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得失值反思 才能至上貽害深

 

 

   

    周焯華少年時放棄根本毫無興趣的學業，輟學轉投賭場工作，當了一個疊碼仔，憑著過人的努力，卓越的商業頭腦及運氣，不僅成為澳門新一代賭王，更在傳媒、文化、娛樂事業等領域飛黃騰達，絕對是引來豔羨目光的成功人士。今天，周焯華一手打造的太陽城王國，一塊一塊崩塌，賭王淪為階下囚，不禁令人欷歔。

    周焯華事件的確對澳門賭業及經濟產生巨大負面影響，這方面已有很多論述。當澳門政府力推人才引進時，可有想到，人才遇上機會，加上個人努，就會變作成功人士。昨天是成功人士，今天一無所有，甚至身陷囹圄。不禁讓人不寒而慄的同時，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反思何謂真正的成功人士。   

 

桑德爾成功破解成功人士的迷思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他最新的著作《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中，提出顛覆成功的傳統想法。桑氏認為當前的所謂成功，只屬少數人生勝利組菁英，但就對社會健全、公平與正義發展造成嚴重傷害。

    桑氏認為目前流行的成功說法是才能至上主義（Meritocracy），是天賦加上後天的努力的畸形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源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新教嚴厲批評羅馬天主教腐敗，回歸人人都分享神賦予的獨特才能，人只要安份守己，自然命運操之在己，沒有其它因素可以干擾，而這股思潮恰巧地掀起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認為成功的人就是活出神的天命；相反，失敗者只能咎由自取，或是做了違背神旨的事情。漸漸，資本主義的個人努力財富觀就稱霸世界，其中包括：「有錢人或成功人士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才能，而低薪的人是因為他們的才能只值這個價錢，彷彿人生都不會受到家庭背景、運氣與社會結構等影響。」  

桑德爾認為這種價值觀不知不覺間影響家庭教養方式、學校教育政策、甚至是政府的公共政策。

    從小，我們在家或是在校，都一直被灌輸這種才能至上、努力至上、與人無尤的人才至上觀。澳門補習成風，抬頭看補習社的招牌，通常是補習中心兼教育中心，補習就是補孩子的課業不足，教育中心就是補孩子的才能不足。今天，要上大學，要搵份筍工，除了亮麗的學業成績，還要亮麗的才能成績，如鋼琴演奏級、空手道黑帶、圍棋五段、或奧數金色證書等。多年來，所有教育持份掌權者都樂此不疲。

    自許成功的成人世界，有多少次真的放下身段，好好反省，許多教育舉措只是一廂情願，卻苦了莘莘學子。要怎樣做，才讓成人能好好聆聽孩子的真正需要呢？要如何才能躬身質疑自己，原來一番好意，反而帶給孩子、家庭及社會不平等的禍害呢？

 

才能至上主義橫行才會衍生文憑主義

    周焯華拿不出一紙亮麗的文憑，但就憑聰明、努力、機遇致富成功。社會上如周焯華等不靠學歷而成功的人士實屬少數。一般學子總得靠努力讀書，拿出一份閃爍的文憑作為入門券，始能參加競爭激烈，鬥到你死我活的魷魚遊戲。

    桑德爾狠批政府不敢得罪權貴及財閥，更迴避政治、經濟、金融及福利體制的不公義，反而轉移公眾視線，泡製出世界勞動市場是公平的假說，砌詞狡辯說找不到工作是因為競爭力低下，為了全面提升競爭力，必先努力讀書，考上好的大學，拿到一紙優異文憑，才能有機會成功。

    政府官員、立法議員及工商社教機構人員都必須先有一紙高學歷文憑，至於實際表現，有不少理所謂的專業人士最後淪為政府及財閥的打手。慢慢，社會就由一群不知民間疾苦的頂層菁英統治多數市民，試問這群菁英如何能代表全體市民呢？能體察勞工階層，又或是弱勢社群的困境嗎？又能找到良方去解決貧富不均及社會不平等嗎？試問真正有才有德的人才會甘心情願就範在這種官僚欺壓體制嗎？

 

成功很可能只是一個騙局

    日本著名經濟學者志水浩在其新書《90%的成功經驗都要拋棄！讓你避開成功帶來的四大陷阱，打造持續創新的商業模式》中，劈頭就引用抽象畫大師筆卡索的名言說：「成功是危險的。當你開始複製自己的成功，就會讓自己缺少創造性。」再引用軟創辦人比爾•蓋茲的名言：「成功，是最差勁的老師。」指出成功經驗的四種負面影響，其中包括固執、束縛、自負、停止思考。這些成功人士一旦成為權貴，不但對社會無貢獻，反而阻住地球轉，窒礙社會進步不打緊，更千方百計，不擇手段打壓一切進步的力量。所以，志水浩才會贊同達爾文的觀點說：「最終能生存下來的物種，不是最強的、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改變的物種。」換言之，真正的成功反而是不怕失敗，能把失敗看成要成功的必經之道。甚且，真正的成功人士都能夠放棄以往的成功經驗，並根據環境的變化靈活地改變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動。

