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裝設閉路電視的教育倫理思辨

 

  　香港警務處於五月十六日推出全新網站「安全城市．香港」（SafeCity.HK），提供一站式平台讓市民獲取最新防罪提示、知識及求助方法，換言之，香港政府及警隊已經落力推行警察城市，呼籲全民為保護香港的城市安全，隨時舉報可能即將發生的罪案。

    新網站的主要範疇涵蓋「個人安全」、「處所保安」及「防罪資訊的快速連結」。網站設有「教育資源」專欄，協助老師把防罪資訊帶入校園，提升青少年對罪案趨勢的認知，除可防止青少年成為罪案的受害者，亦有助鞏固他們的守法意識。相關專欄還列出「良好做法」，包括在課室內、走廊、樓梯、接待處安裝閉路電視。警方上載的照片顯示，有學校單在接待處便安裝了五組閉路電視鏡頭；另有學校在一個普通課室的前後位置，分別裝有一組閉路電視鏡頭，而在課室前方的鏡頭，角度明顯照向課室內部。網站展示的部分閉路電視鏡頭，附近並未有錄影告示。

    香港教育局在二○二一年表明，若學校要安裝閉路電視，需符合指引及私隱條例，最重要跟家長及持份者溝通。教育局發言人回覆傳媒時說，學校是否安裝保安系統包括閉路電視系統屬校本決定，須審慎考慮其必要性、合理性、公開性，並取得持份者的共識，在保安與私隱之間取得合理平衡。學校如在校園安裝閉路電視系統，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以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的《閉路電視監察及使用航拍機指引》。

    太陽底下無新事，有傳媒早已揭發香港有學校在教室安裝閉路電視，而師生家長卻蒙在鼓裡。其實，寰宇天下，政府及學校要在安裝閉路電視，已經不是新聞。不過，稍為讓令人驚訝的，有某大城市的一所學校安裝了閉路電視，完整記錄下學生的每個動作，並自動判斷這個人是低頭、扭頭、趴桌、低頭扶著、抬頭等各種情況，還會給予數值評分，決定學生上課得到的分數。在教室安裝閉路電視的確存在很多爭議，必須從教育倫理去深思熟慮。

 

教室安裝閉路電視率先要看教室是否是公共地方

    沒有一個家長，亦沒有一個教育者，甚至教育行政部門，認為教室與菜市場一樣，是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的地方。按常理來說，沒有一個人會同意在家裡廁所裝閉路電視，莫說是私人廁所，就算公廁都沒有人會同意的，那是因為上廁所是隱私行為，要是公廁都以安全理由裝閉路電視，深信路人寧願百忍成金，都不會上公廁。

    傳統以來，無論是中西方社會，都賦予教師在教室內有高度的專業自主權，就算校長，甚至特首，要進入教室，都要得到老師的同意。如果大家有看過美國名牌大學畢業典禮，就算是總統親臨大學主禮，都只是站在校長旁邊，可見主客之禮及相關界線的教育倫理非常清晰。

    當然，教室既不是如菜市場的公共空間，亦不全是廁所的私密空間，或者說是一個教學專業自主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學校、家長及學生都信任教師會按照教育專業進行教學，而不會從事與教學無關，甚至抵觸教育倫理的惡行。如果有的話，理應透過事後仲裁處理。

    每一個家都有管與教的行為，不可能因為防止家暴案發生，政府可以要求每一個家都安裝閉路電視。同樣，教室裡有「管與教」的教學行為，要是老師真的觸犯了管與教的專業操守，就交由學校及教育行政部門循教師守則來處理。許多國家地區都有教育工作者專業公會主持公道，不過，澳門與別不同，還沒有相關的教育評議會或公會組織，萬一出現閉路電視的爭議時，實難以公平仲裁。

   

澳門人對於在公共地方裝天眼已習以為常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2/2012號法律《公共地方錄像監視法律制度》，第二條適用範圍第一款列明：「使用錄像監視系統的目的僅限於確保社會治安及公共秩序，尤其是預防犯罪，以及輔助刑事調查。」澳門天眼處處，特區政府視之為建設安全城市的重點工程，亦是貫徹落實「科技強警」的保安施政方針。首四階段一千六百二十支鏡頭目前運作良好，達到預期效果。去年，警方透過天眼協助調查的案件共三千六百六十五宗，包括殺人、販毒、搶劫、盜竊、縱火、持禁用武器、傷人、詐騙以及對拾獲物不正當據為己有等刑事案件。

    學校公共活動空間為了維護師生安全，甚至發生事故，一般已在裝置閉路電視錄像。問題是教室是一個師生學習的半隱私空間，不完全是一個公眾空間。為了防止教師不當管教，甚至虐打性侵學生，又或是防治教室同學間欺凌行為，以此為由在教室內裝設閉路電視是非常牽強的。這樣的處置皆視教室為一個潛在發生罪案的空間。師生是生命共同體，師生在愛與理性活動是教育倫理的彰顯，教育是本著人性本善而行，而不應前設為人性本惡來看待。

      從教育經濟與勞動成果的角度看，教室固然是師生學與教的空間，但其做為勞動空間的特質也經常被忽略。學生在教室中的學習與成長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教師的勞動產出。勞動權和教育權的保障是彼此緊密相連，需有良好的勞動權保障，學生的的教育權才得以完善體現。

 

捍衛教學自主自由自尊必須反對在教室安裝閉路電視

    誠如前述，教室是個半公開的教育場所，理應保障師生的自由發言與隱私權，他們有權利在不受監視的情況下學習和表達自己。有許多專業的研究指出，閉路電視很可能會讓師生感到不自在和緊張，進而影響他們的教學氛圍及成果。師生可能會感到被當成罪犯或者不受信任的對象，進而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再者，師生可能會因為被監視而產生心理壓力，會感到被赤裸裸地監察和評估，嚴重影響他們的自信心和教學動機。還有，閉路電視在教學上會產生反教育價值，師學需要的是一個安全、和諧的學習環境，而不是被監視和評估的環境。

