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筆者拙《袪魅：批判思維VS審辨思維》一文討論了「審辨思維」與「批判思維」的基本異同，即是說，兩者的英文都是critical thinking；亦有說「批判思維」是critical thinking，而「審辨思維」是examine thinking。當然，從官方的政治正確立場來說，當然用充份顯示「忠誠反對派」的「審辨思維」正面穩妥，一旦用到「批判思維」就很可能出現否定、破壞，甚至會如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說的「重估一切的價值」，然而「重估」「一切」這些字眼讓人們懼怕。更甚的如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提出創造性破壞的經濟理論，指出創新固然會創造利潤，但是有創新就必先有破壞，因為創新會破壞現有的經濟模式，但破壞之後新的取代舊的，結果更美好。的確，要成長、要進步、要創新就得直面現實的不足、承受如生孩子般的產痛。
「教育目標與評鑑」通常是師範教育的必修科。美國教育目標分類學學者布魯姆（B.S. Bloom）於一九五六年發佈了教育目標分類，把教育目標分為認知、情意及技能三方面。雖然已經超過四分三個世紀，但歷久常新，仍由其後繼者發揚光大。
布氏的認知目標分為記憶（Remebering）、理解（Understanding）、應用（Applying）、分析（Analyzing）、評鑑（Evaluating）、創造（Creating）。而前述的「審辨思維」是屬於應用層級裡二十一個階梯的第十級，而「批判思維」則屬於評鑑層級裡二十一個階梯的第六級。（詳見網頁連結https://www.teachthought.com/learning/what-is-blooms-taxonomy-a-definition-for-teachers/?fbclid=IwAR3naIDhn3kuLvzcnRBh8uvRRs6kNYkuYUdBBSKYSrKqnieTRhMYT-4_ys8）可見「批判思維」是優於「審辨思維」高階思維。
美國心理學家保羅•瓦茲拉威克與約翰•威克蘭及理查•費合著一本暢銷高階思維書：《變--問題的形成與解決》（Change
---- Princip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介紹了兩種思維方法，「群論」（Theory of Groups）及「邏輯類型論」（Theory of Logical Type），前者比較類似 「審辨思維」，後者比較類似「批判思維」。
「群論」是由具有某一共同特徵的成員所組成，所有問題都在這群成員中解決，就如班級、政黨等。具有下列特性：允許在群體內產生無數變化，但任何成員或成員的組合，都無法置身於系統之外。成員可以以各種不同的順序來組合，而組合的結果仍然相同。每一個群都可以透過討論、爭論等方式去思考與解決共同的困難，但就不能超越班規、黨章等要求。換句話說，「群論」提供我們一個架構，以思索一種變化，該變化可以在某系統之內發生，但系統本身維持不變。很明顯，群論是有基本框架及底線，尤其政府倡議的規劃必然有行政主導的框架及不可逾越的政治正確底線。
「群論」亦有淺易的創造思考，其中包括擴散式思維與聚斂式思維兩種，擴散式思維如將一台智能電話經過變異處理，可以錄音、錄影、計算等；聚斂式思維如把多種生活必需的功能如計算、搜尋、拍攝等置於同一台手機裡；又如快餐店裡的各款餐點，離不開薯條、漢堡包及汽水等，但就好像能配搭出千變萬化的餐點出來。
可是，光是「群論」是無法提出框架或底線以外的問題，更無法解釋那些超越某既定系統或某參考架構的變化，所以，英國邏輯哲學兼數學家羅素「邏輯類型論」。這個理論和「群論」一樣，也是以一組因某一共同特性而結合在一起的問題作為出發點，整體的組成分子也叫做成員，不過整體本身不叫群，而是稱為類型。換言之，就算是同一個群體，都應該包容，甚至鼓吹「破格」的方式處理問題，就如中國隋朝前用「九品官人法」選出賢能之士任官，但隋朝則打破這個框架及底線，採用人人都能參加的科舉取士選拔官員。又如諾基亞是手機霸主，但就因為停滯在按鍵的傳統「群論」裡，無法突圍而出，最後給喬布斯的數字化蘋果手機擊敗。又再如傳統的單車很費力才能爬坡，但換上有「排擋」的裝置後就輕鬆上路。
所以重新框定，是一種「第二序改變」的技術。它把一個客體事物的種類成員改變成另一相等效的種類成員，或者說，將這一新的種類成員引進我們的概念中，並使我們能用一種新的觀點去理解事物。
多年以來，澳門教育為迎合整個世界的變遷與進步不得不停地變革，整體師資質素不斷提升，過去，教師只按教科書講就了事，現在，還要編制很多不同思維階層的工作紙及小組功課，其實，就是在傳統的聽說讀寫背默，屬於「群論」式的「填鴨式」教育，疊加上具「邏輯類型論」的高階思維。
近年，政府大力推動閱讀，規定於小學畢業前要閱讀八十萬字的書，各校的相關科目教師只可以各出奇謀。以小三為例，中文科閱讀報告包括相關書訊，即書名、作者、出版社及ISBN；還有閱讀記錄、敘述故事的起因、經過、結果、深刻印象及心得、用六十字寫從中學到的新知識；最後，還要成功推薦給兩位書友閱讀。讀一本適合三年級程度的童書可能只要花兩小時，可是，要完成這個百科全書式高階思維的心得報告，就必須拖埋家長落水，親子共苦，都得花上半天才能完成。
另一個小三常識科專題研習工作紙，題目是「我們的社區」，要論述澳門一個市政建設，如氹仔單車徑。工作紙其實就是一張清單，要羅列設施類型、啟用年份、地點、開放時間、服務對象、設施作用及改善建議等等。又是一項親子共苦上網才能完成的「填鴨式」功課加「批判式」的功課。
澳門小學生早上六點半就要起床，八點就要到校，下午四點放學，如要參加拔尖班或補底督課班，就要六點才放學。有很多學生放學後要去補習社，直到九點才回家吃晚飯。也許，晚飯後還要加班。可見的是沉重的書包，不可見的沉重的課業壓力。
最近，兩個中學生皆因課業壓力與父母衝突不果，自家中躍下輕生，是教育改革的犧牲者。據了解，兩位學生與父母爭論課業的衝突壓力點，其實反映兩代人活在不同的教育時空的不解衝突，為父母者一口咬定孩子懶散，蠢不是藉口，只要努力一定讀得來。可是，父母並不了解當今為人子女者，要兼顧的不僅僅是難以承受的「填鴨式」功課，還有一大堆高階思維的課外作業。當然，父母更不了解孩子還要努力經營他們的朋友圈，及難以啟齒的個人困擾等等。
知識型教育經濟是許多國家的教育改革主調，澳門亦是走這條舊「群論」路。綜觀歐美諸國，尤其是PISA強國芬蘭、丹麥、挪威及荷蘭等，皆以人文精神為主要教育調子，配以少功課多高階思維，快快樂樂學習，仍能擠身教育強國，而我們澳門，為何師生家長都苦不堪言，卻苦學未成呢？一天不扔掉那台舊單車，費盡所有牛力，只能事倍功半。不進行批判思維，不敢於碰硬，不敢於破舊，不敢於從「群論」思維跳躍到「邏輯類型論」的新思維，何來教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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