    細心觀察今天的澳門社會，從家長、學校、工商社會，以至政府正在熱切推動的人才引進，其人才觀仍然是非常保守、僵化；更可怕的只有一個指標，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至於成功人士，那怕是無德亦不在意。

成功者要有追求共善的實踐智慧

    成功者當然擁有基本的天賦及後天的努力，不過，桑氏認為還有運氣，即是說剛好要出生在推崇這種才能的社會，因為運氣帶來不正義。著名道德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說：「天賦與階級同屬偶然，就算一個有為的政府能消除階級不公平的差異，亦無法消除人與人間的天賦差異。可悲的是，天賦的差異卻鑄定日後的收入及社會地位差異。所以，天賦高配合後天運氣後就成為成功的關鍵，但這是不正義的。」

    一個健全的社會，理應由學校及政府帶頭，倡議及落實天賦共享的理念，即共善的實踐智慧。成功是自己與親愛的人共享舒展、快樂、喜悅和滿足；更要與不同階層的人分享自己的成功成果。羅爾斯說補充說：「一個正義的社會應該滿足『差異原則』，天賦應該被視為社會的共同資產，那些得天獨厚同的幸運兒，應該將成功的得益分配給不幸的人。換句話說，有錢人應該抽更多的稅，然後由政府分配給低收入或者失業人士，這才算是個正義的社會。成功人士的成功亦是社會幫了很大的忙，所以以，理應回饋社會。社會不應偏袒某些才能，而同時懲罰低技術的勞工。」

 

男兒有鱷魚淚不輕彈      

    周焯華事件讓筆者想起兒時看過的亞視電視劇《鱷魚淚》，主角潘志文演跨國黑幫巨鱷從成功到失敗的故事，更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由黃霑譜曲填詞的主題曲：「成功的歡呼到處為他追隨，人生的好境到處與他暢聚，誰知巔峰的他，誰知頂尖的他，悠悠流下兩行淚。是否他心中永遠抹不去恐懼，是否他心中永遠太多掛慮，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止，茫然流下滿眼淚。是否萬千感慨，從此迷失意義，茫茫然滿眼眼淚，是喜抑悲，什麼意義？什麼意義？寧願終此生你我找得安然，唔想一生走到尾最終有淚，成功的幾多得失，難補他一世抑鬱，和茫然那滿眼淚。」也許，周先生在獄中也會吟唱這首歌，而且百般滋味在心頭。

   

理工更名為大學所為何事？

 

 

 

    行政長官賀一誠在《二○二二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第三十二頁之（七）加強教青文體工作，完善人才引進制度中宣佈：「澳門理工學院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努力發展成亞太地區領先的應用型大學。」特首此話一出，深信熱愛理工的師生校友及社會人士都非常歡欣卓雀躍，理工終於由一所「學院」更名為「大學」了。可是，理工學院（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最開始成立的時候，的確是一所提供高等專科學位的學院，即類似副學課程。時至今日，理工已經有六所學校，開設二十四個學士學位課程，六個碩士課程，三個博士課程，與里斯本大學及上海體育學院合辦的博士學位課程等。所以，現實理工學院已經是一所頒授學士到博士的大學。實際上，行政長官說理工「更名」是平實的作法，因為理工本來早已具備一所正規大學應有的學院數目，是一所法定能頒授學士甚至更高學位的大學，更被英國等歐洲國家地區承認的高等教育機構，又與眾多海外大學有合辦學位課程。

 

澳門理工學院（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Maca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理工學院創立於一九八一年，從屬於當年的東亞大學，到了一九九一年，更名為澳門理工學院，是一所公立、多學科及應用型的高等學院。筆者於一九九五年任教其中一所學校的社會工作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學生畢業拿到高等專科學位，與副學士相約。後來，為了滿足社會學歷的要求，與澳門大學一樣，開辦學士學位的補充課程，完成者取得相關學科的學士學位。

如同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譯名早在清朝時期便有，久而久之就因此流傳下來。百年老店，從學校管理層到學生，沒有因為只稱學院而不是大學而失去辦學育人的自信，亦從沒在國際學術舞台上被質疑其學歷水平。同樣都用了Institute這個字，其實跟University都是大學的意思。但University與College有明顯的區分，前者是大學，後者是學院，在中文語境中，大學與學院一般存在分野，學院通常學科比較單一，下設相關的學系，大學至少要由三個學院組成。

據此，如果理工更名為大學是有助於士氣提振，讓所有持份者有存在感與踏實感，是無可厚非，但實質的助益卻有待考證。要履行一所大學的時代使命，甚至如行政長官豪情壯語地説：「努力發展成亞太地區領先的應用型大學。」相信任重而道遠，舉步維艱。

一般學院正名為大學，通常都稱為「升格」，要是用了「升格」，目前，理工由六所學校組成，更名後的理工，雖然仍是走應用型大學的路，但是，學校的名稱可能搭不上大學的要求，會改為六個學院嗎？甚至更名為書院嗎？因為，學校的名稱來自當年理工是高等專科學院，要更名為大學，學校的名稱似是不恰當及不合時宜了。可以改為學院，觀感比較好，亦是比較典雅，更好的更名是書院，即是說，既要培養應用人才，但不失中國傳統大學志在培養知識份子的傳統。

