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打個靚卡可以連命都不要

 

    近年，澳門東望洋新街向新葡京酒店方向，成為旅客趨之若鶩的打卡熱點。無論日夜，總有人群聚集，有人為了攞到「國家地理同款機位」，不惜走出馬路中央，甚至如模特兒般在車道上擺姿勢、貓步而行，險象環生，只為捕捉一張自認完美的照片。當局近日終於在現場懸掛警告橫額，提醒拍照者注意安全。然而，當橫額高掛，我們是否更應該問：為何一張照片，可以令人連命都不要？

    這並不是一句誇張的修辭，而是當代社交媒體文化的一個縮影。在流量至上的時代，一張「爆款照片」似乎具有某種魔力，它能讓一條原本普通的小街，一夜之間躍升為全球旅遊清單上的新地標；同時，也可能讓人忽視最基本的安全與理性判斷。

 

從一張學生作品說起：小街如何走進世界地圖？

    東望洋新街並非傳統旅遊指南上的必到景點。它的爆紅，源於澳門一位在外地讀大學的澳門學生放假回澳後，偶然路過東望洋新街，靈機一觸拍攝的一張作品，成功登上《國家地理雜誌》的攝影專欄。

    照片中，老街的狹窄街道形成強烈透視線條，遠方矗立的金碧輝煌新葡京高樓，在藍調時刻映襯下，呈現出舊城與未來感並置的視覺衝擊。那一刻，澳門的城市肌理被重新詮釋——不再只是博彩城市，而是一座時間交錯的城市。老街的灰牆與摩托車，新葡京的金色蓮花造型，在同一畫框中對話。

    不僅僅是東望洋新街成為打卡熱點，原來，點子真的很簡單，只要在商店外牆弄一個澳門兩個大字，再加一點美工圖案設計，就馬上成為遊客蜂擁打卡的景點。然後，影像在社交媒體瘋傳，就成為一個必去不可的打卡點了。

    影像一旦被國際平台認證，便賦予場景某種「身價暴漲」的感覺。從此，東望洋新街不再只是居民出入的生活空間，而是全球攝影愛好者心目中的打卡勝地。在數位時代，一張照片不再只是紀錄，而是一種文化符號。一旦被社交媒體演算法放大，它便能迅速複製、傳播，甚至重塑一座城市的形象。

 

為何這個點如此受到熱烈追捧？

    新葡京酒店獨特的外形，在城市天際線中極具辨識度。當它與東望洋新街兩旁低矮民居同框，產生強烈比例落差與時代衝突感。這種「城市拼貼」效果，本身就具有戲劇張力。

    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斜射光為老街添上溫暖層次；六點到七點藍調時刻則營造賽博朋克般氛圍。天空藍調與新葡京燈光交織，形成極具電影感的畫面。只要導航至「美佳大廈」或某越南牛肉粉店門前，站在東望洋新街與東望洋斜巷交界處，配上24–70mm或70–200mm鏡頭，就能複製「成功樣板」。就算是一台手機，當美學變成SOP，人人都能成為「國家地理攝影師」。

    在社交媒體時代，「可複製」就等於「可傳播」。當一個景點能被精準定位、標準化拍攝、快速上傳，它就會迅速變成全球旅客的「集體拍照任務」。某程度上說，東望洋新街的爆紅，是演算法與人類模仿本能共同作用的結果。

 

打卡的心理學原理ABC

    打卡行為並非單純紀錄，而是一種深層心理機制的展現。最明顯的莫過於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人在群體中尋找歸屬。當社交平台出現大量「東望洋同款」照片，個體會感受到一種隱性壓力：我是否也應該來參與？這種從眾心理，往往導致遊客蜂擁而上。

    再者，害怕錯過（FOMO，Fear of Missing Out）是現代焦慮的一種形式，又稱「錯失恐懼症」。它指因擔心錯過新鮮事、社交活動或機會，而產生焦慮與不安。

社交媒體進一步放大這種心理。當我們看到別人不斷分享旅行、美食與打卡照片時，很容易產生比較心理與挫敗感，甚至覺得自己的生活不如別人精彩。

    此外，多巴胺迴路亦扮演重要角色。按下快門，上傳平台，收到讚好與留言，大腦會釋放多巴胺。這種即時回饋機制，使打卡行為具有某種成癮特質。最後，是表演性自我（Performative Self）的心理。法國社會學家高夫曼曾指出，人生如舞台。我們在公共空間與社交媒體上，都在經營一個「可觀看的自我」。東望洋新街，不只是背景，而是一個舞台；新葡京酒店，則像舞台上的佈景板。旅客在馬路中央擺姿勢，其實是在演繹一種時尚影像文化，就像雜誌封面般自信。問題是，這條街不是攝影棚，而是一條仍有電單車與汽車往來的公共道路。

    當流量高於理性，問題的核心在於，當虛擬認可的價值高於現實風險時，理性便退場。心理學研究指出，人往往低估低概率高後果事件。例如有人會想：「車應該唔會撞到我。」這種樂觀偏誤（Optimism Bias）使人忽視真實危險。面事件發生的機率，並低估負面事件（如生病、事故、意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普遍認為「壞事不會輪到我」。此種心理機制根植於人性，雖能帶來希望與勇氣，但常導致風險評估不足、不理性的決策與盲目自信。 

