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風情見聞錄

 

 

    又到暑假，是時候離家出走，如常帶同家人去台灣探望在當地工作多年的兒子，亦趁機好好喘一口氣。當飛機正滑落桃園機場跑道上時，頓時覺得靈魂始無前例地自由起來。所以，有心理學家說旅行會產生難以言說的療癒功效。十天的故地重遊，驚覺人事物風情的巨變，值得記下來思索玩味。

劏房式酒店VS青年旅舍

    多年以來，都喜歡入住台北士林區的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從兩人房到七八人房都有，非常適合我這樣大家庭入住。一進房間，妻子總喜歡把所有床都合併起來，無論是當年的兒女，到今天的孫子，都曾經在連床上奔跑跳碰。夜裡一家人就像睡在同一張大床上，倍感溫暖安全。再者，我們家都喜歡吃活動中心的早餐，妻子喜歡鮮蔬、無糖豆漿、冬粉或板條；我是潮州人，喜歡豆棗配稀飯；大外孫喜歡滷肉飯配時蔬，外孫女就喜歡吃一大盆柳橙消脂。

    女兒負責行程及訂房，不想天天都住劍潭活動中心，於是，有一晚住林森北路的一所旅館的六人房，房價一點都不便宜，一晚要一千兩百元港幣。這家旅館只有兩層，地下有客廳、餐廳、公共廁所、衛浴室及洗衣房，還有兩個孫子兒喜歡的桌球臺。長長的二樓估算有六七十個房間，當我們開門進房，嚇然發現是不足一百呎的港式「劏房」，三張碌架床就等於六人床，每一張床都有掛簾、小燈及電源，置身裡頭，就如住進香港的「籠屋」一樣。我突然陷入無邊的沉思，到底這家酒店的靈感是來香港的「劏房」，還是這家旅館啟發了香港關愛基金資助的「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專門為住在「劏房」的市民提供煮食及休閒空間！

    另一個台北住處是在中正區的青年旅舍，六人房兩張大碌架床，有獨立廁所，非常乾淨舒適，房價只是六百多港幣。也有提供公共餐廳及洗衣乾衣機。旅舍對面就是二二八公園，公園裡有一個捷運站，很容易就可以去任何景點玩耍，非常方便。

    到了九份，入住一個望海的民宿，地下是業主自住兼辦公，二樓間開四個小房，三樓就是一個大房，有一個大露台可以飽覽全海景。正所謂山高皇帝遠，住在這樣的地方，單靠經營民宿已經可以養活全家，管他誰來執政，管他大罷免成功與否，只管過著遠離政治的慢生活。

良莠不齊的多元化計程車

    住在劍潭活動中心，當然要帶兩個孫子去士林區的臺灣科學教育館，無論是常設科學展區，又或是專題展區，都很有科學教育價值，對於剛升上初中二，對生物學非常有興趣的孫女而言，真是看一個館已經花上一整天了。

    記得當天吃過早餐，請櫃台職員幫忙叫計程車，結果來了一台車廂比較狹窄攪的私家車。當我跟司機說要去同區的科學館，他馬上面露難色；當身高一米八三的孫子很不容易塞進司機旁的座位，我請他向後調一下座椅，結果給他一口拒絕，還說一八三又怎麼樣？孫子不爽，用廣東話呢喃了兩句，司機就高聲說，你不要以為我不會廣東話，我在廣州待過五年。之後，我們就默不作聲，而司機就開始他的繞路行動。本來是一百二十元的車費，最後變成兩百二十元。於是，我們拍下司機的資料及車資的影像，一下車就請在台工作的兒子投訴。

    原來，台灣除了滿街都是黃色的計程車外，還有大家都知道的優步車（Uber）。我們不知道還有一種新興的多元計程車，是政府為自有車司機提供的一條合法賺錢途徑。可是，司機只是掛在一家很大的計程車公司裡，不像政府說的有立法保障，乘客安心，司機放心。我們投訴了交通部，交通部只是抓司機去申誡，說濫收車資無權處理。我們投訴計程車公司，結果亦是暫停該私機接公司單一個星期，其實那司機仍然可以私下接單。所以，這個遭遇提醒我們，下次去台灣不要搭多元計程車，貼錢還要受氣。

個個景觀台都可以看到美麗的九份陰陽海

    位於瑞芳的水湳洞，名氣或許沒有像九份以及金瓜石那樣廣為人知，但這邊歷史遺跡跟美景一點也不輸給其他地方，非常值得大家深入探索，甚至可以規劃個水湳洞半日遊 或 水湳洞一日遊。我們在九份住了兩天，實行慢活。因為，在這裡，不管是沿著老街走，還是沿著水湳洞走，不到幾十公尺就有一個觀景台，而每一個觀景台都可以欣賞到藍色的全海景。我們沒有搭公車，只是沿著水湳洞，走到金瓜石。曾經是全亞洲開採黃金及銅礦的最大地方，長年累月被礦物沖刷的石頭，都變成金黃色，所以稱為金瓜石。我在那裡的一棵樹下躺平，再側望遠出的陰陽海，非常寫意迷人。

