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5日 星期五

當死亡率高於出生率時 我們的永續發展該如何?

 


    中國2025年再次敲響人口結構的警鐘,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的資料顯示,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萬,首次跌破800萬,死亡人口則達1,131萬,全年人口自然減少339萬。與此同時,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提高至79.25歲,嬰兒死亡率下降至3.8%,當中,存在值得思考的矛盾,一方面,人類活得愈來愈長、醫療愈來愈進步;另一方面,願意出生的新生命卻愈來愈少。

死亡率高於出生率,是全球化的共同困境嗎?
   
嚴格而言,「死亡率高於出生率」並不是所有國家的共同現況,但低出生率、人口老化及自然人口負增長,確實已經成為許多經濟發達及高度城市化社會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問題。
   
過去的人生道路相對簡單,讀書、工作、結婚、生兒育女。今天的年輕人卻可以選擇繼續升學、追求事業、到不同城市生活、延遲婚姻,甚至選擇不婚、不育,養一兩隻寵物了聊表慰藉。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就業參與增加,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成果;可是當居住、教育、醫療、托兒及工作壓力同時上升,生育便由「自然的人生選擇」,變成需要仔細計算成本的重大決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低生育率本身又會製造低生育率。當一代人只有一個孩子,甚至沒有孩子,二十年後進入婚育年齡的女性自然減少;即使每名女性的生育意願沒有進一步下降,出生人口仍可能繼續下跌。人口結構因此存在巨大的「時間差」,今天出生少一點,未必明天立即感受到,但二十年、三十年後,整個社會便會感受到這個決定的後果。曾幾何時,中國雷厲風行的一孩政策,其不可想像的後果卻要多代人艱苦承受。


死亡率高於出生率,到底是禍還是福?
   
很多人一看到「人口負增長」,第一反應就是「人口危機」。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但也不能簡單地把人口減少等同於災難。從某一個角度而言,人口增長放慢甚至減少,也可能帶來一些好處。人口較少,理論上可以減輕居住、交通、教育及公共設施等壓力;城市不需要永遠以「愈大愈好」的思維擴張。假如人口減少與生產力提升、科技進步同時發生,社會完全可能由「追求人口數量」,轉向「追求人口質量」。
   
問題是人口減少真正危險的地方,不在於「少了多少人」,而在於少的是甚麼人、多的是甚麼人。如果減少的是兒童、青年及工作人口,而增加的是退休人口,那便不是單純的「人口變少」,而是人口結構失衡。這會首先衝擊學校,接着受到影響的是勞動市場,再往後,就是退休保障及醫療系統的壓力。一個年輕人不只是自己工作,他還會透過納稅、消費及社會貢獻,同時支撐着整個社會的發展。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人少」,而是人口金字塔倒轉,處理不好對整個社會地穩定和諧發展會帶來很負面的影響。

澳門死亡率正在追上出生率?
   
如果說中國的人口數據是一聲警鐘,澳門其實更應該聽見這聲警鐘。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2025年澳門全年出生人口為2,870人,死亡人口為2,424人,出生仍然比死亡多446人,因此澳門目前尚未正式進入全年自然負增長。但問題正在於這個距離已經非常近。2024年澳門出生人口為3,607人,死亡2,477人;到了2025年,出生人口進一步跌至2,870人。換言之,一年之間出生人口跌了七百多人。與此同時,澳門的人口老化趨勢亦相當明顯。2024年底,65歲及以上人口已佔總人口14.6%,0至14歲人口則只有12.5%;人口老化指數升至116.6。
   
這堆枯燥的數字意味着澳門不能再單純依賴「人口自然增長」去想像未來。事實上,2025年底澳門總人口約68.89萬,較上一年只增加約600人;但同一年從中國內地持單程證的新來澳人士達3,768人,另有1,352人新獲批居留權。也就是說,澳門的人口規模能夠維持,與人口流動有密切關係。
   