    筆者在教育學院任教時，曾經有一在職學員哭著來上課，課後，向所訴說一切。原來，當天她上幾何課，給學生當場指出教錯，隨即起哄，她無法控制現場吵鬧。突然，校長直接衝進教室，不由分說地把她的教科書及教具拿走，然後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從四樓扔到操場，拂袖而去。下課後，校長著教務主任命她到校長室，看自己教錯的影片，大興問罪之師。筆者雖然無法證明事實皆如此，但教過這位學員兩科，學習態度認真，作業一絲不茍，只能傾向信任她的說法。無論如何，教師都是人，被學生發現教錯，實屬平常，除了認錯以外，只需要稱讚學生聰慧用功外，其實沒有必要把事情搞大及弄僵，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校政民主化是教室裝設閉路電視的大前提

    主張在教室裝設監視器的人，往往抱持著自己若沒做虧心事，何必擔心別人在教室裝閉路電視。家長是納稅人，是公共教育體系的持份者；家長是消費者，是私立教育體制下的持份者。如果教室真的要裝閉路電視，那麼，校長室、教務處、教員室、甚至教師休息室都應該安裝，以示公平公正及公開。

    西方社會，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家長都擁有從董事到家長教師會等的民主參與權，甚至是監督權。是以，要裝閉路電視，我們就要充份考慮是否得到絕大多數家長的同意。再者，還要思索相關的配套措施，如管理與規範如何訂定與操作，調閱的尺度與程序、調閱過程當中的合法性、如何確立不會侵犯到師生的隱私與人權、如何不讓政府公權力過度擴張、相關的設備維護與資源補給等，這些都需要好好討論與所有持份者公開對話，形成共識，才能按部就班慢慢生成。

    教室本該是一個快樂學習的場所，在被監視的陰霾下，老師跟學生都必須擔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會不會被放大檢視。處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有誰會自在樂學呢？

   

 

所有人都不跟在場的人說話

 

    筆者是個每天搭很多次巴士的常客，在巴士上往往覺得很無聊，喜歡扮人類學家做種種觀察，發現在巴士上互相交談的人越來越少，而透過手機與一個不在場的人保持通話的情況就越來越普遍，得出的結論就是：「所有人都不跟在場的人說話。」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誕呢？

    今年五月二日，美國醫療總監（Surgeon General）穆爾西醫師（Vivek Murthy）發表一份很吸睛的報告，名為《我們的孤獨與隔絕流行病》（Our Epidemic of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宣示孤獨被認定為公共衛生流行病。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人們被逼長時間躲在家裡，離開了自己的朋友圈。報告指出，孤獨流行病對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的打擊尤其嚴重，與二十年前相比，該年齡組與朋友相處的時間減少了七成。報告亦顯示，孤獨會使過早死亡的風險增加近三成，社交關係不佳的人患中風和心臟病的風險也更高；與人隔絕還會增加人們罹患憂鬱症、焦慮症和癡呆症的可能性。報告中引用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天使用社群媒體兩個小時或更長時間的人與使用時間少於三十分鐘的人相比，感到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是兩倍以上。換言之，不要誤以為有了手機，有了無遠忽屆的互聯網，就能解決孤獨感的困擾。其實，早在一九八八年，《科學》雜誌就曾刊登一篇文章指出：「缺乏社交，對健康是個很大的危害因素，危害程度之大堪比很多眾所周知的因素如吸煙、高血壓、肥胖症、血脂等。」

    疫情過後，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接觸理應增加了，但是，群體中的孤獨感依然籠罩著我們的社群，無論是青少年、中年、甚或長者，自殺率一直高企不下。根據衛生局澳門自殺死亡監測結果，本澳今年首季錄得十六男七女共二十三宗自殺死亡個案，年齡介乎十八至九十二歲；較上一季增加八宗。根據資料分析，本季死者的自殺可能原因主要與精神疾病、慢性或生理疾病有關。

 

手機依賴已耗損了我們的心智與社交能力
    二○一六年及二○一九年，本澳先後有關注社會的團體做過手機依賴或網絡成癮的研究。綜合研究成果顯示，有超過八成使用手機的受訪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手機濫用現象，過度關注手機，不斷查看手機，明顯是手機濫用的一種典型表現；有近六成受訪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手機焦慮情況；有近兩成六人每日上網時長為二至三小時；調查還揭示，若果手機不在手，有超過兩成人會感覺孤獨及不安，甚至抓狂，非馬上取回手機使用不可。

    過度偏好利用手機進行溝通是當前社會的普遍現象，會導致現實溝通的減少，帶來信任危機；再者，手機使用者通常只發短訊，欠缺面對面長篇大論的機會，同時予人一種躲在「面具」背後大放厥辭，而又不必為言論負責的機會，導致口語表達能力每下愈況，人越來越覺得很孤獨不安。

     手機依賴（Mobile Phone Dependence，MPD）又稱手機成癮， 是指人們使用手機行爲失控，不再成為手機的主人，而逐漸成為手機的奴隸，在生理、心理和社會層面有確實受損的狀態。許多人不知覺地長時間，習慣獨自使用手機進行遊戲、上絡、發短信、拍照、拍短片等，真是機不離手或機不離口，滿足成癮而同時要付出痛苦的代價，包括影響學業，甚至掉失工作、嚴重影響家庭與社交的人際關係。但是，最嚴重的是很多人慢慢得了孤獨病。

   