    順帶一說，所謂陰陽海是以其獨特金黃色與蔚藍色海水著名，是台灣東北角濱海地區的特殊地理景觀。因附近的金瓜石山上富有大量的黃鐵礦，在風化後形成銅、鐵離子，並融入水中形成氫氧化鐵吸附泥沙而成黃褐色懸浮物，才有陰陽海的黃藍漸層獨特美景。海灣中的海水顏色因為天然礦物呈現黃褐色，與外海方向的藍色海水形成鮮明對比，堪稱天然調色盤呢！

    當每一個景觀台都能看幾乎都可以看到陰陽海時，我頓時有所感悟，古希臘斯多葛哲學教我們，要過得快樂，千萬不要被發生的事情嚇倒，而是要發展出積極正面的解釋事情態度。在九份觀景台上，我領悟到從多個不同角度，都可以欣賞到同一美景。人生也許亦如是，誠如佛家說，悲歡離合都是人生必經必看且美的景觀。

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之旅

    今天，孩子已全部成年，我們竟然第四次去屏東的海洋生物博物館，簡稱海生館，地處墾丁國家公園與北角龜山山麓的臨海地區，是以珍貴海洋生物為主題的大型博物館，此館占地約有96.81公頃。當中，夜宿海生館是我們帶同未滿兩周歲的小孫去的重點，目的是從小培養他對自然生物的尊重與喜愛。

    我們首先買了台北到屏東枋寮的車票，但兒子說應該趕不上買全票要參加的活動，於是建議我退票。我站在台北車站售票處其中一個櫃台前，向職員查詢退票換票事宜，得到的答覆是要扣50%手續費。我跟兒子說划不來，兒子竟然跟我說，通常退票只扣5%到10%的費用，建議我在便利店處理。果然不錯，最後，換成坐高鐵去左營的票都只扣了5%的錢。於是，我就想那位說要徵收50%退票手續費的職員，是否想中飽私囊呢？

    換票後我們就踏上先去左營，再轉車到海生館，只是遲到二十分鐘，尚能參加最先安排的活動。當然，我們最想參加的活動，就是夜宿，躺在地上，望著幾層樓高的大型水族廂，悠然看到俄羅斯白鯨及深海魚群在水裡慢遊的各種魚類，小孫子非常專注投入，看起來，好像在他的腦袋裡已播下一小粒喜愛生物的種子。

    整個旅程，都要靠升讀高二的男孫子充當人肉GPS，甚至坐車轉車的安排都由他打點，這為日後他能獨立生活已經打下堅實的基礎。當我們離開海生館時，本來要坐上午十一點的車到高鐵站，竟然有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司機生病了，他開的班次全日停駛。我們只好坐十一點四十五分的車，真是趕到裙甩褲甩才登上回台北的高鐵。沿途上，我問孫子累不累，他說還好，他更補充說，澳們一家小小的便利店都要兩個職員，在台灣，一家便利店要經營的項目是澳門的十倍以上，但都是一個職員包辦，好厲害啊！幹活真的不容易啊！台灣真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人情味勝於法治。一個司機生病可以全線停開，我想這個地球只有台灣作得到。可是，這亦是為台灣進步的一大障礙。

小孫子的神奇小指

    在羅馬西斯廷小堂（Sistine Chapel） 天花板上有米開朗基羅繪製的《創造亞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畫作之一。天主身披寬大的斗篷，在天使的簇擁下，騰淩於天際。祂熱情地凝視著亞當，伸出食指，快要碰到亞當的食指，顯示天主和亞當的關係非常親密。

    不知從何時開始，不到兩周歲的小孫子，每當與家人共食時，不時會伸出食指，與現場所有人逐一對碰。可是，非進食時，就拒絕碰指。這神奇小指平添了我們家的歡樂，更提醒我們要時刻凝視碰觸，生活如是，旅行如是、被騙時亦如是。

從「思考經濟人才」到「情感經濟人才」

 

    人才發展委員會本年度第一次平常全體會議於七月三十一日在政府總部多功能廳舉行，會議由人才發展委員會主席、行政長官岑浩輝主持。行政長官表示，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專門指出要完善人才引進制度及機制，支持澳門發展新質生產力，致力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打造澳門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區政府先後推出了兩期人才引進計劃，以引進能夠引領、推動及支持重點產業發展的人才為核心目標，計劃初步達到階段性預期成效。特區政府將於今年內穩步推出第三期人才引進計劃，並啟動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及設立兩個跨部門工作組的前期工作。以「引得準，用得好，留得住」人才為目標，期望委員會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提供專業的意見，為澳門的高質量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到底特區政府所謂的高端人才是甚麼？《人才引進法律制度》法案。計劃分為三類，包括高端人才計劃、優秀人才計劃及高級專業人才計劃。高端人才是指具備卓越才能或技術能力，並取得國際公認傑出成就或在特定領域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優秀人才是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尤其是能推動重點產業發展並在其專業或行業中表現卓著的人士；高級專業人才是指能支持重點產業發展，且屬緊缺並具專業經驗及技術能力的人士。

   人工智能時代已經對許多目前認定的高端、優秀與專業人才構成嚴重的威脅，甚至有完全取代的能力。那麼，人才之所以不被人工智能取替，也許值得特區政府、教育部門及普羅大眾共同思索與找尋出路了。

