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誠可貴

匈牙利人，裴多菲•山陀爾（Shandor Petefi，一八二三—一八四九）曾寫下的著名詩篇《自由與愛情》：「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自此，裴多菲的詩留傳後世，甚至成為警世恆言。的確，每一個人活在世上，人身的自由及內心的自由如同空氣般不可或缺。當人遇到不如意事，處理不了的衝突，或是自認身陷絕境而又孤立無援時，頓覺自由頃刻流逝。人會為生命，更會為愛情，甚至為爭脫一切羈絆的自由而了斷生命。無奈，自殺是一種充滿悲情、不滿、抗爭的踐行個人自由方式。   悼念兩位可能為自由而放棄生命的少年     十二月三日，一名十五歲初中三女學生早上懷疑從家中露台墮下倒斃。事後，司警曾接觸死者母親，根據口供，事發前，死者曾與母親因學業問題爭執。十二月四日，據《力報》報導，教青局局長老柏生出席電台節目《澳門講場》時表示：「局方第一時間已經與學校溝通，校方收到消息已即時啟動相關機制，目前沒有收到報告指該名學生事發前有輕生徵兆，亦沒有涉及學業壓力和欺凌問題，他解釋目前沒有確實和絕對的資訊證實學生是輕生，目前警方只是列作墮樓案件處理，但強調局方好多工作可以『做多啲』，在生命教育方面多探討。老柏生認為，傳統教育教導學生向前衝及奪冠，但至於安身立命、遇到挫折時、受傷時如何解決，未來要加強生命教育工作，令學生能夠更正向地生活。 談及學生心理支援，老柏生指求助個案沒有上升。」      沒料到，言猶在耳，十二月十一日上午，黑沙環又發生懷疑跳樓事件，一名十六歲男中學生由單位廚房花籠缺口縱身躍下，倒斃大廈七樓平台。據死者父親表示，死者生前曾與家人發生口角。 據死者父親表示，死者性格內向，前日曾與家人發生口角。社會工作局呼籲居民關心自己、家人及親友的情緒。如有需要，可致電社會服務機構或社工局電話輔導熱線，尋求傾訴與所需協助。     網上搜尋，青少年自殺已經成為都市日常，尤其亞洲社會。去年，香港青少年自殺率大幅上升50%。據了解，中國是世界上兒童自殺第一大國，每年约有十萬青少年死於自殺，每分鐘就有兩個人死於自殺，還有八個自殺未遂，而且大部份都跟學業有關。中國及香港年年都高喊教育減負，自殺率卻有升無降，問題在那裡？有何教育處方？眼下這股自殺潮有蔓延到澳門的跡象，值得深思與行動。

 

 可以『做多啲』之一：讓生命教育課中尤其自殺論置於一切課堂之上

    多年前，澳門熱切推行生命教育，甚至邀請台灣生命教育專家紀潔芳教授蒞澳開課，培訓很多對生命教育導師。不過，生命教育如斯廣闊，中國人對死視為畏途，有關自殺的教育難以走進尋常百姓家及學校課堂，更遑論引導學生明白知死，焉知生的可逆原理呢？

    目下的中小幼教育課程，顯然以外在的知識攝取為主要教育目標。生命教育當然重要，但永遠排在課堂教育的末端，甚至光說不教。長期以來，死亡教育永遠被謝絕於家庭與學校課堂以外。但是，人一旦處於生死關頭，試問中英數物理化學地理歷史能解燃眉之急嗎？能幫忙在生死一線之間產生一念之轉的積極作用嗎？誠如愛因斯坦前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應該是對人的熱愛，對客觀事物的專心認識，認識自殺，甚而死亡教育，何嘗不是首要的客觀事物的熱愛和專心課題呢？

 

