會遇到。父母會老，朋友會離開，伴侶會死亡，兄弟姊妹會告別，孩子也可能先我們而去。有一天，我們自己也會成為別人的哀傷。所以，哀傷教育不應只是心理學家、社工、輔導員或牧者的專業。
    哀傷應該是每一個人的生命教育，學習怎樣陪一個失去親人的人。從事哀傷專業助人的學者說，面對哀傷，從來都不是專業先行，而是誠懇的陪伴。只有當哀傷造成長期而嚴重的生活困難，或者出現自傷、自殺念頭時，便應該及早尋求專業協助。
    陪伴與專業，從來不是二選一。真正的人性關懷，是兩者互相補足。而Neimeyer的框架正好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先有人，再有方法；先有關係，再有程序。哀傷與愛，其實也是如此。

    當有關部門透過記招，又或是新聞公報去陳述一起「屍體發現案」時，可有想到生者的感受與傷痛。請別在生者深受哀傷之痛時說冷冰冰的官話；說生道死從來都是一門充滿人話的學問！

馬比牛大還是比牛小──排名的詭計與陷阱

 

    從小到大，每次拿到成績表回家，一定會被問：「考第幾名？」。中國人是要面子的民族，事事都跟排名有關。去看電影時，會問誰是第一男女主角領銜主演，話就話排名不分先後，任誰都知道這是天大的笑話；孩子報讀大學，會率先問心儀大學的排名。一百多年前，挪威的動物學家發現雞群的「啄食順序」（Pecking Order），原來，在同一個養雞場裡的雞隻會發展出自己的社會階層，更何況人類高度依靠社會階級與權力而生存及發展的生物！
    匈牙利經濟學者費倫茨．詹諾西（Ferenc Janossy）醉心度量研究，他曾經在論壇開玩笑問：「馬比牛大，還是比牛小？」引來眾說紛紜後，詹諾西說，性質差異實在難以客觀處理其可比性，換句話說，必須建立客觀的「可比性標準」（Criterion of Comparability），要不然只會出現「口同鼻拗」，徒費唇舌。
    古代科舉有名次，軍隊有軍階，官場有品秩，學校有考試第幾名。到了今天，排名更滲透到生活每一個角落：餐廳有「米芝蓮」星級及網民評分，酒店有星級排名，電影有票房榜，歌手有排行榜，球隊有世界排名，手機有銷量榜，企業有市值榜，城市有宜居排名，國家有幸福指數、競爭力指數、清廉指數及創新指數、就連PISA都有那一國家第一名。
    社交媒體更把排名變成一種日常心理刺激。誰的文章瀏覽量最高、誰的影片點讚最多、誰的粉絲人數最多、誰的短片登上熱搜，似乎只要數字在別人之上，便證明自己更有價值。問題是排名究竟是在描述現實，還是在製造現實？一間餐廳排名第一，是否代表它在所有食物都沒對手？一所大學排名較前，是否代表學系、教授、學生都更優秀呢？排名最危險的地方，正是它把複雜的人和事，壓縮成一個簡單的數字。
    澳門為何在PISA2025取得佳績。高興過後，也許，我們值得冷靜下來，好好想想排名這套遊戲，誠如詹諾西說真的有客觀可比性嗎？又或者當中隱藏了那些詭計呢？又有哪些陷阱千萬別踩進去呢？

我們每天都活在排名遊戲之中
    中國社會重視排名，並非單純因為「愛面子」三個字便可以解釋。它背後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及社會結構因素。第一，是長期的科舉文化。科舉制度把人的前途與名次緊密連結：狀元、榜眼、探花，名次不只是榮譽，更直接關係到仕途、家族聲望與社會流動。讀書不是單純為了求知，而是為了「金榜題名」。這種文化雖然經歷時代變遷，卻仍深深影響今日父母看待考試的方式。
第二，是熟人社會的比較壓力。在一個人口密集、社會關係緊密的環境裡，個人往往不是獨立地評價自己，而是透過別人來定位自己。「你個仔考第幾名？」「你個女入了哪間大學？」「你有幾錢個月人工？」這些問題，表面上是閒談，實際上卻是一套無形的社會攀比與排序。
第三，是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當優質教育、名校學位、熱門職位及社會機會有限時，排名便不再只是遊戲，而成為競爭資源的門票。家長之所以執著，不完全是虛榮，而是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當一個排名可能影響升學、就業、收入及婚姻市場，人自然難以對它無動於衷。
第四，是集體榮辱觀。中國家庭常把孩子的成就視為整個家庭的榮耀。孩子考第一名，父母倍感光宗耀祖；孩子成績落後，父母則感到「面子無光」。於是，孩子的成績表不再只是孩子的學習報告，而變成父母的社會名片。
    當一個人的自我價值完全建立在相對位置上，他便永遠不能真正安心。因為第一名害怕跌到第二名，第二名害怕跌到第三名，而第三名則害怕被淘汰。排名帶來的不是安全感，而是持續的焦慮。