    人們傾向認為自己比平均水平更幸運，且能較好地掌控未來。這種心理現象告訴我們，即使明知統計數據，人仍會相信自己是例外。例如：吸菸者相信自己患肺癌的機率小於他人。另外，這種過於樂觀的心理其實是一把雙刃刀，往好處想就是激勵行動、減少焦慮、提高面對病痛的存活率。往壞處想就是導致盲目冒險、低估工作成本與時間、拒絕健康檢查等錯誤決策。人的大腦並非我們想像的理性，大腦對未來過度自信，常將失敗歸咎於外部因素，並將成功歸功於自己。

    當一群人同時走出馬路拍照，個體責任感會被稀釋。「大家都咁做」，於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並不需要特別小心。再加上時間壓力。藍調時刻只有短短十幾分鐘，日落轉瞬即逝。當人們急於在最佳光線下拍攝，理性判斷便更容易被情緒取代。一張照片的價值，被誤置於生命之上。這正是當代視覺文化最荒謬的一面。

誰的街道？城市空間倫理的提問人人有責

    東望洋新街原本屬於居民生活空間。當旅客佔據馬路中央拍照，交通受阻、居民出入困難，甚至隨時引發意外。這涉及一個重要課題，旅遊權利與居民生活權利如何平衡？

    澳門作為旅遊城市，理應歡迎遊客；但城市不應因流量而犧牲基本安全與生活品質。世界各地其實已有類似案例。例如日本京都祇園地區曾因遊客過度拍攝藝妓而限制拍照；冰島一些熱門景點亦設置安全區域，避免旅客在懸崖邊緣冒險拍攝。

這些經驗都提醒我們，旅遊景點的成功，不能以公共安全為代價。

    若東望洋新街長期成為熱門拍攝點，政府可以考慮更積極的管理方式，例如：

設立明確拍攝區域，以地面標線或安全拍攝平台，引導旅客在特定位置取景。在藍調時刻試行短時間交通管制，例如單向慢行或局部封閉車道。加強現場巡查與勸導，避免單靠橫額提醒。與旅遊局合作，在社交媒體平台宣傳安全拍攝守則。長遠而言，亦可考慮將該地段改造為小型觀景步行段，讓旅客安全拍攝。另一方面，旅客也應承擔基本責任。尊重交通規則，不踏入行車道，使用長焦鏡頭取代走近取景。「靚相」不等於「冒險」，生命比流量更重要。

 

教育與媒體的角色

    學校與媒體亦應培養青年人的媒體素養。年輕人需要理解影像背後的運作機：

哪些照片是經過精心設計？哪些風險被刻意忽略？當學生明白社交媒體的「完美畫面」往往只是精心剪裁的片段，便較不容易盲目追逐所謂的爆款景點。那位拍攝登上世界舞台的學生，本意或許只是分享城市之美；但當影像被大量複製，便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集體效應。影像有力量，也有責任。

    城市之美，在於人與空間的和諧共存，而不是危險的戲劇張力。當我們為了「打個靚卡」而走到馬路中央，其實正把自己變成一場賭博的籌碼。澳門從不缺少風景，缺少的只是對生命的敬畏。東望洋新街可以繼續是攝影熱點；新葡京酒店可以繼續在藍調中閃耀。但我們必須確保，相機後面的那條生命，能夠安全回家。真正值得炫耀的，不是一張驚險的照片，而是拍完照片後，仍能平安與家人共進晚餐的那一刻。

 

見家長派成績表所為何事

 

    每逢段考或學期結束，學校都會安排見家長派成績表。對不少班主任而言，很多家長就像失蹤人士，平時想約見難過登天。而眾所周知，家長的「軟肋」就是孩子的成績，所以，最容易找來家長的方式莫如派成績表了。對學生而言，這一天既期待又緊張；對一些家長而言，則可能是一場「審判日」。有人擔心孩子成績不好被老師批評，也有人擔心回家後要面對家長的責備。當然，派成績表為許多教師而言，實在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要知道，今天消費者權益高漲，許多緊張孩子成績的家長，甚至是比較無理的家長就會趁此機會向學校問責，會無理質問說：「我信任學校才會送孩子來，沒想到學校的表現如此不堪。」

    然而，如果我們回到教育的本質來看，見家長派成績表的真正目的，從來不只是公布分數或排名，更不是要製造壓力，而是希望透過親師面對面的交流，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行為表現與身心發展，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共同思考最適合孩子的教育方式。換言之，成績表應該是一個「對話的窗口」。

成績表的真正意義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績表似乎只是一張列出各科分數和等級的文件。然而在教育實踐中，成績表其實是一種綜合評估，反映學生在一段時間內的學習成果、學習態度以及整體發展。

    見家長派成績表，首先是讓家長了解孩子在校的實際狀況。老師在日常教學中，不僅觀察學生的學習能力，也會注意他們的課堂參與、與同學的互動、人際關係以及情緒狀態。透過面談，家長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而不只是單一的考試分數。

    其次，這也是建立親師合作關係的重要機會。教育從來不是學校單方面的責任，而是一種家庭與學校共同參與的過程。當老師與家長能夠坦誠交流，分享對孩子的觀察與期望，就更容易形成「教育共同體」，共同協助孩子面對學習上的困難或成長中的挑戰。