可以『做多啲』之二：那一堂課有教善意溝通與衝突管理？

    溝通可以是一扇窗，釋放自由，讓我們看見彼此用心對話，聽懂彼此的感受與需要，然後作出善意的回應。溝通也可以是一道牆，審判我們，讓我們分隔兩邊，衝突頻繁，關係惡劣，甚至引起各種形式的衝突與暴力。可惜的地方，我們從小到大，從家庭到學校，都沒有正式的課堂學好善意溝通，據此，人與人的衝突與誤解日深，終有爆發，不可收拾的一天。

    上述兩起青少年自殺案都與家人衝突有關，試問我們有那一堂課有好好教導學生學習衝突管理呢？當親子學會衝突可以是意見不一致，從而懂得彼此尊重；當親子學會衝突可以是觀點對立，就可以透過理性討論與爭論、凝聚共識、求同存異、順應妥協、甚至暫時「存而不論」，容後再議等方式來處理，讓衝突管理導向善意解決問題的路上。

 

可以『做多啲』之三：課改引進社會科學課裡的自殺課堂

    當我們還停留在古希臘以來的傳統科目中打轉時，即語文、科學、數學、體育、美育及史地等。歐美先進諸國已經與時並進，將本來在大學才學到的科目轉化到中小學裡，如兒童哲學，社會學及心理學初階等科目。其中，法國非常看重視用哲學探討生命與死亡，而英美等國比較喜歡讓孩子從社會學及心理學認識生命及死亡，當然亦包括與所有人都有切身關係的自殺議題。

    談到自殺的社會學探討，不得不提這方面的先驅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一八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涂爾幹於一八九七年發表其名著《自殺論》，旋即引起國際關注，亦成為研究自殺的顯學。涂氏提出自殺有四種：

一、自我本位型（egoistic）：人是合群共生的動物，人一旦與他人分隔，孤立無援於社會體制外，便容易產生內在的矮化，例如自卑、憂鬱。因此，當與家庭及其他關係親密者發生爭執，而又認為自己不被理解時，逐漸斷絕與人接觸交往，長期經不起寂寞而容易萌生自殺傾向，甚至因為某些瑣事爭執引爆衝動的自殺行為。

二、失序型（anomic）：人需要安全感來穩住個人的生命價值，當社會文化的結構無法維持穩定性，譬如新冠肺炎肆虐，導致喪親；又或是因為如此而失業，影響個人的經濟時，自殺率會上升。這些都是屬於價值觀念失序出現的自殺浪潮。

三、利他型（altruistic）：

專指個人與民族或宗教有極強的精神聯繫，人會做出超越死亡的犧牲。例如屈原、文天祥之殉節；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神風敢死隊等為了榮耀自裁；狂熱信徒殉教，發動911自殺式爆炸案等。既有利他，亦有利己，深信死後得永生。

四、宿命型（fatalistic）：

當個人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誠如當下的香港，特別是年輕人覺得香港已經沒有未來可言，但又苦無出路，頓然成為宿命論者，只待一個偶發事件，牽動其尋死的情緒，就會自殺。

    這些典型容易理解的自殺社會學學習，就如注射流感防疫針般，產生預防警惕的教育功能，亦讓身陷困境的學生得到主動及被動的支援及輔導。談到輔導，亦是學校課程裡沒有的心理學。在國外，心理學裡的道德心理、道德判斷、同理心學習、傾聽技巧，都已經普級到中小學。都是這一句，人如果在困難時懂得善意溝通、衝突管理、找到願意傾聽及能傾聽的人幫忙，怎會走上自殺的絕路上呢？

 

    特區政府推出《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2021-2030》諮詢，文本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教育為重要的目標。問題是，以人為本的教育如何能幫助青少年擺脫自殺的念頭，甚至能勇於活下去，是繼續走老路仍靠中英數嗎？還是靠上述以人為本的核心素養呢？