排名詭計及陷阱比比皆是

    匈牙利裔科學家及作家彼得．厄迪（PÉTER ÉRDI）的名作《排名詭計：了解社會遊戲的潛規則，讓你隨心所欲取得想要的排名！》（Ranking: The Unwritten Rules of the Social Game），揭示了排名並不是一面透明的鏡子，而是一場由人設計、選擇、計算及解讀的社會遊戲。
    排名看似客觀，實際上至少包含幾個不可忽略的問題。
第一，誰決定排名的標準？任何排名都必須先回答，究竟要比較什麼？如果比較馬和牛的重量是可以的；比較牛馬的受歡迎程度，因為難以建立客觀的受歡迎標準而只會眾說紛紜。因此，「誰第一」之前，必須先問：「以什麼標準決定第一？」一間大學若以諾貝爾獎得主數目排名，研究型大學自然佔優；若以本科生教學、學生支援或社區服務排名，結果可能不同；若以藝術、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力衡量，又會是另一套排序。
    第二，誰選擇數據？排名不是把所有現實都放進去，而是只選取能夠量度的部分。能夠計算的東西容易被納入，不能輕易計算的東西則常常被排除。論文數量可以計算，學生的好奇心難以計算；畢業生薪酬可以計算，學生是否成為一個有良知的人難以計算；國際學生比例可以計算，校園是否真正尊重不同文化差異，卻不能單靠一個數字說了算。
    當某些東西被納入排名，學校便會努力增加排名的功利價值；當某些東西不在指標之內，學校便可能逐漸忽略它。這就是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當一項指標成為目標，它便不再是一個好的指標。例如將「發表數量」和「引用量」作為科研人員的硬性考核指標，導致了互引用圈子、拆分發表以及學術造假現象的增加。
    第三，排名製造了錯誤的精確感。簡單，中英數可以排名，圖工音體就難以排名，試問視覺藝術科82分和85分間的優勝劣敗何在呢？第一名與第二名之間，真的存在清楚而穩定的差距嗎？很多時候，兩者的分數差距可能極小。然而，排名表卻把它們整齊地列成第一、第二、第三，讓人產生一種「差距非常確定」的錯覺。

第四，排名會形成自我實現預言。一間大學排名高，便吸引更多優秀學生、教授、資金及合作機會；資源增加後，排名又進一步上升。相反，排名低的學校，即使教學認真、學生努力，也可能因為缺乏資源而難以翻身。又例如最新出爐排名，香港大學教育學系排名世界第二，全亞洲第一。但是，如何得出這樣的結果，很多時候是無從得知的。這說明排名不只是反映現實，也會重新塑造現實。它可能成為一種「馬太效應」：有的越來越有，沒有的越來越少。

我們應如何教孩子看待排名？
    如果教育改革最後只是讓學生更懂得應付測驗，而不是更懂得理性善良，真正需要改變的讓孩子懂得「看排名而不被排名控制」。
    談到教育排名，PISA無疑是近年最受關注的國際比較之一。PISA的價值在於提醒各地，教育不能只看課本背誦，也要關心學生能否理解、分析及運用知識。但PISA即使具有嚴謹抽樣、測驗設計及統計程序，也不等於它能夠完整代表一個地方的教育質素。
    首先，PISA測量的是特定年齡學生在特定領域的表現，不是整個教育制度的全部。藝術、音樂、體育、品格、同理心、公民責任、創造力、精神健康、師生關係及學習幸福感，並不是一張PISA成績表可以完整呈現的。
    值得反思的是當一個地方因PISA排名上升而沾沾自喜，教育部門是否會因此更重視學生的深度閱讀、獨立思考及探究精神？還是反過來，進一步把學校變成訓練學生適應測驗的工場？
    要教孩子分清「相對位置」與「真實能力」。考第十名，不代表你只有第十名的價值；考第一名，也不代表你在所有方面都是第一。第二，要教孩子問「這個排名怎樣計出來？」看到任何榜單，都應問評分標準是什麼？數據從哪裡來？權重如何分配？有沒有被排除的因素？排名差距是否足夠大？這些問題，比單純記住誰是第一名更有教育價值。第三，要讓孩子建立自己的內在指標。與其每天問「我比別人高幾名」，不如問：「我今天比昨天懂多一點嗎？」「我是否比以前更能獨立解決問題？」「我有沒有學會一項原本不懂的能力？」「我是否更能尊重別人、承擔責任及面對失敗？」

    最後，我們要教孩子歌神許冠傑在電影《鬼馬雙星》主題曲說：「贏咗得餐笑，輸光唔使㷫」，學會用平常心看排名。

 

教師如何避免成為欺凌的嚴重受害者

 

    教師站在講台上，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在一個又一個生命成長的關鍵時刻，扮演引導者、同行者、提醒者，甚至是學生人生中的重要楷模。然而，當教育愈來愈被考試分數、排名、升學率及績效指標主導，教師的尊嚴也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被犧牲。
    近日，四川雷波縣發生的「恥辱」教師合影事件，以及澳門庇道學校開學日發生的學生向女教師潑通渠水事件，表面上是兩宗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背後卻有一個值得教育界深思的共同問題：今天的教師，究竟還有多少安全感、尊嚴與被理解的空間？一宗事件，是教師被制度公開羞辱；另一宗，是教師竟然成為學生暴力報復的對象。如果教育連教師都保護不了，我們又怎能期待教師安心地保護及教育學生？可惜，事件至今，無論是有關辦學團體，又或是教育團體，教育學者、乃至立法議員，均默不作聲，真讓天天在前線承擔身受心靈受損風險的教育工作者不寒而慄！

 