我們已經進入群體性孤獨（collective loneliness）的時代

    誠如前述，我們在巴士上看到不少人，雖然坐在親朋戚友的旁邊，卻各自撥手機，跟不在場的人在傳信息；過時過節，一家人在酒樓飲茶，不是交心詳談，而是各自看電腦和手機；朋友聚會打邊爐，表面上是敘舊，卻不知覺地撥手機，或是看社交媒體最新資訊，又或是打遊戲，甚或是看影片；課堂上，老師在講，學生在網上跟另外一個世界的人聊天；工作會議中，別人在報告，聽眾在收發信息，甚至在串流平台上看賣座電影；就算是夫妻躺在床上，都可能是自己顧自己的沉迷在手機世界。所有這些現象都可以歸結為「群體性孤獨」。從外觀看，我們的確是在同一個場域，但實際上卻活在自己的「元宇宙」或「平行時空」中。我們正期待外面湧進來的信息，亦不斷回覆這個或那個，不知不覺間，就陷入了更深的群體孤獨深淵裡？
    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 為了研究人與機器人之間的互動，前後花了十五年深入兩家養老院，對兩百多人進行了實地研究；為了研究人們的網上互動，與七所中學合作，收集了四百五十名中學生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她的研究發現，信息技術在給人們帶來溝通便利的同時，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喪失了面對面交流的能力。特克爾認為，人們發短信、發郵件，上社交網站，玩電子游戲，從形式上看人們之間的聯繫似乎更輕鬆、更密切，但實際上卻更焦慮、更孤單。聽起來真弔詭，明明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有多遙遠，只要一瞬間，就能彼此通消息，甚至視像對話。可是，現實確弄巧反拙。
    特克爾教授說，群體性孤獨是指在社交化的環境中，個體感到孤獨或與他人感到疏遠的現象。它涉及到人們在社交圈子中存在的、無法被滿足的情感需求，即使周圍有大量的社交互動或人際關係，但個體仍然感到與他人的連結和共享的深度不足。群體性孤獨與傳統的孤獨感有所不同，傳統的孤獨感通常是指個體在缺乏社交互動或關係時感到孤獨。然而，群體性孤獨強調的是人們在社交環境中的孤獨感，可能是因為缺乏真實的、有意義的連結，或者由於社交互動的表面性和虛擬性。

    總而言之，群體性孤獨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態，這種社會心理危機無形中慢慢侵蝕著我們健康的生活，我們被媒介技術溫柔地牢牢操控著。

唔想咁樣，可以點樣？

    邁向6G時代，如果我們既要享受信息技術帶來的便利，又要擺脫信息技術導致的孤獨，就必須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一方面，我們要學會獨處，體會獨處帶給人們的好處；另一方面，朋友、親人要更多地坐在一起，面對面談話、討論。群體性孤獨對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有不良影響，因此建立有意義的、深層次的人際關係和增加真實的社交互動對於克服群體性孤獨是重要的。這可能需要更多的面對面交流、真誠的溝通和建立有深度的情感連結。

    一機在手，萬事依賴。也許，從我們不再使用手機鬧鐘開始，晚上睡覺時，可以把手機放在另一個房間，並改用傳統的鬧鐘，又或是約定家人幫忙呼叫，以增加面對面溝通的機會。許多人都有晨運或晚運的習慣，都習慣把手機扎實在手臂上。其實，可以嘗試不帶手機出門，看著手錶，於指定時間做完運動回家或上班。慢慢，會重拾沒有手機牽制的自在感。再者，找到一起運動的伙伴更理想，無論是在慢跑，抑或是各種體適能活動，邊運動邊聊天，亦可以減少使用手機的狀況。

    在固定職場工作的朋友，辦公室都有固定電話，儘可能用這個電話談公事。自己的手機進入靜置甚至是飛行模式幾個小時，慢慢擺脫在工作中仍過度依賴手機的狀況。同樣，許多家庭的固定電話都被取消，也許可以重新考慮再安裝家庭固定電話，香港影視明星鄭丹瑞就是如此，每天回家時，總會把手機扔到私家車裡，間接就等於不把公事帶回家，以無比自由自在的心態與家人好好談天說地。

    須知道，獨處與孤獨是不同的生活面向，有了充滿內在韌性的獨處能耐，自然能抵禦難以承受的群體孤獨。所以，近年，瑜伽、打坐、冥想都可以幫助人們靜下來，鬆弛自主神經系統，亦能強化內在韌性。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物化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一切皆技術、一切皆工具、一切皆手段、一切皆物化，就算是人與人之間，都慢慢墮入物化的關係之中。要解決群體性的孤獨，必須努力重返以人為本的社會，也許由個人開始，少用科技，多用手作，多與人面對面聯繫，用由衷的真心話去愛人，孤獨病將離我們遠去。

 

諷刺漫畫應視作政府施政的諫官

 

 

    香港《明報》五月十一日出版的尊子在該報會停止刊登，五月十四日將是最後一天刊登尊子的漫畫。明報未有說明原因，只稱「《明報》多謝尊子四十年來與我們一起見證時代的變遷」。

    本名黃紀鈞的尊子回覆向BBC中文查詢說：「我認為停刊的決定是協商下得出的。我覺得停刊的可能性常存在。漫畫因應形勢及讀者對象調節是常有的，只要不損害或扭曲含意。」尊子日前接受媒體訪問，仍堅持留港，盡力做好自己，說漫畫家是社工，使香港不要太黑暗，或是朝光明的地方去走。

    五月十九日，澳門「訊報」漫畫家七公刊出有疑似尊子的漫畫，並附有「不許挖了，趕快消失」的字句。昨天香港，今天澳門，還能畫多久，還能挖多久，只能盡人事，聽天命罷了。

 

有權者應知道的政治諷刺漫畫本質是甚麼

    政治諷刺漫畫的本質是透過幽默和諷刺的手法，以圖像和文字來批評和揭示政治人物、政府政策、政治立場或政治制度等的荒謬、草率、貪污、不公正、權力鬥爭、社會不平等等。透過誇大、扭曲、嘲笑、比喻、黑色幽默等手法引起觀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並促使反思改革。此外，諷刺漫畫的力量還在於其可塑性和傳播性。漫畫具有簡潔明瞭的圖像和短小精悍的文字，能夠以簡單直觀的方式傳達信息，這使得諷刺漫畫易於傳播和分享，透過社交媒體等平台可以快速地被廣泛傳遞，甚至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然而，政治諷刺漫畫也面臨一些挑戰和潛在的負面影響。首先，由於政治議題的敏感性和複雜性，漫畫家必須小心平衡幽默和諷刺的節奏，避免誤導市民或過分簡化問題。其次，諷刺漫畫容易引發爭議和批評，特別是對於受到揶揄的政府官員，這可能導致自我審查和言論限制的風險，尊子漫畫被下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政治風諷刺漫畫只嘲笑政府或官員而不嘲笑市民或弱勢社群

