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小幼的時代，一般教師都是高中畢業生，亦有少部份是初中畢業生。那個時代，教師只是一份屬於文化界別的文職工作，未能稱得上是專業。到了讀高中時，絕大部份老師都受過大學教育，如讀化工系的教化學，讀生物系的教生物，那麼，他們又算不算專業呢？
讀大學二時，教授教育社會學的老師說，儘管今天很多老師都接受過專業訓練，教師亦只能算是半專業（Semi-professional），難以像理科可以持續受到科學的重覆驗證。雖然，德國教育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說教師擁有許多的權威，有如來自傳統給老師的尊崇權威，來自老師應具榜樣的人格感召權威，來自教育體制賦予給老師的權威，甚至是教師必須受過專業培育才能持證上崗的專業權威。惟是，教師是主客觀兼顧的良心工作，同時受不同文化、地域及人文等因素而產生手段與效能差異，所以，難以用自然科學的科學衡量其價值。
提起專業，最簡單的廣東俗語說法是「冇佢唔得」，就如家中停電，自己不懂得修理，要請師傅才能修好，這就叫做專業。清高一點說，專業就是為了對方的福祉而全力以赴，如教師增益學生的品學福祉，治療師治癒案主的心理創傷為福祉等等
世界著名研究教師專業的專家Eric
Hoyle教授，曾多次撰文闡釋教師專業的十項發展里程：一、教師專業必定要能發揮社教化的功能；二、要發揮社教化的功能，必須具備教師專業技能；三、專業教師會不斷遇到新的問題與情況，不能純粹依靠常規（routine），因循辦事；四、純粹的專業技能不足夠，專業教師還必須有多元系統性視野及專業知識；五、教師專業與社會變遷及個體身心發展有密切關係，所以，必須持續進修，甚至要接受學士後的專業教育，如法國必須擁有教育碩士學位才能當老師。近年，本澳修讀教育或教學碩士的在職教師亦不少；六、這個漫長的持續教育過程，必須包括教師專業價值觀的深度培育；七、教育價值觀是以學生的福祉為核心，明確遵守教師專業守則；八、由於教師通常在非常規的情況下工作，必須給予專業判斷的自由空間；九、由於教師是專門化工作，必須有專業公會，以表達意見，影響有關政策，界定專業責任，提高專業自主。亦要把關教師專業操守，包括設立教師操守評議，裁決觸犯操守的教師，如師生戀或性侵等；十、由於長時間的培訓、責任的重要性、服務對象至上，應該獲得崇高的聲譽與客觀的報酬，如法國教師同工同酬，社會地位冠絕其他行業，備受社會推崇。
澳門教師專業發展之路
澳門教師是一個無明文規定的行業，只要學校與教師兩雙情願就可以了。一九八四年，何思謙高票當選直選立法議員，全力爭取私校教師的權益，時任教育政務司黎祖智亦同意，稱許私校教師擔負公共教育的責任，於是，從一九八五年開始，每一位私校教師每月皆可領到教師津貼，而且獲得免費公共醫療及免繳職業稅，開啟了澳門教師專業發展之路。一九九一年八月，首部《教育制度》法律通過，明文規定教師必須受過其任教的教學階段的師資培訓才能上崗。惟法律既往不究，凡於一九九六年前入職的教師，就算只有初中或高中程度，仍然可以任教至離開教席為止。二○○六年，修訂好的《非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執行，將教師分為一至六級，從只有大學畢業的第六級教師，到了二十幾年後升為一級教師為止，奠定了澳門教師以學歷及經驗為雙主軸的教師專業發展之路。
澳門教師工會與教師公會的專業發展之路
提起教育組織，眾所周知，在澳門有兩大教育社團，包括天主教學校聯會及中華教育會，嚴格來說都不能算是教師組織。在網絡上，可以找到的教師組織除了公職教師協會外，尚有私校教師會。看起來，兩個會都像是工會性質。
澳門法律沒有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所以，澳門教師工會只能零散地爭取教師的職業保障及合理權益，說實在是弱勢社群，誠如近日狀告成功的黃寒冰老師，成功爭取公積金與解雇賠償不能對沖的權益。相較之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進會就是徹頭徹尾的工會，因為有其代表在立法會爭取權益。但是，漫漫長路，亦發展出制定教育工作者守則的教育社團。所以，澳門教師工會發展之路仍然漫長且崎嶇不平。
至於教師公會，又稱教學專業議會，可以附加教師操守議會等組織。根據不少國家的慣例，準備入職的教師必須先得到教師公會的批核才能成為註冊教師，而所有新入職的教師先作暫准註冊，經試用期而又表現滿意才可獲正式註冊。教師公會亦有權限向教學質素表現欠佳者，提出延長試用期以待觀察，甚至取消其教師註冊。教師公會更有權透過操守議會仲裁教師專業失當及失德，事態嚴重者更可取消其執業資格。
澳門只有弱勢的教師工會，教師公會欠奉。試看，澳門有大律師公會，為何就不能有教師公會。無論有沒有的資源及支援，教師都應該為了行業的專業發展團結起來，全力以赴組建教師公會，成功把教師註冊權從政府轉移到教師公會去。
澳門教師公約的專業發展之路
每一個文明的都會，都深信教育是傳承文明及改變社會的重大力量，教師是成敗的關鍵。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單靠法治或單靠良心都不行，前述了很多法治及體制的建構，再下來就是高倡教師守則或教師公約。無論是守則及公約，都是一種良心規範的推動力或約束力，無強制執法的要求。誠如疫情當下，人人戴口罩是良知規範，並不必要立法強制執行。同樣，教師是良心事業，亦需要有相關的公約。目下，兩大教育社團、教育行政當局都各自表述其對教師的公約要求，但就無法建構一套通用的教師公約。先進地區，如香港、台灣及歐美等，不是由政府牽頭，就是鼓勵教師公會等專業組織制定教師公約。澳門教師真的要邁向專業，非得制定一套備受各方認可及具備公信力的教師公約不可。
當年，負責制定香港教師專業守則的程介明教授說，教師專業自主與專業良心，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專業自主，不等於教師就可以天馬行空，為所欲為；必須根據專業知識、專業經驗、專業判斷，種種考慮，就靠專業良心的驅動，這不是教師日常工作的現實嗎？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