「恥辱」兩個字，羞辱的其實不只是教師
    八月二十六日，四川省涼山州雷波縣舉行本學年年秋季教育行政會議，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部分期末考試平均成績較低的教師被安排上台合影，身後的大屏幕除了列出「初中期末考試平均成績15分以下教師」或「小學期末考試平均成績30分以下教師」等字眼，更赫然寫上「恥辱」二字。涼山州教體局其後證實照片及會議情況屬實。
    事情曝光後，引起社會強烈批評。雷波縣政府其後致歉，承認會議中出現「不尊重教師的錯誤做法」，並表示這種做法給與會教師造成嚴重心理傷害。原來，教育最可怕的不是學生考試成績低，而是教育管理者竟然相信羞辱可以產生教師表現改良的效果。即使最後證明教師確實需要負上部分責任，也應該透過專業評鑑、教學支援、同儕觀課、培訓及個別輔導來改善，而不是把教師推到台上，讓一群成年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與「恥辱」二字合影。
    問責與羞辱，從來不是同一回事。真正成熟的教育管理，是敢於問責，卻不踐踏人格；敢於指出問題，卻不摧毀尊嚴。「尊師重道」這四個字，並不是口號，而應該體現在每一個教育決策、每一次教師評鑑，以及每一次面對教師犯錯的態度之中。
    雷波事件暴露值得教育界反思的現象，當社會愈來愈重視學生權益、學生心理健康與學生人格尊嚴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教師同樣是一個有尊嚴、有情緒、有壓力、有家庭的人？我們要求教師不能羞辱學生，卻不能以羞辱教師來改良教育。

從「被羞辱」到「被傷害」，教師正在承受另一種危險
    如果說雷波事件是教師在制度壓力下遭遇的尊嚴傷害，那麼澳門庇道學校發生的事件，則把問題推向更加令人震驚的層次。九月一正值開學日，一名十八歲男學生涉嫌向一名六十多歲女教師潑通渠水，導致教師面部及身體多處化學灼傷。司警其後披露，教師左眼有失明風險，身體約18%面積出現三級化學灼傷，容貌及視力可能受到嚴重而長期的損害。更值得教育界關注的是，案件披露的動機與師生關係有關。據司警資料，涉案學生在中二時曾由該名教師擔任班主任，期間因受到教師批評而心生不滿；其後得悉教師可能再次成為自己的班主任，擔心受到針對，最終策劃以通渠水報復。

    必須清楚說明，無論教師曾經如何批評學生，都不能成為學生施暴的理由。批評不能合理化暴力，委屈不能合理化傷害，甚至教師處理學生的方法有所不當，也不能成為學生報復的藉口。但是，教育工作者在痛心之餘，也應該問一個更加深層的問題，為甚麼一個學生對教師的負面情緒，最後會累積到以嚴重暴力報復的程度？這正是教育界不能迴避的問題。如果只把這件事理解為「學生太暴力」，事情便很容易在新聞熱度消退後重新歸零。可是，如果是師生關係日益惡化、誤解沒有被化解、負面情緒沒有被聽見，甚至學生一直把教師的批評理解為「針對我」，問題與衝突只會擴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教師可以批評學生，但要聰明地「對事不對人」
    學生犯錯，教師必須指出；學生違規，教師必須處理；學生學習懶散，教師也不能假裝看不見。問題不是「可不可以批評學生」，而是：我們究竟怎樣批評？一位有教育智慧的教師，會把「你這件事做錯了」與「你是一個壞學生」分開。前者是對事不對人；後者則很容易變成人身攻擊。例如，學生欠交功課，我們可以說：「你今次沒有按照要求完成作業，我們一起看看問題在哪裡。」卻不宜說：「你就是懶惰。」學生考試失敗，我們可以說：「這次成績反映你有幾個基礎概念還未掌握，我們逐個補回來。」卻不應說：「你怎麼這麼笨？」學生在課堂上搗亂，可以說：「你剛才的行為影響了其他同學學習，我希望你停止。」而不是說：「你就是害群之馬。」
    兩句話可能只相差幾個字，但在學生心中留下的痕跡，可能完全不同。批評行為是教育；否定人格則容易變成傷害。教師尤其要小心「你永遠……」「你從來都……」「你就是……」這類語句。因為「你做錯了一件事」，代表行為可以改變；「你就是一個錯的人」，卻容易令學生把負面標籤內化成自我身份。當學生開始相信：「老師根本看不起我」、「老師一直針對我」、「我在老師眼中就是一個差學生」，師生之間便開始築起一道牆。而牆築得愈高，教師愈難走進學生的內心。

與其不停批評，不如多花時間陪伴
    今天教師很忙，要備課、改簿、評分、填表、開會、教課外活動，還要帶對參加校際甚或國際比賽。當然，尚要處理行政工作、跟進家長、處理學生紀律，還要面對各種評核與數據。於是，一些教師與學生的接觸，逐漸變成：「交功課了嗎？」「為甚麼又遲到？」「考試溫習了沒有？」「你為甚麼不守規矩？」「你看看自己的成績！」久而久之，教師在學生心目中，可能只剩下一個角色：那個不斷指出我不足的人。如果一個學生每天從教師那裡聽到的都是批評，他未必會因此變得更好；有些學生反而會慢慢產生防衛心理。「老師不喜歡我。」「反正我怎樣做都不會被欣賞。」「既然你覺得我差，我就真的做給你看。」這正是教育最需要警惕的負面循環。所以，教師除了「管」，還要「陪」。除了「評」，還要「聽」。除了「糾正」，還要「同行」。
    有時候，教育學生最有效的一句話，不是：「你為甚麼又做錯？」而是：
「最近是不是有甚麼事情令你不開心？」不是：「你怎麼這麼不聽話？」而是：「我想知道，你當時為甚麼會這樣做？」不是：「你一定要改！」而是：
「我們一起想想，可以怎樣做得更好？」當學生感覺教師不是站在自己的對面，而是站在自己的身邊，很多衝突便可能在爆發之前得到化解。