《保持通話》與《The Call: 超時空通話》的通話人生

     一人一手機的年代，無論是在路上、車上，抑話是在生死時刻路上，都不能缺少手機。顯然，通話仍然是手機的主要用途。換言之，無論是大事小事或喜怒哀樂事，我們都自然會打一通電話，把這一切與心愛的人分享，又或是想對方幫你分擔。

 

《保持通話》：單親媽媽的自救法則

    一個女人，只要她已經是媽媽，就會變得無所不能！本來，很怕蟑螂，為了孩子，會動手打死牠；本來弱不禁風，為了拯究壓在車輪下的孩子，可以孔武有力抬起一台轎車。換言之，那些她要守護的人，給了她無窮的力量，讓她在絕境中奮力求生。

   《保持通話》講述的則是一個單親媽媽被綁架，最後逃生的故事。影毫不拖泥帶水，開始五分鐘便直入主題。單親媽媽徐熙媛Grace是一名電子玩具設計師，剛好送完六歲的女兒上幼兒園後，回家的路上被綁架。Grace被關進了一間偏遠破舊的小木屋，很快收拾心情，開始尋求自救的可能。她發現了地上有被打爛的電話線，旋即靠她的專業技術把這台被砸成稀巴爛的電話接通了。多次打出去失敗後，竟接通了一個陌生人，哀求對方保持通話。

    這位陌生人是就古天樂，是一名失婚的財務公司會計，獨自一人帶著兒子，並不想多管閒事。在Grace的苦苦哀求下，決定幫助她脫離險境。綁架集團原來是國際刑警，心狠手辣，之前已綁架了Grace的女兒及她的弟弟。因為，她的弟弟意外地拍到他們的罪證。古天樂要比綁匪早找到Grace的弟弟及攝影機，才能有籌碼與綁匪談判。最後，犯罪團伙被拿下，一直靠著一根電話線聯繫的兩人終於有了第一次的真人見面。劫後重生，曾經陌生的兩個人，此刻，他們的命運緊緊相連。
    《保持通話》讓我們看到了陌生人的友善，那些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平凡英雄。小人物古天樂在意外情況下接下了特殊的使命，竭盡全力地做了一些自己從未嘗試過的英雄事跡，有不成熟、有混亂，正因為如此，才顯得更加真實，更有戲劇性。

一通電話就能隔世追兇

    Netflix韓國電影《The Call：超時空通話》由著名影星金成鈴、新人全鐘瑞、朴信惠、李伊等人主演，講述由一個電話將處於兩個時空的女士串聯一起，一個位於七、八十年代，另一位則處於現代，兩人都住在同一個大宅，將會一同改變未來，但卻引起「祖父悖論」惹來殺身之禍。

    故事講述「未來的我」發現「過去的我」被狂徒脅持，得要用未來的智慧，拯救過去的我。書妍回到老家後，意外接通了一通電話，裡頭傳來一位陌生女人英淑的求救電話，二人溝通日久，更因此成了好友。書妍請求英淑救回已死的父親，而英淑亦因為未來的線索，被書妍救了一命。這段跨越二十年的關係，漸漸因為過去不斷改變，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僥倖生還的英淑自此走火入魔，更威脅著過去書妍的生命安全。

    劇情到了最後，始發現不同時代的兩個女孩，原來是同一個人，也許可以解釋為精神分裂，也許可以解釋為人的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跳躍成長。

 

從通話人生走向面對面的人生

    《保持通話》中的兩位主角，到了破案後才劫後相逢，雖然陌生，但依然要相互擁抱。在《The Call：超時空通話》中兩位不同時代的女角，都是到劇終前才生死肉搏，甚至最後原來都是一個人與分裂人格的自己在通話。

    資訊爆炸的年代，一通電話、一個訊息、一段短片，就可以收天涯若比鄰的效果。但很諷刺的是，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親朋，卻經常咫尺天涯，相對無言。

    平情而論，通話有通話的好處，尤其是有難言之隱時，不必看著對方，不用難為情，更容易啟齒。要不然，為何近年電話輔導熱線的受眾比面對面的要多呢？當生死一線時，也許一通窩心的電話就能救人一命。

