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子化浪潮席捲全球之際，澳門教育體系正經歷一場無聲卻深刻重創的改變。近日，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宣布，特區政府擬於2026/2027學年推出四項強化措施，冀以「精準投放資源、優化教育生態」為目標，將生源減少的壓力轉化為教育改革的契機。表面看來，政策工具齊備，過渡性資助、學校轉型、校際整合、教師再培訓，似乎面面俱到。
然而，若細讀政策內涵與教育現場的實際處境，卻不難發現在這一輪以「制度調整」為主軸的改革中，最核心的教育主體——教師與教職員——反而逐步被邊緣化，甚至淪為政策過渡期中的，可隨意調節甚至捨棄的寶貴資源。這不僅是政策盲點，更可能是教育價值的根本錯失。
少子化的真實衝擊，從竟「減班」到「減師」
立法議員李靜儀指出，本學年全澳幼稚園班級較去年減少二十六個幼稚園班，幼教教師減少六十三人，有幼稚園已出現一級只得一班，甚至一些班級未能開班的情況，有關影響將可能延伸至小學。這並非短期波動，而是結構性人口變遷的直接反映。
眼看在巴士上的懸掛屏幕，又或是網上社交平台，許多學校各出奇謀，各校爭相推出特色課程、雙語教學、STEM教育，甚至標榜「贏在起跑線」的幼教方案，本質上卻是一場「生源爭奪戰」，都在宣傳幼稚園的各種特色，期望能收到預期的學生，繼續開班繼序營運，免招倒閉。當教育從公共服務逐漸滑向市場競爭，學校之間的差距不再只是理念或質素，而是生死存亡的分水嶺。問題在於當學生減少，是否必然意味教師必須被裁減？當教育資源收縮，是否應由最前線的教育工作者承擔代價？
議員李良汪建議加強對細校、收生不足學校的支援，包括研究「兩教一保」、「三教輪保」，提升教育質量，同時透過系統性研究，作出應對措施。議員呂綺穎認為，優化「幼兒教育補助支援措施」可以讓為收生不足的學校有幾年時間「頂住先」，再謀劃未來發展方向。她希望，透過「一校一策」措施，針對性地向校情況提供精準的政策，在課程配置、資師培訓等作出改善，提升競爭力。呂綺穎及有數名議員都認為，轉型不容易，建議未來成立專項小組，向有意轉型的學校提供協助，提供轉型的方向指引，例如與產業發展對接，或轉型到持續進修、長者課程等，以組合權方式讓學校有更好的跑道，也能避免與私人機構競爭。
「教育達爾文主義」掏空教育良心
筆者一月二十二日曾在本文撰文，嚴厲批評社會達爾文主義正在少子化的情況下掏空了教育應有的良心。教育從來都不可以縱容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觀點應用於教育領域中。在這種機制下，優秀的學生或辦學績效高的學校會不斷坐大，而相對弱勢或未能達到標準的則會被淘汰。
隨著少子化進入深水區，澳門教育環境出現了「零收生」的「教育寒冬」。這使得「教育達爾文主義」，這種零和遊戲非常殘酷，只關注贏者全拿的結果，忽略了教育應有的均衡發展。少子化更加劇教育達爾文主義的壯大，會更重視排名、考試分數或學校規模等具體結果，而忽略了學生的個別差異與教育的本質。
政策回應的盲區：制度完善，卻忽略人
政府提出的四項措施中，不乏技術性與結構性的安排，例如延伸幼兒教育補助至幼二班級、推動學校轉型為持續教育機構、鼓勵學校合併與跨校合作、拓展教師「第二跑道」，包括跨階段任教與專業培訓。這些措施在「系統層面」或許合理，但問題在於，它們幾乎全數建立在一個隱含前提之上，教師可以流動、可以轉型、可以再培訓、甚至可以在重組的情況下被置換。
然而，教育從來不是純粹的人力配置問題。教師不是可以隨意「轉職」的勞動單位，而是承載專業認同、教育理念與長期培養的專業群體。當政策將教師視為可靈活調度的「資產」，卻忽略其職業穩定與尊嚴時，教育質量的提升只會流於空談。
更值得關注的是，所謂「第二跑道」在現實中往往並不順暢。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學要求、專業資格與教學文化差異甚大，並非短期培訓即可跨越。若缺乏制度性保障與長期支援，這條跑道很可能成為教師被迫離開原有專業領域的「下坡路」。