 

應用型大學亦應遵行大學的基本使命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在其著作《大學教育的理念》（Die Idee der Universität）中，清楚揭示大學教育的三大目標，一是教學，旨在培樣一個有知識、有專業能力及有靈魂的公民；二是學術研究，旨在培養帶領社會進步的尖端人才；三是服務社會，尤其應該公開地為社會公義發聲及履行相關專業的無償義工服務。也許，理工要走應用型大學的路是對的，因為，無論是培養社工、視覺藝術教師、體育專才、或是護理專業人員，實用能力的確非常重要。惟是，當這所應用型大學要繼續開辦碩士甚至博士課程時，就不得不開拓更高的科研與實用兼融的大學前路。

　　今天，一個不到七十萬人口的澳門，竟有十所大專院校，提供多元的博碩學士等課程。近年，澳門一直很想本地的大學能擠身國際，要爭大學國際排名，教學被邊緣，只佔整個大學績效考量的20%。可是，無論是研究型大學，抑或是應用型大學，又或是一般綜合大學，都不可忽視教學的價值。誠如孔子說教學相長，三人行必有我師；證諸大學歷史，許多學者專家的科研成果，其靈感往往來自師生交往擦出的智慧火花，而不是老學究在象牙塔裡紙上談兵創造出來的。理工既然選擇成為應用型大學，更應履行社會服務的使命，這不僅是指學生的實習服務，更是指憑大學該有的理性與良知奉獻社會。澳門是個典型的都市，生活緊張，社會問題多多，社工專業與心理專業的發言對捍衛社會公義與公平尤為重要，對推動大學的學以致用更具價值。再舉一個大學教授為社會公義發聲的例子，日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日前在社交媒體說：「一次巨大的失業浪潮正在向我們湧來，構成這次失業浪潮的源頭大體來自五個方面：首先是陷於困境的房地產在大量裁員；其二是外商外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其三是中小企業的不景氣、倒閉潮；其四是教育雙減引發的對於教培行業的整頓，波及千萬人的生計；最後是跨國電商的整頓，比如亞馬遜平台整頓電商秩序，出現批量封店、封號情況，一批中國跨境電商巨頭陷入困境。」孫教授嚴厲批評說：「行政干預加速經濟崩塌。」在今天中國的國情，能如此果敢發出擲地有聲的社會正義聲音，的確是學術良知的典範。

    大學之所為大，是辦學願景大，視野與胸襟大，當然校園與設備亦應該大。理工升格大學，但門前本有的一小片空地都要蓋教學大樓，請問大在那裡？有校無園仍算是大學嗎？目前，理工老師等級只有講師、副教授及教授，獨欠助理教授這個等級。更名大學後是否會遵循國際大學要求，即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其職稱改為助理教授，然後是否一套符合國際要求的大學教授升等制度呢？理工更名，如果只純粹培養技術人員，很可能只是中學教育的延續，跟早期提供高等專科學位時代有何分別呢？大學的靈魂如果不建基於師生的學術教學相長，教學價值一直被輕忽，仍然算是大學嗎？如果大學僅僅是販賣學位的學店，又或是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更名也好，升格也好，都只是形式主義，對於推進大學理想的動力，又有何意義呢！

 

不是單靠努力，就可以計發展成亞太地區領先的應用型大學啊！

    應用型大學一般稱為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UAS），此類型的大學必須在大學求學期間到有關學科專業的公司或機構實習，熟悉業內情況和運作，好能讓畢業生在最短時間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應用型大學關鍵在開設的課程能符合當前澳門及國際社會的實用要求。目前理工六所學校開設的課程，相關部門是否有認真考量，真的只是「更名」就算了，還是心懷「升格」大志，按照行政長官的宣示，說「更名」實在太謙虛了，應該「升格」才真，要不然，為何要努力，成為亞太地區領先的應用型大學呢？

    亞太地區狹義是指東亞、東南亞等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地區、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上的各島嶼。實際上，有些國家的外交部，有些跨國公司及龐大組織亦常將亞太地區視為一個業務發展區域。所以，很難明確指定那些國家地區才是亞太區域。再者，根據不同定義，亞太地區有時也可能包含位於太平洋北側的俄羅斯以及太平洋東岸的美洲國家，就以以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為例子，會員國就括加拿大、智利、俄羅斯、墨西哥、祕魯及美國。要成為世界強國的領先應用型大學，有遠大志向是對的。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特區政府教育部門及理工大學本身，可有任何鴻圖大計，循序漸進地讓理工擠身亞太地區領先之地呢？

如有沒有創新研發又能轉移成實用的專業團隊及計劃呢？應用型大學都要有科研成果，作為一所理工大學，如何能讓國際社會眼前一亮，看到理工矚目的科研成果呢？這些都有待建設，市民大眾亦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