    當人與人之間都不再需要戴著面具時，面對面的相處就非常重要。因為，無論是表情、態度、甚至氣場，都足以影響彼此的關係，邁向成長。

 

預告：謝謝大家一直對這個專欄的愛護與支持，由與觀察報改版，這一期專欄後會暫別讀者。從明年一月開始，筆者開一個新的欄目，名為《耶穌愛解難》，探討耶穌的解難智慧，希望讀者會喜歡閱讀。

袪魅：批判思維VS審辨思維（補篇）

     上週筆者拙《袪魅：批判思維VS審辨思維》一文討論了「審辨思維」與「批判思維」的基本異同，即是說，兩者的英文都是critical thinking；亦有說「批判思維」是critical thinking，而「審辨思維」是examine thinking。當然，從官方的政治正確立場來說，當然用充份顯示「忠誠反對派」的「審辨思維」正面穩妥，一旦用到「批判思維」就很可能出現否定、破壞，甚至會如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說的「重估一切的價值」，然而「重估」「一切」這些字眼讓人們懼怕。更甚的如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提出創造性破壞的經濟理論，指出創新固然會創造利潤，但是有創新就必先有破壞，因為創新會破壞現有的經濟模式，但破壞之後新的取代舊的，結果更美好。的確，要成長、要進步、要創新就得直面現實的不足、承受如生孩子般的產痛。                                                                                                                                                                                                                                           

 看看教育目標分類學專家布魯姆如何看待「審辨思維」與「批判思維」

   「教育目標與評鑑」通常是師範教育的必修科。美國教育目標分類學學者布魯姆（B.S. Bloom）於一九五六年發佈了教育目標分類，把教育目標分為認知、情意及技能三方面。雖然已經超過四分三個世紀，但歷久常新，仍由其後繼者發揚光大。

    布氏的認知目標分為記憶（Remebering）、理解（Understanding）、應用（Applying）、分析（Analyzing）、評鑑（Evaluating）、創造（Creating）。而前述的「審辨思維」是屬於應用層級裡二十一個階梯的第十級，而「批判思維」則屬於評鑑層級裡二十一個階梯的第六級。（詳見網頁連結https://www.teachthought.com/learning/what-is-blooms-taxonomy-a-definition-for-teachers/?fbclid=IwAR3naIDhn3kuLvzcnRBh8uvRRs6kNYkuYUdBBSKYSrKqnieTRhMYT-4_ys8）可見「批判思維」是優於「審辨思維」高階思維。

 看看心理學家Watziawick,Ph.D等如何看待「審辨思維」與「批判思維」

    美國心理學家保羅•瓦茲拉威克與約翰•威克蘭及理查•費合著一本暢銷高階思維書：《變--問題的形成與解決》（Change ---- Princip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介紹了兩種思維方法，「群論」（Theory of Groups）及「邏輯類型論」（Theory of Logical Type），前者比較類似 「審辨思維」，後者比較類似「批判思維」。

    「群論」是由具有某一共同特徵的成員所組成，所有問題都在這群成員中解決，就如班級、政黨等。具有下列特性：允許在群體內產生無數變化，但任何成員或成員的組合，都無法置身於系統之外。成員可以以各種不同的順序來組合，而組合的結果仍然相同。每一個群都可以透過討論、爭論等方式去思考與解決共同的困難，但就不能超越班規、黨章等要求。換句話說，「群論」提供我們一個架構，以思索一種變化，該變化可以在某系統之內發生，但系統本身維持不變。很明顯，群論是有基本框架及底線，尤其政府倡議的規劃必然有行政主導的框架及不可逾越的政治正確底線。