目前，無論是澳門大學及聖若瑟大學等都有開設政府所說的學位後證書課程，許多老師讀完一個又讀另一個，不少老師手上中小幼教師牌都有，卻無法找到一所安身之校工作。在職前師資培訓方面，目前的師範院校看似門庭若市到五十人一班，卻發現裡面原來有很多是非本地學生，而本地學生畢業後等於失業的狀況比比皆是。政府的師範教育政策從培養本地師資，慢慢變成為非本地學生服務的畸形狀況日益嚴重。
本地教師優先？一個被掏空的承諾
在《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修訂過程中，教育界原本期望政府能正視薪酬結構問題，例如提升「至少70%收入用於教學人員薪資」的比例，或建立更具公平性的薪酬制度。然而，相關訴求最終未被採納。現實情況是，不少學校出現「肥上瘦下」的薪酬結構，高層管理待遇優厚，前線教師卻面臨薪資停滯甚至下降。更嚴重的是，在少子化壓力下，部分學校傾向辭退資深教師，改聘薪酬較低的初級教師，以降低營運成本。這種「逆淘汰」現象，不僅打擊教師士氣，更直接削弱教育質量。當經驗與專業不再被重視，教育還剩下什麼？
政策層面一再強調保障本地教師優先就業，但實際操作中，卻出現越來越多學校以「招聘困難」為由，引入外地教師，且薪酬遠低於本地水平。這種現象的問題不在於外地教師本身，而在於制度監管的缺失與成本導向的用人邏輯。當學校可以透過聘用低薪外地教師來降低開支，本地教師自然處於不利競爭位置。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種邏輯正在向非教學職位蔓延。清潔與保安等工作外判後，學校對相關人員的薪酬與福利不再承擔責任，形成制度性「責任切割」。教育機構若連最基本的勞動倫理都無法維持，又如何培養學生的價值觀？
AI與教育是進步的幻象，還是裁員的藉口？
政府強調將加強AI教育與新興領域培訓，這本應是順應時代的必要之舉。然而，在少子化與資源收縮的背景下，AI亦可能被誤用為「降低人力成本」的工具。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進步往往伴隨職位重組，但若缺乏制度保障，最先受衝擊的往往是基層工作者。在教育領域，若AI被用來取代教師而非輔助教學，最終受害的將是學生的學習質量與人文發展。教育的核心從來不是資訊傳遞，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啟發。AI可以提升效率，但無法取代關係。若政策誤判這一點，將導致教育價值的根本錯置。
政策應回到教育本質就是「穩定系統」到「守護人」
柯嵐司長提出，短期措施以「穩定」為主，中長期則轉向「主動構建」。這一思路本身並無不妥，但關鍵在於穩定的是制度，還是人？若政策只關注學校是否能繼續運作、資源是否有效配置，而忽略教師的職業安全與尊嚴，那麼所謂的「穩定」，不過是將風險轉嫁給個體。
真正以教育為本的政策，應至少包括以下幾點：建立教師職業保障機制，避免因生源波動而出現大規模裁員；薪酬制度改為中央發放，確保資源合理分配至前線教師；強化本地教師優先政策的執行力，杜絕外勞搶佔本地教師職位；提供實質而非形式的轉型支援，確保教師能有尊嚴地轉型，而非被迫轉職。
當教育面臨龐大的衝擊而必須回應時，如果只剩「配置」，誰來守護「人」？少子化確實為教育體系帶來挑戰，但它同時也是一面鏡子，照見我們如何看待教育，是將其視為可計算的資源配置問題，還是需要守護的人文事業？當前政策強調「優化」、「轉型」、「效率」，卻較少觸及教師的處境與感受。這種失衡，最終將反映在教育質量上，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的未來。
教育改革不應只是結構調整，更應是價值重建。在這場變局中，若我們忘記了教師及教職員工，便等同於忘記了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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