從「實作經濟」，到「思考經濟」，再到「情感經濟」的人才

    美國著名經濟與商業管理領域的學者羅蘭．T．拉斯特（Roland T. Tust）在《情感經濟》（The Feeling Economy）一書中指出，經濟的重心已歷經三個階段的轉變：從「實作經濟」（Doing Economy）、到「思考經濟」（Thinking Economy），再到當今逐漸興起的「情感經濟」（Feeling Economy）。這一變遷不僅改變了企業用人標準與社會運作邏輯，更對人才要求，甚至教育體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與迫切的改革需求。

    實作經濟的主要特徵是以勞力與手作技能為核心，從工業革命至二十世紀中葉，工作以實體生產與手工操作為主。人才需求只強調體能、耐力與重複性勞動技能，熟能生巧，當起師傅來就能一勞永逸。為培養這樣的人才，學校教育以技術導向，著重於基本識字與計算能力、紀律與遵從。

    隨著蒸汽機及機械等機器的發明與運用，實作經濟學已經趕不上時代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思考經濟，主要的特徵是知識型社會興起，邏輯思維、分析能力與知識生產成為核心。而在人才需求方面，當時得令的是工程師、分析師、律師、醫生等專業職位崛起。於是，相應的教育對應以標準化測驗、學科知識為主軸，強調邏輯、推理、解題能力。

    可是，世界變得實在太快，人工智能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進展。轉眼間，我們已經進入情感經濟的時代。主要特徵是在人工智能與自動化取代大量「思考型」工作，情緒理解、人際互動、同理心與創意成為最難以被機器複製的能力。而在人才需求方面，懂得情緒勞動如心理諮商師、設計師、護理師、品牌經理、文化創意產業、教育與服務業等角色備受重視。於是，目前的教育明顯有落差，仍然以思考經濟為基礎，訓練學生解題、背誦與應試，卻缺乏對情感能力的系統培養。

澳門現行人才政策主要仍聚焦「思考經濟」型人才

      誠如前述， 澳門正式實施《人才引進法律制度》，包括高端人才計劃、優秀人才計劃、高級專業人才計劃三大類型，目的在於引進具備技術、經驗及產業帶動效應的人才，以助力產業多元發展及提升競爭力。這些計劃主要鎖定的是在科技、金融、健康、文化體育等特定「重點產業」具專業能力的人士，希望透過這類人才能推動本地經濟轉型。整體而言，政策偏重引入擁有専門技能與產業帶動能力的「思考經濟」人才，但較少著墨於能促進情感互動、文化創意、人的理解共感力等面向。

    顯然，「情感經濟」人才政策焦點有誤差，雖然政府在政策上提到文化體育產業，但這仍偏重產業帶動而非「情感互動」、「創意敘事」等屬於情感經濟的核心能力。人與人之間建立深層連結能力尤為重要，這類能力在人工智能時代無法輕易取代。

    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若政府人才政策與教育政策仍困在舊有的思考邏輯中，我們將失去在未來社會中立足的基礎，引進人才與人才回流更是空話。而唯有將「情感經濟」人才納入政府人才引進、在地培育的核心，讓孩子學會如何理解自己、關懷他人、表達情感，才能培養出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真正人才。

    「情感經濟」不是反科技，而是人類與科技共生的新契機。為什麼需要「情感經濟」人才？無疑，人工智能善於處理資訊與邏輯，但在同理心、創意、情緒理解、人際互動這些方面仍遠不如人類。「情感經濟」人才正是人工智能難以取代的核心資產。教育應引導學生關注人文理解、創意思維、情緒流動，而非僅具備技術或專業知識。

    澳門人才政策中的缺口主要是人才類型較單一，目前較著重於帶動產業發展的「思考經濟」人才，對「情感經濟」人才尚缺明確定位或專項政策。再者，文化創意的育成略顯薄弱，儘管提及發展「演藝之都」，但更多著眼於舞台硬體與活動數量，對於在政策上孕育「情感經濟」人才尚未深入探討。

    目前，人才政策設計與執行上的挑戰， 配套不足與程序複雜，如生活、居住、家庭團聚權益等缺乏系統保障，再加上「藍卡」申請繁瑣，導致引進人才難以留在本地長期發展。執行與社會整合的斷層亦是一個問題，政策宣傳不足，未能與本地人才形成有效互補，社會接受度與本土培育機制尚欠完善。加上外部競爭與制度剛性，與鄰近地區相比，澳門制度彈性不足，與橫琴深合區的合作尚未形成真正「先行先試」的政策實驗機制。

整合「思考經濟」與「情感經濟」人才引進策略

    為補足現行制度的短板，特區政府必須擴展「情感經濟」人才類型納入政策設，新增「情感經濟人才計劃」，將之納入文化創意、表演藝術、設計、心理諮商、教育、品牌敘事、社會創新等領域，優先引進具備情感勞動、人際互動、故事敘述力等核心能力的人才。設立專責小組進行專業評估，與文化藝術界、教育界、心理學界合作，建立評分標準與名單，強化政策的制度化與可操作性。

    建立全面配套與在地整合制度，落實情感經濟人才的配套保障，針對新類型人才，提供同樣的稅務優惠、教育權、醫療與社會保障，同時涵蓋家庭團聚與居住安排，簡化簽證與「藍卡」程序。開設情感技能教育課程，高校應設立人文關懷、創意思維、情緒溝通等課程，培養本地學生具備未來情感經濟所需能力。

