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如何為隱蔽長者做得更好

 

澳門正以不可逆轉的高速步入老齡化社會。根據政府統計，去年本澳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口已突破十萬人，佔總人口近一成半。在出生率超低、少子化、家庭結構碎片化，陸續步入老年的多重背景下，獨居及兩老家庭長者的脆弱性正急速放大。近年不時發生長者在住所內失救致死、數日甚至數周後才被發現的個案，已不再是偶發悲劇，而是制度性支援不足的警號。     社會工作局近日啟動「獨居和兩老家庭長者普查及登記工作」，聯動七十多個社會服務設施，透過登記表及ICOPE長者功能評估量表，嘗試掌握長者生活與健康狀況，並建立資料庫，作為未來長者服務規劃與突發事件支援的基礎。此舉方向正確，亦顯示當局已意識到「找不到人」本身，正是長者政策最大的風險之一。     然而，截至目前收集的問卷僅佔推算目標的一小部分，參與者多為原本已與社服機構保持聯繫的長者。真正的難題在於，那些不出門、不參與活動、不求助、甚至不被任何制度與措施「看見」的隱蔽長者，仍然游離於政策雷達之外。若普查最終只能再次確認「正在被服務者」，那麼它對預防悲劇的實質效益，仍然十分有限。問題不在於普查是否用心，而在於澳門是否已準備好，從「被動回應」轉向「主動識別」？ 隱蔽長者：不是不需要，而是無法被找到     所謂「隱蔽長者」，並非單純指獨居者，而是一群因身體衰退、心理退縮、社交恐懼、對制度不信任，或長期累積的羞愧與無助感，而逐步與社區、服務與人際關係斷裂的人。他們不主動求助，亦往往拒絕上門探訪，甚至刻意隱藏自身狀況。     這一現象在高度老齡化國家早已出現，並被視為公共政策中的高風險群體。日本稱之為「孤獨死」高危長者，英國則以「嚴重的社交孤立」作為跨部門政策的核心指標。這些國家的共通點是，它們很早便意識到，單靠社福機構「等人上門」，注定無法觸及最需要幫助的一群。 他山之石：老齡化國家的制度經驗     日本在九十年代已正視「孤獨死」問題，逐步建立以地方自治體為核心的「地域包括支援系統」。各區設有「地域包括支援中心」，整合社工、護理師與醫療資源，並與郵差、電力公司、便利店、垃圾清潔員建立通報合作。當發現長者長期未取信件、水電使用異常、垃圾未倒，便可啟動關懷程序。關鍵不在於科技多先進，而在於將「日常觀察制度化」。這不是道德呼籲，而是清晰分工的公共責任。     英國的地方議會須定期更新「成人保障登記冊」（Adult Safeguarding Register），將醫療、社會服務、住房部門的資料整合，用以識別高風險長者。家庭醫生被賦予重要角色，當長者長期缺診、藥物未領取，便可轉介社區支援團隊。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並不以「活動參與率」作為主要指標，而是關注「誰沒有出現」。這種逆向思維，正是找出隱蔽長者的關鍵。     新加坡推行「社區長者網絡」以公共房屋為單位，由基層社工、義工及物業管理人員組成社區網絡。政府提供簡便的通報平台與明確指引，讓居民知道「發現異常後可以做什麼」，而不是只停留在「多關心鄰里」的口號層面。     北歐國家高度重視私隱，但仍容許在公共利益前提下，使用去識別化數據，如水電用量、緊急服務紀錄等作趨勢分析，並非監控個人，而是及早識別社區風險。這提醒我們，數據整合不必然等同侵犯私隱，關鍵在於制度設計與透明度。 回看澳門：問題不只是資源，而是視角     相比之下，澳門現行長者政策仍高度依賴社團網絡與活動參與邏輯。能到社服機構填問卷、領禮券的長者，本身已具一定社會連結。對唐樓密集、人口流動高、鄰里關係鬆散的舊區而言，周期性街站與宣傳單張，難以構成持續守望。更值得反思的是，政府至今未定期、系統性公佈「獨居長者及兩老家庭服務使用」的整體數據。公眾、學者與前線社工難以掌握全貌，政策調整亦欠缺透明基礎。     也許，三個方向讓澳門做得更好。 一、將「社區守望」制度化，而非道德化：政府應建立簡便、低門檻的通報機制，讓居民、大廈管理員、保安、清潔工等「城市守護者」知道如何、向誰通報異常情況，並確保通報後會有回應。守望不是熱心人士的額外負擔，而是被制度承接的公共行動。 二、建立跨部門的長者風險評估框架：在保障私隱前提下，整合社工、醫療、緊急服務等匿名化數據，用於風險趨勢分析，而非個人監控。若一個社區同時出現醫療缺席率上升、緊急送院個案集中，政策便應及早介：入。 三、從「活動導向」轉向「存在導向」：未來的長者政策，不應只問「有多少人參與活動」，而要問「有誰消失了」。真正的關懷，往往發生在最沉默之處。