    此外，見家長的過程也提醒我們，教育應重視努力與過程，而不只是結果。很多時候，孩子的分數未必完全反映他們的付出與進步。如果家長能夠看到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的努力，給予鼓勵與肯定，往往比單純追求高分更能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最後，成績表也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家長與老師一起討論解決方案。若學生在某些科目出現困難，可以透過面談找出原因，調整學習方法或提供額外支持。這樣的對話，不只是關於分數，而是關於如何幫助孩子更好地成長。

不要讓分數定義孩子

    孩子把成績表帶回家時，家長的反應往往對孩子影響深遠。有些孩子在交出成績表時手心冒汗，並不是因為分數本身，而是害怕家長的反應。事實上，無論是家長還是孩子，在看到成績後產生情緒反應都是很正常的。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自然會感到喜悅；當成績不如預期時，失望、焦慮甚至憤怒也可能出現。

    教育心理學家指出，關鍵並不是要壓抑情緒，而是如何表達與處理這些情緒。當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感受，同時保持理解與支持，孩子就比較容易接受現實並思考改進方法。例如，家長可以先問孩子：「你覺得這次考試怎樣？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透過這樣的開放式提問，家長能更清楚了解孩子的想法，也能讓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如果孩子因成績不理想而感到沮喪，家長可以和孩子一起深呼吸、散步、運動或聽音樂，讓情緒先平復下來。很多時候，一個溫暖的擁抱，比長篇說教更有力量。

    不少教育研究指出，過度強調分數與排名，容易讓孩子把自我價值與成績綁在一起。一旦成績不好，就會產生「我不夠好」的自我否定。因此，家長在面對孩子成績時，應避免使用貶低人格或能力的語言。例如「你怎麼這麼笨」、「你永遠都考不好」等話語，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會傷害孩子的自尊心，甚至令他們失去學習動力。更好的做法，是將焦點放在學習過程與努力上。例如與孩子一起檢視試卷，找出失分的原因，是因為粗心大意？還是概念不清？還是時間分配不當？透過這樣的分析，孩子可以逐漸學會反思自己的學習方式。當家長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一起面對問題，孩子就不會把成績視為一種懲罰，而是一個改進的機會。

    對於學習成績優秀的孩子，家長也不必只停留在學業成就上。教育專家建議，可以鼓勵孩子在學業以外的領域尋找新的挑戰，例如參與運動、藝術、社會服務或興趣活動。這樣不僅有助於培養多方面能力，也能避免孩子因為成績優異而產生過大的壓力或過度競爭心態。事實上，有些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生，反而更容易出現焦慮與心理壓力。至於成績稍遜的孩子，家長更需要幫助他們設定合理且可達成的目標。例如一個學生這次考了30分，如果家長要求他下次一定要考到90分，這樣的目標往往過於遙遠，反而令孩子感到挫敗。

    相反，如果目標是提升到40分或50分，雖然進步不算巨大，但對孩子而言卻是實際可行的挑戰。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以和他一起反思，這次為什麼會進步？是不是因為更早開始溫習？還是多做了練習？透過這種方式，孩子不僅看到自己的進步，也能逐漸建立自我管理與反思能力。

成績單禮物是否必要？

    近年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下，「成績單禮物」逐漸成為一種流行現象。有些家長會在孩子成績理想時送禮物作為獎勵，例如玩具、電子產品甚至旅遊。然而教育專家指出，禮物並不是必要的。比起物質獎勵，孩子更需要的是父母的理解與支持。

    當孩子把成績表交到父母手中時，一句「我為你感到驕傲」，一個真誠的擁抱，往往比任何禮物更有價值。這樣的支持，不只在成績優秀時重要，在孩子表現不理想時更顯得珍貴。如果孩子只有在高分時才得到肯定，便容易形成「成績至上」的價值觀；但如果無論結果如何都能感受到父母的關愛，孩子就更有勇氣面對失敗。

把挫敗變成成長機會

    當孩子成績不理想時，家長往往會感到失望。但其實，一次考試的成敗，只是學習過程中的一個小驛站。更重要的是，家長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引導孩子學會面對挫敗。首先要處理的是情緒，而不是立即追究責任。當情緒平復後，再與孩子一起分析問題，尋找改進方法。接下來，可以制定具體而可行的學習計劃，例如每天固定時間溫習、定期複習錯題，或採用科學的學習方法，例如利用「艾賓浩斯遺忘曲線」安排複習時間。如果孩子在某些科目上確實感到困難，也可以主動與老師溝通，尋求協助，甚至安排適當的補習或學習支援。

    同時，家長也應留意孩子的整體生活狀況。例如睡眠是否充足？是否有運動與休閒時間？是否能發展自己的興趣？一個身心健康的孩子，才有足夠的能量面對學習挑戰。

人生的成績表比學校成績表更重要

    其實，人生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形式的「成績表」。在職場上，我們會接受上司的評價；在家庭中，伴侶之間也會有彼此的期望；在社會中，人們亦會對我們的表現作出評價。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看到我們的錯誤，而是能夠理解與欣賞我們的努力。同樣地，孩子也需要被看見、被理解。因此，當我們面對孩子的成績表時，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不只是一份學業報告，而是一個陪伴孩子成長的機會。