教師最好的保護，有時候就是建立一段真正的關係
    教育最深的力量，不是權力，而是關係。學生可能忘記教師曾經教過他哪一課，卻未必忘記教師在他最失意時對他說過的一句話。學生可能忘記一次考試分數，卻可能一輩子記得曾經有一位老師願意坐下來聽他說話。所以，教師每天都可以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今天，我除了教會學生一些知識，有沒有讓一個學生感受到自己是被看見、被聽見、被尊重的？」如果答案是有，那麼我們就在建立教育最珍貴的安全網。
    當然，一段良好的師生關係並不能保證所有暴力事件都不會發生；教師也不可能靠自己的愛心解決所有問題。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減少誤解的土壤，及早發現情緒的裂縫，及早介入危機。教育的目的，從來不是把學生變成一個「不敢反抗」的人，而是幫助他成為一個懂得尊重別人、管理自己情緒、承擔責任和解決衝突的人。
    最後，祝願受傷的老師早日康復，出事的學生能猛然省悟，訴諸暴力並不能解決問題，能由衷地向老師致歉；除了接受法律的懲治之外，真心勇於改過遷善；盼望我們的教育制度，能開發公共說理一扇窗，讓人與人學會用說理處理衝突。

當死亡率高於出生率時 我們的永續發展該如何？

 

    中國2025年再次敲響人口結構的警鐘，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的資料顯示，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萬，首次跌破800萬，死亡人口則達1,131萬，全年人口自然減少339萬。與此同時，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提高至79.25歲，嬰兒死亡率下降至3.8%，當中，存在值得思考的矛盾，一方面，人類活得愈來愈長、醫療愈來愈進步；另一方面，願意出生的新生命卻愈來愈少。

死亡率高於出生率，是全球化的共同困境嗎？
    嚴格而言，「死亡率高於出生率」並不是所有國家的共同現況，但低出生率、人口老化及自然人口負增長，確實已經成為許多經濟發達及高度城市化社會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問題。
    過去的人生道路相對簡單，讀書、工作、結婚、生兒育女。今天的年輕人卻可以選擇繼續升學、追求事業、到不同城市生活、延遲婚姻，甚至選擇不婚、不育，養一兩隻寵物了聊表慰藉。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就業參與增加，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成果；可是當居住、教育、醫療、托兒及工作壓力同時上升，生育便由「自然的人生選擇」，變成需要仔細計算成本的重大決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低生育率本身又會製造低生育率。當一代人只有一個孩子，甚至沒有孩子，二十年後進入婚育年齡的女性自然減少；即使每名女性的生育意願沒有進一步下降，出生人口仍可能繼續下跌。人口結構因此存在巨大的「時間差」，今天出生少一點，未必明天立即感受到，但二十年、三十年後，整個社會便會感受到這個決定的後果。曾幾何時，中國雷厲風行的一孩政策，其不可想像的後果卻要多代人艱苦承受。

死亡率高於出生率，到底是禍還是福？
    很多人一看到「人口負增長」，第一反應就是「人口危機」。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但也不能簡單地把人口減少等同於災難。從某一個角度而言，人口增長放慢甚至減少，也可能帶來一些好處。人口較少，理論上可以減輕居住、交通、教育及公共設施等壓力；城市不需要永遠以「愈大愈好」的思維擴張。假如人口減少與生產力提升、科技進步同時發生，社會完全可能由「追求人口數量」，轉向「追求人口質量」。
    問題是人口減少真正危險的地方，不在於「少了多少人」，而在於少的是甚麼人、多的是甚麼人。如果減少的是兒童、青年及工作人口，而增加的是退休人口，那便不是單純的「人口變少」，而是人口結構失衡。這會首先衝擊學校，接着受到影響的是勞動市場，再往後，就是退休保障及醫療系統的壓力。一個年輕人不只是自己工作，他還會透過納稅、消費及社會貢獻，同時支撐着整個社會的發展。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人少」，而是人口金字塔倒轉，處理不好對整個社會地穩定和諧發展會帶來很負面的影響。

