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6日 星期日

疫情催生學校教育的知識管理變革



 
    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奇蹟男孩》裡,男主角奧吉的班主任教導孩子的一句格言:「當面對正確與仁慈的抉擇時,請選擇仁慈。」同樣叫好又叫座的日本真人真事改編電影《墊底辣妹》中,讀高二的女主角沙耶加被老師發現有香煙,校長親自見家長,威脅沙母如果女兒不供認其他同黨,會被無限期停學。沒料到,母親沒有就範,反而跟校長說女兒的作法正確,而正確的理由正是仁慈及不能出賣同窗好友。最後,沙母寧願帶著女兒轉校,女兒亦被母親的種種仁慈舉措打動而發奮讀書,奇蹟地考上名牌私立慶應大學。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知識即道德。知與德是同等,換言之,德即知亦成立。很奇怪,如果知識等於道德,那麼,知識越豐富的人道德水準越高,知識越淺薄的人道德水準越低嗎抑或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及學歷越高的人道德水準越高。現實是知識水準高的人可能道德很惡劣,甚至利用豐富的知識去犯大罪。同樣,知識水準低的人道德水準未必低,很多無接受過教育的父母都是非常稱職的好父母。其實,蘇格拉底所說的知識不是自然萬物的知識,而是指對人性的認識,即認識你自己。於是這裡的知識就不同於我們現代社會所理解的那種知識,如物理、化學及生物等,而是關於整個世界的理念的、善的、即一切知識皆應為能促進自我認識及成長的知識,一切知識都是應為促進所有善行的知識。一言以敝之,正確的知識一定要以個人的善行為本,亦應以次促進社會的善治為果。

學校與善良的知識越行越遠
    學當老師的必然要修教學法,而教學目標的認識與功能是每一位稱職應具備的能力。當老師在備課時,除了根據教科書的內容外,還應該盤算如何能達成教學目標。根據教學目標分類學專家布魯姆(Bloom)的理論,認知學習教學目標按低到高、具體到抽象及簡到繁的分類依序為: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綜合(Synthesis)與評鑑(Evaluation),其中知識的基本要求是記憶,而評鑑的最高要求是批判與創見。
    目下一般小幼的課堂教學,老師都過度依賴教科書、教師用書及出版社提供的練習及測驗配套。這些材料為了張就公平易辦的目的,都只要求達到記憶及初步理解,連應用都不到。結果,學生在測驗與考試後很快就忘得一乾二淨。
    初中及高中情況好一點,因為教材比較深奧,所以,必須透過分析、綜合,甚至帶有批判評核的學習,才能把如物理、化學、代數等屬於自然科學的科目學好。當然,仍然有很多教師只教課本的標準知識,亦只要求學生能背誦默寫所教的定理及題目,遠離更高更具整合要求的教學目標。
    課程是學校的靈魂,課程不等於教材,更不能窄化成教科書。可是,今天,無論是在職前或在職的教育專業課程,教師或學員只能修習過幾個科目很皮毛的教學法,但對於學校知識管理層面的課程領導可能就一知半解。雖然,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一直有開辦課程與教學碩士課程,但就看不到畢業生是否能學以致用,亦沒有看到學校行政當局有心有力的要發展學校知識管理。
    中國人說一本通書睇到老,在教育界,一本高等代數可以教五十年,亦不必因施教。有教學法專家自嘲說,連裁縫師傅都比教師專業,因為每次客人來試身,裁縫師傅例必重新再度身一次,怕是肥瘦有所變異。可笑的是學校竟然如工廠般,倒模照造就算了事,削足就履的歪教育制度行之多年卻從不受到質疑。
    今天,疫情停課不停學,行政當局要求學校堅持溫故知新的原則,變相只是在死人堆裡撿骨頭。因此,教育界一直被批評只教書教人,教書只為成績及升學,教書不再是培育善良的人為主旨。就算只談教書,教育界最為人詬病的是:「教過時的知識給現代的學生,但要求他們能應對明天的挑戰。
    只要稍為檢視學校的課程,一旦進入教室的成為科目時,就以知識的教授為主,知性的科目如科學是這樣,就算是德性的科目如中國語文、歷史、公民、甚至聖經,都被知性化處理,一概掏空了其中培養善良的德性內涵,只訓練學生具備工具理性的現實功利本事。許多學校不斷把知識窄化,不斷教很刁難,與日常生活無關的知識,學校的知識管理悖離教育,一直往精英特訓邁進。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目前澳門眾多學校,尤其名校知識管理的真相。學生成為很會考試的機器,但就不懂得甚麼是為善服務的好知識。
    還好,疫情期間,許多很聰明的家長及學生躍過政府及學校的僵化思維,透過網絡不斷從記憶開始,拾級而上,不單懂得理解,更上層樓至分析、綜合及批判,當中亦有不少家長把一直失焦的教學目標從讀書重返育人正軌。
   
新政府理應視學校知識管理為當務之急
    教育專家常常慨嘆說,為政者皆喜歡說非常重視教育,但就一直沒有提出良策。引進學校知識管理,好好運用及推廣,一直都比其他施政範疇落後。Hargreaves2000年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學習社會中的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Learning Society)指出,知識傳播與應用程度在公共機構(包括學校)較低,未能發揮學習型社會應有的功能。
 須知道,知識工作者是學校的最大資源,知識管理是學校領導及教師的基本職責。隨著信息社會的來臨,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簡稱 KM )一詞,也逐漸受到教育學術研究的重視。
    澳門學校仍然很古老兼保守,幼稚生帶著過剩浪費兼無用的知識上小學,小學照版煮碗上中學,從不好好考慮如何從教科書與現實生活取材之間作專業合理的平衡,好讓學生獲得符合教育經濟學效益的善知識。澳門幾乎所有學校都有教務主任,但就很少開設課程主任一職。筆者十多年前初任校長時,就設立課程主任,統籌及管理整個學校的知識管理任務,然後再交給教務主任帶領各科組長及組員去執行。換句話說,學校的知識管理上升至課程管理的層級,教科書只是課程管理的其中一個部份。如此,就可以制定學科裡的每一課,或者是每一個單元的教學目標,不會只停滯在記憶等如此低的層次,經過具課程管理意義與價值的知識管理,整個學校的課程就可以重返教育初衷,與生活結合,達致知識即道德的要求,可以同時照顧補底與拔尖的任務,達致全人發展的教育理想。
    教青局有資助學校聘請資訊科技專職人員、圖書管及推廣閱讀推廣人員,亦有投入不市資源開辦上述的中高層人員及校長培訓班。下學年更有私立大學開辦教學研究碩士課程,專職培養本澳現職中小幼教師成為課程與資訊管理人才。再者,不久將來,高教局拼入教青局,更應好好整合學校知識管理的資源,務求善治學校的知識管理,達致學校知識管理塑造善良的公民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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