從「看得見服務」走向「找得到人」

    要真正改善隱蔽長者的處境，澳門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服務項目，而是一次治理視角的轉換。隱蔽長者的最大困境，從來不是「沒有服務」，而是「服務找不到人」。若政策仍然以「長者是否出現」作為服務起點，那麼最需要幫助的一群，注定會被排除在外。

第一、必須承認「不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重要風險訊號：現行長者政策，往往以活動參與率、服務使用量作為成效指標，卻忽略了那些長期未露面、未求助、未聯繫的人。對隱蔽長者而言，「缺席」不是冷漠，而是身心功能退化、社交退縮、甚至抑鬱與焦慮的外在表現。政府若能將「長期未被接觸」納入風險評估，而非只統計「已被服務者」，政策焦點便能自然向最脆弱者傾斜。

第二、從「社團為本」走向「社區為本」的守望模式：澳門長者服務長期依賴社團網絡，這在過去行之有效，但在高流動、舊區唐樓密集、鄰里關係疏離的現實下，已顯得力有不逮。真正能接觸隱蔽長者的，往往不是社服中心，而是每天出入大廈的管理員、保安、清潔工、郵差與街坊小店。政府應建立正式而清晰的通報與回應機制，讓這些「第一線觀察者」知道：發現異常後可以怎樣做，通報後會發生什麼事，並確保善意不會變成麻煩。

第三、讓跨部門協作成為常態，而非臨時動員：隱蔽長者問題橫跨醫療、社會服務、房屋與緊急救援等多個範疇，卻長期以單一部門各自為政的方式處理。若能在保障私隱的前提下，整合匿名化的醫療缺診數據、緊急送院紀錄、社服接觸頻率等，便能從「個案反應」轉為「風險預警」。當某一社區出現多項異常趨勢，政府便可主動部署外展支援，而非等待事故發生。

第四、重視「關係建立」，而非一次性接觸：對隱蔽長者而言，一次探訪往往不足以建立信任。部分長者因過往經驗，對制度存有戒心，甚至抗拒正式服務。政府與社服機構應預留資源，支持「低介入、長期陪伴」的外展模式，例如固定由同一人員進行關懷，從簡單寒暄、協助日常小事開始，逐步建立關係。這類工作成效難以即時量化，卻是打開隱蔽之門的關鍵。

第五、讓科技成為輔助，而非取代人際：智能手環、緊急呼叫器等科技工具，對部分長者有實際幫助，但對隱蔽長者而言，科技往往因操作門檻、抗拒監控或經濟因素而難以推行。政策不應將科技視為「萬靈丹」，而應作為社區守望的輔助工具，例如用於整體趨勢分析、支援前線判斷，而非取代人與人的接觸。

第六、重新定義政策成效與問責方式：若政府繼續以「登記人數」、「活動場次」作為主要績效指標，前線單位自然難以投入大量時間於找不到、叫不出名字的隱蔽長者。政策評估應納入「成功接觸高風險個案」、「避免悲劇發生」等質性指標，並為外展與守望工作提供穩定資源與制度支持。

    總括而言，為隱蔽長者做得更好，並不意味著大幅增加開支，而是要求政府願意承認：真正困難的工作，往往發生在數據之外、報表之下。當政策願意把目光從「來了多少人」轉向「還有誰沒被看見」，澳門才有可能在老齡化浪潮中，建立一個不讓人悄然消失的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