    見家長派成績表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比較誰考得高、誰考得低，而是在於建立親師之間的合作關係，共同支持孩子的成長。作為家長，我們最重要的角色，並不是成績的監察官，而是孩子成長路上的同行者與支持者。當孩子遇到困難時，我們可以陪他們一起尋找方法；當孩子取得進步時，我們可以真心為他們喝采。

    教育的目的，從來不只是培養高分學生，而是培養能夠面對人生挑戰、擁有自信與責任感的人。如果孩子每次收到成績表，都能感受到父母的理解與支持，那麼這張小小的成績單，就不再是壓力的象徵，而會成為親子共同成長的一段珍貴記錄。

如何重塑孩子的好奇心

 

    今天，學校高舉AI激發學生的好奇心的旗幟，骨子裡仍然是一個死記硬背的幽靈在主宰整個填鴨式教育。白天，孩子們在學校已經被填鴨到喘不過氣，放學後還要上補習社繼續高強度的填鴉，更甚的回家後，仍然要接受直升機父母、又或是虎爸虎媽的煎熬。顯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要考的知識全塞進腦袋，而又能在測驗考試時一字不漏不錯地寫在考卷上，以獲取優異成績。

    在功課、測驗與排名構成的教育鬥競場裡，我們習慣用「努力」與「自律」來形容好學生，卻很少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孩子是否仍然對世界充滿好奇？根據發表於《心理學年評》的研究綜述，由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睡眠與認知中心的Poh Jia-Hou與美國杜克大學的R. Alison Adcock領導的團隊指出，好奇心不只是情緒狀態，而是一種會改變大腦運作模式的力量。當人真正想知道答案時，大腦會進入一種「探究狀態」，不僅更容易記住問題本身的答案，甚至連同時出現、毫不相關的資訊也會被更牢固地儲存。我們是否誤把壓力當成學習的引擎，卻忽略了好奇心才是記憶與理解的真正催化劑？

什麼是真正的好奇心？

    其實，每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就天賦爆發的好奇心，靠著這份好奇心，才能打開他們生存及成長的大門。可惜，許多父母誤以為好奇就是八卦，錯！好奇完全是一份讓人驚喜的「探究狀態」。研究者設計了一個有趣的實驗，讓受試者閱讀不同程度吸引力的瑣碎問答題，在等待答案揭曉時，螢幕會隨機閃現一些陌生人臉照片。結果發現，當問題本身引發高度好奇時，受試者不僅更牢記答案，連那些毫不相關的人臉照片也記得更清楚。

    這說明什麼？好奇心會讓大腦進入「海綿模式」。當大腦產生多巴胺和調控獎賞行為的關鍵腦區，即腹側被蓋區（VTA）被激活時，與記憶相關的海馬體也同步運作，大腦的獎賞系統被喚醒，整個神經網絡處於高度開放、準備連結的狀態。真正的好奇心，並不是隨意打聽或追逐新奇，而是一種內在的探問衝動，會不斷發出「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換個角度會如何？」「這和我已知的東西有什麼關聯？」這種狀態本質上是主動的，是由內在動機驅動的，而不是由外在壓力推動的。誠如牛頓對蘋果直線下墜非常好奇，達爾文對課室窗台旁穿梭的螞蟻驚奇不已，就是這一份好奇心，才引領他們成為偉大的科學家。

    相對地，當學習是出於來自他律的要求與恐懼，例如害怕考不好、害怕被責備，大腦會啟動杏仁核，釋放大量去甲腎上腺素。注意力變得狹窄，只聚焦於單一的死知識記憶，卻難以建立概念之間的深度聯繫與理解。

    研究中另一個實驗顯示，一組學習「如何賺錢」，另一組學習「如何避免電擊」。避免電擊組在單一事實的記憶上更精準，但在整體概念連結上明顯較弱。換句話說， 壓力強化「孤立記憶」，而好奇心強化「結構性理解」，這個差異，正是填鴨式教育成效長短期落差的關鍵。

為什麼學校教育磨蝕孩子的好奇心？

    當教育制度以排名與升學為核心，孩子從小就被訓練在壓力下學習。「這次考不好，你的人生就完了。」「這一題一定要背熟，考試會出。」在這樣的語境中，學習被標示為「緊急且暫時」。大腦把知識歸檔在應急資料夾裡，考完即刪除。這正是許多學生應付完高壓的測驗考試後，很快就忘記已經學過的知識。他們從未真正整體理解知識，只是在壓力下儲存碎片記憶。

    再者，標準答案壓抑提問能力。真正的好奇心來自問題，而不是答案。然而在課堂中，提問往往被視為打斷進度；標準答案比探索過程更重要。孩子漸漸學會一件事，問題沒有價值，只有正確答案才有分數。久而久之，好奇心被「效率」取代，被「進度」消耗。

    無聊與冷漠的課堂氣氛更打擊學生的學習好奇心。研究指出，既沒有好奇也沒有壓力的狀態，大腦會問：「這重要嗎？」若沒有明確意義訊號，大部分資訊都不會被儲存。枯燥的課堂，正處於這種灰色地帶，既不激發探究，也不產生威脅。孩子於是學會放空。

