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超級愛國學校,為了向祖國及全澳市民展示其愛國的高尚情操,敢於冒著疫情帶來的巨大風險,又無視立法議員及教育行政局的勸告,押上學生的健康做賭注,昂首踏上祖國大地,展開愛我中華之旅。不幸,有學生感染新冠肺炎,有明顯的病癥卻不求助就診,引致澳門要局部封區,師法內地立即於三天內完成首次全民核酸檢測大行動。據報,三天內,共有七十一萬人參加了檢測,且結果全部呈陰性,主管官員戴華浩眉飛色舞地說,看情勢不必進行第二、甚至第三輪的檢測。
筆者本來預約了第一天晚上十時去綜藝館檢測,但看了線上線下的新聞,得悉澳門市民非常聽話,展示愛澳的熱情,樂意付出三至八個小時去大排長龍,為的只是要完成不到十秒鐘,能求個心安理及克盡公民義務,非常值得欽佩。筆者女兒及孫子住媽閣街,第一天晚上十點多,路過其中一個檢測站,即龍頭左巷的海星中學,發現龍頭從學校後門,延伸到媽閣街,然後掉頭回到亞婆井公園,再繞高樓街,時值下著滂沱大雨,可是,市民無懼風雨一定要完成檢測之情,實在非常難得。
筆者把預約時間一改再改,最後改成第三天早上五點半,但就是起不來,延到六點半才到海星中學站做檢測,很幸運完全不必排隊輪候,幾分鐘就完成任務,回家再睡一會。聽說第三天不少檢測站從門庭若市變得門可羅雀。一定有見及此,戴華浩才大放厥詞,揚言若要進行第二次檢測,兩天就搞定。
點解要拉晒全澳市民落水
從事後孔明研判,如果這所超級愛國學校願意優先考慮學生的健康及安全,同時接納立法議員及教育行政當的勸喻,延期或取消愛國之旅,後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包括封區、亦包括停止一切文娛康樂的活動起碼直至本月十八日、當然亦包括免於全澳市民的痛斥。要補充一句,從來,澳門市民都懂得心明大義之道,絕不會指摘學生,要指斥的僅僅是校方的錯判及一意孤行。
本來,要把連勝街及義字街視作黃碼及紅碼區,採取適切的封區舉措已經夠了。不過,大家要知道,自天鴿風災之後,澳門政府已搖身一變,成了一隻驚弓之鳥,船頭驚鬼船尾驚賊;當然,亦因為去年年頭疫情突襲,澳門政府抗疫成功,成為兩岸四地的表表者。是次事件,特區政府表現倒瀉籮蟹,足見事情沒有毫無良策,亦沒有精心部署,臨急抱佛腳,導致全民受苦。
要作檢測,市民一定全力支持,出發點完全沒問題,問題是手段及程序,安排不好,就形成有預約等於沒預約,讓求檢心切的市民白白浪費了多個小時去大排長龍。也許,特區政府真的要好好汲取教訓,要懂得做一個聰明有效率的管理者。本文脫稿時,仍然有五十五名市民堅拒檢測,認應特首許下不強迫市民檢測的承諾。但是,官方繼續勸喻,可以在留在家中做檢測,等待呈陰性結果才放行,又或是要簽同意書去做十四日醫學隔離觀察。
除了大排長龍,還有很多聰明的選項
其實,應對不同的狀況必須因時制宜,不能一部通書睇到老。從經濟學角度看,當資源允許時,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就如免費教育及全免核酸檢測。但是,當資源不允許時,就要排隊,可以預約,可以抽籤,亦可以按需要,如長者及殘障者優先驗核酸,又或是年滿六十歲就不必預約直接去打疫苗。迪士尼為了因應排隊,也發明了快證(Fast pass),只要你願意多花一點錢買了這個證,就可以不必排隊去玩自己心儀的遊戲。當然,傳統的作法還有論資排輩及論功行賞。最壞的是有人有特權、有後門、不必排隊、又或打尖。筆者真的很想知道,一眾高官及主持檢測核酸的官員,都如小市民般排隊檢測嗎?可有官員出來交待解畫呢?