    建立跨界人才育成與交流平台，將全面整合產學研合作，文化創意、教育機構、非盈利團體共同設計工作坊、交流活動與實習機制，促進情感型人才在本地落地並參與社會建設。區域合作先行試點於橫琴與粵澳深度合作區設立示範基地，探索情感經濟人才的跨境流動與試點政策。建立社會共識與宣傳機制，透過公開透明的評選與成果公布，搭配政府、媒體、社團協力宣導，提升公眾對情感經濟人才的認同感。

    建構預測與監督機制， 建設需求預測資料庫，定期更新文化創意與情感型工作崗位的需求數據，協助政策制定與評估，建立人才引進後的跟蹤評估機制，觀察他們在教育、社會創新、文化研究等領域的效益與貢獻。

    「情感經濟」並非對抗科技，是人才必備的領導藝術能力，既能領導自己，亦善於領導別人，亦懂得不卑不亢被領導。總而言之，人才是德情智順序兼備，才是真正的人才。

別再道德與情緒勒索老師啊！

  

    少子化是全球化的現象，兩岸四地的高校及中小學，都面臨收生不足的問題，有些學校撐不住就要關閉，撐得住的學校均視學生為「米飯班主」，自自然然就要老師「善待」他們，別讓他們流失到其他學校，「一個都不能少」的年代終於來臨。少子化亦讓家庭教養起了極大的變化，孩子變成驕生慣養的寵兒，溫室裡的小花，外觀的禮貌疏失與內在的韌性脆弱，平添了老師更多的壓力，無論是班級經營，成績管理都必須用「以客為尊」的態度處理。要是不慎得罪了學生，等於得罪了家長，家長動輒就向教育行政部門投訴，為學校帶來很多麻煩。在許多教育培訓與學校會議上，「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就成為官方及校方壓迫老師的權威話語，不少老師因為這樣的道德與情緒勒索雙管齊下而坐立不安，嚴重的會得上憂鬱症，更嚴重的會辭職，甚至走上末路。

    在當今教育現場，教師早已不再只是單純傳授知識的角色，而是扮演著教育者、心理輔導者、行政人員、活動策劃者等多重身分。然而，在職責不斷增加的同時，教師卻時常成為教育體系中的代罪羔羊，尤其在教育行政當局、校方領導以及家長三方的壓力下，教師受到道德與情緒勒索的情況已屢見不鮮，甚至逐漸成為一種不正常的「常態」。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的本意被誤解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最早是由二十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兒童教育專家陳鶴琴先生提出的。陳鶴琴先生與陶行知、晏陽初、黃炎培並稱中國教育界有四位聖人，他被譽為「兒童教育的聖人。」鮮為人知的是，這兩句話最初只是陳鶴琴先生用以自勉的。可惜，連陳鶴琴先生自己也萬料不到的是，幾十年後，他的話卻被許多壓迫老師的管理者用作勒索老師的尚方寶劍。其實，這是斷章取義的誤解。大多數人並不真正理解陳鶴琴先生說出此話的背景與用意，因而誤導了一大批並不懂教育的家長及學校領導，以為是用作激勵老師的士氣，卻變成壓迫老師的工具。其實，來自教育行政機關的非教學壓力也不容忽視。為了應付評鑑與政策數據，教師經常被要求填寫冗長報表、參加無數會議、落實各種新制度，彷彿數據能取代真實教學成果。一旦未達標準，便會被質疑教學能力不足，甚至被貼上「不配合政策」的標籤。

    校方為了維護學校形象，往往在學生或家長投訴時，選擇將責任推給教師。「先安撫學生和家長，老師再來內部處理」成了常見處理方式，卻忽略了教師的專業與尊嚴。有時，為了「息事寧人」，甚至要求教師道歉、讓步，導致教師在校園中的地位日益邊緣化。

    每天，老師都在與家長建構的電子群組內被勒索。有老師說有家長只是找不到孩子的練習冊，就馬上傳信息給老師，但老師正在上課，當回到教員室回信息時，已收到投訴信。

    請問，老師何來安心教學及善待學生呢？長期承受這樣的壓力，導致許多老師身心俱疲。教師倦怠、憂鬱甚至離職的情況日益嚴重。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文化使年輕有熱情的老師卻步，讓教育現場陷入惡性循環。當教師不再被信任與尊重時，學生的學習也會受到影響。沒有一個健康、有尊嚴的教育工作者，能夠長期為學生帶來正向而深刻的改變。

道德勒索與情緒勒索無時無刻都在煎熬老師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這句話表面上看似激勵、鞭策老師追求專業成長，實際上卻蘊藏著強烈的道德與情緒操控。它不是單純的責任提醒，而是一種語言暴力。當這句話被頻繁重複、內化，會讓無數教育工作者陷入自我懷疑、過度自責與精神壓力的深淵。

    道德勒索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情緒勒索，它將特定行為綁定在「高尚的道德價值」上，像是「愛」、「責任」、「犧牲」、「無私」等。一旦對方不服從這樣的期待，就會被指責為「不道德」、「不夠負責」、「不配被尊重」等，讓人出於羞愧或恐懼而被迫屈服。教育工作，尤其是教師這個角色，在社會傳統觀念中常被賦予高度的道德光環。因此，道德勒索在教師身上極為常見。例如，一句「老師就該無條件為學生付出」，聽起來崇高，實則是對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道德綁架。

