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奇蹟男孩》裡，男主角奧吉的班主任教導孩子的一句格言：「當面對正確與仁慈的抉擇時，請選擇仁慈。」同樣叫好又叫座的日本真人真事改編電影《墊底辣妹》中，讀高二的女主角沙耶加被老師發現有香煙，校長親自見家長，威脅沙母如果女兒不供認其他同黨，會被無限期停學。沒料到，母親沒有就範，反而跟校長說女兒的作法正確，而正確的理由正是仁慈及不能出賣同窗好友。最後，沙母寧願帶著女兒轉校，女兒亦被母親的種種仁慈舉措打動而發奮讀書，奇蹟地考上名牌私立慶應大學。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知與德是同等，換言之，德即知亦成立。很奇怪，如果知識等於道德，那麼，知識越豐富的人道德水準越高，知識越淺薄的人道德水準越低嗎？抑或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及學歷越高的人道德水準越高。現實是知識水準高的人可能道德很惡劣，甚至利用豐富的知識去犯大罪。同樣，知識水準低的人道德水準未必低，很多無接受過教育的父母都是非常稱職的好父母。其實，蘇格拉底所說的知識不是自然萬物的知識，而是指對人性的認識，即認識你自己。於是這裡的知識就不同於我們現代社會所理解的那種知識，如物理、化學及生物等，而是關於整個世界的理念的、善的、即一切知識皆應為能促進自我認識及成長的知識，一切知識都是應為促進所有善行的知識。一言以敝之，正確的知識一定要以個人的善行為本，亦應以次促進社會的善治為果。
學校與善良的知識越行越遠
學當老師的必然要修教學法，而教學目標的認識與功能是每一位稱職應具備的能力。當老師在備課時，除了根據教科書的內容外，還應該盤算如何能達成教學目標。根據教學目標分類學專家布魯姆(Bloom)的理論，認知學習教學目標按低到高、具體到抽象及簡到繁的分類依序為：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綜合(Synthesis)與評鑑(Evaluation)，其中知識的基本要求是記憶，而評鑑的最高要求是批判與創見。
目下一般小幼的課堂教學，老師都過度依賴教科書、教師用書及出版社提供的練習及測驗配套。這些材料為了張就公平易辦的目的，都只要求達到記憶及初步理解，連應用都不到。結果，學生在測驗與考試後很快就忘得一乾二淨。
初中及高中情況好一點，因為教材比較深奧，所以，必須透過分析、綜合，甚至帶有批判評核的學習，才能把如物理、化學、代數等屬於自然科學的科目學好。當然，仍然有很多教師只教課本的標準知識，亦只要求學生能背誦默寫所教的定理及題目，遠離更高更具整合要求的教學目標。
課程是學校的靈魂，課程不等於教材，更不能窄化成教科書。可是，今天，無論是在職前或在職的教育專業課程，教師或學員只能修習過幾個科目很皮毛的教學法，但對於學校知識管理層面的課程領導可能就一知半解。雖然，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一直有開辦課程與教學碩士課程，但就看不到畢業生是否能學以致用，亦沒有看到學校行政當局有心有力的要發展學校知識管理。
中國人說一本通書睇到老，在教育界，一本高等代數可以教五十年，亦不必因施教。有教學法專家自嘲說，連裁縫師傅都比教師專業，因為每次客人來試身，裁縫師傅例必重新再度身一次，怕是肥瘦有所變異。可笑的是學校竟然如工廠般，倒模照造就算了事，削足就履的歪教育制度行之多年卻從不受到質疑。
今天，疫情停課不停學，行政當局要求學校堅持溫故知新的原則，變相只是在死人堆裡撿骨頭。因此，教育界一直被批評只「教書」不「教人」，教書只為成績及升學，教書不再是培育善良的人為主旨。就算只談教書，教育界最為人詬病的是：「教過時的知識給現代的學生，但要求他們能應對明天的挑戰。」
只要稍為檢視學校的課程，一旦進入教室的成為科目時，就以知識的教授為主，知性的科目如科學是這樣，就算是德性的科目如中國語文、歷史、公民、甚至聖經，都被知性化處理，一概掏空了其中培養善良的德性內涵，只訓練學生具備工具理性的現實功利本事。許多學校不斷把知識窄化，不斷教很刁難，與日常生活無關的知識，學校的知識管理悖離教育，一直往精英特訓邁進。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目前澳門眾多學校，尤其名校知識管理的真相。學生成為很會考試的機器，但就不懂得甚麼是為善服務的好知識。
還好，疫情期間，許多很聰明的家長及學生躍過政府及學校的僵化思維，透過網絡不斷從記憶開始，拾級而上，不單懂得理解，更上層樓至分析、綜合及批判，當中亦有不少家長把一直失焦的教學目標從讀書重返育人正軌。
新政府理應視學校知識管理為當務之急
教育專家常常慨嘆說，為政者皆喜歡說非常重視教育，但就一直沒有提出良策。引進學校知識管理，好好運用及推廣，一直都比其他施政範疇落後。Hargreaves在2000年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學習社會中的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Learning Society）指出，知識傳播與應用程度在公共機構（包括學校）較低，未能發揮學習型社會應有的功能。
須知道，知識工作者是學校的最大資源，知識管理是學校領導及教師的基本職責。隨著信息社會的來臨，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簡稱 KM ）一詞，也逐漸受到教育學術研究的重視。
澳門學校仍然很古老兼保守，幼稚生帶著過剩浪費兼無用的知識上小學，小學照版煮碗上中學，從不好好考慮如何從教科書與現實生活取材之間作專業合理的平衡，好讓學生獲得符合教育經濟學效益的善知識。澳門幾乎所有學校都有教務主任，但就很少開設課程主任一職。筆者十多年前初任校長時，就設立課程主任，統籌及管理整個學校的知識管理任務，然後再交給教務主任帶領各科組長及組員去執行。換句話說，學校的知識管理上升至課程管理的層級，教科書只是課程管理的其中一個部份。如此，就可以制定學科裡的每一課，或者是每一個單元的教學目標，不會只停滯在記憶等如此低的層次，經過具課程管理意義與價值的知識管理，整個學校的課程就可以重返教育初衷，與生活結合，達致知識即道德的要求，可以同時照顧補底與拔尖的任務，達致全人發展的教育理想。
教青局有資助學校聘請資訊科技專職人員、圖書管及推廣閱讀推廣人員，亦有投入不市資源開辦上述的中高層人員及校長培訓班。下學年更有私立大學開辦教學研究碩士課程，專職培養本澳現職中小幼教師成為課程與資訊管理人才。再者，不久將來，高教局拼入教青局，更應好好整合學校知識管理的資源，務求善治學校的知識管理，達致學校知識管理塑造善良的公民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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