澳門死亡率正在追上出生率？
    如果說中國的人口數據是一聲警鐘，澳門其實更應該聽見這聲警鐘。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2025年澳門全年出生人口為2,870人，死亡人口為2,424人，出生仍然比死亡多446人，因此澳門目前尚未正式進入全年自然負增長。但問題正在於這個距離已經非常近。2024年澳門出生人口為3,607人，死亡2,477人；到了2025年，出生人口進一步跌至2,870人。換言之，一年之間出生人口跌了七百多人。與此同時，澳門的人口老化趨勢亦相當明顯。2024年底，65歲及以上人口已佔總人口14.6%，0至14歲人口則只有12.5%；人口老化指數升至116.6。
    這堆枯燥的數字意味着澳門不能再單純依賴「人口自然增長」去想像未來。事實上，2025年底澳門總人口約68.89萬，較上一年只增加約600人；但同一年從中國內地持單程證的新來澳人士達3,768人，另有1,352人新獲批居留權。也就是說，澳門的人口規模能夠維持，與人口流動有密切關係。
    澳門本來就是高度開放的國際城市，也是人口流動頻繁的城市。外來人口為澳門補充勞動力、帶來專業人才、消費力及創新力量，過去一直是澳門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是，如果一個城市長期需要依靠人口流入來抵銷自然人口減少，我們便必須進一步思索，澳門究竟需要多少人？需要甚麼類型的人？這些人來了之後，又如何真正融入澳門？這已經不只是人口政策，而是城市發展政策。

澳門最值得擔心的，不是「少了人」，而是「年輕人少了」
    對澳門而言，人口負增長可能帶來幾個長遠隱憂。第一，是勞動人口不足。澳門經濟長期依靠旅遊、酒店、餐飲、零售、娛樂及各類服務業。這些行業都需要大量人力。如果本地青年人口持續減少，企業將更加依賴外地僱員。但當全球不同城市都在爭奪人才，澳門是否有足夠吸引力留住年輕人，便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第二，是養老與醫療壓力增加。人均壽命延長本來是值得慶祝的事。澳門近年的平均預期壽命維持在全球很高水平，這是醫療及社會進步的成果。但是，長壽社會必須同時建立長者醫療、照顧、康復、退休保障及社區支援制度。我們不能只希望人活得長，卻沒有準備讓人「活得好」。
    第三，是學校及教育生態的改變。當出生人口由四、五千人逐步走向兩、三千人甚至更低，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往往是教育界。學校縮班，教師需求改變，校舍使用率重新規劃，教育資源分配都需要重新思考。可是，這也可以成為教育改革的契機。學生少了，是否意味着我們終於可以告別「一間課室坐三十多名學生」的思維？是否可以真正做到小班教學、個別化教育、AI輔助學習及因材施教？人口減少未必一定是教育的壞消息，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把「數量下降」轉化為「質量提升」。
    第四，是消費及產業結構改變。一個年輕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消費需求集中於教育、住房、娛樂及成長型產品；一個老齡化城市，需求則逐漸轉向醫療、保健、照顧、康復、無障礙設施、銀髮科技及退休服務。換句話說，人口結構改變，經濟結構也必須改變。

不要再只是「催生」，而要讓人「願生、能養、樂育、立人」

    面對低出生率，政府最容易想到的是「催生」。發錢、派津貼、延長育兒假、提供托兒服務，這些措施都重要；但中國近年的經驗已經提醒我們，單靠補貼並不足以扭轉低生育趨勢。因為一個人決定是否生孩子，計算的從來不只是一次性的「生育獎金」。他計算的是房子夠不夠大？孩子出生後誰照顧？
母親會不會因為生育而影響事業？父親能否真正參與育兒？孩子將來的教育費是多少？如果孩子生病，誰照顧？當夫妻雙方都要工作，祖父母又沒有能力協助時，家庭怎樣辦？因此，真正有效的人口政策，不能只問：「怎樣讓人多生一個？」而應該問：「怎樣讓一個家庭覺得，多一個孩子仍然是幸福而不是恐懼的事？」

政府、商界、家庭：沒有人可以獨自解決人口問題
    政府要及早作出人口情景規劃，如果出生人口維持2,500人，十年後會怎樣？如果跌至2,000人，又會怎樣？如果自然人口持續負增長，但每年有一定數量人口流入，公共服務應如何配置？企業需要重新思考「人」的價值。當勞動人口減少，最有效的方法不應只是要求員工「做更多」，而是透過AI、自動化、機械人及數碼科技，提高每一名員工的生產力。同時，企業也應建立更家庭友善的工作制度，包括彈性上班、育兒支援、父母假及真正容許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的企業文化。因為企業如果只希望員工生育，卻又要求他們每天超時工作，那麼企業本身其實就是低生育率的推手。
    今天的年輕人承受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很多人把人生看成一張只許成功的成績表，諸如要買樓、升職、儲蓄、旅行、投資，最後才發現「家庭」已經沒有真正存在的優質價值。
    城市的永續，最終仍然是人的永續。有沒有足夠孩子？有沒有健康的青年？有沒有願意工作的中年人？有沒有尊嚴地老去的長者？有沒有讓不同世代可以共同生活的城市？這些問題，遠比單純的人口總數更加重要，都是全澳市民工共同思索的宏大工程啊！

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屍體發現案

 

    九月七日上午十時十五分，治安警察局接獲消防局通知，較早前有一名男子倒臥於氹仔孫逸仙大馬路某大廈平台位置。消防救護員到場檢查，證實男子已經死亡，警方其後派員調查。按照警方公布的資料，死者傷勢特徵符合從高處墮下所致，屍體上沒有發現由刑事或暴力造成的外傷；死者為中年男性、本澳居民，案件暫列為「屍體發現案」，確實死因有待法醫檢驗及調查後確定。
    這是一段非常標準的警方新聞稿，時間、地點、性別、年齡、傷勢、案件分類，一一交代得清清楚楚。可是，我看完這段新聞，心裡最想問的，卻不是「案件最後會如何分類」，而是這個人究竟曾經是誰？是不是失業？是不是欠債？是不是正在面對婚姻、家庭、工作或者疾病的困境？他有沒有曾經向某一個人說過「我真的很辛苦」？
    我們知道他已經死亡。但是，我們還來不及知道他在死亡以前，究竟經歷了甚麼。而這，正是台灣精神科醫師鄭淦元新著《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提醒：精神健康工作，首先要看見的從來不是「病」，而是「人」。那麼，面對一宗又一宗「屍體發現案」，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先看見「人」，再談「屍體」？