    「群論」亦有淺易的創造思考，其中包括擴散式思維與聚斂式思維兩種，擴散式思維如將一台智能電話經過變異處理，可以錄音、錄影、計算等；聚斂式思維如把多種生活必需的功能如計算、搜尋、拍攝等置於同一台手機裡；又如快餐店裡的各款餐點，離不開薯條、漢堡包及汽水等，但就好像能配搭出千變萬化的餐點出來。

    可是，光是「群論」是無法提出框架或底線以外的問題，更無法解釋那些超越某既定系統或某參考架構的變化，所以，英國邏輯哲學兼數學家羅素「邏輯類型論」。這個理論和「群論」一樣，也是以一組因某一共同特性而結合在一起的問題作為出發點，整體的組成分子也叫做成員，不過整體本身不叫群，而是稱為類型。換言之，就算是同一個群體，都應該包容，甚至鼓吹「破格」的方式處理問題，就如中國隋朝前用「九品官人法」選出賢能之士任官，但隋朝則打破這個框架及底線，採用人人都能參加的科舉取士選拔官員。又如諾基亞是手機霸主，但就因為停滯在按鍵的傳統「群論」裡，無法突圍而出，最後給喬布斯的數字化蘋果手機擊敗。又再如傳統的單車很費力才能爬坡，但換上有「排擋」的裝置後就輕鬆上路。

    所以重新框定，是一種「第二序改變」的技術。它把一個客體事物的種類成員改變成另一相等效的種類成員，或者說，將這一新的種類成員引進我們的概念中，並使我們能用一種新的觀點去理解事物。

 教育變革讓師生家長成為過勞一族，甚至壯烈犧牲

    多年以來，澳門教育為迎合整個世界的變遷與進步不得不停地變革，整體師資質素不斷提升，過去，教師只按教科書講就了事，現在，還要編制很多不同思維階層的工作紙及小組功課，其實，就是在傳統的聽說讀寫背默，屬於「群論」式的「填鴨式」教育，疊加上具「邏輯類型論」的高階思維。

    近年，政府大力推動閱讀，規定於小學畢業前要閱讀八十萬字的書，各校的相關科目教師只可以各出奇謀。以小三為例，中文科閱讀報告包括相關書訊，即書名、作者、出版社及ISBN；還有閱讀記錄、敘述故事的起因、經過、結果、深刻印象及心得、用六十字寫從中學到的新知識；最後，還要成功推薦給兩位書友閱讀。讀一本適合三年級程度的童書可能只要花兩小時，可是，要完成這個百科全書式高階思維的心得報告，就必須拖埋家長落水，親子共苦，都得花上半天才能完成。

　　另一個小三常識科專題研習工作紙，題目是「我們的社區」，要論述澳門一個市政建設，如氹仔單車徑。工作紙其實就是一張清單，要羅列設施類型、啟用年份、地點、開放時間、服務對象、設施作用及改善建議等等。又是一項親子共苦上網才能完成的「填鴨式」功課加「批判式」的功課。

　　澳門小學生早上六點半就要起床，八點就要到校，下午四點放學，如要參加拔尖班或補底督課班，就要六點才放學。有很多學生放學後要去補習社，直到九點才回家吃晚飯。也許，晚飯後還要加班。可見的是沉重的書包，不可見的沉重的課業壓力。

　　最近，兩個中學生皆因課業壓力與父母衝突不果，自家中躍下輕生，是教育改革的犧牲者。據了解，兩位學生與父母爭論課業的衝突壓力點，其實反映兩代人活在不同的教育時空的不解衝突，為父母者一口咬定孩子懶散，蠢不是藉口，只要努力一定讀得來。可是，父母並不了解當今為人子女者，要兼顧的不僅僅是難以承受的「填鴨式」功課，還有一大堆高階思維的課外作業。當然，父母更不了解孩子還要努力經營他們的朋友圈，及難以啟齒的個人困擾等等。