    情緒勒索是一種常見的人際控制策略。勒索者透過讓對方產生內疚、恐懼、羞愧或責任感，來操控對方的行為。被勒索者往往因為「不想讓對方失望」或「害怕被批評」而不得不妥協，即使內心並不願意，也會勉強自己服從。在教育現場，這種勒索常出現在上級對下級、家長對老師，甚至老師對自己的內在對話中。例如：「你都當老師了，難道學生成績不好你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嗎？」這種言語會讓教師深陷罪惡感，即使已經竭盡所能，也會懷疑自己的存在價值。

    當一位教師聽到「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學生的老師」時，無論他們面對的是家庭破碎的孩子、學習障礙的學生、或是態度散漫、對教育極度排斥的班級，這句話都無情地將所有失敗歸咎於老師本身。這是典型的道德與情緒勒索兼備的傷害。

      教師會因此感到「是我不夠努力嗎？」「是我令孩子失敗嗎？」「是我沒資格當老師嗎？」即使事實上問題根本不是出在老師身上，他們仍會懷疑自己的教學能力，否定自己的價值。即使工作量已經超載，教師也會因為這句話而逼迫自己做更多，無法說「不」。這句話逼迫教師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教好每一位學生，否則就必須承擔道德與專業上的羞辱與自責。

    「只有教不好學生的老師」這種說法，將「學生沒學會」視為老師個人道德的失敗，忽略了教育是個複雜的、多元的、涉及眾多因素的過程。它暗示，如果學生沒有學好，就是老師缺乏責任心、不夠專業、不夠愛心。

    這種邏輯建立在一種單向奉獻的教師形象上。真正的老師應該不計代價地愛學生；真正的老師應該不眠不休地想辦法讓每一個學生成功；真正的老師不應該有脾氣、不該喊累、不該拒絕家長、不該對體制質疑。於是，一個無法改善學生行為、無法提振班級成績、無法解決教育現場結構性困境的老師，很容易被視為「失職」、「不稱職」、「沒有熱情」、「沒有愛心」。這不只是專業層面的否定，更是對人格的攻擊，讓教師不敢為自己發聲，進而造成長期心理壓力與職業倦怠。

    教育的多方責任被簡化為「一方之錯」。教育是教師、學生、家長、學校制度與社會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學生的學習成效，不僅受到老師教學的影響，還與學生個人特質如學習風格、動機、心理健康有關；亦與家庭環境如家庭教育方式、經濟條件、情緒支持等有密切的關係；社會結構如階級落差、文化資源分配亦是原因之一；當然， 教育政策如課程大綱、基本學力要求、評量制度、行政支持等密切相關。

終止對教師的情緒勒索，必須從制度與文化雙面著手

    當政府與學校年年高喊教育改革，也許該從好好照顧老師開始。首要是重新檢視教育語言與觀念。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應停止使用簡化且有害的口號，如「沒有教不好的學生」，轉而強調教育是師生與家長三方的共同責任。再者，建立教師申訴與支持機制，學校應設立透明且公正的申訴管道，讓教師在遭遇不當指責時能獲得支援與保障，不再孤軍奮戰。當然，強化家校溝通教育，家長也需要學習與學校合作的正確方式。透過親職教育與家庭教育資源，幫助家長理解教師的角色與限制，培養同理心與合作態度。接著，簡政放權，還權於教學，教育政策制定者應傾聽第一線教師聲音，減少過度干預與無謂行政負擔，讓教師能將心力專注於真正的教學工作。最後，要重視教師心理健康與專業成長：提供定期心理諮商與支持系統，並鼓勵教師持續進修，讓教育現場成為可以長期耕耘的沃土。  

聞所未聞的「開學焦慮症」！

 

 

    在亞洲社會，上學為莘莘學子而言，是個早出晚歸，也許比職場打工仔壓力更沉重的任務。據多個研究顯示，這些國家的學生每天睡眠平均只有五個小時左右。長時間留校、補習班、各種能力測試，日復一日壓得學生喘不過氣。研究指出，許多學生每日睡眠僅約五小時，而有些甚至更短，加上社群媒體的夜間使用，其對入睡與睡眠質量的干擾更不容忽視。

    試想，一到放暑假，可以暫時拋開沉重的學業負擔，就不必早起，可以睡到日上三竿，又或是調侃說是「日上衫乾」才起床。吃個早午餐（brunch），撥一下手機，打幾局遊戲，又可以倒頭大睡。所以，為什麼孩子總是在暑假期間快高長大，原因不證自明。

    隨着暑假即將完結，一個愈來愈被討論的現象悄然浮現，那就是大家聞所未聞的開學焦慮症（Back-To-School Anxiety）。這個雖然尚未納入正式醫學診斷體系的名詞，卻日漸成為學生、家長及教育工作者關注的焦點。從心理學的角度，它反映了青少年面對轉變時的自然反應；從教育制度的層面，它亦揭示出某些結構性壓力的持續存在。從社會角度而言，許多備受校園欺凌的學生，開學意味著仍然要承受欺凌的對待。開學焦慮甚至導致學生自殺的情況日益嚴重，我們該如何理解及面對這個看似「新興」卻早已存在的教育怪現象呢？