好奇心才是提升記憶力的真正關鍵

    記憶力不是死背能力，而是連結能力。家長與學校期待孩子「記得牢」，但記憶並不是容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好奇心促進概念之間的連結，使知識形成網絡。當一個概念與生活經驗、情緒感受產生連結時，它就不再是孤立的事實，而是有生命的理解。

    好奇心帶來「額外記憶效應」，研究顯示，好奇心甚至會增強同一時間出現的無關資訊記憶。這說明，好奇狀態會提升整體神經可塑性。換句話說，好奇心不是只幫助一題，而是提升整體學習品質。

    長期理解勝於短期成績，這是學校、家長、甚至孩子都欠缺的見解。壓力模式適合短期精準記憶，例如背公式、背單字。但真正的學習需要轉換到開放模式，讓大腦問：「這和我學過的有什麼關係？」只有這樣，孩子才可能在數年後仍然記得，而不只是考場上的瞬間卓越表現。

家庭與學校如何重塑孩子的好奇心？

    家庭是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所學校，亦是孩子啟動好奇心的啟蒙中心。所以，父母要不斷激發孩子的好奇心。誠如許多家庭教育專家所言，把「為什麼」帶回日常的閒話家常中，就能輕而易舉地引發孩子的好奇心。家長可以改變語言方式，如少用命令句，如說：「快去做功課。」而改為說：「你覺得為什麼做功課會很苦惱，讓我們一起面對。」

    家長經常幫孩子溫習，可以把考試重新定義為「檢驗理解的工具」，而非「決定未來的審判」。換言之，好奇是一個漫長的探索歷程，不要再短視強求立竿見影的成效，慢慢，孩子的好奇心得到悉心的重塑，學習能力就能穩固地發展。

    當然，父母的身教非常有用，如示範好奇，而非監督成績。孩子不會因為被要求而好奇，但會因為看見好奇而學會好奇。當父母在生活中主動查資料、討論新聞、探問現象，孩子會理解學習不是為了分數，而是為了理解世界。

    近年，許多心理學家，大力提倡允許無用的探索時間，即是說不是每一段  時間都必須產出成果。讓孩子發呆、拆東西、胡思亂想，是培養探究狀態的重要空間，這片土壤得到悉心栽培，好奇心的就會開花結果。

    學校層面可以在教學設計方面進行雙模式切換。研究指出，不同階段需要不同大腦狀態，如 基礎階段專注細節，給予適度壓力。到了理解階段，就開放連結，進行好奇驅動。教師可以設計課堂節奏，先講解基礎知識，再透過討論、繪製概念圖、案例應用，引導學生問問題。

    如果評量只測單一記憶知識，學生自然用壓力模式應對。若評量加入概念連結題、情境應用題、自我解釋題，學生就必須啟動探究狀態。好奇心需要心理安全感，當錯誤不再被羞辱，而被視為理解過程的一部分，大腦才敢保持開放。

從控制到引導：教育的價值轉向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一個殘酷事實，傳統教育經常本末倒置。我們用壓力促成成績，卻犧牲理解；用競爭強化記憶，卻磨蝕好奇。若教育目標是培養終身學習者，那麼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增加課時或補習，而在於教會孩子辨識並切換大腦狀態。當孩子知道什麼時候需要專注記憶，什麼時候應該放鬆探索，如何把威脅重新定義為挑戰，他們就不再被考試控制，而是能主動運用自己的神經系統。

    讓大腦自然學習，而非被迫記憶，重塑孩子的好奇心，不是讓課堂變得娛樂化，而是讓學習回到人類本能，對未知的渴望。真正的記憶力，不來自逼迫，而來自連結；真正的成就，不來自恐懼，而來自理解。如果我們願意從家庭與學校共同改變語言、評量與心態，讓孩子重新進入「海綿模式」，那麼記憶力的提升將不再需要焦慮驅動。孩子不需要被逼得更努力，他們需要被允許更好奇。而當好奇心被喚醒，大腦自然會替他們完成我們一直期待的那件事，真正記住，並真正理解。

「軍人睡眠法」可以解決失眠的困境嗎？

 

    澳門居民失眠情況非常嚴重，二○二○年，新冠肺炎爆發初期，有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機構調查發現，只有27.6%居民有失眠，但是，到了二○二二年，調查發現飆升到49％的居民有失眠癥狀，這個數字與其他地區相比亦偏高，疫情期間中國大陸一般民眾的平均失眠率只有24％，跨國比較調查的數字則是36.7%。

    如果說有什麼事情，是現代人最想「立刻做到」、卻又最難掌控的，那大概就是睡覺。躲進被窩的那一刻，身體疲憊，眼睛酸澀，大腦卻像被按下了加速鍵。念頭一個接一個浮現，今天沒完成的事、明天要面對的壓力、社交媒體上的碎片資訊，甚至只是「我怎麼還沒睡着」這個念頭本身，都足以讓人徹夜清醒。於是，失眠不再只是個人偶發的困擾，而成了都市人的生活寫實。失眠並不是單一病因導致的醫學問題，而是一種與文化、制度、科技與心理狀態密切交織的現象。

    現代社會對人的要求，顯然與人類演化出的自然生理節奏背道而馳。白天，我們被要求長時間專注、迅速反應、即時回覆訊息；夜晚，卻又被期待在短短幾分鐘內完全放鬆，順利入睡。問題在於，神經系統並不是可以即時切換的開關。交感神經在白天被不斷刺激，副交感神經卻被命令在夜裡立刻接手，這種違反身體節律的要求，正是許多失眠問題的根源。