 教育改革必須揚棄「群論」，要改弦易轍到「邏輯類型論」

　　知識型教育經濟是許多國家的教育改革主調，澳門亦是走這條舊「群論」路。綜觀歐美諸國，尤其是PISA強國芬蘭、丹麥、挪威及荷蘭等，皆以人文精神為主要教育調子，配以少功課多高階思維，快快樂樂學習，仍能擠身教育強國，而我們澳門，為何師生家長都苦不堪言，卻苦學未成呢？一天不扔掉那台舊單車，費盡所有牛力，只能事倍功半。不進行批判思維，不敢於碰硬，不敢於破舊，不敢於從「群論」思維跳躍到「邏輯類型論」的新思維，何來教育創新。

　　

袪魅：批判思維VS審辨思維

     《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與《澳門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2030）》諮詢文本皆以「審辨思維」代替了常用的「批判思維」。坊間與專業有意見質疑文本中以「審辨思維」取替原政策所強調「批判思維」，是意圖磨滅青少年「棱角」，削減其獨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教青局青年廳廳長張敏輝回應質疑時指，無需太過膠著在用詞方面，局方對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持開放態度。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十二月二十日被問及該議題時，與現場記者展開一場「短版」批判思維VS 審辨辯論。                                                                                                                                                                                                                                         

 看看《論盡媒體》記者同司長之間的問與答  

記者：教青局之前表示會考慮用「批判思維」或「審辨思維」，請問最後決定如何？

司長：據我了解，教青局認為批判性思維會係比較負面嘅，我哋真係希望而家的年輕人佢哋嘅諗法要批判嘅思想，但都應係正面嘅思想。

記者：批評只能講正面嘅嘢？

司長：當然唔會啦。

記者：可否解釋清楚少少呀？

司長：我舉例，有啲事情唔係為咗評批而批評，係應該對社會，佢做得唔好嘅地方有啲乜嘢建議，應該係有咁樣嘅思想。

記者：即係無建議就唔可以批評？

司長：即學生學會正面同反面的思想，咁你鬧咗之後覺得邊一樣嘢係好嘅呢？應該係要有咁樣嘅建議囉。

記者：講歷史、天安門事件，咁青少年點樣可以批判咁睇事件？

司長：對於一事件，都要了解事件嘅事實先。

記者：如何使澳門青少年「正面」咁理解六四事件？

司長：都係要了解一個歷史嘅事實

記者：係唔可以批判六四？

司長：都係我頭先講嘅。

記者：咁歷史嘅事實係乜？

司長：我而家唔係上歷史課，唔好意思呀。

記者：司長你所謂嘅正面同負面係乜？

司長：正面我自己嘅理解可以咁講啦，對政府嚟講，你要批評，若不停係一種謾罵嘅，其實係網上我哋都見到很多係呢一啲，咁你覺得正面定負面呢？大家都可以諗到。但係呢對一啲唔好嘅地方正如我喺立法會咁講，若做得唔好嘅，大家真係要批評、要鬧，但係做得好嘅地方都係需要大家知道，承認我哋同事做得好嘅地方，咁樣我哋嘅同事先可以有改善嘅空間，可以有動力不停咁進步，我相信社會亦都係其實一樣嘅。

 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要懂得「袪魅」（英語：Disenchantment）

    「袪魅」實在與韓愈所說的「解惑」，據說這個概念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借用來發揮的。「祛魅」是指剝去附著在事物表面上的那層虛假的東西，即「魅」；「袪魅」是指返回事物的自然狀態，恢復事物的本來面貌。

    誠如歐陽司長有說批判思維與審辨思維有異，前者傾向負面批評，後者傾向客觀審視明辨；亦有說前者的英文是critical thinking，而審辨思維是examine thinking。一九八七年美國舉行「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於教育改革國際會議」，英國的Michael Scriven與美國的Richard Paul共同發表聲明，指出審辯式思維（critical thinking）並非單一的思想方法，而是一系列思想方法的綜合體，包含科學思維、數學思維、歷史思維、人類學思維、經濟思維、道德思維、哲學思維。一九九四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美國教育法案》，正式將critical thinking列入全國性的教育教學目標。