繁華VS尋常
    城市需要發展，需要經濟，需要對外交流，也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可是，城市真正的「繁華」，究竟應該以甚麼來衡量？是有多少旅客？是有多少大型項目？是GDP有多少增長？還是應該問一句更加簡單的問題：一個普通人，在這裡活得好不好呢？
    澳門在經濟及財政的宏觀數字上愈來愈亮麗，但星，星斗市民卻因為房屋、工作、家庭、照顧、疾病、經濟及人際關係等壓力，個別困難者正逐漸走到生命的懸崖。我們當然不能把每一宗自殺事件，簡單歸因於經濟發展或者生活壓力。人的生命非常複雜，但是，同樣不能因為原因複雜，就不去追問我們的生活環境究竟發生了甚麼問題？
    根據上述材料，今年上半年至少有39宗自殺案，平均大約每四天半便有一宗。每四天半，一條生命消失，這不是一個冰冷的統計數字，每一個「一」，背後都有一個備受創傷的家庭。為政者常「以人為本」掛在嘴邊。可是，如果我們真的以人為本，就不能只在人還活著的時候談發展；更應該在人最脆弱的時候，讓他知得到恰當的照顧與陪伴；就算不幸，也不能只說用「屍體發現」作結。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今天我們談自殺防治，是不是太習慣於「喊口號」？世界精神健康日到了，辦一場活動；自殺防治日到了，發一篇文章；學校出現危機了，舉辦一次講座；社團舉行活動，掛起「珍惜生命」的橫額。大家都說：「關心精神健康。」「及早識別。」「珍惜生命。」「主動求助。」
    這些話全部都是對的，然後呢？一個凌晨三點睡不著、已經連續幾個月失眠的人，應該打給誰？一個失業、負債、婚姻破裂，又不願意看精神科的人，可以找誰？一個獨居長者幾天沒有出門，有誰會主動問一句：「你最近還好嗎？」一個青少年每天在學校說笑，回到家卻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老師和家長如何是好？

    社區裡有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可以辨識這些危險訊號？真正的救人，不是等一個人站到天台邊緣，才告訴他「請你不要跳下去」。真正的救人，是在他走到天台之前，已經有人走進他那困窘的生命裡。

鄭淦元：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
    鄭淦元醫師的新書《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最值得澳門各界閱讀的，正是「人」這個字。這本書記錄他長期投入台灣精神醫療與社區復健的經驗，談的不只是精神疾病，更是精神疾病背後一個個真實的人。書中所呈現的「玉里模式」，核心並不是把精神疾病患者關在醫院裡「照顧好」，而是讓人重新回到社區、回到生活、回到人的尊嚴之中。
    「玉里模式」所走的道路，就是從「機構」走向「社區」，從單純治療走向復元，將居住、治療、復健、訓練、就業等支持連結起來，也運用同儕及社區的力量，讓精神障礙者重新成為社區的一分子。這不是否定醫院的價值，恰恰相反，是把醫療放回它應該在的位置：醫療不是人生的終點，而是協助一個人重新生活的其中一部分。

澳門可以學「玉里模式」甚麼？
    「玉里模式」（Yuli Model）是台灣精神醫療與復健領域的著名創舉，起源於花蓮縣玉里鎮。其核心精神在於「打破傳統封閉式精神病院的鐵窗與圍牆」，透過社區化、去機構化與產業復健，幫助慢性精神疾病患者重獲尊嚴並回歸社會。

    「玉里模式」實施五階梯復健模式，提供連續性的醫療與復健服務，引導患者逐漸適應社會生活，其中包括：1.急性病房，控制精神症狀與藥物調整；2.慢性病房，生活生活功能訓練與心理復健；3.日間復健與工作坊，院內庇護性工作訓練（如手作、農藝、清潔）。4.社區復健機構/康復之家，移居至社區住處，培養獨立生活能力；5.社區獨立生活與就業，進入當地店家就業，如洗車場、超商、餐飲業或獨立租屋。

    玉里鎮人口中有相當高比例為精神康復者，患者參與當地勞動，如採收農作物、清潔服務等，補充了偏鄉勞力缺口，而鎮民也逐漸接納康復者，形成友善共享的「開放式社區精神醫療網絡」。「玉里模式」成功翻轉了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證明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妥善的社會支持網絡下，不需要終生被隔離於病房，而是能夠具備生產力並與在地社區和諧共處，成為國際精神衛生界極具代表性的「開放式社區復健」範例。