    手機螢幕的藍光只是表象，更深層的影響在於資訊的無限供應。短影片、即時新聞、社交平台的回饋機制，讓大腦長時間處於興奮與期待狀態。即使人已經躺在床上，身體靜止，大腦卻仍在運轉，彷彿白天尚未真正結束。這種「身體想睡、腦袋不肯停」的狀態，正是許多現代人最熟悉的夜晚。

    更弔詭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睡眠本身反而被績效化了。智慧手錶記錄睡眠時數與深層睡眠比例，網絡文章告訴你「成功人士都凌晨五點起床」，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種「高效睡眠」技巧。於是，原本應該是最不需要努力的事情，變成了一場需要監控、比較與達標的任務。當一個人躺在床上不斷檢視「我是否睡得夠好」，焦慮自然隨之而來，而焦慮正是睡眠最大的敵人。

    正因如此，當中醫、西醫、精神科與心理治療各自提出解方時，往往都只能處理失眠的一個面向。中醫將失眠視為整體失衡的結果，從心肝脾腎的調和著手，強調作息與體質的長期調養。這種觀點溫和而全面，卻難以滿足急於見效的現代人。西醫與精神科則傾向將失眠視為可診斷、可治療的疾病，透過藥物迅速改善睡眠，卻也伴隨依賴性與副作用的隱憂。心理治療，特別是認知行為治療，則指出失眠往往是一種「學會的狀態」，源於對睡眠的錯誤信念與條件反射，治療效果紮實，卻需要時間與高度配合。

「軍人睡眠法」是什麼？ 

    「軍人睡眠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紅。這套源自二戰時期的放鬆技巧，原本是為了讓美軍飛行員在高壓、噪音與不穩定環境中迅速恢復精神。方法本身其實並不神秘，透過漸進式肌肉放鬆、呼吸調節與想像安全畫面，引導身體進入放鬆狀態。從心理學角度看，它融合了冥想、正念與身體掃描等元素，是一種成熟且合理的放鬆訓練。

    問題不在於這個方法是否「科學」，而在於它被包裝成「兩分鐘入睡」的承諾。BBC採訪的睡眠專家指出，這樣的時間預期本身，反而可能成為失眠的推手。當一個人照做卻沒有如期睡著，內心的自我懷疑與焦慮會迅速升高，身體的警覺系統再次被啟動，結果自然是更加清醒。

    值得注意的是，軍人使用這套方法的前提，與多數現代人截然不同。他們往往處於高度疲勞、作息規律、生活結構明確的狀態，睡眠只是恢復體能的必要環節。而現代人的失眠，往往不是缺乏技巧，而是生活本身缺乏讓人真正放鬆的條件。在一個連休息都需要被合理化的社會裡，任何助眠方法都難以單獨發揮魔法般的效果。

    因此，軍人睡眠法並非毫無價值，但它真正的作用，並不是保證你立刻入睡，而是幫助身體重新學會「放鬆」這件事。如果它被當成一種不帶成敗標準的夜間儀式，一種讓注意力從白天的緊繃狀態慢慢撤離的過程，它或許能在長期中發揮作用；若被當成一項必須達標的睡眠考核，它反而可能加重失眠。

    如果我們願意把目光從「怎樣最快睡著」移開，轉而思考「怎樣的生活，才能讓人安心入睡」，也許答案會更接近現實。真正的助眠，從來不只存在於某一套技巧之中，而是藏在一個允許人慢下來、不必時刻證明自己價值的生活節奏裡。當夜晚不再被視為白天的延伸，而是一段被尊重的休息時光，睡眠，或許就不需要那麼努力了。

失眠的核心，不只是「睡不著」，必須對症下藥

    從科學角度來看，失眠大致可分為三類：入睡困難、容易醒來，以及清晨過早醒來。表面上看似不同，背後卻常指向同一個機制，就是「過度警覺」。換言之，失眠者的神經系統在夜間仍維持著白天的警戒狀態，心跳偏快、皮質醇濃度偏高、大腦皮層活躍度未下降。因此，真正有效而副作用較低的助眠策略，必須圍繞兩個方向：一是降低神經系統的過度喚醒；二是重新建立穩定的睡眠節律。

第一層建議是重建生理節律：人類的睡眠並非憑意志決定，而是受生理時鐘主導。若白天光照不足、作息不規律、晚間暴露於強光與螢幕藍光，褪黑激素分泌便會延遲。與其尋求快速入睡的技巧，不如優先調整日間生活。固定起床時間，比固定入睡時間更重要，即使前一晚睡得不好，也盡量在固定時間起床。穩定的起床時間會逐漸校正生理時鐘。早晨曬太陽至少二十分鐘，自然光是最強的生理節律調節器。早晨光照能抑制褪黑激素，讓夜間分泌時間更準確。睡前九十分鐘避免強光與電子螢幕，若必須使用手機，可調至夜間模式並降低亮度。晚間避免高強度運動與大量進食，運動宜安排在下午或傍晚較早時段。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習慣，其實比任何單一技巧更具長期效果。