    其實，開學焦慮症不僅僅是指學生，教師都會充滿焦慮。許多學校在安排新學年教師教學與非教學工作時，都會存在與教師期望落差的情況，一般教師除了默默接受外，還可以怎麼樣？

亞洲學生的睡眠剝奪實況

    在新加坡，一項研究指出高中生平均每晚僅睡約六個半小時，而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建議青少年應獲得八小時睡眠。中國大學生的睡眠狀況亦不佳，一個彙整超過八萬名學生的研究分析指出，學生平均睡眠時數為七點八小時，其中有高達43.9%的學生睡眠少於七小時，8.4%更少於六小時。另外，有一項針對中國大學生的調查也指出，平均睡眠僅為六點四小時，75.6%屬睡眠不足族群，且有5.4%的學生甚至每天睡不足五小時。台灣地區研究指出，超過40%的大學生面臨睡眠問題，缺眠可能導致學業、社交、健康與心理困擾，甚至產生自殺意念。在菲律賓，超過56%的成年人睡眠少於七小時，是亞洲地區最無眠的國家之一。

    在新加坡的一項實驗中，青少年若每晚只睡 五小時，便會出現持續注意力下降、工作記憶與執行功能退化，甚至情緒表現下降。國青少年常在平日睡眠不足八個半小時，而週末補眠導致「睡差差」，睡眠節奏被打亂，導致白天嗜睡、注意力不集中，並影響學業表現。

    據多項教師睡眠健康調查，90%的教師表示睡眠不足，很少能睡足七個小時。許多教師往往在開學前最後一刻，才收到課表，然後，就要趕緊寫好進度表、基力表、班務工作計劃，還有一大堆非教學甚至毫無意義的工作必須在開學前或開學後一個星期完成。這些都會讓教師的壓力倍添，而且，持續展開的工作將伴隨的壓力持續一整學年，想一想都知道有多可怕！

開學竟然成為學生自殺高峰期

    歷年以來，九月一日亦是內地開學的學生自殺高發日期。

    八月三十日香港明報，就報導了一名十二歲及一名十四歲的少年墮樓身亡，儘管行政長官李家超去年推出的三層應急機制是否需要檢討，他指機制對問題有幫助，惟有優化空間，包括第二層機制（社署統籌的校外支援網絡）的使用數字比第三層（轉介予醫管局）少，認為可加強運用。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直指，九月開學學生面對適應等問題，往往是自殺高危期，他提醒家長及學校應加倍小心，留意學童有否出現情緒驟變，並應多加關懷和鼓勵；又勉勵莘莘學子「書都未開始讀，大家放鬆啲，先唔好急，慢慢適應」。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今八月三十一日公布「2025年中學生幸福感調查」，調查發現逾兩成受訪學生分別出現中度至非常嚴重的抑鬱、焦慮及壓力，整體情况與去年相若；約三成學生有學業拖延行為，最常見的行為包括將功課拖到最後一刻才開始。足見香港學生面對開學的焦慮是非常嚴重的。
    九月一日被視為是日本最恐怖的一天，除了暑假結束外，學生們還要面對新學期開始、重新打造人際關係，甚至有人的「被欺凌生活」也因開學重啟，導致從九月一日起就有一波少年自殺潮。對此，社會福利團體就發起「stand by you」計畫，邀請知名運動員、藝術家等人協力，來幫助這些有痛苦煩惱卻無法說出的孩子，並發布一個「想守護你的微笑」。

開學焦慮的醫學根據

    開學焦慮症並非一項正式精神疾病診斷，但精神健康專家普遍認為，它可被視為「假期後症候群」或「情緒適應障礙」的表現之一。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牀助理教授何雅莉指出，人在假期中精神放鬆、腎上腺素水平升高，一旦回歸現實生活，這種生理與心理的落差會引發情緒波動，甚至產生焦慮、抑鬱等症狀。學生尤其敏感，開學不僅意味著生活節奏突變，更喚起他們過往在校園中可能經歷的持續不快與無止盡壓力。

    從生理角度，學生可能出現心跳加速、手震、腸胃不適、頭痛、失眠等症狀；心理上則會出現不安、擔憂甚至恐懼感。行為層面則包括易怒、退縮、缺乏動力、逃避學業，嚴重者更會出現自殘或逃學行為。從社會學而言，近年，多了學生在開學第一個星期持續請假，不是逃學去玩耍，而是宅在家裡，足不出戶。也許是暑假長時間躲在家裡打遊戲，睡懶覺，社交能力斷片等因素早成，需要一段時間重返社群圈子。

    近期的網絡分析學術成果指出，「控制擔憂」、「緊張不安」、「難以放鬆」、「缺乏活力」、「內疚感」等，是在學校與假期切換中最核心的焦慮與抑鬱症狀中樞；而「坐立不安」、「緊張」、「動作遲緩」則是焦慮與抑鬱之間的橋樑症狀。焦慮傳導至整體不良情緒的方式，並非單一路徑，而是透過這些症狀互相啟動，造成負向惡性循環。同樣出現在學生身上的狀況，一樣會出現在老師身上，自不待言。

