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屍體發現案

 

    九月七日上午十時十五分，治安警察局接獲消防局通知，較早前有一名男子倒臥於氹仔孫逸仙大馬路某大廈平台位置。消防救護員到場檢查，證實男子已經死亡，警方其後派員調查。按照警方公布的資料，死者傷勢特徵符合從高處墮下所致，屍體上沒有發現由刑事或暴力造成的外傷；死者為中年男性、本澳居民，案件暫列為「屍體發現案」，確實死因有待法醫檢驗及調查後確定。
    這是一段非常標準的警方新聞稿，時間、地點、性別、年齡、傷勢、案件分類，一一交代得清清楚楚。可是，我看完這段新聞，心裡最想問的，卻不是「案件最後會如何分類」，而是這個人究竟曾經是誰？是不是失業？是不是欠債？是不是正在面對婚姻、家庭、工作或者疾病的困境？他有沒有曾經向某一個人說過「我真的很辛苦」？
    我們知道他已經死亡。但是，我們還來不及知道他在死亡以前，究竟經歷了甚麼。而這，正是台灣精神科醫師鄭淦元新著《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提醒：精神健康工作，首先要看見的從來不是「病」，而是「人」。那麼，面對一宗又一宗「屍體發現案」，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先看見「人」，再談「屍體」？

繁華VS尋常
    城市需要發展，需要經濟，需要對外交流，也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可是，城市真正的「繁華」，究竟應該以甚麼來衡量？是有多少旅客？是有多少大型項目？是GDP有多少增長？還是應該問一句更加簡單的問題：一個普通人，在這裡活得好不好呢？
    澳門在經濟及財政的宏觀數字上愈來愈亮麗，但星，星斗市民卻因為房屋、工作、家庭、照顧、疾病、經濟及人際關係等壓力，個別困難者正逐漸走到生命的懸崖。我們當然不能把每一宗自殺事件，簡單歸因於經濟發展或者生活壓力。人的生命非常複雜，但是，同樣不能因為原因複雜，就不去追問我們的生活環境究竟發生了甚麼問題？
    根據上述材料，今年上半年至少有39宗自殺案，平均大約每四天半便有一宗。每四天半，一條生命消失，這不是一個冰冷的統計數字，每一個「一」，背後都有一個備受創傷的家庭。為政者常「以人為本」掛在嘴邊。可是，如果我們真的以人為本，就不能只在人還活著的時候談發展；更應該在人最脆弱的時候，讓他知得到恰當的照顧與陪伴；就算不幸，也不能只說用「屍體發現」作結。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今天我們談自殺防治，是不是太習慣於「喊口號」？世界精神健康日到了，辦一場活動；自殺防治日到了，發一篇文章；學校出現危機了，舉辦一次講座；社團舉行活動，掛起「珍惜生命」的橫額。大家都說：「關心精神健康。」「及早識別。」「珍惜生命。」「主動求助。」
    這些話全部都是對的，然後呢？一個凌晨三點睡不著、已經連續幾個月失眠的人，應該打給誰？一個失業、負債、婚姻破裂，又不願意看精神科的人，可以找誰？一個獨居長者幾天沒有出門，有誰會主動問一句：「你最近還好嗎？」一個青少年每天在學校說笑，回到家卻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老師和家長如何是好？

    社區裡有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可以辨識這些危險訊號？真正的救人，不是等一個人站到天台邊緣，才告訴他「請你不要跳下去」。真正的救人，是在他走到天台之前，已經有人走進他那困窘的生命裡。

鄭淦元：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
    鄭淦元醫師的新書《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病》，最值得澳門各界閱讀的，正是「人」這個字。這本書記錄他長期投入台灣精神醫療與社區復健的經驗，談的不只是精神疾病，更是精神疾病背後一個個真實的人。書中所呈現的「玉里模式」，核心並不是把精神疾病患者關在醫院裡「照顧好」，而是讓人重新回到社區、回到生活、回到人的尊嚴之中。
    「玉里模式」所走的道路，就是從「機構」走向「社區」，從單純治療走向復元，將居住、治療、復健、訓練、就業等支持連結起來，也運用同儕及社區的力量，讓精神障礙者重新成為社區的一分子。這不是否定醫院的價值，恰恰相反，是把醫療放回它應該在的位置：醫療不是人生的終點，而是協助一個人重新生活的其中一部分。