    政治風諷刺漫畫通常集中嘲笑政府或官員，而不是市民或弱勢社群。政府和官員代表着公權力和决策機構，承擔著僕人治理國家社會及為當家作主的人民服務。因此，政治諷刺漫畫主要聚焦在對公權力機構的批評和審查上，揭示其行為、政策和權力濫用等問題。再者，政府官員是公眾人物，他們的行為和決策具有更大的公共影響力，其施政錯誤會招致整個社會的損失。公權力是全體市民的授權，理應受全體市民的監督，而透過漫畫的各種手法如嘲笑和批評都是監督的慣常方式。星斗市民無權無勢，唯一的權力早已透過民主選舉交託給政府，邏輯上，只有政府可以自嘲，而無必要市民自嘲。那些市民沒有投票權的地域，漫畫更是起了諫官的職責。嘲笑市民或弱勢社群可能導致歧視、偏見或剝奪其尊嚴，這是政府操控市民的不當作為。

    從社會及公共行政倫理而言，政治風諷刺漫畫藉著揭示政府和官員的弊端、荒謬和不當行為，以促使社會進步和改變。相比之下，嘲笑市民或弱勢社群可能會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和歧視，導致弱勢社群雪上加霜。更對他們造成進一步的資源及心靈的傷害和剝奪。因此，在諷刺漫畫中，嘲笑政府和官員更符合社會倫理和平等原則。然而，這不表示政治風諷刺漫畫永遠不能嘲笑市民或弱勢社群。在某些情況下，政治風諷刺漫畫可以嘲笑市民的共同弱點或對社會議題的無知。但是，這種嘲笑應該謹慎使用，避免造成更多的偏見、歧視或傷害。

 

政治漫畫家被極權統治者視為眼中釘

    政治漫畫家通常以幽默和諷刺的手法揭示政府和權力機構的弊端和不當行為。他們透過圖像和文字，以簡潔而有力的方式呈現社會問題和政治現象，引起公眾的關注和反思。這對於極權統治者而言，可能揭露了他們的腐敗、權謀和操控手段，構成了對其統治合法性和形象的挑戰。也許在普通市民來看，這樣的漫畫只起了被牙籤刺激的作用，但可能為官員而言，會產生如坐針氈的痛感，會想方設法除之而後快。

    政治漫畫作為一種大眾傳媒形式，有較高的可讀性和傳遞效果，具有簡單易明，能夠輕鬆地觸及大眾，引起共鳴，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就如《國王的新衣》般會產生老少咸宜的警惕作用。況且，政治漫畫通常會激發公眾對政府和權力的高度關注，這對於極權統治者而言，可能構成了對其統治地位和言論控制的威脅。

    政治漫畫家通常關注社會不公和政府的不當行為，並提倡社會改革和民主價值。他們的作品鼓勵公眾對權力持有懷疑態度，激發公眾參與政治議題的意識和行動。對於極權統治者而言，這樣的社會意識和改革呼聲可能對他們的統治體制和控制權產生威脅。

    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政治諷刺漫畫，如一八三一年，法國畫家Honore Daumier畫了一幅國王路易．菲利普的肥胖形象，暗喻其貪婪和權力濫用，氣得國王七孔生煙。環顧古往今來，漫畫家都會在報張雜誌畫政治諷刺圖畫，而為官者的反應足以顯示其才智、見識、勇氣與納言胸襟的優劣。因此，極權統治者往往視政治漫畫家為眼中釘，並採取各種手段對他們進行打壓和迫害，包括以下行為：

1.審查和封禁：極權統治者可能審查和封禁政治漫畫，限制公眾對這些作品的接觸。他們可以透過審查制度、媒體管制和網絡封鎖等手段，控制漫畫的發佈和傳播，以達到壓制言論自由和信息流通的目的。尊子事件，引發出香港圖書館把很多民主派學者的書籍下架，就是鮮活的例子。

2.遭受迫害和恐嚇：政治漫畫家可能面臨各種形式的迫害和恐嚇，包括監視、恐嚇信件、威脅、逮捕、拘留、甚至發出全球通輯追殺令等。極權統治者通常試圖使他們沉默或放棄他們的藝術創作和表達。

3.逮捕和監禁：政治漫畫家可能被逮捕並被監禁，以制止他們的創作和抗議活動。這些監禁行為旨在威脅和懲罰政治漫畫家，並向其他藝術家和媒體人士發出警告，以阻止他們參與類似的活動。

4.被刻意排斥和封殺：極權統治者可能通過制約市場和經濟手段，排斥政治漫畫家的作品，限制其發表和銷售。這種經濟封殺可以導致政治漫畫家面臨財務困境和生存壓力。香港很多作家都被逼把著作轉移到其他地區出版，也是很真實的鐵證。

 

為政者為何應以廣闊的胸襟去看待政治漫畫，甚至視之為寶貴諫官？

    誠如前述，從古代流行的「民為貴」到今天的「人民至上」，足以反映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牢不可破。所以，為官者，那怕已經坐擁極大權力，亦應自視為人民公僕。既然是人民公僕，理應以廣闊的胸襟去看待政治漫畫。政治漫畫在社會中具有重要價值和功能，政治領導者應該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看待政治漫畫，尊重言論自由和表達觀點的權利，並從中受益。政府應該以廣闊的胸襟看待政治漫畫，將其視為對社會的貢獻和對政府的建設性批評。這樣的態度將有助於建立開放、透明和民主的社會氛圍，提升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同時，政府可以透過與政治漫畫家的對話和合作，建立互信和合作的關係，以更好地回應社會需求和建設共同繁榮的社會。

    政治諷刺漫畫又常常被譽為「嚴肅的喜劇」，因為它在幽默和諷刺的形式下探討了嚴肅的政治議題和社會問題。誠如公元前四百多年前的偉大哲學家柏拉圖說：「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回測。如果沈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面對諷刺漫畫，有則改之，無則嘉勉；更高級的做法就是幽默看待，何必動刀動槍呢！

韓劇Law School給澳門法律教育的啟迪

 

    

   