全面因應對策

    在個人與家庭層面，好應該建立生理節奏適應期，開學前一週逐步調整作息，恢復早睡早起，減少夜間玩手機／娛樂行為。在心理防護操練方面，練習深呼吸、肌肉放鬆技巧與正念禪修，幫助調節焦慮與身心警覺度。在認知重塑方面，可以透過回顧過去成功經驗，建立自我肯定；鼓勵學生接受不確定性，減少自我苛責。社交支持亦是重點之一，鼓勵學生與好友、師長談心；家長應傾聽理解、提供情緒陪伴，而非急於「解決問題」。預備小成功經驗亦是靈活策略之一，如提前整理書包、布署書桌、寫開學第一篇小日記，強化控制感與信心。

    在學校與教育層面，可以 設置開學緩衝週，縮短課業量、減少考試頻率，讓學生有時間適應校園節奏。建構溫和有序的開學活動，如班會時間、團體適應輔導、社交活動，有助於減輕人際焦慮與孤立感。教師敏感度提升，老師在開學初期主動了解學生情緒狀況，提供安撫支持與資源連結。開辦情緒教育短講，將情緒調節、抗壓技巧融入健康及品德課程，提升學生自我覺察能力。最後， 針對高風險學生的支持系統：學校可針對性格內向、有障礙或家庭資源弱者，提供小班輔導或心理輔導介入。

    在社會政策與教育行政方面，倡導公共資源投入，政府或學區應推動暑假心理健康促進計劃，如「假期後適應工作坊」、「家庭陪談支持線」等。可以 提升教育制度人性化，檢討過度密集課程與升學導向，鼓勵系統性降低學生焦慮來源。再者， 提倡宣導心理透明文化，讓「開學焦慮」成為可被理解與討論的現象，而非學生「本身有問題」。

    政府也好，學校也好，實在需要為教師減負。排山倒海的非教學工作實在讓老師疲於奔命，會讓免疫力下降，影響認知功能，更提升焦慮、抑鬱、身體疾病風險，更會引發許多心血管等慢性病。試問，這樣的教學隊伍如何能教出快樂優秀的學生呢？

正視糖業操控科學話語導致全球肥胖危機

 

   衛生局於今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科普體重管理 健康生活同行》新聞發佈會，介紹本澳居民體重現況及體重管理的重要性，旨在提升居民對體重管理的認識和實踐健康生活方式的能力。衛生局代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為配合《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去年六月啟動為期三年的《體重管理年》活動。特區政府《健康澳門藍圖》亦將肥胖防控納入2030年目標指標，推動從「被動治病」轉向「主動防病」的健康理念。事實上，隨著城市發展及生活方式改變，人人一機在手，不出門而能知天下事已經不是天方夜譚，普羅市民靜態行為激增、身體活動量明現下降，加上外賣飲食文化普及，導致超重及肥胖問題日趨嚴峻。

「糖」才是肥胖世界的幕後黑手

    在我們的健康敘事裡，脂肪長期被視為萬惡之源。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各國官方膳食指南紛紛倡導「低脂飲食」，警告飽和脂肪與膽固醇對心血管健康的風險。然而，今天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當我們用低脂產品取代全脂牛奶、用加工穀片取代天然食物時，我們其實正在用「糖」取代「油」，並為全球肥胖與代謝疾病鋪路。

    看清這個類近龐氏騙局，不難發現這並非單純的科學失誤，而是一場由糖業背後操控的話語轉移。根據2016年發表於《美國醫學會期刊內科學》（JAMA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美國糖業協會（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在1960年代資助哈佛大學的研究者發表文章，將心臟病的主因歸咎於飽和脂肪與膽固醇，並刻意淡化糖的影響。該研究發表於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但未公開資金來源，也未揭露其背後利益衝突。

    往後數十年間，糖業透過資助研究、推動公共衛生政策、操控媒體輿論，成功讓糖在全球飲食文化中「安全地位」穩如泰山。當人們戒除脂肪、轉向「低脂但高糖」食品時，肥胖與糖尿病卻開始迅速蔓延。糖才是真正的隱形兇手。

驚人的全球肥胖數據現況

    今天，全球肥胖問題已成為一場公共衛生災難。根據世界肥胖聯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2023年的報告，到2050年，全球將有超過50%的成年人被歸為「超重或肥胖」。在某些國家如葡萄牙，這個趨勢已經成為現實。

    美國是全世界肥胖率最高的已開發國家之一。根據2021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統計，有超過42%的美國成年人為肥胖，若加上超重者，比例超過65%。肥胖與低收入、少數族裔呈現高度相關，黑人與拉丁裔社群的肥胖率特別高，且常伴隨糖尿病、高血壓與心血管疾病。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只能選擇價格低廉但高糖高脂的加工食品，形成「窮胖」的社會現象。

    過去中國社會面對的是營養不足，今日則是營養過剩與失衡的雙重挑戰。根據《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指出，中國成年人中有50%以上為超重或肥胖，城市地區的肥胖率甚至更高。兒童肥胖問題也日益嚴重，尤其在城市地區，學校周邊飲食環境充斥高糖零食與含糖飲料。這一切與飲食西化、含糖飲料普及、久坐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歐洲的肥胖情況呈現分化現象。英國、西班牙、希臘等國的肥胖率接近或超過30%，而瑞典、丹麥、荷蘭等北歐國家則控制得較好。文化差異與飲食習慣是主因，地中海飲食逐漸被速食文化取代，傳統節制的飲食觀逐漸被便利、高糖、即食的生活方式侵蝕。歐洲雖有較強的食品法規與消費者意識，但在產業游說與市場壓力下，健康飲食推行仍面臨困境。