    中國教育創新成果公益博覽會發表的《审辨思维：21世纪公民必需的思维能力》報告說：「關於critical thinking的翻譯，我國學者有不同觀點，目前在學術文章和專業書籍中經常看到的有三種譯法：批判性思維（如武宏志，2016）、審辯式思維（如謝小慶，2014；2016）和思辨能力（如文秋芳等，2009）。很多人認為，將critical thinking翻譯為 『批判性思維 』並不準確，因此傾向於將其翻譯為 『審辯式思維 』（如謝小慶，2014；2016）。 『審辨』二字，來自《中庸》第二十章：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我們認為，critical thinking是一個主動的、經過審慎考慮並利用知識、證據來評估和判斷其假設的過程，包括對自己及他人思維的分析和評估。因此， 『審辨思維 』是對critical thinking的最形象翻譯。」原來，批判思維與審辨思維英文都是critical thinking，誠如教青局青年廳廳長張敏輝回應，無需太過膠著在用詞方面，局方對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持開放態度。

 看看台灣政治大學林從一教授如何解說批判思維

    林教授說人面對問題及困難，會促成思考，可以稱為初級思考，主要是被動反應，而非獨立慎思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通常受個人的家庭教養、生活習慣、文化及政治背景等制約。然後，慢慢進步到中階思考，是一套演繹思考方法，個體會用曾經學習過的理論或立場套用在眼前的困難，試圖用個人的自由自主去考量如何解難，但仍然不會挑戰整個議題的前題或預設。然後，慢慢又進步入批判思考，即用更高階的方式去檢驗自己的思考是否合理、預設是否妥當，證據是否足夠，理由是否充份等。經過不疑處存疑的過程，很可能會修正，甚至推翻原先的立場、理論或預設，從而找出代替方案，創造新的解難方法，問題就迎刃而解。

 看看維基百科如何解說批判思維

    根據維基百科說：「批判性思維是對任何主題、內容或問題進行思考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思考者透過熟練地分析、評估和重構來提高其思維的品質。批判性思維是自我指導、自我約束、自我監督和自我糾正的思維。批判性思考相關研究著重於如何系統化地建構清晰的思路，以及研究不清晰的思路的特質。」換言之，批判思維著重個體的自我批判，從中學會認錯、懂得謙虛，接受異己、包容對立的態度；避面情緒及人我關係取代理性判斷，從而練就出客觀面對事實、證據、邏輯等，從而讓個人的思路清晰及有說服力，更願意與他人作正面的批判交鋒；不屈服於任何權威，只服膺於真理之前。

    論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之最的國家，首選蕞爾小國但是教育強國以色列，猶太人奉行人本教育，尊重個人的差異，強調溝通，和自己解決問題，培養出的年輕頭腦，勇於挑戰權威、獨立思考，是諾貝爾獎得獎最多的民族國家，一直成為其他國家的效法典範。

 批判審辨思維從幼教開始

    筆者曾任教教育學院幼兒教育系的道德教育課，教授幼兒的品德教育與道德思考。筆者去視導學生實習講《狼來了》故事課，故事講完後，老師問幼兒這故事有何教訓？可愛的孩子眾口一詞說，不要說謊。但就有一個更可愛的孩子說，不要隨便相信人。頓時，師生皆鴉雀無聲，因為這個可愛的小朋友就正展示何謂批判思維。《國王的新衣》故事中的小男孩，只按事實說話，亦在展示批判思維。 

        批判思維有何足懼呢？何須強把審辨思維取代批判思維？若是強行，那麼，審辨思維有可能成為澳門版的《狼來了》或《國王的新衣》？今天，我們要大力推行「教育興澳，人才建澳」，在在需要創新人才，問題在於，批判推動創造性破壞，先破後立，真正的創新才能展現在大家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