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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多啲』之一:讓生命教育課中尤其自殺論置於一切課堂之上
多年前,澳門熱切推行生命教育,甚至邀請台灣生命教育專家紀潔芳教授蒞澳開課,培訓很多對生命教育導師。不過,生命教育如斯廣闊,中國人對死視為畏途,有關自殺的教育難以走進尋常百姓家及學校課堂,更遑論引導學生明白知死,焉知生的可逆原理呢?
目下的中小幼教育課程,顯然以外在的知識攝取為主要教育目標。生命教育當然重要,但永遠排在課堂教育的末端,甚至光說不教。長期以來,死亡教育永遠被謝絕於家庭與學校課堂以外。但是,人一旦處於生死關頭,試問中英數物理化學地理歷史能解燃眉之急嗎?能幫忙在生死一線之間產生一念之轉的積極作用嗎?誠如愛因斯坦前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應該是對人的熱愛,對客觀事物的專心認識,認識自殺,甚而死亡教育,何嘗不是首要的客觀事物的熱愛和專心課題呢?
可以『做多啲』之二:那一堂課有教善意溝通與衝突管理?
溝通可以是一扇窗,釋放自由,讓我們看見彼此用心對話,聽懂彼此的感受與需要,然後作出善意的回應。溝通也可以是一道牆,審判我們,讓我們分隔兩邊,衝突頻繁,關係惡劣,甚至引起各種形式的衝突與暴力。可惜的地方,我們從小到大,從家庭到學校,都沒有正式的課堂學好善意溝通,據此,人與人的衝突與誤解日深,終有爆發,不可收拾的一天。
上述兩起青少年自殺案都與家人衝突有關,試問我們有那一堂課有好好教導學生學習衝突管理呢?當親子學會衝突可以是意見不一致,從而懂得彼此尊重;當親子學會衝突可以是觀點對立,就可以透過理性討論與爭論、凝聚共識、求同存異、順應妥協、甚至暫時「存而不論」,容後再議等方式來處理,讓衝突管理導向善意解決問題的路上。
可以『做多啲』之三:課改引進社會科學課裡的自殺課堂
當我們還停留在古希臘以來的傳統科目中打轉時,即語文、科學、數學、體育、美育及史地等。歐美先進諸國已經與時並進,將本來在大學才學到的科目轉化到中小學裡,如兒童哲學,社會學及心理學初階等科目。其中,法國非常看重視用哲學探討生命與死亡,而英美等國比較喜歡讓孩子從社會學及心理學認識生命及死亡,當然亦包括與所有人都有切身關係的自殺議題。
談到自殺的社會學探討,不得不提這方面的先驅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一八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涂爾幹於一八九七年發表其名著《自殺論》,旋即引起國際關注,亦成為研究自殺的顯學。涂氏提出自殺有四種:
一、自我本位型(egoistic):人是合群共生的動物,人一旦與他人分隔,孤立無援於社會體制外,便容易產生內在的矮化,例如自卑、憂鬱。因此,當與家庭及其他關係親密者發生爭執,而又認為自己不被理解時,逐漸斷絕與人接觸交往,長期經不起寂寞而容易萌生自殺傾向,甚至因為某些瑣事爭執引爆衝動的自殺行為。
二、失序型(anomic):人需要安全感來穩住個人的生命價值,當社會文化的結構無法維持穩定性,譬如新冠肺炎肆虐,導致喪親;又或是因為如此而失業,影響個人的經濟時,自殺率會上升。這些都是屬於價值觀念失序出現的自殺浪潮。
三、利他型(altruistic):
專指個人與民族或宗教有極強的精神聯繫,人會做出超越死亡的犧牲。例如屈原、文天祥之殉節;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神風敢死隊等為了榮耀自裁;狂熱信徒殉教,發動911自殺式爆炸案等。既有利他,亦有利己,深信死後得永生。
四、宿命型(fatalistic):
當個人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誠如當下的香港,特別是年輕人覺得香港已經沒有未來可言,但又苦無出路,頓然成為宿命論者,只待一個偶發事件,牽動其尋死的情緒,就會自殺。
這些典型容易理解的自殺社會學學習,就如注射流感防疫針般,產生預防警惕的教育功能,亦讓身陷困境的學生得到主動及被動的支援及輔導。談到輔導,亦是學校課程裡沒有的心理學。在國外,心理學裡的道德心理、道德判斷、同理心學習、傾聽技巧,都已經普級到中小學。都是這一句,人如果在困難時懂得善意溝通、衝突管理、找到願意傾聽及能傾聽的人幫忙,怎會走上自殺的絕路上呢?
特區政府推出《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2021-2030》諮詢,文本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教育為重要的目標。問題是,以人為本的教育如何能幫助青少年擺脫自殺的念頭,甚至能勇於活下去,是繼續走老路仍靠中英數嗎?還是靠上述以人為本的核心素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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