不要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 電影《教父》金句

 

不公正的法律是最殘忍的暴力── 韓劇《Law School》金句

 

    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日前委任梁穎妍出任法務局局長，委任的理由是職位出缺；梁穎妍的個人履歷顯示其具備專業能力及才幹擔任法務局局長一職。
    真有趣，委任的理由是出缺，而不是知人善任。再看梁局長的履歷，她早於理工學院中葡翻譯獲高等專科學位，即三年制的副學士，繼而在澳門大學中文法學士畢業。二零零五年，梁穎妍任保安部隊事務局行政文員；二零零七年轉為勞工事務局技術輔導員；二零零八至一六年，先後任港務局高級技術員（法律範疇）、海事及水務局高級技術員（法律範疇）；二零一六年進入法務局任法務局高級技術員（法律範疇），不足一年升為法規草擬二處代處長，約三個月後成為處長。二零二零年六月升任法制研究及立法統籌廳廳長，翌年七月任代副局長，約三個月後升為副局長，今年四月任代局長。
    也許，這個年代，如此高級繁重的工作有更高的學歷應該更好，如果梁局長已經在讀碩士甚至博士學位，那就好了。再者，梁局長之前在保安部的工作未算與法律有直接關係，與法律有關的工作經驗才六年多一點，就晉升為法務局長，真是平步清雲。活在終身教育的時代，如果梁局長能想方設法增益這方面的知識及經驗，就更能勝任法務局長的工作。
    作為局長，履行責任制，筆者見很多高官通常都是早上十點以後才上班，就算梁局長很勤快，踏正九點馬上工作，深信仍忙得不可開交。古代讀書人，每天早起兩個小時，今天串流平台時代，只要有心，總能靈活騰出兩小時，也許不必去讀艱澀的法律著述，多看與法律有關的電影及電視據，深信都很有幫助。筆者很想推薦近日收視率高的韓劇《Law School》，只花十八個小時左右，就可以煲完十六集。先戴個頭盔，筆者是法務法律門外漢，不過，憑常識而言，看了此齣韓劇對於法務行政工作應該很有裨益，誠如本文一開頭引用的該劇金句：「不公正的法律是最殘忍的暴力」，就很有醍醐灌頂之用。本文尤其想探討的，是該劇對於澳門法律推廣、法務行政及法律教育都很有啟發作用。

 

教育的成敗首要繫於師德的良窳

    記憶猶新，去年八月，前澳大法學院研究生院院長莫世健，涉於二○一八年性侵另一所大學的內地女學生，被中級法院判刑六年，並須向受害人支付十萬元精神損害賠償。莫世健不服，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要求推翻裁判，最終上訴被駁回，維持二審判決。教育者的良窳，率先考率的是師德而不是專業知識及豐富的經驗。

    先進國家對大學教授的品德通常會有一定的審查機制，以確保教授們具備適當的道德標準和專業素養。筆者曾在大學任教多年，都經過聘任委員會審查，包括學歷、經驗、學術能力及品德審視。不少先進大學還設立學術道德委員會，負責監督教授的道德行為，其中包括調查違反學術道德規範的指控，抄襲、虛假報告研究成果、不當利用研究經費等；還有如前述莫世健的道德操守，並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當然，一般大學都會制定行為倫理守則，涵蓋廉正行為、尊重他人、不歧視、不性騷擾等方面，有違者可能導致相應的紀律處分，甚至停止教學及帶學生研究等工作，最嚴重如莫世健要付上刑事罪責。

    韓劇《Law School》的主角楊宗勳教授，主授刑法學，在劇中是第一個牽涉到同僚被殺的嫌犯，即馬上被大學停止入室教學及帶領研究收等工作。楊宗勳教授面對嚴苛的指控，可能會失去教席、被學術封鎖、甚至淪為階下囚。筆者最喜歡的就是楊教授異常冷靜，熟讀法律經典及案例且背誦如流，讓他散發出無限的魅力，尤其他被當被告時的冷靜以及想出來的招數，都不是一般法律劇看得到的。而且，這個角色除了嚴肅正經，有時候還會可愛、機智、調皮、檢察官永遠猜不出楊教授葫蘆裡賣得是什麼藥！在真實的法庭上，楊宗勳教授向法官、檢察官、證人、陪審團、還又在旁聽席的學生示範了蘇格拉底的自辯術時說：「身為刑法教授的我，從未教導過學生法律是正義的。帶來正義的是，法官基於無罪推定主義及證據裁判主義，所做出的公正權衡。」還有，楊宗勳雖然四面受敵，可是，他是個俠骨柔情的真君子，真正做到電影《教父》主角跟兒子說的話：「不要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眾所週知，面對上鋼上線的挑釁，最要緊的是不要惱恨對方，因為這樣你會失去該有的理性判斷。

    學生上楊宗勳教授的課，必須備課充份，否則會被老師問到口啞啞，非常狼狽尷尬；上楊宗勳教授的課，尤如置身在一本法律懸疑推理劇中，一走神就接不上，就會挨罵，甚至趕出教室。雖然毒舌，但楊宗勳教授仍是學生尊敬認可的教授，課堂上蘇格拉底式問答，常讓學生倍感壓力，因此有「楊格拉底」的稱號，為人正直、追求正義、足智多謀，但也因此成為許多人的眼中釘，即便身在法庭上也不忘以己身案件教導學生法律，與罪犯鬥智鬥法，十分精彩。  

    另一位法律教授金恩淑是法律事務所主任，以前是法官，劇中任民法教授，亦是一個懷孕準媽媽。在法庭上，曾經因為嫌犯罪證不足而逃過法律的懲治而憤憤不平與愧疚，遂辭去法官身份，與楊宗勳為同事好友。兩人相知相惜亦讓她在一眾師生間獲得了「調解大師」的美譽。當她進入法學院時，成為溝通和融洽的象徵，也是唯一一個能聽楊鍾勳講故事前法官。因此，比起楊宗勳直接殺上戰場的作風，她更像是位軍師，默默在背後佈局。課堂上幽默風趣，深受學生喜愛，也是能讓學生傾吐的師長，成為亦師亦有的好表率。