三天密集壅塞、天怒人怨的全民檢測後,官員招開記者會,有與會者建議站點可設預約通道、非預約通道及特殊輔助通道。預約通道其實就是派籌,假設每人要花三分鐘檢測,就能計算出一天二十四小時在不必壅塞的情況下,人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時段內完成檢測。真的要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大排長龍的歷史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說:「排隊(Queue),是有目的地一個跟一個的列隊。人類社會中,一般認為排隊是文明的表現。在不同的社會中,有一定的文化差異。排隊是有限資源的分配方法之一,以順序確保公平:排隊可能有各種表現型式(抽號碼牌、預辦登記等等),意義是確保資源分配有固定規則而不因人而異;「先到先得」,以排除「價高者得」或者「親疏有別」、「私相授受」等的不公平行為。」
雖然,人類排隊的技術與智慧不如螞蟻,但排隊充份體現人類的文明,更能用來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優質的重要指標。簡單而言,只要畫出一個起點,市民便會排隊,前後保持舒適距離,不爭先不恐後。當大家去香港,又或是去日本,甚至是德國,從巴士站到便利店,都看到人人在守規矩排隊。新冠疫情,雖然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亦對全球經濟造成極大打擊,但亦提高人類衛生及防疫能力,其中亦包括懂得保持人與人的適切距離。北歐教育大國芬蘭,人民性格比較含蓄,已經習慣用「等距排隊法」應對社交恐懼感,人與人間的平均距離為1.9米,疫情期間,在冰天雪地輪候時距離更遠,但無損芬蘭仍是全球最快樂的國家。
特區政府必須要懂的壅塞學及功績制度
尤記得二○一四年五月澳門爆發反離補運動的遊行示威。由幾個熱愛澳門的民間團體發起抗議,反對特區政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全城始料未及,從大街小巷湧出兩萬人,即每三十一個人就有一人出來抗議,然後去包圍立法會,這是澳門有史以來最壅塞的人潮抗議示威活動之一。
二○二一年八月,澳門人再次為全民健康公益站出來。壅塞學之父西城活裕在其扛鼎之作《壅塞學》的前言就說:「會發生壅塞一定有理由,只要消除那個理由,就能解決壅塞的問題。」《壅塞學》從人、車、螞蟻、網絡及細胞等不同的壅塞狀況解構出精明的排隊之道。《壅塞學》告訴我們兩個極端的看事情的觀點,如著名的喜茶,從老闆的觀點,非常開心看到大排長龍,顧客竟願意花六個小時排隊買一杯喜茶。但亦有顧客不願意花時間排隊而拒絕花錢在喜茶身上。換言之,西城活裕認為適切的壅塞是件好事,但過度壅塞就是壞事了,必須千方百計去解決。換言之,人才壅塞是好事,奴才壅塞肯定是壞事。
早在西城活裕創立《壅塞學》前,一九五八年,美國社會暨經濟學家麥克•楊格(Michael Young)就提出功績制度(meritocracy),他認為這種制度出壅塞的社會災難,因為這群社會菁英為自己的狹隘成就沾沾自喜,卻要市民付出沉重的代價。今天,我們不少官員坐在辦公室嘆冷氣,紙上談兵,閉門造車,想出許多不切實際的政策,就要全澳市民來買單。翻查資料,早在二○二○年十二月,社文司歐陽瑜便提及「分區防控」計劃。而早在確診個案出現前的兩個月前,澳門政府便已對前全民檢測進行事先規劃。結果,出來的是一片亂局。
在澳門,從輪候到公立醫院看病,到駕車去吃飯,都要付上大排長龍的代價。經過這次全民核酸檢測,不單得到全民呈陰性的美好結果,更驗證澳門人是非常順從命令,就算得知乖的孩子沒糖吃,仍然樂意乖下去。但是,涉事的學校只出來道個歉就華麗轉身,主管檢測的官員好大喜功,卻要市民賠上無數個小時及擔驚受怕,連道個歉都欠奉,市民大排長龍的而造成損失又是何價呢?到底,有關部門何時才向公眾叫待全民檢測動用多少公帑,又是否應該向始作俑者索償及討會公道呢?
公道自在人心,澳門人很乖,但眼睛都市雪亮的,一切如賀特首所言,看在眼裡,記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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