第二層建議是認知行為治療：在國際睡眠醫學界，「失眠的認知行為治療」被視為一線治療方式，其長期效果優於單純藥物治療，且幾乎沒有副作用。嚴格執行床只用來睡覺，不在床上撥手機、追劇或處理公事。若二十分鐘仍無法入睡，起身到昏暗處閱讀或放鬆，困倦再回床。計算實際睡眠時間，暫時縮短臥床時間，使睡眠變得更集中，待效率提升後再逐步延長。再者，修正錯誤信念，例如「今晚睡不好，明天一定完蛋」這類災難化思維，往往加劇焦慮。研究顯示，這種治療方法能顯著縮短入睡時間、減少夜間醒來次數，其效果可維持數年。這是一種需要耐心但安全有效的方法。

第三層建議是放鬆訓練與身體介入：軍人睡眠法屬於放鬆訓練的一種。除了它，還有幾種經實證支持的技巧，如漸進式肌肉放鬆，從腳趾到額頭，逐一收緊五秒再放鬆，幫助身體感知緊繃與鬆弛的差異。執行2. 4-7-8呼吸法，吸氣四秒、閉氣七秒、吐氣八秒，透過延長呼氣時間刺激副交感神經。當然，現代人必須好好學正念冥想，專注呼吸或身體感受，不評價念頭，讓大腦逐漸脫離反芻思考。這些方法不保證「兩分鐘入睡」，但可降低整體喚醒水平。若持續練習數週，效果會較為明顯。

第四層建議是補充品的審慎使用：筆者從不建議服食安眠藥，因為只能產生麻醉作用。至於褪黑激素補充劑，對於生理時鐘延遲者可能有幫助，但劑量與服用時間需專業指導，否則效果有限。市面上的草本產品如纈草、洋甘菊等，證據較為有限，但副作用通常較低，可作為輔助，而非主要治療。

第五層建議是重塑「睡眠態度」：或許最被忽略的一點，是我們對睡眠的態度。當睡眠被績效化，它便成為壓力來源。心理學研究指出，「接納」失眠，反而能降低焦慮。若偶爾睡不好，允許自己第二天狀態稍差，而不是放大其後果。身體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具調節能力。與其追求完美的八小時，不如追求穩定與規律。睡眠品質往往隨著焦慮下降而自然改善。

我們是否正在使用AI訓練「不再思考的一代」

 

    近年來，「科技能否真正提升學習成效」這個問題，再次成為教育界與學界的焦點。今年一月，澳洲神經科學家傑里德．庫尼．霍維斯（Jared Cooney Horvath）應邀出席美國參議院商務、科學與運輸委員會，就「科技對教育的影響」作證，並在證詞及隨後的訪談中直言，Z世代可能是「現代史上第一個在平均認知能力上不如上一代的世代」。此言一出，旋即引起軒然大波。

    在一個「教育投資不斷增加」、「學齡人口受教育年期持續上升」、「人工智能與教育科技全面進入課室」的年代，學生的閱讀、數學、注意力與高階推理能力卻出現停滯，甚至在二○一○年前後開始下滑，這無疑對「科技必然促進學習」的直線式想像，投下一顆震撼彈。然而，問題並不只是「Z世代是否真的變笨」，而是當科技從輔助工具變成學習的預設中介，我們是否正在悄然改變「學習的本質」？

科技進入課室，為何成效不升反跌？

    霍維斯所援引的，並非單一研究，而是來自多個已開發國家的大型國際評量趨勢，包括PISA等長期受澳門高等學府、政府及辦學團體吹捧信任的數據。這些研究共同顯示，在閱讀理解、數學推理、持續注意力與抽象思考等核心能力上，學生的平均表現未見隨教育資源同步提升，反而在數碼科技全面滲透校園後出現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下滑並非偶然，而是與學校環境的結構改變高度重疊，「一人一機」政策、全面線上作業、即時回饋的自適性學習系統、以平台為核心的課堂管理，逐漸成為教育日常。霍維斯指出，部分學生在一個七小時的上課日中，面對螢幕的時間超過四小時，而裝置本身的存在，已顯著增加分心與離題行為。更關鍵的是，當學習活動被拆解為即時反饋、快速作答、低延遲刺激時，學生較少需要承受「不知道怎麼開始」、「卡住卻必須繼續想」的認知張力。

    從神經科學角度來看，深度學習本就伴隨不適感。閱讀長文、推導數學、建構論證，都需要長時間維持注意力，並在延遲回饋中自行校正錯誤。若科技設計不斷替學生「減壓」、「補位」、「自動完成」，短期內或許提升學習效率，長期卻可能削弱大腦中負責執行控制與抽象推理的功能訓練。

    「組織碎化技術」（Histotripsy）是一種革命性的無創肝癌治療法，利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在腫瘤內產生微氣泡「氣泡雲」，透過物理性的高速膨脹與收縮，將癌細胞直接「震碎」液化，不需開刀、無熱效應、無傷口，並有望激活免疫系統。為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生物醫學工程教授查爾斯·凱恩（Charles Cain）及其徒弟徐蓁（Zhen Xu）教授，足足用了二十年的時間鑽研，從無數次挫敗中開發的治癌新技術。換成今天AI順手拿來的文化，的確很難造就出鋼鐵般意志與韌性的學人。

