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電子消費優惠遇上社會信用系統

     一九四九年，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roge Orwell）出版了一本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歐威爾一夜成名，而這本書亦成為全球暢銷書，至今歷久不衰。故事虛構一個大洋國，不斷處於戰亂狀態，有個可能不存在的老大哥在看著你（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實施全民監控。小說主角是一名稱為溫斯頓•史密斯的黨員，隸屬真理部，負責宣傳及修改歷史。小說最為人深究的名言竟然是：「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當年，英國讀者皆認為這本小說可讀性高，因為超現實，所以採取輕忽的態度面對。那知道，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科技超發達的年代，更有助於鞏固極權管治，更容易達致社會控制，要統一政治社會意識形態更是指日可待。換言之，誰掌握了網絡主權，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Shoshana Zuboff所著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中清楚指出，世界已經從過去人手操作的極權管治，迅速跳躍到數碼極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過去，要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維穩及監控，今天，天眼處處，甚至透過連接電子消費與社會信用系統，政權不費吹灰之力，市民不敢吭聲，更自我審查，威權也好，極權也好，大功告成。

 

數碼電子老大哥在看著你

    歐威爾筆下的老大哥是活生生的人。數碼科技年代，我們一人一手機，當我們開通了手機的網絡，安裝各種非常方便的應用程式時，執行不同任務的數碼電子老大哥一聲不響地已經進駐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一言一笑、一舉一動，一切生活，都一一被記錄下來，最後，被匯總起來。換言之，我們已經被徹底數碼化了，無所遁形，很多人卻蒙在鼓裡。於是，我們的一切生活習慣，消費模式、銀行存款等都被電商一目了然，我們不知道電商會怎樣把我們的資訊賣給誰，或是其他商戶，或是威權政府，總之，數碼老大哥如影隨形跟著我們。有一天，我們終會覺醒，數碼科技本來是我們的工具，卻反客為主，我們成為數碼科技的奴隸。

    當然，這個威力龐大的數碼電子老大哥是套工具，仍然依靠政客、商人及威權政府合謀統治。無論是奉行威權主義抑或是極權主義的政府，都會容讓市民透過眾多網絡平台去從事商業、消費及溝通辦事等活動，但都會透過所謂安全審查搜集市民可防可控的民意，能力範圍內予以回應，免得有社會行動危及政府管治威信。在必要情況下，透過數碼電子媒體進行宣傳，如好人好事，感人故事，藉此彰顯政府愛民如子，目的是要全民政治正確為止。但如遇挑戰政權，政權會馬上收窄言論空間，天眼的另類功能，人臉識別，甚至因為Clubhouse大行其道，必須提高數碼老大哥的維穩功能，務必要做到聲音識別的社會監控。

 

消費卡、電子消費優惠都很可能是另類數碼老大哥

    新冠肺炎重創澳門龍頭產業，政府去年先後推出第一期三千元及第二期五千元的消費優惠，以實名方式透過消費卡消費，澳門市民普遍歡迎，甚至有舉腳贊成。其實，透過這兩期消費行為資料，政府收集的數據也許得出不太滿意的結果，就是很多市民先用政府的補貼，把本來要開支的錢省下來，好像沒有很明顯幫助振興澳門經濟。於是，特區管治團隊，尤其財金官員，費盡心思，泡製出一個「2021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計劃」，要「市民出雞，政府出豉油」。其中，市民先花五十元就可以拿到政府三十元的優惠，深信這個依據是來自過去搜集市民消費的大數據而來的。但是，換來的是罵聲載道，連在上公廁的市民都一邊「方便」一邊破口大罵。不論政府是否跪低，再怎樣優化簡化，都離不開會繼續收集市民的消費行為數據。再者，這個優惠包括未成年小朋友，只要實名開通電話，就可以獲得相應的消費優惠，那就是說，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幾近一網打盡，盡收澳門市民的數據，這不禁讓人非常憂慮，到底這些實名數據將何去何從？市民是否有權監督，政府又是否願意大開中門，樂意接受市民監督呢？常識告訴我們，給出去易，要收回來卻很難。

    Shoshana Zuboff指出很多商業上的大數據，最終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透過監控及預測顧客的行為模式，從而爭取最大利潤。在一個數據代表了知識和權力的大數據時代，當數據落在商業機構的時候被用作擴大利潤，但落在政府手上的時候，影響就更深遠，使政府的權力可無限擴張，危害市民的權利和自由，要發揮大數據的善，盡量降低它的惡和害，如何增加透明度、制衡和監察，使數據提供者也可享用蒐集後的數據等措施，來建立市民與政府的互信，便是成功與失敗的關鍵。

 

當電子消費優惠遇上社會信用系統

    特區政府新設立的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局長張作文本月十五日宣誓就職。據葡文媒體《今日澳門》報導，張作文表示當局會視乎澳門現況，研究引入或自行實施社會信用評分系統。翻查資料，由國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主辦的「信用中國」網頁曾將台港澳列入「地方信用網站」的省區市之一，隨後又刪去有關資料。而前政策研究及區域發展局局長米健又澄清澳門不會實施內地的社會信用體系，但表示可自行研發一套與內地不同的社會信用評價標準與方式。三月十八日澳門日報報導，該報記者向有關當局查詢，局方回覆表示，未曾就澳門應否實施「社會信用評分系統」議題開展任何研究；目前未有計劃開展「社會信用評分系統」相關研究。今天沒有研究或是否會實施是今天的事，明天風向一轉，又有不同的說法了。總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一來，政府一口說了算，市民只能硬食。

    澳門現時已有超過 1,600 支「天眼」投入使用，預計 2028 年會增至 4,200 支；人臉辨識、車牌辨識技術已在澳門進行測試；而特區政府亦正籌備立法建立「DNA 數據庫」。澳門市民一向非常聽話，聽話到「行得正，企得正，怕咩天眼映住」這般自我審查的地步。難道，還要建立黑名單，又或者透過消費行為數據及其他使用網絡留下的數據，好進行各種社會控制政策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兼商法研究中心主任趙旭東的近著《黑名單制度》，就清楚描述：「在內地生活早需面對各種黑名單，可謂『種類繁多，豐富多采』。這包括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設立的黑名單到社會組織或機構設立的黑名單，從中央部門設立的黑名單到地方性的黑名單，從部門、行業性的黑名單到跨部門行業設立的統一黑名單，從公開性的黑名單到內部或保密性的黑名單，從限制當事人權利的黑名單到非限制權利的黑名單等等。」

    當消費優惠變成社會控制，變成先得到優惠，然後要付出黑名單，甚或是實施社會信用系統的代價，深思熟慮值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