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超級愛國學校，為了向祖國及全澳市民展示其愛國的高尚情操，敢於冒著疫情帶來的巨大風險，又無視立法議員及教育行政局的勸告，押上學生的健康做賭注，昂首踏上祖國大地，展開愛我中華之旅。不幸，有學生感染新冠肺炎，有明顯的病癥卻不求助就診，引致澳門要局部封區，師法內地立即於三天內完成首次全民核酸檢測大行動。據報，三天內，共有七十一萬人參加了檢測，且結果全部呈陰性，主管官員戴華浩眉飛色舞地說，看情勢不必進行第二、甚至第三輪的檢測。
筆者本來預約了第一天晚上十時去綜藝館檢測，但看了線上線下的新聞，得悉澳門市民非常聽話，展示愛澳的熱情，樂意付出三至八個小時去大排長龍，為的只是要完成不到十秒鐘，能求個心安理及克盡公民義務，非常值得欽佩。筆者女兒及孫子住媽閣街，第一天晚上十點多，路過其中一個檢測站，即龍頭左巷的海星中學，發現龍頭從學校後門，延伸到媽閣街，然後掉頭回到亞婆井公園，再繞高樓街，時值下著滂沱大雨，可是，市民無懼風雨一定要完成檢測之情，實在非常難得。
筆者把預約時間一改再改，最後改成第三天早上五點半，但就是起不來，延到六點半才到海星中學站做檢測，很幸運完全不必排隊輪候，幾分鐘就完成任務，回家再睡一會。聽說第三天不少檢測站從門庭若市變得門可羅雀。一定有見及此，戴華浩才大放厥詞，揚言若要進行第二次檢測，兩天就搞定。
點解要拉晒全澳市民落水
從事後孔明研判，如果這所超級愛國學校願意優先考慮學生的健康及安全，同時接納立法議員及教育行政當的勸喻，延期或取消愛國之旅，後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包括封區、亦包括停止一切文娛康樂的活動起碼直至本月十八日、當然亦包括免於全澳市民的痛斥。要補充一句，從來，澳門市民都懂得心明大義之道，絕不會指摘學生，要指斥的僅僅是校方的錯判及一意孤行。
本來，要把連勝街及義字街視作黃碼及紅碼區，採取適切的封區舉措已經夠了。不過，大家要知道，自天鴿風災之後，澳門政府已搖身一變，成了一隻驚弓之鳥，船頭驚鬼船尾驚賊；當然，亦因為去年年頭疫情突襲，澳門政府抗疫成功，成為兩岸四地的表表者。是次事件，特區政府表現倒瀉籮蟹，足見事情沒有毫無良策，亦沒有精心部署，臨急抱佛腳，導致全民受苦。
要作檢測，市民一定全力支持，出發點完全沒問題，問題是手段及程序，安排不好，就形成有預約等於沒預約，讓求檢心切的市民白白浪費了多個小時去大排長龍。也許，特區政府真的要好好汲取教訓，要懂得做一個聰明有效率的管理者。本文脫稿時，仍然有五十五名市民堅拒檢測，認應特首許下不強迫市民檢測的承諾。但是，官方繼續勸喻，可以在留在家中做檢測，等待呈陰性結果才放行，又或是要簽同意書去做十四日醫學隔離觀察。
除了大排長龍，還有很多聰明的選項
其實，應對不同的狀況必須因時制宜，不能一部通書睇到老。從經濟學角度看，當資源允許時，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就如免費教育及全免核酸檢測。但是，當資源不允許時，就要排隊，可以預約，可以抽籤，亦可以按需要，如長者及殘障者優先驗核酸，又或是年滿六十歲就不必預約直接去打疫苗。迪士尼為了因應排隊，也發明了快證（Fast pass），只要你願意多花一點錢買了這個證，就可以不必排隊去玩自己心儀的遊戲。當然，傳統的作法還有論資排輩及論功行賞。最壞的是有人有特權、有後門、不必排隊、又或打尖。筆者真的很想知道，一眾高官及主持檢測核酸的官員，都如小市民般排隊檢測嗎？可有官員出來交待解畫呢？
