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誠可貴

 

匈牙利人，裴多菲•山陀爾（Shandor Petefi，一八二三—一八四九）曾寫下的著名詩篇《自由與愛情》：「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自此，裴多菲的詩留傳後世，甚至成為警世恆言。的確，每一個人活在世上，人身的自由及內心的自由如同空氣般不可或缺。當人遇到不如意事，處理不了的衝突，或是自認身陷絕境而又孤立無援時，頓覺自由頃刻流逝。人會為生命，更會為愛情，甚至為爭脫一切羈絆的自由而了斷生命。無奈，自殺是一種充滿悲情、不滿、抗爭的踐行個人自由方式。   悼念兩位可能為自由而放棄生命的少年     十二月三日，一名十五歲初中三女學生早上懷疑從家中露台墮下倒斃。事後，司警曾接觸死者母親，根據口供，事發前，死者曾與母親因學業問題爭執。十二月四日，據《力報》報導，教青局局長老柏生出席電台節目《澳門講場》時表示：「局方第一時間已經與學校溝通，校方收到消息已即時啟動相關機制，目前沒有收到報告指該名學生事發前有輕生徵兆，亦沒有涉及學業壓力和欺凌問題，他解釋目前沒有確實和絕對的資訊證實學生是輕生，目前警方只是列作墮樓案件處理，但強調局方好多工作可以『做多啲』，在生命教育方面多探討。老柏生認為，傳統教育教導學生向前衝及奪冠，但至於安身立命、遇到挫折時、受傷時如何解決，未來要加強生命教育工作，令學生能夠更正向地生活。 談及學生心理支援，老柏生指求助個案沒有上升。」      沒料到，言猶在耳，十二月十一日上午，黑沙環又發生懷疑跳樓事件，一名十六歲男中學生由單位廚房花籠缺口縱身躍下，倒斃大廈七樓平台。據死者父親表示，死者生前曾與家人發生口角。 據死者父親表示，死者性格內向，前日曾與家人發生口角。社會工作局呼籲居民關心自己、家人及親友的情緒。如有需要，可致電社會服務機構或社工局電話輔導熱線，尋求傾訴與所需協助。     網上搜尋，青少年自殺已經成為都市日常，尤其亞洲社會。去年，香港青少年自殺率大幅上升50%。據了解，中國是世界上兒童自殺第一大國，每年约有十萬青少年死於自殺，每分鐘就有兩個人死於自殺，還有八個自殺未遂，而且大部份都跟學業有關。中國及香港年年都高喊教育減負，自殺率卻有升無降，問題在那裡？有何教育處方？眼下這股自殺潮有蔓延到澳門的跡象，值得深思與行動。

 

 可以『做多啲』之一：讓生命教育課中尤其自殺論置於一切課堂之上

    多年前，澳門熱切推行生命教育，甚至邀請台灣生命教育專家紀潔芳教授蒞澳開課，培訓很多對生命教育導師。不過，生命教育如斯廣闊，中國人對死視為畏途，有關自殺的教育難以走進尋常百姓家及學校課堂，更遑論引導學生明白知死，焉知生的可逆原理呢？

    目下的中小幼教育課程，顯然以外在的知識攝取為主要教育目標。生命教育當然重要，但永遠排在課堂教育的末端，甚至光說不教。長期以來，死亡教育永遠被謝絕於家庭與學校課堂以外。但是，人一旦處於生死關頭，試問中英數物理化學地理歷史能解燃眉之急嗎？能幫忙在生死一線之間產生一念之轉的積極作用嗎？誠如愛因斯坦前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應該是對人的熱愛，對客觀事物的專心認識，認識自殺，甚而死亡教育，何嘗不是首要的客觀事物的熱愛和專心課題呢？

 

可以『做多啲』之二：那一堂課有教善意溝通與衝突管理？

    溝通可以是一扇窗，釋放自由，讓我們看見彼此用心對話，聽懂彼此的感受與需要，然後作出善意的回應。溝通也可以是一道牆，審判我們，讓我們分隔兩邊，衝突頻繁，關係惡劣，甚至引起各種形式的衝突與暴力。可惜的地方，我們從小到大，從家庭到學校，都沒有正式的課堂學好善意溝通，據此，人與人的衝突與誤解日深，終有爆發，不可收拾的一天。

    上述兩起青少年自殺案都與家人衝突有關，試問我們有那一堂課有好好教導學生學習衝突管理呢？當親子學會衝突可以是意見不一致，從而懂得彼此尊重；當親子學會衝突可以是觀點對立，就可以透過理性討論與爭論、凝聚共識、求同存異、順應妥協、甚至暫時「存而不論」，容後再議等方式來處理，讓衝突管理導向善意解決問題的路上。

 

可以『做多啲』之三：課改引進社會科學課裡的自殺課堂

    當我們還停留在古希臘以來的傳統科目中打轉時，即語文、科學、數學、體育、美育及史地等。歐美先進諸國已經與時並進，將本來在大學才學到的科目轉化到中小學裡，如兒童哲學，社會學及心理學初階等科目。其中，法國非常看重視用哲學探討生命與死亡，而英美等國比較喜歡讓孩子從社會學及心理學認識生命及死亡，當然亦包括與所有人都有切身關係的自殺議題。

    談到自殺的社會學探討，不得不提這方面的先驅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一八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涂爾幹於一八九七年發表其名著《自殺論》，旋即引起國際關注，亦成為研究自殺的顯學。涂氏提出自殺有四種：

一、自我本位型（egoistic）：人是合群共生的動物，人一旦與他人分隔，孤立無援於社會體制外，便容易產生內在的矮化，例如自卑、憂鬱。因此，當與家庭及其他關係親密者發生爭執，而又認為自己不被理解時，逐漸斷絕與人接觸交往，長期經不起寂寞而容易萌生自殺傾向，甚至因為某些瑣事爭執引爆衝動的自殺行為。

二、失序型（anomic）：人需要安全感來穩住個人的生命價值，當社會文化的結構無法維持穩定性，譬如新冠肺炎肆虐，導致喪親；又或是因為如此而失業，影響個人的經濟時，自殺率會上升。這些都是屬於價值觀念失序出現的自殺浪潮。

三、利他型（altruistic）：

專指個人與民族或宗教有極強的精神聯繫，人會做出超越死亡的犧牲。例如屈原、文天祥之殉節；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神風敢死隊等為了榮耀自裁；狂熱信徒殉教，發動911自殺式爆炸案等。既有利他，亦有利己，深信死後得永生。

四、宿命型（fatalistic）：

當個人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誠如當下的香港，特別是年輕人覺得香港已經沒有未來可言，但又苦無出路，頓然成為宿命論者，只待一個偶發事件，牽動其尋死的情緒，就會自殺。

    這些典型容易理解的自殺社會學學習，就如注射流感防疫針般，產生預防警惕的教育功能，亦讓身陷困境的學生得到主動及被動的支援及輔導。談到輔導，亦是學校課程裡沒有的心理學。在國外，心理學裡的道德心理、道德判斷、同理心學習、傾聽技巧，都已經普級到中小學。都是這一句，人如果在困難時懂得善意溝通、衝突管理、找到願意傾聽及能傾聽的人幫忙，怎會走上自殺的絕路上呢？

 

    特區政府推出《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2021-2030》諮詢，文本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教育為重要的目標。問題是，以人為本的教育如何能幫助青少年擺脫自殺的念頭，甚至能勇於活下去，是繼續走老路仍靠中英數嗎？還是靠上述以人為本的核心素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