    筆者讀大學時，有幸碰上如楊宗勳及金恩淑的好教授。記得上西洋哲學史的教授，上課就是天馬行空，愛與學生討論。有學生問為何不使用有條理的去教課，老師的回答是，這是你們當學生的責任。另一位是教義務教育的女教授，上課常用辯論方式，如學生要穿制服上課嗎？每次辯論後老師都能給出恰到好處的意見。課後，老師還經常請我們學生到她家包餃子，邊吃邊聊教育及人生，真的一樂也。如果我們當前的法律教育，甚而是中小學教育，都能如此，軟硬兼施、情理並包，一定是大學之福，亦是社會之福了。

 

大學設模擬法庭及法律診所讓人眼前一亮

    《Law School》故事以韓國大學法學院為背景，一眾法律系的學生在上模擬法庭課，休息期間，突然發現曾當過檢察長，備受尊崇的徐秉周教授離奇死於休息室。前述的楊宗勳教授及幾個學生都被懷疑是兇手。「模擬法庭」的突然成真，楊宗勳及被懷疑的學生都必須站上真正會被定罪的「犯人欄」抗辯。整部電視劇的最大看點，就在於楊宗勳教授如何一邊為自己脫罪辯護，一邊透過真正的法庭來帶領學生體會「真正的法律」。

    民法教授金恩淑是法律事務所主任，除了教授民法外，還向校方爭取資源開設法律診所，接待一般市民及學生，無論是法律常識、個案求助、抑或是疑案分析，都可以來這個法律診所求助，金教授亦邀請了一群菁英學生輪席實習，幫忙教授回答市民大眾的法律問題，過程中，學生的收穫遠遠多於他們的付出，亦能幫助學生有充份的機會學以致用。

    上週四，即五月十八日，立法會只花了十分鐘，三十二位議員全票通過新修訂的《維護國家安全法》，非常期盼法務局、大學及相關社團，在推廣這套法律時，都能參考《Law School》的楊宗勳及金恩淑兩位教授的教學法，多讓學生在對話、討論、爭論的氛圍下學好這套法律。

社專會：請多一「試」不如少一「試」

 

 

    多年前，台灣大專聯考港澳學生入學考試，中文作文題目是「見賢思齊」，語出《論語．里仁》， 意思是指見到有才德的人就想方設法與之看齊。當時，有參與相關閱卷工作，發現有很多同學不知題目何解，40%的分數就一分都拿不到了。正當非常失落之際，看到有一個考生的考卷寫得滿滿的，覺得總有點看頭及安慰。不料，這位考生望文猜意，竟然寫出一篇「當巫啟賢遇上任賢齊」的文章，說到兩位歌手惺惺相惜，巫啟賢非常謙遜，不恥下問任賢齊如何能使歌藝更上層樓，任賢齊亦非常謙厚，明言說說心得可以，指教就不敢當了。看罷這篇穿鑿附會的文章，就知道該考生不完全理解題目的本義，但其寫作內容實在亦沾上「見賢思齊」的涵意邊際，所以，都給他若干得分。

    日前，社會工作者專業委員會發出「通告」（簡稱「通告」，詳見文末註），將於今年九月二日（星期六）舉行社會工作者專業資格認可考試。無論是在澳門或以外的大專院校，拿到社工學士都必須參與相關考試，通過後才能持證上崗。考試以筆試進行，考試時間為三小時三十分。考試以一百分為滿分，低於五十分視為不及格。選擇題占五十分，申論題占五十分。

    前述「見賢思齊」的作文例子，看起像是一個笑話。同樣的邏輯，如果說考試是為達到投考者是否具備當一名社工該有的專業知識，大學四年不是已經有足夠的培育嗎？如果說考試是為檢測出投考者是否具備當一名社工的專業素養與情懷，按常理就可以推斷出筆試是無法得出相應的答案。雖然，許多先進國家地區都設置相關的考試，可是，以社會工作者專業委員會發出通告的粗疏來評斷，實在難以讓人信服。

 

為何先進國家都舉辦社工資格考試？

    不同國家的社工要求和資格認可考試可能有所不同，先以英國為例，社工需要通過英國社會工作者聯盟的考試，才能獲得社工資格認可；澳大利亞社工需要通過澳大利亞社工聯盟的考試，才能獲得社工資格認可；有澳門居民赴台灣就讀社工系，畢業後要留台任社工，亦必須考取社工師執˙照；新加坡社工需要通過新加坡社工專業委員會的考試，才能獲得社工資格認可。

    美國社工必須通過國家社工考試（NASW）或各州社工考試，並且獲得相關資格認可才能成為正式社工。必須要知道的，美國有很多大學開設社工系，具體的數量不好給出確切的數字，但據美國社工教育協會（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統計，截至二○二一年，該協會已認可的社工教育項目共有兩百六十六所，這些學校包括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等。此外，還有一些非認可的社工項目，它們的質量和教學水平參差不齊，因此，要考取社工資格的爭議就不多。不同的州和地區有不同的資格要求和考試方式，大多數州和地區要求申請社工資格的人具有社工學位，或者是經過認可的社工培訓計劃，並且要通過國家社工考試（National Social Work Exam）。該考試主要測試申請人對社工倫理、法律和實踐方面的知識和技能，通過考試才能獲得社工資格。

 

多一「試」不如少一「試」

    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只有三所大學有開設社工系，幾所大學都受澳門教育行政當局規管，理應質素有基本保證。當然，理工大學資歷最深，亦是比較受認可的。還有就是聖若瑟大學及城市大學，據了解，這兩所大學的師資都曾相互跳槽，教學質素類近。再者，幾所大學都要求學生分別於每學年及最後一學年投入超過六百個小時以上的實習，理應能充份得到學以致用的經驗。

    綜觀上述的「通告」所示的考試範圍，差不多等同於幾所大學社工系四年的學習科目，如果還要多考一次試，無疑是打大學一個耳光，不信任大學的教育素質。整個考試的公信力就繫於一群典試委員，亦只有一個高於五十分的及格標準。當然，筆者同意要有這樣的資格考試，但是，考試對象應該只針對非本地區社工系畢業的人士，因為，就算是在國外名牌大學的社工系畢業，都無法保證其教育質素符合澳門區情的實際需要，浪費公帑而拿不出一點有說服力的要求真的讓市民很不服氣。