三天密集壅塞、天怒人怨的全民檢測後，官員招開記者會，有與會者建議站點可設預約通道、非預約通道及特殊輔助通道。預約通道其實就是派籌，假設每人要花三分鐘檢測，就能計算出一天二十四小時在不必壅塞的情況下，人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時段內完成檢測。真的要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大排長龍的歷史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說：「排隊（Queue），是有目的地一個跟一個的列隊。人類社會中，一般認為排隊是文明的表現。在不同的社會中，有一定的文化差異。排隊是有限資源的分配方法之一，以順序確保公平：排隊可能有各種表現型式（抽號碼牌、預辦登記等等），意義是確保資源分配有固定規則而不因人而異；「先到先得」，以排除「價高者得」或者「親疏有別」、「私相授受」等的不公平行為。」
雖然，人類排隊的技術與智慧不如螞蟻，但排隊充份體現人類的文明，更能用來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優質的重要指標。簡單而言，只要畫出一個起點，市民便會排隊，前後保持舒適距離，不爭先不恐後。當大家去香港，又或是去日本，甚至是德國，從巴士站到便利店，都看到人人在守規矩排隊。新冠疫情，雖然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亦對全球經濟造成極大打擊，但亦提高人類衛生及防疫能力，其中亦包括懂得保持人與人的適切距離。北歐教育大國芬蘭，人民性格比較含蓄，已經習慣用「等距排隊法」應對社交恐懼感，人與人間的平均距離為1.9米，疫情期間，在冰天雪地輪候時距離更遠，但無損芬蘭仍是全球最快樂的國家。
特區政府必須要懂的壅塞學及功績制度
尤記得二○一四年五月澳門爆發反離補運動的遊行示威。由幾個熱愛澳門的民間團體發起抗議，反對特區政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全城始料未及，從大街小巷湧出兩萬人，即每三十一個人就有一人出來抗議，然後去包圍立法會，這是澳門有史以來最壅塞的人潮抗議示威活動之一。
二○二一年八月，澳門人再次為全民健康公益站出來。壅塞學之父西城活裕在其扛鼎之作《壅塞學》的前言就說：「會發生壅塞一定有理由，只要消除那個理由，就能解決壅塞的問題。」《壅塞學》從人、車、螞蟻、網絡及細胞等不同的壅塞狀況解構出精明的排隊之道。《壅塞學》告訴我們兩個極端的看事情的觀點，如著名的喜茶，從老闆的觀點，非常開心看到大排長龍，顧客竟願意花六個小時排隊買一杯喜茶。但亦有顧客不願意花時間排隊而拒絕花錢在喜茶身上。換言之，西城活裕認為適切的壅塞是件好事，但過度壅塞就是壞事了，必須千方百計去解決。換言之，人才壅塞是好事，奴才壅塞肯定是壞事。
早在西城活裕創立《壅塞學》前，一九五八年，美國社會暨經濟學家麥克•楊格（Michael Young）就提出功績制度（meritocracy），他認為這種制度出壅塞的社會災難，因為這群社會菁英為自己的狹隘成就沾沾自喜，卻要市民付出沉重的代價。今天，我們不少官員坐在辦公室嘆冷氣，紙上談兵，閉門造車，想出許多不切實際的政策，就要全澳市民來買單。翻查資料，早在二○二○年十二月，社文司歐陽瑜便提及「分區防控」計劃。而早在確診個案出現前的兩個月前，澳門政府便已對前全民檢測進行事先規劃。結果，出來的是一片亂局。
在澳門，從輪候到公立醫院看病，到駕車去吃飯，都要付上大排長龍的代價。經過這次全民核酸檢測，不單得到全民呈陰性的美好結果，更驗證澳門人是非常順從命令，就算得知乖的孩子沒糖吃，仍然樂意乖下去。但是，涉事的學校只出來道個歉就華麗轉身，主管檢測的官員好大喜功，卻要市民賠上無數個小時及擔驚受怕，連道個歉都欠奉，市民大排長龍的而造成損失又是何價呢？到底，有關部門何時才向公眾叫待全民檢測動用多少公帑，又是否應該向始作俑者索償及討會公道呢？
公道自在人心，澳門人很乖，但眼睛都市雪亮的，一切如賀特首所言，看在眼裡，記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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