    澳門不是玉里，澳門的城市規模、人口結構、醫療制度和社會環境也完全不同。所以，所謂「玉里模式」，絕不是把台灣的制度原封不動搬到澳門。
真正值得借鏡的，是背後的一套思維。
    首先，精神健康不能只放在醫院裡，亦不能放在官員單次上門慰問上。澳門需要更完整的社區精神健康網絡，把醫療、社工、心理輔導、學校、家庭、社團、教會、鄰里以及基層服務連接起來。其次，精神健康服務不能只等待求助者上門，最需要幫助的人，往往就是最不會主動求助的人。所以，我們需要主動出社區，從老人中心、學校、社區中心、家庭服務中心、青年服務站，甚至大型屋苑，都可以成為精神健康的前線據點。
    再者，建立「社區守望者」。老師、社工、護士、家庭醫生、社區工作者、宗教人士、社團義工，以至屋苑管理人員，都可以接受基本精神健康急救及危機識別訓練。他們不需要人人變成精神科醫生，他們需要學會的是「這個人最近好像不對勁。」「他是不是正在承受很大的壓力？」「我要不要主動問他一句？」「我應該把他轉介給誰？」有時候，一句看似普通的「最近過得怎樣？」可能就及時將一個人從鬼門關救回來。
    最後，建立真正的社區復元空間。「玉里模式」值得澳門借鑑的地方，在於它不只是治病，更關心一個人如何生活。玉里方面發展社區家園、支持性居住、職業復健及社區服務，讓精神障礙者逐步建立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及社會關係。
    澳門也可以借鏡思考，有沒有精神健康友善的社區家園？有沒有支持性就業？有沒有讓康復者重新工作的機會？有沒有安全而不帶歧視的社區空間？有沒有「不是醫院、不是家裡，卻可以讓一個人暫時喘息」的地方？這些，才是「社區精神健康」真正的含義。

請不要再只說「屍體發現案」
    警方將案件暫列為「屍體發現案」，從刑事調查角度而言，是案件尚待法醫及調查確定死因的一種客觀分類。這裡並不是要求警方放棄嚴謹的調查程序，相反，死因必須查清楚，任何涉及刑事因素的可能性也必須依法調查。可是，法律上的案件名稱是一回事，社會看待一個死亡的人，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不只是改一個警方案件名稱。我們需要改變的是，不要讓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社會的語言裡，最後只剩下一具無名「屍體」。

   

澳門學生為何在PISA 2025拿到驕人成績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簡稱OECD）2025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成績公佈，東亞國家遙遙領先傳統贏家北歐諸國；澳門更令全世刮目相看，竟然力壓香港，獲得史上輝煌的成績。

    芬蘭、挪威、丹麥等國家，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個孩子都是第一名。而在東亞區的教育體系裡，全世界只有一個第一，全國只有一個第一，全班只有一個第一。這些崇尚快樂教育的北歐國家，今天在PISA成績下滑，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可是，澳門成績斐然，香港成績不佳，卻是頭等大事啊！

    從來，北歐教育模式給予學生較大的自主空間與心理安全感，這有助於培養長期的內在驅動力（Intrinsic Motivation）與發散性思維。當學生習慣自己探索問題、不必過度畏懼失敗時，出社會後面對未知挑戰或需要創新突破時，通常具備較強的心理韌性與原創思考能力。
    相較之下，東亞教育模式雖然在學校與早期職業生涯中展現極高的執行力、紀律與抗壓性，但若長年依賴外在激勵如分數、排名、家長與師長肯定來驅動學習，部分學生在離開高度結構化的體制後，可能會面臨嚴重的「完美主義困境」或「過勞倦怠」（Burnout），在需要零到一的原創性創造力時反而顯得力不從心。兩種教育路徑對個體的長期影響，反映了「追求卓越的競爭力」與「維持心理資本的永續性」之間，東亞國家仍然醉心前者而疏忽後者。在高度競爭考試體系中的國家，任何標準化的評量都可被解構，PISA是否都可以進行針對性的情境模擬訓練，也許值得深思。

OECD為何依然堅持每三年舉辦一次PISA

    傳統以來，東亞國家地區都習慣把名次與質量相提並論，深信測試價值在於「哪國拿第一」，藉此肯定其綜合國力之強大。但是，OECD一向秉持「提供全球教育政策的診斷數據」。即使東亞國家在應試技術上展現優勢，PISA 對於全球教育體系而言，仍具備不可替代的實質意義：
1.診斷教育體系的「公平性」與「底線」：不只看平均分，更看差距；不僅呈現頂尖學生的表現，更精確衡量家庭社經背景對學習成果的影響。OECD最關心的指標之一，是未達到基礎素養標準（Level 2）的學生比例。即使東亞平均分高，若部分國家的基礎未達標學生持續增加，該國政策制定者就能獲得警訊。
2.評測「跨領域」與「未來適應力」：PISA題型並非停滯不前，會持續更新題目結構。近年持續引入「合作問題解決能力」（Co-operative Problem Solving）、「全球素養」（Global Competence）以及「創造性思維」（Creative Thinking）等無法單靠傳統操題準備的創新評測。注重生活應用而非學科記憶，迫使各國教育大綱從「知識記憶」轉向「能力培養」。
3.為全球教育政策提供「客觀數據庫」：政策因果分析，PISA除了測驗之外，還包含大規模的學生、教師與校長問卷。這些數據讓研究人員得以分析生師比、自主學習時間、數位設備使用、教師待遇等變數對學習成效的真實影響。例如北歐國家近年正是透過 PISA數據的反饋，確認了「過度數位化教學」與閱讀能力下降的關聯，從而及時調整政策、重拾紙本閱讀。
4.促進全球教育的相互借鏡與反思：東亞國家雖然高分，但PISA的問卷數據也同時揭露了東亞學生「學習焦慮度高」、「生活滿意度低」及「自我效能感落差」等問題。這促使東亞反思過度應試的代價，也讓西方國家學習東亞在基礎數理與教師專業發展上的優點。
    PISA的創意思考評測並非要求學生畫畫或寫詩，而是將其拆解為三大核心歷程與四大應用情境，其中包括：核心評測歷程、產生點子、評估點子及改進點子，根據回饋或實驗限制，對既有方案進行優化或重新設計。
    另外，PISA增設四大測驗情境，包括文字表達、視覺表達、社會問題解決及科學問題解決，例如觀察到青蛙數量減少的現象，要求學生「跳脫習慣思維，提出其他合理的科學猜想」。