    其實，這個教育原理早在孔子時代已經出現了。《論語．述而》：「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翻譯成白話文就是，不到學生日思夜想仍不得其解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他想說卻說不出來的時候，不去啟發他。《論語．為政》篇亦記載了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非常強調學與思的重要。反觀今天的學校，「學」的比重因為AI帶來的方便，明顯壓倒了「思」，這亦是為何眾多知名學者會判斷出AI反而讓孩子變笨的原因所在。

逆弗林效應：智力下降，還是能力轉型？

    霍維斯將上述趨勢與近年備受討論的「逆弗林效應」（Reverse Flynn Effect）連結起來。過去一個世紀，全球多數國家的智力測驗分數持續上升，被視為營養改善、教育普及與社會進步的結果；但近十多年，在部分國家與特定能力向度中，這個趨勢開始逆轉。不過，學界亦對此保持高度謹慎。許多研究者指出，智力測驗反映的是特定形式的認知表現，而非「整體智慧」。「逆弗林效應」在不同國家、不同能力領域中並不一致，部分能力甚至仍在上升，其成因可能涉及測驗設計改變、教育內容調整、生活型態轉變等多重因素，難以簡化歸因於「科技害人變笨」。

AI 是雙刃劍：問題不在工具，而在使用方式

   在AI技術迅速成熟的當下，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當AI已能寫出流暢文章、即時翻譯、生成摘要，教育者與學生都不得不面對一個根本性的提問：還有哪些思考，是不能、也不該被AI代勞的？

    法國哲學家與認知科學家丹尼爾．安德勒（Daniel Andler）在其名著《AI 會取代人類智慧嗎？》（Inteligence artificielle,intelligence humaine:la double enigme）裡，對此提出了關鍵區分。他指出，將智慧簡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對人類心智的過度簡化。AI擅長在參數穩定、目標清楚的情境中優化解答，但人類智慧的核心，往往在於「在特定情境中，做出合乎價值與責任的判斷」。人類面對的，往往不是可被「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承擔後果的抉擇，諸如疾病、衝突、關係、失敗，皆如此。AI可以提供資訊、模擬選項，卻無法代替人承受抉擇帶來的道德重量。問題在於，當AI進入學習場域，如果它被用來「替學生起步」、「替學生組織思路」、「替學生完成初稿」，那麼被取代的，並不是低階勞動，而是思考最關鍵、也最痛苦的起點。安德勒將此稱為「去技能化」（de-skilling），即是說當人們習慣跳過白紙階段，跳過混亂、遲疑與自我修正的過程，思考能力便逐漸外包給AI。

AI為何反而讓Z世代「變弱」？

   若說AI與教育科技會對Z世代產生負面影響，關鍵不在於它們「太聰明」，而在於它們過度貼心。第一、AI與數碼平台大幅降低了「延遲滿足」的需求。即時回饋、即時答案、即時修正，使學生較少需要在不確定中停留。第二、許多EdTech設計以「降低認知負荷」為目標，卻忽略了適度的認知負荷正是學習發生的必要條件。第三、當寫作、計算、整理、摘要都能一鍵完成，學生實際練習的，不再是思考本身，而是如何向系統下指令。久而久之，學生或許變得更有效率，卻更難進行長時間、無外援的深度思考。一旦離開系統，能力便迅速崩塌。

學校該如何善用AI，而非被AI牽著走？

    面對AI的不可逆趨勢，教育的出路不在於全面禁止，也不在於無條件擁抱，而在於重新界定「哪些能力必須保留為人類專屬訓練」。第一、學校應刻意保留「無科技學習時段」，訓練學生在沒有AI、沒有網路的情況下，仍能閱讀、書寫、推理與討論。第二、AI應被定位為「後設工具」，用於檢索資料、比較觀點、檢查錯誤，而非生成主體內容。第三、評量方式需調整，減少只檢驗產出結果的作業，增加過程性評量，重視學生如何思考、如何修正、如何回應質疑。第四、教師培訓必須同步更新，讓教師理解 AI 的限制，而非被平台指標與數據牽著走。

    真正的危機，不是AI太強，而是人類太快放手。回到霍維斯的警告，它或許不該被理解為「Z世代變笨了」，而是作為一個提醒，當科技太順手，我們是否還願意保留那些原本屬於人類的、費力而不討好的思考勞動？AI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成為擴展心智的工具，也可能成為替代心智的拐杖。教育真正需要做的，不是選擇站在哪一邊，而是清楚知道——哪些能力，一旦交出去，就很難再拿回來。

    可幸，已經有辦學團體向所屬學校的教育持份者發出《社交媒體及AI生成技術使用指引》。其中，非常強調要〈明智地使用AI資訊〉：「生成式AI是一種以大數據為基礎建立的智能工具，但難以產生真正原創的想法，其提供的資料，尤其在信仰及倫理領域，並不等同於真理。這些資料由過去的數據統計而來，未必能全面掌握真理。此外，數據本身可能含有偏見，在AI生成的內容中被反映或放大。會士及教育牧民工作者須審慎使用AI獲取的資訊，僅作參考，注意其原創性、偏見及時效性。」
    已故教宗若望祿二世在《人的工作》通諭中，就說過我們是工作的主人而非工作的奴隸。同樣，我們是AI的主人而非AI的奴隸，這是所有教育持份者都必須恪守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