    特區政府應對三年疫情，開支實在驚人，加上賭收大幅度下滑，謹慎理財及量入為出，是當下合理的措施。既然如此，為何還要浪費公帑去搞一場大龍鳳，考一個難以得出明確結果的資格考試呢？從來，大家都知道，社工專業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助人行業，心理及社會等知識可以透過筆試得出肯定的結果，但是，助人技巧及情懷實在難以筆試考出正確結果來。誠如上週本欄文章提到，知識的學習可以從三方面著手，第一是事實之知（facts or knowing that）、第二是技能之知（skills or knowing how）、第三是規範之知（prescriptive knowledge or norm statement）。社工資格考試可以考量事實之知，技能之知就要靠大學四年的實習課，而規範之知中，如倫理守則可以考，倫理判斷可以寫到天花龍鳳，但可能得個講字。所以，考試不是萬能，必須清楚確認考試的功能，如果這樣的考試只是為了應酬，又或是達致公共行政的公平性，就請主理的委員會向全澳市民說個明白吧！

    話說回來，目前，三所大學的社工系師資具有本地社工參與豐富經驗的實在不多，有越來越多的任教師資來自中國大陸，又或是其他國家地區，能夠有理論又有實際的師資真的不多。如果行政當局是因為這樣難以宣之於口的原因而開考，筆者亦無理據反對。

    如果說社工要考資格試才能持證上崗，理應一視同人，教育、護理、醫生及法律等都是面向人群的服務，為何出現厚此薄彼的不公平現象呢？難道在特區政府眼裡，社工的專業地位優於上述的其他專業嗎？請拿出充份理據來說服大家。再者，法律慣例是既往不究，去年畢業的同學很幸運，不必考這個試，但是，今年大四的同學，如果說要當社工，就必須先通過這個試。還有，社專會制定資格考試，理應由公佈開始後的下學年入讀社工系的同學才要考試，這樣才能體現公共行政的公平。

 

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的資格考試？

    一個好的考試制度應該是能夠客觀評估考生的綜合學習成果，反映考生知識、技能、情懷及操作能力。一個好的考試制度應該是公平的，不應該歧視任何考生，考試制度應該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而不是學生的任何背景，包括學歷背景，就如美國為例，執業律師、註冊護士、社會工作者、會計師等，可以通過相應的專業考試獲得專業資格證書，而不需要大學學位。考試制度應該是可靠的，能夠提供穩定和可重複的結果，這需要考試制度本身具有足夠的標準化和規範性，但是，社工資格考試客觀上是難以達到這樣的要求。再者，一個好的考試制度能考核知識、技能、態度和價值觀等，這方面社工專業試亦難以作到。一個好的考試制度應該採取多元評估方式，例如筆試、口試、實踐操作等。這樣可以更好地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果。

    社工註冊考試的主要目的是測試申請人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以確保他們符合從事社會工作的要求和標準。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方式，可以幫助考試測出社工的專業能力：1.建立評估標準：社工註冊考試應該建立評估標準，確定何謂考試合格的標準，這些標準應該基於社會工作的專業標準、倫理準則和實踐標準。評估標準應該包括不同範疇，例如專業知識、技能、態度、價值觀、倫理和法律準則等，但目前看到的「通告」卻沒有看到評估標準，難以令人信服。

2.適當的評估方式：社工註冊考試可以使用多種評估方式來測試申請人的專業能力。例如，筆試、口試、個案分析、模擬情境、實踐操作等，前述的「通告」一律欠奉。3.實踐經驗：社工註冊考試可以要求申請人提供實踐經驗，以便典試委員可以評估申請人的實際能力和經驗。4.面試：社工註冊考試可以設置面試，以便評估申請人的態度、價值觀和人際關係技巧。5.專家評估：社工註冊考試可以邀請專家評估申請人的能力。這些專家可以是社工專業人士、學術界人士和相關領域的專家等。

   

    筆者建議社專會多一試不如少一試，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的考試對社工專業發展及整體社會有何裨益呢？

 

註：https://bo.io.gov.mo/bo/ii/2023/19/avisosoficiais_cn.asp#cpas

猜猜誰是真正對澳門有貢獻的專家

 

    五月九日，特區政府再搞新意思，規劃要建「專家住宅樓」，選址石排灣經屋業興大廈對面、收回閒置地的SQ2地段，並已判給建築設計公司編制工程計劃。也許關心時事，尤其是公帑開支的市民，都非常想知道甚麼叫做專家？澳門需要那些真正有貢獻的專家呢？

    五月十三日，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專家住宅樓」終於揭開其面紗。雖然，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已投資建成員工宿舍大樓，不過，衛生局證實，在石排灣擬建的「專家住宅樓」也是為其所設，以利吸引外地高端人才來投，要為高端人才提供生活住宿保障。
    據衛生局介紹所知，「專家住宅樓」所涉及地段面積有三千七百平方米，可建築面積為三萬七千平方米，規劃提供二百三十二套不同面積戶型的住宅單位。其定位為離島醫院附屬設施，建成後交由院方管理，現正交由公共建設局設計、建造。不要忽略，從內地來的可能較低級的醫護相關員工離島醫院規劃其住宿安排，即七幢建築裡已有一幢員預留作員工宿舍大樓，不過對比將建的「專家住宅樓」，前者顯然細得多，其佔地只約一千一百平方米，不到專家樓的三分一，而總建築面積則稍多於專家樓的一半，有約二萬平方米。
    離島醫院的員工宿舍大樓早於去年九月經已竣工，耗資逾三億六千萬元，「專家住宅樓」的建築設計，亦已交付給經常投得政府的設計公司，價格為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五千元，未見官先打八十大板。