澳門本來就是高度開放的國際城市,也是人口流動頻繁的城市。外來人口為澳門補充勞動力、帶來專業人才、消費力及創新力量,過去一直是澳門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是,如果一個城市長期需要依靠人口流入來抵銷自然人口減少,我們便必須進一步思索,澳門究竟需要多少人?需要甚麼類型的人?這些人來了之後,又如何真正融入澳門?這已經不只是人口政策,而是城市發展政策。

澳門最值得擔心的,不是「少了人」,而是「年輕人少了」
   
對澳門而言,人口負增長可能帶來幾個長遠隱憂。第一,是勞動人口不足。澳門經濟長期依靠旅遊、酒店、餐飲、零售、娛樂及各類服務業。這些行業都需要大量人力。如果本地青年人口持續減少,企業將更加依賴外地僱員。但當全球不同城市都在爭奪人才,澳門是否有足夠吸引力留住年輕人,便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第二,是養老與醫療壓力增加。人均壽命延長本來是值得慶祝的事。澳門近年的平均預期壽命維持在全球很高水平,這是醫療及社會進步的成果。但是,長壽社會必須同時建立長者醫療、照顧、康復、退休保障及社區支援制度。我們不能只希望人活得長,卻沒有準備讓人「活得好」。
   
第三,是學校及教育生態的改變。當出生人口由四、五千人逐步走向兩、三千人甚至更低,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往往是教育界。學校縮班,教師需求改變,校舍使用率重新規劃,教育資源分配都需要重新思考。可是,這也可以成為教育改革的契機。學生少了,是否意味着我們終於可以告別「一間課室坐三十多名學生」的思維?是否可以真正做到小班教學、個別化教育、AI輔助學習及因材施教?人口減少未必一定是教育的壞消息,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把「數量下降」轉化為「質量提升」。
   
第四,是消費及產業結構改變。一個年輕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消費需求集中於教育、住房、娛樂及成長型產品;一個老齡化城市,需求則逐漸轉向醫療、保健、照顧、康復、無障礙設施、銀髮科技及退休服務。換句話說,人口結構改變,經濟結構也必須改變。

不要再只是「催生」,而要讓人「願生、能養、樂育、立人」

    面對低出生率,政府最容易想到的是「催生」。發錢、派津貼、延長育兒假、提供托兒服務,這些措施都重要;但中國近年的經驗已經提醒我們,單靠補貼並不足以扭轉低生育趨勢。因為一個人決定是否生孩子,計算的從來不只是一次性的「生育獎金」。他計算的是房子夠不夠大?孩子出生後誰照顧?
母親會不會因為生育而影響事業?父親能否真正參與育兒?孩子將來的教育費是多少?如果孩子生病,誰照顧?當夫妻雙方都要工作,祖父母又沒有能力協助時,家庭怎樣辦?因此,真正有效的人口政策,不能只問:「怎樣讓人多生一個?」而應該問:「怎樣讓一個家庭覺得,多一個孩子仍然是幸福而不是恐懼的事?」

政府、商界、家庭:沒有人可以獨自解決人口問題
    政府要及早作出人口情景規劃,如果出生人口維持2,500人,十年後會怎樣?如果跌至2,000人,又會怎樣?如果自然人口持續負增長,但每年有一定數量人口流入,公共服務應如何配置?企業需要重新思考「人」的價值。當勞動人口減少,最有效的方法不應只是要求員工「做更多」,而是透過AI、自動化、機械人及數碼科技,提高每一名員工的生產力。同時,企業也應建立更家庭友善的工作制度,包括彈性上班、育兒支援、父母假及真正容許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的企業文化。因為企業如果只希望員工生育,卻又要求他們每天超時工作,那麼企業本身其實就是低生育率的推手。
   
今天的年輕人承受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很多人把人生看成一張只許成功的成績表,諸如要買樓、升職、儲蓄、旅行、投資,最後才發現「家庭」已經沒有真正存在的優質價值。
    
城市的永續,最終仍然是人的永續。有沒有足夠孩子?有沒有健康的青年?有沒有願意工作的中年人?有沒有尊嚴地老去的長者?有沒有讓不同世代可以共同生活的城市?這些問題,遠比單純的人口總數更加重要,都是全澳市民工共同思索的宏大工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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