澳門可以學「玉里模式」甚麼？
    「玉里模式」（Yuli Model）是台灣精神醫療與復健領域的著名創舉，起源於花蓮縣玉里鎮。其核心精神在於「打破傳統封閉式精神病院的鐵窗與圍牆」，透過社區化、去機構化與產業復健，幫助慢性精神疾病患者重獲尊嚴並回歸社會。

    「玉里模式」實施五階梯復健模式，提供連續性的醫療與復健服務，引導患者逐漸適應社會生活，其中包括：1.急性病房，控制精神症狀與藥物調整；2.慢性病房，生活生活功能訓練與心理復健；3.日間復健與工作坊，院內庇護性工作訓練（如手作、農藝、清潔）。4.社區復健機構/康復之家，移居至社區住處，培養獨立生活能力；5.社區獨立生活與就業，進入當地店家就業，如洗車場、超商、餐飲業或獨立租屋。

    玉里鎮人口中有相當高比例為精神康復者，患者參與當地勞動，如採收農作物、清潔服務等，補充了偏鄉勞力缺口，而鎮民也逐漸接納康復者，形成友善共享的「開放式社區精神醫療網絡」。「玉里模式」成功翻轉了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證明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妥善的社會支持網絡下，不需要終生被隔離於病房，而是能夠具備生產力並與在地社區和諧共處，成為國際精神衛生界極具代表性的「開放式社區復健」範例。

    澳門不是玉里，澳門的城市規模、人口結構、醫療制度和社會環境也完全不同。所以，所謂「玉里模式」，絕不是把台灣的制度原封不動搬到澳門。
真正值得借鏡的，是背後的一套思維。
    首先，精神健康不能只放在醫院裡，亦不能放在官員單次上門慰問上。澳門需要更完整的社區精神健康網絡，把醫療、社工、心理輔導、學校、家庭、社團、教會、鄰里以及基層服務連接起來。其次，精神健康服務不能只等待求助者上門，最需要幫助的人，往往就是最不會主動求助的人。所以，我們需要主動出社區，從老人中心、學校、社區中心、家庭服務中心、青年服務站，甚至大型屋苑，都可以成為精神健康的前線據點。
    再者，建立「社區守望者」。老師、社工、護士、家庭醫生、社區工作者、宗教人士、社團義工，以至屋苑管理人員，都可以接受基本精神健康急救及危機識別訓練。他們不需要人人變成精神科醫生，他們需要學會的是「這個人最近好像不對勁。」「他是不是正在承受很大的壓力？」「我要不要主動問他一句？」「我應該把他轉介給誰？」有時候，一句看似普通的「最近過得怎樣？」可能就及時將一個人從鬼門關救回來。
    最後，建立真正的社區復元空間。「玉里模式」值得澳門借鑑的地方，在於它不只是治病，更關心一個人如何生活。玉里方面發展社區家園、支持性居住、職業復健及社區服務，讓精神障礙者逐步建立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及社會關係。
    澳門也可以借鏡思考，有沒有精神健康友善的社區家園？有沒有支持性就業？有沒有讓康復者重新工作的機會？有沒有安全而不帶歧視的社區空間？有沒有「不是醫院、不是家裡，卻可以讓一個人暫時喘息」的地方？這些，才是「社區精神健康」真正的含義。

請不要再只說「屍體發現案」
    警方將案件暫列為「屍體發現案」，從刑事調查角度而言，是案件尚待法醫及調查確定死因的一種客觀分類。這裡並不是要求警方放棄嚴謹的調查程序，相反，死因必須查清楚，任何涉及刑事因素的可能性也必須依法調查。可是，法律上的案件名稱是一回事，社會看待一個死亡的人，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不只是改一個警方案件名稱。我們需要改變的是，不要讓一個活生生的人，在社會的語言裡，最後只剩下一具無名「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