    記得多年前有一個很著名的電話騙案團伙叫「猜猜我是誰」，真有點像是跨國集團，活躍於大陸、香港、澳門、台灣等華人聚居地。騙徒會隨機打一大堆電話，叫接聽電話者猜是誰打來，如果對方不小心說出名字，就會冒充其名義去騙財。澳門市民非常不想看到專家樓到最後變成「猜猜我是誰」。既然如此，特區政府理應更詳盡向澳門說明專家及專家樓的一切。

 

一切從有關專家的意義與實質價值說起

    所謂專家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有高度專業知識、技能、擁有豐富經驗、較高的權威和聲望。不過，專家亦一個相對及受場域限制的概念，如家裡馬桶壞了，請師傅來修理，那一刻，他就是專家。可是，回到家，他可能是一個拿孩子沒辦法的父親。再舉一例，普通市民常以為「物以罕為貴」是恆常的真理，可是，鑽石很稀罕，可是只是一種奢侈品，但為澳門普羅市民而言，並不是必需品。又如精通核子工程是專家，在澳門，這樣的專家是派不上用場，亦不會被視為專家。

    許多先進國家都有專門為專家制定的政策和措施，以鼓勵和支持專家在該國工作和生活。首先，會給予專家簽證，以便他們可以來到澳門合法工作和生活；再者，給予高薪專家，通常可以期望在其領域中擔任高級職位，以鼓勵他們繼續留在澳門做專家應有的特殊服務。再來就是前述的「專家住宅樓」，通常以特別優惠的房屋租賃，甚至免費，以確保他們能夠輕鬆地在澳門服務；澳門政府一定很豪爽，除了正式的薪俸外，相信還會專家特殊補貼，好讓他們能長時間留澳服務。

    從經濟財政的角度看，專家也被視為一種人力資本，可以為國家、政府、企業和社會創造優質價值。政府通常需要專家來解決技術性或專業性問題，並為其提供專業知識和經驗。

 

特區政府可有先計算這些醫學界的專家的社會回報率嗎？

    一般以為，高等教育的社會回報率一定高於普及教育，其實是一種偏誤。普及教育通常提供基礎的學習，如讀寫能力、數學基礎等，這些是現代社會中就業所需的基本能力。這些技能對於在工作市場上找到就業機會至關重要，因此普及教育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不過，話說回來，人望高處，專家的在社會上獲得的回報或影響力，包括專業聲望、社會地位、收入和權威等，的確是很惹人羨慕。

    目前，有許多學者都研究過專家在社會上的回報率，其中一位是美國社會學家墨頓（Robert K. Merton）。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了「專家的權威」（The Authority of Experts）的著名論文。墨頓的研究發現，專家通常擁有高度的社會地位和聲望，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被認為是值得信賴的，這使得他們在決策制定和公共政策領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他還發現，專家的權威性和社會地位可以對其在研究領域中的工作和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並可能帶來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另一位奧匈帝國出生的英國物理化學家波蘭尼（Michael Polanyi），他提出了「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概念，認為專家的知識不僅包括明確的、可以說明的知識，還包括無法明確說明的、依賴於其豐富經驗和直覺的隱性知識，說穿了就是這方面的獨特解難智慧，這就是專家最可貴的地方。

    的確，澳門本身只有科技大學設置醫學部，由中醫藥學院、醫學院（ 藥學院納入醫學院）、醫學人工智能研究所及精準再生醫學中心組成。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及科大醫院將在教學、科研等方面持續助力醫學部的發展。一般仁伯爵醫院治療不了的病患，經評估後會轉介到香港及其他地區，成本昂貴，亦很沒有面子。也許特區政府真心要解決專業醫療的問題，離島醫院真的任重道遠。

    惟是，筆者無意唱反調，為反對而反對。從正本清源來看，澳門雖然只是個彈丸之地，專業醫療的成本尤其高昂。可是，繼科大中醫專業，可有想到開辦更健康更環保的自然醫學課程，培養這方面的專業本地人才。舉一個例子，作為政府，為面對新冠肺炎的肆虐，提供針藥口罩及隔離治療是無可厚非的。可是，衛生局不是醫療局，理應更強化目前的基本保健與基礎護理服務，配合體育局的大眾體育倡議，全面提升全面體質及免疫力應該是重中之重，就正如前述的優質普及教育理應優於少數成本昂貴的高等教育一樣。

    專家與普通人的差異對待就存在不公平的社會現實，會引起一些社會不公平的批評，尤其是在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的情況下。如果政府或其他機構給予某些特定專家特別的優惠，而這些優惠是基於私人關係、政治利益或其他不公平的原因，則這種做法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的不滿和批評，認為這種優惠對於社會的公正性和平等性產生了負面影響。

 

人工智能尤其ChatGPT盛行下專間可能是首當其衝被淘汰的對象

    瓦特的蒸汽機革命讓很多以體力為生的勞動者丟了飯碗，人工智能尤其ChatGPT盛行的今天，威脅最大的可能不是體力勞動者，而是自以為構築了知識安全邊界的腦力勞動者，如醫生、律師、工程師、新聞編輯、翻譯員、市場分析師、客服等專家工種已經天天被ChatGPT淘汰。

    筆者大半生從事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師資培養、教育行政及研究工作，深深知道澳門目前最欠缺的專家不是醫學人才，而是懂得培養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教育專家。再者，澳門新生代內在韌性與抗逆能力低，形成自殺率高企，因此，輔導專家在培養輔導人才和指導學生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兩個領域的專家是澳門非常缺乏的頂尖人才，香港有馳名世界的教育專家程介明博士，輔導領域有享譽全球的李維榕博士，澳門能數得出教育及輔導的專家嗎？澳門市民已經習慣，一旦有危疾，必須靠早已購入的人壽醫療及自費到外地就醫，醫療是很客觀的科學，無地域國界的差異，可是，文化教育社會心理服務就有顯著的文化地域差異，亦是目前AI及ChatGPT難以完全取代的。

    當然，策略性決策和領導力的專家亦是澳門最欠缺的，這種高度複雜的思考和領導能力在經濟、政治和商業領域中很重要，AI雖然能提供數據支持，但最終的決策還是需要人類的判斷和洞察力。別浪費公帑去花在是專家，但不是澳門需要的專家身上。