    澳門是個非常忙碌的城市，「無飯家庭」比比皆是，高鹽高糖多油的食店及廢水店遍佈澳門街，加上外賣配送費用便宜，形成一個隨時可以讓人肥胖的地雷鎮。稍有不慎，就會跌入這個不能自拔的過胖社會。

為何日本、越南與緬甸人不太胖的異數？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各國數據，日本、越南與緬甸是少數維持低肥胖率的國家。以日本為例，2016年成人肥胖率僅約4.3%；越南約2.1%，緬甸則約7.5%。這些國家共通的特徵，提供了我們反思的參考。

    日本人以魚類、米飯、發酵食品、蔬菜為主，甜食與高糖飲料比例低。傳統飲食結構有助於控制血糖與體重。 越南與緬甸的飲食結構較接近農村經濟，以原型食物與低加工為主，肉類與糖的攝取仍相對有限。這些國家普遍有「吃七分飽」的文化觀念，份量精簡，進食速度慢，較不傾向暴飲暴食。與美式大份量快餐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在都市化尚未全面佔據社會前，這些國家的日常生活仍包含大量走路、騎腳踏車與戶外活動。即使在都市中，也有強烈的步行文化與公共交通導向。這些文化與結構因素，使得糖與加工食品難以全面滲透當地社會。然而，隨著外資食品業進入、飲食西化與經濟成長，這些國家的肥胖率也正逐漸上升。

為何糖的本質是肥胖的主因？

    糖分，尤其是「添加糖」（如高果糖糖漿、蔗糖）並不天然存在於食物中，而是廣泛加入於加工食品、飲料與甜點中。它具有幾個危險特性：首先，糖不具飽足感，一瓶含糖飲料往往等於10~12茶匙糖，卻無明顯飽腹反應，容易進食過量。再來是糖會刺激腦部分泌多巴胺，產生愉悅感，長期形成心理依賴。接著是長期高糖攝取會導致胰島素阻抗、血糖不穩、脂肪堆積。當然，糖會引發內臟脂肪堆積與系統性發炎，增加心血管疾病與癌症風險。

    多數人未意識到，自己每日攝取的糖量早已遠超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每日不超過25克」。含糖飲料、早餐穀片、低脂優格、醬料與各式零食都是糖的隱藏來源。許多經常光顧食肆的市民，以為跟店家講一聲少鹽少油就健康，其實少糖，甚至走糖更重要。

如何擺脫糖的陰影？政策、文化與個人三方合作

    要減少糖對全球健康的破壞力，不能單靠個人自律，而需從政策制定、文化塑造與個人行動三方面著手。近年，英國、新加坡、墨西哥等國，對含糖飲料課徵高額的健康稅，有效降低消費量與企業添加糖。再者，明確標示「添加糖」與「每日建議攝取比率」，提高消費者辨識力。再來是禁止高糖食品進入校園，尤其甚者，如英國、挪威與智利等國禁止兒童節目中播放含糖食品廣告，這不僅是保護孩子的健康選擇，更是防止從小建立錯誤飲食習慣。

    一個人是否超重，往往受其家庭與社群影響。鼓勵家庭共餐、推動社區健康飲食活動（如烹飪課、社區菜園）皆可降低對速食與即食食品的依賴。早在多年前，日本已經將食育列入學校正式課程，從「認識食物來源」與「飲食文化反思」出發。日本的學校餐食制度即為典範，學校自設廚房，每日提供平衡飲食，並教育孩子了解食材來源與節制攝取的重要性。「慢食運動」發源於義大利，提倡地方食材、傳統烹調與用餐儀式感，不僅能減少加工食品攝取，也讓人重新思考飲食背後的價值。

      無論是家庭或是學校，都可以每週設定一到兩天「無糖日」，嘗試階段性戒糖，降低味蕾依賴。再者， 以原型食物取代加工零食，選擇天然堅果、水果、無糖茶飲作為點心。接著可以 設定目標與紀錄飲食：使用飲食紀錄APP幫助追蹤糖攝取量，並與家人一起訂下健康挑戰目標。

    糖業對科學研究的干預並非孤例，而是「商業利益如何滲透公共領域」的縮影。當一項食品可以透過資金操控研究結果、左右政策走向，最終受害的，是每一位消費者的健康與知情權。

    今日，我們面對的不只是超重或肥胖的身體問題，更是飲食制度失衡、科學信任破產、公共政策被操弄的結構性危機。因此，重建飲食文化與健康觀念，不只是「吃得更好」的問題，而是重建我們與食品工業、政府政策與科學研究之間的信任關係。

    糖帶給人類甜美的感官享受，也曾是生存歷史中的重要能量來源。然而，在商業化與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已從天然的調味變成無所不在的「飲食污染源」。走出糖的陰影，不是一場反糖運動，而是一場飲食覺醒運動。我們要的不只是減糖，而是對健康的重新定義、對科學的再信任、對制度與產業的責任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