    東亞教育體系的強項在於「模組化解題」與「尋找標準答案」。然而，PISA的創意思考設計透過以下機制，努力抵禦傳統死記硬背與操題戰術，其中包括：1.沒有單一標準答案，傳統考試靠「背題庫、背公式、練手感」來應對固定題型；2.強調「獨特性」與「多樣性」的計分機制，評分標準不僅看你有沒有寫答案，更看重點子的原創性與思考的流暢多變性。3.考驗動態的「評估與修正」能力，許多題目要求學生「修改既有失敗的想法」或「在有限條件下重新設計」。操題訓練出來的是「直覺反應」，而創意思考測驗的卻是「現場應變與反思」。學生必須在當下展現對未知情境的思辨，看起來是難以在事前大量操題來預先演練。

澳門學生的真實表現反映了什麼？
    從PISA 2022的實際放榜數據來看，這種題型確實打到了東亞體系的盲點，以新加坡雖然在總體學科成績依舊奪冠，但在創意思考學生的「自我自信與多元發想」上，部分東亞學生的表現並未如傳統學科那般絕對領先，甚至在部分動態修正環節暴露出「缺乏自主創新空間」的弱點，例如台灣學生在發想多元想法表現不俗，但在「評估和改善既有想法」上相對落後。
    這樣的改變，促使南韓、新加坡等東亞國家近年紛紛進行教改，例如南韓推行「無段考學期」或減少死記硬背課綱，試圖在極致的應試競爭外，為學生空出能夠真正思考、試錯與孕育創意的空間。

    要客觀評價澳門學生在PISA測驗中，如最新PISA 2025的優異表現與「運算解難／在數碼世界中學習」全球居首的佳績是否憑藉「平均實力」，必須拆解其教育體系的結構特點，並非單純歸咎於應試操練，也不能完全與東亞的高壓競爭模式劃上等號。澳門的亮眼表現背後，有其獨特的實力支撐與結構性因素：
1. 教育公平與縮小落差的實質成效：PISA官方數據長期顯示，澳門最受國際矚目的特色不僅是「平均分高」，而是極佳的教育公平性。與部分極端依賴名校競爭或城鄉差距極大的地區不同，澳門的學校系統成功將家庭社經背景對學生成績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低於基準水平（Level 2）的落後學生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代表澳門的基礎教育能夠托住絕大多數的15歲學生，確保整體平均實力而非僅靠頂尖名校撐場面。
2.資源集中與制度性支援：澳門受惠於特區政府長年對非高等教育的大力投入，如全球知曉的十五年免費教育與各項學能提升計劃、師資質素的提升以及小班教學的全面普及。學校普遍享有相對充裕的教研資源，教師能夠針對學生的弱項進行跟進，這種體制上的精細化支援，扎扎實實地轉化成了學生的學科與數位素養能力。
3.兼顧數碼與跨領域素養的轉型，以PISA 2025突出的「數碼世界學習」與「運算解難」項目為例，這些並非傳統靠死記硬背或傳統操題就能輕易拿高分的動態情境題。這顯示澳門學校近年推動STEM、STEAM、AI教育與資訊科技教學轉型上，確實培養了學生適應現代數碼環境的即時反應與邏輯思維能力。
4.澳門模式的獨特侷限與反思，儘管平均實力和公平性表現亮麗，澳門學生往往也伴隨東亞教育圈常見的隱性壓力。例如在課業繁重、補習文化與心理健康如學習焦慮、生活滿意度的平衡上，澳門同樣面臨不可輕視的挑戰。
    澳門的輝煌成績是「系統性資源投入」加「教師高強度跟進」的成果，學生的平均實力扎實，但這種實力是否伴隨著較大的精神消耗，也是教育界持續需要深刻檢討的課題。
    畢竟，快樂教育才能真正讓孩子身心靈健康成長。證諸香港，完全是個讀書競爭激烈的地區，學生自殺率不斷攀升。PISA 2025成績大幅下滑，但香港政府、家長及學校均志不在PISA這類測試，反而在意個人升學及專項比賽傾盡全力應赴。再看北歐多國，雖然表現落後，同樣志不在此，仍然是地表上最快樂的國家。

    自從PISA在二○○○年開辦以來，像颳起教育改革的旋風，席捲全球國家的教育政策。PISA測驗的結果到底代表什麼？以PISA的測驗結果來判斷各國的教育體系的品質與教育優勢又是否恰當呢？舉杯慶功後，也許值得以「見賢思齊，友誼第一」看待未來的PISA測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